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雷全景：“总统俱乐部”逐利中国

       凯雷不凡的“家族背景”

     美国凯雷投资集团成立于1987年,目前管理资产达160亿美元,是全球最大的私募投资机构。美国前总统老布什担任凯雷亚洲顾问委员会主席，英国前首相梅杰曾经是公司欧洲区主席，菲律宾前总统拉莫斯曾担任其顾问。在凯雷集团的投资回报人中包括两位美国总统，一个是现任美国总统小布什，另一个则是小布什的父亲美国前总统老布什。因此投资界戏称凯雷集团的顾问委员会是“总统俱乐部”。 

　在老布什任美国总统期间，担任国务卿的詹姆斯·贝克曾担任凯雷高级顾问并为其大股东之一，美国前国防部长弗兰克·卡路奇曾任其董事长，前白宫预算主任迪克·达尔曼也曾担任其顾问。

     凯雷以往的风险投资经历：一般投资周期在2－3年,多则5年退出套利。

    探究“总统俱乐部”的中国意图既是作局者，又是局中人。

    2005年岁末，国际资本大鳄凯雷集团突然发力，接连鲸吞徐工、参股太保，触角从风险投资领域转而深入中国大型国有企业改制上市。

    凯雷缘何中国发力凯雷收购企业的原则是行业内“数一数二”的。

    凯雷并购徐工的财务顾问、华欧国际证券公司王可说：“凯雷看中的是徐工在整个行业的领导地位，他们完成的是一次产业投资。”

    据凯雷聘请的并购法律顾问金杜律师事务所合伙人王良华介绍，早在2003年凯雷就完成了对中国整个工程机械行业的深入研究，已经着手聘请本土的法律顾问全程参与、起草与此次并购相关的法律框架和文书。

    作为徐工并购案的当事者和主要推动人，凯雷亚洲董事总经理杨向东表示：“凯雷最擅长的是帮助投资企业实现转型，引入新的管理理念、人员以及做法，引进一些必要的合作伙伴，提升投资企业的内涵价值”。

    杨说：“凯雷一直扮演着长期投资者的角色，而不是只追求眼前利益的短期行为投资者。”

    2005年底，凯雷注资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公司33亿元人民币，携其战略投资伙伴美国保德信金融集团共同拥有太保24.975% 的股份。此次投资也成就了凯雷迄今在中国最大的一笔私人股权投资。

    西方舆论普遍把凯雷与徐工的交易看成“凯雷的胜利”，认为是国际私人资本在中国收购大型国企股权的破冰之举，中国监管层的最终批准也成为检验中国政府是否有诚意让国外资本控制国有企业的试金石。

    凯雷随后参股太保，则被认为是中国政府进一步放宽金融管制的一个信号。

    当国内的风险投资机构还在聚焦创业、成长型企业的时候，资本大鳄凯雷已经悄然转身。

    正在斯坦福大学讲授“在受高管制的行业中投资”课程的罗伯特？格蕾蒂，今是凯雷集团的全球董事总经理，其本人曾在白宫任前总统布什副助理，也是最早随同国际投资联盟硅谷银行到中国考察投资项目的凯雷全球高管之一。“我对中国的‘受管制’行业很有兴趣。这是我近期关注的重点，我们非常希望能了解到中国政府的真实意图。”罗伯特？格蕾蒂说。

    “我们希望通过成功的案例，使中国各级政府和企业意识到，凯雷这样的股权投资者可以成为国企改制的途径之一。”杨向东说。按照凯雷集团的业务规划，今后每年将在中国至少投资10亿美元。

    中国将成为该公司长期发展的全球核心，在中国的投资占到其全球投资的30%到50%.“国企改制，尤其是地方政府的国企改制项目，将是未来项目的主要方向。”杨说。

    凯雷打算套利身退被国际投资界称作“总统俱乐部”的凯雷集团，投资者主要包括富有的个人、家族以及机构投资者。美国前总统布什、英国前首相梅杰、菲律宾前总统拉莫斯等人先后在其中挂职，拥有深厚的政治资源，管理的资产超过300 亿美元，成为全球最大的私人股权投资基金之一。市场的质疑来自凯雷私募基金的逐利本性。

    2004年2 月20日，花旗银行作价27亿美元从凯雷手中购得韩国第七大商业银行韩美银行。韩国金融业向来以保守著称，但花旗取代凯雷成为第一家获得韩国商业银行控股权和经营权的外国金融机构，坚冰从此打破。花旗收购韩美银行的关键，正是凯雷出售手中持有的韩美银行36.6% 股权。

