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怡和的“生命抗争”

章怡和的“生命抗争”

    据说章怡和女士的一本《伶人往事》被“文化官僚”禁了，按照章怡女士自己的说法：

    前两本书的被封杀，我均以“不在乎”应之。但事不过三。这次，我在乎，很在乎！邬先生，告诉您：我将以生命面对你的严重违法行为。祝英台能以生命维护她的爱情，我就能以生命维护我的文字。

    这个呢，引起了一位据说是律师的愤慨：

    我没见过章诒和，只是从她的那本《往事并不如烟》中，看到了一个当代中国知识分子惨痛的内心世界，还有一个女人独有的忧伤情怀。《伶人往事》还没来得及读，就被禁了。

    结果还引起了记得是有“北大醉侠”之称的孔庆东教授《国人不论左右，皆有出版自由》的个人声明：

    作为一名学者，我并不完全喜欢章诒和的文章和著述，我对她的文字持有我个人的质疑和批评。但是，我坚决支持她的出版自由。我认为章诒和的文字没有违反国家的法律和社会公德，对她的著述出版进行限制，是缺乏正当的法理依据的。任何人都有权利表达自己的政治立场和文化理念，也有权利批评他人的立场和理念，在这个问题上，所有的知识分子与章诒和的心都应该是相通的。愿我们大家的努力能够给中国带来更博大的、更阳光的写作和批评空间！

    哦，结果，这又让一位王思睿先生出现了，《左派右派团结起来，共同争取言论出版新闻自由》：

    乍一见香港《明报》记者的报道，就觉得有点不对头。我难以相信孔庆东会在这个时候“落井下石”。看到孔庆东支持章诒和出版自由的声明，感到如释重负。不同意别人的话与不同意别人说话，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行为，孔庆东把握了宪政民主的底线。

    “我们就是要像精卫填海那样，闲着吃点爆米花，有空就喊两嗓子。有人民大众当我们的‘金嗓子喉宝’，怕个毬啊。”“自由的花园是要靠千万勇士多牺牲一点个人自由才能灌溉出来的。”“任何人都有权利表达自己的政治立场和文化理念，也有权利批评他人的立场和理念，在这个问题上，所有的知识分子与章诒和的心都应该是相通的。愿我们大家的努力能够给中国带来更博大的、更阳光的写作和批评空间！”孔庆东这些话，讲得非常好。我举双手赞成。尽管我不同意他说过的其他一些话。

    第一，“言论出版新闻自由”的题目太大，砸下来能把我这样的打到地底下去。第二，这里又是左派，又是右派的，还出现了“在这个问题上，所有的知识分子与章诒和的心都应该是相通的”。让我这个还读过大学倒也是毕业了的就怀疑自己是不是属于“知识分子”？

    章怡和女士的《往事并不如烟》我还是读过的，所以我实在不好意思高攀这位据说已经是博导的女士为同道的。不过，想必不管是“北大醉侠”孔庆东教授和已经是自由主义名人的王思睿先生对我这样的恐怕就一脸不屑了，按照孔庆东教授在文中说法：

    近期为人取了几个名字。蔡君晖，取自《易经》：“君子之光，其晖吉也。”许心霈，取自柳宗元《代李愬上任表》：“仁育为心，霈泽无涯。”方行海，取自《尚书》：“方行天下，至于海表。”从这几个名字，老夫的文化立场可见一斑吧，那些极左极右的朋友们，再不要胡乱冤枉老夫了。你们若是连我这样的文化立场都要否定，还谈什么革命啊、民主啊、平等啊、多元啊，你们上了台就要杀人，不上台就被人家杀，你们还嫌中国人民被你们贴饼子熬咸鱼似的折腾得不够啊？

    哟，真是不得了，因为用《易经》啊，柳宗元《代李愬上任表》啊，《尚书》啊起了几个名字，孔庆东教授的文化立场就不能否定了。可是，我记得蒋介石的“介石”二字好像也和《易经》里的字是有些关系的，嗯，易经豫卦的六二爻辞：介于石，不终日。贞吉。其象曰：不终日，贞吉；以中正也。

