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民族神话人类起源内涵分析

     本文的目标是对三个文明古国古代关于人类起源神话的文化内涵进行比较分析，它们是：希伯莱上帝造人神话，希腊普洛美修斯造人神话，中国女娲造人神话。为了分析之需，我们还将涉及与人类起源相关的某些神话，如大洪水神话和人类再生神话。

    希腊和希伯来人类起源神话文本已很完整，无须梳理，而由于中国古代关于人类起源神话的有关材料比较零碎散漫，为了保证本文比较分析的可信性，在此有必要对有关资料进行简略的整理和勾勒：

    中国上古有一位造人之神，她就是女娲：“俗说天地开辟，未有人民，女娲抟黄土作人，剧务力不暇接，乃引  于泥中，举以为人。”[1]  这段文字所出虽稍晚（汉代），但它所述乃据“俗说”，即在民间流传的古代神话，因此实际产生的时间当要早得多。屈原在《天问》中有“女娲有体，孰制匠之？”一句，就从侧面透露出这个消息。这一问来得极突兀 ，它当有一个潜在的、没有明言的前提：“人类有体，女娲所制”，然后才会生发出穷根究底的追问：那么，女娲的身体又是谁创造的呢？据此，则有理由断定，女娲造人神话来源相当古远。[2]

    与造人神话相关，是否也有毁灭人类的大洪水神话？据已有资料看，确曾有过一场（或几场）大洪水及其相关灾难：“往古之时，四极废，九州裂，天不兼覆，地不周载，火   焱而不灭，水浩洋而不息，猛兽食颛民，鸷鸟攫老弱，于是女娲炼五色石以补苍天，断鳌足以立四极，杀黑龙以济冀州，积芦灰以止淫水。”[3] 这段文字中灾难很多，但著名神话学者袁柯先生以为主要是洪水灾难。他说：“女娲补天，其目的无非治水。‘积芦灰’明言‘止淫水’，其余三事，‘断鳌足’、‘杀黑龙’乃诛除水灾时兴风逐浪之水怪，而‘炼石补天’所用之石，亦湮洪水必需之物。”[4] 尽管这段文字所述灾难为何多有歧见（如有人说是地震），但愚意以为袁先生的说法较为可信。可以补充的是，炼石补天，乃是因为“天柱折”，天破了，陷塌了，暴雨从破陷处倾泻而下（试想李贺“石破天惊逗秋雨”句），于是引发大洪水。为要治水，必须补天，故女娲炼石补之。

    那么，这场给人类带来巨大灾难的洪水是什么神发动的呢？是最高天神吗？应该不是。据各种记载，古代发动洪水灾难的一个神是共工。共工在中国古代乃是一个水神：“共工氏以水纪，故为水师而水名”，[5] 这位共工曾多次发动大洪水，危害神界和人类，《尚书》和《淮南子》及其它许多典籍都载共工曾振滔洪水为害天下；另外不少资料还记载共工曾发动大水与祝融、颛顼等争斗。因而，尽管女娲故事没有明言洪水乃共工所作，但据其它古代神话资料，振滔洪水以害天下者均为共工及其属下（如相柳等），因此，女娲所治之洪水的发动者按理当为共工。宋罗泌就曾明言共工制造洪水当在女娲之时，且为女娲所制。[6]此说尽管稍晚，未必便不可信。

    如果上述梳理尚属可信，则女娲造人及相关神话大体是这样的：女娲用黄土造了最早的人类，他们在大地上生活劳作，勤劳而善良（“颛民”即良善之民也），女娲帮助他们缔结婚姻，生息繁衍。[7]  有一恶神共工，可能因为人类得罪了他（或是与人类的保护神争夺权力），故发动大洪水，要消灭人类，[8]  但女娲以自己的神力制伏共工，战胜大洪水及其它灾害，保护了人类。

    比较中国和两希（希伯莱、希腊）泥土造人神话母题，我们发现，两希神话的主要关目都相同或相似，只有极少的不同。大体看来，下面这些关目基本相同：1、人类是一个神用泥土制造的，神赋予了泥人以生命和灵魂；2、人类曾经有过极乐时光（希腊黄金时代，希伯莱伊甸园中始祖的生活），但因人类的堕落的罪恶，他们失去了极乐世界；3、因人类本性卑劣，获罪于天神，导致天神的厌弃和惩罚；4、有一个小神帮助过人类，但因此而受到至高天神严厉的惩罚（希腊的普洛美修斯，希伯莱的蛇——即所谓魔鬼撒旦，他帮助始祖获得智慧和辨识善恶的能力）；5、最高天神用以毁灭人类的是大洪水；6、有一对夫妇逃过了大洪水灾难，幸存下来，他们成为再生人类之祖；两希泥土造人神话的差异性关目则主要在于：1、希腊造人、赋予人生命与灵魂、毁灭人类的是不同的神，而希伯莱神话中这些关目的承担者则是同一天神；2、希腊神话中帮助人类的是一个善神，希伯莱神话中人类的帮助者（蛇）则是一个魔鬼；3、希腊神话中再生人类是石头变的；希伯莱神话中再生人类是挪亚夫妇生的。[9]  通过上面的大体比较，我们有理由认为，两希泥土造人神话尽管各有自己的远古源头，但应有一种传播学上的影响关系，它们的共同源头之一都是早它们而出现的古代苏美尔-巴比伦泥土造人及大洪水神话，比较文化史和神话史学者已在这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研究工作，这方面的成果已令人信服地揭示了苏美尔-巴比伦文化对两希文化的影响，两希人类起源和再生神话诸关目的大体相同相近，再一次证实了这种影响的存在。

    相比之下，中国古代人类起源神与两希神话诸关目，就是同少而异多。在下面几个关目上，它们大体相同或相近：1、人类是用泥土所制造；2、创造人类的是一个神；3、人类都曾遭遇大洪水劫难。但在更多的关目上，中国与两希神话则是相异的：1、人类只是用泥土所创制，没有神吹气给泥人使之获得生命和灵魂；[10]  2、创造人类的是女神而不是男神；3、人类没有居乐园的关目，也没有失乐园的关目；4、因而也没有人类堕落和与天神冲突及遭厌弃的关目；5、发动大洪水毁灭人类的是恶神而不是至上天神；6、有一个或众多天神帮助人类、保护人类；7、大洪水被战胜，危害人类的恶神受到惩罚。这一简单比较，使我们有理由断定，中国人类起源神话是独立地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较少受到其它文化圈相关神话的影响，至少没有直接影响。

    三个民族人类起源神话积淀着丰富的文化密码和民族心理内涵，人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切入对它们的分析并从而获得不同的启示。本文的兴趣是：中国与两希人类起源神话中既然都有泥土造人的关目，那么，它们表现出对泥土（土地）的态度是否相同？又是什么原因决定了他们对土地的相同或相异的态度？与此相关的是，泥土造人的关目是否蕴含有三个民族文化对人类本性、命运的某种理解和认定？它们是否有异同？又是什么原因导致他们作出这种相同或相异的理解和认定？

