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经发表吴、许、江、高四人谈的分析

财经杂志曾经以发表基金黑幕而出名，发表揭露银广厦文章而达到高潮。我也曾经看好这家杂志。
但是从2002年欧亚农业出事以来，突然转向，说香港查处欧亚农业是意识形态，是针对民营企业，我就觉得有点怪了，因为香港没有那种所谓“公有制”的意识形态。
2005年财经连续三次发表单伟建的文章反对给股民对价送股更人奇怪，这次发表吴、许、江、高也不是偶然的！
下面我将一一剖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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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对胡舒立文章的评论：
在欧亚农业曝光后，有人针对投资者怀疑“民企”提出这样一种观点：“不少分析表示对民企业绩的怀疑，认为企业长期两位数成长可能性不大，还有更尖锐者指责民企以高边际收益、低市场盈率上市具有投机性，等等。这里且不说在中国现实经济环境中企业利润相当时期超常增长的理论可能性，只说民企已经公布的业绩本身，事实上并非由民企独自提供，早经过了国际资本市场认可的会计师审计认可，更同样得到国际认可的律师行和证券承销商支持与承认。较之过去对国际会计制度缺乏常识的民营企业家，后者在民企向资本市场公布的业绩中必然地起了决定性作用。如果相信这些报表，首先在于相信中介机构的公正性；倘对报表产生怀疑并认为透明度、可靠性应有进一步改进，也应当在较大程度上关注中介机构的作用。”（《实事求是地对待民营企业》《财经》杂志2002年10月16日）
这是指责一些人士对民企的怀疑态度。但实际上，也是走极端。因为欧亚农业而对民企形象产生怀疑是一种以偏概全的极端情绪。用“并非由民企独自提供，早经过了国际资本市场认可的会计师审计认可”来为民企形象进行辩护，也是走极端。道理很简单，如果没有“国际资本市场认可的会计师审计”，象欧亚农业那样的公司根本上不了市。问题在于“国际资本市场认可的会计师审计”是否可靠，一种情况是审计过程中没有发现问题，另一种情况是“国际资本市场认可的会计师审计”本身弄虚作假，否则就不会有安然事件。所以“国际资本市场认可的会计师审计”并不是衡量一切企业的客观标准，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
第四，造假公司不认账，利用舆论扩大矛盾。2002年1月2日，一个小时内，欧亚农业(0932.HK)的股价下跌了整整10%。当日，欧亚农业股价的最高跌幅达25%，或0.46元，报1.38元，成交额6954万元。收盘时欧亚农业跌幅仍超过18%，成交1.1亿股。2日下午，欧亚集团总裁杨斌称：“某些基金对国内企业有偏见，这次行动是冲着所有香港上市民营企业来的。”（《为避免关联交易反遭质疑第二富豪遇格林柯尔式风波》《北京青年报》 2002年1月8日）
近一段时间，国内民企上市公司格林柯尔与欧亚农业连续遭到基金急速“洗仓”，两公司股价都在瞬间遭遇滑铁卢。因何如此？是谣言四起，他人恶意中伤？还是有人对国内民企有偏见，特意引起外部骚动？尽管两者的诱因殊异，但其问题实质毫无二致。正如欧亚农业主席杨斌所言，同样的谣传，如果是香港和黄，则分毫不损，而对国内的民企来说，就杀得片甲不留。可见，其问题可能出在国内上市民企本身了。（《国内上市民企为何连连“遭洗”？》 《中国经营报》 2002年1月11日）
事情是杨斌挑起来的，当“欧亚农业”受到香港投资者质疑的时候，他说：“某些基金对国内企业有偏见，这次行动是冲着所有香港上市民营企业来的。”“同样的谣传，如果是香港和黄，则分毫不损，而对国内的民企来说，就杀得片甲不留。”这些话的意思是说，香港对内地民企与香港的民企的看法，不平等。但是在个这关键时刻，杨斌把“欧亚农业”与“所有香港上市民营企业”相提并论，实际上为自己辩解，这种辩解只能是火上浇油，使其它民企跟着“欧亚农业”一起受罪。
杨斌的这一切行为，都是为自己进行辩护，这让人想起了周正毅，他说：“李嘉诚如果有1000亿现金，其中也有可能有1500亿元的借贷，借钱也是需要有实力的，我们的内部财务是保密的，中银对我就很了解，如果不是怎么会借20亿给我收购建联通？”周正毅为了掩盖自己套取银行贷款，竟然信口开河地说：“李嘉诚如果有1000亿现金，其中也有可能有1500亿元的借贷”，按照这个逻辑，世界上的富人都是入不敷出，都是靠借钱富起来的，这不是笑话吗？