    在我印象里，《易经》、《尚书》和柳宗元好像也并非是海内孤本，早些年，恐怕就算秀才也是读过甚至背过的。孔庆东教授拿来取了几个名字，请问，您究竟是什么文化立场啊？蔡君晖啊，许心霈啊，方行海啊，您能不能告诉我们，这究竟是什么文化立场啊？唉，不就是图个吉利和期望吗？

    莫非您的什么文化立场谁否定了就要成极左极右啦？莫非否定您的文化立场就成了潜在“杀人”或“被人杀”的？

    而王思睿先生说“不同意别人的话与不同意别人说话，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行为，孔庆东把握了宪政民主的底线。”，在看到孔庆东的话后，想问王思睿先生，您讲的究竟是什么意思？您应当是同意“宪政民主的底线”为容许“不同意别人的话”而不能“不同意别人说话”的吧，那么我不同意孔庆东的“取名”文化立场，当然隐含着我是否定孔庆东“取名”文化立场的，可是，我是不是就“上了台就要杀人”呢？或者我就是“不上台就被人家杀”的？

    嗯，“言论自由”是不能缺少的，而你的文化立场我是不能否定的，否则就是极左极右而“上了台就要杀人，不上台就被人家杀”的。这难道就是王思睿先生坚持的“宪政民主的底线”？

    从化学角度讲，金戒指和铜戒指都是算金属戒指的，现在呢，我同样是不同意“不同意别人说话”的，可是逻辑上，“说真话”和“说假话”都可以抽象成一个“说话”的，而对“说假话”，我想，孔庆东教授和王思睿先生都未必同意吧。

    章怡和女士的《伶人往事》我没看过，可是，《往事并不如烟》，嗯，章怡和女士肯定是讲真话的了。那位律师先生说从《往事并不如烟》中“看到了一个当代中国知识分子惨痛的内心世界”。那么，我们就来看看章怡和女士自己的回忆：

    一个冬日的夜里，我住在康家。恶梦把我惊醒，开了床头灯看表，已是半夜三点多了。一片寂静中，仿佛觉得有仙乐从天上飘来。细听，那仙乐是一首小提琴独奏曲。再细听，那声音是从罗仪凤的卧室传出。顿时，我睡意全消。月亮穿过窗帏，投下寒冷的光波。我躺在狭小的床上，忘记了外面的疯狂世界。“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哪得几回闻。”尽管自己知道此时此刻，是绝对不该叨扰她的。但我难以克制涌动的心潮，不由得推开了通向她卧室的小门——

    罗仪凤见我光脚散发，立在她的床头，惊恐不已。原本就没有血色的脸，刹时变的灰白，灰白。她的双手下意识地抱住一个有整块青砖大小的东西。那东西在月光映射下，闪动着金属的光泽。我想，美妙的音乐该是从这里流淌、蔓延开来。恰恰在这个时侯，小提琴旋律戛然而止，从“砖头”里传出的是英语。

    我问：“罗姨，这是什么东西？”

    “这是现在世界上最好的一种收音机。”

    ......

    然后，我不知道该对她说些什么；她也不知道该向我解释些什么，二人相对无语。沉默中，罗仪凤突然爆发出无比的激愤，她下颚骨发颤，眼睛像火一样的红了起来。她把“砖头”护在怀里，用一种类似诅咒的口气，说：“小愚，我是一个软弱的人，也是个无能的人。我无夫无子，这辈子只剩下一点儿爱好。我喜欢鞋，现在鞋都扔掉了。我爱花儿，可那些美丽的玫瑰是我在（19）66年夏天被抄家的夜里，流着眼泪亲手用开水浇死的。现在，花儿没有了。我爱香水，香水没有了。我爱音乐，音乐没有了。我爱英文诗，诗也没有了。我从来没有、也不想防碍共产党，可共产党为什么要如此侵害我？这场文化大革命对我家来说，是釜底抽薪；对我个人而言，是经脉尽断哪！”罗仪凤仰望夜空，力图抑制住心底的悲与痛。但我还是见到了她的泪水。灯下，她的泪水像玻璃一样剔透。

    这段写得特别感人，“我爱音乐，音乐没有了”，可是，我不知道孔庆东教授和王思睿先生是不是使用过短波收音机？是不是用短波听过小提琴独奏曲？那么，短波听小提琴能不能在“一片寂静中，仿佛觉得有仙乐从天上飘来”？