    首先，三则人类起源神话表现出了一个共同的认识，即人类与土地的渊源关系：人类从根本上来自于土地。关于人类由来，综观世界各民族古代神话，众说不一。有的起源神话讲述，人类来自于某种图腾动物，乃它们所生（美洲印美安易洛魁部落神话讲述人类乃狼、海龟或鹰所生），或来自于某种植物，如某种树、竹、乃至瓜果，但中国、希伯莱、希腊三个民族古代神话却共同讲述着人类来自于泥土的故事。如果说人类起源神话中蕴含着各个民族古代先民对人类本质的某种认识，那么，我们可以说，泥土造人神话，确认的是人与土地的本质关联，即人的土地根性。土地，既是人类身体构成的质料，又是人类生息、繁衍、劳作和归宿之所在，无论是个体的一生，还是群体的起源与归宿，人从内到外都与土地息息相关。

    如果说在图腾（动物、植物、无机物）生人的起源神话中，表现了创造它的民族对于图腾（人类或某种部落的血亲祖宗）的崇拜意识的话，那么，泥土造人神话是否也表现了对土地的崇拜意识？我们发现，事情远非这么简单。中国与两希神话泥土造人的故事，表现的竟是对土地完全对立的感情：一是崇拜，一是鄙弃。因而，土地也获得了完全对立的评价：一是崇高的，一是卑污的。

    尽管两希人类起源神话在某些关目上略有差异，但主要关目都大体相同，因而，对土地的态度和评价也大体相同。就希伯莱神话而言，贯穿几乎《旧约》大部分神话传说故事的一个基本冲突是人类与上帝的冲突，这一冲突的开端和基型就在创世纪之中。上帝耶和华乃是至上天神，也是唯一的神，作为天空之神，他的对立面乃是土地以及土地的神性形式——蛇。伊甸园中那条神蛇在天主教和基督教义中，常被解释为魔鬼的化身——撒旦。在信奉一神教的希伯莱人那儿，除耶和华外，所有的神祗都被贬低为魔鬼。就创世纪中上帝与蛇这一对立角色结构而言，那条神蛇其实就是土地的神化形式。关于蛇与土地内在同一性，在西亚乃至世界各民族神话中都以各种方式被讲述着，在此不须我们赘复。天空与大地的对立性冲突，在后世欧洲文学中，形成了一个原型性形象结构，那就是天鹰与地蛇的冲突。那么，在天空/大地、上帝/魔鬼的对立冲突中，人类作出了什么选择？人类选择了大地。亚当夏娃听信了蛇的诱惑，违背耶和华的禁令偷吃智慧果，与蛇一起，被上帝谴罚到大地上受苦受难。人类听信蛇的诱惑和怂恿，其实是人类听信自己身上泥土根性的诱惑和怂恿，蛇是内在于人自身的一个成份，因为构成人的质料的是泥土。因而，在《旧约》中，上帝与蛇的对立和冲突，便转化为上帝与人类的对立和冲突。在创世纪以外各篇中，蛇这一形象基本消失，不再出现，人类则被置换到蛇的位置上，成了上帝的对立面。

    当然，人类与蛇还不是完全同一的，人类身上还有天神的成份，上帝将“气息”吹进泥人的鼻孔，使之有了生命。在希伯莱语中，“气息”与“灵魂”同词同义，气息即是灵魂。故人类实际上是由两种成份——泥土的血肉和天神的精神——构成的，内在于人类的，不仅有土地的属性，还有天空的属性。这一人类本性的对立性构成，导致了人类永恒的冲突：灵与肉、精神与本能、理性与感性、光明与黑暗。在这些对立性构成中，与天神赋予人类的属性相比较，泥土赋予人的是肉体、本能、感性、欲望等黑暗的成份和属性。在上帝与蛇、即天空与大地的冲突中，人类选择了蛇，即选择了土地。耶和华把亚当夏娃谴罚到大地上，说“你是从土而出的；你本尘土，仍要归于尘土。”便是对人类土地属性的确认。

     由于古代希伯莱人信奉——神教，只有上帝是唯一的神，是圣洁而崇高无比的神，因而，与这天空之神相对立的土地就是污秽的、卑贱的、乃至罪恶的。[11]  由创世纪神话中生发出来的所谓“原罪说”，寻根究底，那原罪之源乃在于泥土之中，大地之中，人类的原罪来自于土地。[12]  希伯莱创世纪神话中上帝对人类的诅咒和否定，也是对土地的诅咒和否定（亚当罚落大地时，耶和华明确对他说“地必因你而受诅咒”[13] ）。

    明确了希伯莱造人神话中对土地的贬低和卑视，我们就能理解与造人相关的洪水神话及其它神话。耶和华要用大洪水毁灭人类，据《旧约·创世纪》叙述，乃是因为亚当夏娃的子孙们在大地上“行恶”，主要是指人类听凭自己本能的驱遣而行事，即被泥土根性所主宰。耶和华发动大洪水毁灭人类的神话，其实是造人神话中上帝与人类、天空与大地冲突发展的顶点和解决。

    因而，在希伯莱泥土造人神话中，表达的是希伯莱人对土地的极度贬抑和否定性评价与态度。那么，希腊泥土造人神话呢？希腊泥土造人神话表达的对土地的态度与评价与希伯莱一样， 是贬抑性和否定性的。在希腊人类起源神话中，存在着与希伯莱神话相同的对立性角色结构：天神与地神、宙斯与普洛美修斯的对立。宙斯作为后起而居统治地位的俄林帕斯神系众神之王，是一位天神（“宙斯”在古印欧语中即“天空”），人类的创造者普洛美修斯乃堤坦神族之一员。堤坦神族是比俄林帕斯神族更古老的神族，是天神乌拉诺斯与地母盖娅的儿孙，他们是居住地上的巨人族。尽管堤坦神身上也有其父乌拉诺斯的基因，但乌拉诺斯作为希腊神话中三代神王中最早的一代神王，其属性不是“光明之天”，而是“黑暗之天”，与第三代“光明之天”的神王宙斯完全相反。这黑暗的天神与地母盖娅交合所生之堤坦诸神，大多为本性蛮野、力量过人而缺乏智慧光照的巨人，如果说光明天神代表的是智慧的话，那么，浑沌蛮野、本能强大的堤坦诸神则更接近于黑暗之地神，即其本性中土地根性更深沉而强大。人类乃堤坦之子普洛美修斯用泥土创造，实际上是说土地之神创造了土地之人。

    与希伯莱创世神话一样，希腊神话中人类用泥土造好后，也有一个神朝他身上吹了一口气，使之获得了生命和灵魂，这个神就是雅典娜。在希腊神系中，雅典娜是后起的神祗，作为智慧的象征，雅典娜的出生十分独特：她是从天神宙斯脑袋里蹦出来的。智慧女神雅典娜最集中而突出地体现了天神的内在品质，她的一个象征形象是鹰，神鹰代表的是天空。泥人因获得雅典娜的气息而具有生命与灵魂，意味着人类也是由两种对立的属性构成的：即泥土的本性与天空的本性。与希伯莱起源神话一样，人类身上泥土根性显然更深沉而强大，希腊神话中人类的始祖们也因其泥土本性而堕落，变得贪婪、放纵、冷酷而残暴，因而为天神宙斯所厌弃。宙斯与众天神开始危害人类，所谓“潘多拉的匣子”这一关目，实际上是一次人类的“失乐园”，因为在此之前，人类没有疾病、瘟疫、痛苦、不幸、灾厄，生活无忧无虑、无病无灾,但众神送给人类祸物潘多拉的匣子里飞出的疾病灾厄，却结束了人类的乐园时光，这极近希伯莱神话中人类始祖的失乐园。但天神宙斯对人类的厌弃和惩罚并不到此为止，地神之子普洛美修斯和人类与宙斯的对立冲突的最后解决，就是前者受到更严厉的谴罚：普洛美修斯被捆绑在高加索山上，被宙斯派遣的一只神鹰每天啄食他的肝脏，使其痛苦万分（请注意希腊神话中鹰与天空的关联），而人类则在一场大洪水中被消灭得一干二净，唯有丢卡利翁和皮拉夫妇死里逃生。

