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十条诫命》看生活类报纸的导向

王学沛

    题目中的“你”，当然只是一个不定代词，可能代表某家或某些生活类报纸，也可能代表某位或某些这类报纸的总编辑；还可能代表它们的某位或某些编辑、记者。因此，“你”到底是不是西化、资化的吹鼓手，也就要看“你”是否愿意反思以及反思的深度和真诚的程度了。
    20世纪80年代后期，笔者曾产生过莫明其妙的杞人之忧：我们的报纸、特别是生活类报纸，很可能成为资本主义国家西化我们社会主义中国的吹鼓手。
    现在，10多年过去了，天塌下来了吗？当然没有。但是，有没有哪一根或几根擎天柱腐朽了、折断了呢？我看回答应当是肯定的。为什么呢？
一
从近代和当代的历史事实事看，资本主义国家一开始就想把社会主义国家扼杀在摇篮里，十几个国家武装干涉俄国十月革命就是明证。扼杀不了也时刻都想着要摧毁她，其手段可以说是“无所不用其极”，归纳起来也就是“武、文、硬、软”四个字。武，就是发动侵略战争，想以军事手段达到目的，例如希特勒进攻苏联，美国侵略朝鲜、越南和古巴等等。武的一手没有得逞，就改用文的。文的也有软硬两手，例如封锁、制裁等等。不久前，美国中央情报局要员彼得•施魏策尔出版了一本名为《胜利——美国政府瓦解前苏联的秘密战略》的书，作者在序言中就毫不掩饰地说：“谈论前苏联崩溃而不知道美国秘密战略的作用，就象调查一件神秘突然死亡案子而不考虑谋杀”。那么，美国是怎样谋杀苏联的呢？作者披露的手段是经济封锁、技术封锁、以金钱和武器支持反苏国家等等。据前苏联领导人利加乔夫撰写的《戈尔巴乔夫之迷》一书揭露：美国的一家报纸曾于1990年2月提出一个问题：要不要援助戈尔巴乔夫？援助他干什么？这家报纸认为，援助的目的是要消除现存制度并建立起私有经济。如果说“经济手段”是硬的，那么“文化手段”便属软的。美国人说过：只要苏联人唱我们的歌，跳我们的舞，就不愁他们不接受我们的价值观。果然，苏联解体时，老百姓竞平静地接受了现实。这说明两种价值观的斗争，是意识形态斗争中的核心问题，而意识形态的改换，则是西化资化的肇始。资产阶级看到了意识形态的威力，但是为了掩饰他们的企图，却又搞起什么“非意识形态化”运动，借以让人们在麻痹的状态中，接受他们的价值观。这正如《克格勃X档案》一书作者在书中指出的：“实际上没有任何非意识形态。在非意识形态化口号下，将一种意识形态转换成另一种；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转换成资本主义的”。这种手法，按笔者的解读，就是西化资化的手法。
“西化资化”手法的出笼，是美国前国务卿、中央情报局领导人杜勒斯的杰作。据《克格勃X档案》揭露：杜勒斯曾对中情局官员说：“在苏联制造了混乱之后，我们不知不觉地把他们的价值观偷换成虚假的，并迫使他们相信这些价值。”这就是说，价值观念变了，生活方式必然跟着变；生活方式变了，社会制度也不可能不变；社会制度变了，西化资化的过程也就结束了，美国人也就胜利了。
苏共的解散、苏联的解体，让美国人兴高采烈。于是他们总结了杜勒斯于1951年为中情局工作人员制定的《行事手册》里专门针对中国的10条，几经修改，便形成了演变成我们中国的《十条诫命》。关于怎样实现这《十条诫命》，当年的杜勒斯教训他的手下说：“怎样做呢？我们在俄国找到同盟者和助手，将一个情节接一个情节地导演世界上最不驯服的人民的灭亡、其自我意识最后不可逆转的熄灭”。不消说，美国人要中国人“熄灭”自己的民族意识，现在美国中情局也必然要在现在的中国人中间寻找他们的同盟和助手。可现在的中国人，谁会 成为他们的同盟者和助手呢？笔者认为，除了被他们收买的特务、变节分子和中华民族的败类以外，恐怕就只有那些自觉的（因为他们认为美国什么都好）、不自觉的（因为他们认为生活不是政治）替西化资化当吹鼓手的人了。这其中自然也有我们生活类报纸的某些人。
二
