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是跨国公司对全世界的掠夺与独裁统治

全球化是跨国公司对全世界的掠夺与独裁统治

    

    世界上200个实力最强的跨国公司发布世界性的政策，制约着一些国家政府和军队的行动。世界一半以上的贸易和在国外四分之三以上的投资集中在三极：美国、日本和欧盟，把世界上广大的区域比如非洲排除在商品和资本的流通领域之外。在全球化的时代，老式的军事上的殖民主义死灰复燃，全球化成为金融和经济的锁链，是跨国公司对世界的独裁统治。
    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吞吞吐吐之后，“全球化”一词已经强加给人们，最后用来描述20世纪最后几十年世界上发生的经济变化以及有关经济、社会和文化方面发生的变化。世界贸易组织在美国西雅图开会期间发生的大规模反对全球化的示威象征着集体的和国际的认识的提高。在此之前这类运动被称为“21世纪的第一次大动员”，同时还发生了其他的反对全球化的抗议活动。客观地说，这并不取决于发动抗议活动的主要人物的政治意图。相反，在西雅图人们已经表明了抵抗和抗议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意识，这种意识实际上已经成为全球范围内的抗议活动。
    我们可以认为，左派团体关于现实或合理化是不是处于一个特殊的阶段一直在进行的争论几乎已经解决，在上个世纪最后25年中，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制度的演变出现了一个飞跃，同时它将确定已经开始的新世纪的一些数据。在90年代的争论中，一些作者将左派的立场与否定全球化联系在一起，认为那是一种“虚构”，而另外一些人则认为，“那只不过是帝国主义的货色而已”。哈内克最新出版的一本书就讲述了这场争论。书中提到了希斯特和汤普森，认为他们是否定全球化最热衷的辩护者，特别提到切内斯这位专家所做的是为了让合理化的现实被接受。
    这场长时间的争论的真相是，左派曾经固执地否认在组成一个世界市场或国际劳动分工的历史进程中，资本主义世界范围的相互渗透出现飞跃的现实，实际所表现出来的只是这种飞跃的局限性和矛盾。事实上，资本主义制度的全球化并不是建立一个一体化丰富的世界经济范围，如同市场的狂热分子所追求的那样。一方面，它有不可挽救的局限性，比如全世界的生产今天用于出口的部分只占15％；另一方面，世界的不平衡日益增加，美国、日本和欧盟占有世界贸易的50％以上和75％的外国投资，一些地区被排除在资本和商品的流通领域以外。这部分左派人士否认全球化的神话，认为全球化本身就是一种虚构。他们想突出事情的局限性和它的矛盾，以至说这种事情并不存在。
    今天，事情已经很明显，全球化已是一种经济的现实，是集中世界资本的一次真正的飞跃，但这是一个矛盾的事情，经历着巨大的起伏不平的潮流，是支离破碎的，它把一些国家和人群排斥在外。
    不久以前，左派还热烈进行着另外一场争论。一些人认为，经济的全球化是某些极右的政府执行的新自由主义政策有害的结果，如此而已，佩特拉斯就是人们熟知的这一观点的捍卫者。政治、经济、社会事件和技术的变化与资本集中带来的后果和其他资本主义发展渠道的枯竭之间的复杂联系，已使全球化陷入暗淡的境地。
    现在社会运动和左翼政党对全球化本身的“全球性”的认识提高了，这是一个政治意义上的进程，也是一个经济的、技术的、社会的和文化的进程，最终是资本主义一个明显的历史性转折。在西雅图会议之前，在墨西哥恰巴斯召开的国际首脑会议发出了最有意义的号召，当时它的口号是“为了人类，反对新自由主义”。关注新自由主义的政策，优先考虑全球化，曾是90年代所有左派的特点。相反，在西雅图反对世界贸易组织新的自由化建议被称为反对全球化的抗议。
    这是一个进步。通过争论，左派承认在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过程中全球化是一个明显的经济上的转折，正在调查它的特点，它在各方面的后果，寻求为继续前进更好的战略。
超国家的大型企业
