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人民日报看文革中的"资本主义尾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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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here4news.com/article/1977437

【原创】检索过去的新闻几则，看文革 [ 雪里蕻 ]
我们单位订了新华社1948年以来的稿件全文数据库，闲着没事，我特别喜欢看里面的旧新闻，可以发现不少东西。
其一：关于“割资本主义尾巴”，历来是作为文革的错误政策、四人帮的罪恶来声讨的，可是我用“割资本主义尾巴”检索，出现了以下结果：

第一篇有关“割资本主义尾巴”的稿件是 1972年5月22日新华社稿件：《中共吴忠县委认真看书学习从理论上加深对党的政策的理解提高了执行政策的自觉性》说道：“有一段时间，这个县有些社队取消了社员正当的家庭副业，说这是‘割资本主义尾巴’。。。这件事引起了县委领导成员的深思，他们学习了毛主席的教导。。。”
这是批判“割资本主义尾巴”的。
1973年11月5日新华社稿件：《盐城县委在批林整风中用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广大干部群众》说道：“。。。这个大队由于受到林彪一类骗子‘割资本主义尾巴 '的影响，集体经济一度受到削弱。”
这也是批判“割资本主义尾巴”的。
1975年8月20日新华社稿件：《调查报告：兴和县大养其猪》说道：“在这方面，他们克服了许多阻力，在全县推广大库联大队的经验，大办集体养猪场；同时动员社员家庭养猪，批判哪些把社员家庭养猪说成是‘发展资本主义’，要‘割资本主义尾巴’的谬论。”
这还是批判“割资本主义尾巴”的。
从这个可以看出，至少从1972年开始，四人帮对“割资本主义尾巴”也是反对的。
但是，TMD到底是谁在“割资本主义尾巴”呢？

其二是“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同样，这也是被批判为四人帮罪恶的东西。
用这个关键词检索，得出的结果更加好玩：“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这个说法第一次出现，是1976年12月31日新华社稿件《北京长辛店二七机车车辆工厂以连续一百个月完成国家计划的优异成绩狠批“四人帮”》。
以后就是，所有狠批”四人帮”的稿件，都得搭上“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
可是，文革期间的稿件居然从无此类表述。

从人民日报看文革中的"资本主义尾巴" 编辑本段回目录leqian 2011-03-30

http://www.here4news.com/thread/3353286

虽然这个话题在河里早有人讨论过, 公众网络上也多有流传, 但在我看来其中一些结论问题不少, 难以令人信服. 好在, 亲自动手, 检索一下人民日报全文数据还是个比较简单的事情, 而且这个简单的办法就有不少发现了.

1, 割资本主义尾巴一词最早出现在57年, 大跃进时期.

2, 文革开始至913之前, 出现过三次, 分别是文革伊始的66年6月, 以及68年, 70年. 直到这时为止, "资本主义尾巴"是不好的, "割资本主义尾巴"则是明显正面, 应予肯定的.

3, 接下来, 就是"割资本主义尾巴"被当作极左现象, 受批判的第一个时期, 从71年12月到73年10月, 其中1972年最为集中, 出现了18次之多.

同时, 这也是文革当中的一个纠左期. 根据中央文献出版社的毛泽东传, 1971年12月, 毛泽东批示发出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分配问题的指示; 72年毛泽东参加陈毅追悼会, 解放老干部, 286复出; 而1973年一过就是"批林批孔"了.

4, "割资本主义尾巴"被批判的第二个时期, 是1975年8月的2次.

此时, 邓小平刚刚主持中央工作1个月, 距离"反击右倾翻案风"还有3个月.

另外, 这个时期的论调和上个时期一样, 都把"割资本主义尾巴"的罪责归于刘少奇和林彪.

5, 再往后, 就要从1977年7月开始了, 这时, "割资本主义尾巴"的罪责自然落在了四人帮和林彪身上.

6, 那么, 解放后至文革前, 究竟什么时候实行过"割资本主义尾巴"的政策? 很遗憾, 在这方面人民日报能告诉我们的东西较为零星. 除了为表功而主动上报的1970年或以前的报道外, 具体割资本主义尾巴的例子, 仅仅见于文革后的报道. 这类报道有时候是抽象的讲四人帮及其代表有这类行为, 有时则十分具体, 例如

一九七六年农历八九月间，罗坝公社王河大队的枣子正由青转红，嫩绿的核桃、花茭挂满枝头，柿子、苹果、梨树的枝条也被累累的果实压得低垂了。“四人帮”在礼县的追随者派他的一个亲信来到这里，把大队、生产队干部叫到一起，气势汹汹地说：“先进的大队房前屋后的树都砍了，你们王河留着这些资本主义尾巴，人心向不了农，劳力归不了田。你们不砍，我带着砍，要全部推光头，彻底解放！”他不顾队干部的劝阻，第二天带着二十多人的砍树队上了山，八天八夜，全队一万四千多棵树木和用材树，不分集体的和个人的，也不管长了十几年的老树还是刚刚结果的小树，一扫而光，未成熟的果子撒落在山坡沟洼里。砍完树的当天晚上，王河大队许多人家没有再冒炊烟，有的关起门来睡了几天觉不出工。

