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裕光：我为共产主义鼓与呼

我为共产主义鼓与呼

    中共十六大前夕，我为共产主义鼓与呼，是投机？还是投降？是投桃？还是投枪？抑或是取宠？还是取祸？是取信？还是取闹？这……不是莫须有，就是无须有，自有时间可以裁判。

一、

    在中国，确切说自中共执政后，绝大多数大陆人均视马克思为共产主义鼻祖。只有略知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共产主义的有心人才有可能知道沙尔·付立叶、罗伯特·欧文、昂利·圣西门，乃至法国的摩莱里、马布利等。从而将共产主义起源上溯至18世纪。（原始共产主义另当别论，因其不自觉、无意识、且难考证）。

    因为1976年10月6日粉碎四人帮，我在1978年7月1日书面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因为1998年12月6日我突发脑中风，所以正式仰望上帝。如此心路历程，若在以前，纵然不断为神经病，也要判作反革命。好在有远在美国的从共产党员成为基督教徒的远志明现身说法，但问题在于，2001年6月6日，我又撰文《我的见证+政见——中共基督自绝缘》，随附《沙裕光的入党申请书》。又向国家宗教局叶小文局长致函——托其转交江泽民总书记，并亲自呈递未果，遂在2001年6月14日用挂号信发寄……同时海外也以《我的见证与政见——写在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为题见于国际互联网。特别是我在文中表示“关键在于中国共产党八十诞辰恰逢新世纪元年，特乘此契机，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决心开始研学《共产党宣言》，立志继续对共产主义竟委穷源。与此同时，誓不因之中断起自1998年末周而复始通读《圣经》的天课……并声称：不排除变不可能为可能，我终竟以基督徒身份公然加盟共产党，从而独创并共产主义与基督信仰于一心的奇迹。首开集中共党员与基督教徒于一身的先河……此种意念、即令不成其为凤毛麟角，也必属孤家寡人之列，难免成为众矢之的，事实上，我确曾为此腹背受敌，但我却至今无悔。因为我终于发现共产主义与基督信仰密不可分。

二、

    在[美]威利斯顿·沃尔克的权威名著《基督教会史》中，他着意介绍了再洗礼派教会的教主巴尔瑟萨·胡布迈尔。胡布迈尔决不像中国大陆基督徒讳言政治，只谈天国。正相反，胡布迈尔于1526年末在一次公开辩论中郑重申明“世俗政府有存在的必要，主张服从政府，包括履行服兵役、纳税等义务……”。

    请千万不要以为胡布迈尔是政府豢养的宣教士，欧洲虽曾经历过中世纪的黑暗，但并没有像中国的封建社会轮回更替、万寿无疆。尤其基督教，经过许多德高望重，见多识广的伟大天才不断地奋斗与牺牲，已闪现理性与思辩的光辉。不仅只胡布迈尔，那位被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在1893年的《共产党宣言》意大利文版序言中誉为中世纪的最后一位诗人，同时又是新时代的最初一位诗人——意大利人但丁·阿利格埃里同样曾针对教皇对国家政权的攻击，作出捍卫国家利益的回应。但丁认为，和平是人类的最高福利，皇帝才能最有效地确保和平，帝国的权利理所当然应归罗马（亦即世俗政府）。皇权是人为追求现世幸福所必不可少的，正如教权引领人得到永生的幸福。皇权与教权都直接来自上帝，都不应该干预对方的职权范围……

    众所周知，因创作“神曲”而闻名于世的但丁在神学上是无暇可击的正统派……实际上，早在马丁·路德宗教改革之前，但丁、胡布迈尔便已经为政教分离，宗教自由予为先声，已体现“上帝的归于上帝，恺撒的归于恺撒”的基督原则。必须指出，正视《圣经》所赐予的智慧，才避免了非此即彼的思维模式，从而使欧洲告别中世纪的黑暗而迎来文艺复兴的曙光。与此同时，在法国甚至出现了比但丁更为激进的观点，多米尼克修会修士、巴黎的约翰认为，教权与王权都以人民的主权为基础……还有帕多瓦的马尔西利奥进而宣告：一切权利的基础是人民，对国家来说就是公民，对教会来说就是全体基督徒，他们即立法权，教会和国家的统治者均由他们任命，执行权利的人应该而且必须对他们负责……这里需要提出，唯真知者有大勇，是大勇者敢真知！所有这些充满了上帝公义的，洋溢着基督信仰的伟大思想与人物，将永远作为中国基督徒的借鉴与榜样。

