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杂论

《水浒》杂论　　

　 　

著者；沙黑　　

　 　

目录　　

　 　

一，《水浒》叙事艺术　　

构思立局　　

间隔避犯　　

事波险妙　　

照应穿插　　

宾主冷热　　

无一人心头无事　　

四丈夫不同　　

斜飞穿射　　

狮兔虎嫂　　

同类相准　　

奇正相生　　

过接有致　　

开合消缴　　

一人有一人之传　　

褒贬固在笔墨之外　　

背敷反激　　

各自兴奇作怪　　

全书在胸，因缘生法　　

经营预定，洒墨成戏　　

酒店与文学　　

故事张力　　

自然社会的全景图　　

　 　

二，《水浒》人物系列之一　　

小人物系列　　

泼的女性系列　　

“好妓女”李师师　　

开篇人物符号　　

赃官污吏系列　　

泼皮豪强系列　　

     　　

三，《水浒》人物系列之二　　

王进走，史进来　　

史进义气，全书神髓　　

气象莽然，人中之佛　　

真罗汉，真兄弟　　

英雄可怜，逼上梁山　　

空有其志，时运不济　　

两番小试，一群好汉　　

宋江悲剧，千秋功罪　　

真天神，真英雄　　

草泽野气，梁山之胆　　

卑微正直，精细冷酷　　

是大嫂，是大虫　　

性情中人，真实不虚　　

鸡鸣狗盗，人尽其才　　

　 　

四，《水浒》文化小识　　

成书年考　　

后半之功　　

施耐庵与戏曲　　

村，庄，镇，州　　

《水浒》职官一览　　

　 　

五，《水浒》版本刍议　　

版本演变之一般　　

理性的判断　　

初看“容与堂本”的问题　　

《发凡》的启示　　

对前十回诗的考察　　

“二潘”故事的性描写　　

金圣叹或有古本　　

对第二十四回插诗的考察　　

　 　

六，《水浒》作者之谜　　

施彦端就是施耐庵　　

《施耐庵墓志》是真的　　

关于“钱塘施耐庵”　　

关于“东都施耐庵”　　

关于“白驹施耐庵”　　

关于《施氏族谱》　　

关于《云卿诗稿》　　

关于施氏立谱、建祠、认祖　　

“述元”是何人？　　

《水浒》中的方言　　

《水浒》中的九个“张”字　　

　 　

　 　

　 　

　 　

　 　

　 　

               一， 《水浒》叙事艺术　　

　 　

人们历来推崇《水浒》的叙事艺术，但对博大精深的《水浒》叙事艺术的深入研究和阐释，不可能有一个人能把它一劳永逸做完。金圣叹对《水浒》的评点，少量是对宋江等人的社会批评，多数是对全书叙事艺术的发现和阐释。金圣叹使用的，是中国传统的“文章理论”，所谓“天下之文章无有出《水浒》右者”，并无西方“结构主义”、“形式主义”这些分门别类自成一家的专门理论，但中国的“文章理论”内容极其丰富，可以说，其中早就包罗万象地含有了西方这些理论的要素要点，而《水浒》的写作本身也实际上有着这些艺术自觉，“真为文章之总持”，因此才有金圣叹的发现和评点。金圣叹说“《水浒》之文精严，读之即得读一切书之法”。《水浒》叙事艺术是中国“文章艺术”的一次大发挥，金圣叹的评点本身也是中国“文章理论”的一次大运用。所以，金圣叹的评点本身也是一座金矿。面对中国文学和中国历史，谁也无法绕开《水浒》这部小说；面对中国的叙事艺术理论，谁也无法绕开金圣叹。胡适以其“五四”的锐利批判精神，推崇过“把圣叹的总评和夹评一齐删去”的新式标点符号的《水浒传》，同时又以“何等眼光！何等胆气！”赞扬了金圣叹对于《水浒传》的某些品评，而另一方面，他又说“读书的人自己去研究《水许》的文学，不必去管十七世纪八股选家的什么‘背面铺粉法’和什么‘横云断山法’”，这就又把金圣叹一笔抹去了。我们看了金圣叹关于《水浒》叙事艺术方面的点评后觉得，对金圣叹还是不能置之不顾的。本章所罗列者，就是金圣叹对《水浒》叙事艺术的一些很不错的发现。　　

　 　

1，构思立局        　　

作一小文，有构思立局，作这样大一部《水浒》，更费构思立局。金圣叹说，一般人只知道“有才者始能构思”、“有才者始能立局”，却不知“古人用才，乃绕乎构思以后”、“绕乎立局以后”，直至“绕乎琢句、安字以后”，这正是“苟且与慎重”的不同。也就是说，构思、立局、琢句、安字，都不是一次完成的，都要经过前前后后的反复考虑推敲。否则，就是“未尝经营于惨淡，聩然放笔，自以为是”，其实“无法于手，无耻于心”。真正文章的“圣境、神境、化境”，“非陡然、卒然之事也”，是“窈窈有思，摇摇有局，铿铿有句，烨烨有字”的。他说，有“文成于易”的“才子”，有“文成于难”的“才子”，像庄周、屈平、马迁、杜甫、施耐庵、董解元这些大文学家，都是“文成于难”，写书时“其才前后缭绕”，反复构思立局、推敲篇章字句，往往“若干年布想，若干年储材，又复若干年经营点窜，而后得脱稿”，其中富有“无数方法，无数筋节”，他们写成一书时都已“心绝、气尽、面犹死人”。　　

构思立局要用的功夫，首先是“能尽人之性”，认知天地人生的奥秘，所谓“赞化育，参天地”，使“胸中先有缘故”，而后方能左手有“量万物之斗斛”，右手有“裁世界之刀尺”，至于能“叙一百八人之性情、气质、形状、声口”，不过是这种胸中大才的“小试”罢了，而能做到“字有字法，句有句法，章有章法，部有部法”，也是极其自然的事情，“随手所触，都成妙笔”。　　

西方结构主义理论，是把一部不管多长的小说，都看着是一个句子的膨胀延伸，干脆把对结构特点的分析称之为“句法学”。无独有偶，并且早就有这个观点的是，金圣叹认为，“《水浒传》二千余纸，只是一篇文字。中间许多事体，便是文字起承转合之法”，而“神理”所在，“正如《论语》之一节两节”。《论语》是以孔子的只言片语组成的，这些只言片语皆是“佳构”，如“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其文有“交互而成”之妙，“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其法有“传接而出”之理，《庄子》《史记》都不过“以此数章，引而伸之，触类而长之者也”，都是《论语》句式的膨胀延伸，《水浒》自然也是这样。一部书，他看成一篇文章，再进而看成《论语》中的一个两个句子。西方结构主义大师若见到金圣叹这番话，当会把这位中国古人引为知音。不过，中国古人是点到即止，不再深入做成一个独立的理论体系，而是如鱼入水怡然自得地把自己化进了中华“文章之法”的汪洋大海，大而化之，是很潇洒的。　　

比如，为何开篇先写了一个洪太尉？是为了“以洪信骄情傲色，楔出高俅蔡京”。又比如，他说“不写一百八人，先写高俅，是乱自上作也”，并且“高俅来，而王进去矣。王进去，而一百八人来矣”，认为这些都出于作者的构思立局，这说得也是不错的。以至于认为于洪太尉所遇一虎一蛇，是为了楔出下回书的跳涧虎陈达白花蛇杨春，而此二人的早早出场，又暗示了一百八人都是蛇虎，“皆非好相识”，这样的说法，似也并非牵强附会，陈达杨春确实是全书第一次出现的“强盗”，是后来书中众多好汉出场的先声和象征。　　

金圣叹说，从宋江这个最重要的人物“直在第十七回”才出场，便知作者“胸中已算过百十来遍”。如果是轻易下笔，必定是在第一回便写宋江，文字就是一篇“直账”，没有了“擒放”。又说，晁盖出场，也已在第十四回，这样一个“提纲挈领之人”，到这时才出场，足见作者是“有全书在胸而后下笔著书”的，必然把一百八人“轮回”地放在“眉间心上”考虑了无数回，经过非一朝一夕的“经营”，才最终这样作出布局安排的。　　

    　　

2，间隔避犯 　　

间隔的提出，是在第四回。金圣叹说，“最难最难者，于两番使酒接连处，如何做个间架”，“读者一番方了，一番又起，其目光心力亦接济不及”，“今忽然拓出题外，将前文使酒字面扫刷净尽，然后迤逦悠扬走下山去，并不思酒”，“真断鳌炼石之才也”。是说鲁智深酒后闹五台山共是两次，而且越闹越大，作者不能让这两次紧接一起，须得当中间隔开来才好。　　

鲁智深第一次闹酒之后，书中有长长一段诗（“容与堂百回本”与“袁杨百二十回本”全然不同，但诗都很长），说的是“但凡饮酒，不可尽欢”之意。金圣叹认为，这里设一长诗，就是为了起“间架”的作用。他说，“夫千岩万壑、崔嵬突兀之后，必有平莽连延数十里，以舒其磅礴之气；水出三峡，倒冲滟预，可谓怒矣，必有数十里迤逦东去，以杀其奔腾之势。今鲁达一番使酒，真是捶黄鹤、踢鹦鹉，岂唯作者腕脱，兼令读者头晕矣，此处不少息几笔，以舒其气而杀其势，则下文第二番使酒，必将直接上来”，不但使文章不好，也有损鲁达这个人物形象。这里，既说的是文气起伏和人物塑造的“写作学”，又说的是阅读愉悦的“接受学”。　　

这首长诗之后，我们看书中还有两层具体的“间架”，一是让叙事人插进来说了一句话：“再说这鲁智深自从吃酒醉闹了这一场，一连三四个月不敢出门去。忽一日，天气暴热……”，这句话一张一合，拉开了时间上的距离，并自然转入了新的一轮叙事；二是详细描写了鲁智深闲逛市镇的情况，如何看到了“清明上河图”式的街市景象，忽然想起找酒吃，但在发现酒店之前，先发现了铁匠铺，于是与铁匠谈生意，那个铁匠真是个好铁匠，技术又好，又会做生意，鲁智深就订做了禅杖戒刀，并注意到铁匠铺隔壁有个父子客店；离了铁匠铺他的注意力又回到找酒店上，可几家酒店都不肯卖酒给他，延宕得自然而有趣，鲁智深不得不动了个脑筋，走到村镇边上，在“牛屎泥墙”的村酒店里骗吃到了酒，作为意外收获还吃到了狗肉，并带了一条熟狗腿回寺，不想在山门前就酒力发作，二次闹起酒来，把金刚都打坏了。所以，在两次闹酒之间，一是有“三四个月”的时间的“间隔”，二是有小市镇上曲曲折折丰富多彩的空间的和人事纠缠的“间隔”，加之如画之笔，大有别致，读者“目光心力”也就休息了过来，于是满怀兴趣去看他的二次闹酒了。这确实是匠心独运，“间架”得好。　　

 二番闹酒后，鲁智深离了五台山，投东京大相国寺去。这就产生了两头“都在和尚寺里”，又需要“间隔”开来的问题。于是就用大闹桃花村“间隔”开了两头的和尚寺。但这个故事造成了一种很大的反差。因为鲁智深既做了和尚，又刚从和尚寺里出来，将投到另一个和尚寺去，完全是一个出家人。出家人却进了桃花村，这“桃花”一词是有特定象征意义的。鲁智深不但进了桃花村，并且又进而“忽投到新妇房里”，假冒新娘，把满心来做新郎的小霸王打了一顿，这对一个和尚来说，行为实在是很奇特。金圣叹说，这个故事是为了“特特避却和尚寺”，用别的方法也是可以的，不必一定要新妇房里去，而竟然就到了新妇房里，作者之才真是“龙跳虎卧”。这里，金圣叹提出了一个“避”的概念。　　

随后，在第六回的评语中，金圣叹提出了与“避”相对的“犯”的概念。他说，大闹桃花村是“别生一回不在丛林之事以间隔”两寺，固然是艺术，而接着又写了一个瓦罐寺，更是艺术。“夫两回书不欲接连都在丛林者，才子教天下后世以‘避之’之法也”，“而中间反又加倍写一丛林者，才子教天下后世以‘犯之’之法也”。不过，桃花村之后的这个丛林，却与五台山以及大相国寺都很不同，所谓“两头两个丛林，极其兴旺，中间一个丛林，极其败落，写得笔墨淋漓，兴亡满目”，成“一时奇观”，后来又用一把火将瓦罐寺烧净，真是随手而起，随手而灭，作者之才是“翻江倒海”了。　　

 在第十二回的评语中，金圣叹对“避”与“犯”之间的关系，作了进一步探讨。他说，不要死板理解“避”诀，应当懂得“犯之而后避之”。所以，“行文非能避之难，实能犯之难也”，“将欲避之，必先犯之”。他举的例子是“林冲买刀后，紧接杨志卖刀”，“以一口宝刀照耀武师者，接手便又以一口宝刀照耀制使。两位豪杰，两口宝刀，接连而来，对插而起”，却又“一字不犯，譬如东泰西华，各自争奇”，真是“特特铤而走险”。也就是说，不要怕写相似的事情，只要写得全然不同，便能互相辉映。　　

 他在“读第五才子书法”里，又区分了“正犯法”、“略犯法”。“如武松打虎后，又写李逵杀虎，又写二解争虎；潘金莲偷汉后，又写潘巧云偷汉；江州城劫法场后，又写大名府劫法场；何涛捕盗后，又写黄安捕盗；林冲起解后，又写卢俊义起解；朱仝雷横放晁盖后，又写朱仝雷横放宋江”，这些就是“正犯法”，“故意把题目犯了，却有本事出落得无一点一画相借，以为快乐也”。而“林冲买刀，与杨志卖刀；唐牛儿与郓哥；郑屠肉铺，与蒋门神快活林；瓦罐寺试禅杖，与蜈蚣岭试戒刀”，就是“略犯法”。也就是说，“犯”有深浅，皆当“犯”而能“避”。“犯”，就是相似相同，“避”就是不似不同。相对来说，“避”容易些，“犯而能避”，同中有异，相似中有区别，就不容易了，而《水浒》恰恰做了许多不容易的文章，所以金圣叹为之大赞。　　

