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唤马克思式的中国学者及毛泽东式的政治家

呼唤马克思式的中国学者及毛泽东式的政治家

中国需要有马克思式的学者，也更需要有伟大的政治家。而马克思是基督教母体孕育的一位杰出学者，但他不是政治家，并且他的理论资源是立足西方图书馆的资料的思考，不是立足于中国图书馆资料的思考，因此他的理论在基本原理上有可能与中国的吻合，但绝不是就应该是指导我们民族的钥匙。比如他的矛盾对立统一规律、质量互变、现象与本质等，都与中国阴阳学说的辨证法吻合，他提出的共产主义社会和中国传统的大同社会本质没有什么不同。只是被洋人欺负时间长了，觉得外国的都好，就取他们的符号表达系统代替中国文化话语符号，其实本质没有什么不同。马克思是西方理论学说中的一支，但绝不是什么永恒不变的真理。看完钟庆的《刷盘子还是读书后》，才知道其实商业经济核心远不是什么马克思剩余价值揭示的东西，没有认识国家永动机，谈剩余价值剥削简直误国误民。我们许多学者其实被马克思学说误导了。而毛泽东则用这个学说符合中国本土的文化内核的东西，这其实是一个伟大政治家的技艺。我们需要有这样伟大的政治家。希望我们的本土学者也能出现马克思式的学者，这样伟大政治家与伟大学者的联手，才能成就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业。因此今天是该辨析清理马克思学者的话语对中国政治家实践误导的一面了。只有自己民族本土的伟大的学者才能得出更适合中国国情的建设思路，也只有深得中华民族文化精髓的伟大政治家才能将中国的面临国内外危局扭转。

上个世纪留学海外18年的冷静学者陈寅恪认识中西文化到中国新文化走向：“窃疑中国自今日以后，即使能忠实输入北美或东欧之思想，其结局当亦等于玄奘唯识之学，在吾国思想史上，即不能居最高之地位，且亦终归于歇绝者。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民族之地位。此二种相反而适相成之态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而二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史之所昭示者也。寅恪平生为不古不今之学，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乎湘乡南皮之间。”其实他在学术领域是如此体现的，而毛泽东在政治领域也是如此具体实践的，这也是毛泽东思想真正精髓。

我们需要有伟大的学者出现，我们也需要有伟大政治家领引我们伟大的民族。

历史归根到底是人的历史，而政治活动是最基本的人类活动。亚里斯多德说：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政治是最能展现人的主观能动性的领域，政治文化传承着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基本价值观念，是国家民族前进的思想资源储备库、加油站。

而今天我们对中国古代政治智慧的继承却出现如下的叹息：“古老先民的自然视野中可能隐藏着高贵的政治智慧似乎一点一点被忘却了。”这是林国华——一位在国外研究西方政治哲学多年的年轻学者关照中国政治文化时发出的叹息。而政治智慧与技艺，是个人、民族、国家生存不可或缺的。正如阿维罗伊所说：“人在此世的生活不能没有政治技艺，而在彼世的生活方才少不了沉思的德性。”因为人类灵魂的野蛮，这对人法与神法的蔑视，深植与人的灵魂深处，它对文明的人世构成了永恒的挑战。在人法与神法编织的罗网中，保持住人的文明身位，这就是政治家的技艺与使命。而政治史学工作者的作用就在于对古代典籍不动声色的爬梳和研究中延续古代世界的生命，从而培植了能够抵制乃至颠覆自己文明秩序的最坚韧的力量。翻阅二十四史，《资治通鉴》等政治史书，我们可以看到史家们是有为一国文明理出秩序来的良苦用心的，是有为民族立法乃至万民立法的深意的。而毛泽东重要源泉来自《资治通鉴》及二十四史。不了解自己民族政治特性的政治家是无法长久立足于本民族人民心中的。

我们要让自己的人民在世界格局中扬眉吐气，并要担当大同社会的积极推动者，这需要伟大政治学者、史学家、伟大的政治家、伟大的民族工业工程师。我们呼唤真正能整合中西文化的学者，呼唤注重本民族、世界人民长久利益政治家的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