张勤德：“主流学者”是怎样像俄罗斯同行那些搞洋教条的？

“主流学者”是怎样像俄罗斯同行那些搞洋教条的？

　中央政策研究室研究员 张勤德

　　 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社科院院长陈奎元提出：“当前，在意识形态领域要反对两种迷信、两种教条主义。”“那种把马克思主义著作中的一些词句和个别结论当作教条的倾向，在党内和社会变革中的影响日渐式微”。“另一种教条主义，是迷信西方发达国家反映资产阶级主流意识形态的思想理论，把西方某些资产阶级学派的理论甚至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政策主张奉作教条，这种倾向在意识形态领域以及经济社会变革中的影响力正在上升。”（《人民日报》2004年4月20日）这就是说，当前在意识形态领域，首先要着重反对的，是洋迷信，是照搬新自由主义的右倾教条主义。
“主流学者”是一直把邓小平同志在南方谈话里所说的苏东剧变即“复辟”，硬说成是改革的。例如马立诚、凌志军说：“谁敢说俄罗斯改革失败，谁就是反对中国的改革”（《交锋》第273页）。原因在于，他们是跟俄罗斯同行一样搞洋教条的。认清这一点，既有利于汲取苏东剧变的教训，又有利于看穿“主流学者”的本质。

　　 他们同样极力否定过去，否定人民领袖，进而彻底否定社会主义。李慎之说：“出了个列宁，俄国的现代化进程中断了”，而到了叶利钦上台搞资本主义，现代化进程才“重新接上”。（《怀念李慎之》，任不寐文）他还极其恶毒地诬蔑全国人民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是什么“土匪”、“军阀”、“最无耻、最残忍、最不讲信誉的特大暴君”（同上，戴煌文）。胡绳则阴险地把毛主席说成是“民粹主义者”。张五常攻击：“共产制度的经济劣迹，史无前例”（《经济研究资料》2002年第12期，程恩富文）。何伟质问：“社会主义有优越性，为何现在还体现不出来呢？”（《中国经济学的寻根与发展》第63页）疯狂鼓吹“告别崇高”的王蒙充满阶级仇恨地咒骂社会主义、共产主义：“20世纪的一大遗产正是理想主义的碰壁。”（《交锋》268页）

　　 他们同样用各种假社会主义搞乱、取代甚至公开鼓动推翻社会主义。吴敬琏提出：“社会主义的最基本的特征是社会公正+市场经济，而不是其他思想。”（《交锋》第421页）李君如把 “两个不问”即“不问姓‘社’姓‘资’”、“不问姓‘公’姓‘私’”，叫做“第二次”、“第三次”思想解放（《中国经济时报》1997年8月12日）；魏杰说：

　　 “国有与非国有不是区分社会主义与否的标准”（《中国经济时报》1997年8月5日）厉有为公开为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当作“补资本主义课”的阶段制造根据：“我们现实的社会主义就是资本主义前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交锋》第361页）由刘吉作序的《与总书记谈心》一书说，西方思潮和中国文化思潮“融汇聚合成为人类新文化，就是‘双赢’，就是人类走向世界大同。这不正是共产党人的崇高理想、共产主义的最后实现吗？！”跨国公司“代表了人类生产方式的方向”，“从而为世界大同奠定了经济基础”（第276、163、164页）。李慎之威胁道：“不管现实多么令人沮丧，我还是抱着十年前由千家驹老人提出的和平演变（或曰和平进化）的愿望。理由十分简单，不是和平演变，那就只有暴力革命了。”（《中国文化风雨苍黄五十年》）

　　 他们同样仇视人民民主专政，主张照搬西方的政治体制。吴敬琏说，由于“共产党执政基础的扩大，包括个体户和私营企业主在内的新出现的社会阶层，都是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对他们的合法权益都要保障。在这种情况下，现行宪法中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民主专政，实质上即无产阶级专政’等规定，就显得不合时宜了”（2003年6月6日《在青岛修宪研讨会上的发言》）他还极力赞扬：“俄罗斯的宪政改革是走在我们前面的”（《旗帜文萃》2004年1月号）。朱厚泽宣传：“争取自由的呼唤始终回荡在因不自由而历经痛苦的千万人中间。”（《怀念李慎之》）钟伟志谈到：“我们的社会应该从一个‘革命’的社会转变到一个以成熟方式处理矛盾的社会。”（《经济观察报》2002年11月11日）任仲夷（官员或前官员参与理论论争，这里也作为学者对待）对记者发表谈话，提出中国应建立西方国家那种政治体制：“西方国家几百年的实践已证明，‘三权分立’对制约权力遏制腐败非常有效，就像市场经济能有效配置资源一样，这是人类创造的管理国家、管理社会的有效工具，是人类创造的政治文明，不是资本主义的专利。”“我们有些人，把保持中国特色作为拒绝外来文明的挡箭牌，这是荒唐的和丑陋的”（《南风窗》2004年10月24日）。