    因而，希腊泥土造人神话所确认的，也是人的土地本性。不惟起源神话表达了这种确认，还有其它几则神话都在强化着这种确认。首先是人类再生神话。在帕耳那索斯山上幸免于大洪水厄难的丢卡利翁夫妇，得到堤坦女神忒弥斯（据希腊神话她乃普洛美修斯之母）的启示，将他们“母亲（地神）的骨骼”——石头扔到身后，那些石头都变成了人。[14]在这个人类再生性神话中，石头乃丢卡利翁夫妇之母（地母）的骨骼，仍属地中之物，不妨说，这是泥土造人神话的变异形式。另一确认人类土地本性的故事，是所谓“地生人”的故事。这种故事在关于卡德摩斯和伊阿宋的传说中都出现过，其中，卡德摩斯与地生人的故事最有意味。卡德摩斯在寻找其妹欧罗巴的途中遇上一条毒龙，他杀死了毒龙，按雅典娜的吩咐将龙牙埋进土地中，土地中生出一群武士，这群武士自相残杀，死亡几尽，最后五个人停止互相屠杀，在卡德摩斯的带领下，在那儿筑石建城，此即忒拜城的来源。伊阿宋在寻取金羊毛的过程中，也经历过杀死毒龙、龙牙被埋入土中，长出一荐人，并被杀死的情节。[15]  在这种故事中，天神与地神的冲突被置换成了天神之子——英雄（英雄乃天神与人类交合所生）与毒龙及龙牙所生之人的冲突，后者与前者都具有结构上的对应性；毒龙在西方神话和文学中，往往由古代巨人所变异，乃土地之子或土地之神的贬损形式，代表的是黑暗、浑沌、蛮野、恐怖的大地之神，其毒牙入土生长出人来，就是十分自然的了。这种“地生人”神话可以看成是泥土造人神话的次生形态，其所确认的，都是人类的土地根性。当然，对卡德摩斯这个传说本身而言，“地生人”故事还具有某种宿命意味的象征性，即建于此地的忒拜城统治者后裔的悲剧命运与结局：俄狄浦斯的悲剧、其子孙互相残杀而最后城落他人之手的悲剧，都可以在 德摩斯与“地生人”的故事中寻找到其象征与隐喻性预示。而这些“地生人”所以愚蠢地自相残杀，其根本的原因乃在他们的土地本性。

    从上述分析不难看出，希腊泥土造人及其相关神话，表达了希腊人对人类泥土本性的确认，这种确认中也表达了人类对土地的贬抑态度。但须要注意的是，希腊人对土地的贬抑远没有希伯莱人那么彻底和极端，希腊人在叙述人类起源故事时，对地神之子——普洛美修斯并不持否定态度，反而带着赞美倾向；对天神宙斯也不是无保留地肯定，总体上看还带点批判态度。对人类因其本性而导致的“堕落”虽然也不认可，且带有明显否定倾向，但对宙斯用大洪水来毁灭他们也不会持肯定态度。总体上看，希腊泥土造人及其相关神话对土地的态度是贬抑的，但不及希伯莱神话那么极端和彻底。

    与两希神话相比较，中国泥土造人神话就表达了对土地完全不同的态度和评价。首先，中国神话中没有赋灵关目，人完全是泥土构成的，并不需要另一个天神“吹气”赋予泥人以生命和灵魂，人类来自泥土，其生命和灵魂也自在泥土之中，而不来自泥土之外；其次，神是用造自己的材料来造人的，女娲乃地母，“女娲地出”典有明征。[16] 人与神在根本上是同一的。希伯莱神话中造人的上帝不仅不是用泥土造成的，也不是由任何质料构成的，他从根本上说没有任何具体质料构成的身体，只是一种精神的存在。[17]  在希伯莱神话中，人神是相对立的、分裂的，中国神话中，人神是同一的，一致的。人神的同一，决定了人自身本质构成的同一。中国神话中的人不是内在分裂的人，他没有精神与本能、灵与肉、感性与理性的固定分裂与冲突结构，而是浑融为一的。

    中国泥土造人神话中，神用构造自身的材料创造人类，这表达出中国古代先民对土地的肯定和崇拜态度。在中国神话中，土地及其神化形式有极高的地位。当天空陷塌（“天柱折”）大雨倾盆，洪水泛滥时，是女娲炼五色石以补苍天，这“五色石”乃出自于土（“石者，土之精”），补天之五色石，实乃土地精华所聚之神物；又大洪水中，  曾窃天帝之“息壤”以堙洪水，而这“息壤”，乃是一种能自己生长的土壤，[18] 一种土地的神化形态。泥土是神祗们用以战胜灾害的神物，可见地位之高。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古代最高大神也具有土地属性。至迟到春秋战国时代，中国就形成了五方帝神系统，即按五行观念将古代诸主要大神重新组合成五位主神和五位佐神的五方十神系统。可以说，这是中国的“俄林帕斯神系”，这一神系的最高统治者乃是黄帝，其佐神为后土。[19]  那么，这位黄帝是什么样的一位神帝呢？按古代典籍记载，黄帝作为五帝之首，位居中央土位，即无极之土，以君临其它四帝。其佐神乃后土，即土地神，社神。在五方帝神系统中，佐神与主神有内在的同一性，属性是一样的，后土作为土地神，则其主神黄帝事实上也是土地神。

    中国最高大神的土地属性意味着他们在本质上与人类是同一的，因而，中国古代没有最高天神发动大洪水或什么其它灾难毁灭人类的神话理所当然。中国泥土造人神话表达的不是对土地的贬抑与否定，而是肯定与崇拜。土地在两希神话中是低贱的、卑污的，在中国神话中则是崇高的神圣的。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尽管到了理性化时代，中国一些重要文化典籍（如《易经》）中开始有了“天尊地卑“的观念，但即使在这些典籍中，它们的尊卑区别只是相对而不是绝对的，中国文化更强调的是天地参合、阴阳交泰、互补互渗，而不是极端的尊天抑地。至于在原始神话中，这种尊天抑地的观念就更其淡薄。事实上，如果我们从精神上把握中国文化，将不难发现，中国文化本质上充满了土地精神，天空意识则相对淡薄。

    与人类之来源相关的是人类本性之构成。三个民族泥土造人神话都直接或间接地表达了各自先民对此的见解。希伯莱神话中，人之来源是二元性的，即兼具泥土与天空两种对立属性。与天空相对比，土地总是黑暗、欲望、本能的象征，如果拿弗洛伊德的术语表达，则土地是本我人格的象征；而天空则代表着绝对真理、最高道德律令、最高智慧和理性，在弗洛依德人格理论术语中，这些属于超我人格内容。由泥土与上帝“气息”构成的人类，本质上是由这相反对立的两极构成的。希伯莱文化中，这对立二极在人身上不可能和谐统一，它们处于激烈的冲突对立之中，人在本质上是分裂的。
    