在《十条诫命》里，有几条是针对我国政府或领导人的，不属本文讨论的范围，其他几条都可作为反面镜子，照一照我们的宣传报道，看看我们是不是自觉不自觉地帮人家擂了鼓、吹了喇叭？例如第九条条文说：“我们要利用所有的资源以破坏他们的传统价值观。我们要利用一切来毁灭他们的道德人心”。这里的“他们”，当然是中国所有爱国家、爱自己的民族、爱中国共产党的人们，因为青年人是民族的延续，是国家的未来，是社会主义的建设和保卫者，所以美国人才要下大力气，“尽量利用物质来引诱”、“尽一切可能，（来）做好宣传工作”，以“败坏他们的青年，鼓励他们……反对原来所受的思想教育，特别是共产主义教条”。试想，传统价值观被破坏了，共产主义教育被扼杀掉了，我们的青年不就“服服帖帖”接受美国的价值观、向往美国的生活方式了吗？那时候美国人就会由偷偷地乐改为开怀大笑了：“只要他们向往我们的衣、食、住、行、娱乐和教育的方式，就是成功的一半”。（第2条）那么“成功”的另一半呢？不消说，另一半的“成功”就该由他们心目中的“美国化了的中国青年”去“圆梦”了。
可我们现在要问的是：他们已“成功的一半”里面，有没有我们报界的某些同仁自觉不自觉地做了人家的“同盟者”、“助手”呢？如果有人站出来说“有”，那么笔者的这篇文章就可以打住、不必再住下写了；倘若有人站出来说“无”，那么笔者便有许多疑问需要求解了：
1、我们还需要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吗？可我们宣传了多少？强调了多少？为什么到了五四青年节连个集体活动都组织不起来？是不是因为我们在报道另类、异类、新新人类的行为方式时太客观主义了？是不是我们太偏爱白领阶层的风度、小资一族的时尚生活了？是不是我们在宣传张扬个性时，少了点共性的要求，缺了点两者的辩证关系。
2、文化是民族之魂，节日文化是其重要部分。我们有56个民族、数百个节目，我们宣传了多少？为什么要大炒特炒西方节日特别是圣诞节、情人节、愚人节？2004年的元宵节和情人节同在一个月份，为什么两个节都还没有到，就断定“元宵节难抵情人节”？为什么如此长他人之志、灭自己之威。
3、我们的民族音乐、民间音乐、古代音乐难道还不够丰富？为什么中国民乐交响乐在维也纳那么受欢迎，而在国内受冷落？为什么舍弃民族民间的而要大炒特炒西方流行音乐、摇滚乐？
4、演艺活动只是我们生活中的一部分，而且应当是正常的、健康的生活的一部分，可我们的报道有多少是演员们的艺术、艺德？为什么要大炒特炒他们的私生活，肆意炒作他们的绯闻？我们培养了多少追星族？这些青少年的心态都是健康的吗？
5、从性别上看，人类只有男人和女人（两性人极其个别），而且在我国男女是平等的，都是有尊严的，为什么要拿女性大做文章？为什么不分条件、场合、需要与否而广泛地宣传“选美”活动？为什么凡是女人都称“美女”？为什么要突出女人的容貌美和“性感”？我们到底应当怎样对待和宣传女性？
6、体育活动是强身健体的，观看体育比赛也是欣赏运动员的技艺、体态以及他们的道德风范，可这些又和女人、美女有什么关系？为什么2003年“皇马”来华自己练球，我们要宣传“美女记者”、“美女球迷”、还要派美女卧底采访？为什么2004年欧洲足球锦标赛时，作为只有报道任务的报纸，却要“征选”16个“美女”去“代表”人家16支球队？为什么刊登斯梅尔京照片的同一个位置还要刊登他太太的裸照？为什么游泳金沙江的马乐丁上岸时，要把一位表示友好的女游客也称为美女？在我们的报纸版面上，女性到底是个什么角色？为什么连吃饭都要把菜肴摆放在半裸的女人的身上，又是文字、又有图片地张扬？
7、人，是既有生物属性；又有社会属性的。我们在宣传“人性”的时候，为什么不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人性观点，不“研究在每个时代历史地发生了变化的人的本性”，而要宣扬“人的一般本性”？这是不是资产阶级的人性观点？
8、我们的文学艺术源远流长，成就辉煌，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作品都很丰富；就是介绍外国的作品，也有很多批判现实主义的、进步作家的，我们介绍了多少？为什么要宣扬西方后现代主义的作品？这些作品是“生活的教科书”吗？
9、我国的汉语言文字，词汇是很丰富的，单字是有抑扬顿挫的，语句是带有音乐性的，表达能力是很强的，而且还可以成就书法艺术。可是我们为什么还要经常地、大量地在版面上使用英语或英文字母？为什么我们就不能学学法国人坚决维护母语纯洁性的精神。近代和当代，我们的汉语已吸收了不少的外来词汇，为什么还要顽固地使用末经“驯化”的外来词和直接以英文替代汉文？难道有必要去留恋旧社会时的上海“洋泾浜”吗？泰藉华裔大学生们还赞美汉语有“博大精深的魅力”，兴奋地说“汉语为我找到自己的根”呢，可为什么我们的报纸要在语言文字上媚外？