　 　

3，事波险妙 　　

金圣叹在第十回批语中说，“文章之法……有先事而起波者，有事过而作波者”，所以，有“眼光在后，此文之起，自为后文，非为此文”的，有“眼光在前，此文未尽，自为前文，非为此文”的。　　

写酒生儿李小二夫妇，并不是要写林冲在沧州牢城有这样的相识，而是为了写出后面李小二夫妇偷听到了与林冲有关的重要情况，所以，写李小二，就是“先事而起波”。又比如，林冲山神庙前杀人之后离开现场，走到一处地方，庄家不肯把酒给他吃，他的表现是用花枪挑了火块去烧人家的胡子，并用花枪搅火炉，为何不是别样表现，而偏要突出花枪呢？原来，这花枪在前面的故事中是十分醒目的，先是用它挑了老军的酒葫芦去打酒，后来是“挺着花枪”杀出山神庙，连搠差拨富安二人，“把枪搠在地里”，用刀杀了陆虞侯，最后是“提了枪”，投东而去。花枪是物，却凝聚着林冲的一股英雄气，到杀了三人而去时，“其势犹尚未尽”，所以事后又一再地让它跃然纸上，“以杀其余怒”；林冲醉倒后，追赶他的庄家发现“花枪亦丢在半边”，这些，就是“事过而作波”。 “先事而起波”，也就是他在“读法”里说的“弄引法”，“一大段文字，不好突然便起，且先作一段小文字在前引之”，其依据是庄子说的“始于青萍之末，盛于土囊之口”，还有《礼记》说的“鲁人有事于泰山，必先有事于配林”。“事过而作波”，也就是他在“读法”里说的“獭尾法”，意为“一大段文字后，不好寂然便住，更作余波演漾之”，其事例是武松打虎下岗，遇着两个猎户，虚惊而安；血溅鸳鸯楼后，写武松城濠边“月明之下看水”，幽凉之极。　　

 文章本贵波澜起伏，叙事更当如此，《水浒》常将事件波澜写得惊险动人。　　

 金圣叹注意到，在写江州劫法场这回书里，对行刑这一天（第六日）写得特别详细：早晨先差人去十字路口打扫法场，饭后点起兵丁刀杖刽子手，给有五百余人，都在大牢门前侍候，巳牌时分，狱官禀请，然后是知府亲自来做监斩，黄孔目把犯由牌呈堂，当厅判了两个斩字，又将芦席片贴起来，然后是大牢里把宋江戴宗两个匾扎起，将胶水刷了头发，绾个鹅梨角儿，各插上一朵红绫子纸花，驱其青面圣者面前，各吃了长休饭永别酒，辞了青面圣者神案，转过身来，搭上利子，六七十个狱卒这才把宋江戴宗推拥出牢。这还不够，又写到十字路口的情况，二人如何一个面南背北，一个面北背南，只等监斩官来；接着又写众人争看二人犯由牌，先看宋江如何，次看戴宗如何。接着是知府到了，只等时刻一到就要处斩。使读者从“第六日”三字起，“读一句吓一句，读一字吓一字”。金圣叹于是说，读书之乐，“莫乐于替人担忧”。江州劫法场这段书，可算是把文章波澜做足了，写出了惊险。而在第四十二回，宋江受到赵能赵得二人的追捕，文字达到了“险妙绝伦”的地步。金圣叹总结说，“险能生妙”，“险绝”才能“妙绝”。他研究说，一般认为“写急事不得多用笔”，以防“其事缓矣”，而《水浒》正相反，“写急事不肯少用笔”，为什么呢？他发现“少用笔，其急亦遂解”。这时文字是节省不得的，叫做“极不省法”。金圣叹说的这些，以今天人们熟用的术语来说，就是“悬念”的制造和“延宕”的运用。《水浒》上述两段书给读者鲜明的视觉印象和张弛有度的心理期待。劫法场一段有如电视剧，缓中藏急；追捕一段有如电影，险象环生。它们各用其理、各造其境，浑如自然，堪称典范。　　

　 　

4，照应穿插 　　

在“误入白虎堂”这段书中，有“林冲连日闷闷不已，懒上街去”一语，金圣叹批道，“一路叙衙内设计，作者手笔忙极矣，不能更折到鲁达一边去。夫林冲出门而不寻鲁达，然则林冲为何如人哉？计无复之，而竟公然下一笔云‘懒上街去’，便将鲁达许多棘手推过一边，干干净净”。在“宋江吟反诗”这段书中，“浔阳楼饮酒后，忽写宋江腹泻，是作者惨淡经营之笔。盖不因此事，便要仍复入城寻彼三人（戴宗、李逵、张顺），则笔墨殊费；不复入城寻彼三人，即又嫌新交冷落也”。这些，便是人物关系的照应。　　

 在“风雪山神庙”这段书中，“两次照应火盆，则明林冲非失火也；止拖一条棉被，则明林冲明日原要归来，今止作一夜计也”。在“江州劫法场”一段书中，吴用让戴宗送假信，戴宗出发后，吴用忽然想到了假信有误，接着又算到这必然害了宋江戴宗二人，于是连忙布置人马下山赶往江州。这些，就是情节发展的照应。　　

 “最先上梁山者，林武师也；最后上梁山者，卢员外也。林武师是董超薛霸之所押解也，卢员外又是董超薛霸之所押解也，其押解之文，乃至于一字不换者，非耐庵有江郎才尽之日，盖特特为此，以锁一书之两头也”。这是文章的前后首尾照应。　　

 “董超薛霸押解之文，林、卢两传，可谓一字不换。独至于写燕青之箭，则与昔日写鲁达之杖，遂无纤毫丝粟相似，而又一样争奇，各自入妙”。这是照应中的同与异。　　

 在“瓦罐寺”一段书中，为何“忽然飞来史进，忽然飞去史进”，是因为在渭州酒楼鲁智深与史进李忠分手后，桃花山已与李忠遇着一回，而更重要的人物史进却无交待，“瓦罐寺”之后，就要叙述林冲的事情，此时不趁着“瓦罐寺”把史进交代一下，就会把这个人物丢得太久了，于是插进来帮着鲁智深打败了崔道成丘小乙，然后又分手而去。这便是穿插。　　

“风雪山神庙”这段书，“通篇以火字发奇，乃又于大火之前，先写许多火字，于大火之后，再写许多火字”；武松景阳岗一段书，勤写许多“哨棒”，潘金莲一段书，连写若干“帘子”；“骤看之，有如无物，及至细寻，其中便有一条线索，拽之通体俱动”。这些，就是照应穿插中的“针线经纬”，或者说“草蛇灰线”。　　

　 　

5，宾主冷热 　　

金圣叹形容“杨志卖刀”一段文，是“写英雄失路，使人如坐冬夜”；形容“杨志比武”一段文，是“写英雄得意，使人忽上春台”，真是“咽处加一倍咽，艳上加一倍艳”。这说的是笔下意境的“冷”与“热”。　　

 他又说，杨志东郭比武争功，写得惊天动地，目的其实是写出梁中书为何喜爱杨志。 所以，写梁中书加意抬举杨志，文虽少，是正笔，是主；写周谨、索超，文虽绚烂，却是闲笔，是宾。但我们可以再问一句，梁中书何以要爱杨志呢？因为他需要真有本领的人为他所用。果然，不久之后，他就需要一个真有本领的人为他押送十万贯生辰纲；上一年的生辰纲半路上被强人打劫去，这对他是个很严重的教训。所以，写他喜爱抬举杨志，又不是主要正笔了，主要正笔在于派杨志押送生辰纲。同样，写杨志东郭争功得意以及他受到梁中书提拔，也就只是一种铺垫，作者之笔把他抬起来是为了把他摔下去，目的在于写他押送生辰纲失败，人生之路无可奈何地又一次遭受到无可挽救的挫折。所以，一段书不管多么重要，不管在其内部可以细分多少宾主闲正，放到更大一些的范围中，这段书本身却只能算是陪宾闲笔，是子系统与整个系统的关系。他说，“要写宋江犯罪，却先写招文袋金子，却又先写闫婆惜和张三有事，却又先写宋江讨闫婆惜，却又先写宋江舍棺材等。凡有若干文字，都非正文是也”，那么多好文字竟都非正文，是相对于整个系统和最终目的而言之的。　　

 再以杨志来说“冷、热”。梁中书要派他押送生辰纲，他偏与梁中书讲条件，这样做也不行，那样做又不妥，一定要依着他的办法，他才能答应押送，梁中书要派府中三个人跟着一起去，他又不答应，最后梁中书又给了他了一个条件，即这三个人一路都听他的指挥，他才答应了。对押送生辰纲这件可以说很“热”的事，他偏能从一特殊角度极其冷静地看，以保证能顺利完成任务不出差错。他一路上对肩挑生辰纲担子的兵丁十分苛刻，这也是极“冷”的，在他自己，是出于万分冷静谨慎，而在兵丁眼中，他这人是到了冷酷无情的地步。但他在黄泥岗上却偏遇到了极“热”的天气，来劫取生辰纲的七条好汉见到生辰纲到了，也是热血沸腾，“冷”与“热”在黄泥岗上碰撞较量，结果是好汉的“热”战胜了杨志的“冷”。但杨志一心要好好完成任务，以博个升官，内心其实是极“热”的，他那一系列的“冷”，有着这股内在的“热”做着底蕴，而终于这股“热”情遭到了冷酷无情的打击，使他落荒而逃、心灰意冷。劫取生辰纲的好汉们，虽是热血沸腾而来，心中底蕴却是极“冷”，他们冷眼旁观，视生辰纲为不义之财，他们打劫生辰纲，是替天行道，是一片冰心在玉壶。而冷静的预谋与冷静的行动，又是获得这次打劫成功的前提。真是热极而冷，冷中有热，冷热对峙，冷热争胜。全书也从喜剧热热闹闹，到悲剧的冷冷清清。这些，可算是作者笔下更复杂的“冷”与“热”的对比。　　

　 　

6，无一人心头无事 　　

金圣叹在第二十四回评语中说，“吾尝晨起开户，窃怪行路之人纷若驰马，意彼万万人中，乃至必无一人心头无事者”。这是说每一个人都有其内心世界，而能将互有差异的每一个人的内心世界写出来，就是小说家的真本领。他说，“写西门庆爱奸，却又处处插入虔婆爱钞，描画小人共为一事，而各为其私”。　　

 围绕同一件事，并且是同谋合伙的人，西门庆与王婆这两个人物形象，用戏曲脸谱来给他化装，都是丑角，却是丑得不同，不但性别年龄外表身份不一样，内心动机，行为方式都不同，而又互相利用，沆瀣一气，得意忘形，成为奇观。作者把这两个人放在一起写，用的是两种笔墨。对西门庆，是散点地、琐碎地写，从散点中透视他的内心世界，他一趟一趟到婆婆茶坊来，正像一个狡猾的豺狼，正在侦察、正在寻找良机，所以不得不是极其琐碎的；而王婆，老于世故，个中老手，老谋深算，她看透了西门庆的心思，也就对于她能从中得到多少利益有了充分把握，立即也就找到了她的利益与西门庆的利益之间的结合点，这一切又化为两个要点，一是向西门庆明确提出帮这个忙需要的费用和她要得到的报酬，二是她必须教给西门庆以高明可靠的方法。对此，金圣叹说，“写西门庆，接连数番踅转，妙于叠，妙于换，妙于热，妙于冷，妙于宽，妙于紧，妙于琐碎，妙于借影，妙于忽迎，妙于忽闪，妙于有波折，妙于无意思，真是一篇花团锦凑文字。写王婆定计，只是数语可了。看他偏能一波一折，一吐一吞，随心恣意，排出十分光来。于十分光前，偏又能随心恣意，先排出五件事来”。所以，王婆的十分光、五件事、两个要点，高度提纲挈领，恰与西门庆的琐碎无序以及尚无主张成为对照。不但二人的内心动机不同，心理组成和心理结构也不同。虽是着墨自身言行，却是深入内心世界，这无疑是极其质朴而高超的艺术。　　

 李卓吾说，认识《水浒》许多人物，是经过书中的文字得来的，但丢开书本之后，却已经“不知有语言文字”，而只有这些人物“光景在眼、声音在耳”活跃在心中了。他觉得这非常了不起，说“若令天地间无此文字，天地亦寂寞了也”，所以，这种文字又是最需要的。也就是说，李卓吾实际说了两层意思：1，小说是人类不可或缺的读物；2，小说语言文字也是人类不可或缺的一种语言文字。　　

 小说是语言艺术，小说所“小说”的一切，只借助语言这个载体而存在。小说语言的重要性是没有疑义的，但重要到什么程度，大体产生了两个极端的看法。一端是基于李卓吾所说“不知有语言文字”的现象，实际上近似于老庄学派的“言者在意，得意忘言”。为何说是“近似”呢？因为小说之言，与《易经》之言是不同的。占卦问易，目的是为了得其意，而易言本身永远独立在那里，应答如响，千古不变；小说里的语言与其人物情节境界语调等血肉联系一起，往往有唯一性，二者不可分离，这正是小说文学质量可靠的标志。比如鲁迅小说《祝福》开头一句话“旧历的年底毕竟最像年底”，文字看似平常，却已经凝聚这篇小说全部的意境、气息、情感，也就预示和隐藏了它里面祥林嫂的命运和故事情节，把这句话移到别处去用，就只能得其形而不能得其神了。所以，读小说是不可能完全“得意忘言”的，《水浒》的质朴阔大凝炼生动富有个性的语言风格，不是和它的全部人物与故事血肉相联不可分割令人陶醉吗？“若令天地间无此文字，天地亦寂寞了也”。但是，小说固然需要最为准确鲜明生动富有创造性的语言，并且与小说内容关系不可分割，但再好的语言，也不是小说目的本身，也只是小说内容的载体。　　