    不知道章怡和女士自己能不能出来说明一下用现在最先进最高级的短波收音机听小提琴的体会？

    请问这位律师先生，这个属于什么行为？按照章怡和女士自己的说法：

    关于记忆，我只想说明这样一个情况：1957年以后的我，过着没有同窗友谊、没有社会交往、没有精神享受、没有异性爱情的日子。再以后便是被孤立、被管制、被打斗、被判刑，且丧父、丧母、丧夫……数十年间，我只有向内心寻求生活。内心生活为何物？那就是回忆，也只有回忆。特别是狱中十年，我是靠不停地翻检记忆，获得灵魂的呼吸，抚慰飘摇无着的心。20世纪80年代，我重返社会，即开始了对回忆的记录。从狱中故事到罗隆基、储安平、张伯驹的第一稿，均写于1980～1989年之间。某些草稿保存至今，纸都脆了。何况，那些纷纷离我而去的人，是那么的美丽，想忘都忘不了。而记忆是必须包括细节在内的，只知道个大概，还叫记忆吗？我现在还清楚记得35年前——宣判公审大会上悬挂的十条巨幅标语，判刑后第一天清晨从铁窗外看到的天空颜色，在劳改队过第一个春节时的菜单，等等。

    章怡和女士回忆道：

    康同璧，女，字文佩，号华鬘，广东南海人，1886年2月生。康有为次女。......

    “除了政协委员的荣誉之外，政府对你还有什么安排？”

    “中央文史馆馆员。”康同璧停顿片刻，又说：“建国之初，我们的领袖还是有爱才之心，也有容人之量。毛主席和我第一次见面，便翘起大拇指说‘我是支那第一人。’——我听了，非常吃惊。没有想到他看见我，就马上背诵出我十九岁独自登上印度大吉岭时写的诗。这样的态度与气派，当然能够吸引许多人从海外归来。”

    可是按照章立凡先生的说法：

    康同璧以才学胆识，深得父亲宠爱。关于她1902年从北京出发西行入疆，越帕米尔高原长途跋涉到印度大吉岭省父的故事，当时被国外报纸炒得沸沸扬扬。梁启超在《饮冰室诗话》中也说，康有为之第二女公子同璧，“以十九岁之妙龄弱质，凌数千里之莽涛瘴雾，亦可谓虎父无犬子也”。其实这是误传，连梁任公都被蒙蔽了。据康老自己记述，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的母亲妻女避居香港。1901年康有为在南洋槟榔屿患病，“同璧以髫龄弱女，远涉重洋，天伦重聚”。同年夏历十月随康有为乘船至印度，居大吉岭。事见其所撰《南海康先生年谱续编》。

    美国汉学家史景迁教授写道：

    康有为心力交瘁，健康状况越来越差，心情也很郁闷。自新加坡去槟榔屿也未能使他稍加愉快。1901年12月，他带幼女同壁前往印度。几个星期的跋涉之后，终于到了大吉岭，租了间房住下。这是英国驻英官员及其家人的避暑别墅，在喜马拉雅山脚下。康有为带着幼女散步、骑马，呼吸山间的新鲜空气，观赏雪景。（《天安门》中译本 P27－28）

    我就没明白，章立凡先生说“其实这是误传，连梁任公都被蒙蔽了”，可是，康同璧对章怡和女士说时，难道康同璧对自己的误传也被蒙蔽了，自己说出：“就马上背诵出我十九岁独自登上印度大吉岭时写的诗”？

    按照章怡和女士的回忆：

    我说：“父亲讲，读马（克思）恩（格斯）要看德文版的，苏联的俄译本不行，中共的译本就更不准确了。......

