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崛起的历史视角？——与范今朝先生商榷

　　因为早报BBS的问题，俺已经很久未到早报网了，前几日来浏览了一番，无意中发现了范先生大作，拜读之余，不禁愕然。

　　范先生的论点，归根结底就是两条：第一、中国历史上的崛起都是通过战争手段取得；二是中国的崛起总是伴随着、或者说是总是导致对人民思想的严格控制。而与之相对于的，范先生认为，“所谓的分裂动乱时期，却往往由于官方控制力的降低，而使得各种思想主张、宗教派别得以自主产生或自由传播。因而这反成为人们精神最自由、信仰最多样、创作最活跃的时期，从而每每为中华文化增添新的内容与活力，使之常变常新”。

　　这就是范先生所谓的“中国崛起的历史视角”，从这两点视角出发，范先生提出了他的观点，即应该把“中国崛起”理解为“中国人的崛起”。

　　好个“中国人的崛起”。

　　在范先生看来，中国历史上的历次崛起，都不是人民的崛起，因此都是应该诅咒的了？历史上历次分裂动乱，却因为“官方控制力的降低，而使得各种思想主张、宗教派别得以自主产生或自由传播”，而都是值得赞颂的了？也就是说，中国5000年以来，只有在历次分裂动乱的时候，才是人民崛起的时候了？

　　俺实在不知道范先生的逻辑何在。

　　不错，中国历史上的历次崛起都是通过战争手段取得的，这点俺承认。非独中国，纵观世界，又有哪一个国家的崛起，不是通过战争完成的？歼灭了西班牙无敌舰队，而英国成为了日不落帝国，普法战争的胜利，德国因此而崛起，甲午战争成就了日本在东亚的霸权，两次世界大战的炮火，奠定了美国今天的地位。上下五千年，纵横八万里，莫不如是。为什么？因为一个新的国家、一种新的力量的崛起，必然会对已有的国际秩序形成冲击，老牌的列强不愿意新的国家来和自己分蛋糕，而新的国家则极力追求与自己实力相称的地位，因此，战争便不可避免的爆发了。

　　如上所述，一个大国崛起是否引发战争，往往不是由崛起的国家所决定的，因为一个国家追求与其实力相称的国际地位，这是顺理成章的事情，是一种合理的、正当的诉求，是无可厚非的。而国际上其他老牌列强的反应才是问题的关键，他们是不是愿意接纳这一新兴的力量？是否愿意和它一同分享权力？是否愿意给予新兴的国家应有的尊重和地位？如果是，那自然新兴的国家便实现了和平崛起，如果不，那便免不了一战。

　　因此，对于中国这一次的崛起来说，是否“和平崛起”，决定权并不在中国，而在老牌列强手中，或者更明确的说，是在当今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手里。如果美国对中国的崛起乐观其成，或者至少不设置大的障碍，那么，中国的崛起便肯定是和平的无疑。但如果美国总是忘不了对中国的崛起暗下绊子，那又哪里有和平所言？

　　就目前情形来看，中国崛起的最大障碍，就是台湾。台湾对中国的意义，俺在这里不想赘述，网上有大见识的帖子文章太多了。俺只想说，如果中国的崛起必然会在未来导致一战，那战场必定是在台湾。换言之，如果中国实现了和平统一，则必然同时伴随着和平崛起，如果中国以武力完成统一，则同时意味着中国以武力实现了崛起。

　　而范先生并没有对历史上中国历次崛起而导致的战争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便武断的得出结论，认为“这意味着经历初期或长或短的盛世之后，中国就往往趋于停滞，最后无可奈何地走向衰落”。俺实在不知道范先生是如何得出这个结论的，古人曰：“逆取顺守”，通过武力实现崛起，为什么就一定会导致停滞和衰落？崛起之战争，是新旧两种力量的较量，而最后的停滞和衰落，则是国家本身的腐朽，俺不知道这两者之间有何联系。范先生何不对两者关系进行一番论证，也让俺等领教高论？

　　记得初中时学平面几何，常有证明题不会做，情急之下，往往不管三七二十一，先把某定理、某公理乱七八糟引用一番，最后写上一句：“由此，明显可证，该命题成立。”以期望能糊弄过老师。不过老师火眼金睛，目光如炬，俺的这种企图仿佛还没有一次能得逞。今天看了范先生的论证，不由得使人梦回十几年前年少无忧的学生时代啊。