10、还有一个最主要的问题，就是人生观、世界观的问题，当然还有前文提到的价值观的问题。这“三观”决定着每一个人的人生态度，对社会的责任感和行为方式，关系到社会主义的建设的成败，可我们为什么不多花些力气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共产主义理想？为什么要钟情于中产阶级和小资们的时尚、潇洒、旁若无人的风度而置最广大的工人农民于现实生活的圈外呢？为什么不钟情于青少年的健康成长问题，而要热衷于炒作“星、腥、性”一类的新闻呢？
像这一类疑问，任何一个关心国家命运、民族前途、关心社会主义建设和共产主义理想的人，都能提出很多很多，因为美国帝国主义者亡我之心是不会死的，我们关心许许多多的“为什么”，就是为了我们不被“美国化”。如果我们有着五千年的文化根基的中华民族被只有两百多年建国史的美国演变成他们的文化附庸，那就不能说只是我们的耻辱，而是全人类的悲剧。
也许有人会不以为然地说，美国到底怎么啦？人家科技先进、经济发达、军事强大、人民生活富裕、难道不该向人家学习？其实，这样的人，这样的观点早已不是“也许”而是大有人在了。不是有人主张当美国人的“孙子”吗？不是有很多人留学、考察、旅游、淘金、移居、入籍首选的都是美国吗？其实，笔者并不绝对地抵制美国，人家确实有很多东西值得我们学习的。但我认为：学习、借鉴是可以的，而迷恋、替代是不可取的。2004年7月7日，，人民日报记者和新华社记者联合采写的《“中法文化”的启示》一文中里有几句话，说“近年来，在各种重要的国际场合，以法国为代表的一些国家疾呼：世纪已经面临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要严重的单边文化威胁”。这“单边文化”指的是什么？这“威胁”来自何方？难道还需要人家点明吗？
三
也许会有些报界的同仁只承认美国有西化资化中国的企图，也承认他们的《十条诫命》是专为演变中国而制定的，但不承认有人自觉或不自觉地当了人家的同盟者和助手。因为笔者前文引用的是只言片语，大有“断章取义”之嫌，“生拉活扯”之疑。其实，《十条诫命》的全文早在2000年6月18日《香港商报》就刊登出来了，同年10月内地的《中流》月刊也以《一份发人深省的反面教材》为题，发表署名文章进行了批判。至于笔者是否在断章取义、是否是“生拉活扯”地要在报界提醒某些同仁别当“和平演变”的同盟者和助手，自可去阅读《十条诫命》的全文。但为方便手头缺少这份反面教材的同志，笔者可以不厌其烦地抄录其中四条的原文：
1、尽量用物质来引诱和败坏他们的青年，鼓励他们藐视、鄙视、进一步公开反对原来所受的思想教育，特别是共产主义教条。替他们制造对色情奔放的兴趣和机会，进而鼓励他们进行性的滥交。让他们不以肤浅、虚荣为羞耻。一定要毁灭他们强调过的刻苦耐劳精神。
2、一定要尽一切可能，做好宣传工作，包括电影、书籍、电视、无线电波……和新式的宗教传布，只要他们向往我们的依、食、住、行、娱乐和教育方式，就是成功的一半。
3、一定要把他们的青年的注意力，从他们以政府为中心的传统引开来，让他们的头脑集中于：体育表演、色情书籍、享乐、游戏、犯罪性的电影，以及宗教迷信。
4、时常制造一些无风三尺浪的无事之事，让他们的人民公开讨论。这就样在他们的潜意识中种下了分裂的因子，特别要在他们的少数民族里找好机会，分裂他们的地区，分裂他们的民族，分裂他们的 感情，在他们之间制造新仇旧恨，这是完全不能忽视的策略。
以上四条足够我们嚼好一阵子的了，我相信，只要不抱抬杠的态度，也足以引起我们反思的了，至于我们是否糊里糊涂地当了人家的同盟者、帮人家吹了喇叭，恐怕就只有具有党性和社会责任心的报人才会勇于回答的吧！
四
毛泽东同志曾多次教导我们，要防止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阴谋。但是，他在世时帝国主义还在封锁我们，苍蝇蚊子不可能公开地飞进来，而且我们手里还握着苍蝇拍。所以我们都不大在意，只把“提高警惕”挂在嘴上而已。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同志也很重视防止和平演变问题，早在1983年10月就告诫全党，“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1985年5月6日，又指出：“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1986年12月，更强调要“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些指示的实质，都是针对和平演变的阴谋而言的。