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独的斗士——陈映真及其作品

孤独的斗士——陈映真及其作品
 

　　陈映真（1937年—）为台湾的作家，原名陈永善，笔名许南村，台北县莺歌镇人。

　　陈映真于1937年生于苗栗县竹南镇中港，“陈映真”这个笔名本来是陈映真早逝的兄长的名字。陈映真于1957年成功高中毕业后考取于淡江文理学院（现在的淡江大学）英语系，并且于1961年毕业。在1959年陈映真便以第一篇小说《面摊》出道。之后陈映真担任高中英语教师，后进入辉瑞药厂工作。

　　1968年7月政府以“组织聚读马列共党主义、鲁迅等左翼书册及为共产党宣传等罪名”，逮捕包括陈映真、李作成、吴耀忠、丘延亮、陈述礼等“民主台湾联盟”成员共三十六人，民盟成员各被判十年刑期不等，陈映真被判处十年有期徒刑并移送绿岛。陈映真被捕时亦为《文季季刊》的编辑委员，季刊相关文人黄春明、尉天聪也遭到牵连，因而这次事件又被称为“文季事件”。陈映真自陈入狱期间“对自己走过的道路进行了认真的反省，对社会现实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开始由一个市镇小知识分子走向一个忧国忧民的、爱国的知识分子”。

　　1975年陈映真因蒋介石去世特赦而出狱。出狱后仍然从事写作，转趋现实主义，并且在台湾乡土文学论战中发表《建立民族文学的风格》、《文学来自社会反映社会》、《乡土文学的盲点》反击余光中等人对乡土文学视为工农兵文学的攻击；美丽岛事件后曾经被捕，但不久后便被释放。1980年代陈映真继续参与“文季”、“夏潮论坛”等杂志的编务，并且在“中国结”与“台湾结”论战中再度与本土派交锋。1985年11月，陈映真创办以关怀被遗忘的弱势者为主题的人间杂志，1989年7月成立人间出版社并担任出版发行人。

　　陈映真的统一意识型态也颇强烈，1988年成立“中国统一联盟”并担任首届主席，199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授予陈映真荣誉高级研究员；1998年中国人民大学授与陈映真客座教授称号，而且陈映真也参与1999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五十周年大典”。

　　陈映真的作品受到鲁迅影响，主要以描写城市知识分子的生活和情绪为主，作品充满忧郁与苦闷的色调以及人道主义关怀。陈映真发表过数十篇长短篇小说，主要著作有：短篇小说集《将军族》、《第一件差事》，中短篇集《夜行货车》、《华盛顿大楼》（第一部）、《山路》，以及文艺评论集《知识人的偏执》、《孤儿的历史、历史的孤儿》等。

　　1995年，人间出版社将《陈映真作品集》重新修订后，出版了修订版的《陈映真作品集》，书名和卷次同于旧版。2001年10月洪范出版社以1994年人间出版社再版的《陈映真作品集》五卷小说集作为基调，重新校订排版，出版全新的《陈映真小说集》六册，共收录三十七篇小说。书名与册序排列如下：

　　集一　我的弟弟康雄　（1959－1964）
　　集二　唐倩的喜剧　　（1964－1967）
　　集三　上班族的一日　（1967－1979）
　　集四　万商帝君　　　（1980－1982）
　　集五　铃珰花　　　　（1983－1994）
　　集六　忠孝公园　　　（1995－2001）

　　如上所列，集一至集四收录的小说，皆同于人间出版社版本。然而，洪范版《陈映真小说集》第五册比人间版陈映真小说五卷新增了《忠孝公园》一册；洪范版《铃珰花》也比人间版《铃珰花》多收录一篇小说《当红星在七古林山区沉落》。此外，洪范版《铃珰花》一册并无收录评论，也未附作者写作年表。

　　洪范版集五《铃珰花》所收录的《当红星在七古林山区沉落》，1994年1月曾刊载于《联合文学》（111期）。洪范版集六《忠孝公园》，共收录陈映真三篇近作《归乡》、《夜雾》、《忠孝公园》。这三篇新增的小说，是陈映真停笔近十几年的新作，在集结成册之前已从1999年开始，陆续刊载于《联合报》副刊和《联合文学》。《忠孝公园》并曾获得，《2001年联合报‘读书人最佳书奖’》及《博客来“年度选书”十大好书》等奖项。

