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田：平民阶层的文革史提纲

平民阶层的文革史提纲（草稿，供讨论）

作者：老田




叙述框架：建议把文革作为一个政治博弈过程看待，对平民参与政治控制、经济控制和话语权争夺作为主要线索展开。

叙述时间：建议简史从1956年的八大开始，把视野扩展到国家管理过程内部的张力；叙述至伤痕文学兴盛为止，体现文革作为一个完整的政治博弈过程的全部画卷，也要涉及今天的争论，把中国知识精英群体参与和表现突出出来。

关键词汇：建议在文革叙述中间，统一使用几个比较关键的几个词汇，这样就比较能够方便的建立叙述。精英阶层（包括官僚精英群体和知识精英群体），平民阶层；分化与整合；体现社会政治权力、经济权力和话语权分布状况和服务方向的词汇：力量格局、利益格局和思想格局。作为阶层竞争要素的有形资源（包括力量格局和利益格局）和无形资源（包括竞争意志和组织程度）。

以造反派和当权派的对立为主线，以十年文革为主要场景。在前面加上毛泽东与党内对立面分歧的背景，文革终究是社会关系紧张引发党内关系紧张，最后需要群众出来显示自己的意志和力量；群众运动过程带来的压力，本身激发当权派的全力反扑，引发一场严肃的政治博弈过程，持续十年之久；后面加上今天的主流知识精英言说努力，“非毛化时期”对造反派和毛泽东的妖魔化过程，仍然是在思想格局里面消灭对立面的诉求在起作用。今天对文革的妖魔化努力，实际上是从属于“文化专制”和“话语霸权”的需要，目的是论证历史已经终结，另一个世界是不可能的。

一、 文革前党内紧张关系的缘起

八大之前已经完成的三大改造，已经排斥了资本主导工业化的可能，中国要经由权力整合人力物力资源去实现工业化进程的道路。

权力主导下的高积累政策，排斥了控制权要求剩余索取权的空间，挤压了以“物质刺激”作为社会管理手段运用的空间，这使得管理事务增加，同时控制权急剧增加的官僚精英群体却缺乏足够的剩余激励。

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整风之后，确立了“政治挂帅”的干部遴选规则，使得党内强势群体在新中国政治权力格局中间处于边缘化状态，一线工作的党政精英受到相当的压力，“高饶事件”和“彭德怀事件”都是强势群体的发难。工作风险与承担的任务是高度正相关的。

新民主主义经济秩序和单干风的顽固重演，是官僚精英群体基于减少工作量和减少工作风险的双重考虑。1956年的“百花运动”，毛泽东试图让知识精英对官僚精英群体的批评，形成一种健康的压力，知识精英群体一个方面不能胜任，另一方面毛泽东没有准备好与官僚精英群体决裂，最后形成反右运动并扩大化，扩大化是官僚精英群体捍卫自身优势地位作出的保护性反弹，本身是降低工作风险的实践性制度安排。

毛泽东在1956－1958年的大力鞭策，在几十次讲话和思想工作之后，亲自做秘书工作总结工作方法六十条，还要辅之以政治压力作为管理手段运用（例如说周恩来离右派只有50米），才足以推动官僚精英群体承担“以权力排斥资本”主导工业化的重任。1958年八大二次会议提出的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其实就是这个要求多工作与反对多做工作的争执在理论上的一次解决。

把新中国建设的大政方针总结为“三面红旗”，并大力宣传到民众心目中间，实际上也就是援引群众舆论的力量肯定新中国的发展路线，作为一种压力去推动党内精英群体的工作。简单、明了和政治正确性体现在一个口号中间，符合民众的认知水平，群众的广泛接受本身会形成一股政治压力，再转而向上传递压力。

