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路上》的精神史

　　《在路上》的精神史

　　□张 闳

　　一个幽灵，一个垮掉的幽灵，在北美大陆徘徊。半个世纪以来，这个幽灵将其昏暗惨淡的辉光，洒向一代又一代人的人生道路上，形成了20世纪后半叶人类精神文化的奇异景观。

　　1957年，美国作家杰克·凯鲁亚克发表了小说《在路上》，这部小说后来被视作所谓“垮掉的一代”的精神宣言书。一群美国青年，漫无目的地漂泊在美国大地上。他们过着一种脱离了惯常轨道的生活，酗酒、吸毒、四处流浪。他们介乎流氓与圣徒、浪荡子与朝圣者之间。没有信念的信念，就是他们的宗教。在西方古典文化走向黄昏的背景下，这些文化游离分子在路上投下的长长的身影，则是对古代东方哲人和游方僧的片面模仿。主人公迪安·莫里亚蒂半夜三更喝得烂醉，在街头喊出了他们的困惑和质问：“人类啊，你的道路是什么样的呢？无外乎是圣童的道路，疯子的道路，虚无漂渺的道路，闲扯淡的道路，随你怎么样的道路。”这或许可以理解为一种现代主义风格的哈姆雷特式的质问。“垮掉的一代”游走在路上，只有行走，没有目标，混合着颓废与反叛的双重精神，构成了二战后一代人的精神特质。

　　《在路上》的出版，在当时的美国乃至西方世界，都是一个重大的精神事件。当时的中国人并没有机会了解这一事件。在这一年，中国人有更多的事情要做。况且，“在路上”有什么值得可说的呢？《我们走在大路上》，就是那个时代的中国人的精神宣言。尽管都在道路上行走，但后者是阳关道，前者是独木桥，彼此泾渭分明。

　　事实上，在几年之后，《在路上》就有了中文节译本，译者署为石荣（即黄雨石、施咸荣合译），1962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不过，这个译本是作为内部发行的“黄皮书”中的一种，只有极少数人能读到。这一阅读禁忌，让广大中国民众失去了一个了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腐朽没落的机会，并很可能因此而缺乏抵御西方没落的“文化病毒”之感染的免疫力。此后的情况的确证实了这一点。

　　经过“文革”高潮时期的混乱，一些内部发行的“黄皮书”流落到民间，其中就包括《在路上》。一批经历过“文革”造反运动的年轻人，以炽烈的热情秘密传阅着这些“黄皮书”。据当事人回忆，他们甚至手抄了这部几十万字的作品。尽管流传的范围并不大，仅限于北京、上海知青群体中的少部分人，但引发的精神裂变的力量却是难以估量的。一些人被书中那些被禁锢的思想和情感所蛊惑。时为知青的芒克、彭刚等人在看了《在路上》后，甚至模仿着离开知青点，去四处流浪。当然，他们很快穷途末路，不得不求助于当地警方，才得以返回。这些人当中的一部分，日后成为中国当代文化史上的重要角色，如北岛、多多、芒克、赵振先等“今天派”群体。

　　对于1970年代初的这些知青来说，“在路上”，显然并不是当时主流观念中的那种被组织起来的集体行走，也不是在某种狂热信念驱使下的“文革”大串联，而是一种对惯常道路的偏离和叛逃，是行走在漫无目的的迷途中的怅惘和游移，还混杂着一丝朦胧的希望、一种漂渺的诱惑和冲动。他们从革命家庭、“知青点”、生产建设兵团逃离，将自己抛掷在路上，但并未能赢得更多的希望。诗人北岛在一首名叫《路》的诗中写道：“路啊路/飘满红罂粟”，此间隐约散发出一种凯鲁亚克式的精神气息。但他们还称不上是“垮掉的一代”，而更像是“迷惘的一代”。

　　“文革”结束后，官方媒体也发现了年轻一代人对于人生道路的焦虑。一场关于“人生之路”的大讨论由是展开。1980年，《中国青年》杂志上发表一篇署名“潘晓”的“读者来信”，标题为“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当信仰的虚热退烧之后，年轻一代精神虚脱，已经无力上路。这些被信念的道路抛弃的孤儿，在歧路上啜泣。主流文化对《在路上》式的精神难题的积极回应，是将青年规劝到国家经济建设的“新长征”大道上，鼓励他们沿着校园“熟悉的小路”晨读，在“画着大问号”的小道上勤奋工作，借此建立起新的理想主义价值体系和乐观主义人生态度。但也依然有人不爱在人群拥挤的路上行走。