不过, 这类报道明显有夸大成分, 离实际情况有一段距离. 我个人猜测, 资本主义尾巴这个词, 无论褒贬如何, 自大跃进后在社会上是流传下来了. 而后来中央政策的左右摇摆, 在基层可能就表现为有时割而有时不割. 割的最后一茬, 根据一些报道事例, 就是在1976年.

7, 人民日报这样的报纸, 批判谁都不免有歪曲罗织的成分. 批判四人帮的报道中, 乍一看让人啼笑皆非的一类可能是这种:

山东省滕县王庄大队是个山区队。过去是：山上乱石滚，山下“三跑”田，粮食亩产只有一百斤左右，每年吃国家统销粮七、八万斤。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他们遵照毛主席“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方针，发扬战天斗地的革命精神，对农、林、牧全面规划，综合治理，绿化荒山，积极发展养羊，壮大了集体经济。“四人帮”肆意干扰破坏党的政策，曾一度把养羊当成资本主义尾巴来割。党支部领导广大贫下中农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农、林、牧并重的教导，同“四人帮”的干扰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他们气愤地说：耕地可以出粮，荒山可以出羊，砍羊如砍粮！

　　为解决林、牧矛盾，大队定期组织放牧员和护林员学习，认清农、林、牧相互依赖的关系，树立为革命护好林、放好羊的思想。他们从全大队三千五百亩荒山中划出三千亩作为林坡，植树造林，留出五百亩作为牧坡，采取幼林封闭，成林开放，轮换放牧的办法。由于正确解决了农、林、牧之间的矛盾，夺得了林丰、羊旺、粮增产的可喜成绩。一九六五年这里荒山光秃秃，仅有一百多只羊，粮食亩产在一百斤上下。到去年(注, 报道当年是1977年, "去年"则是1976年)，已植树六十万棵，平均每户三千多棵；羊存养量八百多只，平均每户五只，集体养羊占半数以上；粮食亩产猛增到六百多斤，对国家的贡献增多了，集体储备粮也大大增加。

这岂非和"十年浩劫"的印象严重不符? 不过要注意, 这个报道还在1977年. 此时毛主席, 农业学大寨, 都还是无可争议的正面形象, 因此虽然有林彪和四人帮的破坏, 但在毛主席的领导下, 在学大寨政策的指引带动下, 畜牧业怎能不克服困难, 得到大发展?! 只消再过两年, 就不是这么回事了.

辨析编辑本段回目录“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辨析

http://www.here4news.com/article/2877944 

　　在锈弦上弹奏

　　自1976年10月以来，对“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宁要社会主义的低速度，不要资本主义的高速度”、“宁要社会主义的（火车）晚点，不要资本主义的正点”等的批判，使人们对毛泽东时代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时期产生了极大的误解，并成为帝国主义和平演变中国的思想基础之一。这里问题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历史真相，另一方面是这些观点本身。

　　第一，关于历史真相，我们首先来看历史资料记载。

　　“宁要……不要……”这个句式在中国新闻报刊上出现的频率，1976年以前不算很高。以1947年至1997年《人民日报》为例，文章中有“宁要……不要……”、“宁愿要……”句式的共255篇，这种句式的文章涉及各方面内容，尤其在涉及国际关系方面更是经常出现，但是，1976年以前不到二十篇，大量出现是在1976年以后。与本文“宁要社会主义的××，不要资本主义的××”相关的有：

　　1976 年10月以前：

　　1950年11月23日新华社电讯：《苏联代表爱伦堡在第二届世界保卫和平大会上 的演说》：

　　【 我相信，美国的生活方式使我苦恼并不下于苏联的生活方式使艾奇逊先生苦恼。然而，我主张和平——不仅与法斯特及罗伯逊的美国和平，而且也与杜鲁门和艾奇逊的美国和平共处。我知道，世界上有许多人不喜欢社会主义。我希望杜鲁门和艾奇逊也该知道：世界上有不少的人宁要社会主义而不要资本主义。】

　　1965年10月6日荣高棠《体育运动要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五千多名来自全国各地、各条战线和各民族的优秀选手，展开了热烈的比、学、赶、帮的革命竞赛。运动会始终突出政治，坚持毛泽东思想挂帅，以比政治思想带动比运动技术，“心怀祖国，放眼世界”，“宁要高风格、高水平的低名次，不要低风格、低水平的高名次”，已经成为参加这次运动会的全体人员的行动准则。】