    最初关于全球化的定义还是很抽象的。提出的观念相当广泛，很不准确：“使政治屈从于经济”，“在现实的时代资本作为世界的单位在运行”，“投机的资本主义”或是创造更多财富的“市场的独裁”等。最近又提出了另外的想法：“网络经济”或“新经济”。这些定义只是说明了全球化在某个方面的特点，提出了深入进行调查的一个出发点。所有的调查逐渐地汇集到这个经济阶段一个最基本的和的重要的事实：数量很少的大型超国家的跨国公司对世界的生产、贸易和金融的压倒性统治。
    世界的资本集中于这些财团或公司，它们占压倒性的比例，这改变了一切，包括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领域，这对全球化是决定性的，也很具体。世界贸易大约三分之一是在3.7万家跨国公司的母公司和子公司之间进行的，三分之一是跨国公司之间相互的贸易。但是对于说明全球化的现实来说，这些数字是可怜的。应当考虑到世界上最大的200家跨国公司的经营，才能对统治地球上60亿人口的物质生活的经济制度有一个现实的形象。一些学者指出，从这200家最大的跨国公司的实力、具体的运作来说，它们才是世界真正的主人。这些大公司的年交易额占世界生产的26.3％，其增长的速度是组成经济合作发展组织的29个工业化国家国内生产总值增速的两倍，产值超过其他非经合组织的182个国家生产的总和，然而人类的绝大多数生活在这些国家。这里说的不是概念，而是具体的实力，有名有姓，有活动的方式，在现实中它们的实力明显地高于其他所有国家的实力。它不是左派的一个口号，可以说全球化就是这200家跨国公司对世界经济的独裁。在反抗全球化的社会和政治力量中间就逐渐地提出了选择的问题，它们正在得出这个准确的结论。
    这200家大型跨国公司处在经常的运动之中，在它们之间进行合并和吞并，它们当中最大的公司构成经济权力金字塔的顶端。举例来说，非金融性质的最大的跨国公司有壳牌、通用汽车、福特、埃克森、国际商业机器公司、美国电报电话公司、三菱、梅克、丰田、菲利浦、通用电器、菲亚特、英国石油公司、美孚、雀巢、英特尔、杜邦、标准公司、拜尔、阿尔卡特、大众、巴斯夫、西门子、索尼、布朗、巴特、埃尔夫、可口可乐等，在大银行中有日本富士银行、德意志银行、花旗集团、美洲银行、东京三菱、帕里巴斯等……从这些公司的销售额来看，仅通用汽车公司一家的销售额就超过丹麦全国的生产，接近近200个国家的汽车产量。从公司的交易证券来看，仅今年3月份在全世界10个国家的证券超过整个因特网系统的公司股票。再从这些大公司的利润来看，通用电器公司的股东们在1997年分配的利润超过非洲刚果4000万人口分享的全年收入。从公司的就业人数来说，通用汽车公司的职工人数超过世界上很多国家武装部队的人数。
    在统治世界的跨国公司的名字背后，是有名有姓的公司老板。全球化使我们面对世界的财富寡头，它们的实力是那样集中，是人类历史上任何其他阶段从来没有过的。过去几个世纪的旧官僚几乎不存在了，它们没有谨慎地参加资本主义的大型企业，但是英国和荷兰王室的家庭或是阿拉伯的一些王朝参与了大型的资本主义企业。这些王朝善于将旧的血缘的特权变成为公司可以操纵的股票。在20世纪当中，资本主义制度建立了新的王朝，比几个世纪以前更有势力的王朝。他们是最大的股东，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如人们熟知的微软公司的比尔•盖茨、最有名的投机商乔治•索罗斯或拉里•艾里森等。与这些新富翁一起还有历史很久的工业和金融业富有的家庭，如菲亚特公司的家族、宝马公司的家族、洛克菲勒家族及西班牙的博斯奇家族等。225个富翁拥有的个人财产超过世界上最贫穷的25亿人口一年收入的总和，这充分说明财富的分配是多么不公正。而当我们谈到这200家最大的跨国公司集中了世界资本很大一部分，谈到它们的财产的时候，这就不仅是说明它们的财富，而且也说明了它们的权力。更使人吃惊的是，它们为了维持财富，增加财富，利用了人类的生产力，把其余的人变成为它们的臣民，剥削他们，掠夺他们，使他们陷入贫困。
                             市场和垄断