    “你父亲说的是内行话。” （注：为聂绀弩说）。

    王思睿先生，自由主义理论，我记得也是什么外文的，哈耶克的书好像也是翻译过不少的，可王思睿先生，是不是必须看自由主义的原文原著？我记得马克思自己就有英文文章的，记得马克思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写过稿子的，比如，《鸦片贸易史》就是马克思以英文写而作为该报社论的，日期是1858年9月20日，究竟是马克思没写出自己的意思还是要翻译成德文才能准确？马丁·路德翻译的德文《圣经》和詹姆斯国王钦定本的英文《圣经》应当怎么处理呢？而章伯钧先生是上世纪二十年代德国柏林大学的哲学博士。

    记得看过章怡和女士的访谈录（“知道”为记者）：

    知道：在我们可以看到你的两本著作当中，《往事并不如烟》和《伶人往事》都有着大量的细节描绘，你如何保证每个细部的真实？比如对叶盛兰的批斗原文都是用了引号的？

    章诒和：是有材料的，这个绝对不能捏造，你也不能去描绘。场景是什么样的，你就得按照当时那个场景给它复制下来。基本上都是从材料中复制下来，就等于抄一遍吧（笑）。

    哦，那位律师先生能不能告诉我们这有什么问题吗？请问律师先生，章怡和女士回答的究竟是哪个问号？前面一个问号？还是后面一个问号？“对叶盛兰的批斗”，嗯，“是有材料的，这个绝对不能捏造”，那么，除此以外，“如何保证每个细部的真实”？难道用短波听小提琴也“是有材料的，这个绝对不能捏造，你也不能去描绘”？律师先生应当懂什么是证据吧？

    为节省篇幅我就不介绍我对章怡和女士其他的疑惑了。我是不明白这究竟是不是章怡和女士的“任何人都有权利表达自己的政治立场和文化理念”？

    我看到有帖子称什么什么的网是有卖《伶人往事》的，但又有人说，这是因为章怡和女士“再郑重地重复一遍：我不会放弃对公民基本权利的维护，因为它维系着一个人的尊严和良知。邬先生的行为是违反宪法的！”，所以又解禁的，反正我是没明白，章怡和女士在我摘抄你写的这些里面，又是如何“维系着一个人的尊严和良知”的呢？

    抱歉，我对章怡和女士确实有些疑惑，其实，章怡和女士如果写成是当时用电唱机听小提琴，说实话，我还真会鼻子有一点点酸的。

    所以我对这“言论自由”或者是“不同意别人的话”而不是“不同意别人说话”就有些疑惑，呵呵，玩逻辑概念其实我也会的，比如，一团废纸，照样是“非美国人”，有人恐怕会说，哇，这不是诽谤美国人吗？可是从逻辑上说，一团废纸，确实是“非美国人”，因为凡不是“美国人”的就都是“非美国人”，而一团废纸连动物都不是，当然就是“非美国人”了。

    其实，“说话”也是如此，假话、真话，如果按照逻辑概念都可以是“说话”，我“不同意别人说假话”，结果有人根据逻辑概念，哇，这是“不同意别人说话”耶，违反“宪政民主的底线”了，如果不砍头，也要让你无地自容地也。

    当然，《伶人往事》我没看过，所以我无法评点，有人又要“哇”了，现在有“文化官僚”利用权力禁止“出版自由”耶，你难道不反对，可惜，《往事并不如烟》给我的感觉实在是不咋地，但我可不敢说章怡和女士是说假话啊，还是别有什么用心？因为我没有这个本事听短波小提琴能够如痴如醉，可如果孔庆东和王思睿以致于那位律师作证说，我们用短波听小提琴了，都听得热泪盈眶了，我能怎样？那我就稀里糊涂成了“极左极右”，“上了台就要杀人，不上台就被人家杀”，而且最麻烦的是，我“上了台”倒还好，因为杀人总归是杀别人，可我现在是在台下也，“被人家杀”肯定就不会是“君晖，心霈，行海”那样吉利了，呜，哇。

    嗯，王思睿先生看起来就比较深入了，不仅仅是“像精卫填海那样”地“有空就喊两嗓子”，哦，还有位徐友渔先生也是，两位大概的意思是，左右是可共存的，要抵抗的是共同的敌人。王思睿先生称：“两者都反对的东西（专制制度等）”，而徐友渔先生是：“（一）在个人与国家关系问题上，双方的共同敌人是国家本位、否定个人。”。

    “共同的敌人”是一个概念，可究竟什么是“共同的敌人”则又是一个概念，假如“国际恐怖主义”是我们“共同的敌人”，可如何对付“国际恐怖主义”还是一个问题，如果谁要打出旗号说，让我们紧密团结在布什总统领导下的反恐国际同盟中狠狠打击国际恐怖主义，惭愧，因为我自己是实在没有资格高攀的。

