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航红旗早期造反领袖戴维堤长篇自传回忆录：《逝者如斯》中部：文革风云（二）

周总理为我平反

　　1966年10月6日，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了十多万人参加的“全国革命师生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除了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外，周总理以下所有中央首长都出席了。韩爱晶、蒯大富等人坐在主席台后排，我作为普通一兵和同学们坐在体育场的草坪上。
　　在这次大会上，北航红旗的代表井岗山（二把手）发了言，按照中央首长讲话和《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社论精神，对“两条路线的斗争”问题作了精彩地论述，这在全国是第一次。蒯大富代表到会的十万红卫兵向党中央和毛主席宣了誓。这不仅使蒯大富彻底平了反，也使他从此名扬四海。
　　在大会进行中，有人把我受迫害时写的血书交给了周总理，周总理看后交给了江青等人传阅。周总理问我本人来了没有，要见我。于是，在全场十万多人注目下，我从广场下面走上了主席台。
　　那天，我穿着洗得发白、双肘上补着大补丁的蓝上衣走到了周总理面前。我双手握着周总理温暖的大手，眼含热泪，激动得说不出话来。周总理也很激动，记得他说：“你们是优秀的，不应当压制你们，应当为你们平反。我已经让国防科委的同志为你们平反。”周总理说完，把我让给了江青，我同江青握了手。
　　对当时的江青，我把她当成中央首长和伟大领袖夫人看待，所以心情仍很激动。当时文革刚刚开始，她的讲话和干的坏事还不多，不可能对她有什么反感。记得当时江青说:“毛主席听说你们被逼得写了血书，很生气。（是否李敏告诉毛主席的？）你们不要怕，中央支持你们。”我激动地说：“请问候毛主席好，祝他身体健康。”随后，我又和主席台前排的陶铸（？）、陈伯达、康生、谢富治、王力、关锋、戚本禹、张春桥、姚文元、肖华、杨成武等人一一握了手。
　　主席台上这次接见，持续了好几分钟，记者抢拍下了周总理同我握手的镜头。
　　上述文字有人可能有微词，都什么时候了，还“炫耀”这些，招打是不？我要告诉这些朋友，我这是回忆历史，记录事实，所以只好实话实说，相信读者会明白和理解的。我就不信您老先生早就知道江青是坏人，一见面就扭断她的胳膊。
　　周总理为我平反的消息迅速传遍了北航，红旗战士们都很高兴，纷纷向我祝贺，尹聚平同学也高兴地掉下了眼泪。
　　自从我“自我罢官”把一把手让给韩爱晶后，我当起了小小老百姓--普通红旗战士，乐得一身轻松，逍遥自在。我回到了我的3511班，与同学们准备复课闹革命。我当时幼稚地认为，自己已经平反了，闹了几个月的革命也该结束了。文化革命，当然离不开文化，学生们该好好上课了，这就是我当时的思想。
　　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文革风暴越演越烈，全国已经乱起来，收尾谈何容易？为了把文革烈火传遍全国，在毛泽东和党中央的支持下，全国的大、中、小学生们以红卫兵的身份开始了全国大串联。当时，全国各地到处都有红卫兵接待站，坐车不用买票，吃饭不用花钱，愿意去哪儿就去哪儿。除了各大城市外，韶山、延安、长征路，黄山、庐山、峨嵋山，到处是红卫兵们的好去处，到处留下了大串连的学生们的足迹。
　　我和几个同班同学没事干，便先后去了东郊的738厂串联。（这个厂生产电子计算机，是我的专业对口厂，我后来分配到该厂。）先是同工人们同吃同住同劳动，后来厂子也乱了起来，就返回了学校。
　　这期间，上海刮起了“一月风暴”，成立了“上海人民公社”，并掀起了夺权浪潮。“北航红旗”也乘机夺了北航的一切大权，提出了“一切权力归红旗”的口号。随着中央文革的支持，北航红旗名气起来越大，成为全国响当当的革命造反派。在学院内，反对派“红卫兵”、“赤卫队”土崩瓦解，如鸟兽散，一些人加入了北航红旗，大部分人外出串联去了。“东方红”、“红教工”等组织并入了“北航红旗”，“北航红旗”发展到四千多人。有些学生和干部、教师组织上没有参加北航红旗，但事实上成了北航红旗的成员。从此，北航成了“红旗”的一统天下。在中央文革的支持下，北航红旗很快就成了中央文革的“铁拳头”，开始“包打天下”。南到广州，北到哈尔滨，东到上海，西到西宁、乌鲁木齐，全国到处都有北航红旗的人马和造反联络站。
　　北航一月夺权时，我因已不是头头，又在工厂串联，没有参与。但由于我在北航文革初期的影响，头头和红旗战士们仍对我十分尊重，我也力所能及地为北航红旗尽“犬马之劳”。
围困“苏修”大使馆

　　1967年1月25日晚，北航红旗办公室接到了派驻《人民日报》的红旗战士吴某某的电话，说刚收到我驻苏使馆急电，我一批即将回国的留学生在莫斯科红场瞻仰列宁墓时被苏联警察打伤，发生了严重的流血事件，消息刚刚通知外交部和中央。
　　韩爱晶一听，立即召集主要头头们开会。大家一致认为，这是“苏修”对我们的严重挑衅，是可忍、孰不可忍！作为中国人和毛主席的红卫兵，我们必须立即采取行动，迎头痛击“苏修”的挑衅，捍卫我中华民族的尊严。会议决定立即组织大规模游行示威，声讨“苏修“的暴行，并发电给中国驻苏大使馆，对我受伤的留学生表示慰问和声援。
　　1月26日早上天还未亮，北航红旗广播站奉命以最大音量向全院广播了莫斯科红场发生的流血事件，要求红旗战士们立即起床参加游行示威，并欢迎广大革命师生积极参加。
　　文化大革命中，各种形式的游行示威如家常便饭，不需要向任何人请示，也不需要任何人批准。这次是抗议“苏修”暴行的爱国行动，更没人反对。于是，全院师生数千人很快集合好了队伍。头头们决定由我带队，于是，我带领北航的游行队伍浩浩荡荡地出了校门，直奔东直门内的苏联大使馆。这时天刚刚放亮，其它大专院校和单位也陆续从北航得到了消息，立即响应。很快，一支支游行队伍跟在北航的队伍后面，向城里进军。
　　一路上，红旗飘扬，歌声嘹亮，群情激奋，斗志高昂，抗议“苏修”法西斯暴行的口号声震天响。红旗战士们唱起了李劫夫创作的《我们走在大路上》。
　　我们走在大路上，
　　意气风发斗志昂扬。
　　毛主席领导革命的队伍，
　　披荆斩棘奔向前方。

　　我们走在大路上，
　　革命道路多么宽广。
　　共产党指引我们的航程，
　　无限幸福无尚荣光。

　　向前进！向前进！
　　革命洪流不可阻挡。
　　向前进！向前进！
　　向着胜利的方向。”

　　李劫夫是沈阳音乐学院院长，著名作曲家。《我们走在大路上》这首歌，是李劫夫的代表作，写于1965年，在文革前及文革中风靡一时。每逢重大节日，重大活动，同学们必唱这首歌。这首革命歌曲无论政治内容和艺术水平皆无懈可击：朗朗上口，节奏明快、欢畅，进行曲风格，时代感极强，唱起来立即给人一种奋勇向前，无往而不胜的毫迈之情。文革中李劫夫为毛主席的许多诗词和语录谱写了曲子，有些成了脍炙人口的歌曲，有些语录歌也风靡一时，全国人民天天唱，尽管有点不伦不类。实事求是地说，象《蝶恋花--答李淑一》和《沁园春--雪》等歌曲还是不错的，很有水平，后来无人能超过他。
　　李劫夫文革初被打成“黑帮”，北航红旗派人把他“抢”来保护了起来，他对北航红旗革命小将十分感谢和赞赏。为表达感激之情，他为北航红旗战士写的《红旗战歌》谱了曲。
　　（笔者注：关于李劫夫，关心的人很多，本书略作交代。李劫夫离开北航后即被“解放”，但可惜的是，由于1943年在晋察冀时和黄永胜有点部属关系，糊涂的李劫夫后来上了林彪集团的“贼船”，并曾为林彪上台写过半首“紧跟林主席向前进”的歌曲（未写完）。1971年10月20日，李劫夫被隔离审查。5年后的1976年10月17日，李劫夫因心脏病猝逝于“学习班”中，终年63岁。1979年11月20日，辽宁省委“纪委”作出决定：李劫夫积极投靠林彪反革命阴谋集团，问题性质是严重的，但考虑其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被定为严重政治错误。并因其已死，对其处分不再提起。
　　李劫夫的所有歌曲作品被封杀、停唱10年。直到1981年在有关人士的质疑和呼吁下，李的作品才被解禁。1997年庆祝香港回归的音乐大会上，党和国家领导人同首都数万群众齐声高唱“我们走在大陆上”。1999年国庆阅兵式，雄壮高昂的“我们走在大陆上”响彻云霄。）
　　书归正传。我红旗战士们高举红旗，一遍一遍地高唱着“我们走在大路上”和“红旗战歌”，一遍一遍地高呼着“打倒苏修！” 、“讨还血债！”的口号，昂首阔步地向苏联大使馆进军。
　　半路上，早八点时，各单位的高音嗽叭开始播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联播。广播中报导了莫斯科红场发生的流血事件，我国政府向苏联政府提出了强烈抗议。广播中还说苏修的暴行激起了全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和极大愤慨。现在，北京的大街上已人山人海，游行示威的队伍正向苏联大使馆挺进……
　　经过几个小时的行军，我带领的北航游行队伍最先到达了苏联大使馆门口，立即把使馆大门围得水泄不通。使馆大门向南通东直门内大街的路文革初已改名为“反修路”。倾刻间，“反修路”和东内大街上，游行示威的队伍已人山人海。“打倒苏修！”的口号声震天动地，响彻北京上空。
　　苏联大使馆大铁栅门紧闭，门内有几个苏方人员向外探头探脑地张望。我武警战士和警察已把使馆保护了起来。我和同学们举着拳头，对着使馆大门不停地高呼：“打倒苏修！” “向苏修讨还血债！”“坚决抗议苏修的法西斯暴行！”“坚决反对现代修正主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毛主席万岁！”……惊天动地的口号声几乎要把苏联大使馆震塌。
　　这时有学生请示我，可否冲进去抓出几个“苏修”分子批斗一下？
　　我尽管也处于极度愤怒和昂奋之下，但我是头头，不能胡来。我向大家宣布了纪律，一切行动听指挥，不要搞过火行动。因为我国在苏联也有大使馆，我们若砸了苏联大使馆或打了他的人，对方一定要搞报复，所以不能蛮干。这点常识和水平我们还是有的。
　　这时，一位卫戌区的首长也找到我，要我们注意不要抓人、打人。他转达卫戌区领导同志的话说，只要学生们不冲进使馆，干什么都行。若万一“苏修”把我们的学生扣住，那就把人抢出来，“苏修”抗议就抗议，由外交部处理后事。
　　正在这时，有人报告说，有一辆“苏修”大使馆的伏尔加车从外面开来，现被堵在反修路口。愤怒的学生们已向车上倒了许多墨汁、浆湖，贴满了标语。车里的人吓坏了，不敢出来。学生们请示我可否把送上门来的“苏修”分子揪出来批斗，把车揿翻，点火烧了算了。
　　当时我也正在激奋状态下，我也是才20来岁的热血青年。我当时认为，把苏修分子揪出来批斗一下，把车烧了也算不了什么，谁让苏修打了我们的人呢？以牙还牙，以血还血，这是合情合理的。红卫兵嘛！出点格没关系。我几乎就要同意采取行动。凭我的身份，只要我一点头，学生们什么也敢干。但是，理智最后还是占了上风，我必须冷静，不能蛮干，这是国家大事，不能让中央为难。
　　谢天谢地，我又避免了一次错误和灾难。当时若头脑发热，同意学生们蛮干，烧毁辆汽车倒没什么，后来也不会让我们赔，但车内的“苏修”分子很可能被愤怒失控的学生们打死。那将把事情闹大，造成严重的国际事件，甚至会导致中苏战争爆发，这是完全可能的。后来的珍宝岛事件就是如此。
　　于是，我分开众人，赶到了伏尔加车前面。透过车窗，见车里坐着一男一女，男的开车，是个胖子。我举着拳头挥舞着，对着车内的人用俄语大喊：“混蛋！法西斯！打倒苏修！”我是学俄语的，会几句苏联话。
　　然后，我要大家让出一条路出来，用手势引导着伏尔加车向前开。这时有人大喊：“别让苏修轧死你！”我笑着说：“他敢！”这时，我看到车内的胖子向我作了一个揖，慢慢地发动了车，跟着我一步一步地向前蠕动，在两边学生们的口号声中，一直开到了使馆门口。使馆的大门开了，我让开道，伏尔加车鸣着喇叭开了进去，大门又立即关上了。
　　我的行为受到了警察们和武警首长的赞扬。
　　随后，我们在大使馆门口宣读了抗议书。学生们又喊了一阵口号。然后，我便带领游行队伍一边游行一边往学校返回。
　　这次围困苏联大使馆，抗议“苏修”暴行的革命行动，十分顺利和成功，没有发生过激行为和意外事件，事后受到了有关方面的表扬。后来得知，“苏修”也搞了对等行动，派人到我驻苏使馆门口闹了一顿，但也未敢有出格行动。当时我们若行动过火的话，“苏修”一定会报复的。
　　文化大革命中的许多次涉外事件后来都被说成是反革命事件和“5。16”罪行。最典型的事件是“火烧英代办”事件。当时，英国佬在香港反华，迫害我同胞。英国军警悍然开枪打死我同胞15人，并把我新华社记者判刑。愤怒的中国红卫兵和学生们忍无可忍，冲进了朝阳门外的英国代办处公寓，有人放了一把火，把英代办公寓楼烧了，但没有烧死人。这就是轰动全世界的“火烧英代办”事件。后来抓“5。16”运动中，许多人为此被整，被关，罪名是破坏中国外交政策的所谓“5。16”罪行，并说王力是“火烧英代办”的黑后台。历史证明，这是胡说八道。对此，周恩来总理后来说，此事与王力无关，是外交部的最后通牒引起的。
　　我带人围困苏联大使馆一事，由于当时确实没有什么出格的错误行为，后来一直没人说三道四，整我时也没提过此事，这就对了。否则，我将以卖国罪起诉他们。
　　事过多年之后的1999年5月7日，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好汉”们用三颗导弹准确地炸毁了我驻南联盟大使馆，炸死了许杏虎、朱颖、邵云环等三名英雄记者，欠下了中国人民的血债。北约“好汉”们的这次军事行动，绝对不是“失误”，而是百分之之百是故意挑衅，绝对是赤裸裸的战争行为，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十二亿中国人民的极大侮辱和蔑视。此事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公愤，许多共产党员、干部和老百姓气得骂大街。可怜我们的导弹技术还不太过硬，没法把美国白宫炸几个窟窿，这口恶气实在难出。当时，官方组织的一些中国学生们倒是在警察们的保护下去美国大使馆门口转了转，喊了几句口号就完事了，就象当年我们在苏联使馆门口一样，没有任何过激行动，这就对了。美国太强大了，还是忍气吞声为好。国家大事不是闹着玩儿的，应当有理、有利、有节，谨慎小心，三思而行，小不忍则乱大谋。等我们的国家慢慢地建设好了，经济、军事实力尤其是导弹和反导弹技术远远地超过了美国时，也发三颗导弹把美国加洲的大沙漠炸几个窟窿，出出气就行了。
　　想不到两年之后，一个叫本.拉登的家伙替中国人出了这口气。但某些中国人不买账，尊称他为“恐怖分子”。
大连镇压“造反团”