    本世纪初，韩国在亚洲金融风暴之后元气尚未恢复，凯雷集团以4.3 亿美元购得韩美银行36.6% 的股权，同时签下长达三年的禁售协议。2003年，韩美银行净利润大幅下降，同年禁售期协议终止。

    凯雷立即发布国际招标消息，将自己持有的韩美银行股份全部转卖给出价最高的花旗。

    收购韩美之后花旗市场份额从不足3%提高到了10%.韩国金融界称，“世界最大的跨国银行与韩国商业银行在同一起跑线上激烈竞争，花旗银行以韩美银行之名进行营业，韩国银行遭受重创。”

    同样的故事正在中国发生。凯雷与太保明文约定，凯雷手中所有的太保股份三年之后全部卖给美国保德信金融集团，后者正是长久以来一直觊觎中国保险业牌照的美国第三大保险公司。

    据凯雷购并徐工的顾问介绍，作为一家财务投资者，凯雷的强项并不是产业运作，将来肯定会选择套利退出。“最有可能的方式是，把徐工集团旗下的上市公司徐工科技与并购主体徐工机械合并，寻求海外上市获利退出。”

    透视“国退洋进”背后凸现政府推手恰恰是地方政府曾经“拉郎配”式的盲目重组造成了徐工今日的困境。上世纪90年代中期，在政绩冲动下，徐州政府把当地众多分散的机械企业重组加入徐工。

    挂牌近一年，尽管徐州国资委一再三缄其口，但却不乏转卖国资的大手笔。几乎在凯雷并购徐工同一时间，徐州钢铁总厂主体产业作价7 亿元卖给法国钢铁巨头圣戈班集团；与徐工、徐州电力并称为徐州三大支柱的徐州烟草也已经被列入徐州国资委的“整合计划”之中。在被徐州国资委列入改制范围的362 家国有企业中，至今已经完成改制312 家，其中不少有名国企被外资控制。国资重镇徐州俨然成为“国退洋进”    的急先锋。

    经历了徐工与卡特彼勒“合资风波”的人们记忆犹新。十年前，徐州地方政府把引进卡特彼勒这样的国际大企业列为当年政府重点项目，在签约的时候甚至包下北京钓鱼台酒店，准备盛大庆贺。

    但在签约前一天，卡特彼勒突然提出附加优惠关税的协议。在说服海关无望后，当时的徐州市政府连夜决定拿出地方财政补贴，“不惜一切代价把外资留下来”。

    卡特彼勒留下来的结果，并没有给地方财政和当地就业带来预想的红利。相反，卡特彼勒与徐工的合资公司在跨国企业转移定价等繁杂的财务体下连续多年“亏损”，不少徐工多年培养的业务骨干也转投卡特彼勒门下，本土人才大量流失到外企。有了卡特彼勒的前车之鉴，徐州地方政府此次为徐工选择合资对象慎之又慎。

    但恰恰是地方政府曾经“拉郎配”式的盲目重组造成了徐工今日的困境。上世纪90年代中期，国内工程机械行业出现了山工和柳工这样的大型企业。在政绩冲动下，徐州政府把当地众多分散的机械企业重组加入徐工。

    据了解，目前徐工正在实施破产的四家企业即徐州特种汽车总厂、徐州铸造总厂、徐州纺织机械厂、徐州通域集团，全部是几年前政府交给徐工兼并、自身难以为继的企业。当时政府的说法是徐州机械行业要“上规模、做大做强”。同时徐工还托管着50多家近年来进行主辅分离的改制企业。

    从2003年设定改制时间表开始，徐州政府再一次主导了徐工改制的整个过程。

    从民企德隆和三一重工，到卡特彼勒等国际产业投资者，最终经过数轮竞标之后选择了财务投资者凯雷。

    一位业内人士指出，在冰冷的资本意志面前，地方政府的强势推手多少显得有些一相情愿。相反，国际财务投机者的逐利性或将成为徐工翻身的一个契机。

    观察卖了以后该做点什么？

    二十多年的国企改制棋至中盘。有人质疑，在国企本位和地方政绩的驱动下，地方政府缺乏把握“国退洋进”的充分动机和能力。表面上看每一项国企改制都经过了严格的资产评估、层层审核和公开招标，但国企改制的最终结果往往是屈服于国际资本的意志。