 我们试用“结构主义”理论来分析，小说语言（实际应说是“小说文字”。语言是有声音的，文字是记录语言的，因此有着约定俗成的读音，本身却没有声音，只是笔划符号而已。所以李卓吾使用“语言文字”和“文字”来指我们常说的“小说语言”，用词是很精确的），在小说内容与形式这第一层分析中，是属于形式的方面，这是无疑的；而在对形式作“形式的形式”与“形式的内容”这又一层分析中，它应属于“形式的内容”，它的重要性就在此，但这重要性却不可能超过第一层分析中的内容，即“内容的内容”与“内容的形式”，即人物、故事情节、社会生态、主题思想等等，这些才是小说中最为实质和核心的东西。此理似不言自明，但有时却能糊涂起来。　　

 对小说语言地位的另一端的观点，是基于一些新的小说实验，认为写小说就是语言的历险，就是“玩语言”。很明显，这种观点正是从以上所论及的小说语言的唯一性或个人风格性的特点发展而来，是从小说语言的自身重要地位发展而来，但把这重要性强调到小说内容之上，一味“玩语言”，到最后可以是别的什么高明的文学品种，却不能成为小说了，因此也必失去小说读者。　　

 7，四丈夫不同 　　

 《水浒》人物形象刻划，历来为人称道。而为人称道之中，有一段话似是为人所忽略的，其实正可拿来作为最好的例子，这就是“四丈夫不同”。他说，“写鲁达，已极丈夫之致矣；不意其又写出林冲，又极丈夫之致也。写鲁达又写出林冲，期已大奇矣，不意其又写出杨志，又极丈夫之致也。是三丈夫也者，各自有其胸襟，各自有其心地，各自有其形状，各自有其装束……又腾笔涌墨，凭空撰出武都头一个人来……其胸襟……其心事……其形状结束，则又非如鲁如林如杨者……”。　　

 这比我们常说的“个性化”要丰富得多。能将人物写得个性，写到典型人物的程度，已是不易，而施耐庵是能将相似相近的人物写得彼此大有区别，所谓“鲁达，阔人也；林冲，毒人也；杨志，正人也；柴进，良人也；阮七，快人也；李逵，真人也；吴用，捷人也；花荣，雅人也；卢俊义，大人也；石秀，警人也”，又能将这许多不同人物身上的特点集中写到一个人身上去而又浑然是具体一人，所谓“武松，天人也。具有鲁达之阔，林冲之毒（不是毒辣，是因遭迫害而心中十分怨毒），杨志之正，柴进之良，阮七之快，李逵之真，吴用之捷，花荣之雅，卢俊义之大，石秀之警”，是《水浒》中“第一人”。金圣叹所言并非夸张。　　

 金圣叹在另一处也分析过，“此回方写过史进英雄，接手便写鲁达英雄；方写过史进粗糙，接手便写鲁达粗糙；方写过史进爽利，接手便写鲁达爽利；方写过史进剀直，接手便写鲁达剀直”，然而他们却“定是两个人，定不是一个人”。金圣叹称这样高超的作者为“良史”。　　

 李卓吾说，施耐庵写人物“千古若活”，“传神妙手”，奥秘何在呢？“《水浒传》文字妙绝千古，全在同而不同处有辩”，能反复于同中写出不同，不同中写出同，这是大本事。以上金圣叹的细致分析，实是对李卓吾此说作的注解。　　

8，斜飞穿射　　

金圣叹说，武松杀嫂一段书，写得“天崩地塌，鸟骇兽奔”，起手再写下一回，“强弩之末，势不可穿鲁缟”，再大的本事，也难免“搁笔坐愁”。而施耐庵乃有不然者，他“翻腾踢倒”，继续写出了精彩篇章。这指的是“十字坡”一段书。对这段书的分析，金圣叹指出了某种现象，却未能指出本质，因为他不知道有现代心理学，不过，他能指出现象，已经是慧眼独具。他说的是，这段书，“先请出孙二娘来，便加出无数笑字”，然后是“写武松，便幻出无数风话”，相对于上回书，这是“峰回路转，又来到一处胜地”。他说，“作者正故意要将顶天立地戴发噙齿之武二，忽变作迎奸卖俏、不识人伦之猪狗”。上一回的武松，“何等雷轰电激，此处何等展眼招眉”，上一回的武松，“活是景阳岗上大虫，此处武二活是暮雪房中嫂嫂”，后来竟“一发尽兴”，写到武松把孙二娘“当胸搂住，压在身上”。这样的武松，与以前的武松，真是判若二人了，金圣叹把这叫做“斜飞反扑、穿射入妙”。　　

金圣叹看到了前后武松截然相反的不同表现，看到了武松忽然变得有点不正常似的了，认为这是别开生面的。他没有说到为什么会是这样？没有用他自己说过的“无一人心头无事”来深入分析此时的武松心头是何事。而用现代心理学来分析，可以说，这时的武松有点心理变态了。回想一下便知，武松经历了一场多么大的事件和刺激！打虎出了名，好好的在县里做了都头，又巧遇亲哥哥，而这个哥哥又娶妻成家，能给他带来家庭的照顾和温暖，人生的平安幸福和上升的状况，本来已经摆在面前，可是，等他出差从外面回来，亲哥哥竟然化成了灰，死得不明不白，又访知根子通在嫂嫂与西门庆以及王婆三人的奸谋，他状告西门庆，知县受贿不理，于是他亲手杀嫂、杀西门庆，被判罪发配孟州。这时的他，脸上刺了金字，一生的清白就这样忽然被玷污了，但另一方面，却是出奇的轻松，哥哥已经死去，嫂嫂被他杀了，仇人也被他杀了，他倒也无牵无挂了，生活加给他的压力，一下子烟消云散，有如恶梦消逝，但内心却有一股难以言表的苦痛在涌动翻腾，使他恨不得狂奔怒吼，然而一副枷锁戴在他的脖子上，他被限制着，他得去充军，他得服从国家王法，往后的日子和人生道路一片茫然。这时他整个的人蓄积起他自己也说不清的一股内压，需要发泄，需要嘻笑怒骂，需要开开玩笑，说说风话，做出些莫名其妙的举动，而女人在他眼中也变得十分不可理解。恰好此时，遇到了一个孙二娘，分明不是平常的一个女人，美丽是说不上的，等级是不高的，而且可能是个干着不寻常勾当比如用蒙汉药害人的江湖女人，他武松可不吃这一套，好吧，我就跟你开开玩笑，我就来疯它一回，于是蓄积心中的莫名的内压也就一下子发作、渲泄出来，给作者笔下送来了“峰回路转”的好文字。　　

我们也许说出了某种实质，但作者当年能这样捕捉住人物的内心逻辑，从而如《文心雕龙》说的“沿隐以至显，因内而符外”，把武松心理的变态，外化成一段所谓“斜飞穿射，峰回路转”的奇书，不令我们惊讶吗？人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说施耐庵的笔是外在的，但我们能说施耐庵是不懂人物心理逻辑的吗？甚至我们也不能说施耐庵的笔就不是内在的，只不过他的方法是通过外在表现内在，而不是笨拙地或故作高深地直接和盘托出人物的“内宇宙”。当然，现代小说的直接心理描写，为小说世界别开了生面，仍是值得肯定的。古人金圣叹面对施耐庵的奇笔，觉得自己站在一个未知的大门口，能感到里面的一切，却无法进入，无以名之，就说是“斜飞反扑，穿射入妙”，来形容那巨大翻腾的心理运动。　　

　 　

 9，狮兔虎嫂　　

 武松遇虎，接着是武松遇嫂；武松打虎，接着是武松杀嫂。金圣叹为这样的两回书前后连接而惊叹不已。他说，武二遇虎，是“山摇地撼，使人毛发倒卓”，武二遇嫂，是“柳丝花朵，使人心魂荡漾”。他认为，舞槊之后，搦管为文，手就会打颤；刚吹过喇叭，就来吹箫，恐怕自己的耳朵也不适应；骑马奔驰之后，就入班拜舞，那喘急是不可避免的；而激烈相骂之后，就要你念经，喉咙一定会干涩；可是施耐庵却能轻松自如游刃有余把这样截然不同的两回书接笔写出。“莫咆哮于虎，莫柔曼于妇人”，此二者，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施耐庵都举重若轻地挥洒数卷，以至于杀嫂的这回书，比打虎的一回书还令他“气咽目瞪，面无人色”，真是“咄咄异哉”。金圣叹引佛祖言形容说，这是“狮子搏象用全力，搏兔亦用全力”。 金圣叹此处所言,令我们想到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帕里斯大战墨奈劳斯的一节，他能从生死博斗的战场于怪雾中忽然回到屋里与海伦“作爱在精美的睡床”，那是神女阿芙罗底的恶作剧，不免突兀，但情境也可算是忽而“山摇地撼”，忽而“柳丝花朵”，看来诗人每有此神来之笔。当然，《伊利亚特》中这一节虽仅寥寥数言而已，但于情境的创造上却是显示着类似的艺术。　　

 我们试运用中国的“文章之法”，对金圣叹指出的却未说透的现象，作进一层的分析。1，《文心雕龙》的“神思”篇说过，若能“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那么，“我才之多少，将与风云并驱矣”。所以，施耐庵能既写武松遇虎，又能写武松遇嫂，既能写武松打虎，又能写武松杀嫂，山摇地撼与柳丝花朵都能左右逢源，首先是因为他的情与意能与事物内在的情与意相通，所谓心领而神会，于是激发出文学的想象力，抓住事物的本质，绘声绘色写出了所要表现的对象。2，《文心雕龙》的“定势”篇又说，“渊乎文者，并总群势。奇正虽反，必兼解以俱通；刚柔虽殊，必随时而适用”。施耐庵就是这样的“渊乎文者”，掌握住文章（小说）之势，根据内容的刚柔奇正，“宫商朱紫，随势各配”。小说是写人物及其故事的，所以也应当是特别形象化的文章，某一回书里要写何人何事，首先何人何事就会活动在作者心中，这就是“形”，而人物的活动不是无序乱动，是表现着一定人生内容和命运的，就像机弩射出的箭和山涧流出的水一样，发生着自己的运动，这就有它的“势”，“机发矢直，涧曲湍回”，“湍洄似规，矢激如绳”，虽奇却是一种“自然之趣”。若它们的“势能”枯竭了，运动也就停止了。所以，“形生势成，始末相承”。小说作者之所以能作出小说来，就在于他能看到“形”的存在，从动态的“形”，发现具有能量的“势”和它的运行方向、节奏等规律，掌握了它们到我的笔下，这就是“乘利而为制”，从而“因利骋节，情采自凝”。于是搏狮亦可，搏兔亦可，山摇地撼亦可，柳丝花朵亦可，无不成五彩之文。　　

 施耐庵不但是“亦可”而己，他索兴“接笔”而为，把搏狮与搏兔、山摇地撼与柳丝花朵连接起来写，读者刚刚看武松景阳岗上打了虎，这是人与自然生与死的搏斗，武松竟就把老虎打死了；接着就跟着武松进了武大的家，那里有一个妖娆美貌的女子，比二十五岁的武松还小三岁，虽然是他的嫂嫂，却由于自己受到的社会压迫和“性压抑”而对英雄武松一见锺情，于是一个又美丽又悲惨的故事开始了，这发生在人与人之间，男人与女人之间以及男人与男人之间，灵与灵，灵与肉，诱惑与道德，正义与邪恶，有法与犯法，很复杂地绞在一起，最后也酿成了生与死的搏斗，比起打虎，有着质的不同，也有着形的不同，在情的方面更是不同，给人以另一番惊心动魄。　　

 10，同类相准　　

 金圣叹说，“鲁达武松两传，作者意中却欲遥遥相对，故其叙事亦多仿佛相准。如鲁达救许多妇女，武松杀许多妇女；鲁达酒醉打金刚，武松酒醉打大虫；鲁达打死镇关西，武松杀死西门庆；鲁达瓦罐寺前试禅杖，武松蜈蚣岭上试戒刀。鲁达打周通，越醉越有本事；武松打蒋门神，亦越醉越有本事。鲁达桃花山上踏扁酒器，揣了滚下山去；武松鸳鸯楼上踏扁酒器，揣了跳下城去。皆是相准而立”。金圣叹举出的这些例子，确实是所谓“遥遥相对、相准而立”的，若说作者出于无意，则作者的方法是重复的，但虽是重复，却无重复之感，鲁达自是鲁达，武松自是武松，这就值得惊奇赞美和加以研究了。　　

 金圣叹还曾有意把潘巧云的一段书，与潘金莲的一段书“相对相准”起来看：“西门庆一篇已极尽淫秽之致矣，不谓忽然又有裴如海一篇，其淫其秽又复极尽其致。读之，真似初春食河豚，不复信有深秋蟹螯之乐”。又：“王婆十分砑光，以整见奇；石秀十分瞧科，以散入妙，悉是绝世文字”。　　

 金圣叹所说的这个“相对相准”，虽仍不出李卓吾“同而不同处有辨”这句纲领性的话，却是一种更细的分析。鲁达与武松，西门庆与裴如海，性质上属于同类型的人物，施耐庵既敢于“犯”（即不“避”），又能够在“犯”中写出不犯，在不避中写出“避”，就是说，写出了“同而不同”。金圣叹一再表示赞叹，不是大惊小怪，而是指出了“施耐庵艺术”这一客观存在的事实。　　

 我们现在能辩别相同相似的西门庆与裴如海的不同，能辩别相同相似的“二潘”的不同，当我们这样去感受人物的“同而不同”时，我们多半并不同时专门想着施耐庵的“语言文字”，正如李卓吾说的这时是“不知有所谓语言文字”了，而我们本来正是借着施耐庵的“语言文字”以及字里行间无形存在的叙事艺术，才进入书中，从而了解到人物的一切的，这实在是能用“得意忘言”来形容的。 　　

