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情怀穿件性感内衣

给情怀穿件性感内衣

当年，田沁鑫导演的国话版《赵氏孤儿》演出后，《读书》杂志组织了一次《赵氏孤儿》的研讨会，会上，黄纪苏先生感慨：“为什么这么一部家国情怀的大戏是出自一个女编导之手？男编导在干什么？都去搞小情小调了吗？”要当个男人，要做家国情怀，其实，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听说这话之后的自尊和较劲。可较劲的代价是什么？《死于一九四二》半死于2005，我这样戏谑自己本次的经历：用木头作笔名已不合适，可以套用《死于一九四二》中主人公的名字叫尹大愣子。

某天，尹大愣子和黄纪苏先生谈起他复排《切*格瓦拉》的事，黄先生说他想在北京演二十场，尹大愣子告诉先生：“凭我的直觉：十场估计还差不多” 。《切*格瓦拉》是尹大愣子看了四遍的一部话剧，是让尹大愣子花两千多元恳请很多朋友来看的一部话剧，是对尹大愣子人生产生过巨大影响的一部话剧，可今天，尹大愣子并不看好它，直感肯定是缘于《死于一九四二》刚刚遭遇的政治、经济双惨败，但冷静下来客观分析，尹大愣子觉得这直感也未必空穴来风。

现在话剧演出市场里活跃的无非是三种人：

大树——经营戏剧演出的政府院团或准政府机构，如国家话剧院、中演公司、北京人艺、北青报、北京市教委参股的北京儿艺（甚至将来中央电视台参股的某艺）……它们是话剧市场里的家长——祖传家当、不苟言笑、老谋深算。不齿娱乐、捧着铁饭碗，起的都是稳定社会的作用、干的都是包赚不赔的买卖、别人干不了的大事。铁定的主流没商量。

大款——经营戏剧的商业公司，如经营陈佩斯话剧、《麻花》、《翠花》系列等商业话剧的文化公司，它们是话剧市场里的大哥——自谋职业、商业挂帅、年轻力壮。专司娱乐、除了违法的，什么时髦干什么，什么赚钱整什么。牢牢地咬住大众不放松。与家长划江而治，井水不犯河水。

小辈——我等偶尔进行些戏剧活动的小团伙，自己酬钱、挂靠公司申办演出证演出，属于戏剧大家庭里的私生子——无照经营、青春热血、弱不禁风。超级自我，看不上家长，看不惯大哥的“青春期少年”。在家长和大哥的指缝间谋生活。

一不留神，《天上人间》的突破小众之路，走通了，自己走的，没靠大款。

主观能动，试图走主流之路（参加中国戏剧节），尴尬了，自己找的，没赖大树。

左突右闯一看，主观客观一摆，明白了，哦，自己表面上七个不服八个不份，标榜自我，实际上巴不得有机会就向大众靠拢，甚至被主流收编——大导演艺谋、凯歌如此，摇滚人黑豹、轮回如此。再青春也是俗人，再另类也向往多数。

本次做《傀儡英雄》（《死于一九四二》的前身）不是不想靠大树、傍大款。

先找了大款，大款说要是《天上人间》第二部怎么都好说，《傀儡英雄》从商业角度来说，性价比不高。“《鬼子来了》要不是姜文导演和主演，你看有没有人看？”其实，开始写《傀儡英雄》时就觉得事情不妙，因为尹大愣子遭到的待遇往往是这样的：“最近写没写新戏啊，别老整《天上人间》没完啊？”尹大愣子回答：“写了个新戏。”对方此时往往十分兴奋：“好啊，好啊，一定捧场。关于什么的呀？”尹大愣子回答：“抗日的”。对方回答：“那算了吧” ，十有八九，毫不夸张。对方要么十有八九是尹大愣子的好友，要么十有八九是《天上人间》的戏迷——这就是话剧的受众、话剧的需求、话剧的市场。没有责怪这些朋友的意思，他们还是买票看戏使市场运转的主流人群呢，那谁让他们这么想的呢？恐怕是历史！当今话剧消费群体的年龄构成一般在二十到四十岁之间，职业构成一般是现在和过去的大学生，这种人知识分子的气息尚存，一般逆反心理常存，对主流不屑常有。所以在当今靠钞票看民意的话剧市场里，有钞票的人不信，不屑，不掏，那投资抗日话剧的人你不等着赔钱你等什么？谁也责怪不了，怪你自己。以史为鉴，日本人应该，中国人也应该。（还好，格瓦拉是西方人崇拜的明星、帅哥，其次是反叛者，再其次才是革命者，因此，没有引起观众巨大的逆反——不信，您换彭德怀试试。黄老师，直言，对不起。）责怪完历史还得责怪点现实，现在之中国，个人挂帅，经济统兵。家国情怀政府不提倡，个人不关心，现实怎么成这样呢？不知，只能怪。

