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毛泽东主义与人间天堂》

　　《毛泽东主义与人间天堂》这篇文章精彩之极，是著名自由主义学者王力雄的代表作之一，也是屹今为止我见过的最好的解释文革的文章之一，读完它，就有“曾经沧海难为水”的感觉，读完它，就觉得没有必要再读其他自由主义学者的这类文章。全文可以概括为一句话：文化革命不是权力之争，而是共产主义体系内在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因为文化革命把人改造成完全无私的的目标是不可能实现的，所以，共产主义是不可能实现的。这样概括，并没有歪曲作者之意，因为，毛泽东主义与人间天堂换一种另说法就是文化大革命与共产主义。然而，王力雄的这个结论是有问题的。

　　其要害首先在于，作者看似严密的逻辑中的致命矛盾：作者一方面认为“共产主义的成败，最终的关键就归结为是否能在经济发展上实现‘超英赶美’”，另一方面又认为“共产主义的目的并不在发展经济，而是要消灭剥削，实现平等”。既然共产主义的目的不在发展经济，又何必‘超英赶美’？作者的真实意思可能是指这种矛盾是手段与目的之间的，而不是逻辑上的，即：我能“超英赶美”，我只是把它当作手段，但我并不“超英赶美”。但是，如果说‘超英赶美’仅仅是表明共产主义比资本主义优越的手段，我们又怎么能相信共产主义不可实现？须知手段是可以选择的。为什么一定要“超英赶美”呢？“共产主义的目的并不在发展经济，而是要消灭剥削，实现平等”。

　　“共产主义的成败，最终的关键就归结为是否能在经济发展上实现‘超英赶美’”。好吧，就算我一定既要“消灭剥削，实现平等”，又要发展经济，那么，共产主义到底能不能“超英赶美”呢？王力雄的结论是不能。为什么不能呢？

　　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是生产系统中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成为生产力自身的需要，生产实践对进一步发展生产力提出了要求。人的需要不仅向劳动转化，劳动也同时向人的需要转化。“已经得到满足的第一个需要本身，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的为满足需要而用的工具又起新的需要”。由于人的需要在劳动中的相互作用中不断增长和扩大，所以，人类劳动的动因客观上是永恒的。在劳动中形成的生产力其发展的内在动因因此具有必然性和无限性。

　　王力雄不这么看，他说：“既然生产力的基本要素是劳动者，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是公有制，那么劳动者如何对待公有制，就成了生产力能否真正得到解放的关键，共产主义能否实现，门槛也就在这里。”实际就是劳动者自身决定要不要发展生产力，生产力发展是主观的。
　　
　　现在把这种唯心史观推理下去。

　　由于生产力发展的原因是主观的，所以，“实现‘物质极大丰富’（实际就生产力高度发展的结果）离不开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而如果承认人的本性自私，调动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就只能对‘私’进行迎合”，“归根结底调动‘私’的源泉就是打破平等和扩大差距”。可是，打破什么平等和扩大什么差距呢？当然是指经济的不平等和差距。因为这是与共产主义的目的相违背的，所以，王力雄得出结论说：三十岁后还相信共产主义是没脑。这个推理过程的关键在于：“调动‘私’的源泉就是打破平等和扩大差距”。