 施耐庵把同类的人物与故事“相准相对”写来，使它们不孤立，不单独，不仅有，这就发生着多种艺术作用，互相照耀，互相皴染，互相强化存在，并且有着对称回环之美、一咏三叹之节。而这种艺术除了在这两个故事中引人注目，还更多地表现在对许多英雄好汉的描写中，以及许多故事境界的相似存在中，营造成了《水浒》一书的独特生态气息和境界氛围，显现着茂盛蓬勃的千景万象，给历史留下了一抹永恒的身影，人们根据这一抹身影，却从而能在头脑中在舞台上在荧屏上，将其故事人物复制出来，如果公之于众，较严格的批评家却又能根据《水浒》，判断你头脑中舞台上荧屏上的复制是否与原作相符，这就是小说作为语言艺术魅力与神力之所在了。　　

 《文心雕龙》论述过“对”的问题。说，“造化赋形，支体必双”，这是自然界的根本规律，然后说到“神理为用，事不孤立”，这是人事方面的根本规律。既然“体植必两”，也就要“辞动有配”。就是说，写文章也要注意到成“双”成“两”的现象，“随物宛转，与心徘徊”，与自然、社会、人事、人心的根本规律适应一致，“左提右挈”而“玉润双流”。所以，作文贵在“迭用奇偶”，也就是“对”起来写。　　

从对句来说，“事对为难”，“事对者，并举人验者也”，是与人物人事有关的。这种“事对”的文章之法，施耐庵是用到小说写作中去了。施耐庵的独特之处还在于，他把“正对”用到了很神的地步，而《文心雕龙》却是认为“反对为优，正对为劣”的。“正对”，就是在“同”中成“对”，如“汉祖想木分榆，光武思白水”，正对难免平平。施耐庵的突破在于，使“同而不同处有辨”，这也就是在“正对”中写出了“反对”，是一种创造。　　

以《文心雕龙》来谈小说，是否生搬硬套？我们已经介绍过，结构主义理论主张把不管多长的小说当作一个句子来分析，《文心雕龙》正是研究章句和章句之间的关系的，拿它来分析小说，就不是歪打正着，而是正打正着。　　

泰州的另一位古人──兴化刘熙载说，“物一无文”，与刘勰的“体植必两”、“事不孤立”的观察一致，是说物自身不是某种单一构成，若是单一构成就不能叫做有文，虎豹之皮毛可算有文，老鼠之皮毛可算是无文；而他说的“物无一无文”，则是说物自身在其丰富性中又有统一性，是杂多的统一，虎的皮毛上的花纹是杂多的，却统一为虎的皮毛，不会混同于豹的皮毛，它们在这方面各有自身的杂多统一。考察单个的物是这样，考察多个的物，也是这样。《水浒》一书的英雄若是千人一面，则是“无文”，就没有读者；这么多英雄若是没有相当的共同性以及命运，彼此毫无关系，不统一在《水浒》一书中，而是零散的、整体上漫无头绪和目的，就不能构成一部小说，也是“无文”，也无法有读者。　　

 所谓石秀的“十分瞧科”，是指石秀对于潘巧云与裴如海的眉目传情、相互勾引，不时看在眼中、气在心中，作者对石秀这种逐步深化的观察和思考，作了一次一次的交代，据金圣叹的统计，共有十次，正好与潘金莲故事中王婆的“十分光”手法相似、异曲同工，只不过王婆是一口气说出了什么叫做“十分光”，是集合聚束、“焦点透视”的，石秀的这十次较深感受，却是“以散入妙”、“散点透视”的。今对照“容与堂”百回本、金圣叹七十一回本、袁杨一百二十回本，这十次交代是一样的，只有金圣叹本的第九次的“早瞧了八分”，是“早瞧了九分”，并加评点说“九分了”，显然是金圣叹自改自赞，改得是好的，赞也是好的，只不过原作可能就是“早瞧了八分”，而不拘泥于具体数字，也并没有故意要写十次“瞧科”，事实上石秀的观感不止十次，但确实是多次观感、层层加深，终于有了把握，于是动手杀了裴如海。　　

 11，奇正相生　　

金圣叹指出，武松打死老虎，是大醉之后；打走蒋门神，也是大醉之后；似乎只要大醉，武松就是不可战胜的。可是，在孔家庄，他却正因为大醉，用刀砍黄狗不着，跌倒在寒溪之中，因为醉得知觉麻木而爬不起来，被人捉了，眼见要受辱，幸因重逢了宋江，这才被释，而且结拜了孔氏弟兄。金圣叹从小说的劝喻作用分析说，“古之君子才不可以终恃，力不可以终恃，权势不可以终恃，恩宠不可以终恃……武松一传，偏独始于大醉，终于大醉，将毋教天下以大醉独可恃乎哉？是故怪力可以徒手搏大虫，而有时亦失手于黄狗，神威可以单夺雄镇，而有时亦受缚于寒溪”。金圣叹指出的这个“可以”与“有时”，以及“不可以终”的现象，若从叙事艺术上来分析，就是“奇正相生”。武松大醉能成大事，这是“正”，却有这一回大醉却差点受辱以至丧身，这是“奇”。或者反过来，时迁偷了祝家庄客店的报晓公鸡，差点惹出大祸，宋江因此还不肯收他入伙梁山，这是“奇”，可是时迁盗甲，为梁山破连环马立了大功，这便是“正”了。“正”能生出“奇”，“奇”也能出“正”，互生互发，循环无穷。每一个英雄人物以至每一个有性格有命运的人物，走过来的，都是“奇正相生”之路。“奇”与“正”的实质是什么呢？大约可以这样说：主体与客体之间千变万化的关系，可简化为两种互相转化的关系，一种为“正”，另一种为“奇”。　　

再看论文章之法的《文心雕龙》，它说，“变文之数无方”，也就是说，变化文章的方法是一个无穷数。我们应当“凭情以会通，负气以适变”，就是说，根据写文章的激情深意，去与“变文之数”相通；笔控着文章之气，去追逐、适应、创造文章的千变万化。作家该有这样的“通变之术”，文章“变则其久，通则不乏”，于是能够洋洋洒洒写下去。若“龌龊于偏解，矜激乎一致”，“此庭间之回骤，岂万里之逸步哉”。所以，写文章，要能“执正以驭奇”，既不要有正无奇，也不要逐奇失正。　　

这一“奇正相生”的要领，为小说《水浒》所深得。　　

　 　

 12，过接有致　　

 宋江、花荣清风寨这回书，金圣叹认为是“过枝接叶”的一段小书，是不能与“大篇”相比的，但写作上也不可忽视，“叙事洁净，用笔明雅”同样是必要的，决不能“一望荒屯绝徼”，才能使读者“晚凉新浴，豆花棚下，摇蕉扇，说曲折，兴复不浅也”。为说明这一点，他打了个比方，“譬诸游山，游过一山，又问一山，当斯之时，不无借径于小桥曲岸，浅水平沙”，这些两山之间的平凡景物的存在，是合理的，因为“前山未远，魂魄方收，后山又来，耳目又费”，中间的这些平凡景物，却正满足了此时调剂身心的需要。　　

以这样的观点看全书，确实在两个“大篇”之间，必有过枝接叶的“小篇”。比如，鲁智深的几回书是大篇，则倒拔垂杨柳这回书就是小篇，接下去就是林冲的大篇；林冲在梁山受王伦的气这段书又是小篇，过接到杨志的大篇上去；杨志落魄遇到鲁智深，二人夺了二龙山，又是个小篇，底下的大篇是宋江的故事；宋江投到柴进庄上并遇到武松是小篇，过接到武松杀嫂的大篇上去；接下去的小篇是孙二娘卖人肉，再接下去又是武松的快活林鸳鸯楼这些大篇；然后是武松孔家庄遇宋江，宋江到清风寨会花荣，小李广梁山射雁，都是小篇，下面的大篇是江州劫法场；接下去的小篇是宋江遇九天玄女，李逵遇李鬼，石秀遇杨雄，还有石秀杀嫂，这些小篇可称中篇，份量在大篇与小篇之间，接下去的大篇是三打祝家庄了；如此等等，有如大珠小珠落玉盘，错落缤纷。　　

再用金圣叹说的标准来看这些小篇与中篇，确实也都不是写得忽视的，乃至每有精彩之处，如倒拔垂杨柳、林冲与王伦、孙二娘卖人肉、李逵李鬼，石秀杀嫂，“叙事洁净，用笔明雅”，都能令读者“摇蕉扇，说曲折，兴复不浅”。　　

大篇之间的小篇与中篇，从宏观看是如此，从微观看也是如此。前面说到的鲁智深两番醉后闹了五台山，不是一番连着一番的，而是当中有“间架”过渡，特别是他五台山下逛市镇那一段，有如清明上河图一样，实际上正是两番闹酒大篇之间的小篇。《文心雕龙》在说到“迭用奇偶”时，接下去的一句是“节以杂佩”，鲁智深两番闹酒是“奇偶”，五台山下逛市镇，就是中间的“杂佩”，以此来使文章有“节”。　　

《文心雕龙》形容写作过程，有“拓衢路，置关键，长辔远驭，从容按节”之说，这里说到的“节”，是“关节”之意，是转折过渡之处，所谓节奏，也就与之有关，小说中“大篇”之间的“小篇”或“中篇”，正相当于文章中的这些地位，也就起着调节叙事节奏的作用。施耐庵作《水浒》，这样驾驭着大篇小篇中篇的错落有致，高低起伏，称得上是“从容按节”了。《文心雕龙》说到“势”时，以“机发矢直，涧曲湍回”来形容，也就是说，机发矢直是势的表现，涧曲湍回也是势的表现。《水浒》大篇的情节，往往有如机发矢直，气势磅礴，一泻千里，小篇中篇作为过接之“节”，又显得是涧曲湍回或浅水平沙，绮旎明媚。若用“格式塔”心理学来说，这种大中小缓急相间，很符合审美心理结构的需要，是美的节奏。　　

　 　

13，开合消缴　　

《水浒》第三十二回宋江对武松临别赠言中有“少戒酒性”四字，金圣叹评点说，“再申四字者，所以消缴武松十来卷文字，直挽至最初柴进庄上使酒打人一句也”。他在第三十四回评语中说，文章要“有起有结，有开有合，有呼有应，有顿有跌”，“消缴”就是这句话里的“结、合、应”三字。至于“顿跌”二字，则是与节奏有关，大约“顿”是停顿、放缓，“跌”是一种急转直下，也许相当于亚里斯多德的“突转”。　　

武松的出现，是宋江在柴进庄上偶遇，那时武松因在柴进庄上使酒打人，庄客们都不喜欢他，轻轻点出了武松与酒的关系，而武松的故事也就既将开场了。接着就浓墨重笔写了武松醉后打虎，后来又写了武松醉打蒋门神，酒助武松神力，最后写到了武松因醉酒在孔家庄砍黄狗不着跌倒寒溪之中，这是醉酒给英雄带来的负面作用。所以宋江一言“少戒酒性”，在文章之法上，也就等于作了一个收束，从开到合，关上了武松故事这扇大门。　　

金圣叹在第五回评语中说，为何要写一个赵员外出来？目的是为了送鲁达上五台山，并不是为了写出代州雁门县有这样一个好员外。所以，“文中凡写员外爱枪棒、有义气处，俱不得失口便赞员外也是一个人”，因为员外只是“爱妾面上着实用情”，不是出于爱鲁达英雄好汉。所以，到鲁智深二番使酒闹五台山，被打发上东京去，赵员外免不得破费重修寺院，书中有赵员外“好生不然”一语，目的就在于“了结员外一向情份”。这里说的，也是开合消缴，对赵员外这样一个陪宾人物也一笔不苟作一收束交待。　　

作为文章之法的《文心雕龙》“附会”篇说，写文章要“统首尾，合际涯”，要“首尾相援”；“金容裁”篇说，文章要“首尾圆合，条贯统序”。这些，与金圣叹说的“开合消缴”实为一回事。作小说，头绪一般比作一篇文章要复杂，所以“统首尾，合际涯”就更为需要了，施耐庵出色地经典地做到了这一点。　　

《水浒》英雄一百八人，到最后都是一一有交待的，每个人都走完了自己的英雄历程。英雄们的结局交待完了，全书故事也闭幕关门了。英雄之外，还有许多人物也是有开有合有交待的，比如“二潘”、闫婆惜、西门庆、蒋门神、牛二、王伦、黄文炳、刘知寨这些人。还有一些人最后是没有交待的，一种是很小的人物，如唐牛、郓哥以及随时会出现的店小二这类人，一种是高俅、蔡京、皇帝这些人。有交待的这些人，是与英雄直接冲突的，不可调和，下场很明白。小人物不可能有交待，他们随时穿插进来，随时又消失出去。社会长存，小人物也长存。张三李四永远有，林冲鲁达不常有，英雄有产生他们的特定时空。而高俅蔡京皇帝也是不必有交待的，他们也是封建社会里的一个常数，与众多小人物成为社会的两极和两个基本成份。英雄却不是一个常数，也不是一个基本成份。所以，仅从这上头看，《水浒》也是一部自然的小说，也就是现实主义的小说。　　

　 　

14，一人有一人之传　　

金圣叹认为，《水浒》一书的结构方法是“一人有一人之传”，并指出这“都从《史记》出来”。一方面是“但有一人，必为一人立传；若有十人，必为十人立传”，另一方面却又不是这些个人传记的简单机械的合集。是如何用这种方法作成一部长长的小说的呢？方法也仍是《史记》里的，“某甲某乙共为一事，而实书在某甲传中，斯与某乙无与也；又有某甲某乙不必共为一事，而于某甲传中，忽然及于某乙……是又与某甲无与”。《史记》在其“本纪、世家、列传”里为许多人作传，此一人是传主，但在其传中必要写及其他人，而且有的事情在这一篇中只是点一点，太史公关照说，“语在某某传中”，也就是告诉读者，这件事在某一个别的人的传中再去详说。《水浒》把这种方法加大了多少倍发挥起来，这就成了一部长篇小说。如果说《史记》还是一篇一篇比较孤立的“本纪、世家、列传”堆积而成的，那么，《水浒》已经把这一切糅合成了一个整体。一个人的传与另一个人的传之间的连接过渡，《水浒》用的是“楔入”法，如史进看到一个军官进了酒店，这军官就是鲁达，二人结识，并加上一个李忠，然后三人分手，下面主要就是写鲁达的传了，鲁达传了而未了，又“楔入”了林冲的传，在林冲的传中鲁达又出现过几次，但毕竟林冲是传主。《水浒》就是这样一传“楔入”一传，“一传有一篇之文”，各有其文彩，叙述着英雄的人生故事，刻划了英雄本色，然后把他们送上各个山头，然后又把他们聚合到梁山上去。　　