毛泽东在完成了这样的重大工作之后，退居二线。作为教员的毛泽东在一九五六年到一九五八年进行的技术和工作方法教育，以《工作方法六十条》为代表，基础判断是干部们的主要问题和局限存在于工作方法和经验不足。三面红旗的提出和广泛宣传是一个转折点，这已经是通过宣传在民众中间确立“政治准确”的标准，以此去隐性规制和围堵官僚精英群体的越轨。到一九六○年信阳事件之后，中央文件已经改变了干部问题的性质判断，不再认为干部中间的不足和消极表现来自技术和经验的不足，而是基于政治立场的错误，是民主革命不彻底，这显示出革命话语的强大和继承性。在一九六三年开始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间，主要着眼于两个方面，一是要追究干部们的贪污和工作作风问题，一是通过工作队的引导去强化和建立贫下中农和工人协会，以期提升民众的组织和力量。教员的毛泽东先是着眼于技术教育，后来转为重视政治教育和启蒙。

二、 党内紧张关系的加剧

刘邓等人简单地援引政治压力作为管理手段使用，1958年轻率地在党内开展“树红旗、拔白旗”运动，并把这个戴政治帽子的方式作为主要管理手段运用，结果制造出强大的政治压力，导致“浮夸风”的恶性蔓延。浮夸风使得国家经济和政治决策的信息成本的急剧上升，协调和管理更加困难，基本建设规划服从出各路诸侯出政绩和争项目、资源需要，高指标的压力达到了毛泽东都难以控制的地步。

大跃进运动之前，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提出要压缩空气，在武昌会议上提出要保持清醒头脑，不要务虚名而得实祸。两次郑州会议纠偏，上海会议压指标，庐山会议讨论19个问题。这个压缩任务如此艰难，仍然来自政治压力作为管理手段使用背后的压力，各地诸侯都拒绝放弃高指标，这是刘邓简单援引政治压力的后果。

1959年毛泽东在庐山上对刘邓他们的支持，基于“学费”（特定官员无法被简单替换的门槛）的考虑，一种新制度和新秩序的建立，其成本和代价是非常庞大的，毛泽东对此有很深刻的体认，因此倾向于原谅刘邓他们。争取他们在挫折过后继续前进。1959年随后的反右倾运动，仍然是一个政治权力体系内部的整合运动，刘邓对于提出反对意见的人，一律给予打击，这已经不是政治上的左右问题，而是现实政治中间的站队问题，受打击的官员是建立刘邓管理权威的“成本”。

毛泽东注重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主要是基于权力主导人力物力资源的差异性的认识。毛泽东说中央只是一个加工厂，不出任何材料。地方积极性问题与中央企业在1958年很短时间内下放，人财物权的迅速下放，加重了后来的混乱。毛泽东对三面红旗从来没有后悔过，但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就快速下放权力承担了责任，并作了自我批评。

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高调批判分散主义，意思是中央没有任何问题，问题仅仅在于各地官员的分散主义，自行其是，不听指挥。接着开始试办托拉斯，并进行“三统”，所谓的僵化的旧体制就是在这个纠正分散主义的过程中间实现的，运输力量等从工厂高度集中到交通部门。

有了高饶事件和彭德怀事件胜利的资本，有了“拔白旗”运动和“反右倾”运动的根基，刘邓等人认为官僚精英群体内部的整合程度已经上升，无须毛泽东的鼎力支持也可以应付党内的反对力量，就开始按照自身的意愿对重大路线和政策进行调整。1962年毛泽东指称的“单干风、黑暗风和翻案风”运动，目标是多重的，一是要减少官僚精英群体的工作量，至少是把农业交由个体小农去经营，二是要减少工业化过程的动员压力，进行了异乎寻常的精简和下马运动；三是要进行官僚精英群体的内部整合，不加甄别地一律平反，等同于皇恩大赦。