　　书归正传。1967年春天，我和几个同学没事干，便决定去大连串连，有条件的话就下工厂锻炼，接受工人阶级的再教育。
　　之所以去大连，一是大连的大海很迷人，二是同学张海在大连有许多革命造反派战友，可以接待我们。
　　写到大连之行，我不能不提到这位老同学张海，我没有办法，请他原谅。
　　张海文革前已是共产党员，文革之初是保守派，后来受中央社论和最高指示影响，反戈一击，积级造反，成为北航红旗的一名骨干，这本没有什么。只是他受极左思潮影响较深，干事往往极左，而且能量颇大，文革中干的有些事十分过火。由于多种原因，他文革中虽未当头头，但却是一名不普通的群众。没有想到的是，多年之后抓“5.16”运动受审查时，可能专案组动用了“滓渣洞”的手段，张海同学血肉之躯有点怕痛，于是信口开河，把文革中自己干的事儿一古脑儿推到我的头上，说全是我支使他干的。为了保护老同学，我干脆把张海干的许多事（不一定全是坏事）都揽到自己头上，一口咬定他是普通群众，没有任何问题。但万万没料到，他后来竟无中生有地承认了自己是“5.16”分子，并一口咬定是我发展的他，交待材料写了几十张纸，时间地点“证据确凿”，不容我厂军管会专案组不相信，把我关了一年多。军管会最后把材料拍给我看时，我才大吃一惊，恍然大悟。我使出浑身解数，用铁的事实否定了我和张海的“5.16”问题。
　　张海被解脱后，青云直上，混的相当不错，我打心眼里为他高兴。1966年10月打倒“四人帮”后的的第三天，张海到京出差来看我，我盛情招待。没想到张海在酒桌上拍着胸脯大言不惭地说：“专案组整我，都是你连累了我，我死保你，一个字都没揭发你。说我们是‘5.16’分子？真他妈开玩笑！咱哥们什么时候参加过‘5.16’了？”搞得我哭笑不得。
　　张海青云直上后，或许是怕我们再连累他，从此断绝了与同学们的一切联系。风云变幻，大浪淘沙；人各有志，不能强求。如张海看到此书，请他谅解。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文革中说假话的人太多，算不了什么。我为了写书，不得不提及此事。人无完人，谁都有失误的时候，况且张海的失误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和法西斯逼供下发生的，有情可原。希望张海老同学海量，保重身体，安度晚年。如果还想和老同学恢复联系，热烈欢迎。
　　书归正传。我们到大连后，先到有名的大连钢厂同工人师傅们同吃、同住、同劳动了一段时间。当时大连已乱了起来，全市有“工总司”、“大专院校”和“五一兵团”等几大群众组织。“工总司”和“大专院校”以工人和学生为主，是造反派，“五一兵团”以老工人、老党员、转业军人居多，也打着造反的大旗，但拥护解放军，思想偏保守一些。我们到大连后，各派组织听说“北航红旗”来人了，纷纷来找我们，让我们表态支持他们。驻军也派了干部来请我们去作报告。
　　本来我们完全可以找各种借口拒绝表态，谁都不得罪。但鉴于当时的形势和我们的身份，不表态不行。经过了慎重的考虑，我作出了大胆的决定，以“北航红旗大连联络站”的名义支持“五一兵团”，支持驻军。这下子可把“五一兵团”的头头们乐坏了，当地驻军也非常高兴。
　　如今的年轻人看到这里可能会哑言失笑，你们算老几？历史的事实是，当年“北航红旗”就是有点“老子天下第二”的味道。作为中央文革的“铁拳头”，谁若得到了“北航红旗”的支持，那就意味着光荣和胜利。
　　但是，我的决定惹火了“工总司”和“大专院校”的造反派们，他们派人来向我宣战，声称要让我走不出大连。
　　我之所以支持大连驻军，是经过慎重考虑的。大连地处国防前哨，解放军不能乱，这是基本的常识，否则让蒋介石看笑话。基于这一点，我尽管认为当地驻军对毛主席的文化革命不很理解，但不能同解放军对着干，更不能“反军”。而“五一兵团”既造反又拥军，大方向没错，所以我采取了支持“五一兵团”的作法。
　　张海同学对我的决定不以为然，他认为必须支持“工总司”和“大专院校”造反派，否则就是“支保”，有损于北航红旗形象。他对“工总司”和“大专院校”的头头们也没法交待。
　　于是，张海自己表态，坚决支持“工总司”和“大专院校”造反派组织，并同他们的头头们保持密切联系。当时，我出于多种考虑，默认了他这种作法，这也就是我后来承担了一切责任的原因。
　　不久，应当地驻军之邀，我和张海等人去部队作了一次报告。我和部队首长坐在主席台上，报告是由张海作的。张海主要介绍了北京文化大革命的有关情况，受到了部队官兵的热烈欢迎。
　　有一天，大连警备区司令员邓岳将军邀请我们去司令部作客。
　　我们到了司令部，邓司令用海鲜和包子招待我们。他对我们支持驻军表示感谢，并开玩笑说：“现在到处都是司令部，都叫司令，全是假的，我这个司令才是真的，我是毛主席、林副主席亲自任命的。”说得大家哈哈大笑。
　　邓司令为了保护我们，让我们住到了部队招待所里，并派兵保护我们。
　　一天晚上，驻军某部队的首长派人把我和一个姓王的同学（张海那天不在）拉到了瓦房店附近的一座军营里，战士们烧好了热炕，端来了热水，让我们休息等候，说有首长要见我们。
　　不久，听见飞机响。一会儿，一架直升飞机降落在军营的场地上。
　　飞机上下来了一位老军人。他把我们叫到了办公室里，寒喧了几句后，他开门见山地说：“谢谢你们北航红旗，谢谢你们支持我们。你们在伟大领袖毛主席身边，消息灵通。我们这里很复杂，那些乌龟王八蛋们闹的厉害，打砸抢，把我的战士都打了。我早就想收拾他们，但吃不准，你们来了就好了，我们就踏实了。我这次来就是看看你们，表示感谢，我马上要飞回沈阳，你们好好休息吧！”一回儿，老军人戴上军帽，出门上了飞机，飞走了。
　　后来才知，此人是沈阳军区某野战军张锋军长，后任沈阳军区副司令。
　　我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我知道军人的作风，说一不二。从张军长的口气里，仿佛透着杀气，我心里直打鼓。
　　在学校时听外出串联的同学说，各地解放军对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许多地方驻军支持保守派，镇压造反派。青海的赵英夫就开枪打死了许多红卫兵造反派。今天的情况很不妙，千万别出事，我心里直祷告。
　　说实在话，也可能是从小受苦受难受过磨炼，也可能是父亲遗传基因的影响，我养成了说一不二，做事从不反悔的习惯。对就对，错就错，好汉做事好汉当，从不婆婆妈妈。在大连支持驻军，我至今无悔，但我坚决反对部队镇压群众，不能把造反派都视为反革命，更不能开枪杀人，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部队领导安排我们休息，说晚上部队有行动，你们不要管，躺着睡觉就行，有战士保护你们。
　　我们刚躺下不久，就听院子里哨子响。顿时，战士们的跑步声、汽车声、枪支撞击声响成一片，我爬起来出门一看，只见一辆辆满载着全副武装的战士的军车开出了军营。
　　我和小王立即穿好衣服，想出去看个究竟，门口两个持枪的战士劝阻说：“首长有命令，为保护你们安全，不要出军营。”我推了战士一把说：“谢谢你了，不要紧。”便冲出了军营。两个战士立即跟在了我们后面。
　　一出军营，我大吃一惊。微弱的路灯下，荷枪实弹的战士们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再往前走，只见路边架着许多轻重机枪，战士们趴在地上，手扣着板机，一排排子弹明晃晃的，拖在机枪旁边。
　　我未当过兵，第一次见到这种场面，心里不由紧张起来，我不知道部队要干什么，采取什么行动？反正不会是演习。
　　保护我们的战士把我们领到了一家工厂的大门口，只见工厂已被全副武装的战士们包围。我看见了工厂门口的大牌子“辽宁省瓦房店纺织厂。”
　　突然，高音喇叭响了起来，夜深人静，声音格外清晰、响亮。
　　“中国人民解放军某某某某部队奉上级命令，坚决取缔‘瓦纺造反团’。‘瓦纺造反团’的头头们是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他们打着造反的旗号，实行打、砸、抢，攻击我中国人民解放军，打死打伤革命群众和我解放军战士，是可忍，孰不可忍！我中国人民解放军某某某某部队遵照中央军委八条指示和沈阳军区司令部的命令，坚决取缔‘瓦纺造反团’。‘瓦纺造反团’的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必须无条件投降，谁胆敢反抗，死路一条……”
　　这时，我才如梦初醒，真相大白。原来刚才张锋军长是来最后拍板下命令的。事到如今，我已骑虎难下。我并不了解“瓦纺造反团”的具体情况，他们的头头们干了什么坏事我也不清楚。但是，情况已经明摆着，部队的行动已经实施，这绝对不是儿戏的事，我既然支持驻军，就应该相信驻军。水已泼地，木已成舟，没有商量和回旋的余地。于是，我让陪同的战士们带我进了厂，来到了厂广播室。
　　一进广播室，部队首长见我来了，十分高兴，建议我讲几句。我没有犹豫，接过话筒，大声地喊道：“我代表北航红旗坚决支持某某某某部队的革命行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只准左派造反，不准右派翻天。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坚强柱石，谁反对解放军谁就是反革命，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万岁……”
　　我的喊叫声，通过高音喇叭响彻在瓦房店地区的夜空中。身旁的部队首长和战士们热烈地同我握手，连声说：“谢谢，谢谢。”
　　随着我的喊叫声，一个个“瓦纺造反团”的头头们被五花大绑押了出来，我数了一下，足有三、四十个。他们一个个被解放军战士押走了。
　　这就是震惊辽东半岛的“瓦房店事件”。
　　在我支持驻军部队镇压“瓦纺造反团”的时候，同学张海正在大连“工总司”和“大专院校”的头头们那里，他万万没想到我会支持驻军镇压造反派。第二天，他找到了我，对我大为不满，并说大连造反派要干掉我。
　　果然，第二天，大连大街上便贴满了“打倒北航红旗冒牌驴戴维堤！”“绞死戴维堤！”的大标语。我的名字被倒写，并打上红叉。
　　我看事不好，便溜回了北航。
　　回到学校后，韩爱晶等人早已收到了大连造反派的控告，他问我是怎么回事。我把大连的情况如实相告，认为造反派不该反军，反军的就不是真正的造反派，就不应该支持。这时许多头头都指责我不该支保，不该支持驻军镇压造反派，这有损于北航红旗的形象。有的红旗战士甚至贴大字报要开除我，说我是北航红旗的“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我当然不服气。不料韩爱晶却说：“戴维堤干了件大好事。我们的人在外都冲军区，反对驻军，中央首长天天骂我。戴维堤在大连支持解放军，了不起，帮了我的大忙，这是大好事。谁说我们北航红旗反军乱军？戴维堤是好样的。”
　　按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在大连“支保拥军”，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没想到后来大连某些人“不够朋友”。事过数年后清查“5.16反革命阴谋集团”时，当时的大连市某负责人说，大连市的“5.16”分子多得很，全是“北航红旗大连联络站”的戴某人和张某人发展的。（注：可能是张海同学发展的，反正我一个也没发展。）于是抓出了许多“5.16”分子。对此，我深表遗憾，并借此书向当年被错整的瓦房店纺织厂的工人师傅们和所谓的“5.16”分子们深表歉意。
“二月逆流”问题