　　 他们同样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叫嚷要容许存在反对党。钱理群埋怨：“‘一党专政’正是中国政治始终迈不过的一道坎。”（《怀念李慎之》）有些“主流学者”用假名在网上咒骂：“在极权主义社会，不是平庸的人当政，而是最坏的人当政”。“一党专制之国不开党禁必亡党，前有德国纳粹党的遗臭，后有伊拉克复兴党之覆辙，可作警示。”（《关天茶舍》2004年7月30日）邓伍文的文章讲：“搞国家民主，很关键的一条是宪法得保障反对党的自由。”（《怀念李慎之》）

　　他们同样疯狂地攻击马克思主义。李锐说：“马克思的理论体系的基本观点是错误的，包括唯物史观和劳动价值论这两大马克思主义的基石，以及从而得出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和策略等。”（《对马克思主义再认识》序言）张五常叫嚷：“在中国，马克思的理论是奄奄一息了”。“关于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的概念，我曾用过三招两式，使它‘片甲不留！”（《经济研究资料》2002年第12期，程恩富文）他还恶狠狠地说，要“在马克思主义的棺材上钉最后一颗钉子”（《亚洲周刊》2004年12月12日）。

　　 他们同样极力推行私有化改革，用私营经济取代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何炼成讲；“我主张非国有化”，主张“废除国家所有制形式”（《经济学家》1996年第3期）王珏写道：“市场经济的一般性、普遍性、竞争性领域应当是民有经济和民有企业的天下。”因此，“国有企业经营不好，需要‘国退民进’，经营好，也需要‘国退民进’”（《理论动态》2004年10月30日）。樊纲提出：“国有资本要从企业形态上退出，转移到公共物品、基础设施的社会保障上，比如建桥、修路等”（《2003年政治经济学研究与发展综述》，卫兴华、孙咏梅文）。梁守民认为：“国企要改革，要把企业财产落实到每个实实在在的资本所有者身上，（这个过程称之为‘民营化’或‘国退民进’只是个名称、概念而已），几乎已经成为全体国民的共识。”（《新浪财经》2004年10月21日）盛洪说：“不妨把这些公共财产看成无主之物，谁先把它拿来卖，这些公共财产就算他们的。”（《人民网》2004年10月2日）张寒松叫嚷：“我们认为，应鲜明地提出民营经济主导论”（《经济学消息报》1996年4月26日）。《中华工商时报》2001年元旦的评论员文章说：“从法律和政策的角度而言，民营经济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主力军，实现角色切换，已不成其为问题”。“当民营经济抢占了先机，更多地掌握了主动之后，经济格局的演变将不依人们的意志为转移。”张贤亮写道：“咒语必须由另一个法力更强的咒语来破除，在现代社会，法力最强的咒语莫过于私有制万岁！”（《焦点对话》第111页）

　　他们同样反对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主张搞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我们党一再强调我国只能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于光远却公开唱反调：“我们要建立的现代市场经济，只有先进与落后之分，没有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分。”（《中华工商时报》1995年7月8日）张五常讲：“私有产权是真正的市场的先决条件”（《经济研究资料》2002年第12期，程恩富文）。厉以宁宣传：“合资、外资企业产品主导市场，是市场竞争中的正常现象。”（《华商时报》1997年3月7日）张维迎宣称：“我们还要强调一个观点：任何一种组织形态，它是不是有效，我们只有通过市场竞争来检验它”。“目前的主流经济学界，无论是理论还是经验的研究方面已经得出一个基本的结论，一个国家的资源要得到有效的配置，一定主要靠民间的力量、自由企业制度的力量来推进它的发展。”（《搜狐财经》2004年10月24日）

　　他们同样坚持单边发展观，反对科学发展观。马立诚、凌志军说：“物质的文明和精神的文明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事。说到底，不是两件事，是一件事。”（〈交锋〉第357页）厉以宁公开以狡辩的方式，反对真正解决分配不公、贫富悬殊的问题：“结果平等是不应该的，机会均等是不可能的，我们应该弘扬一种来自优秀传统文化的中国式公平观念。好比一个大家庭，家长指定老二上大学，老大做苦力供养老二。但由于他们对大家都有‘群体认同感，’就不会认为有什么不公平。”（《社会科学报》2004年4月22日，侯若石文）晓亮认为：“收入差距过大未必是坏事”（《2003年政治经济学研究与发展综述》，卫兴华、孙咏梅文）。“主流学者”往往倾向于以资为本。吴敬琏宣扬：“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必须由‘老板’进行，也就是由所有者进行。最好的办法就是把股权送给‘打工者’（即经理）。”（《社会科学报》2004年6月3日，侯若石文）陆学艺等提出，私营企业主阶层，是“中国社会阶层结构中的主导阶层之一，是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导性力量”（〈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第87页）。

