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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云川:自然主体性、本末有序化、目标合理化

火烧 2011-03-26 00:00:00 思潮碰撞 1036
文章探讨科学发展观的哲学与生物学基础,提出发展三原则,强调自然主体性、本末有序化与目标合理化,分析西方发展理论的局限性,强调中国发展模式的独特性与必要性。
(本文为朱云川著《科学发展观与信仰重建》第一章第一节第一小节)

在人类社会进入21世纪之际,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西方发达国家,都面临着一系列全新的社会发展问题。什么是发展呢?根据是什么?为谁去发展?怎样去发展?这是科学发展观的首要问题。在此,探讨一下发展的哲学概念和生物学依据是有意义的。

在哲学概念上,发展是指事物由小到大、由简到繁、由低级到高级、由旧到新的运动变化过程。事物发展的根源是事物的本质规定性。只有向前的、上升的、进步的运动才是发展。发展的本质是新事物的产生和旧事物的灭亡,是新事物代替旧事物。与发展相区别的概念,包括退化、复辟、混乱、彷徨、徘徊、循环、反复、停滞、盲动、瞎折腾等。因此,发展不同于运动、变化的概念。

在生物学依据上,发展是指从出生到死亡的一生期间,在个体遗传的限度内,其身心状况因年龄与经验的增加所产生的顺序性改变的历程。主要包括四点:一是发展包括个体的身体与心理两方面的变化;二是发展的历程包括个体的一生;三是影响个体身心发展者有遗传、年龄、学习、经验等因素;四是个体身心发展是顺序性的,顺序只是由幼稚到成熟的单向性,而无可逆性。

因此,真实的发展包括两个内容:一是发展具有方向性、顺序性、不可逆性。发展不是无序的,它是从不全面到全面,从不协调到协调,这是全面协调发展的依据。比如,人类社会从低级的原始社会到高级的共产主义、从不全面的资本主义到全面的共产主义,就是一种发展;反之,就是复辟与倒退。二是发展具有自然性、主体性、极限性。发展不是无限的,它源于主体内在的自然规定性,存在着发展的有限边界和自然逻辑,这是自然主体和可持续发展的依据。任何主体的发展都是有最大限度的,任何主体的发展都是有机联系的,合理地维持最大限度和有机联系也是一种发展;反之,就是衰老与死亡。比如,在人的身心完全发育成熟以后,合理地维持人的生存长寿也是一种发展。一句话,发展是事物的自然性、主体性、顺序性的演进与动态平衡。

概括起来,发展的自然主体性、本末有序化、目标合理化,叫做“发展三原则”。这是检验任何一种发展观正确与否的基本原则。只有主体真实正确、方法得当、目标合理的发展,才是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只有满足自然主体需求又有节制的发展,才是最优化的科学发展。懂得发展的哲学和生物学含义,作为科学发展观的起点,有助于对社会伦理学诉求保持清醒认识,明白这一点尤其重要。

无庸讳言,中国改革开放是在“西方文明优越论”理念上,通过广泛引进西方现代文明成果展开的。30年历史表明,一方面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中国社会和经济发展取得了辉煌成就,另一方面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一手硬、一手软”的问题,却始终没有得到很好解决。从单纯追求GDP的“发展才是硬道理”的标准,到促进“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产生,与中国国情和现实需要分不开,也与西方社会思潮的影响分不开。回顾一下当代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理论是必要的。这里,感谢庞元正先生提供文献资料,摘录如下:

发展,以经济增长为基础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结构、体制的演进和变革,特别是指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化和变迁。西方最早探讨严格意义上的“发展问题”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西方发展经济学家,他们主要研究的是发展中国家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化和变迁问题。在大半个世纪演进中,西方发展学家对发展问题的理解经历了一个从经济视角到社会视角再到人的视角的转换过程,相应地形成三种不同的发展观。

(1)把发展等同于工业化过程中的经济增长。这种观点的主要特征是对发展做了“经济性规定”,“经济化倾向”突出;其哲学基础是“经济人”假设、经济单因素决定论和“人是自然界的主人”的价值观;它把提高国民生产总值的经济增长作为发展目标,把工业化作为促进发展的因素,在追求经济增长过程中,没有顾及到自然和环境方面所付出的代价问题。

(2)把发展看作是整个社会结构的变革过程。这种观点的主要特征是对发展做了“社会性规定”,立足于对社会的整体理解来界定发展,“社会化倾向”突出;其哲学基础是“社会人”假设、社会整体协调发展论和“外因推动内因”论;它认为现代化就是西方化,强调欠发达国家要走西方国家的发展道路,而对其发展特色和内在转型注意不够。

(3)把发展看作是以人为中心的综合演进过程。这种观点的主要特征是注重人的主体性,对发展做了“人学规定”,立足于对人的发展的理解来定义发展,“人化倾向”较为突出;其哲学基础是对人所做的主体性理解,把人看做是经济人、社会人和文化人的有机整合,是作为完整的主体出现的;它既强调人本身的综合发展,又提倡人际间的平等发展和可持续发展。(摘自庞元正、丁冬红主编《当代西方社会发展理论新词典》,“发展”词条)

西方资本主义发展观,从“经济人”假设到“人的主体性”的理论演进,从进步方面、代价角度到价值特征,提出了人的综合发展、平等发展与可持续发展,提出了发展是需要代价及减小代价的理性追求,这是有一定进步意义的。然而,西方资本主义发展观虽然注重人的主体性,毕竟经济人、社会人、文化人都是片面的,若干片面性相加不等于就是真实主体的全面性,由盲人摸象得到的片面经验,相加起来绝不等于真实大象的全面经验。事实上,具有多样性的人的主体性,与具有唯一性的人的自然主体性是有本质差别的。同时,西方资本主义发展观缺乏对有利于实现“自然人”扬弃私有财产物的异化的社会性、通过人的本能与本性为依据实现人的复归的真实性、使全人类最终获得真正的快乐与幸福的目的性等方面的社会伦理学思考,在理论上是不彻底的,远没有达到马克思“自然的人道的共产主义”的理论深度与哲学高度。具体地说:

其一,没有确立起人的自然主体标准。从经济人、社会人到文化人的主体性,提出以人为中心的核心理念,从物的异化到人的复归,这个理念与马克思主义思想路径是接近的。但是,对于人的界定还很混乱模糊,没有最终落实到人的自然本体上,因而理论是不彻底的。没有认识到只有真实的自然人才是“人的复归”的本质规定性,也没有确立起符合自食其力、独立自主、天下道义的人民立场。

其二,没有确立共产主义的制度诉求。因此,还没有革命性突破,思想解放不够大胆,没有提出对资本主义社会思想与制度的彻底改造,没有积极扬弃私有财产对人的异化的共产主义制度诉求,以至于良好愿望更多表现为书斋式议论与空想,其进步性远不如19世纪中叶的马克思主义。

有人问:科学发展观是西方社会发展理论的复制吗?当然不是。西方社会发展理论固然对我们有启发借鉴意义,只有立足于中国国情、民族复兴和人民幸福的科学理论,才是中国社会发展的根本需要。特别地,在硕果仅存的少数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里,在国际国内的复杂环境中,科学发展观还有引导人类走向解放之路、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历史使命,在资本主义发展理论中是不可能的。因此,科学发展观不可能是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的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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