　　1976年5月10日《北京日报》记者、《光明日报》记者、新华社记者《共产主义幼芽不可摧——清华大学农村分校的调查报告》：

　　【一年前，清华大学在首都南郊大兴县办起一所农村分校，学员实行社来社去，教学实行几上几下，写下了理工科大学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新型农民的新篇章。
……

　　清华大学农村分校是培养亦工亦农、具有一定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觉悟的新型农民的一所学校。他们总是要求学员身体力行，做一个缩小三大差别、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促进派。这些学员经过学习，更加坚定了回到农村干革命的决心。农电专业有个学员，原在农村当了二十年的电工。经过一年学习之后，决心回去亦工亦农，和私有观念实行决裂。去年三夏他回队实践时，带头破除了当地电工的四个旧习惯：一破干活吃请；二破干活拿额外补贴；三破到点下班的雇佣观念，什么时候有活什么时候干；四破电工不参加集体农业生产劳动的旧习惯。他回队第二天早上两点多，就拿着镰刀跟社员一起下地割麦子。贫下中农称赞他上大学才几个月就变样了。他回答说：“有了技术就搞特殊，不参加劳动，这是资产阶级法权。”

　　清华大学农村分校的学员们，学习期间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结合实践，刻苦学习业务技术，较快地掌握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基本文化技术本领。去年九月，学员回社队实践。据不完全统计，三百个学员在短短的一个月时间里测量规划了农村道路一百一十四条，一百九十一公里；规划排灌渠道二百九十二公里；搞了现代化固定喷灌十亩，活动式喷灌规划一千亩；地下管道测量布置六千九百米；参加设计或试制、改革成功了双向犁、十五尺宽平地机、小麦播种机、气流清选脱粒机、轮胎装卸机等农机具十项；修了扩大机四十二台；设计了农村建筑八千平方米，还为社队举办了农水、农电专业短训班。农水专业学员入学不久，就到一个治河工地上，以河道为课堂，开始了测量课的教学。在短短十天里，边干边学，共完成了十六公里多的河道纵横断面测量任务，向工程指挥部提交了一百九十张纵横面测量图纸，学会此类工程的测量操作和计算本领。农建专业学员王廷起，原来是一个四十岁的社员，他在学校学习期间，运用新学到的知识，一年之中，就为自己家乡的生产大队，规划测量了一个三百亩的果园，设计了一个能养一千头猪的养猪场和一个大队新村的建设蓝图。

　　贫下中农看到这样的大学生，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他们指出：走资派诬蔑这样的学校拖“四个现代化的后腿”，完全是胡说八道。我们农村宁要这样一个大学生，也不要那种有着“高深学问”而走资本主义道路、不为我们服务的一百个大学生。四个现代化要靠那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来实现，只能“化”到资本主义黑道上去。广大贫下中农急切地盼望这些新型大学生回乡后同他们一起战斗。当这批学员毕业时，他们所在的区、县和公社以至生产大队，都组织群众敲锣打鼓地欢迎。中共大兴县委员会，组织了五千名干部、社员来欢迎他们。这一事实，又一次说明了共产主义的幼芽，有着千百万革命人民的爱护和浇培，它的生命力是无限的。走资派想摧折它，只能是蚍蜉撼树，枉费心机。】

　　在这个时期《人民日报》报道的记载里，没有关于“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宁要社会主义的低速度，不要资本主义的高速度”、“宁要社会主义的（火车）晚点，不要资本主义的正点” 等说法。

　　此外，在宋永毅主编，美国《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编委会编纂，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制作及出版的《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中，检索“宁要……不要……”，“宁愿要……”，无信息。检索“宁可要……”，得到一条信息，即：

　　1966年 7月11日《刘少奇听北京师大——附中工作组汇报时的指示》：

　　【“招收新生，要选政治上好，学习上好，身体上也好的。……政治上反动，政治很坏，功课再好也不能升学，宁可要政治上较好，学习上不好的。”】

　　总之，从《人民日报》的报道和汇集了党和国家领导人在文革期间讲话的《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中均无“宁要社会主义的××不要资本主义的××”这类记载。从1976年10月以后批判所谓“四人帮”的内容来看，唯1976年5月10日《北京日报》记者、《光明日报》记者、新华社记者《共产主义幼芽不可摧——清华大学农村分校的调查报告》一文与此有点关联。这篇调查报告的结论为：“我们农村宁要这样一个大学生，也不要那种有着‘高深学问’而走资本主义道路、不为我们服务的一百个大学生”，涉及当时的教育革命，而非工农业等多个领域。

　　1976年10月以后：

　　1976年11月3日新华社《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永开革命车/“毛泽东号”机车组三十年来在三大革命运动中作出了重要贡献》：

