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晓渝：民主也是一种消费

[大军中心编者按：据央行的最新调查，进入2006年，我国居民消费意愿跌至新低，想买房买车的少了，这对近年里产能急剧扩大的生产部门十分不利。生产过剩能否降临我国？人们已在担忧。这篇文章便是在寻找解决中国经济问题的出路，它与《消费与人权的关系》形成姐妹篇，基本上把一个重要的问题说清了。]

民主也是一种消费

施晓渝

2006年3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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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几千万人下岗乃生产过剩和财富集中的产物

传统的经济学追求的是扩大生产和最大限度地实现利润。主流经济学家都是持的这种传统的经济学观点，实际上这是短缺经济学的思想，总想压榨工人多出产品，多以积累扩大生产种做法。这在以前行得通，因为文革结束后是物资匮乏，劳动效率低，市场摆在那儿，缺的是物品。而今天已经不同了，是生产能力摆在那里，缺的是市场。在不愁生产能力的情况下，市场和消费成了首要目标。事实上从历史上看物质丰富同样困扰着人们，故古代也有“兴，百姓苦”和“谷贱伤农”之说。

社会主义国家同样也会有经济过剩危机，这是不争的事实。西方经济中生产过剩危机爆发时比物资短缺时更具破坏力，难道我国的经济发展过程真的能逃避生产过剩？我们能不能把今天几千万人的下岗看作是我国经济过剩危机爆发的产物？我国每隔三五年都有个消化过剩产品、调整分配的过程。今天，好多经济学者都把目光不约而同地集中到扩大内需、发展市场上来了。现在的改革必需要有新思维，这个新思维就是怎样增加社会消费能力。但是，传统的社会制度不能均衡社会财富，在这种制度下，社会消费能力难以增加。

传统资本主义经济学和专制政治制度造成财富日益集中到少数人手中，并形成相应的官僚秩序体系，这种体制会导致社会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拉大、财富被少数人聚敛、弱势群体陷入绝对贫困、市场最终萎缩。因此，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需要引进和创造民主制度来解决这种发展结果。中国今天就面临着这种局面。如果不主动的创造民主制度以适应新形势，社会可能会重复以前的历史模式。

财富和官僚体制的结合是件很可怕的事，约三十年前我就总结文化大革命的起因是66年的物质较充盈乃至局部相对过剩和权力高度的集中而产生的，没有钱和权力没法乱来，文革是一个自上而下运用官僚力量打官僚的悖论，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民主。新思维要着眼于培育发展市场，由市场拉动经济，而发展市场的根本在于扩大内需，扩大内需就要讲到要富民，要富民就要讲保障人的平等权力，保障人权就要涉及民主与法制。 最后得出结论：发展经济的关健在于民主与法制。

民主可以创造更高的效率

民主和法制能保证社会每一个人的权益，只有弱势群体的权益受到保障，下岗工人的养老金才不被掠夺，农民出卖土地的收入才会增加，拆迁户才可获的适当的补偿，劳动者的收入才不由资本和权力蹂躏，这才可以产生出广泛稳定的消费阶层。有了受法律保护的稳定的富裕群体，形成社会消费主力层，通过消费向生产者贡献利润，这样生产得到润滑，社会和经济才可能良性发展。

民主在于尊重人权和政府放权，用不着政府处处替百姓设计。如外贸，以前全国就只有几十家大公司，想尽了办法也搞不起来。后来百十来万元，私人也可注册一家外贸公司，个人有权了，外贸就搞起来了。这外贸一起来全国经济也拉动了，说全国经济60%以上靠外贸。这也是市场和人权的作用。搞国企改革，白智清推荐了一种很好的形式，日本的企业个人所持股份最高不得超过5%，而且前五名的总和不得超过20%。你承认国企工人几十年的劳动产权，承认他们应有的股份，工人们会不集思广益把厂子搞好？南京就有一个这样搞得很好的厂。这既是人权的问题，也是民主与效率的关系问题。

可现在的一些国企改革，把职工完全排斥到一边，只有厂长经理说了算。这种制度设计已经完全脱离民主、平等和公平的思想，这种改革是非民主体制下出现的改革，是我国在一定历史时期所走的弯路，因此也必须加以矫正。

类似现象很多，李昌平讲“农民集资办起了电，产权属于谁？属于国家的电力总公司；农民集资修了学校，产权属于谁？属于代表国家的教育部门；农民集资办的厂，产权也属于国家；农民集资办起了电话，产权属于国家信息产业部；农民集资办的公路、桥梁、水利设施等等，产权都不属于农民。”有人权才谈得上产权，农民缺少权利，怎么能富起来？所以要富农的关健在于承认他们的权力，让人家说话，有维护自己利益的权利。人民有创造力，需要民主制度来发掘和保障。