在三年困难时期，基层干部的一些消极面暴露得比较清晰，干部队伍在高层和底层反映得问题都是严重得。毛泽东在1963年开展了两场互有联系的运动，在高层借助与赫鲁晓夫的争论，对高级干部进行教育，根据吴冷西的《十年论战》，实际上就是由毛泽东亲自主持讲课和讨论，重申共产党的服务方向和宗旨，反驳“三和两全”，提出共产党还是要为人口95％的人民谋福利。在基层进行四清，试图规范干部的行为，重新建立群众与党政机关的有机联系，重新建立工会和贫协组织，谋求把群众的意志和力量，以程序化的方式传递到基层干部的行为取向中间去。“清帐目、清工分、清仓库、清管理”最后变成“清经济”，四清变成“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组织”，有限目标变成无限目标，明确目标变成难以把握的空谈，主持者和参加者失去主导能力，运动变得很混乱，按照任意目标进行。桃园经验对各地高级干部的吸引力，驯服工具论的批判过程，本身是指向整合内部、排遣工作风险的强烈意愿。

二十三条提出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分歧已经明朗化。沿袭马列话语对当权派的有利成份，也因为中国革命的合法性不容颠覆，对血统论的批判无法进行到底，马列一套话语不足以保护和支持毛泽东的努力过程。

三、 分歧扩大与群众运动的决策过程

1965年11月10日公开发表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这是毛泽东自己视为文革开始的标志性事件。

林默涵回忆文章说北京市委数次打电话询文化部求文章发表背景。

二月提纲试图把争论淡化为学术问题的争论，毛泽东认为是政治路线的分歧，不是学术问题，是明明站在资产阶级一边。江青主持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的讲话，直到五一六通知的内部发行。这是文革的第一阶段：文艺批判主导权的争夺在高层进行了两个回合。

各级各地官员对于文艺批判的冷漠和压制，使得毛泽东最终放弃了体制内程序批判解决方案，决心直接诉诸民众，要求民众自己出来显示自己的意志和力量。为了扫除对群众的压制和有组织舆论的误导，毛泽东成立中央文革小组控制舆论，并建立临时性的工作机构收集运动信息。

落实宪法赋予人民的政治权利，是通过批发北大的一张大字报、写信支持清华附中红卫兵建立政治性组织、发动全国性的大串联三大步骤。1966年8月8日十六条通过。11日毛泽东接见上访群众说“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毛泽东对群众运动的支持，是文革期间运动能够蓬勃开展的一个重大因素，毛泽东自己的影响力，是强势官僚精英群体力量的一个重要平衡因素。

1957年毛泽东没有准备好与官僚精英群体分裂，所以承认“引蛇出洞”，1966年毛泽东已经下了决心，在10月1日的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对王力等人说“哪怕冒着被枪毙的危险，也要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群众性政治运动的压力传递到官僚精英群体之后，引发本能的反抗。调动工人农民反学生，派遣工作组进行压制，转移运动大方向，搞抄家破四旧剪阴阳头，排除干扰抓游鱼反右派。把文革运动方向转向社会下层。官僚精英群体对群众的打压，直接造就了最坚定的对立面――由早期少数派发展起来的造反派，在1966年10月批判资反路线之后亮明自己的旗帜，成立自己的政治性组织。阶级斗争和社会分化，总是精英阶层制造并主导的，革命和造反的参加者都是被逼的。

四、 作为政治博弈过程的文化大革命

1966年10月1日的林彪讲话，提出批判“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后来被红旗杂志13期社论总结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是文革的一个重大转折点。话语权开始保护少数派，同时攻击官僚精英群体，毛泽东通过中央文革掌握的“两报一刊”，一度成为造反派方面的舆论支持力量。

10月9－27日的中央工作会议，是毛泽东亲自出面给高级党政官员作政治思想工作，要求他们不要对抗群众运动和大民主，不要在群众中间制造分裂，洗心革面重新做人，陈伯达讲话《文革中间的两条路线斗争》。结果是会后官僚精英群体进行第一次集体行动：罢工。张体学从北京回来之后穿上军装躲进军区招待所，安排各级干部脱离工作岗位去建立“三道防线”，实际上官僚精英群体进行了有组织的大罢工。