　　至于说“中国历史上、直至近代以来，战争的规模之大、频度之多，都是举世罕匹的”，我不知道范先生是如何得出这个结论的，如果出自别人的学术成果，请您注明出处，也好让俺等后学之辈长点见识。

　　不错，中国历史上战争频仍，但好像西方、中东等地，也没怎么消停吧。战争，本就是人类历史的主线。而范先生独怪中国，不知何故？何况，战争也是分性质的。中国历史上进行的历次战争，有不义的，但更多的却是正义的。范先生对此不加以分别，一概斥之为“国家政权、某族某姓为了一己之私的穷兵黩武”，未免太过乎？

　　范先生说：“在古代东亚世界中，世界秩序是按照传统中国的模式安排的，……，接受，就是和平，挑战，就意味着战争”。是这样的吗？不知道范先生对古代东亚世界的文明有什么了解？对中国的这种模式有什么了解？居然说出这样的话来？我请问范先生，匈奴侵我疆土，掠我人民，是因为中国的霸权吗？五胡乱华，是因为中国的霸权吗？突厥兵临长安渭水，是因为中国的霸权吗？契丹据我燕云十六州，是因为中国的霸权吗？女真掳我二帝，是因为中国的霸权吗？蒙元的肆意屠戮，是因为中国的霸权吗？

　　我来告诉范先生，在古代的东亚世界，中国是一个中心，但这不首先是政治的中心，也不是军事的中心，这和您说的大英帝国、美利坚合众国都不一样，中国是当时的文明中心。近中国者，文明，远中国者，野蛮，如此而已。政治等其他的中心，是这一中心的衍生物。——如果作为这一地区唯一的文明中心而不能成为政治中心，那我们中国人都该买块豆腐去撞死了。——因此，不存在中国给这个世界制定规则的说法，而是那些落后民族，自动向文明中心靠拢而已。换言之，这种貌似中国模式的东西，不过是文明中心对周围地区的吸引力罢了。

　　在中国古代，为什么会发生民族战争，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根本的一条，是因为游牧民族本就是以掠夺为生的，这是他们的生存手段。正如成吉思汗所言，“是追逐和击败他的敌人,夺取他全部的财产,让他的女人们痛哭和哀嚎,骑上他的骟马，……”，而中国这么一块肥肉放在嘴边，他们岂有不抢之理？这才是中国历史上北方经常进行战争的原因。譬如，五胡乱华的原因，就是在于当时气温降低，农牧分界线南移，诸多游牧民族原栖息地已经无法保证他们的生存，才迫使他们不得不南迁。这似乎一点也不关什么“中国模式”、什么“政治霸权”之类的事情。

　　而范先生的“中国的崛起总是伴随着、或者说是总是导致对人民思想的严格控制”。而与之相对于的，范先生认为，“所谓的分裂动乱时期，却往往由于官方控制力的降低，而使得各种思想主张、宗教派别得以自主产生或自由传播。因而这反成为人们精神最自由、信仰最多样、创作最活跃的时期”。这种奇怪的论调，更加让俺为之叹服。

　　先不说别的，就说这分裂动乱时期吧，我们看看是不是人民“精神最自由、信仰最多样、创作最活跃的时期”。

　　先说春秋战国，京剧《刺王僚》中唱道：“列国相争干戈厚，弑君不如宰鸡牛”，《春秋》一书，“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君尚且如此，何况俺等平民百姓？500年间，征战杀伐无日无之，“析骨而炊，易子而食”的惨剧所在皆是，时见史册，即使偶尔有几年平稳日子，也是“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与死亡”。难道这种时代，就是范先生心目中的“中国人崛起”的时代？是的，春秋战国思想多样，但难道这就足以说明这是“精神最自由、信仰最多样、创作最活跃的时期”？在俺看来，这时候的老百姓，恐怕连什么是“精神”、什么是“思想”都不知道吧。在这种时代，如何挣扎着活下去，大概才是老百姓心中唯一的期盼吧。

　　春秋战国之后的又一个动乱分裂时期，是楚汉相争，共八年时间，即所谓的“三年亡秦，五年灭楚”是也。秦末，全国人口2000万，而汉初时，原来的万户大邑只剩下两三千户，消灭了原来人口的70%。大城市人口剩下十分之二三。乃至“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藏盖”（《史记?平准书》），不知道范先生心作何想？

