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未死 革命万岁!（二）——“告别革命”发生说

二、“告别革命”发生说

上篇文末我已经有了引荐，对本篇的主旨也已点明，即是将现今种种诋毁革命的现状做一番简单的归纳，于是不再赘言。但是，在开始我的正题前，我必须先做一番自我辩护，即说明我所有论述的前提和限度。正如市场经济学建立在经济人假设的前提之上、牛顿力学原理适应于经典力学体系之下一样，我所有的论述也是有前提的，我的这个前提就是把革命界定为阶级之间的暴力斗争。我本篇的引例是有范围的，这个范围可以表述为以下三点，1、当代的，我不可能有那样的能力将人类史上所有诋毁革命的言论做一个总结，至少暂时还没有2、主要为中国的，我关注的主要是中国当代出现的诋毁言论，3、不带偏激的引用的，为本篇主旨所限，我必须首先放弃我对革命的态度以保持尽力客观从而列举这些言论思路，这些列举主要为引用，这里先向即将遭遇引用的先生们致以敬意与歉意，我本身不带有任何个人攻击。

下面将是我的论述，它们将被分成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我力求梳理这些诋毁革命观点的发展历程，我冠这些诋毁言论以“告别革命”论概括之。第二部分是尽量全面列举采纳“告别革命”论所依的论据。完成了本文的简介，我想现在是时候开始我的论述了。

20世纪80年代，随着以革命而捍卫革命纯洁性为指向而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的结束，随着改良带给人们新生儿的好奇而生机勃勃时，随着人们迷惘得欲彻底与过去的自己决裂时，随着以现代文明为载体的种种新潮价值观给人们大脑带来繁华时，随着造反精神带给人们彻底清算自己的思维时，一股轰轰烈烈的思潮涌动郑重呼告“告别革命”论的春天已经到来了！这一场思潮涌动，以80年代初的“告别黑格尔”、“回到康德”为先导，众所周知，马克思的思想的直接来源自于黑格尔，由此可见“告别黑格尔回到康德”这句口号何其精妙。但是哲学上的回归是很难令人满足的，尤其是对那些有野心的人。伴随着哲学告别，必然有着引进。很多人或许会疑惑，那时人们是空虚的，这是客观事实，但有引进这个环节为什么还会空虚呢？这里叙述的都是事实，但还缺乏一个事实，那就是引进并没有完全令人接受，只是加重混乱局势罢了，这个引进的过程至今未绝，却只在最初的几年中便已经有了大作为了。那个年代有一部纪录片名曰河殇，河无须解释，殇则指少年夭折抑或哀痛，这两个字第一次摆到了一起，并没有积极指向，而是让人为河而哀伤，这一思路从片子的内容中展露无遗，这是一部深深歌颂而深深艳羡海洋文明的巨作，河殇这样的标题又不由令人将思绪转入为大河文明的忧思之中。不同身份不同目的的人总能从这部巨作中找到自己想要的东西，史学家们看到了历史观的改变，政治学家们发现了意识形态的变化。我什么都不是，但我也能从中有所观感，我看到了新思潮的介入。这股新思潮是打着富强民主的旗号的，与其说国人被它吸引了，不如说是知识分子对它痴迷了，并且它的影响最主要的扩散面在于学生群体。张载语：有像斯有对，对必反其为。既然这是一股全新的思潮，既然这是一股与原先对立的思潮，它的兴盛必然正是印证着原先的思潮的没落。正是这样的状况下，革命这样的曾经响遍全球的流行语再次流行，不过这次流行的不是两个字，而是四个字，告别革命。也就是这时起，革命成了改良的对立面，成了富强的对立面，成了救国的对立面，成了文明的对立面，成了民主自由人权的对立面，并且随之演变到今天，今天不但革命是这些对立面，整个以公平正义民主人权为产生依据的社会主义也产生了异化，成了这些对立面，这是后话，这里不再细言。总之，告别革命论就是在那个思潮涌入、彻底怀疑、单向崇拜的年代里产生的，但是，作为一种理论，他最初必然是在书斋里被总结出来的，或许最初只是少数人自发行为了这些理论，但在被总结出以后经由大的群体事件才真正为人所认识抑或接受。告别革命论也不例外，如果要从历史上找出这样一个成为此理论传播契机的事件，那么毫无疑问都是那场学潮，这一事件中是新思潮的一次总爆发，给了革命论以当头一棒，参与者们最初便坚决宣称绝无革命的意思表示，他们显然期望以马基雅维利所谓的改变现状的两种方式中革命外的那种法制内斗争来达成目的。他们原先一定想过宣传抵制革命的暴力性，但绝对没有想过有能力策划一起能生动对比暴力与非暴力以强调告别革命的事件来达成目的。但事实就是不依人意志为转移，社会存在的发展也有其独立性的，事件的演变居然真的给了他们这样的机会——此事件成了暴力的埋葬场——原因是暴力的使用，从此后，即使那些本来没有丝毫告别革命思维的人谈到革命也是望而生畏，也正因为其暴力性令人恐惧，于是，告别革命迎来了它的再一个春天。