到了1989年北京发生了动乱和暴乱事件以后，小平同志还进一步明确地提醒全党：“西方国家正在打一场没有硝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所谓没有硝烟，就是要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因而要求我们“坚持社会主义，防止和平演变。”两年以后，时任总书记的江泽民同志，同样重视着和平演变问题，他对学习党建理论的领导干部们说：“研究反对和防止和平演变的问题，是非常必要的，要充分认识反对和平演变的极端重要性和紧迫性”。
从上述所引我党领导人关于反对和平演变的论述可以看出，我们对待和平演变的图谋，已经不再是“提高警惕”的问题，而是要“奋起反击”的问题了。因为对于杜勒斯们来说，和平演变早已不是预言，而是在苏联东欧已经成为现实了。我们看到了问题的“极端重要性”，感到了现实情况的“紧迫性”，就不应忽视笔者在前文里提到的那些“为什么”。因为提出那些“为什么”的依据，不是笔者个人的“神经紧张”而是有着现实表象的。例如：现在是不是有相当一部分年轻人不学习马克思主义，不具有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而且其中不少人还相信街头算命，相信寺庙里的泥菩萨，迷信“518”一类的吉祥号？是不是有相当一部分人不关心社会主义前途，只忙于挣钱、享受、“挣到就花，花完再挣”？是不是有那么一些“写家”主张着、实践着“远离政治”、“躲避崇高”、“抒发自我”、“写下半身”一类的笔头理念？是不是有那么一些学者、专家在叫喊着“国退民进”、鼓吹“美女经济”、呼唤着“红灯区”？是不是有那么一些文化人只津津乐道“多元文化”而闭口不说“主流文化”，只津津乐道“中西文化交流”而不谈如何保持“民族文化的特色”？是不是有那么一些理论家已经绝口不提马克思主义的核心理论之一的“剩余价值”论，而大谈资本家的“管理”、资本都参与“创造价值”，从而得出“现在中国没有剥削”的结论？是不是有某些社会学家无视党的16大通过的《党章•总纲》里关于“阶级斗争还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关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论述，而绝口不提“阶级”、“阶级斗争”、“阶级分析”，却热衷于推销他们“中国社会结构只有多个阶层”的观点？……
如果我们把这些“是不是”跟前文的那些“为什么”综合起来思考，那么，对“我们不是正在被美国‘和平演变’了吗？变到什么程度了？”这个问题，会不会起点参考作用呢？会不会加深我们对反对西化资化的“紧迫性”的理解呢？假若回答是肯定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说：“我们对报纸（特别是生活类报纸）虽然不可全责，却也不能免责。因为它是国家的“第四权力”、“社会的公器”；它所起到的作用或产生的负面影响都是巨大的，而且又都是在无数次重复中潜移墨化的。因此要说其中某种负面影响是哪一次报道，哪一篇文章造成的，那是不可能的（产生侵权诉讼则另当别论）。例如2002年2月19日美联社发自上海的报道说：《中国年轻人迷恋美国通俗文化》，你就不可能追究出谁是“责任者”。又如台湾的中央社2001年8月18日报道说，大陆出现了最有代表性的族群‘飘一代’，这‘飘一代’的特点又是“极度追求个人的自由与自我实践，对公众事物，政治有冷感的。‘解放了’传统思想给个人的束缚”。因而他们的人生态度是“成功并不保证快乐，我只享受现在活着的状态”。请想想，他们能成为“共产主义的接班人”吗？而这‘飘一代’又是怎么产生的呢？谁能找出它的始作俑者？有鉴于此，作为一个新闻工作者，我们就应当慎重地对待我们所写的每一篇报道，所编发的每一篇文章，把好它们的“导向”关，凭此作出肯定的回答：我们不是西化资化的吹鼓手。否则，你将永远逃不脱读者的追问：“你是西化资化的吹鼓手吗？”

（作者注：此文曾在云南省老新闻工作者协会2004年8月30日召开的新闻研讨会上宣读，后被该协会收编成册。 2005.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