　　汉末三国，是中国历史上又一次动乱分裂的时代，按照范先生所言，这应该又是一次“精神最自由、信仰最多样、创作最活跃的时期”了吧，那就我们看看，这一时期的老百姓是怎么样的。曹操诗曰：“铠甲生虮虱，百姓以死之。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余一，念之断人肠”。董卓据长安，“尝遣军到阳城。时?二月社，民各在其社下，悉就断其男子头，驾其车牛，载其妇女财物，以所断头系车辕轴，连轸而还洛，……，以妇女与甲兵为婢妾”（《三国志?董卓传》），曹操讨陶谦，“过拔取虑、雎陵、夏丘，皆屠之。凡杀男女数十万人，鸡犬无余，泗水为之不流，自是五县城保，无复行?。初三辅遭李?乱，百姓流移依谦者皆歼”（《后汉书?陶谦传》），讨刘备，破新野，十数万百姓弃家而逃，后曹操大军追至当阳长坂，可怜十万百姓，尽成铁蹄之下的冤魂。我们读三国至此，往往慨叹于赵子龙的英雄气概，可范先生您可别忘了在战场之上奔走号哭的十万无辜生民。

　　东汉永寿二年（公元156年），全国人口5007万，而晋灭魏的那年（晋泰始元年，公元265年），全国人口（晋加吴）仅为767万。扣除因种种原因隐匿的人口，此时全国人口最多不过1000余万。100年间减少4000万，减幅79.9％。（范文澜《中国通史》）

　　人民处于如此境地之下，不知道范先生所言的“精神、信仰、创作”从何谈起？

　　三国之后又一个分裂动乱的时代，是五胡乱华，这是中华历史上最大的一次灾难。311年，刘曜攻陷长安。当时关中连年饥荒，尸骨遍地，生存的人不到百分之一二。312年，晋军击刘曜，刘曜放弃长安时，仍掳走关中遗民八万余口。（范文澜《中国通史》），羯赵石虎称帝，“季龙志在穷兵，以其国内少马，乃禁畜私马，匿者腰斩，收百姓马四万余匹以入于公。兼盛兴宫室于?，起台观四十余所，营长安、洛阳二宫，作者四十余万人。又敕河南四州具南师之备，并、朔、秦、雍严四讨之资，青、冀、幽州三五发卒，诸州造甲者五十万人。兼公侯牧宰竞兴私利，百姓失业，十室而七。船夫十七万人为水所没、猛兽所害，三分而一”（《晋书?石季龙载记》，汉族将军冉闵反，称帝，下杀胡令，于是“一日之中，斩首数万。闵躬率赵人诛诸胡羯，无贵贱男女少长皆斩之，死者二十余万，尸诸城外，悉为野犬豺狼所食。屯据四方者，所在承闵书诛之，于时高鼻多须至有滥死者半”（《晋书?石季龙载记》附《冉闵传》），羯族因此而灭族。

　　北朝的北齐有2000万人，到北周时人口仅900万；南朝宋代有469万人，到南陈灭亡时只有200万人，损失率达60%。

　　其他的，俺也就不再一一举例了，实在是太多。这么说吧，在所有的动乱分裂的时代，俺从来没有见到过什么“精神”、“信仰”、“思想”，所看见的，只有一样，那就是杀戮。如果这就是范先生所言的“中国人的崛起”的话，那么，我宁愿中国人永远沉沦。

　　中国政府说，人权首先是生存权。这话似乎是老生长谈，了无新意。但是，真正细品起来，却是至理名言。这些乱世，老百姓连活都没法活下去，乃至于动辄80％以上人口死亡率，那便纵有再多的思想、精神、信仰，又有何用？

　　古人云：“宁做太平犬，不为乱离人”。诚哉斯言。

　　春秋战国，诸子纷出，确实是中国思想的黄金时代，但请范先生不要忘了，春秋战国，只是中华民族的少年时代，而我们这个民族，总有长大成熟的一天。我们不能因为少年时代的绚丽与梦幻，就否定了后来的成熟。我们是一个大一统的国家，是一个大一统的民族，那就必然需要存在一个国家性质的思想，除非我们中国放弃统一，如同欧洲那样陷于两千年的战乱，分裂为无数的小国家，否则，这点不会为任何人意志所转移。正是这种国家性质的思想，保持了我们民族、我们国家两千年的统一，这是一种发展，而非倒退，但范先生却把这种发展，认定为“亿兆子民精神上受限制、思想上的最不自由”，不亦惑乎？

　　何况，即便是独尊儒术后，中国难道真的就一枝独秀、万马齐喑了吗？中国历代开明帝王，莫不内用黄老、外示儒术，而社会之上，儒佛道三教并称，何来限制之说？何来不自由之说？