　　在上述三篇中篇小说里，陈映真持续书写、挖掘人的灵魂和意识被扭曲的层面，受到论者的好评。譬如，范铭如认为：“篇篇下足史料搜证功夫，针对族群国家、身分认同等政治大议题展开耐人寻味的辩证”（《主题书评——文坛挑夫·志在千里》，《中国时报·开卷书店》）。又如南方朔所言，“老灵魂”陈映真的多数作品，“都是在碰触这个破碎、扭曲，以及人使自己虫豸化的界面。”《归乡》和《忠孝公园》“在另一个层次，则是在谈意识的被扭曲和希望人性重返。他是这个时代的灵魂之镜，可惜的是，我们这个时代却已愈来愈畏惧镜中的自己。”（《踽踽的老灵魂——陈映真》，《中国时报？人间副刊》）此外，也有论者提出反面意见，譬如游胜冠即指出：“南方朔礼赞他的‘时代的灵魂之镜’的说法，较适用于人道主义时期的陈映真，现在还用，对早已跨入民族主义时期的他来看，可能是一种反讽。”（《“台湾良心”V.S.“中国良心”─—我看陈映真》）。

　　当郝誉翔在访谈中问及为何重新提笔，以及对文学的期望如何等问题时，陈映真表示：“我最感到快乐的还是创作。再者，我已经超过六十岁了，对以后十年的生活需要有所规划，转眼七十就要到来。这时又看到我的好友黄春明重新发表作品，对我当然是很大的鼓舞。最后，则是对年轻一辈创作的关心……。我希望透过实际的创作，看看现实主义还有没有路可以走？因为文学不能光靠理论，还是写了才算数，必须透过作品的考验。”（《联合文学》，111期）。由上述回响及作家现身说法，可一窥这位被誉为“永远的薛西弗斯”、“最后的乌托邦主义者”等的小说家陈映真，从早期怀抱著理想主义至今不灭的心灵面貌。

　　陈映真将自己从1959年到1968年之间的小说分为两期，而以1965年为分水岭。如果以上一节吕正惠所列的现实主义小说的阶段表为标准，那么，陈映真1966年以前的作品是被摒除在“现实主义”之外的，事实上，一般也把陈映真此时的作品定位在“现代主义时期”。我们估且将1966年以前的作品，列为第一期，此期的风格就是前面所说的“苍白惨绿”，而这种色调又以1959至1961年最为浓重（作品有《面摊》、《我的弟弟康雄》、《家》、《乡村的教师》、《故乡》、《死者》、《祖父与伞》、《猫它们的祖母》、《那么衰老的眼泪》、《加略人犹大的故事》、《苹果树》）。1961至1965年则“相当程度地保留了这种青苍的色调，但同时也表现出这个时期底趋向终结以及另一个时期的开始。”（作品有《文书》、《将军族》、《凄惨的无言的嘴》、《一绿色之候鸟》、《猎人之死》、《兀自照耀着的太阳》）其中，《将军族》是他最重要的成名作。在这一时期，陈映真受到现代主义的影响，加上他自称为所谓“小知识分子”的自怜，因此笔调充满了感伤。然而，他的自怜却并不停留在自恋，他不只描写所谓小知识分子的内心世界（在《凄惨的无言的嘴》、《一绿色之候鸟》这两篇中有成熟的表现），也兼及社会底层的贫弱者（如《面摊》中的病儿及其靠面摊维生的父母），难能可贵的是，诚如吕正惠所言，他更是“大陆人在台湾”这一主题的开拓者，从《那么衰老的眼泪》，到《文书》、《将军族》、《一绿色之候鸟》，这几篇小说道尽了流寓在台的大陆人的仿徨和苍凉，以及他们和本省人相处的复杂情形。在陈映真的笔下，这些在台大陆人是背负者“原罪意识”的，他们大多有着不堪回首的过去，而又无法与本地人真正融合，最后的命运，不是疯狂、痴呆，就是自杀（只有《一绿色之候鸟》的结局表现出一点希望）。陈映真对他们既有批判，亦有悲悯。