　　【三十年来，“毛泽东号”机车组一直是抓革命、促生产的模范。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他们在带头造走资派的反的同时，一直坚持业余闹革命，认真贯彻执行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方针。他们紧跟毛主席的战略部署，遵照敬爱的周总理的指示，把机车开到大江南北，热情宣传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指示，团结广大群众，批判修正主义，搞好铁路运输，发展了革命和生产的大好形势。“毛泽东号”机车组的工人们，一向重视严格遵守革命纪律，遵守合理的规章制度。他们说，铁路是一部大的联动机，是社会主义国民经济的大动脉，破坏无产阶级纪律，就会影响大局。“毛泽东号”机车组能够创造三十年安全行车三百万公里的全国最高纪录，就是因为他们有高度的政治觉悟和组织纪律性，有对人民极端负责的主人翁精神。这个机车组的工人在批判“四人帮”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罪行时说，“四人帮”反党集团为了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对积极抓革命、促生产的单位，对大干社会主义的干部、工人，大扣帽子，乱打棍子，竟然胡说什么“宁可要社会主义的晚点，也不要修正主义的正点”。这帮一不会种地、二不会做工的吸血鬼，这样疯狂地破坏我们的社会主义生产建设，其罪恶的目的，就是要瓦解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经济基础。这是一帮妄图扭转历史车轮倒转的反革命。他们如此倒行逆施，必然要被人民革命的列车轧得粉碎。】

　　1976年11月25日教育部大批判组《毛主席的教育方针岂容篡改 ——批判张春桥的一个谬论》：

　　【一九五七年，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明确规定：“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一九五八年，毛主席又指出：“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劳动人民要知识化，知识分子要劳动化。”毛主席为我们党的教育工作制定的这一方针，是根据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学说，总结了国内国际教育领域阶级斗争的正反两方面经验而提出来的。“四人帮”反党集团，为了把教育变成他们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工具，千方百计地歪曲、篡改和破坏毛主席的教育方针。去年十一月八日，张春桥在一次谈话中，摇头晃脑地说：“一个是培养有资产阶级觉悟的有文化的剥削者、精神贵族，一个是培养有觉悟的没有文化的劳动者，你说要什么人？我宁要一个没文化的劳动者，而不要一个有文化的剥削者、精神贵族”。

　　在这里，张春桥别有用心地抛出“两种人”的谬论，举出一个 “有文化的剥削者、精神贵族”，一个“没有文化的劳动者”让你挑，这正是毛主席所痛斥的“形而上学猖獗”的一个典型例证。按照张春桥的逻辑，要么是“有文化的剥削者、精神贵族”，要么是“没有文化的劳动者”。在他那里，“有文化”和“劳动者”完全成了两个互相对立的概念，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天底下是根本没有的。张春桥就是这样用他精心设计的拙劣圈套，来歪曲和篡改毛主席的教育方针以达到破坏教育革命的目的。应当看到，张春桥散布的这个谬论不是孤立的。在工业战线上，“四人帮”散布什么“宁要社会主义的低速度，不要资本主义的高速度”，“宁要社会主义的（火车）晚点，不要资本主义的正点”；在农业生产上，他们还散布什么“宁长社会主义的草，不栽资本主义的苗。”他们就是妄图从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两个方面，把人们的思想搞乱，把社会主义搞垮，从而达到他们篡权复辟的罪恶目的。

　　……

　　张春桥叫嚷：“宁要一个没有文化的劳动者”，这是在明目张胆地宣扬取消智育，鼓吹“读书无用论”，实质是极右的。……

　　……

　　“四人帮”鼓吹“读书无用论”，反对青少年学生学文化，实际上是在继续搞资产阶级的文化专制主义。毛主席早就提出：资产阶级顽固派“他们的出发点是资产阶级专制主义，在文化上就是资产阶级的文化专制主义。”“他们不愿工农在政治上抬头，也不愿工农在文化上抬头。”（《新民主主义论》）“四人帮”就是这样的资产阶级顽固派。他们“宁要一个没有文化的劳动者”，就是不许劳动人民掌握自己创造的文化科学知识，妄图使工人、贫下中农永远处于没有文化知识的愚昧状态，而让他们这帮祸国殃民的害人虫永远骑在劳动人民头上，为非作歹，称王称霸。他们所主张的实际上仍然是孔老二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那一套。这就充分暴露了“四人帮”同广大工人、贫下中农处于何等尖锐对立的阶级斗争状态之中，他们是劳动人民不共戴天的死敌。】