　　那么，为什么调动“私”的源泉就要扩大经济差距和不平等呢？是因为资源稀缺吗？还是因为平等？前者意味着人类穷奢极欲的倾向，这显然不符合事实，因为“钱靠花几辈子”的事是经常发生的。进一步讲，物质主义的的泛滥，究竟是“唯物主义”还是文化的产物？罗素就认为，物质主义实质不是生理需要，而是实现权力的手段。因为，人们在物质欲望得到满足以后，还会继续扩大生产。马克思把社会生产划分为小商品生产和商品生产，前者的目的在于获取使用价值，而后者的目的则在于获取剩余价值。这种区分非常深刻，它表明，小商品生产下的商品生产是为了满足生活，而商品生产下的商品则是在于支配别人的劳动。显然，这里的使用价值，更接近于物质生活要求；而价值，在马克思的定义中，更接近于对劳动的支配，也就是权力，而不是物质资料。可见，“私”的源泉不是“经济”，而是差距和不平等。
　　
  　黄纪苏提出，比较性竞争，也就是不平等与平等才是人生最基本的意义，比别人好才是人类进步最根本的动力，物质主义不过是文化的产物，经济不平等不是不平等的依据。（也许有人说，既然这样，那么，追求平等和追求不平等到底哪个是人性？其实就像阴阳一样，世界上本没有阴，阳没有了，便为阴。追求不平等和平等是同一样事物的不同表现。）如果这种说法成立，即追求不平等和平等是人类的本性，经济不平等不是不平等的依据，则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都可以存在，一方不必消灭另一方。到底是资本主义胜利还是社会义胜利，很大程度上就取决于那一国的文化如何看待经济不平等。“意识形态就是国家的价值观，决定了国家对利益的认同和取舍。一个国家认为什么是利益，什么利益更大，皆来源于其价值观。一个国家之所以选择资本主义制度，一定是他认为资本主义比社会主义优越”，反之亦同理。根据存在就合理的原则，世界各国经济、文化结构的多样性可以说明这一点，甚至可以从世界经济状况来分析经济不平等在不平等中在一国文化中占据了何种地位。
　　　　
　　霍布斯讲，有的国家发生革命，并不是因为贫富不均；有的国家贫富不均，却没有发生革命。通常，人们竞争得最厉害的，往往不是吃穿用的东西，而是地位，或名誉，或权威等抽象利益。而因为后者具有难以捉摸，难以度量的特点，因而其“争”往往以一种扭曲的形式表现为“不争而争”，阿Q式的胜利法就是这种不争而争的反映。人们不争名利也不是竞争停止了，而是更激烈了。庄子什么事都不争，感觉最高尚。黄纪苏的比较性竞争一说很好的解释了这些现象。因而，“私”的源泉不是“经济”而是差距和不平等。这个结论是有说服力的。如果他的论断成立，下面的几个推论应该也是成立的。

　　“资本主义把无限的社会欲望引向了依赖有限物质资源的经济领域，这是当今资源危机的本质，也是当今社会症结所在”；“比较性竞争以财富为主战场，并不是古往今来所有文化所有社会的通则”。“生理大于心理，物质大于精神，发展大于道德的神话不打破，我们就无法对比较性竞争，进而对历史过程做出正确的评估。”（黄纪苏《高高低低话平等）

　　公平（我以为实际是平等）与效率的矛盾（追求不平等是效率的源泉）为什么会转化为节制与自由，专制与民主的矛盾，而不是其它矛盾？显然，这是有条件的，就是把经济的不平等当作了不平等的依据，把物质主义当成了人类的本性。比较性竞争是人类的本性，经济不平等只是比较性竞争的一种表现，物质主义不过是文化的产物。如果人类没有追求经济不平等的倾向，所谓的节制与专制也就自然消亡，保持平等便无必要自上而下的“有形之手”。

　　通过上面的推理，可以得出一个结论：经济平等是可能的，而经济平等一有可能，共产主义便也有可能实现，三十岁后还相信共产主义并不见得就没脑。这便是唯心史观推理的结果。

　　读者也许希望想进一步探讨经济不平等的问题，后面再讲，这里先插入另一个问题：唯物主义史观和唯心主义史观。

　　前面讲过：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成为生产力自身的需要，生产实践对进一步发展生产力提出了要求。生产力向前发展的原因是客观的，这是理解历史唯物主义的关键。承认生产力发展的客观性或主观性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这两种历史观的根本差别所在。在马克思主义中，实践，劳动被赋予了极高的地位：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建立在科学实践的基础上的，“劳动创造了人本身”，“劳动成为人的第一需要”。生产力的进步，其中有人类追求更多物质财富主观愿望的原因，也有生产实践客观需要的原因；人的活动既在创造自己的历史，也在创造人类的历史。