二、民主是一种消费机会

民主做为一种文化，能提升人们的消费档次，能创造新的消费机会。人们参加种种社会活动，其实也是一种消费行为，是文化和精神消费。民主的程度越高，参于的人越多，其消费量就越大。

目前的中国，物质文化消费已经达到了顶峰和饱和的地步，精神文化消费相对不足，而政治民主文化的消费微乎其微。这是一种畸形的消费结构。放开物欲消费、节制和遏制民主消费的结果既有经济的也有精神的，经济方面便是萧条，精神方面便是社会的腐败、非和谐和畸形发展。

中国的经济问题一定要有前瞻性，任何国家经济问题的解决都要依赖于政治手段。民主和法制是社会公平竟争的保障，要通过民主制度的建立使社会要素活跃起来，实现互动其价值，使社会生产和分配达到动态平衡，使社会保持良性运作和可持续发展。

现代经济学发展的趋势也将是把研究消费和市场放在首位，造福于绝大多数人。一个国家要富强就要藏富于民，发展经济不应是官僚体制寻求合法性的借口，而应是老百姓可操作的具体行动，决不能在发展经济的幌子下，走掠夺财富和畸形发展的道路。

民主已站在中国经济发展的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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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文

对1000美元到3000美元这个发展阶段的理性认识

施晓渝

2006年3月

主流经济学家有一个流行观点认为人均收入1000-3000美元的发展中国家通常经受越来越大的社会张力。据此理论，最好的办法就是全速增长，尽快超出人均收入3000美元这个临界值。我对主流经济学家用这种观点来指导发展异常困惑和悲哀，难道我国只能用国外的发展阶段的表面现像机械地指导我国经济的发展？难道就没人能说出个“子曰“，难道我国的经济学就这么一点水平？

我想这前1000美元的阶段是贫穷的阶段，因此是一个全民共识抓经济的阶段，如文革后初期。这3000美元的阶段是一个亚富裕的阶段。从贫穷阶段到亚富裕阶段特征就是由产品短缺转变为产品丰盈，库存量巨增。人们的消费由简单的衣食住行，即吃饱，穿暖，有住的，为生计奔波转变为吃好，穿入时，住舒服，玩好。消费过程加入了品味因素，由初级消费转变为次高级消费，即由为生存的被动消费转变为追求品味的主动消费。以前人的劳动是为求生存，现他们要求活得消洒。劳动由有口饭吃就行随遇而安的各自为阵的劳动转变为相互攀比，相互流动的劳动。人被动地受社会安排转为我自己安排自己。由老板选择我变成我要选择老板。人们意识由政府或资本家养活了我转成我养活了政府或资本家，纳税人的自毫感被唤醒了。社会利益集团也由管理层和被管理层或对两者的依附文化层发展出来了独立的文化层。不同的利益集团及其诉求，相应利益格局分化产生出来。

特别是前1000美元阶段的国家大都是官权国家，官僚们总是在市场化的进程中化权为钱，把权力的运作转化为对财富的运作，由此引起了分配不公和巨大的贫富悬殊，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出现动荡是必然的。人们因社会富足起来生活方式的变化也必然引起经济生产和分配方式的变化。比如随着人们的消费档次的提高，消费产品也升级换代，旧的产业链就会受到冲击，新的产业链和旧的产业链也势必在社会的平台上较量。

总的来讲，这些变化有：由政府主导或资本投资拉动型经济转变为市场，大众消费主导型发展。由选择性发展取代了只图增量地定向发展。在这个转变过程中，政府由管理型就要转变为协调型，可以说是由强式政府转变为弱势政府。那么在这个转变过程中，过去的强式政府或多或少的成了累赘。面对这诸多的变化，不管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都不例外，实际上经济运行阶段的变化都超越了制度的调整能力，正如社会主义并不能控制经济过剩危机不出现一样。上述的种种变化还是最终表现为分配格局上的变化，人们被动参于经济活动上升为主动参于经济活动引起由被动的分配到主动的索取，人的自我意识的唤醒导致人们必然参于政治，人的要求由物质化转为文化化，精神化，社会化进而政治化，这时社会的震荡就出现了。这种动荡可能是革命性的，但也可是非革命性的。只要我们的执政党和政府能正确认识这种趋势及其规律，广开言路，集思广益，适时调整，做相应的政府职能的转化，建立好公共政府，改善其职能，就可使这种动荡更平缓。但肯定地讲，不调整政府的管理模式，而是沿袭旧的管理模式，不愿动丝毫既得利益集团的优势，硬要冲过这个阶段，是必然引起动乱的。好在以胡锦涛为首的党中央已提出了科学发展观，我们有理由相信，在人民的帮助下，我国会很好地冲过这个关隘的。

参考文献：谢国忠：《把经济权力交给民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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