    按照以哲学为专业的徐友渔先生的说法：

    虽然中国与西方的确存在着种种差异，但在深层次上，东方人与西方人同作为人，在本性上，却有共通之处：说到人，首先是个人；个人构成人群，构成社会，在发生学和本体论的意义上，个人是优先的。

    哦，据说徐友渔先生已经是被尊称为“著名哲学家”了，可我记忆里的“著名哲学家”里是没有徐友渔先生的，据说“尊徐友渔先生为‘著名哲学家’。这首先是对哲学的尊敬。”，可我正因为出于“对哲学的尊敬”，而我确实不知道徐友渔先生为“对哲学的尊敬”而对哲学作出什么贡献的，所以，在我心目中，徐友渔先生倒是一位著名的哲学专业人士。

    嗯，自由主义的书我还是读过的，可是我一直没明白，“在发生学和本体论的意义上，个人是优先的”倒是自由主义的话，可是这又如何呢？是因此将“个人是优先的”进行到底地谈论社会呢？还是咱不谈别的，只谈个人呢？

    在我印象里，美国工业发展有两个发明是很重要的，第一，惠特尼的“标准化生产”，第二，福特的“生产流水线”，哦，得说明一下，侯若石研究员在《现代企业制度的局限性》里叙述得很专业、详细，虽然我本人是在这之前知道惠特尼和福特的。

    在2005年有专家称：

    英国发明蒸汽机之后，世界各国先继采用改变了人类的命运。英国在发明蒸汽机之后，最初的蒸汽机是人工手做的，各家机器不一样，所以需要再进一步用机器制造机器，所谓机器制造业，这样造出来的机器紧密规格划一了，机器制造业在英国兴起，这在全世界也是第一的。

    我当时觉得有问题，因为我知道“用机器制造机器”而且“机器紧密规格划一”的工业史过程，英国蒸气机的发明是人类第一次获得大规模利用自然界能源的能力，而美国的“标准化生产”和“生产流水线”体制，才使得“机器紧密规格划一”的大规模生产真正成为可能。

    而在大规模生产中，徐友渔先生的“在发生学和本体论的意义上，个人是优先的”在多大程度上有意义呢？

    嗯，想必有人会说，徐友渔先生是讲哲学概念而不是讲什么工业史，可或许这样的人可能缺少一点哲学思维能力。其实，这就隐含着系统和元素的关系问题。如果按照哈耶克的主要思想就是：“自发的合作扩展秩序”，而基本上所有理性设计的组织化秩序恐怕都是“理性的自负”了。可年营业额达3000亿美元的沃尔玛，只要学过营销的都知道它是有长期性全球战略的，我很奇怪，为什么中国的自由主义战士就没想过劝劝沃尔玛，这是“理性的自负”。而在这样的经济组织中，“个人是优先的”能起多大作用？

    按照徐友渔先生的说法：“自由主义认为还未建成完善的市场体制”，可我确实不知道这些自由主义战士是不是把西方经济学的市场体制搞明白没有？如果按照西方经济学标准的说法，市场体制理想化的状态就是充分以致于是完全的自由竞争状态，而在这样的状态下，没有任何消费者或供应商能够影响价格的形成，所以，市场人士都会说一句：市场永远是正确的，可恐怕未必都知道这句话是怎么推导出来的。充分完全的自由竞争状态由于不存在任何人为扭曲价格造成了“市场永远是正确的”。

    可是，我就没明白这样的状态存在吗？嗯，西方经济学家是这样告诉我们的：“没有任何理由优惠一个人而歧视另一个人，也没有任何理由希望他们自己的出价和要价的变化，会对现行的市场价格具有可以看出的影响”（萨穆尔逊《经济学》）。

    这个状态真的很美，特别是一律平等而通过市场调节就行了，或许如此，徐友渔先生写道：

    自由主义认为，我们市场体制还远未建立起来，目前出现的问题主要靠政治体制改革来完善。从政治学的角度看，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主要是政策和体制的原因，解决办法是政府节食、减肥，退出市场，取消垄断，政治体制改革迟早启动。