把国企与民企对立起来，走极端。国企曾经在新中国建设中起了中流砥柱的作用，由于计划经济也积累了历史问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部分国企不适应竞争，出现了问题，但是不等于所有的国企都不行了，都成了冰棍。民营企业灵活，这是它的优点，但不等于一切民营企业都能在市场经济中立于不败之地，美国的企业绝大多数是民营的，由于业绩下降，也出现一批造假的。所以，凡事都不可以走极端，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欧亚农业之所以被捧起来，又被重重摔下来，就是因为走极端，一些人认为民企比国企好、外资比民企好，所以一戴“国际”的帽子，特别是“法国里昂证券”，“美资投行摩根斯坦利”这些光环，神气的不得了。
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郎咸平是比较冷静的，2002年10月15日他在《东方日报》发表的一篇调查显示：“在香港主板上市的公司中有八成是家族企业，在创业板上市的公司有九成是家族企业，（内地）民企与香港其它上市公司没有什么显著的区别，大家不要大惊小怪。他还统计了家族企业、大众持股企业、国有企业和杂项类企业，发现家族企业的资产回报率是4.3%，国企是4.1%，杂项类是2.2%，公众类是0.5%，但是却意外发现资产回报率最高的家族企业反而有最低的市值，而大众持股企业（如汇丰控股）反而有最高的市值。”这是一个比较全面的调查。说明在香港国企和民企的回报率基本持平。
我们还可从巴菲特买中石油H股之后的效应看出来，根据香港联交所的最新统计，外资机构目前已持有30多只H股，占55只H股的近60%，截止6月6日，包括江西铜业、鞍钢新轧、重庆钢、首都机场、美兰机场、南方航空、安徽皖通、浙江沪杭甬、中石油、中海油田、镇海炼化等股票均获外资追捧。甚至部分国企H股的流通量在外资增持下出现锁仓效应，如中国民航信息、安徽海螺、华能国际、北京大唐、庆铃汽车、中海发展、兖州煤业等H股流通量仅有八成。巴菲特是美国人，他却对中国国企感兴趣，这难道不值得我们深思吗？其实，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不管民企还是国企，关键是要依法经营、要有经济效益。（全文《不要以偏概全--财富的品格（四）》2003年6朋13日发表在《和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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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香港是个国际市场，并没有意识形态，只是根据实际情况做出判断，认为国企比内地民企好，这是郎咸平的统计：
2002年10月15日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郎咸平在《东方日报》发表了一篇《民企和本地家族企业真的不同吗？》，他指出“欧亚农业”事件之后，香港股民立刻提出一个问题：以家族为主的中国民企真的值得股民信赖吗？他和苏教授的调查显示：在香港主板上市的公司中有八成是家族企业，在创业板上市的公司有九成是家族企业，（内地）民企与香港其它上市公司没有什么显著的区别，大家不要大惊小怪。他还统计了家族企业、大众持股企业、国有企业和杂项类企业，发现家族企业的资产回报率是4.3%，国企是4.1%，杂项类是2.2%，公众类是0.5%，但是却意外发现资产回报率最高的家族企业反而有最低的市值，而大众持股企业（如汇丰控股）反而有最高的市值，因此他提醒说，香港股民对香港所有的家族企业的信心也是同样不足的。民企和香港家族企业的本质对香港股民而言是相同的，这也是香港家族企业和民企应该注意的地方。郎咸平还指出，他透过第三者和几家民企老板沟通，有几个民企老板对香港股民一竿子打翻一船人的做法大表不满。如果郎咸平的调查是比较客观的，那就应该“有是则为是，有非则为非，具体企业具体对待。”
郎咸平说国企比民企好，是他根据香港上市公司的统计做出，当然这个结论不全面，因为当时他不了解内地A股，但这也为后来的郎顾之争埋下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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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再看2005年《财经》连续三次发表的三篇文章和我的分析：
《单伟建的双重身份告诉我们什么？》
韩强