    把全球化说成是市场的：“一个胜利”必然是一种讽刺。这些跨国公司对市场的统治露出很少的缝隙，它们通过大量吞并的过程，在每个经济部门只留下数量很少的企业，它们之间相互达成协议，有条件在很长的时间内决定产品销售和采购的价格。它们强制那些小型企业向它们提供原料和附件、零件和半成品，价格由它们确定。当这些国家的政府打破旧有的国家垄断，就使一个经济部门自由化。说全球化是“市场的胜利”只是一种宣传，其结果是占领这个经济部门，其规模是大陆的或世界性的，由几家大型的跨国公司垄断，留给市场的“自由”少得可怜。沃尔沃和雷诺两家汽车公司合并以后，使三大汽车业的跨国公司集团占据了卡车市场的65％。5家跨国公司占领了轿车市场的60％。10家跨国公司控制了电信市场的86％。全球化并并没有使市场那么“自由”，由于在世界范围内的集中和垄断，这特别与美国当局监督对比尔•盖茨和他的微软公司竞争的进程相联系。比尔•盖茨的政策是比当代资本主义的任何人更多地利用（软件）市场很高的份额，把他的另一个产品（浏览器）强加于人，与其他的产品竞争。这种实力有助于更新产品，以便控制市场和取代别的产品。
    最近在信息产业的企业之间的重要合并为垄断创造了特别合适的地盘。信息网络从原则上说似乎是有了自由的新空间，那是现在世界最大的公司之间进行投机。几乎在所有的经济部门都是这样，跨国公司希望让自己的产品自由流通，将竞争对手的产品排挤出市场。。
                             投机和生产
    在初步分析全球化的时候，特别应当强调的是资本在全世界投机活动的广泛性和猛烈程度，投机资本的数量很大，生产性的投资很少。这一重要的现象使一些人认为全球化作为一种资本主义体系，是投机的利润在引导生产。他们强调这一现实的一面，掩盖了事情的另外一面：投机资本贪婪的寄生性不可能靠纯粹的证券去满足，而是要活活地吞掉别的企业。投机活动消耗了作为企业的利润的一部分生产。闲散的资本只能像一个空气球一样爆裂，或是靠生产资本的利润去满足，这是一种寄生性。越来越明显的是，投机活动的主要代理人就是跨国公司自己，不管是不是金融领域的公司。纯粹为了投机的投资是几乎所有200家大型跨国公司主要经济活动的补充部分，包括金融的、工业的和贸易的跨国公司。将“多余的”资本（不能投到主要的活动获得同样利润的资本）或是不能动的资本用于投机活动，正如对养老金发生的情况那样。由于大部分投机活动都在工业或贸易政策做出决定以前进行，跨国公司集团类似于那些对赛车进行赌博的人，他们同时是下赌注的人和竞争者，因而总是获胜。买卖证券、外汇、债券等等只是大型跨国公司投机活动的一部分，发生在它们合并、扩大或自己的企业发生危机以前，不论是为了增加利润，还是为了补偿损失。
    最近几年，人们特别谈论私人养老金问题。养老金是由工人的一部分工资构成的，企业在金融界用它进行交易，而不是将其作为养老金返还给工人（如果企业没有破产）。这些资金的规模超过银行的资产，美国三大汽车公司（福特、通用汽车和克莱斯勒）的养老金比日本国家的储备高出一倍以上，当时日本是世界上外汇储备最多的国家。最近那些大公司想用长期的股票（如电话股）付给它们的职工，这样将职工工资的一部分也变成投机的资本，在美国可以看到把民众的储蓄变成投机资本的趋势，甚至是高风险的投机。
                          殖民地化和资源的破坏
    跨国公司有自己的祖国：这就是它们大多数有产者的祖国。这是没有任何疑问的。200家最大的跨国公司的总部设在世界上221个独立国家中的17个，但是176家大型跨国公司设在6大金融强国。三分之一以上（74家）跨国公司是美国的。没有疑问，它们类似于一个200个强盗的俱乐部。西班牙电话公司是唯一一家大型跨国公司，它的利润是在合伙人之间分配的。工会人士说，这家公司对职工的劳动实行超额剥削。消费者认为，它实行垄断和进行欺诈。拉美国家认为它实行的是殖民主义，这家公司在拉美地区设有很多分公司。按左派政党的说法，该公司奉行的政治上的裙带关系和腐败。
    在美国之后，大型跨国公司最多的国家是日本，在不属于美国的500家大型跨国公司中日本有152家，英国有75家，法国有47家，德国有42家，加拿大有22家，意大利有15家。7国集团占跨国公司的80％。在这个集团之外，瑞士、韩国、瑞典、澳大利亚和荷兰均超过12家。从200家跨国公司的国籍来看，勾画出一个大国间瓜分世界权力的地图，这比其他的经济因素如人口、生产的增长、自然资源、文化水平等更为准确。我们知道技术在生产效益中的重要作用。一个国家想在这方面参与竞争，必须投入大量的人力和财力进行研究。但是它不可能与一些国家垄断科学研究的私人资本大财团相比。工业化国家占有世界专利的87％，它们垄断了科技进步。其后果是出现了富国和穷国之间的不平衡，这不能被看作是一个出发点。应当被看成是世界经济体系发展的后果。1960年人类最富有的20％人拥有的财富是世界上20％最穷的人的财富的30倍，今天已经增加到74倍。
