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思和从“文革打手”到“色眼看世界”的变迁

陈思和从“文革打手”到“色眼看世界”的变迁　　

　鲁迅　先生在《上海文艺之一瞥》中，曾经说过：“无论古今，凡是没有一定的理论，或主张的变化，并无线索可寻，而随时拿了各种各派的理论来作武器的人，都可以称之为流氓。”　　

中国是一个盛产流氓的地方。上海学者朱大可，直接用“流氓”作为他的立论与解析中国文坛的基础，充分显示出一个上海学者对自己的清醒认识，对同行的鞭辟入里的判断。　　

按此标准，陈思和非常适合于一个“流氓”的定义。当然，我们在这里用朱大可的解释，就是说流氓并非是一个在刑事犯罪概念里的元素，而是用鲁迅的定义烛照出的一种精神上的变色龙的质地。　　

陈思和有一部“中国当代文学史”，其中对文革文学部分的叙述，充满着常识性的荒谬，与鸵鸟式的选择态度。　　

正是因为陈思和这种别有动机的对文革文学的遮掩，导致中国文革文学研究，成为世界文革研究中的一个非常薄弱的环节。　　

可以说，中国文革研究在海外，同样，中国文革文学的研究，绝不在国内的　那些　教授们的讲义里。　　

一直奇怪陈思和为什么对当代文学的研究，要回避掉文革那一段，甚至，他还不如北大洪子诚的中国文学研究，更理性地对待文革期间的文学。在陈编写的教材中，文革正统出版的文学著作，除了有限的如《金光大道》提到外，其他的根本没有提及。　　

这样写的文学史，显然是对历史的一种不负责任，对中国文学的不负责。　　

为什么会出现的原因？陈思和为什么如此惧怕去直面文革期间的文学？　　

其实，我们有必要把陈思和发表在“朝霞”1976年第6期上的一篇文章拿出来，从中发现陈思和一生所使用的思维方式与逻辑特征是如何在这样一篇的抨击“XXX”的檄文早已潜伏了基调。　　

[引文开始]　　

且谈“黄绢之术”　　

凡看过《孙悟空三打白骨精》的人，都知道“黄绢之术”是白骨精为吃唐僧肉使出的最毒一招。它是在妖怪的一系列的“术”都遭到破产后出笼的。白骨精善于伪装，它一会儿化作美丽的少女，手捧白馍，诱以物质刺激；一会儿又变成慈悲的翁媪，哭哭啼啼，用眼泪骗取人们的信任。当这些花招在具有一双火眼金睛的孙悟空面前相继失败后，就使出了最后一招。请看：好端端的天空突然冒出了一朵彩云，彩云里飞出一条黄绢，悠悠晃晃，向唐僧的头顶飘荡下来，上面写道：“佛心慈悲，切忌杀生，再留悟空，难取真经。”黄绢者，佛旨也。既然是佛祖降罪，警惕性不高的唐僧则很容易受骗上当。结果，降妖的坚强战士被赶回了花果山，“妖为鬼蜮必成灾”，唐僧在假天王庙里被捉，差点丧失性命。　　

小小一条黄绢，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危害性呢？推想起来，黄绢的功能，无非是造谣。不过这个谣决非是一般长舌之妇在街头巷尾所能造出来的。它有它的特点：一是来势大，黄绢是借佛祖的名义传下来的，不由对方不信。这也是所谓“人民受大谎的骗比受小谎的骗更容易”吧。其二是貌似公正，乍看起来，“佛心慈悲，切忌杀生，”，好像反对一切暴力行为，不偏不袒，颇为折中。其实，只要仔细读下去，真相也就大白了：“再留悟空，难取真经。”说穿了，就是以“取真经”为名，不准孙悟空对妖怪实行专政，至于妖怪吃人，那是天经地义，当然合法罗。公允之状掩饰着猖狂的进攻，堂皇之貌包藏了离间的祸心。　　