于是，又找大树，走靠行政命令或行政关心获奖造势、摊派票房之路。王朔若没有当年北京市文化局的支持；刘心武的《班主任》若没赶在改革开放前发表；海岩若没有公安系统的背景……中国，哪一刻离得开政治。大树两棵，稍谋而合：一棵大树五月一号操持国际大堂会，另一棵大树五月一号要搞十二岁大派对，天赐良缘的感觉。大树也给了面子，本来觉得如田沁鑫一般了，“新主流”了；《东方时空》一样，主流观点，旁流角度，拿政府俸禄，让百姓待见了；兴许将来能做成《同一首歌》样的品牌了……一根现实环境里的上上签被尹大愣子抽到的感觉。谁知，平地起惊雷，四月从中关村出发的抗日游行队伍彻底让五月在中关村演出的抗日话剧的命运变成了下下签，两棵大树瞬间“喀喀”倒了，而且倒果断，倒地干净，连枝带杈，连根带土地把尹大愣子砸了个鼻青脸肿。偷“新主流”这只鸡不成，尹大愣子反失了十六万元的米。结论：要靠大树，得先变成树枝树叶，想“新主流”，一定要先混到主流里。这样，求新求到了是你敬业，求不到反正有主流买单交学费，否则，大树极不好靠，大树要关心根是否稳固，叶是否繁荣，枝是否健康，干是否向上……难伺候啊！靠的姿势，靠的角度，靠的时机……都决定了靠的质量。大树底下好乘凉和树倒猢狲散之间只差几斧头。靠！

真觉得当下大款可能比大树好靠一点，因为大款就关心款是否增加，简单！“世界上最纯洁的关系是金钱关系”，想起王朔说过的一句话，或许是真知灼见。那就往款那儿凑，可那不又成了黄老师鄙夷的男编导了吗？不瞒您说，尹大愣子犹豫啊，动摇啊。从5月9号演完最后一场至今，这篇文章写了十五天的时间，尹大愣子还不知道把自己卖向何方。

经验教训总结出两条：一、非商业性民间戏剧还是少碰大剧场为妙。大剧场和小剧场有着根本的不同，它是个制造幻觉的地方。从尹大愣子在中国儿艺不同座位两观田版《赵氏孤儿》，在海淀剧院和逸夫剧场两观《生死场》，在人艺小剧场和逸夫剧场两观《切*格瓦拉》，黄纪苏先生在北兵马司和海淀剧院两观《死于一九四二》，尹大愣子带着《天上人间》跑过诸多剧场的经验看，所有的大剧场几乎都是为四到九排的观众服务的，除非最专业的专门演话剧的剧场，而即使在最专业的专门演话剧的剧场，制造幻觉也是要诸多硬件支持的——演员的功底、声场的条件、灯光的多少、舞美的优劣、立戏时间的长短……民间戏剧在这些方面没有任何长处可言，凭什么去和国家院团争地盘？小米加步枪想和飞机大炮争，不换战场那不是必死无疑吗？而在小剧场，民间戏剧人的热情和态度能够起到一定作用，扬长避短。二、碰小剧场也分什么题材，怎么碰。记得邹静之先生曾经说过：《天上人间》和《我爱桃花》之所以能长演不衰，恐怕和情爱问题有关。由此延展开思索，邹静之先生其实在多条战线上找到了对付不同敌人的不同办法——写电视剧，面对工薪阶层，以民生打底，借古讽今，戳的是主流的痒处而非痛处，主流说不出什么，大众还爱听。写话剧，面对城市中产，以情爱打底，借古论今。情爱最能给当代城市人，买话剧票的城市人触动了。“知道导演一出纯粹而雄性的话剧是你的心愿，看完今晚的演出为你高兴，但是我还是固执地希望下个戏有女人、有情爱、有让人愉悦的笑点，你有这方面的天赋，别为了盛大家国放弃它，一息尚存，娱乐永生，这是俗人的心愿。”看完《死于一九四二》演出后一位朋友这样发给尹大愣子短信。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看样子，在当今，最好别碰家国情怀，实在非碰不可，不穿上性感内衣恐怕也不行。问题是穿出来是样吗？茶馆改良是必须的，只不过，吃完花生仁，撒完纸钱，是不是还得拿绳子上吊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