    可或许徐友渔先生仅仅是哲学专业人士就不知道沃尔玛在国内拿着每年约200亿美元的采购清单找特别是沿海市场经济比较发达地区那一堆堆的生产商，在符合市场进入的质量标准前提下，谁价格低订单就给谁。

    哦，有位国内的经济学家在介绍纳什均衡时举了例子：低价营销策略。可惜，这个是不存在纳什均衡的，低价是相对而言的，低价本身是无价的，不信，谁去应聘营销总监时就说这句话，低价营销策略，看看有用吗？恐怕都会问，这究竟是多少价？你比他低一毛，他比你再低一毛，靠纳什均衡是均衡不了的。

    当沃尔玛的订单到，这些没有什么差别化的产品就只有价格的变动了，扣除生产成本等，在资本家的“剩余索取权”得到体现后，嗯，“血汗工厂”可以说就是在这样的实际市场机制中顺利完成的。我不知道徐友渔先生能不能告诉我们，您的“政府节食、减肥，退出市场，取消垄断”能解决吗？

    我曾经开玩笑说，一位房地产商兼职了主任医师就对病人说，您这个病啊，到海边买一套别墅，海风你轻轻地吹，你的病就会好起来的，一想，对啊，就是绝症患者能在海边别墅度过，那这个人道主义就太伟大了。西方经济学的市场机制写得很美，这其实就是玩逻辑概念的，单独抽象出一个市场机制，嗯，哈耶克绞尽脑汁搞出一个“自发的合作扩展秩序”，可西方财团倒是聚集成庞大、严密组织而“理性设计”其内部结构的。

    而在这样的市场机制中完全独立无关的竞争者为拿到沃尔玛这样巨无霸的订单，只要别墅是有的，那血汗工厂也就是会有的。

    沃尔玛当然也是知道这套什么“没有任何理由优惠一个人而歧视另一个人”理论的，可只要制定正确的全球战略并且能够高效执行，那么自己有如此规模的资本力量，嗯，自由主义很好，真的很好，只要我的员工在契约时间内不讲自由主义，你们讲，讲吧。沃尔玛拿着大额订单，嗯，我不歧视任何生产商，反正你们自己会降价的。

    嗯，我估计徐友渔先生是哲学人士，不知道商业圈内对沃尔玛大卖场有个称呼是“五公里死亡圈”，嗯，自由竞争真的很好，只要你那点资本保持在自由竞争容许的范围内就很好，因为沃尔玛三个月比你低价，嘿嘿，还撑得住，那就六个月，你自愿倒闭，我也自愿赚钱，因此，西方国家就一直强调政府不得干预市场。

    据说反倾销案比较多，可微软的“XBOX”游戏机曾经是亏本销售，嗯，微软真好。可是，如果对这样的产业链有些了解就会明白，游戏机不是独立产品，它特别需要游戏软件的支持，而微软将游戏机硬件（包括其中的软件基础平台）市场占领后，那么独立软件商才有兴趣编制软件，这个组织起来的产业链就是优势。

    微软的WIN XP操作系统据说是花了多少多少亿美元的研发费用，可是，WIN XP操作系统的软件载体是CD光盘，成本甚至不足一元人民币，不过个人是1998元吧，批发给电脑厂商的OEM是500元吧，因此，只要大多数人电脑平台是WINDOWS，多一个人付钱，他此时几乎就是净赚了。而中国在沃尔玛超过100亿美元订单中，倒是保证了民营企业家的别墅和打工仔的血汗工厂了。

    日本丰田的“无库存管理”曾经是企业管理的经典之作，由于有丰田作为骨干而形成的产业链才使得一大批配套厂得以发展。只不过今天在中国是沃尔玛之类的了。

    数年前我是想好好读读自由主义的，可后来实在是提不起兴趣。我们知道，在逻辑上是可以进行抽象的，那么，不管性别信仰贫穷富裕都能抽象为“人”这个概念，嗯，自然也能组织成一种理论－－自由主义学理。

    可是，现实中，具体的人其实都是处于一定社会关系中的，这个具体的社会关系是无法“化约”的。

    自由主义比较注重什么“消极自由”，仿佛“消极自由”就能让人和平相处似的，其实，我看了就想笑，因为“消极自由”本身的含义就是“免于干扰”的“自由”，而自由当然是自己决定行为了。看起来“消极自由”很小心，仅仅不过是“免于干扰”地“自由”决定自己的行为，可“积极自由”本身还没有“免于干扰”的前提条件呢。“积极自由”是自己“自由”决定而“积极”地做，至于此时是不是“免于干扰”，不知道。