    反观中国，在上掌权的自我标榜“受之于天、既寿永昌”；在下无权的则习惯“君叫臣死、臣不敢不死”。毋庸置疑，中国历史决不会只有这两种价值观念，但专制主义扼杀了一切理性与正义的呼声——比如“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从而逐步使中国的丧失了真正至高无上的永恒信仰。

    不可否认，欧洲中世纪也同样难逃这种历史阶段——由于胡布迈尔于1526年在尼克尔斯贝格建立了一个再洗礼派教会，以便基督徒更自觉自愿、更自立自主的归主成圣。仅仅一年，1527年7月他就被作为异端交给奥地利当局。1528年3月10日在维也纳被处火刑，他的妻子也被投入多瑙河淹死……但是，这只能杀胡布迈尔的身体，而不能杀胡布迈尔的灵魂。同年，支持胡布迈尔的那一派人在奥斯特列茨建立了一个社团，发展甚快，不久就有几千信徒，他们逐步建立起一种共产主义式的社会制度，在再洗礼派中只要他们这样做，无论他们在什么地方受到迫害，一项共同的指控就是废除私有制以便彼此分享一切财产。这个奥斯特列茨的社团多次发生分化和分裂。直到雅格·胡特尔从1529年到1536年稳固地把他们组织起来，情况才有改观。1536年胡特尔本人在因斯布鲁克殉教，但他留下的“胡特尔兄弟会”在经济上组织完善，使这种共产主义式的制度能在摩拉维亚保持到1622年。在匈牙利保持到1685年，在乌克兰保持的时间更长，而在美国，从1847年保持到现在。特别在南达科他州至今还有这样一些组织……

    事实胜于雄辩，“胡特尔兄弟会”的共产主义之所以青春长在，最根本的原因不能不归功于其建立者将原罪为本、爱为核心的基督教作为信仰根基、文化源头。这也许就是东西方文化的根本差异，这也许就是导致东西方在神学、哲学、文学上的根本差异，抑或导致东西方在神权、政权、人权问题上的不同理解与解释的主因。

    显然，威利斯顿·沃尔克对胡布迈尔追随者的人生选择和社会实践所作的忠实记载无疑将共产主义的来龙去脉向前一跃而跨入十六世纪。似乎也为共产主义验证了可行性分析，即，必须建立于“物质极大地丰富与人的思想觉悟空前地提高的基础上”，二者缺一不可。至于对我这个因发表《我的见证+政见》而领教内外夹攻的孤家寡人来说，难道还有比这更令人振奋的事实和史料吗？

三、

    在改革得依稀“不识庐山真面目”的中国，在一部分人已经先富起来了的今天，共产主义仿佛已成隔年皇历，在这种情势下，我为共产主义鼓与呼，不知多少人要嗤之以鼻，又不知多少人会视为洪水猛兽。但我坚信，共产主义之所以一度在中国“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最重要的原因在于，一、中华民族的先哲同样崇尚世界大同，天下为公；二、取决于中国国情。

