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德强悼杨德明老师
悼杨德明师
看到手机上显示杨老师家里的号码,我知道,一定是杨老师仙逝了。一个从来不把自己放在心上的人离去了,一个嫉恶如仇、忧忡断肠的老人离去了,一个正直善良、仗义执言的学者离去了,一个用自己的身体作试验、力图弘扬中医中药、造福世界人民的病人离去了,一个可亲可敬、扶植后辈的长者离去了!
我已经不记得是经何人介绍,在何处认识杨老师了,肯定是以文会友,结成了忘年交。此后,曾多次到杨老师家里,听杨老师针砭时弊,激浊扬清。杨老师在具体问题上总是比我乐观,总是有许多设想和计划,或是出版书,或是推广某种高效化肥,或是上书建议重新启动运十工程,而且每每总是把这些具体事情与中华民族的前途与命运联系起来,令人感动不已。
杨老师心肠太好。我对厉以宁先生的批评十分严厉,但他总是劝我,厉先生是他的老师,人品比吴敬琏要好,厉先生的问题有一部分是认识问题,劝我下笔要留点情面。听了他的建议,我在《从厉股份到厉暴富》一文结束处的确留了点情面,没有把话说死。
杨老师知道我对马克思有批评,但是,他很理解我的立场。他曾经多次表示,我是个农民,是个中国农民,我是个中国主义者。只要对中华民族的长远整体利益有利,我都支持。杨老师心目的中国农民是能够团结合作的、勤劳勇敢、聪明能干的农民,而不是自私自利、懒惰怯懦、愚昧无知的农民。他认为,分田到户只是一时的权宜之计,中国农村的发展必须要走重新合作化的道路,实现第二次飞跃。他对各种新型的农村合作组织都很感兴趣,都很支持。
晚年的杨老师越来越接近毛泽东思想。他竭力推动《毛泽东读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清样版和简本)的出版,在毛泽东著作中寻找当前中国问题的答案。在我印象中,杨老师也曾被打成右派。在改革开放初期,一度有许多糊涂认识。但是,现实教育了他,他重新认识到毛泽东思想的深刻和伟大,而且勇于承认自己的思想上曾经走过的弯路。
杨老师得的是肺癌。按照中医理论,肺部的问题出自长期忧郁悲伤。为何忧伤?应该是忧伤中国的前途和命运。杨老师的少年和青年时代恰逢新中国成立和建设期,对社会主义有着深深的认同甚至是信仰,对人人平等、幸福、友爱的生活有着深刻的记忆。然而,到了杨老师的后半辈子,中国的列车改变了方向,弱肉强食的逻辑重新统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两极分化,道德沦丧,人与人之间的友爱和信任几乎荡然无存。同样重要的是,新中国前三十年建设起来的自主工业和知识产权体系遭到外资的毁灭性打击,中国在国际分工中沦落为加工车间的地位,以廉价劳动力为唯一的竞争优势,挣取血汗钱。我想,正是这一切,使一辈子以中国强盛为己任的杨老师感到忧心忡忡。忧郁长期积而不化,终于导致癌变。
知道自己得了癌症,杨老师并没有绝望。我去看他,提出转看中医。我们在病房里热烈地讨论中西医的各自利弊,杨老师很赞成立即转中医,表示愿意用自己作例子试验中医的神奇疗效。当老中医王文奎一度使杨老师的病情好转时,我们都深感欣慰,盼望着奇迹出现。可是,后来的情况并不理想,腹水不但没有减少,还越来越多,癌细胞进一步扩散了。王大夫多次承诺可以减少腹水,甚至有望在半年后痊愈。事实证明,这是虚夸之词。我和杨老师讨论过王大夫,觉得虽然他沾染了一些江湖郎中的恶习,夸大其词,甚至后来耽误了病情。但是,并不能对王大夫一概否定。初期腹水化验中的癌细胞消失总是真的,病人的自我感觉一度改善也是真的。即使最后终于死了,至少这段时间的感觉不比接受化疗、放疗更痛苦,花费也更少。
在病危阶段,还有一位贵州的老中医陈大夫专程坐飞机赶来北京,既当着病人的面,又单独对我说,很有希望。陈大夫还自己带来了药,说见效以后再收费,给我们以莫大的鼓舞和信心。但是,两天后,这位大夫承认希望已经渺茫。我和陈大夫通电话时,陈大夫认为两天之内病情发生了重大转变,相当程度上是因为不经陈大夫同意,抽了一千多毫升的腹水,而且并没有按他的要求服用人参汤。尽管杨老师病故了,但是,这并不影响我在《中医是怎样被淘汰的?》的基本观点。需要修正的只是一点:王大夫看来还不是那种真正的良医。
杨老师终于永久地闭上了的眼睛,但他可能还并不安息。杨老师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完全可以坦然对待自己的死亡,也可以坦然面对西医和中医各自的局限性,可以坦然接受试验失败。但是,杨老师又是一个有着极强烈信仰的人,他热爱着自己的祖国,热爱着这片土地上的人民,特别是热爱着绝大多数的普普通通的工人、农民。在等待陈大夫来的那天晚上,已经瘦骨嶙峋的杨老师喘着气说:“国家这个样子,我死不瞑目啊!”
我想,不但杨老师死不瞑目,可能原来已经瞑目的无数先烈们还会睁开眼睛,怒目敌视那些以各种名义将国有资产化公为私的共产党败类。我想,终有一天,先烈们的怒目和人间的怒火会将这些腐败分子烧成灰烬的!
杨老师,您等着吧!
韩德强,2005年4月25日
附告:杨德明老师的遗体告别仪式于2005年4月28日上午9:00在八宝山举行。参加者请准时前往。
爱学记

微信收款码
支付宝收款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