　　1976年11月26日新华社《全国工交战线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形势大好》：

　　【工人们说，这些家伙一不会做工，二不会种田，三不干实事，吃着劳动人民种的粮，穿着劳动人民缝的衣，专门摇唇鼓舌，颠倒是非。他们制造了许多蛊惑人心的口号，什么“不为错误路线生产”，什么“宁要社会主义的低速度，不要资本主义的高速度”，大搞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在理论上、思想上肆意制造混乱。…… 他们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干着反革命的营生。他们是钻在革命队伍中的反革命，干得出国内外阶级敌人想做而做不到的事，连香港的一家报纸也说，他们应当得到国民党反动派的大勋章。】

　　1976年12月3日新华社《人大常委在第三次会议分组会上发言热烈欢呼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为中国革命立下了丰功伟绩》：

　　【他们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他们一贯用的是形而上学的、片面的、逻辑上讲不通的而富有破坏性的手法。例如，“四人帮”常说“宁要社会主义的低速度，也不要资本主义的高速度”，“宁要没有文化的劳动者，不要有文化的剥削者”，“宁愿两年不搞生产，也不能一时不搞阶级斗争”，等等。】

　　1976年12月16日新华社《狠揭猛批“四人帮”保证安全正点运行/天津铁路分局运输生产越来越好》：

　　【根据毛主席、党中央和周总理对铁路工作的重要指示，去年天津铁路分局大抓安全正点运输，一举扭转了铁路运输的被动局面，全分局各项生产指标创造了历史最高水平。但是“四人帮”却恶毒地抛出“宁要社会主义晚点，不要修正主义正点”的反动口号，说什么“干劲越大，错误越大”，肆意破坏铁路运输的大好形势。】

　　1976年12月19日本报讯《教育部开座谈会揭发批判“四人帮”破坏教育革命的严重罪行》：

　　【“四人帮”篡改毛主席亲自制定的“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的教育方针，疯狂地同无产阶级争夺青少年一代。张春桥说：“我宁要一个没有文化的劳动者，而不要一个有文化的剥削者。”“四人帮”在辽宁的那个死党也叫喊，要培养“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人。“四人帮”篡改毛主席的教育方针的罪恶目的，一方面，是要培养一批象《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的作者那样为他们篡党夺权卖命的反革命小丑；另一方面，是要实行愚民政策，不让广大工农子女掌握社会主义文化，以利于他们复辟资本主义。】

　　1976年12月 19日《又一发炮弹》（未署名）：

　　【几年来，王张江姚一伙插手铁路工作，千方百计破坏捣乱，胡说什么：“宁要社会主义的晚点，不要资本主义的正点！”这是赤裸裸地破坏革命和生产的黑话。本来，只要有火车，总会有“正点”和“晚点”。把火车的运行情况，分为什么“社会主义的”和“资本主义的”，岂非奇谈怪论！再说，“晚点”较之“正点”，总是不好，“四人帮”却给它罩上“社会主义”的帽子，难道社会制度愈先进，火车愈要晚点吗？】

　　1976年12月29日任竹《把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热烈欢呼毛主席的光辉著作〈论十大关系〉公开发表》：

　　【“四人帮”所搞的一套，同毛主席《论十大关系》的光辉思想是根本对立的。他们反对毛主席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伟大任务，反对周总理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在四届人大宣布的在本世纪内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这伙祸国殃民的害人虫，发明了一种“卫星上天”必然“红旗落地”的荒谬理论，攻击我们党“把发展国民经济，实现四个现代化作为蛊惑人心的大旗”，甚至叫嚷“宁要社会主义的低速度，也不要资本主义的高速度”，“阶级斗争抓好了，就是颗粒无收也不要紧”。按照他们的逻辑，大干社会主义有罪，破坏社会主义有功，真是反动之极！】

　　1976年12月30日新华社记者、本报记者《深批“四人帮”，加速农业机械化——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讨论加快农业机械化步伐的问题》：

　　【对于这样一个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大事情，祸国殃民的“四人帮”却跳出来横加指责，肆意破坏，抓起“唯生产力论”的帽子到处乱扣，压人整人，胡说什么“宁要社会主义的低速度，不要资本主义的高速度”。他们把低速度和社会主义连在一起，这与张春桥的卫星上天、红旗必然落地是同样的混帐逻辑。】

　　1977年1月6日胡鉴《斥假洋鬼子》：

　　【他们不准各条战线积极建设社会主义的广大干部、群众革命。农业学大寨，他们说：“为什么要学人家的？”不准！工业学大庆，他们说：“大庆‘两论’起家是假的。”不准！你要搞好交通运输，他们说：“宁要社会主义的晚点，不要资本主义的正点。“不准！你要实现四个现代化，他们说：卫星上天，红旗一定落地，不准！总之，一律不准革命，谁革命，谁就是“反革命”！】

