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粹，这种腔调要与谁合流——讨论一个即将流行的词语

                        民粹，这种腔调要与谁合流

                             ——讨论一个即将流行的词语

近来，随着《学习时报》一篇文章的发表及其在网上网下的转载流传，我有种预感，一个词语的流行将不可避免。

当然，“流行”是一种相对性的状态。当初芙蓉姐姐在水木清华上火得一塌糊涂时，她的流行仅限于校园BBS，还没有进入大众视野。后来芙蓉横扫网络，红遍大江南北海峡两岸，并走下网坛进入现实生活，接受采访、开发布会、拍短片，大小报章不惜版面地捧场，终于妇孺皆知，大范围流行了。而下面要讨论的这个词语——“民粹主义”，在精英圈子这个小范围内已经流行好几年了，并不新鲜。而我的预言，其实指的是象芙蓉或非典那样大范围流行。

在我印象里，“民粹主义”这个概念最早是指十九世纪俄国出现的一种空想式的社会主义思潮。其时俄国资本主义开始发展，用时髦的话说就是正处于“社会转型期”，沙皇的专制独裁和城乡新兴资产阶级的残酷剥削使得社会动荡不安，人民生活困苦，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各种反体制力量正在形成发展。一些小资产阶级激进知识分子自称为“社会主义者”，提出“到民间去”的口号，这些人被称为民粹派、民粹主义者（中文翻译的“民粹”，据说在俄文中就是“人民”的意思）。俄国民粹主义者反对资本主义，也否认无产阶级是最先进的阶级；他们认为，农民具有共产主义本能，是推翻沙皇统治的暴力革命的领导性力量；并且认为，只要发展小私有制、小生产、均一的个体经济的村社，就可以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这种有着进步因素但终归仅仅是善良愿望的幻想，遭到了列宁以及另一个农民占多数的大国——中国——领袖毛泽东的批判。

不过后来，情况发生了变化，有一段时间我一看到“民粹主义”就会联想到“暴民政治”、“多数人暴政”、“反智主义”、“集体非理性”等等名词——多年来没少被精英主义者洗脑，在他们文章中，民粹／民粹主义／民粹化和上述词汇联袂登场的出镜率之高，和当时芙蓉姐姐在清华BBS上的热门程度有一拼，所以这种联想就我而言几乎是条件反射。我见到的一个对民粹主义最经典的描述是这样的：“概括地讲，民粹主义就是直接诉诸人民情感，煽动敌对情绪，借以排斥异己，对主流价值或既有权力结构进行挑战的思想和行为。它主要包括五个特质：（1）底层人民对精英统治、主流价值或既有权力结构的不满，这是民粹主义产生的直接动因；（2）政治领袖通常是克里斯马型（charisma）权威，具有很强的政治动员能力；（3）直接诉诸人民情感，即走入底层人群，利用他们的不满换取道义支持；（4）自我标榜代表“人民”的利益，用“人民”来区隔敌我，煽动敌对情绪，制造对立，排斥异己。民粹运动者惯于把敌人妖魔化（demonized），一方面这可以强化自身的正当性，另一方面可以增加自己的内部凝聚力；（5）倾向于直接民主，以体现人民主权精神，潜藏着多数暴政的危险。”

这两年，越发地对这个概念把握不住，在各种舆论中，光头党“民粹”了，保钓者也“民粹”了；庇隆“民粹”了，毛泽东也“民粹”了；左派“民粹”了，右派也“民粹”了；台湾报纸曾惊呼岛内狂热的本岛与外省之争“民粹”，现在咱们的理论精英又写文章说大陆也不得了了——也“民粹”了！这就让人看不懂了。

“民粹主义”虽然意义模糊，在不同立场下、不同语境里常有歧义，但无论历史上还是现实中，用来评价事物或盖棺定论时，总是脱不了贬意：在自由主义或精英主义者眼里，民粹主义是一个胸大无脑而却孔武有力的粗鄙野蛮的危险分子，就象朱学勤说的，五四以来的中国，问题就在于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这两个病灶；号称“左翼”、或许是我党的友党的社会党国际认为：“社会党人的对立面是保守主义、民粹主义、民族主义与新法西斯主义”（《学习时报》：《当代民粹主义的内涵》）。而一心为建设特色社会主义中国保驾护航的官方理论精英，也以前所未有的热情对民粹主义予以关注：“民粹主义的幽灵对冷战后的“新秩序”、对前苏东国家的转轨、对资本主义世界的稳定都构成了新的挑战，对正在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中国也并非福音。” （《学习时报》：《当代民粹主义的内涵》）。看来，今天，民粹主义是一种让“左”“右”翼都高度重视、高度警惕的东西。在一个全球性的“去意识形态化”的时代，超意识形态的民粹主义忽而成了一根打击对立面的大棒，谁用起来都很顺手。