上文将告别革命论调的演变作了一个简单的梳理，我们可以把它比作一朵花，我不想强调它是罂粟还是牡丹，总之它有一个生长与开放的历程，上文中的两个春天似乎可以被认定为两个标志，前者它抽芽了，后者向我们表明花苞已经在孕育了，我们见证它的开放指日可待。如果要从茫茫世界中再找寻一个事件以象征它开放了，其实也并不是件非分之想。只要从各界告别革命与批判告别革命的论文中随意阅览一遍便知道了，1995年李泽厚、刘再复先生的《告别革命》一书当之无愧是告别革命论点的集大成者，此书的完成与传播标志着告别革命论理论体系已经形成，并且人们已经可以找出大量证据以证明这一论点的真理性。为什么我可以这么肯定的下结论将《告别革命》摆到这样的地位呢？这里只要看看各界文库里保存着不计其数着的对此书的支持或是批评的文字交锋就会理解我了，正如一位网友说的“真正的好文章批判标准不见得是论点的正确，只要看看它引起的争论就可以了”，这句话不是毫无道理的，某种程度来说正是《告别革命》引起的争论之大恰如其分反映了它的影响之深。怪得有人会发出“数星期前阅读海外某某杂志评论先生大作（《告别革命》）之文章，大为惶惑，不知究竟，今承赐寄一册，仔细阅读一字不漏，反复思索，方知此书虽以对话录形式发表，但对中国二十世纪之文化、思想、政治、文艺有极深刻之分析，而对话之中有一完整的思想系统，是我二十四个月以来阅读之专著，对我最有启发的三本书之一”这样的感慨。对于本书的影响，我可以这样说，它依旧是举足轻重的，每一位对革命不吝诋毁之辞的人都或多或少持着书中的诸多论据。既然如此，我想我后面的论述必然并且也自然应当转入引用书中的论点了，当然我引用的论点可能会超出书中的所提及，因为我需要力求全面呈现那些论点。

为了论述的便利以及读者的感官舒适，我将安排这些言论依其观点理由渐次出现，它们会被标号。下面出现的是第一种。

壹。暴力性。李泽厚、刘再复认为认为如果不是“革命”，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也不会如此缓慢。在他们看来“革命只是一种破坏力量”，革命把中国给“弄糟了”，咒骂“革命的残忍、黑暗、肮脏”。的确，作为革命的固有属性，暴力性一直是最为人所诟病的。尤其是当代以来，暴力成为了最为人不齿的用词，充斥社会的各种暴力事件已经令人愈发厌恶暴力了，并且这种厌恶感情与其用厌恶描述，不如说是担忧，是对暴力本身的惶恐。偏偏革命是必须与暴力联系在一起的，这种暴力倒不见得是置人于死地的伤害，但至少是革掉一个阶级的命，也就是说至少是对一方有伤害的，正如李泽厚先生说的“全赢全输，大半赢大半输”，于是这就产生了对革命的畏而远之或是不齿。在历史中找出令人发指的实例不是件困难的事，今年是辛亥革命百年，讨论辛亥革命显然意义重大，所谓辛亥革命，包含着孙文领导的革命者推翻清政府的一系列武装行动，据统计，从1895年至1911年，兴中会、华兴会以及后来的中国同盟会，还有光复会、岳王会等各种革命团体，联合三合会、洪江会等会党势力，共发动了十多次反清武装起义。这些起义中发生大量流血事件，这些事件产生的影响有人这么总结的“满清被暴力推翻，致使道统不存。上世纪中国数人称帝，无数人占地为王。纷纷自诩英雄和救世主，以民主、科学、人民幸福的名义，行使战争和杀戮，战乱频繁，政治败坏，人民涂炭，破坏文化，颠覆道德。”也就是说，辛亥革命的发生本身是一场误会，辛亥革命的破坏力是远远大于其作用的，刘再复先生一席话点得最明白不过了“辛亥革命其实是不必要的。”这里我还要引用两个例子来证明革命的暴力性及残酷性。上世纪七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的冲击力直接令人望革生畏，据统计，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冲击的人达到几亿，几千万人丧失了原先的地位，这场革命几乎点燃了全球，日本当然受到的冲击是巨大的，据百度百科介绍，“日本在1960年代的学生运动逐渐转入低潮后，60年代末70年代初，日本赤军开始登上历史舞台。准确地说，日本赤军共分为“赤军派”，“联合赤军”和“日本赤军”三派，相继在1969年到1971年之间成立。联合赤军在1972年2月29日一次包围战中，被日本警方歼灭，幸存者加入了日本赤军。而赤军则于更早的一次警察突击中被歼灭。”有一些资料显示赤军在革命期间制造了大量的暴力事件甚至包括满门抄斩。在这里我想表示的是，所有的革命运动中都能或多或少找到一些暴力惨剧，并且或许我要再次强调这里革命的定义，我所谓革命与李泽厚先生所指是相似的，即指阶级之间的暴力活动。但恰恰是这种活动的暴力性，令人对暴力唯恐避之不及。