    从理论上说，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建立是为了向贫困的国家提供贷款，支持它们的发展，或是对付紧急的危机，现在这两个机构已经变成为间接加强大型跨国公司统治世界的工具。那些拥有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的国家才是真正的强国，如巴西、墨西哥或巴基斯坦，但它们通过接受贷款（外债）受制于人。贷款的续借是在越来越强硬的基础上进行的，从来都是对债权国的跨国公司有利，是它们强加给债务国的。对发展的援助绝不慷慨，也是为了达到同样的目的。
    这样，世界上人口众多的国家的航空、电话、电力、铁路、以至土地、森林和河流都逐步落入跨国公司的手中，增加这些国家在经济上对外的依赖，使它们要自主和持续地发展困难重重。
    智利马普切人动员起来反对比奥比奥水坝，科恰班巴的玻利维亚人反对水费上涨，冲击了跨国公司的势力。在拉丁美洲从墨西哥到智利南部围绕着土地发生的严重冲突，反对对原始森林的砍伐，围绕着咖啡或其他农产品的价格进行的斗争，背后都隐藏着跨国公司资本的渗透，它们有兴趣要控制地球上的原料。作为外国的势力掠夺文化和自然资源，他们比5个世纪之前的西班牙征服者更加残暴。跨国公司的所作所为完全称得上是重新殖民地化。旧的军事殖民主义的链条在独立中止以后，在全球化的阶段作为金融的和经济的链条重新出现，但仍然是很沉重的。
                        资本的转移、罢工和不稳定
    我们看到的社会后果是罢工和不稳定日益增多，最近几十年它被认为是国际资本集中的反面，这是全球化带来的后果。全球化没有扩大生产，而是使生产集中了。在最近30年经济高涨的时期生产增长的指数低于之前的20年。在生产集中的时候，劳动生产率提高了，但是使用劳动力的价格从比例上说总是更倾向于专业水平低的就业，工资很低，不稳定，以至发生罢工。劳工改革一直在减少工人通过工会的和政治的斗争已经获得的权利，他们进行斗争是为了对大公司强加的条件采取法律限制措施。从80年代初开始，在欧洲重要的劳工立法还没有发生变化之前，人们看到跨国公司资本的一个特点：资本的移位和供给，当然不是绝对的，但确是真实的，跨国公司的生产性投资从一个国家转移到另外一个国家，从一个城市转移到另外一个城市，寻求所谓的“竞争优势”。劳工的立法对跨国公司有利。
    从80年代起， 在各个国家和城市之间开始了一场不声不响的吸引跨国公司投资的争夺战，这就使工人的权利被削弱。在美国工会采取的是所谓“让步”的自杀性的政策，一个城市的工会反对另外一个城市的工会，向公司提出对其有利的协议，以便留住公司，或争取到投资，使工人付出很高的代价。议员们的做法是使劳工市场符合跨国公司所要求的准则，使跨国公司能够轻易地转移它们的投资，政府对失业的补贴降低了人力的成本。
    今天，一些工会人士习惯于听从跨国公司威胁：“如果你们表现不好，我们将把生产转移到某个国家去”。在全球化的政治和经济思想中，将经济代替政治，将大跨国公司的政治权力取代现存的国家，没有任何东西能够对付权力超过国家的跨国公司。这些政府和跨国公司在同一片土地上活动，这就是世界资本主义的经济的土壤。没有一个政府能在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范围之外活动。今天所有的政府都试图与跨国公司达成协议，这是一种力量很不均衡的关系，这样总是对后者有利。财政政策，土地的价格，基础设施的质量和计划，劳工立法，工会的驯服，政治家和司法人员的可贿赂性，以及其他的因素都在赌博之中，比如，大众汽车公司试图与西班牙政府和捷克政府打交道，以便决定它的投资。过去的说法是：“对通用汽车公司好的东西对美国也是好的”。但在全世界大型跨国公司的利益与国家利益的结合只在6个或7个国家有意义。在其他的国家，外国跨国公司的利益比所谓的国家的利益的份量要重得多。由于宝马汽车公司决定离开罗维公司，英国面临着一场劳工的危机，因为有1.8万名工人在那里工作，在附属的工厂里还有5万名工人。德国公司要求布莱尔政府进入欧元区，在没有被接受的情况下，德国公司选择将其在英国的分公司卖给一家经办的公司。这就意味着将有5000多英国工人被辞退。福特公司也打算关闭在英国的一家工厂，将有3000多工人被辞退。日本的本田公司宣布它将把在英国的生产削减一半。