    这种分裂型人性观希腊文化中也有相近表现。希腊神话中的人也是由泥土与天空两种因子构成。如同希伯莱文化一样，希腊文化中土地意象代表的也是一片黑暗的世界，强大的肉体本能、强烈的欲望与冲动，用尼采的术语表达，即所谓酒神狄俄尼索斯精神；而希腊神话中给人之肉体赋灵的是集中代表着天神之光明、智慧、理性、秩序和权威的雅典娜。人在本质上是由两种对立的因子构成的，他也是分裂型的。这种灵肉二元论看来深深地影响了希腊此后的文化发展，其最早的例子之一就是苏格拉底—柏拉图对人的描述。[21]尽管二千多年后的尼采曾激烈地攻击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将他们看作是使希腊神话衰落、酒神精神消歇的罪魁祸首，[22]  但他们在其哲学中对人的描述则是典型二元论的，这种人性二元观最突出地体现出他们的哲学与希腊神话内在的脉承关系。

    不过，尽管希腊人类起源神话表现出的人性观也是二元性的，但这二元并非是绝对的分裂关系，神并非绝对只受理性、道德、智慧的控制而完全没有本能性情欲，大多数神或神性英雄倒是二者兼具，最高大神宙斯便是最典型的一个。正如他头脑（人之天）中蹦出雅典娜而大腿（人之地）中蹦出狄俄尼索斯，他同时兼具智慧与本能两大品性。在希腊神话中，普洛美修斯是按神的样子来造人的，人与神在本性上具有同一性，他也兼具土地之本能与天空之智慧。希腊神话中表现出的人性观也是二元性的，只是这种二元本性并非绝对分裂，它们也可能有均衡和谐的时候，希腊神话中“黄金时代”的人类正是这种人性均衡和谐状态的一个样板，那是希腊神话对人性与人类生活状态的理想设计。只是人类走出了黄金时代以后，他身上大地与天空二重本性均衡和谐的状态便慢慢发生了倾斜和被破坏，乃至到了“黑铁时代”，人类身上的土地根性得到恶性膨胀发展，而天空智性则被抛弃，并因此遭致宙斯的严厉惩罚。就是说，在希腊神话中越到后来，人类的本性越向土地倾斜堕落，与此相应的是，神的本性则愈向天空升腾纯化，人与以宙斯为代表的神因此作为对立二极而被突出，后者更突出了其智慧、理性、光明的属性，前者则更强调了其黑暗、本能、欲望、无理性的品性，因此，在人身上，大地与天空之属性处于分裂状态。尽管如此，这种人神属性分别向大地与天空的逆向运行在希腊神话中是有限度的，直到希腊神话开始消歇时，希腊神话中的天神也没有发展到只有单纯天空属性，其中的人类也没有堕落到只具有土地精神的地步。故而，希腊神话中人性二元构成的分裂与纯化程度相对有限，远不如希伯莱神话那么深巨和彻底，这一区别不可不察。

    与两希神话表现的二元分裂性人性观相比，中国神话中体现出的人性观却是一元性的。中国神话关于人类起源的故事中，只有赋形关目，而没有赋灵关目，人类的来源是一元性的，这意味着其本质也是一元性的。中国神话总体上看对人的本性构成这一问题处于无意识或意识相当淡薄状态，它引导人们注意的，更多是外在的生活情景，而不是内在的本性构成，这是它与两希人类起源神话中较为强烈的人本性意识的一个重要区别。曾有学者论及中国文化有一种将精神还原为身体——即心灵的身体化特征，这不无道理，造人神话只有赋形而没有赋灵关目，大约是这种特征最早的表现。但另一方面，中国人类起源神话没有特别的赋灵关目，也许与中国古人持守一种浑整统一的一元人性观有关，即人的肉体与灵魂不可分割，且它们都来自于土地，最终也归于土地，因而，地神给人类赋形与赋灵具有同一性。人类的血肉与灵魂都来自于土地。这是中国与两希神话（尤其是希伯莱神话）很不相同的地方。由于对这一问题学者可能有歧见，在此有必要稍加展开。

    希伯莱神话中人的身体来自泥土，所以死后身体归于泥土，一部《旧约》不厌其详地叙述以色列人的列祖列宗死后归葬某地的关目，反复在强化 这种意识。那么，人的灵魂归往何处呢？是否归自泥土？《旧约·创世纪》中耶和华曾说，人既然是来自泥土的血肉之躯，那么“我的灵就不永驻他身上”，既然人的灵魂乃上帝所赋，自然人的肉体死亡后，灵魂应归于其所来自的天空，就象身体应归其所来自的土地一样。很多学者都注意到犹太教没有来世论，没有地狱观念。大多数游牧民族的宗教都如此。英国学者白德库克将其看成是犹太教“最显著的特征之一”。[23]  既然游牧民族视地为卑污所在，上帝所赋的人之灵魂在人死后自然也不能归于这卑污所在，所以，游牧的希伯莱人没有发展出地狱的观念是理所当然的。

    而农耕民族的中国和埃及大不一样。中国人在汉以后的地狱及阎罗的观念来自于印度文化，对此学者已有确论，但汉以前中国文化中是否就没有地府及冥王的观念呢？学者们对此意见却有分歧。为节省篇幅在此不对之展开述评，只表达笔者的看法：中国汉以前早有地府及冥王的观念，以及与之相关的鬼魂观念，所谓鬼就是人死后的魂魄（试看《楚辞·国殇》中“子魂魄兮为鬼雄“的诗句）。中国古代神话中的“司幽之国”就是地府。那么，这地府的主宰是谁呢？他名叫司幽，或土伯、或后土，中国上古关于他们的资料较多，这已为人们熟知，兹不赘举；屈原曾在《招魂》中呼唤“魂乎无下”，因为土地下面有凶恶狰狞的土伯等待在那儿。另有学者研究说，昆仑山（泰山）在上古曾是中国神话中的地狱之山，人死后灵魂之归所。[24]  不管地府在哪儿，地府的主宰究竟是谁，有一点可以肯定，中国上古有地府这个所在，它是人死后灵魂之归宿。这意味着，人不惟其形而且其灵都来自于土地。因而，不管形也罢，灵也罢，在中国上古神话中，它们都具有土地根性。

    与中国相类似的是埃及文化。埃及神话中人死后其形归于土，其灵魂也归于土而不是升于天。埃及神话中最有名、最为埃及人敬爱的大神是奥息里斯，他身兼土地神、植物神、农业神和冥王多种职能，他主宰的地府是埃及人最重视的所在。埃及人十分关心死后的灵魂去向和来世问题，所以地府及冥王具有十分显赫的地位。

