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之死 中国之死

  早上睡不着觉,八点半就醒了。坐在没有书的书房里，打开电脑，推开窗户。榕书上是湿漉漉的一片。夜雨把南国的初夏打湿了，仿佛想留驻深圳短暂的春。

  又翻开深圳作家邓康延前几天喝酒时送我的他的散文集《常常感动》。最让我感动的还是书中自序结尾的那句话：眼中有泪，心中才有彩虹。

  为了电视记实片《繁荣与荒芜》，我有幸认识了邓先生。本人无知的是，此前，没看过邓先生的任何文字，也不知道深圳有什么鬼作家。遇到康延兄后，我知道自己错了。其实，我年轻时候也是康延兄经常撰稿的《读者》的读者，只是少时读书只读书不记名，而现在是一个只读名不读书的时代罢了。

  春节前把老家的书运到了深圳，在整理的时候确实感动了几天，除了一些经济学的、哲学的名著外，原来我大量留存的书还是诗歌和散文，有唐诗宋词元曲，有普希金、叶塞宁、拜伦、惠特曼，当然也有艾青、流沙河、舒婷和顾城。

  我年轻的时候正是祖国国门刚刚开启的时候，我年轻的时候正是伤痕揭开的时候，我年轻的时候正是春天来临的时候，我年轻的时候是只有诗歌的时候。

  现在诗歌死了，只有精神病人的嘴里还念着诗。重商主义最盛的中国终于来了。中国死了。

   公司的首席经济雪茄卢小姐和我谈到过中国的发展问题，她说，中国穷怕了，重商没有错，但是不能只有商、只重商，不能只有一个主义——重商主义，还可以有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人道主义什么的。

   重商主义的极致已经不是古人的“有钱能使鬼推磨”这种抽象的词语能形容了。应该是兄弟见利忘义，姑娘见钱脱裤，领导见钱胡说，教授见钱胡讲，法官见钱胡判，记者见钱胡编，医生见钱胡方。至于房地产商和券商，同志们，就不足挂齿了，大家都知道他们是不是人。

   但是，他们的确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先驱和重商主义的奠基人。所以诗歌死了。

    叶塞宁早已死了，或许是为了爱情。海子也死了，为了他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大海。

   深圳的邓康延还活得很精彩很无奈。他在赠我的书上提写的是“烟波浩渺时，海上明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