理论分析不是我的长项，现实也让人多有困惑。樊纲自然可以侃侃而谈：［收入极端不平等是对大家没好处的，但是那种“民粹主义”的公共政策和社会保障，想过早地搞那些发达国家搞的社会福利制度，也是对大家都没好处的，我们应该不走任何极端，而是追求某种“可持续的均衡”。］（《经济学的谦虚》，樊纲为《经济学帝国主义》所作的序言。）可是，谋求一份可资果腹的工作怎么就成了“走极端”？还有人说，“必须十分警惕一种民粹主义的人道主义倾向。什么是民粹主义呢？用一个最简洁的比喻来说，民粹主义对政府的要求，就是一个不求上进的任性的孩子对父母的要求：不加管束，多给吃喝。”啊，高论！原来对于下岗失业、分配不公、社会保障不力的不满与抗议是“民粹化”诉求？不知在发言者看来，谁是父母，谁是子女？谁养活谁？谁又恩赐了谁？或许在他看来，这一切乱象都怪毛泽东——这个被西方教主和他们中国弟子很客气、很文明地称之为“民粹主义者”的前农民，那些不合时宜地发出民粹化叫嚣的刁民们，不正是被毛泽东“吊高了胃口”的吗？

愤怒无益，还是来心平气和地讨论一下，中国现在有民粹主义吗？

对照我国目前社会现实，如果说，出现了某些民粹主义迹象，这一判断的成立，首先需要厘清“民粹主义”的概念。在这里，自由派有自由派的界定，社会党人有社会党人的界定，那“我们”（出于众所周知的原因，省去“我们”的指代）又怎么解释它呢？理论家们学富五车，不该让我们总觉得和社会党发言人搞混了吧？此其一。

有了标准，就可以对照现实分析，如果说，社会上确有民粹化趋势，是由什么导致？原因在哪里？我们知道，世界各地各种民粹主义产生的机理是各种社会矛盾的激化，包括国内的阶级矛盾、地区矛盾、贫富两极分化、各利益集团之间的剧烈冲撞，以及平民与政府的尖锐对立等等。俄国的民粹运动，就是由小资产阶级与大资产阶级之间的激烈冲突引致。在资本主义初期的激烈竞争中，小私有者被大资本家鲸吞，一部分代表小资产阶级利益的知识界人士对城市中新兴的资本主义体制幻想破灭，转而求助于俄国农民，提出了“到民间去，到农村去”的口号。那么，这二十多年中，社会公平到底处于一种什么状态？防范民粹主义产生的机制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反思应该从哪里开始？此其二。

如果说，有幸找到了原因，那么，该怎样扭正航向？到底是要长治久安，可持续发展，真正和谐的社会，还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或者干脆掩耳盗铃，今天塌一座矿，明天炸一个手雷，后天一个年仅八岁的小女孩要为自己安排后事？中国人没有作顺民的义务，而刁民、暴民也不是一天炼成的。此其三。

以上几个问题，对我而言，都是未知数，非常希望能有人给出权威答案。因为，这样一种有分量的报纸使用过的词语，是极具流行潜质的，若无正解，谬言将流传天下。

不过，如果实在没人肯于回答，那我也就只好瞎猜了——国人是否真的像那些理论家们担心的那样，真的是要求绝对平均、绝对平等，以至于到了要提醒大家小心民粹化倾向的程度呢？或许这种认识是过于超前了吧？有人以为，某些理论家是在利益集团的引诱下右倾了。不对吧？从他们现在就急于反对并不真正存在的民粹化危险来看，还真的语重心长地说，他们是左了，而且是极左。记得邓公说过，主要是反左。

纨与素

2005  07  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