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松民 |《一条狗的使命》：美利坚变的多愁善感——观影笔记之十二

　　继2009年的催泪电影《忠犬八公的故事》后，导演莱塞·霍尔斯道姆又为观众带来有关汪星人与人的温情故事《一条狗的使命》。

　　动物类电影其实已经拍过很多了，套路往往大同小异，但是都能唤醒人们心中的美好情感。

　　一只流浪狗被捉去人道毁灭;然后转世投胎变成一只猎犬(贝利)，陪伴小主人伊森长大成人，甚至为他追到了女朋友，直到年迈死去;第二次转世轮回(贝利)成为威风凛凛的警犬，却在一次营救被劫持人质的过程中殉职;第三次轮回，(贝利)成了陪伴一位单身黑人女青年的小柯基犬，并帮助主人找到爱情;第四次轮回，(贝利)落到一对不负责任的嬉皮士情侣手里，整天被拴在户外日晒雨淋，最后被遗弃，却因祸得福，辗转找到了已经年迈的主人伊森，帮助主人找到初恋情人，并通过和主人的“特殊暗号”，让伊森认出自己是(贝利)。

　　标准的好莱坞式圆满结局，也让观众看得心中充满暖意。

　　以汪星人为主角的电影为什么总是能够感动观众，甚至成为“催泪弹”?

　　关键在于狗对人类的情感是极为单纯的，狗不会变心，不会在你落魄的时候离你而去，没有“成本/收益”的算计，不骗人，不撒谎……，这些素质，都是在一个日趋功利化的商业社会里极端稀缺，不可能从另一个“人”那里得到的。

　　狗在欧洲和美国享有某种与人相同的地位，几乎成为“亚人”，折射的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疏远和冷漠。

　　中国也是这样。

　　在前社会主义时代，城市养狗的人极少。宠物狗进入家庭，是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的，九十年代之后爆发式增长，进入新世纪之后，宠物狗的地位更是迅速上升，年轻的狗主人开始对宠物狗以“儿子”、“女儿”相称。

　　与这一过程相对应的则是原来人际关系密切的“单位制”解体；同一单位同事集中居住的“家属院”解体，人们开始搬到左邻右舍互不相识的商业化小区居住；“大家庭”解体，独生子女家庭成为主流，“丁克”家庭，甚至不婚族都开始占有相当大比例，社会逐渐原子化了。

　　人际关系疏远所带来的情感上空白，自然而然的就由宠物狗来填补了。

　　能够打动人心的文艺作品，尤其是电影，往往都是来自现实的投射，《一条狗的使命》也不例外。

　　透过汪星人贝利的眼睛，我们会发现，美利坚变得多愁善感了，美国梦已经不再是壮怀激烈，拯救人类了，而是要像张爱玲那样追求现实安稳，岁月静好了。

　　在某种程度上说，《一条狗的使命》是一部汪星人版的《阿甘正传》。

　　《阿甘正传》中，阿甘从五十年代一直“穿越”到了九十年代，经历甚至目睹了战后美国所有的重大事件，包括越战、反战运动、中美乒乓外交、水门事件等。影片缝合了美国的历史伤口，也重述了美国的保守主义价值观。

　　《一条狗的使命》中，汪星人贝利也像阿甘那样，从五十年代后期一直“穿越”到了今天，只是狗的寿命没那么长，贝利要经过四次轮回才能做到这一点。

　　贝利的四次轮回中，第一个主人伊森的家庭是经典的白人中产阶级家庭，在郊区有独栋房子，父亲是能干的推销员，母亲是漂亮的家庭主妇，在经历了三次轮回后，它终于又回到了已经成为农场主的伊森身旁。

　　贝利轮回的过程，客观上也是美国社会一个横断面的比较。

　　通过贝利的历险、选择，《一条狗的使命》营造了“白人的乡村美国才是故乡”的印象，所有已经入戏的观众都会为贝利和伊森的重逢而欣慰。

　　如果把这部电影放在美国爆发了“特朗普革命”(见《郭松民 | 特朗普的颜色革命能走多远？》)新总统的主要支持者是美国内地的“红脖子白人”，特朗普在美墨边境筑墙，提出“买美国货，雇美国人”的政策主张，准备在高墙的庇护下过美国人自己小日子的背景上看，就更觉意味深长。

　　贝利是个爱思考的汪星人。它一出生就开始思考“狗为什么活着?”而最后的结论则是“首先要开心，力所能及的事情要竭尽全力的去帮助别人，舔你爱的人，对过去的事不要一副苦瓜脸，对未来也不要愁眉苦脸，活在当下。”

　　“活在当下”，这其实正是经历了金融危机和伊拉克战争冲击后的美国人的心态。

　　他们要抛弃嬉皮士生活(嬉皮士夫妇抛弃了贝利，贝利也抛弃了他们)，回到传统美国重温过去的好时光，他们要生一大堆儿女，建立一个大家庭。

　　伊森错过这个机会，所以他最后说“我一生都在后悔”，并且亡羊补牢的与年轻时擦肩而过的初恋女友重聚，“加入了一个没有想到这么大”的大家庭。

　　《一条狗的命运》表明，美国在疗伤止痛，方式是向自身的传统回归，乡村仍然是拯救性的力量，仍然是安全感的来源。这表明美国的文化自信仍然存在，这应该成为我们观察美国的一个视角，也应该引起我们的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