《水浒》成为一个整体，还因为它有一条框定在一段时空里的情节贯穿线，也就是“上梁山－受招安－征辽、征方腊－受迫害”，这是一条起伏跌宕完整统一的悲剧情节线，这条线把所有各部分贯穿了起来。而《史记》从三皇五帝写起，直写到汉武帝，拉得太长了，虽然实际上藏有一条历史发展的线索，却无法有一条集中的贯穿首尾的情节线，而楚汉相争，或吕后之乱，或别的一个大小故事，却是其中相对集中统一的一块，所以人们可以把有关的“本纪、世家、列传”拿来做成一部楚汉相争的演义，或以某一人物为传主（如韩信、项羽、吕后）而作成一部小说，郭沫若则取材《史记》作了几部历史剧，如《屈原》、《虎符》等。我们看托尔斯泰的巨著《战争与和平》，其主要人物都相对有自己的篇章，有的相当集中，比如老安德列的传，他的女儿玛丽亚的传，等等。既有时集中，又有时出现在别的传主的篇章里，统一贯穿这一切的，是一条主要的情节线及其主题，与《水浒》在方法上并无本质区别，这也说明《水浒》作者的创造力有多大，他捕捉到了长篇小说的基本方法，这就是“一人有一人之传”以及统一而贯穿的情节线。　　

　 　

15，褒贬固在笔墨之外　　

金圣叹说，《水浒》“一部书中，写一百七人最易，写宋江最难；故读此一部书者，亦读一百七人传最易，读宋江传最难也”。这一相对夸张的话，是说作者写了一个最复杂的宋江，而要能解读这个最复杂的人物，亦非易事。这说的不是故作艰深的话，而是老实话。他说，“此书写一百七人处，皆直笔也，好即真好，劣即真劣；若写宋江则不然，骤读之而全好，再读之而好劣相半，又再读之而好不胜劣，又卒读之而全劣无好矣”，这个宋江，太令人费解了。但数十年来，今人对如何看待宋江尚且争议不休，何况明清古人呢？金圣叹是从忠奸善恶好坏这些很普泛的封建社会的标准出发，去评判宋江的，用他这个尺度，去测量施耐庵，是太小太浅了，也根本无法真正解读宋江，但金圣叹指出了宋江人物的特殊复杂性，这已经很了不起。　　

但金圣叹却从宋江现象而指出了一种叙事写人的方法。他认为，作者是“由全劣之宋江而写至于全好”的，却让读者“由全好之宋江而读至于全劣”。并说即使在书中“寸寸而求之”，也找不出宋江不好。作者写宋江，真是“篇则无累于篇，节则无累于节，句则无累于句，字则无累于字”，简直并无一字写他不好，可是却难以真的认为宋江是“仁人孝子”。金圣叹于是找出了施耐庵这一手法的来源，认为是从《史记》学来，司马迁“记汉武初，未尝有一字累汉武也，然而后之读者，莫不洞然明汉武之非是，则是褒贬固在笔墨之外也”。他大叹说，“呜呼，稗官亦与正史同法，岂易作哉，岂易作哉！”　　

其实，金圣叹一是完全说错了，二是歪打正着。他说宋江实质上不好，是说宋江再好也是一个扯旗造反的头子，所以宋江的“仁孝”都不能当真看，他的结论实际上是说，宋江乃是梁山上最坏最不能饶恕的一个人。这样的立场，当然是封建朝廷的立场，是蔡京高俅的立场，也是后来《荡寇志》的立场。所以，我们说金圣叹是说错了。　　

但宋江确实是梁山英雄里最复杂的一个人物，他的复杂性不是金圣叹意中说的明明领头造反的梁山强盗，却要披着仁孝的外衣，所以表面全好，内里全劣。而是他竟能在梁山与朝廷之间找到一条折中调和的道路，既为梁山找到“出路”，又为朝廷找到办法，这就是“招安”与“受招安”。“聚义厅”改为“忠义堂”，树起“替天行道”杏黄旗；把朝廷分为忠奸，用打击贪官污吏“忠心报答赵官家”，也就是“反贪官不反皇帝”；这些就是宋江的显著标志。　　

施耐庵并不是使用了司马迁的“褒贬固在笔墨之外”的方法，而是真实地塑造了宋江这样一个典型人物，这是封建社会大大小小造反英雄里常有的人物，招安和受招安是封建社会中屡见不鲜的现象。与《水浒》作者同时代的元末之人泰州张士诚起义后才一个月，就受过一次小小的招安，但不久又“复反”，到后来已经占有苏杭一线，作为生存的策略，又受过一次大招安，被遥封为元朝的太尉。就在张士诚朱元璋起义的同时，若干起义反元的大小队伍都受过元朝的招安。所以，受招安与反招安必然是农民起义队伍内部的一个争议焦点，有时还是一种策略。《水浒》中也写到高俅征讨梁山时用了十个节度使，都是从前造反的人，受招安做了节度使。施耐庵正是从历史和现实中大量客观存在的现象里才塑造出一心盼招安的宋江来的。要说“褒贬固在笔墨之外”，应该说是施耐庵把一种很大的感慨和无奈写在了宋江这个人的身上，所以他才给宋江以悲剧结局，才让宋江把梁山英雄们领上了悲剧的道路，而正确道路何在，施耐庵也觉得渺茫，李逵式的让宋江做皇帝，终究不过是改朝换代，施耐庵在书中实际上既同情又否定了李逵，所以，作者之心是悲凉之极的。他在宋江这个人物身上“笔墨之外”的“褒贬”，也就是“言外之意”，确实很大很重，有着他苦苦探索的一片深心。这个“笔墨之外”寄托“褒贬”的方法，也就是《文心雕龙》所说的“思表纤旨，文外曲致，言所不追，笔固知止”。从《易经》的 “立象以尽意”，到《文心雕龙》的“隐以复意为工”，再到苏珊·朗格的“有意味的形式”，金圣叹由宋江这个人物的分析而歪打正着。　　

　 　

16，背敷反激　　

金圣叹在《水浒》“读法”里说，“要衬宋江奸诈，不觉写作李逵真率；要衬石秀尖利，不觉写作杨雄糊涂”。在“及时雨会神行太保，黑旋风斗浪里白跳”这回书前，他又作了长长一段批语，说“通篇写李逵浩浩落落处，全是激射宋江”，又说“处处将戴宗反衬宋江，遂令宋江愈慷慨愈出丑，皆属作者匠心之笔”。　　

排除金圣叹对宋江的偏见，在叙事法上，他指出的是衬托法。李逵性格对于宋江性格，是反衬，但戴宗对于宋江则不应说是反衬，而应说是正衬或侧衬，因为戴宗“又另是一色人”，与宋江李逵放在一起，对于其它二人都是一种衬托，并且他主要对于“李逵反衬宋江”从旁起一种强化效果的作用。金圣叹对“反衬法”又起了一个名称，是“背面敷粉”，这是借用了绘画技法的术语，粉不从正面涂，而从纸的背后涂上去，以求得一定的效果。　　

在第三回鲁达的故事里，打虎将李忠这个人的小气就起着反衬鲁达阔大的作用，而史进的在场，对于鲁李二人，客观上又从旁起着衬托的作用。当时鲁达不过是把李忠的二两银子丢还了给他，而到桃花山上时，鲁智深干脆踏匾李忠他们的金银器皿滚下山扬长而去，这一行为仍是出于鄙夷不满和气愤，但更激烈了一些，到了出人意料难以理解的程度，性质上却同样说明着鲁智深的阔大。看来，凡鲁智深与李忠在一起，就会发生这种性格差异的碰撞，小气反衬着阔大，阔大也反衬着小气，十分有趣，只不过以后似乎再没有写到二人这方面的故事。鲁智深与李忠这两回书里，反衬从静止的发展到了动态的，被反衬的主体（鲁智深）有了强烈的感觉，体现为鄙夷不满，情节主要从反衬本身产生出来，也就是从性格差异的冲突中产生出来，反衬是更为强烈了。　　

除了人物之间的互相衬托，还有叙事虚实的互相衬托。第二十七回里通过张青之口对武松说，鲁智深曾在此店被孙二娘用蒙汉药麻倒，正要开剥，张青回来救下了；又说到曾有一个头陀，也被麻翻，可惜他回家迟了些，不曾救得，这头陀留下的一把好戒刀还在。金圣叹批语说，“此文章家虚实相间之法也”。就是说，鲁智深在全书中是实有其人的，这一回书中却没有实写他，只是说到他，这是实中虚；而头陀在全书中是没有出现过的人，以后也不会出现了，可以说是虚有其人，但他留下的戒刀却是实有其物的，以后成了武松最合手的武器，这是虚中实。“文到妙处，纯是虚中有实，实中有虚，联绾激射，正复不定”。　　

我们看到，在这一回书中，是武松看破了孙二娘的蒙汉药之计，正拿孙二娘作耍，其夫张青回来了，彼此相见，于是说到了鲁智深与头陀的事。这回书是“间架”过渡性质的，是武松杀嫂杀西门庆，与武松醉打蒋门神，这两段大篇之间的小篇。张青说鲁智深与头陀的叙事作用，一是渲染小说中的环境氛围，二是顺便把鲁智深交待一笔，以免丢开太久，三是为武松以后成了武行者，使用了那把戒刀，作了个伏笔铺垫。至于虚中实、实中虚，虽然说得也是，却只是这段书叙事艺术方面的小技而已。　　

　 　

17，各自兴奇作怪　　

金圣叹说，“写武松打虎一篇，真所谓极盛难继之事也。忽然于李逵取娘文中，又写出一夜连杀四虎一篇，句句出奇，字字换色。若要李逵学武松一毫，李逵不能；若要武松学李逵一毫，武松亦不敢。各自兴奇作怪，出神入妙”。　　

这个“各自兴奇作怪”，就是不同的人物依照各自的性格与环境，循着事体情理，演化出各自的故事情节，也就会自有个性、各有精彩不同，而不是由作者从外部生编硬造、故作惊怪、强加给人物，那不是艺术，更不是文学。　　

关于这一点，金圣叹在第四十六回的批语中说，“前有武松杀奸夫淫妇，此又有石秀杀奸夫淫妇一篇。若是者班乎？曰，不同也。”并不是重复的并列，而是各不相同。他惊叹施耐庵好像“以一手搦一笔，而既写一武松，又写一石秀。呜呼，又何奇也”。　　

潘金莲最大的不是，在于她害死了武大，而潘巧云当时还不至于害死杨雄。武大已死，武松不得不问；若武大还活着，或者知县能秉公受理，武松就不会被逼得亲手杀潘金莲。杨雄并未受到生命危险，是石秀警告杨雄有朝一日你会死在这个妇人手里。武松杀二人，是为兄报仇；而石秀杀四人，是为自己洗刷不白之冤。潘金莲在武大面前污蔑过武松，而武松却不作一句分辩，因为那是亲嫂嫂；石秀受了潘巧云的污蔑，不但背后辩白，还要当面辩白，撺掇杨雄将老婆使女带上翠屏山审问，让迎儿招供，还要让潘巧云招供，务必要杨雄明白他石秀是个干净朋友，这是因为杨雄不是亲哥哥。　　

金圣叹的这一深入分析，就是要找出武松石秀二人的“各自兴奇作怪”是怎么来的？原来是各自的事体情理不同，给予他们行动的逻辑不同，因而做出的事情也就不同。当身临其境时，人物采取的对策和行动，既是主动的，又是身不由己的，是人物与环境交互地共同地起着作用，决定着故事情节和所有人文色彩。这里，人物性格的因素已经包含其中，武松是一定要杀二人的，石秀是一定要为自己彻底辩白一个清楚的，这说明他们二人性格在这上头是一致的，若性格是软弱的或马虎的，这两个故事也就不存在了；武松与石秀的性格另外还有相似之处，就是都很精细，都能狠毒。　　

在前面“同类相准”一节中说到的西门庆与裴如海二人，也是“各自兴奇作怪”的，他们的故事也可以放在一起作比较，其同而不同处，也是因为各自的事体情理同而不同，性格的成分同而不同。写得合情合理是“出神入妙”的前提。　　

　 　

18，全书在胸因缘生法　　

金圣叹提出了两种不同的作书法，一种是“无全书在胸，姑涉笔成趣”，另一种正相反，是“有全书在胸，而后下笔著书”。他举出的例子，是晁盖这样一个“提纲挈领之人”，作者没有“下笔第一回便先与叙；先叙晁盖已得停当，然后从而因事造景，次第叙出一百八人来，此必然之事也”，但《水浒》却不是这样，到第十四回，晁盖才出来。　　

我们不妨循着金圣叹所说，来看前面的十三回写了些什么。有洪太尉误走妖魔，有高俅的发迹史以及他逼走王进，有史进与少华山上“强人”的事情，接着有鲁达－鲁智深的故事，有林冲的故事，有杨志的故事，这才以生辰纲楔入了晁盖。这前面的十三回，洪太尉、高太尉、史进与少华山，是对全书的铺垫、埋伏和象征，布下了笼罩全书的大气；鲁智深是第一个英雄，是主动的最豪迈的英雄，由他而全书英雄皆呼之欲出；林冲是受迫害的人，由受迫害而最终做了英雄；鲁林二人一写，则进一步对从下到上的社会环境作出了勾勒，这正是需要英雄、产生英雄的社会；写杨志，横的方面是向打劫生辰纲发展，纵的方面仍是进一步描写英雄人物的产生和当时的社会环境；有了以上这一切，也就为打劫生辰纲把时代社会环境交代得足足的，使这行为具有了充分的合理性，它不是突乎其来的睛天霹雳，无本无源的独立事件，而是有着极其深厚的社会背景，于是晁盖其人所谓“提纲挈领”的地位这才颠扑不破确确凿凿。在第十四回才让晁盖出场，作者的经营考虑，真非“一朝一夕而已”！　　