曾几何时，白骨精的“黄绢之术”从神话境地传到了现实世界。从古到今，从中到外，一切反动派无不是这样的“谣言世家”。“白壁何辜，青蝇屡前，群轻折轴，下沉黄泉，”唐朝诗人李白就对当时儒家保守势力的造谣行径发出悲愤的抨击。到了中国大地上激荡起社会主义革命风雷之时，党内更有那么一些“精生”于腐朽没落的资本主义白骨堆上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跳出来兴风作浪。君不见，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XXX，不正是把散布谣言作为他们搞右倾翻案的一个重要手段吗？去年夏季前后，他们抛出谣言，配合向无产阶级进攻；今年春天，他们又抛出谣言，掩护反扑。这些政治谣言都是由X记谣言公司炮制出来的，XXX就是一个最大的谣言制造者。这些谣言利用了人民群众对毛主席对党中央的热爱，具有较大的欺骗性。同时，它又是反动阶级的垂死挣扎，就在谣言猖獗之时，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剑出鞘”了，他们公然在天安门广场上制造法西斯的暴乱，赤裸裸地张开了妖怪吃人的血盆大口。真是今非昔比，白骨洞里出产的“黄绢之术”，显然“高明”，但在X记谣言公司的产品面前，也不由得相形见绌了。　　

然而，正如鲁迅所说：“捣鬼有术，也有效，然而有限。”白骨洞里出产的“黄绢之术”固然一时也能蒙蔽唐僧，但最终不是被孙悟空口吐神火，烧得原形毕露吗？而今，试看全国上下同仇敌忾，批X的神火遍地燃烧，战无不胜的马列主义如同锐利的火眼金晴，使亿万工农兵在尖锐复杂的斗争中识别一切伪装的敌人；又如同无敌的千钧大棒，扫灭妖雾魔焰，澄清万里尘埃，指引人民把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进行到底。一小撮制造反革命谣言的现代“ 白骨精”们，在这场革命风雷中的命运，能比神话中的好些么？痴心妄想。[引文结束]　　

这个《朝霞》杂志是什么概念？陈思和在《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中提到：“受‘四人帮’及上海市委控制的《朝霞》丛刊”。　　

通过陈思和自供状式的历史背景的提供，我们知道，1976年，年仅22岁的在一家图书馆工作的陈思和同志，自投罗网，投入到由“四人帮”控制的杂志，抡起了他的继承于姚文元、青出于蓝、更甚于蓝的大棒，祭起了帮八股的帽子工厂产品，用火药味十足的语言，疯狂地扫射，痴癫地乱砍，浑身上下洋溢着一副痛打落水狗的豪气与派头。这篇文章，估计当时会让很多人看得毛骨悚然，战栗不止，足以使巴金这样的老作家心胆俱寒，发出生不如死的慨叹。幸好，巴金撑过来了，而没有被陈思和的大棒吓倒。　　

当然陈思和可以辩解道，他那时候还年轻，世界观还没有确立。但是，我觉得年轻不应该成为你赤膊上阵、充当打手的理由。你如果自己认为自己年轻，尚未形成基本的世界观，你完全可以超然物外，静观事态，没有必要把自己的大名署在这样一篇没有什么文采、也没有什么逻辑推理、纯粹是胡乱攀附、罗织罪名的文章中。论年轻，在同样的年龄上，也出现了受到陈思和激赞的遇罗锦、遇罗克这样的清醒者，为什么你陈思和却在这样的年龄上如此的糊涂、如此地把握不了自己、如此地与那些先行者们差距巨大呢？　　

中国有一句俗语，“从小看八十”，对于陈思和这一篇写于22岁的文章，我们倒有必要细细地品味一下，从中倒可以看到影响了陈思和一生的思维方式。　　

富于喜剧意味的是，陈思和对文革文学采取鸵鸟式的视而不见的方式，是不是与他自己在文革期间的不光彩的行为有关呢？　　

是否他想对文革期间的所有文学，采用“封堆”式的处置方式，将它们一古脑地埋入地下，不让人们一睹呢？　　

是不是他想表现他与文革期间的“我”彻底地划清界限，从而洗清他的写作历史上曾经有过的行使文化暴力的污点呢？　　

然而，从考据学的角度，陈思和的早期的战斗檄文，却决定了他的一生的研究思维特征。从这个意义上讲，他的这篇早期的文章，就不仅不应该像陈思和自己所干出的那样，采取“封堆”式的佯装不知，而是应该拿出来，从中来分析一下这篇文章与之后陈思和的文体风格，存在着何种内在形式与逻辑风格上的一致性。也许这样，才可能把日后风光八面、但又误人子弟的陈思和的真正本色，给照耀得难以遁形。　　

从《且谈“黄绢之术”》一文中，我们看出该文与陈思和今后的研究特征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一是不懂文学，政治挂帅。　　