干部大罢工带来社会秩序陷入混乱的严重可能，这个时候就要求迅速组织新的政府那样的全国性组织，全国普遍建立抓革命促生产火线指挥部，以避免社会真正陷入失控的局面。有此要求军队“支左”和造反派“夺权”，造反派当时已经形成有的组织力量固然要为恢复社会秩序作贡献，而军队作为唯一的全国性有组织力量也要为避免社会陷入混乱而“保驾护航”，结果就是军队从国家机器的后台走上前台，为恢复社会秩序努力。有组织的群众力量，军事力量和部分愿意合作的干部都参加火线指挥部，共同来应对党政系统官僚精英群体罢工的局面，以此作为恢复社会秩序的临时性权力机构。而后来的三结合革委会，实际上就是把这个临时性的权力机构长期化和固定化。

秩序的重要性与革命的重要性发生了冲突，在官僚精英群体选择罢工之后就显得特别突出，这个时候为了秩序不得不牺牲革命，无秩序社会的成本太高，即使为了革命的名义也不容许付出如此庞大的代价，革命的成本和风险是有底线的，在底线上秩序高于革命。到底是谁主沉浮，干部罢工过程就是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三反五反运动中间，资本家主导的工业萧条，也曾经促使共产党政权作出临时性让步，这个争论最终是在1956年的欢迎改造结束，资本不可能强于话语权和政权的结合，布罗代尔曾经证明了这个不言自明的真理。

在夺权之后，基于政治影响力的排他性竞争，造反派内部出现了明显的分化，部分地区的官僚精英群体明智地利用并扩大了造反派之间的裂隙，争取到部分有组织的力量来实现自身的意愿。

军队支左和军委八条，复活了官僚精英群体利用国家机器保护自己政治地位和既得利益的冲动，结束了短期的徘徊。二月逆流不是怀仁堂内斗斗嘴那么简单，而是体现了官僚精英群体的意志。1966年8月20、21日两个通知，曾经取消了官僚精英群体运用国家机器捍卫自身利益体现自身意愿的可能，而军委八条则给予了这个政策空间。全国性的二月逆流和三月黑风，就是国家机器复活去体现官僚精英群体意志的体现，1967年3月17日午夜，武汉钢工总500多个基层组织的头头被抓。官僚精英群体的重大优势在于他们实际上掌握党政军人财物。

1967年三月二七日的安徽七条，4月2日人民日报社论《正确对待革命小将》，1967年4月6日《军委十条》取消了军委八条赋予官僚精英群体的权力。毛泽东非常清楚军队官僚精英群体的行为模式，仍然热衷于政治思想工作，在四月初召开军委扩大会议，系统地军队系统的官僚精英群体作政治思想工作，江青讲话《为人民立新功》，周恩来讲话要保持革命晚节。从此官僚精英群体又失去了公开援引国家机器的合法性，竞争开始转入“非法”的地下渠道，武汉开始集训基干民兵队伍。文的不行就来武的，明的不行就来暗的，国家机器无法正常援用就建立第二武装。背后是官僚精英群体竞争意志的强烈和组织技术的纯熟，政策空间和现实的竞争优势，决定了他们的行为模式和努力方向。

武汉720事件发生不是偶然的，陈再道的个人秉性，粗暴不善于做分化群众的工作，军区早期的两起自杀事件无法交代，没有能够争取到造反派组织作为支撑不得不建立民兵组织，对立发展到抓中央代表其实就是选择过分非法化竞争手段的自然反应。

已经实现了相互勾结或者整合的官僚精英群体，其竞争优势难以动摇，这是文革必须转入整体性退却的原因，力量对比不行就必须避免速决战，撤退是毛泽东亲自指挥的。作为政治竞争过程，需要平衡对立面的影响，瓦解对方的意志和缓和对立是同一政策，抛出王关戚和称陈再道为同志是同一考虑。造反派整合方面的结构性缺陷，使得军队成为唯一有能力恢复社会秩序的依靠力量，无法被替代。毛泽东与造反派的分歧和落差就在于此。武汉的“北决扬”，湖南省无联的《中国向何处去》，都是很有代表性的，他们都是作为“屁派思潮”的重要体现。造反派内部的政治分化过程，已经相当深入和稳定，不再是局限于政治影响力的竞争关系，而是涉及到权力的服务方向与性质问题。大联合之后成立革委会。原来的多数派认为自己没有什么遗留问题没有解决，而原来的少数派认为自己的政治诉求并未实现，一方说“革委会就是好”，另一方说“革委会好个屁”，好派和屁派的分歧是全国性的。