对于让鲁智深杨志二龙山落草，金圣叹认为也属这种“良匠心苦”。因为假若一百八人都像林冲这样通过朱贵放出号箭上梁山，是“唱筹量米之法”，岂不单调重复？怎样让一百八人汇聚梁山而道路不雷同，确实是要“为之踌躇，为之经营”，时时能“别构一奇”才行。没有让鲁智深杨志径直上梁山，而让他二人先在二龙上落草，道理在此。　　

作者让鲁智深杨志都是关西人，并且用一个曹正把他们联在一起，这曹正又是林冲的徒弟，所谓“天下怪物正须天下怪物镇之”，林冲成了一个隐形的“禹王金锁”。后来武松又跟他们到了一起，但预先已让鲁智深武松都到过张青的店中，也就是说，早就用张青把他们联在了一起。曹正、张青，是所谓“贯索之人”，用这根绳子一收束，也就紧密了。还有，张青店中有孙二娘，曹正店中也有一妇人，这是为了仿佛相似，使相隔很长的两个故事有遥相呼应组织致密之势。“鲁杨一双，以关西通气；鲁武一双，以出家逗机”。金圣叹并不是钻牛角尖，这些确实能起到克服松散的作用。　　

鲁、杨、武三人先后上二龙山的故事中，这些“曹正、张青、关西、出家人”，显然不是要描述的主体，而只是围绕着主体的一些附着性的人物和特征标志，是为说明主体服务的；在西方结构主义理论里，这些属于“功能层”里的“标志性单位”，有着结合作用粘合作用。金圣叹说的“通气、逗机、贯索、禹王金锁”，早已说出了“曹正、张青、关西、出家人”在结构中的功能作用，结构主义者亦当以此引金圣叹为中国古代一个知音。　　

金圣叹用佛家语形容施耐庵叙事艺术的奥秘，说是“因缘和合，无法不有”，“因缘生法，一切具足”。要“深达因缘”。“耐庵作《水浒》一传，直以因缘生法为其文字总持”。不管写何人何事，能“其文亦随因缘而起”就行。这说的是能深入把握事物的关系，并且在事物的关系中发现表现事物的方法。这可算是艺术技巧的唯物论。艺术技巧归根到底来自生活本身，来自对客观社会人事的不断研究发现，来自文学内容的要求，而决不是生活和文学内容之外的东西。金圣叹一再赞美施耐庵为“才子”，这“才子”二字，他倒是以现实主义为立足点的。　　

　 　

19，经营预定洒墨成戏　　

“此书笔力大过人处，每每在两篇相接连时。偏要写一样事，而又断断不使其间一笔相犯”。这似乎又回到了“避”与“犯”的话题。但金圣叹这里是想探索其中的奥妙。他说这是因为作者“经营图度”之后，“先有成竹藏之胸中”。就是说，此竹与彼竹，都是竹，竹与竹是相似的，笔下之竹画出来却不一样，是由于胸中构想之竹已经不是一样。根据胸中并不一样之竹，“随笔迅扫，极妍尽致”，结果两竹就会一方面“干同是干，节同是节，叶同是叶，枝同是枝”，都是竹，另一方面，“其间偃仰斜正，得自入妙，风痕露迹，变化无穷”，毕竟又是两幅不同的竹。这个画竹的比喻，是恰当的。有过多少画家，以竹为题，作过多少幅竹子图，至少人们所能看到的，大约很难说它们是雷同的。而将这种方法用到小说创作中，也就是能写出“同而不同”；而能写出“同而不同”的人与事，用的就是“成竹在胸，随笔迅扫”法。　　

比如，刚写过何涛去捉阮小七等人，接着又写黄安去打梁山，这两个人都在水泊子里吃了大亏。相似的事情，一样才情，一样笔势，而又写得不同，是作者预先构思设计好了其中的不同：“何涛分为前后两番，一番水战，一番火攻；黄安分为左右两番，一番虚描，一番实画”，“此皆作者胸中预定之成竹，已有如是之各各差别”，虽然“湖荡即此湖荡，芦苇即此芦苇，好汉即此好汉，官兵一样官兵，然而意思不觉都换”。　　

成竹在胸之后，所谓“随笔迅扫”，是顺着叙事逻辑，往下写就是了，但也不是一挥而就，而是有布置、有节奏的，是“洒墨成戏”的好机会，不可匆遽草率。比如，要写宋江出事，就“随因缘而起”，设计出宋江杀人，要宋江杀人，就设计出了闫婆惜和小张三，又设计出了闫婆，当中又设计出王公、唐牛儿。宋江这段书，“始于施棺，终于施棺，始于王婆，终于王公”，真是“洒墨成戏”。　　

“全书在胸，因缘生法；经营预定，洒墨成戏”，可算是金圣叹对小说叙事艺术的总概括。　　

　 　

20，《水浒》中的酒店与文学　　

胡适认为，《水浒》到了大闹江州以后，便没有什么很精彩的地方，而写石秀的一节还能算是比较好的。胡适这个看法大体是不错的，但还可深入分析。今查《水浒》中描写小酒店之处，也恰恰到第三十九回“浔阳楼宋江吟反诗”，接着就是劫法场、闹江州了。后来到第四十六回，石秀杨雄在翠屏山杀了潘巧云，离开蓟州，到了祝家庄地面，又描写了一个客店，里面也有酒肉卖，算是半个酒店，以后书中就绝无酒店的描写了。这样的情况说明，《水浒》里的小酒店与书的最精彩部分相伴随，人物生动，情节动人，语言美妙，文学意味浓厚甘醇，如饮美酒；当对小酒店的描写从书中消失，作者没有描写一下小酒店的笔势和笔意了，这时往往写的是两军对垒的战争，文学意味自然也就不如前面了。　　

从第四十七回“一打祝家庄”，到第七十一回“英雄排座次”，主要是写打祝家庄、曾头市，这些战争固然也有写得好的地方，但每当离开战争去写生活时，那种文学意味浓厚的精彩也就多少又出现了，比如写解珍解宝被毛太公父子欺负，写雷横打死白秀英，写殷天锡逼死柴皇城，写时迁盗甲，写卢俊义被陷害，但总的仍是前面写鲁智深、林冲、武松、杨志、宋江、石秀的篇章笔墨更集中、更从容、更精彩。这是意味深长的，因为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或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也是写“和平”、写顿河生活的章节，比写“战争”的章节更引人阅读。　　

《水浒》里写到的酒店很多，但并不是所有的酒店都会用一首诗或一篇词来描写一下，经考察，写或不写，都是顺着笔势笔意走的，不是随随便便的。但读《水浒》的人，也许往往不留神，未能享受到其中奥妙。　　

描写这些小酒店的诗词，放在唐诗宋词里，当然不能算是佳作，因为一是“较纯的文学”，一是“较通俗的文学”，出发点和用场不同，后者正是将前者的高超艺术与本书故事里的生活内容相结合的产物，是用来渲染气氛、把握节奏的。但这些诗词以其较浅近的语言，传达了小酒店及其环境的美妙，读者不妨留连欣赏片时。　　

第三回，写潘家酒楼：“风拂烟笼锦旗扬，太平时节日初长。能添壮士英雄胆，善解佳人愁闷肠。三尺晓垂杨柳外，一竿斜插杏花旁。男儿未遂平生志，且乐高歌入醉乡”。此诗与鲁达史进李忠三人初会、闲散无事去吃酒的气氛倒是适合，显出文笔的从容，下面就是金翠莲啼哭惹怒鲁达，此诗实为紧张之前的松驰。　　

第四回，鲁智深在铁匠店里订做了武器，一路要买酒吃，没有一个酒店敢卖酒给他，他“寻思一计，若不生个道理，如何能够酒吃？远远地杏花深处，市梢尽头，一家挑出个草帚儿来”，正是一个小酒店：“傍村酒肆已多年，斜插桑麻古道边。白板凳铺宾客坐，须篱笆用棘荆编。破瓮榨成黄米酒，柴门挑出布青帘。更有一般堪笑处，牛屎泥墙尽酒仙”。诗中调侃语气，正与鲁智深此时急急地口谗要吃酒、并且想好了要“生个道理”骗酒吃的喜剧行为适合。　　

第六回，鲁智深史进二人打死崔道成丘小乙两个“强徒”，回到瓦罐寺，只见几个老和尚都自己吊死了，那妇人也投井而死，于是放火烧了瓦罐寺，不便久留，赶路行了一夜，可以松驰一下了，正是要吃酒的时候，于是看到“独木桥边，一个小酒店”：“柴门半掩，布幕低垂。酸醨酒瓮土林边，墨画神仙尘壁上。村童量酒，想非涤器之相如，丑妇当垆，不是当时之卓氏。墙间大字，村中学究醉时题；架上蓑衣，野外渔郎乘兴当”。这篇描写加调侃的词，于恶战、杀人放火、赶了一夜路之后渲染了村野美景和轻松的空气。小酒店作为叙事单位，也就具有了调节故事气氛和叙事节奏的功能。　　

第九回，鲁智深在野猪林险境中救了林冲，出了林子，行得三四里路程，于是“见一座小小酒店在村口”，这小小酒店来得真是及时，刚才野猪林中的戏剧实在够紧张，现在已成过去，有鲁智深护送，林冲不会再有被害的危险了，前面还有十多天的路要赶，正是吃些酒的时候。于是对酒店作了一番描写：“前临驿路，后接溪村。数株桃柳绿阴浓，几处葵榴红影乱。门外森森麻麦，窗前猗猗荷花。轻轻酒旗舞熏风，短短芦帘遮酷日。壁边瓦瓮，白冷冷满贮村醪；架上瓷瓶，香喷喷新开社酝。白发田翁亲涤器，红颜村女笑当垆”。虽是描写小酒店，却是传达出了当事的四个人不同而同的心情和当时的情境氛围，套用一句熟话，真乃“景语却是情语”也。　　

第九回，鲁智深林冲及两个防送公人行了十多天，离沧州不远，前路都有人家，别无僻静去处，鲁智深就告别林冲，临走时打折松树教训了两个公人。于是剩下林冲与两个公人继续走路，行到晌午，“早望见官道上一座酒店”。这酒店也来得及时，正是肚饥要吃饭时候，路程已经不多，公人是任务就要完成，林冲是就要开始新的未卜的人生，虽是一路闹了很紧张的生与死的矛盾，这时也都罢了，大家吃喝一点再往前走吧。他们“早望见”的是：“古道孤村，路旁酒店。杨柳岸，晓垂锦旗，莲花荡，风拂青帘。刘伶仰卧画床前，李白醉眠描壁上。社酝壮农夫之胆，村醪助野叟之容。神仙玉佩曾留下，卿相金貂也当来”。无非是一个普通的村酒店，之所以值得一写，是酒店进入了三个人的心中，写店实是写心。　　

第十一回，林冲山神庙前杀了陆虞侯等三个要害死他的人，雪中逃生，醉倒在地，幸而被柴大官人救了，修书给他去投梁山，林冲又行十多天路，纷纷扬扬又是一天大雪下来，“天色冷得紧切，渐渐晚了”，这时，“远远望见枕溪靠湖一个酒店，被雪漫漫地压着”，好一幅雪中酒店图，该请个画家作出来！一种投宿的和吃喝的欲望将怎样在林冲心中激荡！只见那酒店是“银迷草舍，玉映茅檐。数十株老树杈桠，三五处小窗关闭。疏荆篱落，浑如腻粉轻铺；黄土绕墙，却似铅华布就。千团柳絮飘帘落幕，万片鹅毛舞酒旗”。画家从这篇词中无须取多，只取其老树荆篱而已，还是前面所引的那两句白描更为传神，情景交融，读之令人欲醉。　　

第十五回，前面几处酒店，都是撞见的多，吴用访三阮时，却是阮小二说“且来和教授去水阁上吃三杯”，是预先说出的，想必是个好去处。三阮所住石碣村，本来就是个水荡泽国幽静之地，此前在吴用眼中已有观察，也是专用一篇词来写的，其中的关键好词是：“四边流水绕孤村，几处疏篁沿小径”，“篱外高悬沽酒旗，柳阴闲缆钓鱼船”，先作了铺垫。至于那水阁酒店，却是在荷花荡中：“前临湖泊，后映波心。数十株槐柳绿如烟，一两荡荷花红照水。凉亭上窗开碧槛，水阁中风动朱帘。休言三醉岳阳楼，只此便是蓬岛客”。这样乡野泽国散淡的吃酒去处，吴用将要与三阮谈的却是打劫梁中书的十万贯生辰纲。何等惊天动地的事，却须得一种清幽散淡先来反衬，这也许就是水阁子酒店的真正用处了。　　

第二十九回，是写武松帮助施恩去夺快活林酒店，一路上武松要见一个酒店喝一处酒，焉能不写酒店呢？武松一路吃过来，不下十来处酒肆，但书中只描写了一处，施恩问，这样小的“村醪酒店”，哥哥也吃么？武松说，吃！“古道村坊，傍溪酒店。杨柳阴森门外，荷华旖旎池中。飘飘酒旗舞金风，短短芦帘遮酷日。瓷盆架上，白冷冷满贮村醪；瓦瓮灶前，香喷喷初蒸社酝。未必开尊香十里，也应隔壁醉三家”。用笔草草，似也顾不得有的词语与前面写过的重复了，何以如此？且往下看。作者对快活林酒店没有用诗词来写意，而换了笔，用了白描。另外，《水浒》还从来没有写过“大”酒店，快活林酒店是首例：　　

“早见丁字路口一个大酒店，檐前立着望竿，上面挂着一个酒望子，写着四个大字道，‘河阳风月’。转过来看时，门前一带绿油栏杆，插着两把销金旗，每把上五个金字，写道，‘醉里乾坤大，壶中日月长’。一壁厢肉案、砧头、操刀的家生，一壁厢蒸作馒头烧柴的厨灶；去里面一字儿摆着三只大酒缸，半截埋在地里，缸里面各有大半缸酒；正中间装列着柜身子，里面坐着一个年纪小的妇人，正是蒋门神初来孟州新娶的妾，原是西瓦子里唱说诸般宫调的顶老。那妇人生得如何？眉横翠岫……也有五七个酒保……”。气势、规模、人物，确实不同。　　