　　长期来看生产力发展动因是客观的，现在的生产力当然比孔子那个时代进步得多；短期来看则可能是主观的，清朝的生产力水平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就达不到明朝的水平。对生活在具体的历史阶段的人而言，往往只看到人类追求更多物质财富主观愿望的作用，而很少注意到生产实践需要的客观性，就像人们在长达几千年的时间里一直把力而不是惯性看作是运动的原因一样。这是唯心史观特别有市场的原因所在。

　　如果把生产力的历史比作河流，则其进步的客观原因好比水的流动，主观原因则好比水分子的随流扩散。唯心史观虽不足以解释整体流动，却能够解释随流扩散；虽不足以解释全部历史，却足以解释部分历史。下面所讲的就是唯心史观的。

　　再续上面经济不平等的问题。既然“私”的源泉是差距和不平等，而不是“经济”，那么，该当如何评价经济不平等？

　　仅仅是手段——经济不平等

　　饮食，男女，权力（指影响力和支配力，通过职务、名誉、身份、地位、威望等社会认同实现），是人类共有的三大欲望。饮食是个人的事，而男女，认同都必须求之于社会，也即人群。有一种社会学说认为，人类的合作关系都是交换关系，它们的实现必须依赖社会，靠交换或掠夺得来。男女、认同，这些社会行为，当然也不例外。因此，它们的质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的不平等：有等级，有层序，这样，在交换中才有价值差别，人们在现行价值体系下获得的满足感才会不一样。这是驱使人们追求、创造的重要源泉。

　　对某个人而言，最重要的问题是如何提高自身的交换价值。交换价值如何衡量？在物质主义的社会，用物质财富衡量。

　　有一句话非常流行，成为人们的普遍共识：“钱不是万能的，但无钱是万万不能的。”这句话射出这样一种心理：钱只是实现欲望的一种非常好的工具，人为了自己的欲望、理想，必须有钱。这种观念归结为拜金主义。拜金主义有它的合理性，原因在于金钱是一般等价物，是实现目标、欲望的最好工具。什么是获取金钱的最好行当？钱权可以交易，但它令人痛恨，买卖军火与毒品违法，当强盗抢银行也不可取，剩下最好的行当便是合法的经商和办实业。这正是资本主义的核心内容。商业活动不能产生价值，而只是价值转移和集散的一种手段，价值的创造源于实业。实业是价值的本源，是一切社会的根本，是一切社会最重要的职能部门。

　　实业是剩余价值的源头，对剩余价值的追求必然导致物欲横流，效率没节制的提高。效率提高正是经济不平等的源泉，不平等又加剧了人类追求更多的物质财富上的你追我赶，这样社会总体效率继续提高，不平等继续扩大。不平等，效率提高，在人类拜金主义价值体系下构成了自闭循环。

　　这个循环的解释是否具有说服力？现代心理学的深入研究表明，人的权力欲比经济动机更根本，人类睡眠状态下梦得最多的总是和性有关的。因为，人的物欲是简单而有限的，性欲是贪婪的，而权力欲望却是无限的；对财富的无休止追求源于对权力的欲望，而不在财富本身，财富只是实现权力欲的手段而已，那些最疯狂地赚钱的人往往也是最大方地花钱的人。显然，这个循环是存在的。

　　对剩余价值的无休止追求，造成社会贫富悬殊，人们身份，地位相去甚远。两极分化的目的在于得到权力（这里定义为影响力与支配力），还便于得到另一种资源：美色，即性对象。好色是人的天性。据说，人类做什么工作都希望缩短时间，唯独想延长时间的就是性生活，可见人类这方面的欲望不太容易满足，比较贪心，特别是现代的“性开放”，更加剧了这种“食色”的欲望。如何获得？

　　美色这种资源同劳动力是特殊的商品一样，是特殊的资源，其形成更是近乎可遇而不可求，具有不可代替的特性，数量又总是处于相对不足，但最重要的一点，它只有人类身上才有，必须在人类身上取得。这就决定了得到它的手段必须是异于其它资源的方法，那就是逼良为娼（只要“卖”就算是“娼”）。