《朝霞》杂志，文革期间究竟属谁控制，　陈思和　教授自然比谁都清楚，这也就不提它了，但它至少属于文学杂志，里面刊载的文章，至少应该有一点文学色彩。　　

文革期间浩然的作品，至少还使用的是文学语言。但陈思和这篇大作倒好，通篇皆是干巴枯燥的政治术语，估计全文大部分是从“四人帮”的帮八股里抄袭过来的，与上海的　朱学勤　教授以抄袭为已任的伟大作为可谓是异曲同工。　　

既然你的杂文是发表在文学杂志上，那么，你的杂文至少要有一点文采，但通观陈思和的文章，我们几乎看不到一点文采，而只有政治上的术语的堆砌，而这却决定了陈思和大半生的思维方式和用笔风格。　　

陈思和对当代文学的研究及之后的习惯思维方式，可以说，是始终以政治的立论来决定文章水平的高下。　　

比如，陈思和在《我们的抽屉——试论当代文学史（1949—1976）年的潜在写作》中，在分析了文革期间文学的“六个层次”之后，武断地作出结论：“以其文学性及思想内容而言，愈靠近民间者愈具有文学史的历史及美学价值。在一些特殊的年代，潜在的写作具有比公开发表的创作更值得保存的艺术品质。”　　

在这里陈思和信奉的依然是一种题材决定论，而不是艺术中心论，在他的武断的简单化的思维方式中，是凡在文革期间属于潜在的也就是不公开发表的文学作品，一律要比那些公开发表的作品具有价值。　　

可以看出，陈思和是用题材本身来决定文学水平的低劣与高低。这种思维方式，是与文革期间他的思维习惯一脉相承的。　　

在“四人帮”统帅文坛时期，陈思和是站在那些所有的出版的文学角度的，在他的眼里，那些潜在的文学无疑是毒草，属于反革命的，这时候，陈思和眼里的艺术品质，是那些受到帮八股首肯与赞扬的文体。　　

一旦四人帮垮台了，当年的出版物，立刻没有艺术价值了，而陈思和很快转换了自己的立场，立刻宣布，那些“潜在的写作”要比当年的公开文学出版物更有艺术品位。可见，在陈思和的思维里，存在着一种非此即彼的政治先行的模式，考察文学的艺术品味，不是去深入探讨文学本体的艺术内涵，而完全是用一种政治的框架与模式，去套用纷繁复杂的文艺现象。　　

即使如文革期间的公开文学，浩然的《金光大道》与谌容的《万年青》就不可同日而语，浩然的文学中有着丰满的人物，而谌容的文革小说里只有概念化的图解。按陈思和的思维方式，他现在对这些文革期间公开出版物，采取一视同仁的态度，都认为它们是没有任何艺术价值，这本质上都反映了陈思和骨子里的继承于文革思维的政治挂帅的帮八股遗毒。　　

二是胡乱攀附，乱扣帽子。　　

陈思和文革期间的战斗檄文，让我们充分见识到了陈思和无中生有、乱扣帽子的超级才能，让我们看到了他把没有关系的事情生拉硬扯地联系到一起的超高本领，其“无知者无畏”的大言不惭实在令人叹为观止。比如，在陈思和的文章中，那个假冒圣旨的“黄绢”，被陈思和别有用心地运用时，却拉扯到“谣言”上去，实在令人感到牵强附会，缺乏基本的说服力。可以看到，陈思和从年轻的时候，就有超高的主体觉醒意识，兴至所来，根据自己的需要，任意地改编原意，为我所用，然后扣上帽子，进行毁灭性地打击。　　

这样的才能，陈思和在离开文革之后，依然原封不动地保留着。因为这个世界上“狼行千里要吃人”的“本性难移”的真理，并不是随随便便就可以被打破与砸烂的。　　

随便地找一个例子。　　

在陈思和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中，对《铁道游击队》有一段这样的评述：“主要英雄人物（刘洪）与一个准风尘女子（芳林嫂）的恋爱也变得可以理解。”　　

这一段评论简直令人触目惊心。什么叫风尘女子？我想就是卖身的女人吧，实在搞不明白，一个支持抗日的女人、一个曾经无畏地与侵略者战斗的女人，至少应该算得上的民族英雄吧，怎么到了陈思和的笔下，突然变成了一个“准风尘女子”呢？　　