11月1日《财经》杂志又刊登了单伟建的文章《股改代价巨大且毫无必要》的文章，大张旗鼓地宣传股权分置改革的成功与否应以股价一时的高低来衡量，股市的价格也不应是股权分置改革的目的。法人股的流通权不是流通股东的权益。不如直言不讳地用“补偿”或“赎买”来得准确。
这是单伟建第三次在《财经》杂志上发表文章，为什么《财经》杂志一而再，再而三地为其开绿灯，单伟建究竟是什么身份呢？他仅仅是宝钢的独立董事吗？这是大家关注的焦点。
7月25日出版的第15期《财经》杂志上，刊登了《质疑"对价"——一个独立董事致上市公司的公开信》一文。文章没有署名。8月8日出版的第16期《财经》又发表了署名文章，大家才知道这位独立董事叫单伟建。8月15日、16日水皮杂文的两篇杂文《单伟建是“麻烦制造者”吗？》、《深发展有权拒绝“对价”吗？》，告诉我们的另一方面，也就是实质性的一面：
“以独立董事为单伟建定位是不确切的。单伟建在宝钢的任职只是兼职，他的主营本职是美国新桥投资集团的中国董事总经理，副业本职是以大股东的身份担任的深发展董事职务。单伟建任职的新桥投资于2004年10月9日对外宣布以12．15亿元收购深发展17．89％的国有股，每股的收购价为3．55元，比深发展当时的每股净资产2．18元溢价60％，收购完成后，新桥成为深发展事实上的第一股东和控股股东。深发展不但董事长成了洋人，而且行长也成了洋人，变成了事实上由外资控股的中国银行。不得不提的是，新桥在收购中承诺，5年内不出售或转让目标股份，单伟建当然不明白，我们以比净资产高60％接过来的股份凭什么要送给流通股股东？我们说了5年内不减持，凭什么硬要让我们流通？这不符合国际惯例，如果硬性执行，岂不是侵占外商投资的合法资产？”
　　现在事情很清楚了，新桥收购深发展17．89％的国有股，每股的收购价为3．55元，比深发展当时的每股净资产2．18元溢价60％，所以新侨不愿意参加股改，也不愿意支付所谓的“对价”，情况比较特殊。本来可以向有关部门反映，进行协商，但是单伟建却利用在宝钢的独立董事地位，借题发挥：宣扬法人支付对价不合理。
他在宝钢的董事会上投了赞成股改的票，事后又在《财经》上以匿名的方式发表文章，大谈不同意“法人股东向流通股东赎买流通权”，所谓"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于是一些报刊上转载，说单伟建表现了独立精神，甚至还有人称赞他是维护国家的利益。其实，是没有看清单伟建借题发挥，真正要维护的是新侨的利益。
国家股、法人股只是市场约定俗成的概念，国家股是指国资产管理局或国企集团管理的股份，法人股是指其他法人单位持有的股份，如果单位是国家单位，又称为国有法人股，一般是指参股者。非国家单位的法人股，有民企持的，也有外资持有的，称为法人股或外资股。新桥收购深发展17．89％的国有股，转化为法人股。
如果我们看宝钢的股权结构，非流通股是宝钢集团持有的国家股，并没有法人股的称呼，单伟建在谈宝钢的股改时，一句一个“法人股”，根本不提“国家股”这个称呼，实际是借题发挥，想说一切法人股都不应该支付“对价”，以此来为新桥持有的深发展法人股说话，拐了很大弯，迷惑了不少人。
这也告诉我们，现在某些人借口维护国家股利益，实际是维护法人股的利益特别是外资法人股的利益。这也给我们提了个醒，选择独立董事要慎重，那些在其他公司任职的人不要兼职另一家公司的独立董事，因为他们可能不独立，甚至借题发挥，把水搅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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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再看我对吴敬琏教授观点的分析：
《吴敬琏教授请使用准确的概念》
韩强
最近，吴敬琏教授与《金陵晚报》记者的谈话引起各方面议论，中华工商时报副总编辑水皮撰文《吴敬琏代表了谁的利益？》，对吴敬琏的“通股股东处于优势地位”，表示了质疑；另一方面，也有瑞磬在人民网刊文《为什么听话要听音吴敬琏说的是诤言》，为吴敬琏辩护，称其主要是站在宏观和战略上考虑股改问题。
我认为吴教授只是一位经济学家，他所说的三个观点，使用了含糊其词的概念，
第一，证监会已经把股权分置改革的决定权交给了流通股东了。流通股东处于优势地位，那么当然他们可要求更多的补偿。但这样的结果对于非流通股东和流通股东，是不是公正的。
这次解决“股权分置”使用的是分类表决机制。因为上市公司的非流通股占60%以上，过去无论怎样表决，大股东的提议都可以通过，被称为一股独大，吴教授过去也是反对“一股独大”的，特别是反对国企股的一股独大，这次突然来了个急转弯，说“流通股东处于优势地位”，这是不符合事实的，因为分类表决，没有剥夺非流通股的表决权，他们仍然是多数，只不过加上一个流通股要有三分之二同意。也就是说，非流通股和流通股都是多数同意，才有效。