    在一个工业大国，国家最高层经济政策的决定比如是否加入欧洲货币单位，是处于自卫的政府与强大的外国跨国公司之间讨论的事情。这对几万个英国家庭的就业和工资来说无疑是一场赌博。这样的事情每天都在发生，不只是在穷国和中等发达国家。比较弱小的国家的政治决定是更能被操纵的。1989年西门子公司将其一小笔利润（一笔3.69亿比塞塔的小费）给费莱萨的老板之一，目的是让西班牙贡萨莱斯政府采纳符合德国公司利益的西班牙高速铁路计划。这种做法是很常见的，少见的是一个法庭将它曝光了。任何建立在私人财产权基础上的司法机构都不可能阻止政府、政党和议员在那么丰厚的小费面前恭手相让的意愿。就连最有势力的国家的政治权力也不可能让了解世界的真正主人的那些人动摇。对美国微软公司因为垄断做出的判决有可能使政治权力的绝对优势高于经济的权力。但是在司法的背后那些强有力的人物在活动，比尔•盖茨的公司在华盛顿组成了一个游说集团，其使命是收买民主和共和两党中有影响力的政治家的意志。一个公司在交易所的证券价值的损失可以和西班牙每年国家生产的价值相比，难道它不能动用资金能保障美国政府做出符合微软公司利益的决策吗？它当然能够做到，就这样公司资助了美国的总统选举。
    当政治在资本主义制度的游戏规则（私人财产权、利润、市场）中运作的时候，国家的政策越来越服从于大公司的经济利益，这是世界的资本集中到200多家大型跨国公司的结果。由于一些报纸、电台和电视台的大公司属于这个跨国公司精选的俱乐部，其他的传播媒体则依靠另外一些大公司，我们不能指望它们向我们提供有关在战争中进行赌博的肮脏利益的消息。现在政治层面以至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已经卷入当前的战争，并出现在媒体上，如果不是造假，也明显地被扭曲了。毫无疑问，在涉及战争的经济动机和企业的卷入时，对新闻的审查更为严厉。但是，人类遭受的战争已经成为当代最有影响的一些机构供应极为重要的市场，具体地说就是跨国公司供应的大市场。不仅是军工企业，战争的动机本身被世界上最大的公司高度评价、通过或是排除。比如1991年的海湾战争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但不是唯一的。那场战争是为了控制石油和石油的价格。参与的国家受到科威特K10财团慷慨捐赠对政治家们的“鼓励”，同时也为了参与重建中明显的交易的不同项目。车臣的战争也是一场石油战，争夺里海原油的通道。克里姆林宫的“家族”与俄罗斯石油部门的公司关系密切，这就说明为什么它要固执地控制介于莫斯科和石油管道之间的那片地区。但是西方可耻的阴谋与英美主要的石油公司在国际康采恩的结合是分不开的，它们开采的石油通过车臣从俄罗斯运出。在大型跨国公司中石油公司的数量是很大的，考虑到这一点就会明白这种原料对所有的战争舞台的重要性，在大国和（北约在东欧的）盟国操纵的战略中的重要性，以及在其他令人注目的事件如东帝汶的屠杀中的作用。
    所有这些事件使人认识到全球化作为一个经济进程，它与资本集中于极少数公司的情况容易混淆，这些公司的规模和实力超过当代的许多国家，改变着当代的政治和文化的条件。光有这一认识还不能解决问题，这仍然是一个未知数。在以前的历史条件下各国人民、它的公民、工人、工会人士和政党所采用的许多手段现在都显得成效不大，需要重新思考和更新。从经济领域到政治领域，看来对全球化的抵抗和抗议活动正处在估量和思考的阶段，也许有部分的答案，但是远没有一个全球性的选择方案。只有在估量和把许多局部的选择结合起来作为基础，我们才有可能考虑一个全球性的选择。也许在民间社会中发展一种不同于现在国家权力的权力，不仅能改变这种权力，而且以更大的社会规模的权力去取代它。也许有一天这种民众社会有选择的权力能够与现在不可估量的国家的权力进行较量，与通过几百个资本主义的大公司控制人类世界的金融寡头的权力进行较量。
   （摘译自2005年5月12日西班牙《起义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