　　崔健的摇滚乐是北岛所吟唱的“在路上”的主题在1980年代的回响。“脚下的地在走，身边的水在流”（《一无所有》），“我要从南走到北，还要从白走到黑”（《假行僧》），“走过来，走过去，没有根据地”（《新长征路上的摇滚》），这种散漫的和毫无希望的行走，无助而又无望的宿命感，成为一代人的精神状态的缩影。他们才是1980年代中国的“垮掉的一代”。

　　与此同时，“在路上”的经验本身，也发生了裂变。来自台湾的新的文化趣味，开始向校园文化渗透。由歌手齐豫演唱的作家三毛的诗歌《橄榄树》，在1980年代中期的大学校园里流行。它几乎成为那个年代的中国大学生的毕业歌。这首流浪主题的歌谣，赋予“在路上”以另一种含义，它将流浪的冲动和意义，归结为来自“远方”的某种召唤，而神秘的异域情调的橄榄树，抹去了“在路上”的黯淡色调，给这一主题染上了一层温情、感伤和罗曼蒂克的油彩。于是，它变得很容易被更多的年轻人所接受，并从“垮掉的一代”中分化出来“小资一族”，成为日后“小资文化”重要的精神源头。

　　然而，作为小说的《在路上》，对于当代中国小说的影响，反而相对滞后。这是一个奇怪的现象。1980年代，袁可嘉主编的一套《外国现代派作品选》（上海文艺出版社），是国内公众了解西方现代文学的主要渠道。《在路上》作为西方现代派文学的代表性作品之一，一些主要段落，如第一部第一章，第二部第四、第五、第八章的片断，公开刊载在这套丛书的第三册（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中，其译文即是选用了黄雨石、施咸荣的“黄皮书”本。通过这个文本，作家们已经了解了凯鲁亚克和《在路上》。受《在路上》影响比较明显的，是王朔的小说。王朔本属于“今天派”诗歌群体的遥远的观望者，直接或间接的影响是自然而然的事情。然而，这个人似乎并不真正热爱“在路上”的状态，而是更乐意于做一个无所事事的“守望者”。所以，与其说王朔是凯鲁亚克的模仿者，不如说是塞林格的传人更恰当。在先锋小说家中，马原和余华分别在其小说《零公里处》和《十八岁出门远行》中，对《在路上》做出了一种半真半假的模仿，略略做了一个“在路上”的假动作之后，旋即回到了“上下都很平坦”的“活着”的状态。真正说来，王小波是“在路上”的一个更典型的行者。但他的小说写作和产生影响，却是在1990年代以后的事情。

　　1990年代，《在路上》又出了两种版本，1990年漓江出版社出版的陶跃庆、何晓丽译本，1998年漓江出版社出版的文楚安译本。据称，后者为全译本。我们终于得以完整地一览凯鲁亚克这部名作的全貌。然而，与此同时，“在路上”精神经过了1990年代“小资”式的柔性化之后，开始变得亲善起来。这一代人的精神时尚，既不是垮掉和堕落，也不是浪漫和希望，而是混合了波希米亚和布尔乔亚两种文化精神的所谓“背囊族”的文化消费。他们也将《在路上》奉为精神教科书。“背囊族”行走在康庄大道上，既不是无望的自我放逐，也不是愤怒的精神叛逃，更不是未知的心灵历险。相反，它成为一种时尚，一种结合了旅游、健身、休闲等诸多时尚元素的流行运动。道路成为一种时尚消费品，被“背囊族”的捷足所消费。

　　1970年代生人组成的麦田守望者乐队，其精神毕竟是塞林格和凯鲁亚克的混合物，另一方面，其演唱风格则像是崔健和“小虎队”的媾合。一首《在路上》听上去就是对崔健的柔软化模仿。从精神柔软化的层面上讲，“背囊族”一代人的生存状态看上去像是“在路上”，而也有人将其本质描述为“在床上”。过一种舒适、慵懒、安全的“床上”生活的同时，又渴望有某种冒险刺激。“在路上”只是其在有安全保障前提下的惯常生活的一次小小的越轨，是为自己百无聊赖的日子准备的一份鲜美的调味品。总体上说来，称得上是一次有益于身心的愉快旅程。小资歌手许巍的专辑《在路上……》，唱出了这种慵懒中的几分忧郁的情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