    中国国情是什么？一言以敝之，就是穷人多。这一点，毛泽东最明白，也是邓小平“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之所以有那么大的诱惑力、如此强的驱动力的原因之一，因为中国人当时大多认为，先富起来的也许就是自己。谁曾想，先富起来的只能是“有权有势有本事”的，或者“敢蒙敢骗敢宰人”的，事实证明，即令这一部分人也不可能个个都富起来，而且毕竟死掉了胡长青、成克杰及成百上千的无名鼠辈，千真万确，贫穷不是（共产主义）社会主义，但是，难道贫富两极分化就是（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吗？毋庸赘言，共产主义宗旨绝对是劳苦大众的福音，也绝对是全人类的福音。因此，毛泽东主张只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能够救中国。但正如基督信仰与民主理念是和谐归一的一样，同理，共产主义与基督信仰可以而且必须和谐归一。这一点不但一再为历史所证明，而且历史将继续证明，此乃共产主义成败之关键。一句话，共产主义必须以信仰为基础。当然不排除真正尊重客观规律的无神论，更不等于说非基督信仰莫属。而是泛指宗教信仰。因为真正的宗教是最高智慧，是终极关怀，从其内涵剖析，包容天启真理；从其外延观察，显示公众信仰。因此，宗教同源，大道合一。毛泽东曾有言：“我们再把眼光放大，要把中国，把世界搞好，佛教教义就有这个思想……”但是，共产主义本身并不是宗教，决不能替代宗教。因为共产主义本属于政治领域，应归为科学范畴，共产主义是非常生动的，是不断前进的，所以才能永保其“革命之青春”。如果将共产主义奉为宗教，就会演变为法轮功，甚至蜕化成法西斯。

    发人深省的是，宣扬“上帝死了”的弗里德里希·尼采崇拜“超人”，结果呼唤出来的却是战争狂人希特勒，而尼采同代人、且同是德国人的马克思毕竟略高一筹，马克思主张依靠一个先进阶级，信奉无产阶级专政，然而由此极易推导出一个阶级、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专政…… 纵然不断强调集体领导，其终局仍将由一元化沦为一人化——人，曾建巴别塔，“欲与天公试比高”，更曾放言“人定胜天”。由此可见，马克思的悲剧全在于不应该和尼采一样认为“上帝死了”，寄望“超人”。由于马克思否定基督信仰，势必以人为地强化阶级斗争为能事，以无产阶级专政为法宝，唯其如此，终至恶果昭彰。而今马克思逝世已经一百多年了，放眼全球，他所憧憬的共产主义在世界上的现状有目共睹……

    面对现实，共产主义确在国人心中发生了动摇，但可以断言，一个搞不好文革的民族，未准搞得好改革，一个搞不好共产主义的政党，也未准搞得好资本主义。不错，资本主义的确有个血腥的原始积累阶段。但聚敛的财富毕竟主要用于扩大再生产，反观当今之中国，大量钱财却用于修坟、纳妾、吸毒、嫖娼、狂饮“人头马”，竟至拼摔“人头马”，更有甚者，卷款潜逃，资金外流……这种人穷奢极欲，无恶不作，他们不但是中华民族之罪人，而且在全球化的今天，不啻世界人民之公敌，荒唐的是，美国、加拿大等西方国家竟然为了区区蝇头小利，不惜打着民主自由的旗号收容这些败类！曾几何时，当年嘲笑美国“物质上极为丰富，而精神上却很贫穷”的中国人终于发现，中国物质上还没有极为丰富，精神上却已经很贫穷了。

    原因何在？只缘中国既流失了“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儒家思想，也缺乏西方文明“与上帝同在”的基督信仰，更没有树立“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无产阶级自己”的共产主义理念，因而完全不具备现代社会的个人责任感与公民意识，实际什么也不信，而只迷恋“金钱”和“个人”！

                                        四

    尽管共产主义屡受挫折，尽管共产主义迭遭否定。但面对利欲嚣张、道德沦丧、贫富悬殊、种种腐败，怎么办？！

    曾记得英国已故首相丘吉尔有言“如果没有一种更坏的制度，那么民主制度就是最坏的制度”。反之，完全可以有理有据地说：“如果没有一种更好的制度，那么共产主义就是最好的制度”。

    毋庸置疑，以基督信仰和谐归一的共产主义必将实现。

    不过，实现共产主义的首要条件是，必须由一个真正的共产党来领导。现在是为共产党正名的时候了！所谓共产党，当然不是共产公妻党、也不是共分财产党，甚或共同生产党，实际共产党本意即共产主义党。其终极目标无疑是以人为本，努力创造“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以利文化水土保持，政治生态平衡。从而使人类全心全力“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

                                                                              沙裕光

                                                       2002年10月9日初稿

                                                       2002年10月19日定稿

                                                       2002年10月25日誊清

                                                       2002年11月3日终稿

                                                  于北京宣武红居危改区箫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