究竟是陈思和的学术浅薄，不知道“风尘女子”的涵义，还是他有意向抗击侵略者的民族英雄进行蓄意地泼污水呢？　　

我查了一下“铁道游击队”原著，无论如何看不到芳林嫂有任何的“风尘女子”的行为。再看看芳林嫂这个人物的原型，更是一个典型的良家妇女，连与游击队员恋爱的事都没有。　　

可以说，陈思和在这里充分显示出他用“色眼看世界”，便看到天下皆色的的本色与本性。　　

在陈思和的文学评论中，屡有如此这般的惊人之语。他在对《骆驼祥子》的评析中，声称“祥子”是一个个人主义者，其立论的基础就是因为祥子很欣赏自己，看看陈思和的分析：　　

“祥子一出场的时候就相信：我的身体多美，我多么健康，这就是从根本上肯定一个人，所以说祥子是一个个人主义者。”　　

按陈思和的逻辑推理，世界上任何一个健康的人，都是个人主义者，而凡是不健康的人，都不是一个个人主义者。　　

陈思和的文学评论中充满着这些从常识来讲，都很荒唐的简单推理，如果他仅仅是在文学评论界，用他的文革遗风，进行胡乱攀附的话，那么，只会给中国文化界徒添几份笑料而已，但现在可怕的是，他竟然是一个高等学府的教授，编写着充满着失实与臆断的教科书，我们就不由不担心，陈思和这种个人品性上的先天性欠缺，将会产生怎么样的遗害众生、误人子弟的可怕后果。　　

三是学术浅薄，理论不经。　　

陈思和在建构他的学术理论体系的时候，有几个他屡屡要加以提及的理论体系，比如，他发现了战争词语对中国文学的影响，其实，用战争词语来表现人类的行为，是中国人的传统，比如，中国的传统房中术中，就用“采战”来表示男女交媾，并不是新鲜的玩艺，但陈思和却像发现了新大陆似地，专门写出长篇大论，来公布他的所谓的新发现。实在令人大跌眼镜。　　

陈思和的另一个自命不凡的发现，就是对“民间话语”的确认。但是，陈思和在论述时，连他自己都被他所确立的“官方话语、知识分子话语、民间话语”这样的分割法，搞得七荤八素，捉襟见肘。他在一篇文章中为了捍卫自己的理论的千疮百孔，不得不声明，他的所谓民间立场，只存在于文学作品中。原来讨论来讨论去，陈思和的民间话语，只是文学中找到的一个非常狭隘的虚拟的概念。　　

陈思和很可笑地把是凡写到民间风俗的地方，都看着是民间话语。——其实，这本身就是一种不完全归纳法，只有陈思和这样头脑混乱的学者，才会分出这样的类型，所以，他一直被这样的分类死死地牵制与压制住，使他本人很滑稽地成为他的理论的牺牲品。　　

按照他的这个理论，浩然的文艺作品，恰恰是用民间话语对庙堂理论的超越与反拨，但是，陈思和在论述到浩然的文学时，却视而不见浩然文学中的民间生动场景的还原与再现这一醒目的优势，将他的民间话语理论弃置一边，充分反映出陈思和学术建构的苍白与无力，更看出他在进行文学理论阐述时的选择性失明。　　

可以说，看陈思和的文学理论是一件很悲哀的事，他的文笔缺乏尖锐与深刻性，他对文学的认识相当浅薄，只不过是政治挂帅下的图解而已，他的教科书缺乏基本的“识力”，而他所谓独创的一些文学理论，充其量像是小儿科的拼凑而已，根本不能反映当代文学的本质。比如他对莫言的判断，沿袭了中国文学界对莫言的共性的偏见，认为莫言学习的是《百年孤独》，但莫言明明在自己的访谈录中提到，他在写《红高粱》之前，根本没有看过《百年孤独》，好像是说，当时这个小说还没有翻译出版到中国来，而《红高粱》中的情节与描写，都来自于前苏小说《静静的顿河》，但陈思和就没有办法对此作出正确判断，所以，对陈思和的文学史写作，不仅读者嗤之以鼻，就是被评论的作者，估计也是不以为然的吧。从某种意义上讲，陈思和的文学研究，属于一种垃圾式的研究，没有任何的价值与意义，就像文革期间他写的那篇文章一样，迟早被扔入无人问津的垃圾堆。这就是陈思和让人感到可悲的地方，而被他嘲讽的浩然，却会凭着他塑造的人物形象，永载中国文学史册。　　

历史就是如此的残酷，也是如此的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