　　在我去大连串联、支持驻军镇压“瓦纺造反团”的时候，北京发生了“二月逆流”重大事件。
　　文化大革命刚刚半年，中国已经天下大乱。在毛泽东主席的号召和“中央文革”的支持下，全国的大、中、小学的学生们以红卫兵的名义开始了“大串连”，把文化大革命的烈火传遍了全国各地。国家党政机关几乎全部瘫痪了，许多干部都被当成“走资派”打倒了，一些工厂停工、停产了，全国陷入了一片混乱之中（当时军队暂时还没有乱）。面对这种形势，具有“绝对权威”的毛泽东主席“稳坐钓鱼台”，认为“天下大乱才会达到天下大治”，林彪和中央文革也认为“乱是好事，乱了敌人。”
　　1967年2月16日下午，周恩来总理在中南海怀仁堂主持召开政治局日常工作碰头会，会议的原定内容是“抓革命、促生产”和国家经济问题。出席的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有陈伯达、康生、李富春、陈毅、谭震林、李先念、徐向前、叶剑英、谢富治（时任副总理、公安部长、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务院有副总理余秋里，中央文革小组有张春桥、王力、姚文元。江青知道这个会上没有好戏，拒不参加。至于聂荣臻、谷牧和关锋、戚本禹四人没有通知到会。
　　周恩来总理主持的这个会议。但是，还没等总理宣布开会，几位副总理和老帅按捺不住对文化大革命和中央文革的许多做法强烈不满，便你一言我一句地议论了起来，随即大发雷霆，义正词严地发了许多牢骚和脾气。陈毅、谭震林、徐向前首当其冲，叶剑英、李先念、余秋里随声附和，李富春当时未发言。陈毅本来对林彪有看法，说的话最厉害：“斯大林搞出了赫鲁晓夫（意思是提拔重用为接班人），以后又怎么样？延安整风搞出了一个刘少奇，现在又怎么样子了？”谭震林指着张春桥的鼻子，大骂中央文革的秀才们和红卫兵造反派惟恐天下不乱，喊道：“蒯大富是个什么东西？这是个反革命！老子革命了一辈子，现在成了反革命，老子不干了！”抓起公文包就走。周恩来拍了一下桌子，喊道：“回来！”谢富治不停地说：“谭老板，不要这样嘛！这样不好，这样不好。”徐向前也气得拍了桌子，说：“你们还要不要解放军！”叶剑英在会议之前对陈伯达说：“我们不读书，不看报，理论水平低，向你请教一下，巴黎公社的原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要搞上海公社？”（注：叶剑英当时不知道，陈伯达事实上是不同意张春桥等人的上海夺权的。）在会上，叶剑英也讲了许多批评中央文革的话，但没有拍桌子，更没有拍断掌骨。拍桌子伤了掌骨是在京西宾馆的另一次会议上。以上历史事实是会议的参加者王力提供的。
　　会议从下午三时一直开到7时，中央文革的成员成了“出气筒”，发言不多，处于守势，只是不停地记录。周恩来在会上左右为难，不停地劝老帅们不要发火，有话慢慢说。
　　这就是所谓1967年2月老帅、副总理们“大闹怀仁堂”的 “二月逆流”事件。
　　会后，张春桥、王力和姚文元向江青和毛泽东汇报了会议内容。（笔者注：作为向中央主席汇报工作，应当说是正常的。如果如实汇报，没有歪曲事实，按照今天法制的观点看，不能说是“恶人先告状”或“告黑状”。如果添油加醋，捏造事实，诬陷别人，那才叫告黑状。这是小儿的常识，可惜有时大人们不懂。事到如今写历史，应当坚决摈弃文革遗风。）毛泽东开始听着只是笑，当听到陈毅说赫鲁晓夫的话时，毛泽东火了……
　　1967年2月18日晚，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大发雷霆，对陈毅、谭震林等人进行了严厉地指责和批评。
　　随后，在中央文革的指挥下，全国立即掀起了反击“二月逆流”的高潮。北师大谭厚兰小道消息灵，首当其冲，带头喊出“打倒谭震林”的口号，外事口开始“炮轰陈毅”，老帅和副总理们一个个受到了冲击和批判。
　　后来，林彪摔死后，毛泽东可能“良心发现”，主动否定了“二月逆流”事件。他说，老帅们有意见，在中央的会议上公开讲出来，这是党章上允许的。后来，胡耀邦首先把“二月逆流”称作了“二月抗争”。
　　毛泽东一句话，江青等人假惺惺地喊了几句“向解放军学习”的口号，一切就烟消云散了。可是后来，奉命反击过“二月逆流”的红卫兵造反派们却多了一条罪状，他们的头头们成了“打击、迫害副总理和老帅”、“反军乱军”的反革命分子。
　　值得指出的是，当时北航红旗在“刘、邓、陶”和“二月逆流”问题上，一开始是消极的，或者说是责任不大的。这不是为韩爱晶等人开脱罪责，而是历史事实。
　　据我所知，自“北航红旗”28天28夜揪工作组出名之后，出现了短暂的空白期。这时，清华蒯大富的“井冈山兵团”开始揪斗王光美，反刘少奇，清华大学的一位知名人士抛出了“邓小平反毛泽东思想一百例”；北京大学校文革和新北大公社某些人开始反邓小平，并迫害邓朴方，致使邓朴方在逃脱跳楼时摔断了腰；（注：并非自杀。）北师大谭厚兰等人小道消息灵，率先发起“反击二月逆流”并首先喊出“打倒谭震林”的口号；外交学院开始“炮打陈毅”，等等。这时，北航红旗“按兵不动”。韩爱晶等人整天开会，研究中央社论，揣摩中央意图，分析文革形势，暂时持观望态度。
　　记得当时有人从清华转抄了一张反刘少奇的大字报，有人从中宣部转抄了一份批判陶铸的大字报，被头头们责令撕掉了。“北航红旗”是保陶铸的，没有任何人写过反陶铸的大字报。陶铸被打倒时，许多人莫名其妙，蒙在鼓里。
　　在北京市大张旗鼓地反击“二月逆流”狂潮中，外交口的造反派们整天批斗陈毅，一开始，北航红旗头头们统一了口径，决不介入。韩爱晶说：“陈毅这个人很可爱，他心直口快，从不搞阴谋诡计，毛主席很喜欢他。我们北航红旗任何人不准反陈毅。”据韩爱晶说，有一次，他在大会堂开会后遇见了陈毅，对他表示了问候和支持。陈毅十分感动，因为那几天陈毅天天挨批斗，心情很不好。当时文革刚开始不久，韩爱晶等人还没干什么坏事，陈毅对韩爱晶很好感。韩爱晶当时还想走陈毅的“后门”，让陈毅帮他到部队去当兵。如果韩爱晶和北航红旗当时反陈毅，完全可以把陈毅拉到北航来批斗，更不可能走陈毅的“后门”去当兵。
　　韩爱晶等北航红旗主要头头们之所以在“刘、邓、陶”问题和“二月逆流”问题上持观望态度，落后于其它院校，一是北航红旗当时已经赫赫有名，没有必要去抢着出风头；二是韩爱晶刚上台不久，求稳，想看看中央两派斗争的具体形势再说；三是中央文革当时没有正式给北航红旗下指示，并不是说韩爱晶和北航红旗的水平有多高，不想“立功”。
　　历史的事实是，“北航红旗”按兵不动，很快惹火了中央文革，韩爱晶受到了江青等人的严厉批评和责骂。从此，北航红旗才大张旗鼓地反击起“二月逆流”来，韩爱晶和北航红旗“晚节未保”。北航红旗一行动，果然“出手不凡”。同样的历史事实是，在中央文革的指使或支持下，北航红旗某些人喊出了“炮轰徐向前、叶剑英”的口号，并整过徐向前的“黑材料”；后来又派人参加过北京市的“揪刘火线”和“围困中南海”事件；“7.20”事件后，组织人马到西山抓陈再道（未遂），在全国许多地方支持造反派们冲击军区，并抄过徐海东的家，批斗了彭德怀、张闻天等人。这些都是北航红旗文革中犯的严重错误和坏事。需要说明的是，这些错误行动都是北航红旗个别学生（主要是“红一连的人）干的，有些事请示了韩爱晶等主要头头，有的根本没有请示，这是历史的事实。另外，由于不在现场或不归我管等原因，这些事情笔者皆未参与。
北航“革委会”成立

　　从大连回京后，韩爱晶等人建议我再度出山。他说：“北航红旗不能没有你，没有你江山不稳。”此话事出有因。
　　当时在某些人看来，北航红旗主要头头们的家庭出身和老子们大都“不太高贵”。有的出身农民、市民，有的老子虽是革命干部，但官都不很大（地师厅局级）。有人的父母在当地也已被打倒或受到冲击，有的历史问题未查清。北航红旗内外的一些唯成分论思想严重的人和反对派议论纷纷，有人公开指责北航红旗是坏人掌权。韩爱晶等人为堵别人的嘴，建议我仍回红旗总勤务站。因为全院师生都知道，我是响当当的红五类，家里一大堆革命烈士，若讲出身，没人敢和我比。
　　我考虑再三，最后作出了影响我一生命运的重大决定。我答应了韩爱晶等人的请求，又返回了北航红旗总勤务站，但未进常委班子。由于我出身好，笔杆子也可以，韩爱昌等人让我负责北航红旗的宣传工作。我和同学们在北航体育馆先办了一个“毛主席革命路线胜利万岁”的展览，参观的人很多，连聂荣臻元帅等许多领导同志都来参观过，并表扬了我们。当时，《北航红旗》报和红旗广播站由常委们亲自抓，我没有介入。不久，常委们又让我负责组织保卫工作。
　　自从“一月夺权”后，反对北航“红旗”的“红卫兵”和“赤卫队”等保守组织土崩瓦解，北航事实上已经成了“红旗”的一统天下。经过几个月的筹备，1967年5月20日，北航革命委员会正式成立，从此合法地掌握了北航的一切权利。
　　北航革委会由45人（实43人）委员组成，常委9人（后增至13人）。后来陆续参加革委会的三结合干部有程九柯（原党委副书记）、张有瑛（原党委成员），王敬明（原副院长）、刁震川（原副院长）、王秀波（老干部）、肖汉祥（原武装部副部长长）、梁兴德、陈翠蒂等。原党委书记王恒被“解放”后任革委会副主任。当时的革委会分工如下：
　　革委会主任：韩爱晶
　　革委会副主任：井岗山、王恒、仇北秦
　　革委会常委：韩爱晶、井岗山、仇北秦、田 东、张有瑛（干部）、程九柯（干部）、屠海鹰、侯玉山、王洪发（教师）、李乐（工人）、杨瑞云（女）、刘德威、崔光极。(13人)
　　革委会委员（实43人）：刘德威、韩友民、邵重威、屠海鹰、匡正芳、刘春田、赵伦忠、刘崇勤、贾焕民、惠凤荣、田 东、丰成伟、韩爱晶、王发动、侯玉山、康文彬、李明启、李 乐、郝 瑞、戴维堤、石兴国、罗钰源、李忠孝、宋光庆、仇北秦、莫世禹、张树泉、徐佛书、王文懋、杨瑞云、刘建华、井岗山、张聚恩、崔光极、黄铭钧、王惠民、黄文敏、张维彬、何鳞书、王洪发、张有瑛、程九柯、陈翠娣。
　　革委会主要部门分工如下：
　　斗批改：由常委直接管理。
　　作战部长：刘德威。下辖：红一连、钢一连、全国动态组等（由常委直接管理）。
　　后勤部长：莫世愚
　　宣传、组织、保卫部长：刘建华、李中孝、戴维堤
　　科研、生产、“红航一号”负责人：屠海鹰、李明启、何鳞书等
　　斗批改专案组（刘天章连）负责人：刘祥
　　清队七人领导小组：井岗山、王恒、侯玉山、梁兴德、郝震武?、戴维堤（还有一人，查询）。
　　红一连、钢铁纵队、全国动态组主要工作人员有：王以理、陆澄平、王守信、祝春生、段孔莹、柴孟贤、许志新、王端、万建中、朱之惠、杨玲玲、侯玉兰、尹聚平、王碧娟、王竹贤、卢向阳、左方成等。
　　清队办公室和组织保卫部主要工作人员（学生）：段孔莹、吕香孝、朱芒大、罗茂详、安英敏、陈霞、方学正、董志明、郭文炳等。
　　《北航红旗报》负责人：孔令和、惠凤荣、秦志强。
　　北航红旗原造反大队主要成员：刘向东（刘汉儒）、薛廷仁、宋毅、赵群增、戴经伦、苗洪仁、宫昌来、王振州、秦建新等。（注：革委会成立后进行了改组。）
　　北航红旗广播站负责人：胡惠绢、郑德庆。
　　一系革委会主任：吕绍贤
　　二系革委会主任：匡正芳
　　三系革委会主任：王发动
　　四系革委会主任：
　　五系革委会主任：石兴国
　　六系革委会主任：宋光庆
　　七系革委会主任：王恩茂、
　　九系革委会主任：张聚恩
　　（注：北航无八系。）
　　其他革委会委员无明确分工的，代表革委会协助和负责所在单位的工作
　　需要说明的是，一直到毕业，我始终是43名革委会委员之一，虽然后来权力不小，甚至比某些常委还大，但始终不是常委。（注：多年后某些人给我“定案”时坚持说我是常委，受宠若惊，谢谢！）
　　北航革委会成立大会非常隆重，邀请的首长和宾客很多。聂荣臻、肖华、杨成武等军界首长以及谢富治、吴法宪（代表空军）、戚本禹（未上主席台）和美国在华专家代表、左派人士李敦白等人都出席并发言表示祝贺。聂老帅和将军们对北航红旗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在北京高校系统首先实现大联合，成立革命委员会十分赞赏。这时的北航红旗，早已把国防科委当成了真正的上级，对聂老帅和科委的领导们非常尊重。聂老帅和肖华、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等军界首长对“北航红旗”和北航革委会的工作十分支持，但严格要求，对北航红旗的错误也曾严厉批评。万没想到，后来肖华、杨、余、傅等军界首长被林彪、江青等人污蔑为“北航红旗”的黑后台和“5。16反革命集团”的黑后台。
　　北航革委会成立时，发生了一件戏剧性的插曲。三结合干部之一的原院党委副书记程九柯已坐在主席台上，红旗办公室突然收到了一封紧急公函，头头们打开一看，是揭发程九柯在新疆监狱自首的所谓证明材料，并有单位公章。由于新疆监狱问题牵扯到陈潭秋、毛泽民（毛泽东胞弟）等许多著名共产党人的被害问题，事关重大，头头们不知所措。韩爱晶决定严格保密，会议照常进行。程九柯同志作为首批“解放”并被结合进革委会领导班子的老干部，坐在主席台上，十分高兴，但不久，便被隔离审查。需要指出的是，一直到1968年底“工人、解放军宣传队”进驻后，程九柯同志一直被关在“牛棚”里，直到去世后才平了反。
　　作为革委会委员，我先当了几天宣传部长，后来负责人事、组织、保卫工作。当时党组织已经瘫痪，所谓组织工作主要是“北航红旗”成员的管理。历史的事实是，我把北航原政治部的工作人员几乎全部保留，让他们继续负责自己的日常工作，我很少过问，只有重大问题和报告才请我签个字。实事求是地说，当时他们大都是反对北航红旗观点的，但我对他们毫无派性，更没有整过他们任何一个人。没想到数年之后抓“5。16”运动中，北航原政治部的某些老师“恩将仇报”，几乎把北航红旗打成了“反革命组织”，并整了我许多黑材料。对此，我万分遗憾。
　　当时各系和基层革委会的头头们，由选举产生，谁上谁下我无权干涉。学院的主要工作“斗、批、改”和被打倒对象的专案审查和批判，由“刘天章”连和常委们亲自抓，我无权介入。对外作战由常委和“作战部”（下属“红一连”、“钢一连”等）管。唯有保卫部，我进行了改组，把原来名声不好的“红旗造反大队”解散，抽调了一批得力的学生，成立了“红武连”，后来扩大成“北航红旗武装部队”，掌管着中央发给的数千枝枪，我和革命委员会委员刘建华、李忠孝共同负责。后来刘、李二人毕业，组织保卫工作由我一人负责。这样，从生孩子报户口、两口子闹离婚、人事调动、调整住房、财务报销、处理自杀事件、站岗、巡逻、护校，一直到调动“红旗武装部队”都由我管。韩爱晶等主要头头们对这些日常琐事不屑一顾，也十分放心。
　　文革中，北航在我的保卫下，没丢过一把椅子，没打破过一块玻璃，这在全国是绝无仅有的，我必须为自己说一句公道话。
　　虽然没打破一块玻璃，但像当时所有单位的造反派一样，北航红旗掌权后尤其是“清队”中也打击、误伤了一些干部群众，并批斗过彭德怀等人，打死了学生李明清、吴仙虎，犯了许多错误，详情后述。
蒯大富和“四.一四”的故事