贰。缺乏理性。许多人认为革命是不理性的产物，也就是说革命是冲动的爆发。一篇广为转载的文章《暴力不能带来革命幸福：辛亥革命与清末十年的在反思》中转述康有为梁启超的思想时说“作为曾经的先进代表而后又落后于时代的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曾说，“革命不是最佳途径，共和政体也不是唯一的选择结果。当前应该以'唯一正当之手段，唯一正当之武器'，那就是改良式的君主立宪制”。他们认为，帝制时期的国民“毫无政治智识，毫无政治能力者，不知要求为何物，不知当要求为何事”，即使革命共和了，最终也不过是阿Q式的革命，到“小姐的牙床上滚上一滚””我可能需要继续大段引用，“事实上，一百多年前的大多数国人未必反对皇帝，只是不能容忍满人做皇帝。按钱穆先生的说法，清代施行的完全是一种私心的政治，因为皇帝背后有全部满洲人撑腰。但清朝建国两百多年后，作为统治集团的满族贵族，他们不但不是全体国人的利益代表，在很大程度上连普通旗人的利益都不能代表。但是，为了维护他们的统治，他们总是自觉不自觉的将他们的利益泛化，把原本只是满族贵族的利益说成是全体满族人的利益，并把自己打扮成全体国民的利益代表。可惜的是，在一次又一次的丧权辱国面前，这种代表往往意味着国民的耻辱，更加激发了汉人的不满情绪。这大概就是满人的原罪了。”也就是说，辛亥革命即使是能够带来民主共和思想，但当时的国民状况是不能接受的，所以革命只是冲动而已。有美国学者的观点说，“一个革命运动的发生，不在专制统治的败坏或者压迫到了极点的时候，而反是统治者措意改善，压迫已经减轻、政治趋向开明之后”。此所谓，“高压者不惜增加你的痛苦，但痛苦不能构成不满；痛苦愈是加深，愈无反抗的余地”。革命的开展主导权似乎还是在旧阶级手上，开展革命行动绝不是理性做法。李泽厚先生则似乎更点明了这点，他说““实用理性”要求理性渗入日常生活之中，以“合情合理”、“通情达理”等原则来指导、判断和规范人们的行为活动，维持和延续社会和个体的生存、生活和生命。即使在决裂式的“彻底”反传统思潮中，也仍然可以看得出这种重现实功用、有情感因素、由经验出发的传统理知特色。”他把中国古代流传下来的思想归结为“实用理性”，这种实用理性在李先生看来似乎并不是理性，并且正是这种“实用理性”思维引发了中国近代史上的反传统浪潮，革命也是这个时候被信手拈来的。近些年来，对于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运动这些传统上被认为是追求民族独立的典型的事件开始有了不同评价，很多人为这些事件中出现的盲目反对一切、盲目斗争的作法嗤之以鼻，其观点就是这些行为大大缺失理性，这种观点顺水推舟再发展一番便是这些革命本身也是缺乏理性的产物，是不值得肯定的。