　　逼出来的结果有几种形式，比如，性交易，在娱乐圈中非常普遍；比如性行贿，贪官特别欢迎……最惨的一类是生活所累，这一类买方风险最小，手续最简单，代价最小，选择空间最大，是最普遍存在的形式：全世界几乎所有文明发源地，都出现过妓女。但不论何种形式，前提条件总是物质财富，权力的占有大小不一样，一方支配着另一方，即：权力集中，贫富悬殊。如果说社会关系都是交换关系，那么，除去人身之外一无所有的人只能拿人身去卖了。这是贫富分化，权力集中的自然结果。瓜熟蒂落，水到渠成。伴随着权力集中、贫富分化的就是性交易的泛滥。

　　据记者调查和政府扫黄资料表明：除了有钱的生意人、经理和老总以外，多数都是“长”字号，都是些什么正副局长、处长、科长、校长、组长之类，当然还包括大大小小的书记和主任们。几乎所有贪污犯，无一例外是色鬼，热衷于玩弄女性。中国的资本家，相当多一部分是西门庆式的。黄世仁对杨白劳步步进逼，花招甚多，但最终目的只在喜儿，其它一切蛮横残忍只具有手段意义而已。娱乐圈万紫千红，背后常常是财色交易的产物。今天中国，众多美女不甘寂寞，成为一种被深入、广泛开发的资源，正说明了经济高速发展、贫富分化背后的罪恶动力：性交易。十九世纪的法国，性交易的普遍流行同样说明了这样的事实（《茶花女》描述的就是十九世纪的法国）。恩格斯说妇女解放程度是社会解放程度的天然标尺，说得不正是很深刻吗？

　　从以上分析可以得到一个结论：经济不平等仅仅是一种实现欲望的手段，而不是人生来便有无穷追求财富的欲望；而经济不平等之所以被作为实现欲望的手段，原因在于一定的物质条件是人类的生存基础，有无可代替的作用。

　　世俗的大多数

　　“中国人对于生活的平衡性和意义性并不感兴趣，相反他们更执迷于对物质的索取，这点上要远远胜于西方人。大多数中国人发现他们不懂得“精神灵性”，“自由信仰”以及“心智健康”这样的概念，因为他们的思想尚不能达到一个生命（补：即肉体和灵性的并存）存在的更高层次。他们的思想还停留在专注于动物本能对性和食物那点贪婪可怜的欲望上。 ”

　　“大多数中国人从来就没有学到过什么是体面和尊敬的生活意义。中国人普遍不懂得如何为了个人和社会的福址去进行富有成效的生活。潜意识里，中国人视他们的生活目的就是抬高自己从而获得别人的认知。这样一来，一个人就会对“保有面子” 这样微不足道欲望感到满足。“面子”是中国人心理最基本的组成部分，它已经成为了中国人难以克服的障碍，阻碍中国人接受真理并尝试富有意义的生活。”（引自铁血论坛《美国论坛里的中国人》）

　  亚里士多德说：“他们（古希腊哲人）因为好奇而求知，没有任何目的。”孔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毛泽东注曰：“故知乐利者，人之所共也，唯圣人不喜躯壳之乐利，而喜精神之乐利。”孟子说：“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

　　对大多数人而言，一旦饮食大欲解决了，就只剩下那个男女大欲存焉了。以前出于误解，以为中国人穷了几千年，但实际上是一路领先，吃、玩的花样最多：中国菜谱天下第一，奇技淫巧举世无双；以为中国人历来耻于言性，而真实的情况却是中国的色情文学最多，历史最悠久，描写最深入，研究最细致，令西方色情文学相形失色。

　　费洛伊德说：文明始于禁忌。中国古人鼓吹禁欲和节制，重农抑商，现在看来，也具有相当的合理性。中国古人说“万恶淫为首”，对男女交往严格规范，如临大敌，虽然方法上误入歧途，但认识上却极为深刻，对中国人饮食男女的动物性人生哲学来说，不失为用心良苦。之所以耻于言性，原因在于一件事远离了嘴边，正是因为它深入了心里。

　　好货与色，本无可厚非，奈何国人取之的方法是权钱交易，财色交易，而又几乎把它们当作生活的全部内容，每每使得富者阡陌相连，贫者无立锥之地，此为中国社会危机一再出现之故也。中国的出路在于改变中国人的生活哲学。为了改变中国人的人生观，价值观，就必须进行文化革命。