    那么，中国和埃及这样的农业民族古代神话中有天神吗？他们与地神是什么关系？农业民族当然有天神，但他们与地神的关系主要不是冲突对立而是交合承沿的关系。埃及太阳城九大神共分四代，第一代大神是太阳神拉（至上天神），他之后每一代大神（拉的儿孙）都是兄妹配偶神，且分为天神与地神，最后一代大神伊西斯与奥息里斯兄妹是拉神的重孙，也是天地相配的夫妻神。从奥息里斯这个冥府之王的角度看，从最高天神、太阳神拉到他， 是一脉相传的关系；而横向的伊西斯（他的姐姐与妻子、具有天空属性的神）与他，则是一脉相通的关系。中国的情况也差不多。地神女娲与天神伏羲（太昊）就是夫妻关系，汉代画像砖上有他们人首蛇身而蛇尾相交的图画，那即天地交合的象征。另众多上古神祗间的谱系，都在强调天神与地神之间的脉承关系和转换关系，在此仅引二例以为证：
  
    有司幽之国。帝俊生晏龙，晏龙生司幽，司幽生思士，不妻；思女，不夫。（《山海经·大荒东经》）
  
    炎帝之妻、赤水之子听沃 生炎居，炎居生节并，节并生戏器，戏器生祝融。祝融降处江水，生共工。……共工生后土。（《山海经·海内经》）

    上两则神话资料中，帝俊乃商人至上天神，炎帝既是农神植物神（因而也是地神）亦是火神和太阳神（“炎帝者，太阳也”），[25]  也是天神。而“司幽之国”当指地府，“后土”亦是地府之主宰，这两个地府之主宰均为至上天神的后裔，他们之间有血源上的脉承和转换关系，并不是简单的对立分裂关系。象这种神族谱系，中国古代神话中还能找出许多。中国神系更强调的是彼此属性的相互关联和渗透，而不是分裂对立，这是它与希伯莱神话乃至希腊神话很不相同的地方。希伯莱神话把天神与地神（蛇）的分裂冲突强调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希腊神话尽管没有这么极端，但天神与地神的关系中分裂对立是主导的。这不仅有宙斯与普洛美修斯的冲突，更有地母盖娅及堤坦神族与宙斯为代表的俄林帕斯神族持久的冲突，以及希腊英雄（天神之子）与各种怪兽毒龙（多为地神之子）及堤坦后裔持久的冲突为其证明。

    由于中国神话中天神地祗在本质上是相互和合涵容的，有内在脉承关系的，因而，中国上古造人神话中人类形体与灵魂之来源和归所均为土地。但这不意味着人之本性就与天截然对立，通过土地，人的灵肉也与天神间接相通。中国神话中人类来源和本性的一元论意识是极具有涵容性而不是完全封闭性的。因而，中国神话中的土地就不象希伯莱神话中的土地，只是人类身上黑暗、欲望、冲动、非理性这些“本我”人格内涵的象征，它包涵有这些人格内容，也更有“自我”的人格内容。中国文化中，土地意味着现实世界，这现实世界内化于人的精神构成，主要形成了人的“自我”人格，以及某些“超我”的品性。因而，中国神话中的土地意象在以自我为主的前提下，涵容着本我和超我的内容，它具有一种浑整性和包容性特征，与希伯莱以及希腊神话中土地意象潜含的精神属性很不一样。

    与人类来源、人类本性设定相关的是对人类命运和生存处境的设定。三个民族人类起源神话都有意无意地表达了对人类生存处境和命运的设定。在这方面，我们发现，两希神话的设定有较多的相似性和相同性，而中国神话的设定则大不一样。

    在两希神话中，人类远古都曾有一个极乐世界，在希伯莱神话中，那些是始祖亚当夏娃曾居住的伊甸园，在希腊神话中，则是人类的“黄金时代”。由于人类身上土地根性的驱动，人类开始堕落了，犯罪了，远离了赋予其灵魂的天神的指引，堕落的人类因此受到代表智慧、道德、理性、秩序的最高天神的惩罚。这一惩罚有两个关目，先是失乐园，后是全体毁灭。在希腊神话中先是黄金时代的丧失，人类最后走向充满血腥、残酷、战争、暴力、疾病、痛苦、贪欲、情欲和权力欲的绝望的“黑铁时代”，并最终导致宙斯用大洪水来彻底毁灭人类；在希伯莱神话中，人类始祖被逐出伊甸园，被耶和华罚到土地上去经受劳作、生育和穷困劳累的无尽煎熬；由于人类在这种处境中仍然继续堕落，所以才导致了第二个惩罚关目的出现：天神发动大洪水消灭整个人类。因而，在两希人类起源神话中，贯穿着一个共同的主题：堕落与惩罚。最强烈地表达着这一主题的自然是希伯莱神话，人类的命运在上帝造人与灭人的神话中，走着一条因其始祖的“原罪”而“永劫难归”的堕落而苦难的漫漫长途，人类现实的生存处境是罪恶、痛苦、堕落、永恒的惩罚。

    在中国神话中，人类的命运与处境被作了大不相同的设定。尽管中国神话也设定了一个人类始初的类似“黄金时代”的时代——三皇五帝的时代，但却没有突出地强调人类以后的堕落以及由此而来的毁灭性惩罚。“罪恶——惩罚”主题在中国神话中不被突出，因而，中国神话中人类也没有失乐园的关目，不曾有希伯莱式的“永劫难归”的命运；与此相关的是，中国神话人类现世的生存也不是一种必然堕落和充满罪恶的生存，尽管比起“三皇五帝”的黄金时代，以后人类的生存处境也许要糟糕得多，但那毕竟不是只当如此和必定如此的。导致中国神话对人类命运与处境作这种温和设定的直接原因之一，乃是中国神话中的神与人不是对立而是亲和的。中国造人之神与最高大神，均不是惩罚型天神，而是庇护型天神，他们是人类的护佑者而不是暴戾专横的惩罚者；中国神话以对待人的态度来判断神祗的善恶：护佑人的神是善神，敌视人的神是恶神。这种人神本质上的亲和同一性从根本上讲，乃是由他们身上共同的土地根性所决定的，这与两希神话中神人的本质属性根本对立恰恰相反。希伯来神话恰是以对待神的态度来判断人的善恶的：服从敬畏神的是善人，忤逆反抗神的是恶人。希腊神话在神人关系上也持大体相同的标准，只是没有希伯来那么绝对和极端。

    因而，三个民族人类起源神话中对人类来源、本性、命运的描述和认识有极大的差异，这种差异对各自文化的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如果说神话是一个民族文化史的源头，是这个民族集体潜意识的最初表达，那么，在它身上，就潜涵着对这个民族文化而言是非常重要的基型和基因，它们在相当程度上潜在地规约着一个民族文化的基本型态和内在精神。比较文化学者的研究成果，已让我们了解并接受了这样一个基本结论：以古代希腊和希伯莱文化为源头的欧洲文化就其主导倾向而言，是一种分裂型文化，这种文化所设定的人、世界、人与世界的关系是二元对立分裂型的，乃至其文化构成和发展历史本身也是二元断裂式的；而中国文化则是一种从外到内都显现出强烈的浑整互融性特征的文化。那么，这种文化特征差异性的最早表达，便是在三个民族的人类起源神话中。