　　我与蒯大富相识，始于1966年10月6日。那天，在工人体育场“全国革命师生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上，周总理刚给我平了反，我在主席台后排认识了蒯大富。当天晚上，应当时国务院某领导之女--天津大专院校红卫兵头头周某某之邀，蒯大富拉我一块去了一趟天津“煽风点火”。这次天津之行未干什么坏事，实话实说。
　　蒯和我都是周总理平反的红卫兵头头，但蒯大富在清华比我“折腾”得厉害，挨整也比我厉害。由于我后来很快“让贤”，韩爱晶接班，所以蒯大富、韩爱晶名气比我大得多，后来挨的整也比我厉害得多。这是历史老人的安排，没有办法。
　　蒯大富是江苏盐城滨海人，爷爷是新四军老战士，父母都是共产党员，父亲是村支书。他1963年考入清华大学工程化工系，与我同年进京并有类似的经历。
　　文革之初，蒯大富因反工作组被打成反动学生，这点与我也相似。只不过我被逼得写了血书，蒯大富被关押十八天，逼得绝食抗争并在清华园附近卧轨自杀末遂。
　　1966年6月8日，以国家计委副主任叶林为首的工作组进驻清华大学。6月13日，工作组便停止了校长（兼教育部副部长）蒋南翔的工作，接管了清华大学党委。不久，教育部把蒋南翔“抛”了出来，蒋成了“黑帮”。6月12至16日四天中，在工作组的领导下，清华大学便有103名干部被戴高帽子游街示众，112人被打成走资派，16人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50多人被打成“牛鬼蛇神”。
　　以上这些，不管是功劳还是错误，都是工作组干的，没有蒯大富的份。
　　6月15日，以蒯大富为首的十几名学生带头反工作组，很快被工作组打成了反革命。
　　清华大学文革初期闹得比北航厉害，这是因为清华工作组长叶林同志有一个特殊身份的顾问王光美，而王光美是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夫人，因此蒯大富的造反和清华文革的情况随时“通天”。刘少奇同志对毛主席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十分不理解，更没有想到毛主席事实上是对着他来的。他天真地认为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他说，文化大革命怎么搞法，你们问我，我也不晓得。毛泽东点燃了文革烈火后，就到南方“旅游”去了，让他和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他和老邓按照共产党历来的经验，派出工作组来领导运动。而这些工作组成员都是从党、政、军各领导机关临时抽调来的，他们对文化革命同样一问三不知，很不理解。工作组长们（包括北航赵如璋）都是老革命，“三反”、“五反”、反右派、反右倾他们都参加过。特别是反右斗争，他们有丰富的经验。那时的毛泽东同刘少奇一样，是不允许人们对共产党、对党的领导人、甚至基层支部书记说个不字的。谁敢说不字，谁敢提意见，那就是反党，就是别有用心，就要打成“右派”、反革命。那时，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在反右派问题上观点一致，没有分歧，英雄所见略同。“反右”运动中，几乎一夜之间，全国就把多少万人--主要是知识分子和党政干部打成了右派分子--包括后任国务院总理的朱鎔基。
　　据说当时政协委员、民主党派的章伯钧、罗隆基等人曾举着“宪法”游行，请共产党的领导人按宪法办事，但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照样把他们打成右派。后来刘少奇同志挨整时，也想起了宪法，但已经晚了。
　　这一次，老皇历不灵了，此一时彼一时也。毛泽东项庄舞剑，刘少奇不知自己成了沛公。他又经验主义地把反工作组的学生视为右派、“游鱼”、反动学生、反革命分子，支持王光美同志和工作组狠狠地整。于是蒯大富等数百名反工作组的学生、教师被打成了反动学生和反革命分子。蒯大富被开除了团籍，关押了十八天。他曾绝食抗议工作组并“逃跑”到清华园车站卧轨自杀未遂。另一个学生被整死了。
　　当时清华大学被工作组打成反革命、反动学生、“游鱼”的教师学生达八百多人，而北航工作组“小巫见大巫”，才整了一百多人，打成“牛鬼蛇神”的才十几个人。
　　笔者至今不认为工作组的这种做法是革命行动，是符合宪法的。有人至今把工作组当年整学生、整干部群众的做法说成是正确的，应该的，这似乎不对，因为这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说穿了叫做不讲理或以势压人。说工作组有错误，这同否定文革不矛盾，何况这是历史的事实。以北航为例，是工作组首先把党委正、副书记打成“黑帮”，交学生批斗、戴高帽子游街，又把矛头指向了一般干部和学生。这点，北航有良心的老人们都可以作证。清华大学和其他大学的工作组也差不多，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工作组的错误有上面的责任，也有自己的责任，这是不必回避。
　　如果说文革初工作组大整干部群众是“老革命碰到了新问题”，可以理解和谅解，那青年学生红卫兵造反派们是不是“小革命碰到了新问题”呢？后来为什么就成了反革命分子、“三种人”，而且至今不能原谅呢？
　　如果说蒯大富等人后来犯了错误，犯了罪，挨整、判刑甚至杀头是罪有应得，那也不能把当年工作组整干部、整群众的做法说成是正确的。给蒯大富定案的时候，也没有反工作组这一条。
　　笔者认为，回顾历史，总结历史教训，第一要实事求是，第二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文化大革命中，如果说是无法无天的话，首先是工作组无法无天，然后是毛泽东和中央文革无法无天，最后才是红卫兵造反派无法无天。是工作组先把老干部打成了“黑帮”，又把给他们提了点意见的群众--包括学生、教师、工人和干部打成了反革命，批斗，关押，迫害，剥夺人权。后来红卫兵造反派们在毛泽东和中央文革的号召、支持甚至煽动下，也无法无天起来。他们中的某些人走向了反面，搞“打、砸、抢”，批斗、迫害所谓的走资派们，搞得天下大乱。笔者坦言，文革十年（当然包括后期历时数年的抓“5。16”运动）完全是一笔糊涂帐，除了极少数真正的逍遥派外，谁也挨过整，谁也整过别人，半斤八两，彼此彼此，谁也不是一贯正确，谁也别装孙子。
　　书归正传。据说当时一位德高望重的老人第一次到清华园见到蒯大富时，指着蒯大富的鼻子骂道：“你就是快大富？你不但要富，还要又快又大，听你这个名字就是反革命！”
　　蒯大富反工作组大闹清华园的行动受到了毛泽东和中央文革的支持，周总理亲自到清华大学为蒯大富平了反。1966年9月244日，蒯大富拉起队伍，成立了清华大学“井冈山造反兵团”，自任司令，后来又成了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的司令，以反刘少奇和批斗王光美而名扬全世界。
　　清华大学的学生脑子聪明，胆子也不小，包括揪斗王光美和后来的大武斗，清华园的许多高智商亡命之徒令北航红旗的学生们自叹弗如，望尘莫及。
　　王光美同志作为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夫人，1964年访问印尼时，一反在国内的朴素形象，穿了旗袍，戴了项练，风采照人。这本是外交礼仪需要，绝对有大国领导人夫人的风度，更谈不上给中国人丢脸。如果说对王光美同志有意见，认为她有错误，不该穿旗袍、戴项链，批评王光美的错误似乎也可以，但不能侮辱人格，搞恶作剧。结果，在中央文革康生、张春桥等人的指使下，蒯大富的人经过密谋，干出了文革中轰动全国、全世界的“精彩之笔”。为了揪斗刘少奇、王光美，蒯大富的人以刘少奇子女遇车祸为诱饵，把刘少奇夫妇骗到了医院。经周恩来的干预和批准，刘少奇返回了中南海，但王光美可以到清华园接受批判。于是，清华大学的学生们给王光美套上了花床单做的旗袍，戴上了乒乓球做的大项练，进行批斗。当时我和韩爱晶等人在北航听去参加会的学生回来一说，感到很好笑。韩爱晶不以为然地说：“蒯大富这种搞法，纯粹是恶作剧，太不严肃，容易让人家抓辫子。”
　　王光美同志当时受到了奇耻大辱，换任何一个人，也不会饶恕蒯大富和造反派们。王光美同志后来被关押在秦城监狱多年，九死一生，受尽了苦难，并失去了自己的亲人，这是中国文革中的大悲剧。多年之后，王光美见到了曾在秦城监狱关了15年的王力，她热情地握着王力的手说：“你也是受害者，你当了替罪羊。”其宽大的胸怀令人感动。
　　有人抛开政治评论王光美和江青时说，一个是大家风范，一个是小肚鸡肠；一个是名门闺秀，一个是村野女子；一个是燕京大学的校花，一个是上海滩的“戏子”，其家庭环境、文化素质和个人修养决定了两个女人的天壤之别。
　　1967年4月14日，清华“井冈山兵团”内部分裂。几个与蒯大富一块造反的头头对蒯大富不满，拉出一部分人成立了“4.14”造反兵团，一把手叫沈如槐。“4.14”同时抛出了一份后来被陈伯达称为很有理论水平的宣言书-- “4.14思潮必胜”，其作者是后来被毛泽东称为“4.14的理论家”的周泉缨。
　　当时有人向我报告说清华大学出了一张很厉害的大字报，我立即去清华园详细地看了周泉缨的大作。他的许多理论和观点令人触目惊心，发人深醒，只可惜我当时的思想不能接受。我在佩服周泉缨的才华和文笔的同时，认为他是个危险的一定要倒霉的人物，是一个高水平的造反派的叛徒，将来很可能成为曾国藩式的人物，蒯大富很可能“死”在他们一些人的手里。
　　所谓“4.14思潮”，大意是“打江山的不能坐江山”。“4.14”思潮认为，像蒯大富之类的造反派是“形左实右派”，是一帮“流氓、痞子、土匪、叫化子”，只能让他们帮着造反打江山，不能让他们坐江山。为了防止他们将来犯上作乱，不如现在就把他们杀掉。这些观点在文革初期理所当然地受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严厉批评。周泉缨后来又因反陈伯达被关押了一年多，毛泽东知道后，下令把他释放了。
　　多年之后据周泉缨自己说，他当年拿蒯大富和陈伯达开刀，就是要将毛泽东的军，逼迫毛泽东“改弦更张”。
　　文革中的“4.14”思潮或观点，是一个非常深奥和复杂的理论问题。笔者认为，站在无产阶级革命和广大被压迫的人民群众的立场上看，“4.14”思潮和理论绝对是错误的，反动的，但是从历史的实践看来，“4.14”思潮却不无道理。中国历史上的历次农民起义，一开始几乎都是“痞子”搞起来的。这些先天不足的“痞子”们打江山时绝对是英雄好汉，但他们不懂得打江山容易坐江山难的道理，只知道打倒皇帝做皇帝。一旦胜利在望，“痞子”的劣性便暴露出来，争权夺利，自相残杀，甚至为了个女人而大打出手，最后以失败告终。李自成、太平天国的悲剧就在这里。看来只有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但共产党刚开始革命造反时，不也是被国民党反动派和骂为“土匪”、“痞子”吗？
　　笔者坦承，文化大革命中，许多造反派头头（包括本人在内）都不能说是真正的革命者，大部分是“痞子”或身上有“痞子”气。但是，什么人身上没有“痞子”气呢？大概是那些出身高贵、血统纯正的人们和忠厚老实、明哲保身、树叶掉下来怕打破头的老好人和逍遥派吧？但是，若说这些人是中华民族的精华和栋梁，笔者至死不敢苟同。（注：真正有思想、对文革有自己的看法和独立见解的所谓逍遥派除外。）
　　古今中外，历代皇帝和统治者都是“痞子”变化来的。当了皇帝的“痞子”对帮助自己造反打江山的“痞子”大致有两种处理方式，一是割地封候，委以重任，二是当替罪羊或以莫须有的罪名杀掉。对无产阶级革命家来说，关键的问题是如何把“痞子”教育、改造成为真正的革命者，而不是统统当替罪羊杀掉。可惜，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领袖毛泽东最后还是上了“4.14”的当，重韬了某些历代皇帝的覆辙。
　　历史无情地把周泉缨的预言变成了现实，“4.14”胜利了，“4.14”的遗老遗少们得到的是“顶戴花翎”，而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之流一个个变成了阶下囚。这是后话。
　　当时，蒯大富等人对“4.14思潮”恨之入骨，同“4.14”造反兵团势不两立，两派整天互相攻击、对骂，不共戴天，把个好端端的清华园搞得乌烟瘴气。
　　由于蒯大富的“井冈山”和“4.14”始终尿不到一个壶里，所以清华大学的大联合一直无望，成立“革委会”也就成了泡影。有一段时间，联合似乎有望。周总理表示，只要清华大学两派联合起来，成立革委会，他一定出席祝贺。蒯大富十分高兴，请“林副主席”为清华革委会成立题词。林彪很聪明，他对清华大学革委会只字未题，他题的是：“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这就是文革中陈伯达发明的、林彪题字的“四个伟大”的由来。
　　蒯大富的命运本来应该不错，只要他同“4.14”联合起来，成立了清华大学革命委员会，周总理一出席，中央一支持，清华大学将是蒯大富的一统天下，象北航一样。可惜沈如槐、周泉缨等人早已看准了这部棋，故意搅乱了蒯大富的黄粱美梦。笔者认为，如果当时清华大学很快实现了大联合，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后来就不会发生武斗。没有武斗，伟大领袖毛主席就不会(也没有理由和必要)派工人、解放军去“占领”。这样，蒯大富等人就不会那么快退出历史舞台，红卫兵的命运和历史起码要延长，甚至文革的历史要重写。这是鄙人一孔之见。可惜，这个本来可以出现的局面被“4.14”的好汉们击得粉碎。用比较夸张的说法，是周泉缨的“4.14思潮必胜”大字报改写了中国文革的历史。
　　历史的悲剧在于，蒯大富等人自觉不自觉地上了“4.14”的当，把“4.14”和“地派”当成了最危险的不共戴天的敌人，从而大加讨伐，展开了惊天动地的大武斗。历史证明，头脑聪明但利令智昏的蒯大富等人不是“4.14”的对手。他们的所作所为，客观上在为“4.14”思潮验证真理：造反派就是只能造反打江山，不能坐江山也！不能坐江山也无所谓，关键是差点丢了吃饭的傢伙--脑袋，并且“连累”了中国的红卫兵和造反派们。
　　1967年4月底的一天，我在办公室里接到清华“4.14”一个女头头打来的电话。
　　清华“4.14”当时对北航红旗应当说还是很尊重的。他们知道我们和蒯大富关系不错，请我们出面给蒯大富作作工作，劝他以大局为重，高抬贵手，成立革委会时多给“4.14”几个“议员”名额。
　　“4.14”的头头说得怪可怜的，我很理解。于是我和韩爱晶等人劝蒯大富，姿态高一点，多给“4.14”几个名额，赶快联合起来，成立革委会。
　　但蒯大富顽固得很，不听劝告，寸步不让。“4.14”要么投降，要么灭亡，这是他的回答。
　　“4.14”也不甘示弱，发誓要把“井冈山”推倒、踏平，把蒯大富等人送上历史的断头台。
　　不久，清华园里便发生了大规模的武斗，战火弥漫，乱成了一团。
　　与此同时，北大“老佛爷”聂元梓如出一辙。聂元梓的“新北大公社”和对立派“井冈山造反兵团”也干了起来，并武斗不止。
　　1968年的夏季，清华、北大的武斗达到了高潮。两派的头头们谁的话也听不进去，令所有的人非常头痛。谢富治曾带领我们北航的头头们去清华一次，想制止武斗，结果进不了封锁区，扫兴而归。中央文革、周总理也没有办法，直至后来惊动了伟大领袖毛泽东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
　　打倒“四人帮”之后，蒯大富、聂元梓等人用文化大革命中的“精彩表演”和“赫赫战功”，换来了十7年的重刑。而作为蒯大富和“井冈山兵团”的对手“4.14”的头头沈如槐等人和支持着，有关方面认为他们仅仅是一般缺点错误，后来大部分受到了重用。
　　笔者认为，文革中，清华大学也好，全国也好，武斗的双方绝对是一个巴掌拍不响。为了争权夺利也好，为了某种观点和信仰也好，武斗的双方绝对不可能一个是人见人爱的“林妹妹”，一个是“母夜叉”孙二娘。
　　2004年4月，沈如槐的《清华大学文革记事》一书在香港出版。笔者拜读了该书。之前笔者曾道听途说蒯大富和沈如槐早已握手言和，前嫌尽释。令笔者吃惊的是，事过36年后的今天，沈、蒯二位仍没有化干戈为玉帛。沈如槐在书中仍然对蒯大富恨之入骨，咬牙切齿地破口大骂“蒯匪”“死有余辜”……令人大跌眼镜。
　　在书中，沈如槐倒是很老实地承认，自己作为“4.14”的一把手，派人参与过“揪刘火线”，围困过中南海，反过刘少奇、王光美；派人参与过“火烧英代办处”；派人参与过“揪军内一小撮”；在学校武斗中，下令部下制造武器--从手雷弹到装甲车；还派人炸毁了高压电线杆，导致清华圆和中关村大面积停电；还组织人马抬着尸体在天安门广场游行……这些问题，公正而实事求是地说，都是与蒯大富差不多的“功劳”。如果历史地、宽宏大量地看待，应当都是“小将”犯错误，都是一般缺点错误。但是，蒯大富可能因为是“天生的”反革命，所以被判刑17年；（注：陈伯达才18年。）而沈如槐可能沾了“4.14”这三个字的光，属于“一般缺点错误”。清华大学党委和上级领导果真是英明伟大，令人感激之至，鼻涕飘零。
　　笔者痛骂自己上大学走错了门，上错了船。看看沈如槐老弟，陡然爆发了“红眼病”。本人文革中的“功劳”比沈如槐老弟差远了，真正是小巫见大巫。特别是文革中本人不但没有炸毁高压线，而且夜间亲自站岗保卫过北航西边的高压电线杆--那是为天安门和中南海送电的。但是，茫茫苍穹下，有阳光普照之处，必有淫雨纷飞之地。后来北航党委“指挥”我厂党委给本人来了个属于“三种人”的“严重政治错误”，由此毁了本人的一生，此为后话。
　　“死有余辜”的“蒯匪”没有被“414”送上历史的断头台，而是被“历史老人们”送到监狱里改造去了。有一份小报曾介绍过蒯大富的传奇故事，写他刑满释放之后被山东蓬莱地区私企老板请去当了总工程师，建立了幸福的家庭。本书将以“独家新闻”继续介绍蒯大富的故事。
　　先透点消息，借邓小平同志改革开放的伟大东风，蒯大富如今在深圳当个体户，办公司，当老板，据说成了不大不小的“大款”，成了地地道道的“款司令”。
谭厚兰砸“孔家店”的故事