　　王力雄其人

　　王力雄的经济思想是自由主义，而文化思想是保守主义（《对新奇无休止的迷恋》）。后者值得肯定，前者却误入歧途。把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矛盾归纳为公平和效率的矛盾，其实是自由主义经济思想的产物，认为人的自利性最终将带来效率的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这本身就是个问题，在农业领域也许如此，在工业领域却不一定成立。这种自由主义经济思想，实际上也回避了一个事实：中国是个人均资源水平极低的国家，富裕肯定要建立在工业化和对外贸易，利用国际资源之上，这恰恰是最需要国家干预和人们合作的，因而效率和竞争力并不来自自利性。作者一定程度上是个制度决定论者，只看到制度的作用，却忽略了极为重要的必要条件——资源，以及未国国际竞争的残酷，中国参加竞争的力量源泉——合作。效率来自人的自利性，产权改革为核心的市场化道路，保障起点公平的民主改革，多党政治，作者接下来的逻辑是可想而知的。

　　王力雄认为：改革是化大公为小私的过程（《中国社会底层的毛泽东情结与潜动》），思想解放的实质是不断肯定人的自利性和动物性的过程（《渴望堕落》）。可想而知，作者认为这个过程是应该肯定的，尽管他口头上显得对其中出现的问题痛心疾首。对于化大公为小私的过程中产生的问题：权力与资本日益主导社会、财富日益为少数人攫取、贫富日益分化，作者也认为是必然的。至于如何保持社会稳定，最后只剩下民主与法治。

　　什么是民主？民主就是全体成年公民自由、定期地选举本国最高层领导人的制度。民主的作用，北大副教授潘维的《民主迷信与中国政体改革的方向》对此有精彩的论述。他指出，通常人们认为，民主有如下功能：民主使人民享受政治平等，广泛参与决策；民主导致言论，出版，结社，集会的自由；民主意味着制衡；民主能制止腐败。但这些事实上都是不可能的。甚至，民主极为有害：“在自由与秩序的平衡里倾向强大利益集团的自由。民选的领袖需要选票才能当选，而“人民”的意愿因代表自己利益的领袖当选而得到实现。如此民主机制会产生下述三种政治结果。（1）民主制对强大（即“有组织的”或“有钱的”）社会集团的要求非常敏感，越强大的集团在政府里就能得到越多的代表性。（2）由于争夺政府权力永远是立法和行政的最大背景，日常的立法和行政事务被政治化，政治性的事务则与争夺下一轮选举紧密相关，普遍的社会正义不得不让位于争夺多数选票的考虑。（3）“人民”争夺政府权力的自由分裂社会，让弱势的群体绝望，使缺少“公民社会”传统的国家秩序脆弱。民主选举机制所反映的“价值观”毫不“神圣”，说白了不过是用“普世价值”的闪亮锡纸包装了对强权政治的信仰。民主的“自由”是强大利益集团的自由，是对弱者的政治歧视。 ”他最后提出一种“咨询型法治”，限于篇幅，这里不作引述。

　　至于法治，有自由主义传统的中国人显然难以接受法治的规范。司马光总结古代之统治经验曾说：“叔向有言：‘国将亡，必多制。’明哲之政，谨择忠贤而任之，凡中外之臣，有功则赏，有罪则诛，无所阿私，法制不烦而天下大治。所以然者何？执其本故也。及其衰也，百官之任不能择人，而禁令益多，防闲益密，有功者以碍文不赏，为奸者以巧法免诛，上下劳拢而天下大乱。民以然者何？逐末故也。”

　　推理到了这里，不免让人产生悲观主义的情绪。然而，只要我们不认为效率不完全来自自利性，私有化程度应适可而止，改革的过程就得重新评价，许多社会问题便不会因为被当作现代化的必要代价（如某些人声称为了改革不惜牺牲一两代人）而产生，所谓的公平问题也会减轻很多，物质主义会得到抑制，环境与资源问题的压力也会缓解很多。