　　陈映真自剖其创作历程说：“1966年以后，契诃夫式的忧悒消失了。嘲讽和现实主义取代了过去长时期来的感伤和力竭、自怜的情绪。”可见，1966年以后，陈映真的创作才算正式进入“现实主义时期”。可惜这一转变才不到三年，还未能充分发挥，他便于1968年以叛乱的罪名被捕，到1975年获释为止，在黑牢渡过了漫长的七年。这七年他只写了三个短篇，即：《永恒的大地》、《某一个日午》、《累累》。加上入狱前三年所写的《最后的夏日》、《唐倩的喜剧》、《第一件差事》、《六月里的玫瑰花》四篇，共七篇作品的创作时间可以一同列入第二期，或称为“转变期”。

　　在转变期，陈映真写作题材的面向扩大了。除了原来的“大陆人在台湾”的题材（包括《第一件差事》、《某一个日午》、《累累》）之外，《六月里的玫瑰花》写的是参加越战的美国黑人大兵对于作战的心灵挣扎，以及和台湾妓女之间的微妙感情；《最后的夏日》写的是一群高中老师的卑鄙心灵、龌龊嘴脸；《唐倩的喜剧》以嘲弄的语调、明快的风格，讽刺当时知识界一味追逐西方思潮之皮毛的虚矫面貌。

　　不过此时写作题材的扩大、感伤笔调的改变，其实都还未见彻底。吕正惠认为除了《唐倩的喜剧》外，其余各篇都不算成功，原因是：“虽然较早在理智上走出现代主义的圈套，但他的感情状态并未能跟着改变，…这使得《第一件差事》一类的作品，既没有写实的可信度，而又丧失了前期的抒情本质。”洪铭水也说：“虽然笔调上是嘲讽的，处理的态度也渐趋冷静，但是毕竟数量还是太单薄，成绩也未必都如理想。”吕正惠所谓“感情状态并未能跟着改变”，指的是“知识分子的浪漫的自恋倾向”，比如《第一件差事》中家庭美满、事业有成的胡心保的自杀，其实在小说中看不出一种必然的需要，吕正惠认为那是作者“以台湾知识分子的失落感去‘扭曲’别人”。《第一件差事》用旁观者叙述的手法推展情节，虽然使用了很多嘲弄式的冷笔，但其基调仍然是感伤的。

　　出狱后的陈映真，经过一段时间的沉潜，于1978年三月发表了《贺大哥》和《夜行货车》这两篇小说，普受好评，之后便写作不辍。从1978年至1987年十年之间，发表小说除上述二篇外，还有：《上班族的一日》、《云》、《万商帝君》、《铃珰花》、《山路》、《赵南栋》。其中《贺大哥》仍为前期风格的延续，而《夜行货车》、《上班族的一日》、《云》、《万商帝君》合称为“华盛顿大楼系列”，写作的题材就是前面所说的“殖民经济及跨国公司的小说”，《铃珰花》、《山路》、《赵南栋》三篇，则称为“政治小说”。后面这七篇以台湾经济现状以及与五O年代政治事件为题材的小说，被认为是陈映真社会写实之作的最高峰，可以称为陈映真小说创作的第三时期。

　　“华盛顿大楼系列”毁誉参半，肯定者如叶石涛认为：“冷战、越战、跨国公司，以至于这些事象给台湾带来的人性的荒废，分离主义的兴起、消费社会的人性商品化、疏离和异化，功利主义倾向等，都在这一系列小说里获得逼真的具象化。”否定者如彭小妍认为这一系列小说其实是“历史寓言小说”，谓：“这类作品的寓意过于明显时，就形同教条式的宣告。”“如《云》里面美国老板艾森思坦心目中的东方形象，完全是‘东方主义’主导下的刻板印象。。。刻板形象描述，从正面来说是强化了小说的寓言效果，从负面来说则使得小说的寓意流于教条化，减低了小说的‘拟真’意图──‘拟真’毕竟是阅读小说时最基本的习惯。”林瑞明也说：“一系列‘新殖民主义’的作品，堆栈出陈映真化理论为创作的文学高峰，少有作家能在作品中如此忠实热烈地拥抱自己的理论，陈映真做到了，可是他笔下人物的存在感和说服力也未免就被削弱了。”