　　范先生说：“魏晋六朝，佛教传入而道教形成，儒释道并兴而有盛唐气象；但中唐之后，宗教也活力渐失，三教归于合流”，读了这段话，俺不觉失笑。慢说佛教传入与魏晋六朝无关，即使道教形成也非自六朝始。我们细读历史，发现这两件大事，不在乱世，反而正在治世。

　　而所谓“中唐之后，宗教也活力渐失，三教归于合流”之语，更是自打嘴巴。既然范先生说“国家经济最发达、文治武功最兴盛的时期，往往又是国家控制力度最大，管制最严密、最严厉的时期”，那怎么又举藩镇割据，天子号令不出长安百里的中唐为例？须知，中唐已经算是末世了，军阀混战不断，按照范先生的理论，此时正应该是“精神最自由、信仰最多样、创作最活跃的时期”啊。

　　至于说三教合流，那是思想学术发展的必然结果，似乎也不是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古今中外，有多少思想的渗透、融合、合流？如果范先生连这个都无法容忍，把这个当做中国古代盛世的罪，那俺倒情愿多背负一些这样的罪。

　　而基督教在中国传播的中断，范先生归结为“分治时间短”，对此，俺不禁哑然失笑。直至明代，基督教在中国都是自由传播的，徐光启这样的高官、郑芝龙这样的商人，都受洗而成为教徒。基督教传播的中断，是因为康熙晚年下令禁止的。这无关于什么“盛世乱世”。满清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封闭、最集权、控制最严格的朝代，而究其原因，则是因为满族以极少数异族而统治中原亿兆子民，因此无不战战兢兢，为了确保自身统治，从而千方百计扼杀汉人的思想、勇气，以及与外界的接触。这种情况，在漫长的中国历史来看，只是清朝一个个案，如果稍做深入的了解，则我们可轻易发现，无论是汉、唐、宋、明，在他们的最鼎盛的时代，都是积极与外界进行接触，进行交流。

　　学过初中历史的人的都知道，张骞出使西域，是武帝时期，正是汉帝国国威达到鼎盛之时；而唐朝，更是“万国衣冠拜冕旒”，而至宋朝，中国的对外交流与贸易达到巅峰，与50多个国家有贸易往来，夏至以后，各国海船纷至沓来，而十一月之后，又与中国海船一同远航，经南洋、过马六甲，抵阿拉伯海，最远直至非洲。据1140年的记录，此年一年仅海外贸易税收就达110万贯（范文澜《中国通史》）。如此看来，中国文明，何曾在盛世时封闭过？

　　大汉雄风、盛唐气象、丽宋情怀，这些中华历史上最伟大的盛世，到了范先生口中，就都成了封闭、保守、压制交流、死板僵硬的地狱？而那些兵荒马乱、饿殍遍野的乱世，却成了范先生心中的天堂？

　　周星驰《大话西游》中有句名言说：“各人品位不同嘛。”如此来看，范先生的品位的确是很特别啊。

　　总而言之，中国的崛起，并不是象范先生所说那样，是与中国人的崛起相悖的，相反，每次中国人的崛起，同时也是中国人的崛起，而中国的每次衰落，也总是中国人的沉沦。国兴则人尊，国衰则人沦，自古以来皆然也。

　　当然，人，的确是不单纯追求物质富足的，而必然需要精神生活。但是，“仓廪足而知礼仪”，一切的精神生活，都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或者更极端的说，它是建立在人拥有生命的前提之下的。换言之，我们无法想像，一个三国时随刘皇叔逃难的难民，在长坂坡曹军铁蹄之下的时候，会有什么精神自由可言。我们也无法想像，五胡乱华中面对着异族屠刀的汉人，会认为自己处在“免于恐惧、不虞匮乏的状态”。

　　现在，为了我们、以及我们的子孙们能够拥有真正的精神自由、信仰自由、创作自由，我们今天就必须首先确保我们的国家具备高度的动员能力、巨大的经济总量，强大的国家力量，这是实现我们真正精神自由、信仰自由和思想自由的前提。如果没有做不到这点，那么，无论什么自由，都是水月镜花，无从谈起。

　　以史为鉴，无疑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但如果我们为了达到自身的某种目的，而总是有意无意的把历史这面镜子歪曲成哈哈镜，那照出来的东西，是不会有益于我们的国家和民族的。

　　历史视角吗？看来，我们的确是需要一个真的历史视角。

　　三种不同的红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