　　说起谭厚兰，许多人对她知之不多。谭厚兰是湖南省望城县人，生于1940年，她中学毕业后先当过教师和小学校长，1965年作为调干生进入北京师范大学学习。文革开始时，她已206岁，比蒯大富、韩爱晶等人都大。
　　谭厚兰同《红旗杂志》社林杰等人较熟，小道消息灵。文革之初，谭厚兰也因反工作组“起家”，成立了以她为首的北师大“井冈山兵团”，但影响和名声不大，没有什么“伟大壮举”。聂元梓有“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板”；蒯大富有“绝食、卧轨”反工作组、反刘少奇、王光美和周总理亲自为其平反等名气；韩爱晶有“28天 28夜”静坐示威揪工作组“壮举”；王大宾有“四进地质部”揪工作队“战功”。惟独谭厚兰，造反业绩欠佳，名声不大，于是她想干点出名的大事，向其他学生领袖们看齐。
　　在“小道消息”的支持下，谭厚兰在全国首先发动了对“二月逆流”的反击和声讨，她最早提出了“打倒谭震林”的口号。
　　谭厚兰干的另一件大事就是造死人的反。1966年10月，在戚本禹等人指使下，谭厚兰决定到山东去砸“孔家店”，造“孔老二”的反。
　　笔者认为，孔子的儒家学说统治了中国几千年。它既是中华民族的国粹，又是中华民族的悲哀。儒家学说为历代统治者们尊崇，成为“安定团结”的既定方针，为中华民族的繁衍生息、国泰民安立了大功，也为炎黄子孙的做人之道、处世哲学立下了规范。总的说来，儒家学说的功劳大大的，不仅过去和现在，就是将来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儒家学说也将以顽强的生命力永存于世并继续发挥巨大的影响力。
　　但是，儒家学说严重地阻碍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它的中庸之道、以“和”为贵、随遇而安、不求改革更不准革命造反的正统思想束缚了中国人几千年。中国如今的落后，尤其是人们思想的保守落后与儒家学说不无关系。中国人太容易满足：“差不多就行了，算了吧，忍了吧！”
　　历代统治者之所以尊孔，主要就是怕人民造反，怕人民要求社会的变革。
　　历史上“砸孔家店”的人也不少，但都是“文砸”。“五四”运动以来，以鲁迅等人为首的文化先驱和以毛泽东为首的共产党人也是主张“反孔”的。
　　笔者认为，不论反孔也好，尊孔也好，都应讲道理，都应以理服人。对于“孔家店”的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是中国的重点文物，是国宝，是中国人共有的财富，理应受到很好的保护。
　　当过教师又是文化人的谭厚兰可能仅记住了孔老二那句“惟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的“反动言论”，在戚本禹等人的授意下，决心要砸烂“孔家店”。1966年10月7日，谭厚兰放着工作组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批，放着北师大的“黑帮”们不斗，带领一些人在天安门广场集会，誓师捣毁“孔家店”。11月9日，谭厚兰率领二百名学生杀往曲阜，不顾山东省委、曲阜县委和孔庙管理处的阻拦，串联了当地一批学生红卫兵成立了“彻底捣毁孔家店革命造反联络站”，召开了“彻底砸烂孔家店誓师大会”，然后开始了疯狂的造反行动。国务院于1961年立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石碑被捣毁，孔子的墓碑被砸碎，孔像被捣烂，孔坟被刨平，第70六代“衍圣公”孔令贴的棺材被打开，暴尸于众。数千册古书，数百轴字画付之一炬。整个孔庙、孔林被洗劫得满目疮痍，一片狼籍。
　　好一个“巾帼英雄”谭厚兰，真了不起！
　　谭厚兰带人砸孔庙的事，我和韩爱晶后来才听说。作为山东人，齐鲁子孙，我非常气愤。不是事后诸葛亮，若我当时是山东或曲阜的共产党官员或造反派头头，我不会让谭厚兰胡作非为的，因为我特孝敬祖宗，喜欢文物。山东老乡当时连祖宗的遗产都未保住，十分可悲。“谭厚兰这算什么本事？这是中学生和小学生们干的事。”韩爱晶也对谭厚兰嗤之以鼻。
　　谭厚兰自持有后台，不把蒯大富、韩爱晶等人放在眼里，在中央文革某些人的挑动下，她竟然支持蒯大富和韩爱晶的反对派，这使她差点遭受灭顶之灾。
　　蒯大富和韩爱晶时刻想着找机会教训一下谭厚兰。
朱成昭和“地院东方红”的故事