    消极自由在现实中虽然人人可以拥有的权利，可消极自由的实现本身就需要有人同时丧失消极自由的，仅仅根据消极自由概念本身是无法判断在社会现实中是如何获得和如何丧失消极自由的，因此，仅仅根据消极自由概念实际是无法判断其正义性、合法性的。

    任何商业酒吧都是不管什么消极还是积极自由的，因为这纯粹是一种商业交易罢了，顾客掏钱就可“消极自由”地喝一杯，而服务生就得暂时性失去“消极自由”的。从身份到契约，可契约本身是同样可以规定身份的。

    自由主义仅仅是把自由给了每个人，可自由本身并不具备任何自由，自由主义在理论上是支持个人自由决定吃还是不吃的，可现实中这个自由和你是不是吃到了是毫无关系的。这也就是五星级宾馆根本不用进行“穷福隔离”的道理，只要是严格奉行货币交易的，“穷福隔离”就显得太小气，也太无聊了。

    按照王思睿先生的说法：

    在民主社会中，左派和右派（更准确的说法是中左和中右）是驱动社会发展的两个轮子，缺了一个轮子，现代化这部车子就会趴窝。秦晖说：“在宪政民主条件下，‘左’有左的道理，‘右’有右的好处。而一会儿左，一会儿右，更是正常现象，并且是有益的现象。‘左’的时候福利、平等和社会保障受到重视，国民可以真正享受到‘社会主义优越性’。但是左过了头，竞争不足效率不高，选民又会推‘右’派上台，自由竞争，鼓励投资，提升效率，社会得以真正获得‘自由主义的生命力’。待到竞争过了头，贫富分化大，选民又回过头选左派。反正不管谁上台都是民意使然”。“这样的‘左右循环’我也好有一比，谓之‘天平’效应：那天平的两端晃晃悠悠，但都是在一个公平的支点附近左右摆动。天平因此在许多文化中成为公正的象征。”

    先抽象出“公平”和“效率”的概念，然后就是轮流换岗了，好，生产资料就可以挥之而去了，反正在我手里呢。

    自由竞争，听起来很美，可是，王思睿先生能不能告诉我们，自由竞争究竟能做到什么？反正据我所知，西方经济学家也仅仅是在数学的拓扑空间上描绘出自由竞争市场机制的一幅美好蓝图，而现实中，“基尼系数已高达0.50，并被世行确认”，如此触目惊心的贫富差距，嗯，王思睿先生真的很大方，“待到竞争过了头，贫富分化大，选民又回过头选左派。”。

    选民，嗯，很好听，是让我等小公民看那些已经获得生产资料优势的群体在“天平”效应中摆动吗？

    嗯，“都是在一个公平的支点附近左右摆动”，可王思睿先生和徐友渔先生难道真的不知道基尼系数的意思？难道现在就是“在一个公平的支点附近”，“时间开始”了？

    否定或反对你们的就成“极左极右”了？把明明在现实中存在的严重问题用“无知之幕”遮住，报幕员上场：“天平摆动舞”开始。嗯，“精卫填海”地“有空就喊两嗓子”，“中国思想界首先达成大宪章，是今后通过圆桌会议社会协商，制定宪政民主新宪法的前提条件。”，呵呵，很客气，“在上文所说的“大宪章”中，言论出版新闻自由无疑是排在第一位的，也是最没有争议的。”，可惜，章怡和女士究竟讲了什么话还是有出版物作证的，而王思睿先生看起来是讲“最没有争议的”，可是，基调呢，就“公平与效率”吧，生产资料呢，咱拿也就拿了，没关系嘛，呵呵，不“都是在一个公平的支点附近左右摆动”吗？难道有谁不讲公平？不讲公平之徒，人人得而诛之，因为都是极左极右。

    而章怡和女士也仿佛不知道自己在《往事并不如烟》里写的是什么了，“维系着一个人的尊严和良知”，那么，章怡和女士，你写的有多少是没写清楚的，请你以“一个人的尊严和良知”澄清一下，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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