　　……

　　（太多，大致相同，从略。）

　　其他刊物部分：

　　《人民教育》1977年第1期刊登的署名任翔 《揭发批判“四人帮”诬陷、迫害周荣鑫同志的罪行》一文中记载了：

　　【一九七五年冬和一九七六年春，“四人帮”违背毛主席指示，另搞一套，向教育阵地猛扑过来，他们首先从周荣鑫同志身上开刀，妄图打开缺口，进而疯狂打击、诬陷敬爱的周总理和邓副主席。十一月初，张春桥公开跳出来向周荣鑫同志挑衅，周荣鑫同志据理斗争，就教育路线问题同他当面进行辩论，张春桥理屈词穷，以至气急败坏地狂叫：“我宁要一个没有文化的劳动者”。】

　　但是，在《新华月报》1977年第9期刊登的署名袁丁的《危乱见坚贞 倔强对奸佞——彻底清算“四人帮”诬陷、迫害周荣鑫同志的滔天罪行》一文中，又未提及此点。

　　1979年7月29日邓小平在接见海军党委常委扩大会议全体同志时的讲话（《邓小平文选》1983年版）：

　　【我们的政治路线就是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四人帮”提出“宁要穷的社会主义，不要富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如果老是穷的，它就站不住。】

　　《百年潮》2002年第2期，傅颐：《周荣鑫的最后岁月》摘要：

　　【11月8日晚，张春桥找周荣鑫面谈教育形势。周荣鑫任教育部长期间，张春桥没有找他谈过话，这是第一次，也是惟一的一次。一见面，张春桥就说：“你周荣鑫当教育部长，写报告，从来就不报给我，就报给国务院。”

　　……

　　张春桥接着又来了一句：“你写的那些东西，都讲了些什么？”

　　周荣鑫解释道：“我只是讲学校是学文化的地方，教师要传授文化知识，学生得学习。现在学校的学生不学习，尽看些像《少女之心》那样乱七八糟的书。”

　　张春桥说：“《少女之心》有什么了不起！解放前上海的大街上到处都是。你管得了吗？”

　　周荣鑫说：“那也不能什么文化知识也学不到啊！学校上完了，等于白上，那不就成镀金了嘛！”

　　周荣鑫的反驳引出了张春桥那段臭名昭著的话：“我宁可要一个没有文化的无产阶级，我也不要一个有文化的资产阶级。我宁可要社会主义的草，也不要资本主义的苗！”

　　周荣鑫仍坚持说：“春桥同志，你这么说我不同意。学校总得要学文化。”

　　张春桥火了：“你就是九头牛也拉不回来！我没法跟你谈！反正我的话你也听不进去。”

　　谈话进行了约两个小时，两人争得面红耳赤。……谈话不欢而散。】

　　结论：综合上列资料，最早记载有所谓“四人帮”关于“宁要……不要……”的出处的应为：

　　1、《人民日报》1976年11月25日署名“教育部大批判组”的《毛主席的教育方针岂容篡改——批判张春桥的一个谬论》一文：

　　【去年十一月八日，张春桥在一次谈话中，摇头晃脑地说：“一个是培养有资产阶级觉悟的有文化的剥削者、精神贵族，一个是培养有觉悟的没有文化的劳动者，你说要什么人？我宁要一个没文化的劳动者，而不要一个有文化的剥削者、精神贵族”。】

　　2、《人民教育》1977年第1期署名任翔的 《揭发批判“四人帮”诬陷、迫害周荣鑫同志的罪行》一文：

　　【十一月初，张春桥公开跳出来向周荣鑫同志挑衅，周荣鑫同志据理斗争，就教育路线问题同他当面进行辩论，张春桥理屈词穷，以至气急败坏地狂叫：“我宁要一个没有文化的劳动者”。】

　　从查阅资料看，所有有关所谓“四人帮”“宁要……不要……”的文章（包传记文学作品）均出自这里，与当时的教育革命形势相关，也即是说，张春桥可能确实对周荣鑫说过“宁要一个没文化的劳动者，而不要一个有文化的剥削者、精神贵族”的话。但是，因为这两篇文章也是批判时引用，并非讲（谈）话记录原文，笔者只是结合1976年5月10日《北京日报》记者、《光明日报》记者、新华社记者那篇《调查报告》的结论判断张春桥有可能说过此话。其它诸如“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宁要社会主义的低速度，不要资本主义的高速度”、“宁要社会主义的（火车）晚点，不要资本（修正）主义的正点”、“宁愿两年不搞生产，也不能一时不搞阶级斗争”等等，应属后来的人的推论或写文章的人的猜想了。1976年11月3日新华社那篇有关“毛泽东号”机车组批判“四人帮”的文章中涉及的“宁要…不要…”属引用（引用哪里的未知）而非出处。