　　他们同样宣传自私是人的本性，倡导“私欲动力论”。王东京公开宣扬：“经济人假定，把人看作是理性的利己主义者，说人是自私的。为什么要这样假定呢？因为事实即是如此。人们如果不自私，就不会有劳动积极性，政府也无法通过政策调节经济。”（《文汇报》2004年6月6日）张五常大讲：“假如我要跟一位共产的支持者辩理论，我就一定要问：人的出发点究竟是不是自私的？只这一问，我就胜利了！”（《中国经济大论战》第8集，程恩富文）革命导师和我们党，都一直强调个人利益要服从集体和国家利益，强调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是主旋律，田纪云却大唱反调，向人民群众宣传“个人利益是决定性的”（《毛泽东旗帜》2004年10月6日）。于光远图谋把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变成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唯利是图、损人利己的思想文化。他写道：“我们非常缺少现代市场经济的文化”（〈中华工商时报〉1995年7月8日）。陈志武说：“人类历史上最原始的、维系最久的形式就是私有化的形式，企业组织形式最长的也是私有，因为这是最接近人性的。”（《新浪财经》2004年9月20日）

　　他们同样主张培植一个新的资产阶级，并把他们作为主导力量。厉有为提出，要“形成一个有产的劳动阶级的大平台，社会上最富有的剥削阶级和最贫穷的无产阶级两头是极少数。这样我们共产党人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目的就实现了。”（《交锋》第364页）王延效的文章讲：“‘如果不建立以私有财产制度为主体的产权制度，如何培育一个能够支撑起民主和法制的中产阶级？’因此说，国有企业产权改革这一大方向不能动摇，对此不容有丝毫的质疑。”（《新浪财经》2004年10月11日）为了给培植新资产阶级创造有利的环境，他们极力否定马克思主义关于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和资本主义剥削的基本原理，例如吴敬琏讲：“马克思主义的分配论就是要素分配，劳动者拿了工资，他的贡献是工资补偿的，资本利润是对资本的补偿，所以资本是谁的，利润就是谁的。”（《战略论坛》2001年10月10日）刘吉认为，私营企业和雇工“并不注定就是剥削”（《2003年政治经济学研究与发展综述》，卫兴华、孙咏梅文）。

　　他们同样否认工人的企业和社会主人的地位，把他们打入社会最底层。张曙光说：“劳动者在商品和社会财富创造过程或劳动过程中所有的地位就只是其劳动力的所有者，而不可能成为企业或社会财富的主人。”（《经济体制改革》1997年第2期）王珏认为，工人是主人翁只是一种“假定”，这种“假定不适合市场化改革的要求”（《经济参考报》1997年10月7日）。周其仁写道：“我认为现在上百万工人下岗发出的信号是正面的。它告诉年轻一代劳动力，铁饭碗是靠不住的。”（《经济消息报》1997年7月25日）陆学艺等则将当今中国社会分为10个阶层，把工人、农民、下岗职工打入第8、9、10的最底层。（〈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第47页）

　　他们同样搞民族投降主义，主张当美英帝国主义的洋奴才。茅于式、许良英的文章写道：“所谓现代化就是美国化。”（〈怀念李慎之〉）李郁的文章提出：“全球化要以西方文明为基础”（同上）。张五常叫嚷：“我们都不希望港英弃港而去”（《经济研究资料》2002年第12期，程恩富文）。李慎之竟然说出这种简直令人不敢相结信的话：中国要实现现代化，必须跟着美国走，“给美国当孙子”（《战略与管理》1995年第4期）。

　　他们同样用理论骗子、政治骗子的手法骗人。 有些“主流学者”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比如，邢贲思当年曾是宣传实践标准最积极的学者之一，可是后来却把脸一翻，在《人民日报》大讲一种理论是区分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的“座标”。刘吉作序的《与总书记谈心》编者则更直接地称之为“重要标准”（《解放日报》1992年5月7日）戴园晨写道：“我们一开始并没有解决改革目标的定位问题，只是解决了一个定向问题”。“比如向‘东’走，以‘天津’为目的地，但一开始并不提‘天津’而提‘通县’，当到了‘通县’以后再提‘廊坊’，最后才可能提出‘天津’。”他这是在公开夸耀“主流学者”一开始只提公有制和市场经济可以结合，等被接受搞起市场经济以后，再提公有制和市场经济不相容，因此公有制应当退出竞争领域之类骗术，所取得的成功；是在公开嘲笑善良的人们受了他们那种一开始只提改革原有体制中的弊端，随后只提私营经济是有益补充，最后再提改革所有制、实行私有化的鬼蜮伎俩的欺骗，至今还没有明白过来。可见，他们的得意忘形已经达到了极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