而在股改的现实中，股民根本就没有参与提案的基本权利，这不符合证券法公司法重大事项必须由股东大会决定的章程，应该首先征求提案，公布各种提案，然后由股东大会选择提案。但是公司大股东、保荐人、基金事先商量好了提案，然后股民才有表决权，除了这个表决权，股民一无所有。
吴敬琏却说流通股权力过大，不公平。也许他没有买过股票，根本不了解股民处的地位。2001年他曾经说：人啊！我是受你们的！表示要为中小投资者说话。但是他没有行动，作为中金公司的首席经济学家，他对中石化A股高价发行，远远超过H股当时在香港二级市场的价格，表示沉默。在同一时间，香港二级市场是1.6元港币，A股却要4.22元发行，这是掠夺内地投资者，吴却至今沉默，虽然他担任过几家上市公司的独立董事，却从来没有见过他为股民说话。
第二，“非流通股东最终是谁呢，是全体人民。”这又是混淆了概念，现在A股市场既有民营的，也有国营的。民企上市公司的非流通股是发起人的，不是全体人民的，如果说非流通股是全体人民的，那么民企的大股东愿意吗？这岂不成了剥夺私人财产吗？这符合法律吗？吴教授历来是支持民企的，现在突然说，“非流通股东最终是谁呢，是全体人民”，这不是要与民企上市公司唱对台戏吗？所以只能说国有控股公司的国家股、国有法人股是全体人民的。另外，还有一些法人股已经被民企购买，也是购买者私人的。
吴教授实际是把13亿人民与3900万（按深沪股市双向开户计算）股民对立起来，3900万股民涉及到3900万个家庭，1亿多人，难道这1亿多人就不是人民了吗？难道3900万股民买了流通股，他们就不典型示范是人民了吗？从法理上说，3900万股民是双重股东，他们既是自己所持有的股票的股东，也是国有非流通股的股东，国有资产也有他们一份。
吴教授用“非流通股东最终是谁呢，是全体人民”，一方面剥夺了民企上市公司的非流通股的私人股权，另一方面又剥夺了3900万股民对国有股的那一份权力。逻辑混乱到了极点。
第三，1000点不能托市。现在的1000点相当于1995年的多少点呢？平均股价早已经跌到了当时的526点，股市如此低迷，与当前的宏观经济极不相衬，而且也不利于社会稳定，在这种情况下难道就不能救市吗？即使在美国也有过救市。
1792年，美国遭遇了历史上第一次大股灾，投机者损失了约500万美元，这相当于当时纽约房地产的总值，当时的财政部长汉密尔顿动用了几十万的财政资金收购联邦证券对市场给予支持，避免了真正的公共性灾难。
1929年，美国股市发生危机的时候，政府没有采取有效的行动，结果出现了金融危机，甚至波及到了全世界。
其实，美国的实例不仅这两个。1987年，亨特兄弟囤积白银造成高达10亿美元损失，引起金融动荡，美联储联合各大银行出手，在宣布了亨特兄弟的债务重组之后，第二天道琼斯直线回升，华尔街迅速恢复正常，阻止了一场恐惧的蔓延，美利坚成功避免了一次全美金融系统的大灾难。
2002年由于一些大公司的造假，引起了华尔街股市的诚信危机，结果美国总统布什出来讲话，希望通过150名顶级CEO来传达当局的声音：“振作起来，重建信心”。
由此可见，美国虽然有过1929年那种不干与市场、听之任之的例子；也有政府干与市场的例子，不象有些人想象的那样完全自由化。所以，绝对的不干与是不存在的，因为市场需要两只手，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如何运用，在什么时候运用是需要认真研究的，关键是运用得当。
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香港特区政府也有过救市行动，事后得到国际金融界的好评。现在的A股市场出现的问题，主要是某些政策有偏差，只要适当调整，就可以改变被动局面，所以，我不主张用资金救市，而且是认为应该调查政策，从长远上说应该建立诚主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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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国光谈经济学教学和研究中的一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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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国光　