叁。革命之花邪恶之果。这是从革命的结果这一层面上阐发论点的。很多革命的产生似乎的确并没有产生积极的影响，譬如文革这个影响了整整几代人的事件，谁都不能否认，它的后果是不可思议的，包括其破坏性，红卫兵兴起的年代，各地武斗不断，流血事件不断发生，各派间的争斗并不是阶级利益而只是革命权力，文革初期，国家发生了混乱，生产生活一时间陷入动乱之境，尽管这种状况在革命半年后逐步改观，但依然没有产生令人足以宣告革命彻底成功的事实。从统计局得资料我们可以看出，文革期间国家经济曾经进入了倒退，并且在文革期间大量文物被毁、大量文化被破坏、大量学术被中断，从一般意义上说，这不能说不是一个巨大的损失，就是总体上来看，文革似乎也并没有产生预计的有利结果。再拿辛亥革命例举，张鸣评论辛亥革命有言“会党这种中国社会准黑社会的力量，还是冒了头，对革命后的秩序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各地会党公开露面，大开香堂，大散海底，在底层社会建立黑社会的秩序，导致革命党人声誉大坏。……辛亥革命真正给中国带来的变化，既不是风俗的变化，西化的习染，也不是新事物的出现，零星的现代化，甚至也不是制度的革命。”袁伟时列举辛亥革命的破坏时说“1.固有的政治秩序崩溃，外蒙古在沙俄蛊惑下宣布独立。2.由于大量的“民军”、“革命军”涌现，军费突然增加四倍，财政体系崩溃，国库空虚，最严重的时刻，只剩下9万元。3.原有的听命于中央政府的军事系统分崩离析，形成了以地方督军为核心的各自为政的军事强人统军的格局，为日后的军阀混战奠立了基础。”也就是说辛亥革命后，中国并没有产生预料中的民主富强的结果，反倒是陷入了更混乱的境地，军阀的混战令人民依旧民不聊生，并且革命仅剩的优良果实居然被革命中被推翻阶级的代表占有了，也就是在这个层面上，很多人认为辛亥革命失败了。辛亥革命成败且不论，从历史中看辛亥革命，它的结果似乎并不令人满意，甚至把国家带到了更大混乱的境地，这才是事实。法国大革命也是如此，革命推翻前的王朝能够存之几百年，但革命后的政权却是不断更迭，共和国君主国轮番演出，每个人都知道，变故可能只需弹指间，从国家稳定的角度，大革命无疑是邪恶之果了。我想我不需要再列举了，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革命之花与邪恶之果的确是多数人诟病革命的重要论据。

肆。革命在历史中扮演的作用有限。刘再复在《又说告别革命》中说，“我们不仅针对中国近现代的历史，还探讨一个基本理论问题：到底甚么是历史发展的动力与历史的主要内容。人类历史发展的动力与主流是阶级斗争──暴力革命，还是生产力──生产工具的改革？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和其他重要著作中，认为“人类的历史就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认为“革命是历史发展的火车头”，强调阶级斗争贯穿整个历史过程并构成历史的主要内容。我们认为这一基本思想是有问题或者说是有错误的。事实上，在人类历史上，宏观性质的生产关系大改变，如从奴隶制变成封建制，从封建制变成资本主义制度，数千年中仅有几次，更重要的微观性质的生产关系改变则连绵不断。这些连绵不断的改良变革才是历史发展的主要轮廓。而微观性质的生产关系改变，都不是以暴力革命为主要方式。因为生产关系不只是所有制，它还包括许许多多人在生产活动中所结成的各种非常复杂具体的关系。这种关系的调节、改善、组织，是最麻烦的人类基本工作，不是“火与剑”能解决的。”他显然认为革命在人类发展史中作用有限，他用整个人类史的高度以探究革命，他发现革命并不是对历史有巨大促进作用的，相反的，改良更为可取，这是我列举的下一条。

伍。改良的兴盛。很多人认为革命不可取是因为对改良情有独钟，但我或许该指出了，他们实际上已经建立了马基雅维利那样的思维，即革命与改良是变革社会的唯有道路。否定革命当然与他们前提的正确与否毫无关联，他们通过比较革命与改良从而否定革命，这是一条通往罗马之道。众所周知梁启超倾向改良，他说“至草莽有志之士，多主革命之说，其势甚盛，仆前者亦主张斯义，因朝局无可为，不得不倡之与下也。及今年四月以来，皇上稍有政柄，觐见小臣，于是有志之士，始知皇上乃大有为之君，从前十余年腐溃之政策，皆绝非皇上之意。于是同志乃幡然变计，专务扶翼主权，以行新政。盖革命者，乃谋国之下策，而施之今日敝邦，尤为不可行。外患方殷，强邻环伺，恐义旗未举，而敌人已借势而分割各省矣。今皇上之英明仁厚，实鲜有比，苟能有全权，举而措之，则天下晏然，必无惊而新政已行，旧弊已去，国体已立矣。此仆等之初意也。何图为母后贼臣所不容，以至有今日。”他这里从革命的可行性与改良可行性两方面进行比较，发现改良适应社会，而革命则是“国之下策”。上一条目中，刘再复先生从革命与改良的历史作用方面进行比较，得出了“这些连绵不断的改良变革才是历史发展的主要轮廓。”以辛亥革命而言，他在《告别革命》中说“现在看来，中国当时如果选择康梁的改良主义道路或许会好得多，这就是说，辛亥革命其实是不必要的。这样我就否定了孙中山最重要的革命业绩”这就是说，他取了改良而对革命不屑一顾。可见，由改良而否定革命也是“告别革命”的主要论点。

文章进行至此，我想我的列举已经完成了，再次声明，本篇中的诋毁革命的观点我是不认同的，至于论据，我将在后面的篇章中阐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