    三个民族古代人类起源神话都确认了人类与土地的血缘关系，但对土地（因而也是对被土地属性主宰的人类）有着完全不同的态度和评价。希伯莱神话中，那是断然的否定和贬斥；希腊神话中，那些也基本是否定的；中国神话中，则是肯定和崇敬的。两希神话中，神是在用一种低贱卑污的物质造人，而中国神话中，神是在一种尊贵崇高的物质造人。同是土地，在不同民族神话中却有截然相反的评价，原因何在？这根本的原因，当在三个民族古代不同的经济生活模式以及由此形成的不同民族心理构成和价值观。是不同的经济生活类型以及由此导致的民族心理特征，决定着土地在不同民族人们生活中的重要性程度，以及人们对土地的不同评价。

    就中国而言，考古发掘证明，至少到仰韶文化中晚期，中华民族的主体——黄河流域的华夏先民就进入到以农耕为主的经济时代，这一时期各种陶器的大量被制造就是一个有力的侧证（各种陶器主要用之于储存谷物和食用谷物）。农耕经济与聚落方式都在强化人们对土地的感情和突出土地的重要性。先民生存之衣食主要来自于土地，因此，聚族而居，守住一方水土，就是普遍的生活方式。失去了土地，也就是失去了生存之依凭，土地崇拜意识自然由此而强烈起来。可以说，农耕社会的人们都有一种共同的情结——恋土情结。土地神（社神）是人们膜拜的最重要的神，象女娲、炎帝、黄帝、禹、尧等古代最显赫的大神，都曾是土地神或与土地联系紧密（经常一分为二又合二为一）的植物神、农业神；迄今为止，在中国乡镇，还随处可见那祭祀土地神的所在——社坛或社庙；在中国上古，最显赫的神是土地神或具有土地神性；最神圣的图腾龙（或蛇）是土地的神化意象；最隆重而盛大的祭仪不是祭天而是祭地以及与地关联的山川江河；[26]  最高形式的政治共同体国家命称为“社稷”（土地与谷物）……文化的方方面面，生活的角角落落，到处都弥漫着土地意象，这是中国文化最核心的精神意象。中国古人当然也尊天，但天是与人们保持亲和性的天，与土地相生相克的天，或是被土地化了的天：土地神黄帝居然成了最高天神，且衍化为以后的玉皇大帝；土地的神化意象——龙——居然腾跃九霄，最后竟至护日巡天（“六龙回日”即是也 [27]）；或是被世俗化、现实化了的天。秦汉以降，中国文化确也发展出了“尊天抑地”的观点，但这尊抑的倾向从来也没有发展到极端，中国文化在最高层面倒是追求阴阳合壁、天地交泰、互渗互利、相辅相成的境界。

    与对土地崇拜感情相结合的是对故乡的眷恋。故乡的观念与聚族定居的生活是联系在一块的，后者决定前者。没有聚族定居的聚落形态，人们便很难培养起极其深挚的故乡观念，在相当意义上，农业民族有着超过任何其它民族（如游牧、商业民族）的强烈的故乡观念，故乡与故土几乎成了同义词。我们可以说，故乡情结在很大程度上是土地情结的一种转换，二者有内在的同一性。农业民族对土地的崇拜总是与对故乡的眷恋结合在一块的。

    对土地的崇拜最直接的原因是因为那是农业民族的衣食之源，所以农业民族在其精神文化中，总是把土地的地位抬到至高无上的程度。中国古代用以编组大千世界和人类社会的一个基本模式是五行模式，而在金、木、水、火、土这五行中，居于中央以控驭四方的是无极之土，其神为中央之帝黄帝，其佐神为后土；在埃及这个农业民族的神话中，最重要、最让埃及人崇拜的大神，是兼土地、植物、农业为一身的大神奥息里斯，其地位之崇高和为人们崇拜之程度，连太阳神拉也比不上；这情形与中国古代几乎差不多。

    但两希文化却大不一样，它们都极端地尊天抑地（希伯莱尤其如此）。据《旧约》及其它历史资料，古代希伯莱人主要从事畜牧业，过着一种逐水草而居的行无定踪、居无定所的游牧生活。[28]  游牧民族的衣食之源不直接是土地而是动物，土地对游牧人的重要性远不如对农业民族的重要性。因而，游牧人没有强烈的土地崇拜意识和土地情结；由于居无定所，游牧人也培养不出农业民族人们那么深挚的故乡观念和情感，他们倒是容易培养出一种强烈的漂泊意识。游牧生活本质上没有故乡，只有永久的迁徙漂泊。希伯莱人类起源神话中极端的贬抑土地的态度，根本上来自于这种经济生产与聚落方式。

    希伯莱神话中的上帝在本质上是游牧人的上帝，已有研究证明，耶和华在远古本是犹太人的动物保护神和部落保护神，到后来，随着犹太人的扩张活动，以及希腊罗马人入侵后的漂泊历史生活的出现，这个希伯莱人的部族保护神与动物保护神才慢慢升华为至上天神和全人类的上帝。尽管如此，尽管《旧约》中的上帝已成为全人类的上帝，但他在本质上仍是游牧人的上帝而不是农业民族的上帝。《旧约》中经常叙述希伯莱人敬祀上帝的活动，但所叙述的供品主要是牛羊等动物而不是农产品。《旧约》中人类弟兄之间第一次血腥谋杀的原因即与此有关。据《旧约·创世纪》，亚当的两个儿子亚伯和该隐一个放牧，一个种地，祭祀上帝时，农人该隐拿来出自己土地里的出产，而牧人亚伯拿出自己牧羊群中头生的羊和羊的油脂，上帝悦纳亚伯的供品却不喜欢该隐的供品，这使得该隐十分恼恨嫉妒，竟因此而杀了亚伯，因而受到上帝的严厉谴责和诅咒。在《圣经》中，人类兄弟间这第一次仇杀，实际隐喻着两种经济生产方式的冲突，耶和华在这场冲突中选择了游牧的亚伯而拒绝了农耕的该隐，拒绝该隐也就是拒绝农业和土地。这一精神内涵如果考察这个神话故事的来源将会使人有更明确的认识。

    该隐与亚伯冲突的故事源自更古老的苏美尔-巴比伦神话，在苏美尔-巴比伦神话中，有两则结构和内涵相近的故事与此相关。一则是伊米什与因梯恩的故事。这个故事说，大气神恩里尔在神灵的创造室造出伊米什和因梯恩兄弟，让他们分别负责主管大地上的农业生产和牧业生产，两弟兄各自尽职努力，都干得非常出色，得到众神的嘉赏。两兄弟后来骄傲起来，各自夸耀自己的功劳和贡献，并互相攻击，最后大神恩里尔出面裁决，他说牧神因梯恩的功劳比农神伊米什大，伊米什的劳动和贡献无法与因梯恩相比；伊米什心悦诚服地接受这个裁决，两兄弟和好如初；另一个故事与此相仿：大神安启造出畜牧神拉哈尔和他的姐妹伊什南，让拉哈尔负责畜牧业，伊什南负责农业。他们非常负责努力，成绩出色，得到诸神的赞赏。后来他们骄傲起来，工作怠惰，且各自夸耀自己的功劳比对方大，经常争吵，结果由大神恩里尔出面调停，他责备他们居功自傲的错误，要他们各自反省。在恩里尔的调停下，拉哈尔和伊什南重归于好。[29]  这两则神话故事也是关于兄弟或兄妹争端的，且反映的也是农业与畜牧业的矛盾，希伯来神话中该隐与亚伯的冲突与此有显而有易见的渊源关系。所不同的是，苏美尔-巴比伦神话中，最高大神尽管偏向畜牧神，但仍然在冲突双方之间起调停作用，且冲突双方最后重归于好。这个结局与苏美尔-巴比伦人的经济活动特点是有关系的。从有关资料看，古代苏美尔-巴比伦人最早都是游牧人，入主两河流域后，开始从事农业活动，畜牧业和农业对他们都具有重要意义。这种经济活动的历史和特征导致他们的神话在畜牧业和农业之间保持一种虽有偏向但不致走向极端的立场。而希伯来人则以一直以畜牧业为主，农业始终没有成为其主要经济活动，故而希伯来上帝在该隐与亚伯的冲突中完全偏爱游牧的亚伯就是理所当然的。