　　文革开始后，与北航一墙之隔的北京地质学院也闹的很厉害。象北航一样，地质学院的工作队（北航叫工作组）也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打击迫害了许多干部群众。1966年8月中旬，反工作队的学生们成立了自己的红卫兵造反派组织“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简称“地院东方红”），随后便派人到地质部大门口静坐示威，要求工作队长邹家尤（地质部副部长）回地质学院作检查。
　　这时，“地院东方红”的一把手还不是王大宾，而是朱成昭。
　　朱成昭是应当在中国红卫兵历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的人物。
　　朱成昭，安徽人，其父文革前是上海建工局的一个副局级干部。朱1960年毕业于著名的上海中学，因品学兼优，被直接分配到上海计算机研究所工作。两年后，担任了课题组组长。在工作中，朱成昭感到了基础知识的不足，决定再去读大学。1962年，受当时流行的《勘探队员之歌》影响，他考入北京地质学院水文系。由于入学前已经参加工作，当时叫“调干生”。
　　1966年6月初文革爆发后，朱成昭和一些同学起来造反，对邹家尤为首的工作队提了一些意见，被打成“反动学生”，并被工作队内定为“运动后期送去劳改”。当时工作队的一位副队长对朱成昭等“反动学生”骂道：“共产党养你们比养一群狗还不如！”
　　1966年8月中旬，朱成昭联合了几个被“逼上梁山”一起造反的同学蔡新平、蒋良朴、郭侃、田春林、梅建明、王大宾、杨雨忠等人揭竿而起，成立了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红卫兵组织。由于不搞“血统论”，许多对工作队有意见但出身不太好的学生纷纷参加，“东方红公社”很快成了地质学院的主要造反派红卫兵组织，对立派组织是“斗批改战斗队”。当时，朱成昭是“东方红公社”一把手，王大宾是第三把手。随后，朱成昭组织人马去地质部揪工作队，象北航一样，在地质部大门口静坐示威，制造了“四次大闹地质部”事件。之后，朱成昭等人受到了周恩来总理和中央文革的接见和支持，“地院东方红”和朱成昭从此出了名。当时，毛泽东为了了解北京高校文革真实情况，亲自派女儿李纳到各高校（包括北航和地质学院）活动，担任“联络员”。中央文革也派关锋、阎长贵直接过问地质学院的文革情况。
　　1966年9月6日，由朱成昭牵头，在北京成立了“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简称“首都三司”），朱是总负责人，实际上的“一把手”，当时不叫“司令”，也根本没有设“司令”这一职务。
　　当时，蒯大富仍在清华受压。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多次要求朱成昭设法支持蒯大富，以“减轻中央压力”。朱成昭当即派出人马去清华支持蒯大富。之后，蒯大富带领“清华井冈山”参加了“首都三司”，朱成昭请蒯大富担任了“二把手”。从此，有人开始戏称蒯大富为“蒯司令”。后来，朱成昭走向了自己的反面，被捕入狱，蒯大富成了“首都三司”的“一把手”，加上后来毛泽东也戏称蒯大富为“司令”，“蒯司令”从此“名扬四海”。
　　1966年9月，中央戏剧学院“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的头头、某“帅府千斤”凌子小姐（注：为保护当事人隐私，隐去其真名，下同。）到地质学院求援，认识了朱成昭。两人在许多政治观点上一致，相见恨晚，坠入爱河。不久，二人干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
　　1966年12月的一天，北京市发生了令中央和群众大吃一惊的“绑架”事件。这天晚上，一群来路不明的红卫兵乘坐两辆汽车来到了了位于正义路的彭真住宅大门前，把一封信交给了门卫。趁门卫进屋看信之机，红卫兵们强行冲进了大门，把刚刚睡下的彭真从被窝里抢走，并巧妙地摆脱了随后追来的警卫人员，一口气把彭真劫持到了北京远郊县某地藏了起来，后来彭真等人被连续批斗。这是北京市第一次公开揪斗中央一级的“黑帮”，从此开创了在社会上揪斗老干部的先例。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当时大吃一惊，一查，原来是某老帅的“千斤”凌子干的。
　　1966年11月，“地院东方红”按照周恩来的指示，派人去四川抓彭德怀。之后，康生、江青、戚本禹也分别指示地院东方红和北航红旗去抓彭德怀。
　　据说按照周恩来的指示，朱成昭派了三批人马去成都抓彭德怀。第一批王大来和钱信等人于12月15日到成都见到了彭德怀，并同彭德怀就文革和历史问题进行了长谈，结果被彭德怀感化，对彭表示同情，抓彭失败。随后，朱成昭又派第三把手王大宾带人去抓彭，12月18日到达成都，见到了第一批抓彭成员。大家一商量，感到为难，决定回京同朱成昭商量。这时，据说朱成昭对彭德怀也比较同情，并把学生们在四川同彭德怀的一份谈话记录交给了中央文革，结果受到了中央文革的严厉批评。这时，中央文革戚本禹又马上派北航红旗去成都抓彭。在这种情况下，朱成昭可能出于争功思想，也可能想保护彭德怀，于是一不做二不休，又派出以胡乐成为手的、100多人的人马第三次赴成都抓彭。这时，彭德怀已经被北航红旗的人马抓走。地院东方红依仗人多势重，把北航红旗的人打得落花流水，抢走了彭德怀。12月27日，彭德怀被拉到了地质学院，关在朱成昭住的房间。据朱成昭当年回忆说，他当时虽然已经同情彭德怀，但并没有同彭德怀“彻夜长谈”，更没有“秘密预审”，他甚至没有和彭德怀说一句话。期间，他只是看了彭德怀随身携带的一套“绝密材料”，内容是他对八届八中全会决议的逐条反驳，以及对大跃进的保留看法。朱成昭看后心里受到很大震动，认为彭德怀讲的是大实话，他是冤枉的。这对朱成昭后来转变思想，改变对文革的看法影响很大。
　　1967年2月16 日，凌子小姐曾安排朱成昭和她父亲见面，朱在她家等到深夜，迟迟不见她父亲回家。之后，这次会见被取消，原因是这天晚上发生了几个老帅同中央文革“刺刀见红”的“京西宾馆”事件，凌子小姐的父亲当场拍断了掌骨，没有回家，朱成昭与他失之交臂。
　　随着文革的进行，朱成昭当副局长的父亲在上海也被打成了黑帮，凌子小姐的父亲被打成“二月逆流”黑干将，这些对朱成昭的思想无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不久，象许多一开始疯狂造别人反的高干子弟一样，朱成昭的思想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弯，由一个文革造反领袖变成了“保皇派”和文革的反对者，变成了当时“联动”分子的代言人。
　　1967年初，朱成昭、凌子小姐、蒋良朴、王大宾、梅建明等人多次秘密开会，准备公开炮打中央文革。王大宾等人不同意炮打中央文革，同朱成昭分道扬镳，并向中央文革反映了有关情况。1967年1月23日，陈伯达写条子警告朱成昭“不要掉到茅厕里去，成为茅厕里的石头”，并责令他做检查。朱成昭决定以检查的名义公开自己的观点。2月4日，朱成昭以“首都三司”和“地院东方红”一把手的身份做检查，到会者三万多人。他在会上宣读了自己的八大观点，内容都是反对中央文革和文化大革命的。由于朱成昭借检查之名“放毒”，受到红卫兵造反派的一致反对和声讨，但也受到了相同观点的高干子弟和保守派的欢迎。2月8日，中央文革派阎长贵到地院宣布朱成昭是炮打中央文革、反对中央文革的反革命分子，之后朱被勒令检查，“闭门思过”。从此，地院东方红的一把手换成了王大宾。
　　1967年7月，朱成昭和凌子小姐南下广州玩（又一说去香港），被诬为“偷了地质部的国家机密，企图偷越国境”。周恩来总理派公安部副部长于桑把他们抓回北京，隔离审查。8月20日，朱成昭和凌子小姐被公安部以组织“反革命集团”罪名正式逮捕，受株连者多人。“地院东方红”第四把手杨雨中被审查时跳楼自杀身亡。
　　朱成昭被关押多年后于1975年被送到湖北某劳改农场劳动改造。凌子小姐因为明显的原因，在1972年林彪事件后被周恩来批准释放，安排到301医院（解放军总医院）学医，后当了军医。凌子小姐既是帅府“千斤”，又是才女。文革后，她重操旧业，进入演艺圈，更名“凌子”，执导过电影《原野》，当时颇受好评。
　　凌子小姐和朱成昭的惊天动地的爱情早已经画上了句号。1972年，凌子小姐被释放后对朱成昭的朋友们说，周总理要她不要再和他们来往。但据朱成昭的朋友们核实，周总理并没有说过此话。而朱成昭在长达10年的牢狱和劳改岁月中，一直把凌子小姐当作自己心中至死不渝的恋人，还写了许多动人的情诗。一位帅府“千金”和一位普通干部子弟曾经轰轰烈烈、感天动地的恋情，最后因为文革和人为的缘故以悲剧告终，令人感慨不已。笔者认为，作为电影导演，如今的凌子女士如果把自己和朱成昭的传奇经历搬上银幕，那将是十分感人的杰作，绝对有轰动的票房效应。
　　1980年6月，有关方面给朱成昭平了反。据说当时中央组织部想把死去的张志新和活着的朱成昭树立为反对文革极左路线的典型，后因叶剑英等人反对未成。后来，朱成昭在上海办过公司，经过商，因多种原因，皆未成功，之后他便全心投入了文革研究之中。不幸的是，1998年9月，饱受磨难的朱成昭因心脏病溘然辞世，时年57岁。
　　文革中笔者与朱成昭不曾相识，1966年造反时去地质礼堂看望地院东方红战友时与他失之交臂。笔者祝愿他在天堂安息。
　　王大宾取代朱成昭担任“地院东方红”一把手后，成了北京“五大学生领袖”之一。象北航红旗和韩爱晶一样，在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和中央文革的支持下，王大宾和“地院东方红”文革中也犯了许多错误，干了一些坏事，包括批斗过彭德怀等。
天、地派的起因和斗争