编者按：2005年7月15日，我国著名经济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现任特邀顾问刘国光同志，就当前经济学教学和研究中的一些问题谈了一系列看法。他谈了九个方面的问题，分别是：一、当前经济学教学与研究中西方经济学的影响上升、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指导地位削弱的状况；二、造成这个状况的原因分析；三、关于意识形态领域两个相互联系的倾向性问题；四、关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关系问题；五、关于正确对待西方经济理论的问题和正确对待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问题；六、经济学教育究竟是意识形态的教育还是分析工具的教育；七、关于经济学的国际化与本土化的问题；八、关于中国的经济改革与发展究竟是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指导还是以西方经济学为指导的问题；九、关于怎样克服目前倾向性问题的一些意见。他说，我谈的有些话是别人也讲过的，因为这是大家共同感觉到的问题，所以不能不重复，但这些观点大多是我自己的看法。现经刘国光教授本人同意，我们将他的上述谈话在我网站发表，以飨读者。
刘国光说：对于我7.15同教育部社科中心的青年同志的谈话，没想到引起了这样的波浪，大概8月份他们整理出简报，上报上去，李长春同志很快就批下来了。8月17号，长春同志批给我们意识形态部门的几位领导同志，云山同志、至立同志、奎元同志、周济同志等等，说“很多观点，值得高度重视。”我们中央同志还是很支持的，意识形态部门的各位领导我想也是重视的。
刘国光的715谈话引起强烈反响，全国理论工作者三次举行上百人的集会声援，声势越来越大！实际上表达了广大理论工作者对那些盲目崇拜西方经济学的不满。同时，由于郎顾之争已经定局，某些“主流”挺顾受广大人民群众的质疑。