读了对快活林大酒店的白描实写，可见前面对那个“村醪小酒店”的粗粗写意，无论在节奏感上，在笔法变化上，都是有预为“反衬”的文学意味的了。　　

第三十二回，逃亡中的武松化装成了行者，路上杀了蜈蚣岭王道人，又行了十多日，翻山越岭，又“早见一个酒店”：“门迎溪涧，山映茅茨。疏篱畔梅开玉蕊，小窗前松偃苍龙。乌皮桌椅，尽列着瓦钵瓷瓯；黄土墙垣，都画着酒仙诗客。一条青旗舞寒风，两句诗词招过客。端的是走骠骑闻香须住马，使风帆知味也停舟”。这篇词写得略有些不同，但也仍只是一种写意。这样的酒店，本该让辛苦逃亡中的武行者吃个尽情，却没有能够，于是发生了下面与孔亮的冲突。所以这酒店的描写，也仍是一种气氛情境的预衬和准备。　　

最“大”的酒店是快活林的施恩酒店，最有名的酒店当数江州的浔阳楼酒店了，因为古有白乐天浔阳江头获得写“琵琶行”的素材，今有宋江在上面题了反诗。在写浔阳楼酒店之前，写了一大段宋江在“琵琶亭酒馆”的“纵目观看”，“端的是景致非常”：“云外遥山耸翠，江边远水翻浪。隐隐沙汀，飞起几行鸥鹭；悠悠小浦，撑回数只渔舟。翻翻雪浪拍长空，拂拂凉风吹水面。紫霄峰上接穹苍，琵琶亭畔临江岸。四围空阔，八面玲珑。栏杆影浸玻璃，窗外光浮玉璧。昔日乐天声价重，当年司马泪痕多”。这是写浔阳酒楼的先声，是为小“扬”，但下面没有急着去写“浔阳楼”，而写一大段李逵与张顺的从岸上打到水里，陪宋江吃酒，宋江后来又闹了肚子，是为小“抑”，等到休息了五七日之后，宋江出来闲行，才在无意中走到了浔阳楼前，此时重新“扬”起。于是只见门边有“朱红华表”，“柱上两面白粉牌”，写着“世间无比酒，天下有名楼”。宋江登楼举目，“端的好座酒楼”，其实并未写酒楼，写的是它的不同寻常的环境：“雕檐映日，画栋飞云。碧阑干低接轩窗，翠帘幕高悬户牖。消磨醉眼，倚青天万迭云山；勾惹吟魂，翻瑞雪一江烟水。白苹渡口，时闻渔父鸣榔；红蓼滩头，每见钓翁击楫。楼畔绿槐啼野鸟，门前翠柳系花骢”。宋江喝彩，大饮其酒，题写反诗，是为大“扬”，乐极生悲，被捕入狱，是大“扬”起之后的大“抑”。围绕“浔阳酒楼”，文情起伏迭宕，神鬼莫测，当然是作者的好布置，其文如龙。　　

第四十六回，石秀杨雄在翠屏山杀了潘巧云，与时迁三人逃离现场，行到郓州地面，遇到了一座客店，这客店里也有酒肉，对于急需吃喝的他们也是来得及时，“前临官道，后傍大溪。数百株垂柳当门，一两树梅花傍屋。荆榛篱落，周回绕定茅茨；芦苇帘栊，前后遮藏土坑。右壁厢一行，书写‘庭幽暮接五湖宾’；左势下七字，‘户敞朝迎三岛客’。虽居野店荒村外，亦有高车驷马来”，等于是个酒店。这家主人哪里知道，他们此时迎来的“五湖宾、三岛客”里却有个偷鸡贼时迁，并且这三个人都是去投梁山泊的，而店中插着刀枪也让石秀查问到了有关的情况，原来他们是走进了祝家庄，这就是此处写这个客店的另一种用处了。　　

　 　

 21，《水浒》的故事张力　　

《水浒》一书，总的是在两条轴线上向前运行，一条是以蔡京为首的天下“赃官污吏”，以及与他们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社会恶势力“泼皮豪强”，与人民群众的矛盾这条线；一条是义军内部以宋江为代表的“望天王降诏，早招安，心方足”的招安主义，与以李逵为代表的反招安主义的矛盾这条线。在第一条轴线上，产生着英雄们一个一个被“逼上梁山”的故事，这些故事自身带着自己的张力向前发展，它们汲取着第一条轴线的总的张力，同时又用自己的张力去体现和丰富那总的张力（可称第一张力）。在第二条轴线上，宋江的“受招安主义”也是一种总的张力，先是客观上起着聚集天下英雄形成强大力量去和社会黑暗作斗争的作用，后是把梁山好汉们驱赶进了朝廷的控制范围之内，为朝廷出力，一方面去剿灭跟自己一样走上了造反道路的英雄，即“征方腊”，一方面到边庭上立功，即“征辽”，最后是把英雄们送上他们的结局，这一切作为故事也有自己的张力，生动体现着“受招安主义”的总的张力（可称第二张力），带动着人物和情节向前发展。在第一条总轴线上，梁山好汉们打着红旗走向自己的辉煌，即大聚义和排座次，在第二条总轴线上，陷入了历史的迷惘，在底下的路怎么走这个问题上发生了大争论，最终，他们没有能把梁山理想国推向天下去，而是在“受招安主义”的白旗下，走向了自己的很窝囊很悲惨的结局。　　

也许，《水浒》的伟大之处，正在于如此客观现实地从方腊和宋江这两方面，完整地写出了封建社会中造反英雄的必然命运，那就是两种失败：被剿杀和被招安。第三种结局是有的，那就是李逵口口声声说的到东京去“夺了鸟位”，让宋江做皇帝，实质是儒家所说的封建社会内部的“革命”，即改朝换代，建立一个比腐败透顶的旧王朝好些的新王朝，这也就是李逵或方腊在当时所能给出的最终目标。至于“八方共域，异姓一家”的梁山理想国，其实只能在梁山一时存在，家庭与私有制的必然规律将会冲破他们的相对公有制的善良美好心愿而使梁山理想国解体，大约作者对于梁山理想国如何坚持下去，并且如何推广到天下去，也不知如何着手，找不到信心，所以只有任凭文学现实主义这一“笔性”引导着他的笔，去写出了梁山英雄们必然的历史真实的结局，作者的心，当是相当悲凉、清醒、而又无奈。　　

　 　

22，自然社会的全景图　　

过去人们强调《水浒》一书是作者在南宋以来话本和传说基础上的汇聚集撰，这固然而不错的。我们要说的是，《水浒》现实主义深厚性的重要特征，还在于它给出了一幅自然社会的全景图，这全景图的时代，当以作者所处年代作为中心点向上下扩展，也就是十三世纪下半叶至十四世纪上半叶。这方面也说明了作者的文学创作功力。　　

一，经济与文化。最基础的是农业。那信手拈来就能写到的庄院，比如，史太公庄、刘太公庄、宋太公庄、晁盖庄、柴进庄、毛太公庄、祝家庄、李家庄、扈家庄以至曾头市，就是这种农业经济在某一片农村的核心。这种庄院，显然是地主所有制，庄客就是有人身依附性的佃农，庄主太公给他住房给他田地，把他依附在土地上，必要时，也成为自己的士兵，组织他们去作战，这当然是以保卫庄院或保卫国家为号召的。庄院之外当有较自由的人，这就是自耕农，估计吴用就是一个自耕农，同时兼做教书先生。第二回书中那个“张兔儿”的李吉，大约也是一个种自己的地、闲时打点野味的农民。史家村大多数人都姓史，但史太公庄是其核心。推测言之，则史家村是既有佃农，又有自耕农的。农夫之外就是渔父，阮氏三兄弟就是最著名的渔父，看来他们处在较分散自由的状态，何处水大鱼多，何处就是他们劳作的地方，水面一大则无主（但“宋史”上梁山泊水面是收税的），所以他们也就没有人身依附关系的束缚。长江里的那些渔父，也是些较自由的人，他们打到鱼就到江州这样的沿江城市来卖出，受张顺这种渔行主（即头道鱼贩子）的盘剥，但大约剥削还不是很大，这从他们跟张顺比较融洽的关系可以看出。农夫渔父之外就是猎户，解珍解宝是最著名的猎户，武松打虎时遇到的也是正经的猎户，他们是靠打猎为生的，他们打的是老虎这样的大猎物，不是“张兔儿”。那时中国农村无论平原还是丘陵山区，老虎不少，《水浒》中写得最多的野兽就是老虎。据说作者施耐庵的表弟卞元亨，就踢死过一只老虎，盐城的有关史料上有正式的记载，那里不过是平原，但比起现在要多些野树林野草地以及湿地。在农村里，村头路尾，会开有小酒店，第四回中写到的“牛屎泥墙”的小酒店就是一例，至于母夜叉的卖人肉包子的小酒店，只能是开在比较偏僻的地方，这是带有游民性质的人做的不法生意。　　

在农业基础上发展的是各种手工业。较突出的是铁匠业铜匠业，这手艺既与农业息息相关，又与军事密切相关。鲁智深那么著名的兵器就是在铁匠铺里订做打造的，而杨志的祖传宝刀、让林冲走向恶运的那把宝刀，呼延灼手中那么管用的铜鞭，都得有好铁匠好铜匠才做得出。雷横原也是个打铁匠人，后来在郓城县做了都头。铁匠之外，还有做弓箭、做盔甲的行当。花荣的弓箭、朱贵的号箭、燕青的“川弩”，皆有其神奇之处，而金枪手徐宁那么好的雁翎甲，当出自不同凡响的匠人之手。小王都太尉送给端王的玉龙笔架、镇纸玉狮子，是两件上好的玉玩，让人想见玉器业的存在。至于宿太尉的“御赐金铃吊挂”，则是一件挺复杂昂贵的工艺品，“浑金打就，五彩装成”，上面挂满金铃、玉璧、玛瑙、琥珀珍珠，“乃是东京内府高手匠人”所制，手工业的高度成就最后流向宫廷并在宫廷里显现辉煌。至于酿酒业也是相当发达的，这从书中随处皆有的酒店即可看出。农村里的土酿能达到“三碗不过岗”的程度，比“老酒”还厉害。至于招安时赏下的“御酒”更不用说品位很高。孟州东门到快活林不过十四五里路，就有十二三家酒店，然后才到被蒋门神霸占了的快活林大酒店。　　

那一社会的商业，也颇繁荣。打劫生辰纲时，好汉们化装成贩枣子的，这就是在农业基础上生成的商业。挑着酒担唱着上五台山的汉子，就是一个小小的酒贩子。阮氏三兄弟除打鱼之外，还做着“私商”。李俊李立兄弟是往来江上贩“私盐”的。林冲上梁山时，王伦要他下山杀人，他等了两天，都不见一个单身客人，都是结伙的，甚至见到了有三百多人一伙的，难以下手。这里的“客人”，就是外出经商的人了。给金翠莲做媒给赵员外的，是金老的一个旧邻，家在东京，到雁门来做买卖。卢俊义这个大财主，管家李固手下的“行财管干”就有“四五十个”。卢俊义决定到泰安避灾，还不忘顺路“做些买卖”，出发时用了十辆车子、十个脚夫、四五十拽车头口，带了货物。可见，卢俊义是个大商人。　　

从“石碣村镇”这样的小集镇、清风镇这样的大集镇，到阳谷县清河县郓城县这样的小县城、渭州江州这样的小城市或中等城市、东京这样的大城市，所有城镇都是建立在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的基础上。代州雁门县城里就有“一百二十行经商买卖”，可见在大中城市商业更为繁荣。清风镇上的元宵灯会和北京大名府的元宵灯会，那些五花八门精彩纷呈的灯，皆出于不知名的花匠灯匠之手。郑屠是开肉案子的，他的经营规模是两副肉案、每日杀卖生猪有好几头、用着十来个刀手。鲁达拳打郑屠的文字中提到过“彩帛铺、油酱铺”。杨志杀牛二的那回书里提到过“州桥下香椒铺”。西门庆向王婆打听潘金莲之夫是何人时，提到过“卖枣糕徐三、银担子李二”，看来一是挑担子卖枣糕的，一是挑银匠担子的，他们家中可能同时也开着店铺。西门庆贿赂王婆时到“绸绢铺”里买过“绫绸绢缎、清水好绵”，言谈中提到过“请个裁缝”，张都监也曾请裁缝给武松做衣服，则想必是有“裁缝铺”的。西门庆与潘金莲相会时，王婆出门去“买了些现成的肥鹅、熟肉、细巧果子”，这些想必也是有专门店铺出售。武松私审潘金莲王婆时，“买了三五张纸”，则街上“文房四宝店铺”也是少不了的。被武松请来的街坊邻居有开“银铺”的姚二郎、开“纸马铺”的赵四郎、“卖冷酒店”的胡正卿，还有一个“卖馉飿儿的张公”。西门庆是开“生药铺”的，第二回说到的董将士家也是开生药铺的。武大开的是“烧饼铺”并肩挑叫卖。王婆是开“茶坊”的，正规茶坊里有“茶博士”（第三回、第十八回等）。武大死后用的“香烛纸钱”，想必就在赵四郎“纸马铺”里出售。城里有行医的人，杨志杀了牛二被判，吃了棒打，就寻个“医士”买了棒疮膏药。城里有“赌坊”，高俅落难时就曾住在开赌坊的柳大郎家；乡里有“赌房”，如第三十八回李逵到城外小张乙赌房里赌输了银子。雷横做都头之前，除做过铁匠，还开张过“碓房”，此外还杀牛、放赌。快活林市井上有百十处大“客店”，三二十处赌坊“兑坊”。城乡都有客店，如第三回金老父女就住在客店里。鲁智深离开五台山，住在“铁匠铺间壁客店”里等铁匠把兵器打好再走。杨雄石秀时迁三人在祝家庄里也住过客店，这该算是乡镇上的客店了。客店里也开赌，第十八回说到“北门外十五里，地名安乐村，有个王家客店内，凑些碎赌”，白日鼠白胜平时就是其中一个“赌客”。“棺材店”集镇城市里亦不可少，宋江资助闫婆的棺材是“县东陈三郎”棺材店的。城里酒店较农村的精致高级，往往是“酒楼”，有“鲁家酒店”、“樊家酒店”之称。　　