　　随着文革斗争的深入，在“中央文革”的挑动下，北京大专院校红卫兵造反派逐渐形成了“天”、“地”两大派。
　　1966年底，在江青、康生等人的授意下，戚本禹分别指示“地院东方红”和“北航红旗”派人去成都抓彭德怀。结果，“北航红旗”的人马先抓到了彭德怀，后被“地院东方红”的人抢走。从此“北航”和“地院”结了仇。据我所知，这是北京天、地派矛盾最初的起因。
　　随着学生们的“大串联”和红卫兵杀入社会，北航红旗和地院东方红之间的矛盾也带到了社会上和工厂里。由于北航的学生们出身好，而地质学院、清华大学等学校的学生们出身相对复杂一些，因此北航红旗的学生往往支持工厂里出身较好但偏保守的一派（例如我到大连就支持了出身好、偏保守但拥军的“五。一兵团”），而地质学院和清华大学的学生往往支持出身比较复杂比较极左的一派，双方往往为此大打出手。
　　毛泽东1966年“8。18”接见红卫兵后，以高干子女和中学生“联动”为主的老红卫兵抢先成立了“首都红卫兵造反司令部”，当时作为造反派代表的地院东方红头头朱成昭联合蒯大富成立了“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先是朱成昭后是蒯大富任一把手，戏称“司令”。对此，北航红旗无动于衷。韩爱晶说，他们是大杂烩，我们不理他们。后来，北航红旗联合了一些学校的红卫兵造反派成立了“首都红卫兵第二司令部”， 韩爱晶派红旗战士陈良等人去主持“首都二司”的工作。后来，老红卫兵的“一司”土崩瓦解，“二司”影响也不大，主要是靠北航红旗的名气，而“三司”由于蒯大富的名气大，干的“坏事”多，因此“首都三司”在中国文革中的名气和影响比较大。
　　“天”者，航空学院也，“地”者，地质学院也。后来，聂元梓的“新北大公社”是“天派”的，对立派“井冈山兵团”是“地派”的；蒯大富的“清华井冈山兵团”是“天派”的，对立派“4.14兵团”是“地派”的；北师大谭厚兰的“井冈山公社”是“地派”的，对立派“井冈山造反兵团”是“天派”的。历史的事实是，“北航红旗”和“地院东方红”在各自的学院里都是一统天下，没有对立派组织。（注：反对者当然大有人在，但没有形成组织。）后来，北京各大专院校和工厂里的群众组织也分别向“天、地”派靠拢、组合，最有名的7机部（现在的航空航天部）的两大派“九.一六”（天派）、“九.一五”（地派）也介入了北京“天、地”派的斗争。而在中央文革内部，有人支持天派，有人支持地派。由于中央文革的背后操纵和挑动，“天、地”派矛盾越来越深，斗争越来越激烈。
　　北航和地院仅一路之隔，却互相视若仇敌，双方的高音喇叭天天互相攻击、谩骂。当时，《北航红旗报》和北航红旗广播站在讨伐“地派”的宣传战中首当其冲，立下了汗马功劳。
　　当时各方都有作战部，作战部都有一个搞情报的班子，专门搜集对方的情报。对方的重大行动、人事变动、主要头头们的档案、中央首长去对方的讲话等等都在搜集之列。“地院”王大宾的人晚上曾经爬进北航教学区活动，被我保卫部的人抓到过。谭厚兰也曾派人来北航捣乱，并使用离间计拉拢北航红旗头头中的“反对派”造韩爱晶的反，有一次竟然开着卡车来冲击北航，被我保卫部的人用枪赶跑了。清华“4.14”的人开始对“北航红旗”很尊重，后来因蒯大富同“北航红旗”关系密切，“4.14”也开始反“北航红旗”，以至后来发展到捏造事实，用假材料上报康生，差点把我和蒯大富致于死地的“借枪”事件。
　　笔者当时认为，天、地派的广大群众或者说炮灰们本没有什么根本利害冲突，全是中央文革在背后挑动加上头头们争权夺利的结果。这个观点现在看来不很全面。当时，对伟大领袖毛泽东的“最高指示”--“文革是国共两党斗争的继续”理解不深，甚至认为伟大领袖“言之过重”。但后来的历史证明，文革中的“造反派”和“保守派”（特别是他们的头头们）不是一般的观点分歧，而是对党和国家许多重大问题，如建党建国方针、组织路线问题、文化战线问题、两条路线（无产阶级还是资产阶级）问题、两条道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问题、十7年的基本评价问题、毛泽东的继续革命理论和党内有无走资派等重大问题的看法上存在重大分歧，很难“合而为一”。其中以清华大学蒯大富的“井冈山兵团”和沈如槐的“4.14”兵团的分歧为典型代表。历史证明，这些分歧始终没有调和，没有统一，最后只能以“胜者王侯败者贼”收场。
　　文革中，中央文革内部是极不团结的，这主要是江青这个气量狭小而又大权在握的“白骨精”从中作梗所致。不知为什么，中央文革内部狗咬狗的矛盾很多。江青死瞧不起陈伯达，经常辱骂陈伯达，以至逼得陈伯达要自杀。可笑的是，陈伯达这个书呆子为了证明自杀有理，竟查到了列宁说过“共产主义者也可以自杀，不算叛徒”之类的话。
　　笔者认为，中央文革事实上分“京派”和“海派”。陈伯达、王力、关锋、戚本禹是“京派”的，又叫“红旗”派，因为他们都是《红旗》杂志的人；张春桥、姚文元（加上后来的王洪文）是“海派”的，又叫“上海帮”。至于江青，基本上是站在“海派”一边的，她先把王、关、戚当替罪羊搞了下去，架空了陈伯达，后来又同“海派”组成了“四人帮”。至于老奸巨滑的康生，同陈伯达也有矛盾，又不敢得罪江青，基本上站在“海派”一边。在对待北京天、地派问题上，陈伯达是天派的后台（笔者亲自听陈伯达自己说过），康生是地派的后台，江青表现得不明显。以上所言，当然是一般而言，在对待文革的大是大非问题上，他们是一丘之貉，没有根本的分歧。
　　文革中，陈伯达、王力、戚本禹等人或亲自或派人常到北航来，同北航经常联系，关系密切；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从未来过北航。江青倒是很喜欢蒯大富、韩爱晶，很宠他们。张春桥、姚文元对蒯大富、韩爱晶除了利用外，没有好感，经常阴阳怪气地责怪蒯、韩二人。康生对“地派”很有感情，是地派的黑后台，我这话是有根据的，决不是冤枉老贼。
　　在中央文革的挑动下，天、地派的矛盾越来越深，各自都想把对方搞跨。谭厚兰同王大宾和清华“4.14”打得火热，对“清华井冈山”和“北航红旗”十分不恭，蒯大富、韩爱晶很恼火，他俩商量着要找机会教训一下谭厚兰。
　　机会终于来了。1967年夏，谭厚兰的“井冈山公社”内部杀出了一个反对派“造反兵团”。“造反兵团”的头头是位漂亮的女将王某某（北师大阴盛阳衰，一把手全是女将），该女将投靠了蒯大富、韩爱晶的天派的怀抱。
　　于是，蒯大富、韩爱晶和谭厚兰的死对头“造反兵团”的头头们多次密谋，要把谭厚兰从北师大革委会主任宝座上赶下来。
　　天、地派斗争最典型的事件就是颠覆谭厚兰的北师大革委会事件。1967年9月7日，在蒯大富、韩爱晶的支持和参与下，北师大谭厚兰的反对派“井冈山造反兵团”的头头们趁开大会之机，搞突然袭击，把谭厚兰反剪双手押上了主席台，批斗了谭厚兰，并宣布夺权。这就是颠覆新生的红色政权北师大革委会事件，又称“九.7事件”。事后，蒯大富、韩爱晶等人受到了伟大领袖和中央文革的严厉批评，并被迫向谭厚兰道了歉，但天、地派的矛盾和斗争有增无减。
　　作为北航红旗的元老，我对天地派斗争十分不满，我多次劝韩爱晶高姿态同王大宾握手言和。大家都是造反派，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和矛盾，为什么不能团结起来呢？韩也认为这样闹下去不是办法，但他说关键是蒯大富。王大宾支持蒯大富的死对头清华“4.14”兵团，矛盾没法调和。
　　在天、地派问题上，我个人无力“补天”，但很想表现表现，做点什么。有一天晚上，我拉了两个保卫部学生抬着墨水捅来到了地院大门口，在地上写了几条大标语：“天地一家，联合起来！向地院东方红战友学习致敬！”署名为“北航红旗一老兵”。
　　我的这个举动，没有引起王大宾的注意和反应，我十分遗憾。
　　后来，北航革委会开会正式决定，派代表团同地院王大宾谈判，消除分歧，联合起来。韩爱晶那天有事，决定派二把手井岗山和我出面去谈。我和井岗山带了几个学生来到了地院东方红总部，接待人员找了半天王大宾，说没有找到，其他头头也没有露面，我们扫兴而归。我估计王大宾可能是嫌韩爱晶没有出面，故意避而不见，不知道当时王大宾是怎么想的。
　　如果这次谈判成功，我们再和王大宾一起去做蒯大富和沈如槐、聂元梓、谭厚兰等人的工作，天、地派很有可能握手言和，这样就不会有后来的北京高校大武斗。没有武斗，可能也就不会有后来的毛泽东“7.28大召见”和工人、解放军的占领。这样，文革历史可能要重写，这又是我的一家之言。
　　天、地派的斗争一直到工、军宣队进驻高校、“五大领袖”倒台才结束。
　　事过多少年之后，回过头来再看北京天、地派的斗争，正象全国两大派的斗争一样，由于有最高层人物的插手和操纵，关系错综复杂，派性根深蒂固，斗争你死我活，真正是“树欲静而风不止”，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任何国家、政党、组织和派别之间的斗争根本的原因在于一个“权”字和“利”字（不是狭义的个人权、利）。为了争权夺利，人们互相残杀，人头落地，血流成河，尸骨成山，胜者王侯败者贼。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这话文革中韩爱晶公开说过，被批判为“反动言论”。事实上，这是大实话，是“绝对”的真理。历史就是这样走过来的。
　　现在看来，笔者当年想劝和天地派头头的想法和做法实属幼稚可笑。
　　在“天、地”派的争斗中，北航红旗除韩爱晶等头头同蒯大富私交甚好，介入过天、地派的重大事件外，其他头头和广大红旗战士基本没有介入天、地派的争斗，而是专注于自己学院的“斗批改”和“清理阶级队伍”工作。
　　特别应当强调的一点是，整个文革过程中，包括北航红旗成员在内的北航“父老乡亲”们没有一个人反对过周恩来总理。
　　2004年4月，中国的《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了前北京市委书记、市长吴德的口述访谈录--《十年风雨记事》。鉴于吴德的身份和地位，该书十分畅销。按理，该书应当具有一定的权威性，尤其是对于不明历史真相的年轻读者。但是，令人遗憾的是，可能由于人老了记忆有误，吴老市长在口述中有许多“口误”，有些叙述严重失实，甚至拿历史开玩笑。笔者文革中同吴德打过几次交道，但不熟悉。据我所知，文革初期，正是“北航红旗”奉周恩来总理之命把吴德、刘建勋等老干部从批斗会现场“抢”到北航保护了起来。文革中，笔者和北航红旗战友们对吴德同志十分尊重，因为他当时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对北航红旗也十分友好和支持（证据很多）。但是吴德同志文革中照样是有错误的，“四人帮”横行霸道时期他的屁股也不干净。全国抓“516”运动他是“中央办公小组”的组长，把全国那么多干部群众打成“516”分子，害得多少人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吴老市长是有责任的，但他在“口述”中没有丝毫的道歉和忏悔；伙同华国锋镇压“天安门事件”，把拥护邓小平的李冬民等人打成反革命，鼓吹“两个凡是”都有他的份，否则他后来也不会被邓小平轰下台。
　　可能为了表白自己文革中如何“清正廉明”，吴老市长在自己的口述中破口大骂他当年曾经支持过的北京红卫兵和造反派，包括与他“并肩战斗”过的“五大领袖”。（注：当年吴是市革委会副主任，“五大领袖”是常委。）最为可笑的是，吴老市长在口述中一语惊天：“北京的天派、地派是一家，都是陈伯达、戚本禹他们在指挥的。在反总理上，他们是一致的。”
　　笔者绝无断章取义、咬文嚼字之意。北京的天、地派都是造反派，他们都是受中央文革操纵和指挥的“炮灰”和“打手”（清华“414”可能例外），这话没错；但说“在反总理上，他们是一致的。”这话就令人费解了。不知道这个“一致”是什么意思？是一致拥护总理吗？显然不是，只能解释为“一致反总理”。
　　周恩来总理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谁反对周总理就是反革命！”（注：这些口号只能适用于文革中。）文革中，只有北京钢铁学院的张建奇和北京外国语学院的刘令楷等极少数人给周总理贴过大字报，但这几个人与北京天、地派的斗争毫无关系，天派、地派的广大红卫兵造反派不但没有反总理，而且许多人誓死保卫过周总理。历史早已证明，文革中北航也好，“地派”的北京地质学院、北京师范大学甚至清华“4.14”的广大干部群众都没有反对周总理。不知道吴德的“天地派在反总理上是一致的”结论从何而来！
　　还有，吴德在口述中还说，他听谢静宜说，“毛泽东曾大骂江青是大女流氓。”据笔者的朋友2004年8月13日找谢静宜核对此事时，谢静宜大呼冤枉。谢说，她根本没有说过这样的话。毛泽东的确多次批评过江青，但都是从爱护出发，从来没有骂过她是“大女流氓”。不知吴德的话从何而来？
　　笔者曰：江青的确不是一个好女人，尤其是文革中打击迫害了许多干部群众，其罪行十分严重，已经受到了历史的惩罚。但是，若说毛泽东骂她是个“大女流氓”，恐怕缺乏逻辑。退一步说，就算毛泽东骂过江青是“大女流氓”，也不说明什么问题。毛泽东骂过的人多了，被骂的人几乎都是好人。毛泽东说江青的好话更多，为什么不引用？毛泽东是人不是神，两口子吵架，什么脏话都可能出口。1959年庐山会议上，当着那么多中央委员的面，毛泽东和彭德怀不是互相骂过娘吗？而且骂得十分赤裸裸。男子汉嘛！不会骂几句娘，算什么男子汉？事到如今，毛泽东和江青都已不在人世，死无对证，吴德也好，谢静宜也好，说什么都行。墙倒众人推，鼓破众人锤，真正是也！
　　毛泽东曾经说过，“吴德有德”，看来这话没错。笔者指出吴老市长的“口误”，绝没有“缺德”的意思。吴老市长早已作古，死者为大，同死者打笔墨官司已经毫无意义，但2004年《当代中国出版社》才推出吴德1993年的口述回忆录，必须遵守认真校对、严格把关、不误人子弟的编辑责任和良心。出书不能只是为了赚钱，还要讲点“游戏规则”，否则，只会被人理解为“缺德”。
北航“批斗彭德怀”问题