三结合之后各级政府实行一元化领导，打破重重叠叠的行政机构，工作岗位大幅度精简，多余的党政干部无处安身，成为城市里多余的人。武汉市委市政府原来2000多人，革委会成立初期只有96人，后来陆续增加到几百人；中央国家机关原来50000多人，成立革委会和领导小组之后只接纳不到10000人，大部分干部组织成建制的队伍下农村，五七干校，在职干部也要去干校轮流参加劳动，干部参加劳动后来被称为劳改，下农村就是后来宣传的牛棚。1969年国家安全形势突然恶化，10月中旬周恩来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决定疏散，大量机关学校和科研机构都转移下农村。

新的政治权力格局中间，军队干部占据主导地位，而对革委会最不满的因素中间，旧的党政系统的官僚精英群体已经在政治上陷入被动不敢有所表现，革委会需要排除的干扰因素就是造反派。同时在武汉七二○事件之后，原来的当权派影响力与百万雄师组织一起陷入瓦解，新的武汉军区领导人离开了造反派组织力量的支持，几乎是寸步难行，所以出现武汉军区司令员和政委“三天两头找造反派勤务员叙话”的情况。武汉基层工厂和单位的革委会很多是通过海选而成立的，多数都是把持在造反派手里；军队干部的优势是具有全国性的组织和中央的支持，而造反派的优势则在于基层群众中间的拥戴。一九六八年下半年开始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部分夹带着“捅马蜂窝”（破坏和撤换基层革委会成员，是军宣队去夺造反派的权柄），矛头所指就是造反派。一九六九年九大前后，造反派发起“反复旧运动”，指责军队干部打击文革的新生力量，复辟旧政府。中央以周恩来为首出面处理各地的情况，决定支持谁和反对谁，结果是各地造反派受到普遍弹压。

虽然受到被周恩来全面指责的反复旧运动偃旗息鼓，但是不满情绪和对立还是一个现实，影响到各地的革委会工作。一九六九年发布的“九二七指示”是为整造反派立法，十一月份开始以造反派头头为对象办“中央学习班”，全面隔离造反派的组织骨干，武汉有一千多人被各个单位的当权派选派去北京，等到他们半年之后从北京回来，基层革委会已经实现了大换班，保守派上台了，政权性质的转移与军队系统的官僚精英群体政治诉求一致。

毛泽东提出“吐故纳新”和“建党50字方针”，想在组织和党建中间去接纳造反派，但是“打着B52的旗号打击B52的力量”的方针才符合官僚精英群体的意志，结果是后者被各级当权派落实了。一九七○年在北京中央学习班里，陈伯达作了四次以上的讲话，扭转了学习班的政治方向，从原来所说“中央党校性质的学习班”要求“造反派消除派性”，转为“抓五一六反革命份子”。造反派就是这样在没有任何思想准备的情况下，陷入一场政治博弈过程，这个清理五一六运动，是一场地地道道的、体现当权派意愿的“秋后算帐”运动，最终的结果是全国打出了1000万五一六反革命分子，造反派的组织力量和骨干份子基本上被一网收尽。清队和反五一六的组织力量是在造反派被隔离到北京期间，革委会换班实现的，而运动的“动力”基本上是从前的保守派与军队系统的官僚精英群体的合作成就，本身也符合前党政系统官僚精英群体“秋后算帐”的意愿。

1970年九届二中全会（庐山会议），那些清理五一六最积极的政治人物直接受到打击。压力传递到林彪身边，诱发了九一三事件。1972年批极左运动，毛泽东裁定为极右，左与右并非单纯的政治主张，而是首先对应着政治现实中间特定群体，社会不安定和政府失职的原因，是毛泽东所批评“政治局不议政，军委不议军”，而不是处在五不准学习班中间的造反派这样的“极左份子”，社会经济问题上的不足是当权派犯了新的错误，造反派没有责任也不应该承担责任。