这时出现“新望”的连续两篇文章，吴、许、江、高发表四人谈，不是偶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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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时报》连续两周发表新望的文章！并不是偶然的！

新望：张维迎对国企改革有贡献 无愧于国家 2005年11月13日 《财经时报》

　　编者按：眼下，谩骂经济学家成为一种时尚，不是说经济学家不能批评，问题是，很难找到愿意撰文肯定中国经济学家的贡献的人，这是比较奇怪的现象。《中国改革》杂志主编新望以其参与改革的经历，通过回顾改革历史，正面评价中国经济学家的贡献。由于中国经济的特殊性质，中国经济学家还不是国际上那种标准的经济学家，而是改革意义上的经济学家。从改革的角度来看，他们贡献很大，但是，把中国经验纳入全球经济学话语体系的工作，他们做得远远不够。在中国未来的经济社会发展中，中国经济学家需要和法学家、社会学家等其他社会科学学者通力合作。
…………
新望的文章有两个重要环节歪曲历史：

第一，新望说：关于经济运行机制的变革。在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之前，经济学家里面，像薛暮桥、杜润生、于光远、高尚全、吴敬琏、刘国光、董辅、谷书堂、何伟等，包括一些海外的经济学家，都对我国经济运行体制，尤其是关于我们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体制的设计上面，做了非常有益的工作。：

这是割断历史：因为最开始的市场经济是1984年，请看：
　　先说“吴市场”。中国二十多年改革开放的全部成就，恐怕可以归结到“市场经济”这四个字。小平同志不是经济学家，但称小平同志为“邓市场”，恐怕真正是实至名归，恰如其分。老一代经济学家中，改革开放初到1984年中央确定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为确立市场取向改革而鼓而呼并备受批评、批判，被责令检查的薛暮桥、于光远、刘国光包括后来的马洪，称一个“市场”，亦不太过。吴敬琏先生与80年代初确立市场取向改革基本不沾边，偶尔发言仍然是要大家“按照在公有制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同时发挥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的原则”办事(《经济研究》1982年第12期16—17页)。1983年他去美国访问学习，1984年7月回来后商品经济已成定论。不错，20世纪90年代初他是跟在薛暮桥、刘国光后面主张坚持市场化改革，但薛老会后(1990年)顶着压力给中央写信力主市场化方向，吴敬琏是等到1992年小平同志南巡后几个月才向中央领导写信建议搞市场经济。在“吴敬琏自选集”中，他列入自己论述市场问题最早的一篇文章也是发表在1991年9月。因此，这个“最早提出并倡导市场经济理论”的包装不仅离历史事实相差十万八千里，也是对那些真正为确立市场化方向付出代价、做出贡献的那一代经济学家们的极大不公正。（《吴敬琏结缘中国千万股民 经济学家该有何种风骨 》2005年09月06日《证券市场周刊》）

新望的排名，不是按照历史顺序，而是故意把吴敬琏、高尚全排在刘国光前面：

薛暮桥、杜润生、于光远、高尚全、吴敬琏、刘国光、董辅、谷书堂、何伟等，

按照时间先后应该是：
薛暮桥、杜润生、于光远、刘国光、高尚全、吴敬琏、董辅、谷书堂、何伟等
历史是客观的不容不得改变的！

第二，新望说：西方经济学家科尔奈。1985年巴山轮会议的时候，科尔奈提出来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有两大类四种模式可以选择：A类，就是计划模式，B类就是市场模式。A类又分A1和A2两种。A1就是计划指令型的计划经济，A2就是有弹性或有指导性的计划经济；B1就是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B2就是由政府宏观调控的竞争体制。
这是把匈牙利布达佩斯学派、新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说成是“西方经济学家的观点”，科尔奈当时搞的是社会主义经济学，早在80年代前就已经出名！

现在大家应该看清楚了，“新望”的连续两篇文章，并不是偶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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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四人谈中，吴敬琏说：
混同两种不平等，把矛头主要指向结果不平等的最大问题，是把“反腐”和“反富”混为一谈。矛头不是指向贪官和“红顶商人”，而是指向中等收入阶层的上层分子，如医生、教授、国企高管、中小企业主等等，这在政治上也是错误的。“腐”和“富”之间容易混同。
这是偷换概念！
批评几个主流学者就是把矛头指向教授
批评医疗改革不成功就是把矛头指向医生
批评MBO就是把矛头指向国企高管
批评某些企业主的血汗工资，要求涨工资，就是把矛头指向中小企业主
建议吴教授学习形式逻辑，不要转移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