    古希腊神话中土地的卑污地位也与希腊人经济生产方式有内在关联。古希腊人乃是远古雅丽安人的一支，而古雅丽安人的历史资料尽管已湮失难求，但大多数研究者认为古雅丽安人在公元前五千年前后大约居住于中亚一带，他们是游牧民族，这一推断应该大体可信。其后，雅丽安人开始分为两支，一支穿越阿富汗、波斯等，到达南亚次大陆，消灭了那儿的土著及其文化，成为现今所见之古印度文明的创造者：一支则向欧洲腹地进发，并一路分化，其中一个分支到达希腊半岛，消灭了先他们而存在的迈锡尼文化和克里特文化，而建立了自己的统治，创造了我们今天所知的古希腊文化。许多历史资料表明，进入希腊半岛的这一支雅丽安人曾放弃了游牧生活方式，而选择过农耕的经济生活方式。但希腊半岛的地理环境显然不大适合于农耕，在环境的压力下，希腊人开始走向大海，过起了以种植业、手工业和以环地中海诸民族为主要对象的商业贸易为主的经济生活方式。古代雅丽安人游牧的草原变成了大海，而游牧与商贸、草原与大海，实际上有着内在的相似性。对于这一点，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曾有过明确论述。汤因比在论及语言的传播时说,草原象“未经耕种的海洋”一样，为旅行、运输和语言传播提供着极大的便利。[30]  事实上，草原与海洋，游牧与商贸生活的相似之处远不止于此，它们都与农业生产方式相对立，它们都使得人类过着一种流动性极大的、漂泊无定的生活方式，它们都对土地很淡漠。希腊人海上贸易为主的生产方式与雅丽安人的游牧生活方式在许多方面都有一致性，尤其是对土地的态度和评价。草原游牧与海上商贸，都难得培养起对土地的崇拜感情。因而，在希腊俄林帕斯十二神构成的神系中本没有土地神、农神的位置，集土地神、农神、植物神于一身的德墨忒耳在希腊诸神中的地位相当低。希腊第三代神王宙斯的出生地，不是陆地，而是海中的一个孤岛：瑞亚怀上他后，为了躲过她丈夫克雷诺斯对儿子的加害，到处逃避，但陆地上竟没有她藏身之所。最后，她只有逃到大海中的一个小岛，在那儿生下了宙斯……  神王宙斯的诞生地不是陆地而是海洋，这个神话表达了希腊人对土地的恐惧和贬抑态度，它对商贸民族是有代表性的。游牧民族和商贸民族在这一点上具有共同性：他们都贱视农业经济，贱视农人和土地，他们崇拜的是草原、大海和天空。[31]

    从历史发展的进程来看，农耕经济取代游牧经济几乎有着历史的必然性，所以，汤因比曾不无形象和幽默地说：“虽然上帝看得起亚伯和他的供物，而看不起该隐和他的供物，但还是没有力量避免不让亚伯死在该隐的手里。”[32]  而在农耕社会中发展起来的商贸经济活动，最终又必定取代农耕经济。在这个意义上，商贸社会可以说是游牧社会的复仇者，代替后者报了仇：“亚伯的报仇雪恨，似乎也并不是不可能的；”汤因比在谈到这一历史进程时依然幽默风趣，“看起来好象是一个垂死的牧民还可以苟延残喘到看见杀死了他的那个做工的人也精疲力竭地倒下去，走进坟墓。”[33]  从这个意义上讲，游牧与商贸都是农耕经济的对头，它们有内在的一致性。从这里，我们可以找到两希泥土造人神话所表达的对土地的贬抑和否定态度的历史根源所在。

    三个民族神话对土地的不同态度和评价的历史原因及文化内涵至此也许大体说清了，但仍有一个与之相关的问题等待解决：无论如何，三个民族神话的创造者均是人，为什么不同民族的人编织的关于人类起源的神话却表达出对人与神大不相同的态度？很明显，中国神话对人类没有任何否定的态度和评价，它甚至是以与人的关系为标准来评价神的：护佑人是善神，危害人的只是恶神（如对共工的评价）；但希伯莱神神话几乎恰恰相反，他是以神为标准来衡量人的：服从神的是好人，违拗神的是坏人。《旧约》人类起源神话中，人主要是违拗神的（只有挪亚是顺从神的，故未受惩罚），因而，人坏神好，人受到神的惩罚理所当然；希腊人类起源神话尽管还不这么绝对和极端，但基本的态度仍然是：因为人堕落、冷酷、自私，所以受到宙斯毁灭性惩罚实在也是必定的。其基本态度依然是神好（或较好）而人坏。为什么人在自己创造的神话里会如此贬低自己？

    精神分析学也许能从某种角度揭示这种神话和文化中潜含的一种民族心理特征，即，它表现了不同民族相当不同的自恋性和自虐性心理倾向。弗洛依德在《摩西与一神教》这本引起颇多非议但又极具洞见的著作中已表达了这种看法，而英国学者白德库克则在此基础上运用精神分析法对人类文化演进的心理基础和特征进行了深入且是相当独到的剖析，这剖析对于我们理解本文上面的问题也许是有启发性的。我只概述白德库克先生这样一种基本见解：农耕经济是由妇女发明的，这种经济生产方式间接地满足了人的本我要求，因而这种生产方式中的人没有过度的自我压抑（人的攻击性性本能在农业的耕耘播种活动中释放了），他是平和、宽容、仁厚、自我肯定和自恋的；而游牧经济生产方式则是人对攻击性本能（本我）自我压抑和转移的产物，而要抑制这种强大的攻击性本能，必须有一种更为强大的民族属性的道德和理性产生且居主导地位，那就是超我人格。这种超我人格的纯化和神化，就导致了游牧民族惩罚性上帝的产生。游牧人的上帝，是人类超我力量的象征物，白德库克说：“游牧—神教的首要特征是一个父性神。他为道德而行使其父性权威——即，他一般是为了抑制自我、自恋和本能满足……游牧业与‘道德的创世神上帝’有极大的相关”。[34] 上帝既然是超我的象征，按照精神分析学的观点，自然就具有专断、酷虐、严厉和高高在上的特征。既然天神上帝主要是超我的象征，则泥土所造之人就主要是本我的象征了，自然也就要接受上帝制裁和惩罚了。白德库克发现，“信仰—神教的人们具有特别强烈的自我强迫性倾向，”[35]  这种自我强迫性倾向特别表现为信仰者的自我压抑、自我贬低、自我否定的自虐性行为和心理特征，无论对个体还是群体，这种特征都具有普遍性。我们当然不能接受白德库克先生将精神分析意义上的性心理看成是人类经济生产方式产生与转换的动力和基础这样的基本思想，但他的论述使我们看到人的婚性方式与心理和人类经济生产方式有某种深刻的关联，这应该是极有启发性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也许能接受他如下的研究结论：