    地方政府也有自己的苦衷。民营企业“靠不住”，国企民营化还要承担经营风险之外的政治风险；交给企业自己回购也不放心，MBO 常常摇摆在政策“雷区”；地方大型国企往往包袱沉重，员工安置和历史债务问题积重难返。这样，外资参股和购并俨然成为地方国资改革的救命稻草。

    翻开各地政府颁发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地方上各种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具有垄断资源和规模经济的大型国企往往成为地方政府的重点招商项目，在“招商引资”的大旗下，“靓女先嫁”的原则毫不含糊。不仅如此，出于通过招商引资提升地方政绩的经济激励，政府对于潜在的外来投资通常一路“绿灯”。
为了留住外资，地方政府的税收优惠减免政策竞相攀比，有时甚至动用行政手段为外资收购敞开大门。

    最早提出国企改制“新双轨制”弊端的经济学家钟伟认为，国企改制存在无序转让和产权垄断定价的严重问题。国有企业作为资金、设备、人员和土地的“要素组合”，有的企业插了“草标”

    就到资本市场上市了，却不创造任何价值；有更多的企业还未插草标，转眼间却已是换了主人、走了工人。

    在地方政绩的驱动下，地方政府在与外资的谈判合作中也很难取得对等的地位，甚至难以代表国有企业的真正利益。

    为了解决大型国企积累下来的陈年旧账，地方政府急于引进外资以增量资金促进国企改制，但在缺乏外部市场有效制约和内部制度创新的前提下，国企改制岂能简单“一卖了之”？国企改制原本就是两个层面的事情，一是产权改革，二是制度创新。从长远来看，制度远比产权更重要。

    国际上不少著名公司如沃尔玛、宜家等本身还是家族企业，其成功之道往往在于自身长期培育的产品、技术、运营模式等核心能力，同时构建了内部规范有效的激励制度。“国退洋进”之后，如何规范管理和制度创新，才是企业改制之后永续经营的出路。

    虽然有专家认为，外资收购也并不是坏事，但随着中国的这些产业领军者纷纷被外资所“蚕食”，若干年后，中国的行业规则将由谁来制定？更让人忧虑的是，在外资未来的整合中，我们的多少行业将有可能沦为外资大鳄的加工厂，中国的产业发展前景如何预期？

    资料：谁在“国退洋进”的盛宴中狂欢南孚“引狼入室”

    1999年的南孚电池，其碱性电池产销量已经位居世界第五并且扩张速度世界第一。

    在南平地方政府“做大做强南孚”的冲动下，南孚数家股东以南孚电池69%的股份出资，与摩根斯坦利、荷兰国家投资银行、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合资组建“中国电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电池”），其中外方持股49% ，中方持股51%.由于“中国电池”一家中方股东经营不善，陷入巨额亏损，摩根斯坦利成功收购了其持有的“中国电池”8.25% 的股份。

    随后摩根斯坦利先后从两家中方股东手中大量增持“中国电池”股份，直到拥有72% 的控股权。

    2003年，摩根斯坦利改变了原定海外上市的计划，转手以1 亿美元价格将所持“中国电池”股份全部卖给了南孚的竞争对手美国吉列公司。之前吉列公司进入中国十年来，在南孚的强劲市场攻势面前无法打开局面，市场份额不及南孚的10%.但南孚被控股之后，为了避免和大股东吉列冲突，被迫从增长迅速的海外市场退出，如今一半生产线完全闲置。

    乐凯沉沦中国感光材料产业支柱之一的民族品牌乐凯胶卷（600135），2003年10月与柯达合资，柯达以1 亿美元的现金和其他资产换取乐凯胶片20% 的股份。柯达至此完成在中国市场并购合作的“三级跳”：1994年正式进入中国，向中国政府提出“全行业收购计划”；1998年与中国政府达成“98协议”，投资12亿美元与中国的7 家感光企业中的6 家进行合资合作（乐凯除外）；2003年与最后一个中国对手乐凯合资，中国的7 家感光企业全部进入柯达阵营。

    在整个产业向数码领域转型的背景下，乐凯胶卷近年来的利润和市场份额持续下跌。

    此外，哈药、哈啤、青啤、华凌管线、华北制药、熊猫电子等中国各产业的领导企业，也先后走入“国退洋进”的征程。

    来源：中国经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