　　一个大国的繁荣，必定建立在基干产业发达的基础上，而不是“水际制造业”上。这是新近经济学派“小猪学派”的观点。过去我们会制造大型喷气客机、高性能航空发动机，大规模集成电路、单晶硅……现在却不能制造，只能提供给外国打工的简单劳动。这些简单劳动不是真正的工来利润所在。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的GDP激增而物质能量单向流出、资源减少，人民群众生活困苦，大学生找不到工作的原因所在。回首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正是中国科技和人民生活水平突飞猛进的年代，而这一切，难道不是过去基干产业积累所得到的吗？基干产业的积累是破茧成蝶之前的酝酿，是国家进步的必经阶段，怎么可以因为与外国的暂时差距而另行它道？怎可因为和外国技术的暂时差距而否定业已取得成就？怎可因为由积累而生活水平暂时得不到改善而否定过去为积累腾飞所付出的牺牲和奋斗？对产业规律的无知，对自己民族的妄自菲薄，造成了今天的危险局面。“小猪学派”严厉批评了那种分家散伙，造不如买的小农思想，外国人就是比中国人行的洋奴哲学。

　　最后，“小猪学派”得出结论说，由于毛泽东的逝世，中国人现代化的实现至少推迟了20年，或者永远地失去了实现现代化的机会。这个论断石破天惊，颇可玩味。如何评价毛泽东，如何看待毛泽东时代中国现代化建设作出的成绩，实际上关系到实现现代化的路线选择：到底要独立自主，工业立国还是要依赖外国，苦力立国。中国向何处去？毛泽东总是个绕不开的巨大存在。

　　王力雄不是大学教授，也不是研究员，但其水平却非一般吃“洋奶”的学者可比。在潮流面前，他不是投机取巧，甲乙丙丁地“解读新左派”，而是针砭时弊，一针见血地解剖“渴望堕落”的所谓“知识精英”。他是一个理性的学者，虽然他并不标榜理性，也不把理性当作一个“专据名词”占有己有，但他基本能够做到客观，公正，严格推理。这也许和他的汽车专业出身相关。这样的人重视解决问题，而不是一般地讨论问题，因而其分析总是特别重视逻辑，重视解释与现象相一致，这一特点在他写作的过程中就表现出环环相扣，逻辑与历史相统一，具有不容置辩的说服力，他甚至运用高等数学来构建他的递进民主理论——《溶解权力》。可以想象，这样重理性的人能写出什么样的文章来。《渴望堕落》，《对新奇无休止的迷恋》，《我们可能不得不从头开始》，《毛泽东主义与人间天堂》，《中国社会底层的毛泽东情结与潜动》，佳作不断，史论和史实循环论证，极具形式美，读来令人荡气回肠。但是，遗憾的是，他对于实验现象——历史事实的解读，显得过于简化，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他把毛泽东时代的各种斗争简化为公和私的斗争，虽然有助于研究问题本质，但完全忽略其它方面的历史，如“十大关系”，就导致了错误的结论，就像忽略流体粘性会得出“风不止而树不动”的结论一样。这也许是专业出身的习惯使然。但也说明了，一个思维缜密，推理严格的人在错误的基本认识下会得到多么荒谬的结论，就像天气预报中给错参数会差之毫厘，谬以千里那样。

　　效率来自自利性的论断，是极为可疑的；所谓毛泽东时代中国的发展停滞不前的说法也不符合事实；物质主义的泛滥，也不是历史必然；西式民主能够保障公平更是荒谬。王力雄最终沉迷于自己构造的想象空间之中，被那个体系说服，变成了悲观主义者。虽然如此，他还是目前中国思考有深度的思想家，爱国主义者，自由主义学者。

　　王力雄说：人类不仅需要畏惧和防范暴君，更需要畏惧和防范理想主义者。他忘了，我们不但要提防理想主义者，还必须畏惧和防范自由主义者，因为他们的逻辑是直接导向专制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道理很简单，我要自己的自由，那么别人有没有限制我的自由的自由？如果没有，那便是专制主义；如果有，那便是无政府主义，因为如果别人有冒犯我的自由，我必定要求也有冒犯别人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