    我们已对游牧者的性格、经济和宗教之间的联系作了分析，可以归结说：在这些社会中人们的强迫性积习是由超我的惩罚性而来，而超我又隐含于唯一的上帝之中。……无论对个体还是对群体而言，超我的报复性和攻击性实际上是转向自我的本我的攻击性本能，它被体验成压抑。正因为如此，游牧者与农耕者相比，神的惩罚性要强得多。[36]

    神话中积淀的民族心理自然远比白德库克揭示的要丰富复杂得多，但不管多么丰富复杂，我们也许可以相信，它们与创造者们的历史生活形态是有内在渊源的。在中国与两希人类起源神话中表现出的人类自我肯定和自我否定的截然不同心理倾向，确实与其创造者们所处的经济生活方式和历史生活特征有内在关联。

    因而尽管本文分析的三个民族古代泥土造人神话表面看来与社会的经济生活、历史形态毫无关联，但在其深处，后者对前者的决定作用却无处不在，因此，我们也不难理解为什么两希神话中那两个惩罚人类的至上神都专断暴戾，而中国的女娲以及黄帝等大神却温和仁厚；为什么两希神话中人神是分裂对立的，而中国神话中人神是一致和谐的；为什么前者贱视泥土而后者崇拜泥土；乃至，为什么两希造人之神均为男神而中国造人之神独为女神，那最终的答案均在由社会的经济生活为主体而构成的三个民族不同的历史生活之中。

注释：

[1]、《太平御览》卷七八引《风俗通》。
[2]、著名学者袁柯认为，女娲泥土造人神话记载虽晚，起源当要早得多，其中“可见原始社会母权制时期之影响”。见袁柯著《中国神话传说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5年版，P44；
[3]、《淮南子·览冥训》；
[4]、见袁柯《中国神话传说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5年版，P44；
[5]、《左传·昭公十七年》；
[6]、宋罗泌《路史·太昊纪》；
[7]、《路史·后纪 》罗苹注引《风俗通》云：“女娲祷祠神，祈而为女媒，因置婚姻。”
[8]、关于共工发动大洪水的原因，共工与之冲突的神祗为谁，多有异说，此处从其一；
[9]、关于希伯莱人类起源神话及大洪水和人类再生神话均见《圣经·旧约·创世纪》；希腊有关神话见斯威布所编《希腊神话传说》（上）中“人类的时代”等有关章节（中译本由刘超云、艾英  译，宗教文化出版社1996年版）；
[10]、关于造人神话，中国上古另有一异文：“黄帝生阴阳，上骈生耳目，桑林生臂手，此女娲所以七十化也”。（《淮南子·说林训》），这段文字所述乃众神造人，但依然只有赋形而无赋灵关目。
[11]、需要说明的是：此处只指《旧约》中的上帝。许多宗教学家和人文学者都指出，《旧约》中的上帝主要是专横、暴戾、酷虐、严厉的，是惩罚型上帝，其仁爱、护佑的特性是次要的，他是游牧民族的上帝，几乎所有游牧人的上帝都有这种惩罚特征，他们是高高在上的天神，都贱视土地与农耕。但《新约》中的上帝则主要是仁爱、宽厚、护佑型的，与《旧约》中的上帝有很不相同的精神特征，而且，他也不再贱视土地与农耕。他的身体的象征变成了土地中生产的产品制成的面包和葡萄酒，这是受了埃及农业文化影响的结果。关于希伯莱上帝与埃及文化的关联，弗洛依德《摩西与－神教》一书提出了大胆的设想。英国学者白德库克则在《文化的精神分析》一书中展开了深入论证分析，所论极有新意，可参看。（《摩西与一神教》，中译本，三联书店，１９８７版；《人类文化演进之谜——文化的精神分析》，中译本，浙江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
[12]、关于人类之“原罪”究竟为何，有二说。一是认为人类始祖在伊甸园听信蛇的诱惑违拗了上帝意旨，犯了罪，因而，所有人类始祖们先天地继承了这一份始源性罪恶；二是认为希伯莱英雄摩西乃上帝派来拯救苦难的希伯莱人的，但最后却被希伯莱人杀害，因而，所有希伯莱人（乃至人类）都承继了这份始源性罪恶。后说为基督教创始人圣保罗的观点。
[13]、《圣约·旧约·创世纪》；
[14]、见刘超之、艾英译《希腊神话传说》第三章，宗教文化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Ｐ９－１１；
[15]、同上书，第七章，第十九章；
[16]、晋葛洪《抱朴子·释滞》；
[17]、《圣经·旧约》中从没有描述上帝的形貌，上帝只以声音或雷电显示自己的存在，他没有具体物质实体。而且在《旧约》中，耶和华多次晓谕以色列人不能崇拜偶像。在以后的基督教中，上帝也是无形的，抽象的；
[18]、郭璞注《山海经·海内经》“鲧窃帝之息壤以堙洪水”时云：“息壤者，言土自生长无限，故可以塞洪水也。”
[19]、见《淮南子·天文训》：“……中央土也，其帝黄帝，其佐后土，执绳而制四方。”
[20]、关于黄帝的神性，多有歧见，有学者认其为皇天上帝，黄帝即皇帝；亦有学者认为其为地帝；笔者认为，黄帝与皇天上帝有别，详论见拙文《轩辕之谜》（《广东民族学院学报》，1996年第4 期；与五帝相并列之黄帝其基本属性乃是土地神，在此基础之上，发展而兼有天空神性；
[21]、见《柏拉图文艺对话集》中有关“迷狂”与“灵魂回忆”的论述；
[22]、尼采这一观点见《悲剧的诞生》一书，其后在多部著作中都反复申述过；
[23]、（英）白德库克《人类文化演进之谜——文化的精神的精神分析》，P165——166；
[24]、见何新《诸神的起源》，第五章：《古昆仑——天堂与地狱之山》，三联书店，1986年版；
[25]、《白虎通·五行》；
[26]、这方面的研究见晁福林之《论殷代神权》，《中国社会科学》，1990年第1期；
[27]、《周易·彖传》亦有：“大明始终，六位时成，时乘六龙以御天”，此处“大明”即指太阳；
[28]、可参看以色列历史学家阿巴·埃班著《犹太史》第一、二章，阎瑞杜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
[29]、见姬耘编《巴比伦神话故事》，中国民族摄影出版社，第一章；
[30]、（英）汤因比《历史研究》（上），曹未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P234；
[31]、关于游牧民族与商贸民族在生活方式、心理特征、文化精神上的相同相近性，除汤因比《历史研究》有关章节外，英国学者白德库克《文化的精神分析》（中译本名为《人类文化演进之谜》，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一书亦有深论，可参看；
[32]、汤因比《历史研究》（上），中译本，P212；
[33]、同上书，P215；
[34]、C·R·白德库克《人类文明演进之谜——文化的精神分析》，中译本，P164；
[35]、同上书，P168；
[36]、同上书，P1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