　　《铃珰花》系列亦然，赞赏者如叶石涛说：“陈映真的这三篇小说，不但把（五O年代的反体制运动）这历史的真相正确地具象化予以清晰的评估，并且从故事的进展中，把新民族主义者的面貌栩栩如生地勾勒出来，指出他们这一群人共同的拥有的理想主义：对民族的爱、人道主义的关怀、互相之间的牺牲和献身……在战后四十多年的台湾文学里，的确是划时代的作品。”批评者则仍然是站在与评论“华盛顿大楼系列”小说的同样观点，认为陈映真过度的以理想或意识形态去影响他的作品的艺术价值，如林瑞明说：“《山路》、《铃珰花》、《赵南栋》等系列以白色恐怖为背景的小说，同样出自于他要为湮灭的历史证言的用心，虽则其中包含着令人动容的‘爱与牺牲’，但他亦不以呈现、反映为足，背景的牵扯力量之大已经影响到人物的自主性，于是造就了一群献身理想的圣人圣女群象，反而脱离人间。”吕正惠也说：“他没有为他的意识形态寻求‘艺术上的证明’，而反过来以意识形态去‘僵化’了他的题材，因而沦为艺术上的大失败。”

　　但无论在作品的艺术价值上出现多少争议，陈映真对于写作题材开发的能力，是没有人能否定的。那些殖民经济小说，“为台湾的知识分子提供了一个特殊的视界”，而《铃珰花》系列则“勇敢破除政治的禁忌”（当时尚未解严）、“扫清三十多年来的历史灰尘”。就小说的价值来说，在这七篇小说中，洪铭水认为《云》这个中篇是华盛顿系列的说的压卷之作，“因为在表现跨国公司的内涵及其周围所引发的问题上，这一篇最为淋漓尽致。”吕正惠则认为《铃珰花》是“陈映真复出以后最好的一篇。”

　　1987年以后，陈映真只写了一些评论文章及报导文学，直到1995他写出《归乡》，才又陆续有新作出现。我们把1995年以后到现代，称为陈映真创作的第四时期。此一时期除《归乡》外，尚有《夜雾》和《忠孝公园》两篇。这三篇近作以《忠孝公园》为名出版，并列入《陈映真小说集》的第六集。（洪范出版）

　　这三篇小说又发展出三种全新的题材：《归乡》写台籍国军被骗到大陆去打共产党的血泪、有家归不得的悲凉，以及年老归乡却不被认同（不把他看成台湾人，其至于将他视为“外省猪”）的荒谬；《夜雾》写曾担任过调查干员的专科老师，因为禁不起良心责备以及解严后怕受报复的恐惧而精神失常、自杀的悲剧；《忠孝公园》用交错的写法，以两个老人的满州国回忆和日本时期的南洋充军回忆为主干，分别写出为日本人“效忠”的过程，以及各自的悲哀下场。

　　陈映真将过去的题材反写：以前写在台湾的大陆人，现在写在大陆的台湾人；以前写白色恐怖的受难者，现在写加害者；以前写日本对台湾的经济殖民，现在写台湾人过去对日本人的奉献与效忠。在这三篇小说的共同点是，都是以回忆串起情节的，而所有的回忆都是痛苦的。《忠孝公园》中的满州走狗后来摇身一变为白色恐怖时期的刽子手，他和《夜雾》中的调查员一样，无法面对政治变局而自杀。而当过日本军夫的老人，为了补偿金问题，一方面发现日本人何曾视他为“自己人”，而自己所支持的新政府又出卖他们，要他和日本政府妥协，面对双重的失落，顿生“我到底是谁？”的迷惘，终致神经失常。三篇小说中，以《归乡》写台籍老兵的遭遇最为感人，寓批判于情节的自然发展，基本上减少了前一时期的理念色彩，而作者悲天悯人的襟怀，仍洋溢在字里行间。

　　陈映真是一个天生具有反骨的作家，他在现代主义流行时，率先写文章加以非难，不惜与当道决裂。到了台湾意识高涨，本土口号震天嘎响的时代，他又因为他的“大中国意识”踽踽独行。他自称：“从二十几岁开始写作以迄于今，他的思想和创作，从来都处在被禁止、被歧视和镇压的地位……一直是被支配的意识形态霸权专政的对象。”他是孤独的斗士，也是悲剧英雄。他的意识形态或思想内含我们不敢妄议，但他不懈的创作，以及不与现实妥协的精神，的确是值得景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