　　书归正传。批斗彭德怀问题，是北航文革中的一件大事，也是北航红旗和韩爱晶等人犯的主要错误之一。笔者认为，假如文革中没有批斗彭德怀这件事，韩爱晶等人的错误可能要小得多，起码不至于被判15年重刑。
　　文革中，几乎没有一个单位的老干部没有挨过批斗，也没有一个红卫兵和造反派组织没有批斗过老干部。包括刘少奇、贺龙等老革命家也被整死了，至于被老红卫兵、“联动”分子毒打、迫害致死的冤魂更是不计其数。这些大大小小的打手们理应当受到历史的惩罚和良心的谴责。但历史的事实是，批斗彭德怀与批斗别的老干部就是不一样，因为他叫彭德怀。他功大如山，仗义执言，为民请命，太值得人们同情。因此，主要是由于批斗过彭德怀，韩爱晶被判刑15年，王大宾被判刑八年。而那些烂杀无辜的老红卫兵和参与迫害刘少奇、贺龙等人的人不知道判了多少年。
　　笔者认为，文革中的韩爱晶实在是个复杂和矛盾的人物。
　　对于彭德怀本人，据我所知，北航红旗头头和群众中不少人对他是很同情的。1967年夏天，有一次头头们在一起议论彭德怀，我也在场。头头们都认为彭德怀功劳很大，庐山会议上给中央和毛泽东主席提意见惹了祸，罢了国防部长的官，但还是共产党人；彭德怀已无权无势，又没搞什么阴谋活动，文化革命与彭德怀本人没有关系；吴晗写“海瑞罢官”也不可能是彭德怀指使的；彭德怀是只“死老虎”，批判他没有多大意思。（时过境迁，现在看来，当年吴晗写“海瑞罢官”很可能就是要为彭德怀同志抱不平，只不过当时不敢承认罢了。）
　　记得当时韩爱晶说：“你们怎么看彭德怀？ 我觉的他挺冤枉的。他功大如山，心直口快，坏事就坏在嘴上。彭德怀是军事家，不是政治家，他没有总理厉害。我看主席对彭德怀是恨铁不成钢。主席这个人，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是听不进半点不同意见的。这也难怪，谁当官都愿意用奴才，整天给你提意见，你高兴吗？中国的一把手历来独裁。中国的事情，最后总要一个人说了算，你说了算还是我说了算？韩信功劳不大吗？不照样被刘邦杀了吗？现在谁还骂刘邦？”大家一致让韩爱晶住嘴。
　　不久，韩爱晶可能忘了他同情彭德怀的话，在批斗会上动手打了彭德怀。
　　还有一次，北航红旗内部有两个学生成立了一个反林彪的秘密组织“国际红卫军”，牵扯到革委会常委田东。此事非同小可，传出去北航红旗将有灭顶之灾。韩爱晶例行公事，开革委会批评田东。田东很老实，如实地把对林彪的看法、怀疑说了出来，认为林彪象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大家一致批评田东，韩爱晶当时没有吭气。
　　谁知后来韩爱晶对我们说：“我看田东的话有道理，中央的事难说。你们认为中央净好人？陈伯达被江青逼得要自杀，你们知道吗？”
　　1966年底的一天，韩爱晶接到了中央文革戚本禹的电话，通话内容大致如下：
　　“韩爱晶同志，现在有一个人过得很舒服，你们为什么不派人去把他揪出来！”
　　“谁？”韩爱晶问。
　　“就是那个‘海瑞’彭德怀嘛！”戚本禹神秘地说。
　　“彭德怀是只死老虎，揪他有什么意思？”
　　“彭德怀现在很不老实，闹翻案，不能让他太舒服了。”
　　“中央知道了批评我们怎么办？”说实话，韩爱晶当时就是这样说的。
　　“红卫兵小将嘛！这样婆婆妈妈还行？你们的造反精神哪儿去了？你们不是中央文革的铁拳头吗？”
　　“那好吧，彭德怀现在哪儿？”
　　“在成都。具体在哪儿我也不清楚，你们可以通过四川省委的‘黑帮’打听一下。”
　　于是，韩爱晶等主要头头派了几个精干的学生，赶到了成都，在当地红卫兵的协助下，到永兴巷7号抓到了彭德怀。不料在去机场的路上，遇到了王大宾的“地院东方红”的大队人马，因寡不敌众，彭德怀被“地院东方红”的人抢走了。彭德怀被押到北京后，先被拉到地质学院关了起来，后来周总理让北京卫戍区司令傅崇碧把彭德怀送到西郊什坊院的军营里“监护”了起来。
　　1967年7月中旬，北航奉命批斗彭德怀。
　　奉谁的命？不光是奉中央文革的命。历史的事实是，批彭问题，作为中央文革总召集人的周总理也是点了头的，或者说“迫于无奈，不得不违心地同意了”。但周总理指示要“天、地派联合批彭”，并对批彭问题作了五点指示：不许搞“喷气式”，不许武斗，不许挂牌子，不许游斗，不许搞“逼供信”。
　　北航要批斗彭德怀，革委会常委们开会研究过，决定先小范围审问，再组织大会批斗，会议的组织工作由五系革委会负责。这种事属于“斗、批、改”大事，由常委们亲自抓，不归我管，所以也没有任何人通知我和找我商量过。
　　我的组织保卫部办公室在北航主楼二楼，紧靠楼梯，里外套间。由于里面有临时档案和武器，一般人不准进里间。平时，个别常委常在我的办公室找人谈话。
　　下面的事是1967年7月19日发生在我办公室里的历史事实。
　　这天一早，我在办公室里刚起“床”（文革中我一直睡在办公室的沙发上），有人突然来告诉我，一会儿卫戍区要把彭德怀送来，韩爱晶说先在我办公室里等一会儿，再去会场。过了一会儿，两个学生把彭德怀带进了我的办公室，记得其中有一个是女同学。
　　我让彭德怀在我办公桌对面坐了下来，给他倒了杯水。彭德怀看了我一眼，说了声：“谢谢！”
　　我端祥着彭德怀，在此之前我从来见过他本人，只见他个子不高，身材粗壮，光头，脸上有不少刀刻般的皱纹。他一脸阴沉，毫无表情。令我吃惊的是，他穿着一件黑色的无领囚衣。这就是说，他在卫戍区是以犯人身份被“监护”的。
　　凭我的胆量和身份，我忍不住开了口。我没法称呼他，又不愿直呼他的名字，便说：“您身体还好吧？”
　　我实在记不清彭德怀是怎样回答的了，是“还好，谢谢。”还是“老了，一身病。”记不清了，但他点头对我表示了感谢。
　　我又问了一句：“知道是谁让我们批判你的吗？”
　　彭德怀看着我，说了一句：“小同志，有些事你们不懂。”就不讲话了。
　　我没有再问敏感的问题。说心里话，我当时只知道彭在庐山会议上给毛主席提过意见，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罢了国防部长的官，但还是共产党人，只不过犯了错误而已。我心里确实对他十分同情，这决不是事后诸葛亮。我敢说，如果让我负责批斗彭德怀，我当然也要执行，但他决不会挨一下打。所谓批判，不过喊喊口号，念念稿子，例行公事而已。我这人心太软，活到今天，除了揍过儿子的屁股外，从未打过任何人，包括小偷流氓。
　　这时来人通知送彭德怀去会场，彭被押走了。我没什么事，便锁上门，跟在后面向六系楼走去。我想去会场看看，虽然没人让我参加会议，但出于好奇，去看看还是可以的。学校里认识我的人很多。从主楼到六系楼很远，路上有许多学生围观，但没有发生任何事情，可能是我跟在后面的缘故。
　　这次小型批斗会（韩爱晶叫予审会）在北航六系楼一间教室里进行，由韩爱晶和王恒（北航原党委书记，革委会副主任）主审，有关头头们和五系许多学生参加，但我赶到的时候，已挤不进去了。我便站在门口，跷起脚观看。这时，有人开始喊：“打倒彭德怀！”记不清是韩爱晶还是别人开始审问。
　　“彭德怀，你为什么反毛主席？”
　　“我没有反毛主席。”彭德怀说。
　　“那你说的小资产阶级狂热病，指的是谁？”这时，一些人高喊：“彭德怀老实交待！打倒彭德怀！”
　　我刚听到这里，后面有人扯我的衣服。我一回头，组织部的一个学生小声地说：“你哥哥从山东来了，在办公室里等你。”
　　我迅速离开了会场，后边的事我就不知道了。
　　我回到了办公室，一看是维坦六哥从老家来了。他是五哥戴维玉烈士的亲弟弟，在家当小学校长。他问我干什么去了，我说学校正在批斗彭德怀……
　　六哥一听，瞪大了眼睛，大吃一惊地对我说：“什么？彭德怀？彭德怀你们也敢斗？我跟你说，维堤，这事你少干！家里人听说你在北京造反，祖母和四叔不放心，让我来看看你。你知道咱家里闹成什么样子了吗？”六哥越说越有气。我忙让六哥喝水，向他简单解释了有关情况。
　　六哥带来了不好的消息。文革以来，家乡也闹得厉害。县委书记被批斗死了，村里也成立了所谓造反派组织，专斗村干部，当支书的四叔被打成走资派，天天挨批斗，差点被打死，已经到济南躲起来了，六哥本人也挨了斗。最可气的是，批斗四叔时，我老祖母上去保护，被“造反派”们推下台去，摔破了头。我老祖母在当地是赫赫有名的老烈属，无人敢动老人家一根毫毛！我听到这些，顿时火冒三丈，恨不得立即赶回家去，杀了那些王八蛋，解救亲人们。
　　六哥的来京，使我受到了极大的震动。我开始反思文革以来的许多事情。虽然我文革中有极左思想，但行动上往往偏右。对造反派我一直主张一分为二，有好有坏；对老干部我认为可以批判，但不能随便打倒，更不能武斗打人；在大连我甚至支保拥军镇压了“造反派”。作为一个青年学生，我对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坚决拥护，是理论上的铁杆造反派。我虽然没有参与批斗过任何一个老干部，但也没有理直气壮地站出来保过多少老干部（特别是刘少奇和邓小平）。我总认为，我们是按毛主席的号召造反的，中央是支持我们的，不造反当保守派岂不对不起毛主席？我对毛主席的感情和崇拜万分强烈，用当时的话说，真是“高过喜马拉雅山，深过太平洋”。我左右为难，思想陷入矛盾和痛苦之中。
　　我给自己立下了一条原则，任何情况下，决不参与批斗老干部。
　　六哥在北京住了几天，挂记着家里的事情，先回去了。他让我也尽快回老家一趟。
　　后来我才听说，在7月19日的北航批斗会上，有人打了彭德怀，韩爱晶也用拳头捅了彭德怀一下，主要是别的学生打的。后来的许多文革书籍几乎全部写了这件事，并引用了一个卫戍区小战士的话，说彭德怀被打的很厉害，连肋骨也被打断了，头也打出了血……不管小战士的话有没有水分，但彭德怀被韩爱晶和北航学生打了这是历史的事实。这件事无论如何，是韩爱晶和北航红旗某些人犯的重大错误和罪行。笔者认为，后来韩爱晶被判15年刑，主要罪状就是这件事。
　　本书不想为韩爱晶辩护什么，作为20多岁的青年学生，韩爱晶已不是小孩子，打人不对，打彭德怀更不对。事到如今，说什么也晚了。文革中无法无天，批斗会上打人是家常便饭。北航红旗中确有几个学生爱打人，这是我们队伍中的败类，我曾经处理过他们，但当时没有把他们开除出北航红旗，以至造成了严重的后果，这是我们的失职。但话又说回来，当年的中学红卫兵和“联动”分子们不知打死打伤了多少“黑五类”和“黑帮”，但他们没有打彭德怀，所以也没有人被追究并判刑。当时中央让批斗彭德怀，彭老总被中央（绝不单是“四人帮”之流）说成是反毛主席的大反革命，大“黑帮”。年轻无知的学生们把彭老总当成了坏人，动手打了他老人家。作为北航红旗一把手，韩爱晶亲自动手打人，这点无论如何是说不过去的，韩爱晶等人为此遗恨终生。
　　可怜的彭老总祸不单行。“719”预审会后没几天，经中央批准，北航和地质学院于7月26日在北航南操场又召开数万人的大会正式批斗彭德怀。万幸的是，上天保佑我，7月25日下午，我不知哪根神经作怪，突然决定非回山东老家看看不可。韩爱晶等人不同意我请假，说明天要在南操场开大会批斗彭德怀、张闻天等“黑帮”，大会需要保卫，你不能走。我说你们常委分工批彭大会由五系负责，会场保卫工作保卫部有人协助，我非回家不可，我老祖母病了。于是我到学校商店给祖母买了几包饼干，就去了北京站。当时天安门广场已人山人海，欢迎谢富治、王力从武汉胜利归来的大会即将召开。十一路电车到东单走不动停了半天，我记得清清楚楚。
　　第二天7月26日上午，我赶到了山东老家--山东省安丘县景芝镇大夫村，见到了老祖母和亲友们。我把村里的造反派们找来狠狠地骂了一顿，逼他们赔了礼，道了歉，承认了错误。
　　我的这次山东之行，躲过了一场大灾难。7月26日这天，“北航”和“地院”在北航南操场联合召开了批斗彭德怀、张闻天等人的数万人大会，会后游街示众。彭德怀等人又一次受到了残酷地折磨，心身受到了极大地伤害。
　　谢天谢地，这次北航“726”批彭大会，历史老人安排我“不在现场”。
　　万没料到，事过多年之后的1981年春天，我所在的北京738厂党委接到了一份通天的红头文件--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通知。这份文件点名我是1967年7月26日北航批彭大会的总指挥，并要严肃处理我。
　　文革以来，中央专门下文件点名整一个青年学生，实在罕见。这令我既莫名其妙，又受宠若惊。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后面分解。
北航红旗“红一连”问题

　　北航红旗“红一连”在北航文革中干了许多事情，比较有名。
　　北航红旗大队人马在国防科委大门口（后移到附近的体育馆里）静坐示威28天28夜取得胜利后，大部分人马撤回了北航。头头们决定留守一部分人员处理“后事”。因为北航红旗得到了毛主席和党中央的表扬和支持后，中央文革开始派联络员同北航红旗联系。一些北京市和全国各地的串联和上访人员纷纷找到北航红旗反映情况，送材料，希望得到北航红旗的支持并向中央反映他们的问题。其中最典型的案例是四川的刘、张（即刘结挺、张西挺夫妇）问题。文革前刘结挺是四川宜宾地书记委。文革初受到四川省委的打击、迫害，夫妇两跑到北京上访无门，找到了北航红旗。“红一连”的学生门帮助刘、张把材料递交了周总理和中央文革，刘、张二人平了反，回四川后把四川搅得天翻地覆。文革后被抓了起来。？查！
　　留守下来的学生大约有十几个人，其中有一半是女同学，他（她）们都是参加过“28昼夜”行动的“老造反”，关心国家大事，思想敏锐、激进。他（她）们革命造反意志坚定，活动能力强，能量很大。他（她）们自发成立了北航红旗“红一连”和“全国动态组”，负责接待上访人员，搜集、分析诸如中央首长讲话、北京天、地派斗争和全国各地两大派的文革信息、动态、情报，提供主要头头参考。后来有人也参与过抓“黑帮”、“炮打”徐向前、“揪军内一小撮”的错误行动，插手和介入外地的文革斗争，支持外地受压制的造反派，反对过当地军区（如武汉军区）。“红一连”后来归作战部和常委直接领导，是北航红旗主要头头们的秘书、参谋班子。
　　文革中北航红旗“红一连”归韩爱晶、井岗山等主要头头直接管理，笔者无权干预。但“红一连”的学生们都是文革初期支持过我的“老造反”，有的甚至是我的同班同学和朋友，我对他（她）们非常尊重。实事求是地说，“红一连”的同学们由于受极左思潮的影响，在文革中自觉不自觉地干了一些错事（叫坏事也可），犯了一些错误。需要指出的是，“红一连”干的许多事情（无论对错）有的是韩爱晶等主要头头指使或同意的，有的并没有请示主要头头，更没有在北航革委会会议上研究过。这是历史的事实。
　　“红一连”的存在主要是1966年底和1967年的事，1968年初开始清理阶级队伍时就自动解散了。其成员都回了自己的班级。
　　抓“5。16“运动开始后，原北航红旗“红一连”的学生们大难临头。许多人被揪回了北航“隔离审查”，关进了“牛棚”， 受到了严厉地审查和残无人道地迫害，已经分配到外地的学生也不能幸免。例如，有两位女同学在北航长期关押审查期间，受到了令人发指的摧残和迫害，批斗、逼供、体罚、不准睡觉是家常便饭，个别男看守（据说还是复转军人）甚至严重地侮辱她们的人格，使她们的身心遭受了巨大的伤害，最后精神失常，落下了终生残疾，并至今未建立家庭；分配到外地的徐鹏飞、祝春生、王世雄、方凌根等人在被关押、审查期间受到严厉地逼供、体罚，被多次批斗，身心倍受摧残，已经过早地离开了人世；分配到河北的王某某被莫须有地定为“三种人”，开除了厂籍，老婆离了婚。如今穷困潦倒，过着凄凉的晚年……
　　这就是北航的抓“5。16”运动！这就是我的北航红旗“红一连”战友们的“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