1973年初开始实行“权归政、兵归营”，支左干部离开地方。政治格局中间是支左干部不仅有与造反派对立的“民愤”，也有很多的“官愤”，武汉军区政委刘丰说“南下干部特务多、五师干部叛徒多、地下党干部地头蛇多。”造反派都是“五一六、北决扬反革命分子”，三结合的革委会里面就只有军队干部掌权才是天然合理的。文革分化了军队干部与地方干部。

支左干部离开党政系统之后，空出的大量岗位优待充实，一个选择是造反派“补台”，还有一个选择是老干部恢复工作。1972年的一个星期之内，陈正人和曾山两个正部长级干部，一个星期内先后在干校去世，利用这个舆论，副部级以上干部回京检查身体。

官僚精英群体内部的分化，以及从前造反派受到长期压制而形成并强化的竞争意志，在运动期间磨练出来的组织协调技术，使得1974年的造反派相对强大。武汉“潮流派”“议会派”和“招安派”的相互配合。选择“走后门”问题的高明与舆论主导能力。政府官员内部弱化的表现为“三大讲”运动，六条。

1974年邓小平说新干部都是座直升飞机上来的，没有经验，需要下基层去锻炼，四人帮在报纸上批判“经验主义”。从1973年到1975年底不到两年的时间内，政府官员数量急剧膨胀到超过文革前，四人帮在报纸上批判“兴亡国、继绝世、举逸民。”谁处在有组织的政权体系内部岗位上，谁能够填补支左干部离开的空缺，乃是未来政治竞争胜败存亡的关键，双方都没有疏忽大意。邓小平充当官僚精英群体的努力过程，在妨碍造反派“补台”和体现官僚精英群体意志的努力，直接造就了造反派1976年批邓的积极性和坚决性。

在“五七一工程纪要”中间，一些人已经明确认识到“广大干部生活水平下降，敢怒而不敢言”的政治意函，一个有组织的少数，又有着强烈的竞争意愿和组织技术，谁能够主导这样一股力量，谁将能够主导中国的政治局面。毛泽东也同样认识到“林彪之类上台，复辟修正主义很容易”的现实力量基础。后来的“非毛化过程”就是基于这样一个强大的群体及其强烈的意志和主导力量。

文革过程中间，无组织多数的弱势有很充分的表现，群众难以实现政治整合形成一股力量去主导社会局势，这是一个基本事实。群众运动的兴起和力量的增强，确实在某种意义上是抵消了控制权的作用，增加了管理成本降低了效率，因此精英们认为“这不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而只能是动乱”。

对于强势群体的行为规则，法律是无效的，批林批孔批礼治，乃是针对法律难以制约精英群体的无奈。与有组织的少数保持一致，是一种最明智的选择，武汉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说“宁可犯路线错误，也不能犯组织错误”，一方面是感情和阶级认同，一方面是对政治力量对比的理性把握。

五、 文革政治博弈在非毛化过程中间的继续

邓小平主导的“非毛化过程”中间，历史决议表述的是党内是非要重新评说，而伤痕文学和《历史在这里沉思》表述的是精英阶层感受和意愿。文革期间民众分歧的相对稳定性，造反派和保守派的分歧是一直稳定的，与此相对立的民意也是很强大的，打倒四人帮固然有民意支持，打倒邓小平也不里外，精英们的文革叙事中间仅仅把四五事件和西单墙装裱为唯一的民意。

非毛化叙述树立所有的高级干部作为毛泽东的对立面，以平衡毛泽东的影响。改写八大报告的背景作为毛泽东违反集体领导的证据。重新叙述1959年的庐山会议，说成是毛泽东的个人意志和专断发展的起点。把国家管理过程中间正常的监督和批评说成是政治斗争，似乎新中国的领导群体内部除了政治权力斗争之外，就没有了思想整合需要。这也是体现官僚精英群体的意愿：他们的政治利益不能作为管理手段使用，实际上是拒绝在官僚精英群体内部实施有效的监督和管理。