　　（说明：因本人手中资料有限，如有人提供出处明确无误的资料证明这些说法确系“四人帮”在位时所言，本人当立即纠正文中相关结论。）

　　第二，关于这些安放在“四人帮”头上的观点本身。

　　这些加诸“四人帮”头上、实质指向文化大革命的说法归纳起来主要有：“宁要一个没文化的劳动者，而不要一个有文化的剥削者、精神贵族”、“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宁要社会主义的低速度，不要资本主义的高速度”、“宁要社会主义的（火车）晚点，不要资本（修正）主义的正点”、“宁愿不搞生产，不能不搞阶级斗争”这几个。这里之所以称实质是指向文化大革命的，在于后来确实出现了把那个时期称为“‘宁要社会主义的草’的年代”的说法（1987年6月12日人民日报），就如那个时代曾被指鹿为马地冠上“割资本主义尾巴”一样。 2004年一篇题为《毫不动摇地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文章就写道：“‘文革’期间，甚至提出‘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把个体经济都作为资本主义尾巴割掉，非公有制经济几近消亡。”（2004年4月6日人民日报）以及“我们曾经历过一段‘宁要没有文化的劳动者’的扭曲的年代”（2003年9 月26日人民日报）等等。

　　按照中文对“宁要……不要……”涵义的解释，这种句式一般用来表示在特定的语境中比较两方面的利害得失后选取一面，并非指事物只有两种状态。最早有《楚辞·渔父》：“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谓之“宁死不屈”，它表示的是一种决心，而非指只有死路一条。现代的“宁可站着死，也不跪着生”，同样不表示“站着”就一定得“死”。还有如“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也并非指“为玉”就得碎，“为瓦”就是全。因此，在当时被批判的那些说法中，有的也并非就真的那么荒谬。尤其是：在“一个没文化的劳动者”和“一个有文化的剥削者、精神贵族”之间比较，选择某种人不过是反映不同阶级立场的人对这个问题的不同看法罢了，站在各自的阶级立场上，结论是十分清楚的，这句话并非指劳动者就一定是没文化。而刘少奇在1966年7月讲的“宁可要政治上较好，学习上不好的”，也不是指政治上好的学习上就一定不好，否则，不也是“臭名昭著”了吗（《百年潮》语）？

　　事实上，二十多年后的今天，历史倒是真的通过那些“有文化的剥削者、精神贵族”大搞教育产业化，实实在在地检验了是谁“ ‘宁要一个没有文化的劳动者’，就是不许劳动人民掌握自己创造的文化科学知识，妄图使工人、贫下中农永远处于没有文化知识的愚昧状态，而让他们这帮祸国殃民的害人虫永远骑在劳动人民头上，为非作歹，称王称霸。”（1976年11月25日人民日报）

　　这些被批判的说法的荒谬之处实际上在于草与苗、低速度与高速度、晚点与正点等等相互间的关系，同劳动者与剥削者之间的矛盾关系根本就是不同领域的事物，把本属生产力范畴的内容与生产关系及上层建筑的内容搅和在一起强加给被批判者。

　　但是，所以会造出这些说法，也确实存在着一个个十分精巧的、不大为人们察觉的陷阱。这就是：在把不同领域的事物搅和在一起使人产生一种荒谬的感觉基础上，把“宁要社会主义的××不要资本主义的＋＋”变幻成“只能要社会主义的××不能要资本主义的＋＋”来批判，其居心十分叵测，使人们在不知不觉中滑向这样一个认识的误区，即：“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是＋＋”。例如：

　　“几年来，王张江姚一伙插手铁路工作，千方百计破坏捣乱，胡说什么：‘宁要社会主义的晚点，不要资本主义的正点！’这是赤裸裸地破坏革命和生产的黑话。本来，只要有火车，总会有‘正点’和‘晚点’。把火车的运行情况，分为什么‘社会主义的’和‘资本主义的’，岂非奇谈怪论！再说，‘晚点’较之‘正点’，总是不好，‘四人帮’却给它罩上‘社会主义’的帽子，难道社会制度愈先进，火车愈要晚点吗？”（1976年12月19日人民日报）这里，作者向人们暗示着：只要有生产或者技术，总会有高低之分，把生产水平的高低分列为“社会主义的低”和“资本主义的高”，是一种奇谈怪论！不过，这种奇谈怪论是谁制造的很值得深思，因为这种宣传实际上为日后的“不问姓社姓资”埋下了伏笔，当时却无法引起人们的注意。

　　“他们把低速度和社会主义连在一起，这与张春桥的卫星上天、红旗必然落地是同样的混帐逻辑。”（1976年12月30日人民日报）张春桥在什么地方表现过“卫星上天、红旗必然落地”的混帐逻辑了？没人知道，文章作者也没说。但作者却硬把不知道“他们”在哪里说的“低速度”和社会主义连在一起了，还顺便批了一把“卫星上天红旗落地”是吓唬人的。