邓小平亲自为学术界定调子说“制度决定一切”，没有好制度好人也办不成好事，除了拒绝管理的意愿之外，其另一目的是把执行者的责任撇清，把所有责任推卸给决策者毛泽东。官方的说法把毛泽东说成是上帝，全知全能全在，举全党之力不足以抗拒之。同时根据分工，所谓民间的精英们又说毛泽东在党内根本吃不开，其领导地位受到刘少奇严重威胁，以至于毛泽东需要发动文革来搞权力斗争，从他夺回权力。

与死去的毛泽东进行争论不仅仅在纸面进行，毛泽东主导新中国建设的道路，毛泽东主义的两条腿是“三面红旗”和“继续革命”。以分田到户方式去论证只有单干才能增产，完全不提化肥对新时期农业增产的作用，已经是主流学术界和舆论界约定俗成的惯例，完全忽视限制农业生产的多种条件，本质上是复制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的一个新版本。说毛泽东的极左路线必然带来浮夸风，屏蔽掉1958年“拔白旗”运动中间刘邓等人简单的以政治手段实施管理，在路线和作风之间忽视传递机制，实际上是为了洗清执行者的责任。

在否定继续革命理论的时候，完全不提政治局常委在中苏论战中间一致通过的表述：“单单有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也是不巩固的，还需要进行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否认邓小平在“能反修、会反修”中间的理论贡献。否定继续革命理论的后果实际上是否定了阶级分析法，也实际上否定了结构分析法，把马克思政治学变成了纯粹空洞的职业利益需要而存在的话语权。

最大的效果和最强有力的社会影响是伤痕文学造就的，也就是毛泽东所说的“写小说反党”，在政治学和经济学等社会科学处于“不争论”的同时，伤痕文学独立地改变了社会舆论氛围和评价体系。精英阶层出来表述自己的黑暗感受和意志，利用了毛泽东时代他们没有走极端的资源，因此在民间还能够激起同情和支持。对于整体政治经济制度和社会资源分配的调整，也是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实现的，给工人农民以短期利益，在政治整合过程完成之后将失去长期利益。今天这个后果才为普通民众所感受到，时间差与信息不对称的利用是很充分的，这是邓小平对中国精英阶层的一大贡献。

六、 文革叙述涵义的历史性转变

1980年代早期，否定文革是政治是非重新评说，叙述中间突出强势群体的黑暗记忆。这是作为特定时期政治需要的一种体现。抨击文革期间的群众运动的混乱和黑暗，在中国特定的时间序列和视野里，本身是为了建立起精英阶层垄断一切权力的合法性，在抨击所谓的封建法西斯中间是全面否定民众的权力，真正的目标是精英阶层对平民的专政。

从否定文革走向否定毛泽东，到否定新中国的建设历程，最后否定中国革命和共产党的全部历史。这是中国精英阶层的一个努力方向，党内非毛化专家们的与时俱进。在海外精英们说逻辑上必然导致这样的结论：如果今天的道路的就是最好的，是无可代替和超越的，那么共产党的革命意义何在？难道仅仅是要换一批人去当官掌权吗？

原来否定文革的政治需要已经不再存在，今天的新领导人基本上都不再背文革的包袱。

今天中国主流知识精英们抹黑文革和毛泽东的努力目标，是要在论证“历史已经终结”的潮流中间，挖掘本土资源，去帮助建立全球性的“文化专制”。

同时，中国资源分配高度集中建设起来的社会排斥机制覆盖越来越多的人口和阶层，引发对精英主义制度的强烈质疑和反弹，使得主流知识精英们面临着新的“稳定任务”，他们需要更大的工作力度，去遮蔽人们的视线，对文革和毛泽东的妖魔化力度增加，是为了阻止人们去思考“另一个世界是否可能”的问题。

二○○四年七月十五日

建议回应的部分主流文革叙述：
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
严家其、高皋：《文革十年史》
中共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简史》
张化、苏采青主编：《回首文革》中共党史出版社；
金春明、席宣：《文化大革命简史》；
逄先知、金冲及：《毛泽东传（1949－19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