　　1983年一篇署名“王澈”的文章进一步向人们循循诱导说：“‘穷’不是好事，似乎容易弄清。如果因为穷与革命相联系就说它是好事，那么，革命难道不是要消灭贫困？既然要消灭贫困，又怎能说贫困是好事？其实这里要说的不过是，贫困可以刺激人们起来消灭它，从而变穷为富。这是坏事向好事的转化，并非意味着穷本身是好事。这个道理虽然很简单，但在‘文化大革命’中，却确实出现过这样的论调：因为据说富起来以后就会变得不革命（即所谓‘修’）了，于是就宁愿要 ‘穷社会主义’以保持革命性。这就越发说不通了。”（1983年8月17日人民日报）

　　可以看到，近二十多年来的历史已经昭示了：正是自那以后，“贫穷”、“没文化”、“草”、“低速度”、“晚点”等等，在观念形态上就总是被人刻意地将其与“社会主义”、毛泽东时代联在了一起，而“富裕”、“知识”、“高速度”、“正点”等等，则被鼓吹成了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专利。由此对社会主义进行了彻底的抹黑！

　　于是，在不许“穷的社会主义”与“富的资本主义”争论中，我们的社会被一步一步引向了“一切向钱看”的境地，进而出现了新的“宁要……不要……”，例如，对大学生 “宁要劳力，不要智力”（1987年6月23日人民日报）、工程承包商“宁愿要质量差价格低的”产品（1984年6月24日人民日报）、干部超生“宁要 ‘香火’，不要党票”（1989年2月4日人民日报）、企业招工“宁要武大郎，不要穆桂英”（1989年2月10日人民日报）等等。总之，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第二届世界保卫和平大会上的“宁要社会主义而不要资本主义”（1950年11月23日人民日报），已被彻底颠倒过来。1997年11月，中国海外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孙文杰在香港中资企业研讨国企改革座谈会上就以《解放思想 大胆实践》为题说：“文化大革命中‘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这种极左的口号，今天是不公开叫嚷了，但在社会现实中，这一思想枷锁仍然紧锁着一些人的头脑，宁愿让国家永无休止地给一些连年亏损的企业输血，也不设法打开方便之门，让其受到收购或兼并，甚至清盘或破产”（1997年11月3日人民日报）。真是够狠的了！

　　有意思的是，就在这些资料中，我们也读到了这样的批判，请看：

　　“工人们说，这些家伙一不会做工，二不会种田，三不干实事，吃着劳动人民种的粮，穿着劳动人民缝的衣，专门摇唇鼓舌，颠倒是非。他们制造了许多蛊惑人心的口号，……大搞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在理论上、思想上肆意制造混乱。……他们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干着反革命的营生。他们是钻在革命队伍中的反革命，干得出国内外阶级敌人想做而做不到的事，连香港的一家报纸也说，他们应当得到国民党反动派的大勋章。”（1976年11月26日人民日报）

　　“他们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他们一贯用的是形而上学的、片面的、逻辑上讲不通的而富有破坏性的手法。”（1976年12月3日人民日报）

　　“他们不准各条战线积极建设社会主义的广大干部、群众革命。农业学大寨，他们说：‘为什么要学人家的？’不准！工业学大庆，他们说：‘大庆两论起家是假的。’不准！……总之，一律不准革命，谁革命，谁就是‘反革命’！”（1977年1月6日人民日报）

　　“手中无真理，身边无群众，靠的就是搞阴谋诡计，就是说空话、唱高调。但是，×××尽管可以利用手中的权利指鹿为马，却未必能画饼充饥。讲完空话，唱完高调……于是这些‘人肉筵宴’的厨子们就更凶狠地向人民举起了砍刀，更残酷地剥削人民。但是，鲁迅还说过：‘捣鬼有术，也有效，然而有限，所以以此成大事者，古来无有’！”（1976年 12月19日人民日报，文中×××原指“四人帮”。）

　　可见，事物的发展总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2005年我们还看到了一种似曾相识的“宁要××不要××”。2005年2月2日人民日报刊登署名高云才的《水利局长的“碗”（经济漫笔）》一文指出：

　　“近日，浙江省主要负责人表示，宁要慢一点的经济发展速度，也不追逐放大资源需求的经济发展。应该讲，这是明智的科学选择……在资源约束面前，只有表现出应有的警觉和理性，社会经济发展才能表现出可持续的势头，而不是一时的奢华繁荣。”

　　看来，无论所谓“四人帮”是否说过“宁要社会主义的低速度不要资本主义的高速度”，但是，宁要社会主义全面均衡发展的“慢速度”而不要资本主义癌细胞裂变式的快速度却在二十一世纪开始被人逐渐认识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