城里的建筑业也不同，在书中写到了“鸳鸯楼”、“狮子楼”、“浔阳楼”、“翠云楼”这些楼观，还有柴进叔父家惹人眼红的私人园林，至于李师师的妓院也是一座精致好建筑。书在一开头就写到了皇宫，那当然代表当时建筑的高水平，作者用的是“凤阁、龙楼、丹墀、黄金殿”这些词。接着就写到上清宫的建筑，环境是“青松翠柏、垂柳名花”，宫殿有“三清殿、四圣堂、献香坛、召将坛”，神像有“天丁力士、太乙真君、玉女金童、紫微大帝、北方真武、南极老人、二十八宿、三十二帝”，蔚为壮观。对五台山文殊寺的建筑也有一番交代，从山门写到佛殿，有钟楼、经阁、香积厨、僧寮、方丈、经堂、宝塔，又通过鲁智深的行动写到过半山亭子、四大金刚，是一个环境优美、建筑完备的大刹。大相国寺座落在“千门万户、三市六街、凤阁龙楼”的东京，建筑也是一样完备，写到“五间大殿、四壁僧房、钟楼经阁、宝塔、观音殿、祖师堂、罗汉院”。这些都凝聚当时建筑业的成就。　　

活动在城市里的主要就不是农民了，而是官吏、商人、小市民。王老卖粥也能生存，郓哥儿唐牛儿这样的小孩子也有办法赚到钱。江州劫法场救宋江时，好汉们就化装成城市里常会见到的各种人进了城，其中有弄蛇的、使枪棒卖药的、挑担的脚夫、推车的客商。　　

从高俅造船攻梁山可知，当时造船业也是兴旺的。有个著名的造船匠人叫叶春，会造“海鳅船”，船两边可置二十四部水车，行走极快，船中可容数百人，船上有“弩楼”，用于发箭，小型的“海鳅船”也用十二部水车。　　

在城市里有文化娱乐业。比如，白秀英父女就是靠说唱为生的。说唱等娱乐业不仅在东京有，在县城里有，在清风镇上也有“几座小勾栏”。皇家设置有“仙音院、教坊司、礼乐司”，里面养着“红裙舞女、翠袖歌姬”和“伶官”。梁山好汉受招安后，皇帝请他们看戏，五个主要演员搬演杂剧、百戏，伴舞的就有六十四人，乐队有一百二十人。至于当时人的娱乐兼艺术活动，以端王为例，是“琴棋书画、踢球打弹、品竹调丝、吹弹歌舞”。　　

吴用是乡村里的教书先生，家中自有书斋，蔡京做过翰林学士，王伦是不及第的秀才，富裕农家一般“户多书籍”，这些反映着当时教育和读书人的情况。 　　

虽然清风镇上也有“宫观寺院”，晁盖村里有“灵官庙”和“观音庵”，但宗教一般集中在城市。江州和北京都有“城隍庙”。像“瓦罐寺”那样散落山野的寺院就难以生存，而鲁智深出家做和尚的五台山“文殊寺”和东京的“大相国寺”，以及蓟州城里的“报恩寺”，显然都很兴旺。北京的“龙华寺”可能也不差。信州的龙虎山“上清宫”是道观，皇帝请张真人祈禳瘟疫，这道观的地位可见显赫。蔡太师对于前去梁山招安的陈太尉说的是一番义正辞严的《论语》，这是儒教在朝廷当家的标志。可见，在那个社会里，儒释道三家共在并存而为统治者所用。宗教成了特殊行业，五台山那些被鲁智深弄得不亦乐乎的五七百和尚们，大相国寺里等级森然的和尚们，就是靠宗教吃饭；而被石秀杀死的和尚、被鲁智深杀死的和尚生铁佛与道人丘小乙、被武松杀死的蜈蚣岭王道人，则是借宗教作恶。此外，东京城里有“岳庙”，清风寨镇上有“土地大王庙”，江州大江边有“白龙神庙”，郓州有“九天玄女庙”，李逵老家的山上有个“泗州大圣祠堂”，北京有“东岳庙”，这些，显示着宗教偶像崇拜杂多的情况。　　

如果把梁山英雄的职业出身考察一下，也就是当时社会百业的一个缩写：　　

农庄主，如史进、柴进、晁盖、李应，鲁智深本是军官，后是和尚，李忠、薛永是使枪棒卖药的，林冲、杨志、花荣、徐宁等人是军官，雷横是铁匠，后开过碓房即磨坊，后又做过杀牛的屠夫，也开过赌坊，最后是做了县里的都头，属于军官，吴用是自耕农兼教书匠，阮氏三雄是渔人兼做私商，公孙胜是道人，白胜、陶宗旺是农夫，曹正是屠夫，宋江、戴宗、杨雄、蔡福是小吏，武松是市民，后做军官，张青是菜农兼酒店主，燕顺、石秀是贩羊马客商，王英是车家，即有车可为客商所雇，本人兼做车夫，郑天寿是银匠，吕方是贩生药客商，郭盛是贩水银货客商，石勇是开赌坊的，李俊、张横是撑船梢公，也做私商贩私盐，李立是私商兼开酒店，童威童猛是贩私盐的，李逵本是农夫，后当狱卒，张顺是渔行主，肖让是职业书法家，金大坚是职业篆刻家，蒋敬是落科举子兼数学家，马麟、燕青是游民，侯健是裁缝，孟康是造船匠，时迁、段景住以盗窃为生，杜兴是客商，解珍解宝是猎户，汤隆是铁匠，卢俊义是巨商，安道全是医生，精通内外科，焦挺是相扑，皇甫端是兽医。　　

二，国家机器。在《水浒》给出的自然社会全景图上，竖立着的是庞大的密布的国家机器。最高统治者是皇帝以及皇室成员如王爷、驸马这些人，皇帝下面是朝廷，设立中央各种部门，如太师府，殿帅府，枢密院，再下面是大郡大府，如开封府、北京大名府，再下面是州县，再下面有乡、村等基层行政单位，五家一连、十家一保。军队庞大，中央有“八十万禁军”，各地“节度使”掌管精兵一万，镇压梁山泊时一下子就调动了十个节度使，那就是精兵十万，各地还有“清风寨”这样的小规模驻军，各府各州各县都有自己掌管的军队，北京大名府梁中书手中的军队就很庞大，另外还有守边的军队，如王进后来就投往边庭而去，所谓“经略府”大约就是较边远的军事领导机构。这样从行政到军队的国家机器，豢养无数文武官吏和士卒人员，上有蔡太师、高俅，中有梁中书、蔡九知府，加上由他们直接掌管的各级武官，下有州县文武官吏以及一些地方文武部门和司法部门，所用人员包括都监、团练、管营、差拨、节级牢头、押解公差这些人，也利用着民间人员，如西门庆就在衙门里做点事，被称为西门大官人，史进家里就做着一村的“里正”，一保也有“保正”，如武松在飞云浦杀了人，飞云浦的“保正”就出来理事了。《水浒》英雄就挣扎和反抗在这张庞大的国家机器密网之中。《水浒》一书为分析封建社会提供了形象而详尽的材料。　　

　 　

　 　

二，《水浒》人物系列之一　　

　 　

《水浒》人物相当程度上已是家喻户晓，若一一列出，岂不多事？但不断对人物有意义上的新的阐释，却永远是必要的任务，本章即致力于此，拟分为“小人物系列”、“泼的女性”、“开篇人物符号”、“赃官污吏系列”、“泼皮豪强系列”、“英雄系列”六部份来完成。　　

一部“逼上梁山”的故事，说的就是“时势造英雄”。至于“英雄”产生出来，当然是要扭转这样的时势，开创新的时势，这就是“英雄造时势”。　　

《水浒》英雄们要造的新时势，只以某种雏形在梁山泊里昙花一现，并没有在当时的社会有普遍的推廓实现，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大秤分金银，不分贵贱都一般儿弟兄相处，只能在梁山泊特定条件下相对存在于一时一隅，即使他们不陷入被瓦解和消灭的悲剧结局，也将陷入内部分裂的悲剧结局，在私有社会的汪洋大海和人们的思想传统之中，梁山泊的理想只能是“乌托邦”，历史长夜地平线上仍看不到曙光。这部书所面对并且要解决的问题是这样伟大而深刻，当作者按照现实的所指，给英雄们写出所能有的必然结局时，心头是沉重而无奈何的。　　

　 　

小人物系列　　

众所周知，《水浒》中的许多英雄人物，虽然是施耐庵伟大的文学创造，但有不少是从宋元话本如《大宋宣和遗事》以及元代戏曲里汲取过材料、得到过启发。相反，活跃在这些大人物故事中的小人物，正因信笔拈来，就更具原创的性质。这些小人物，从乡民庄客，到街民伙计，从年纪小的，到岁数大的，涉及多方面的内容，反映着丰富的景观，作者所处社会的情况于此可见，并以此介绍和渲染那些大人物所生活的环境，给全书提供最为可贵的生态气息，是十分重要的。我们若将这些携带着民情风俗的小人物一个一个画出来陈列一起，就会得到一幅当时的“清明上河图”。所以，这些小人物，绝对值得单独一说。　　

《水浒》中被作者信笔拈来的这些小人物，通过“阻碍”或其它方式，影响故事情节的发展方向和速度。小人物小情节推动着大人物大情节，在大人物大情节之间也总是活动着这些小人物小情节。施耐庵虽不知道、但不等于没有捉摸过如今所说的“叙事功能”，他观察认识了生活的内在结构，按照生活的样子，并加以一定取舍，组织了他书中的大人物和小人物、大情节和小情节。　　

　 　

首先出现的两个小人物，一个是“张兔儿”的小猎户李吉，一个是能说会道的王四。史进看到李吉，说，“张我庄内做甚么？莫不来相脚头？”可见李吉不是他的庄客，也许是别庄的，也许具有相对较自由的身分。而王四，是史家庄上“为头的庄客，此人颇能答应官府，口舌便利，满庄人都叫他做赛伯当”。一部《水浒》，除了洪太尉误走妖魔、高太尉逼走王进，全书英雄故事的真正启动，却就与这两个小人物有关。少华山上有了强人，是李吉告诉史进的，于是史进为了保护自己的庄院，将庄客们组织起来备战。后来史进与少华山上强人朱武、陈达、杨春不打不相识，做了朋友，是派王四传递往来书信的，王四却醉倒林中草地，信件被李吉偷去告官，并领着官兵前来包围了史家庄，史进不得不对抗官府、弃家逃走。这两个小人物，虽是信笔拈来，但多少赋予了一定性格特点，猎户到处游走，心思又活些，这就造成了一个李吉，而王四在庄客中为头，颇能应答官府，一方面能办点事，一方面也就因为大意失了信件，最不该是对史进说了谎话，谎称少华山上不曾有回信，这就酿成了大祸。这两个小人物极其自然地构成了故事发展的生态背景和枢纽。　　

　 　

第三回中值得一说的小人物，是“鲁家客店”的店小二。金老父女住这店里，郑屠着这店小二看管着他们。鲁达来放他们离开，店小二不肯放，被鲁提辖只一掌，“打的那店小二口中吐血，再复一拳，打下当门两个牙齿。小二扒将起来，一道烟走向店里去躲了”。这店小二如果是个只知道媚官怕官的“官本位”，一见鲁提辖要放人，做个顺水人情就是了，但他没有这样，他定然不知道郑屠如何欺负金老父女的内情，只知道受人之托、忠人之事，另一方面，也是不敢得罪当地恶霸“镇关西”。没想到鲁达是这样的一种脾气，所以先吃了一打。他如果是个乖觉灵活些的人，就不会吃这一打，可见他的智力和社会经验还差一点。鲁达掇条凳子在客店门口坐了两个时辰，店小二不敢出来，等到鲁达一离开，他也就溜了出来，“把手帕包了头”，要去给郑屠报信，不想鲁达腿比他快，已经坐在肉案门边，他也就“不敢拢来，只得远远的立住，在房檐下望”，后来他就目睹了鲁达如何三拳打死了“镇关西”。这样的一个店小二，没名没姓，却也是活生生的，自有他的行为逻辑和他的遭遇，在故事中以其“阻碍”和“停顿”方式起着“动力”和“目击者”的作用，使“文情如绮，事情如镜”（金圣叹评语），于读者不经意间，对故事发展起着重要影响。　　

     　　

与鲁智深相关的小人物可以说是特别地多些，这正是鲁智深的那几段故事特别滋润、也特别生动的原因。除了这个忠人之事却有些糊涂、胆小却也有点算计、落得一顿挨打的店小二，还有卖酒汉子、铁匠、庄家、众泼皮这些人。　　

卖酒汉子不是个平平的老实的人，他头脑清醒，口词尖刻，还会捉弄别人。开始时他是精神松懈挑着酒担子“唱上山来”的，鲁智深问他桶里是甚么？和尚这一问，不免使他吃一惊，他作出的回答是“好酒！”这简截的两个字显得又快又决断。这时他明知是个和尚在问他，而寺里是不准卖酒给和尚的，所以他竟然回答“好酒”二字，其中意思很多，至少是：你这和尚不必来问，这酒是一滴也不能卖给你的，酒再好，你也喝不到，看样子你是想喝，但你就干着急吧，谁叫你是和尚呢，我偏告诉你桶里是“好酒”，偏要撩拨得你心里痒，你能怎么样？你敢违犯酒戒吗？你这秃驴，真让我觉得好发笑！但鲁智深却似乎没听出、或没有计较他的弦外之音，执着地问他“多少钱一桶？”是把他的渺视和促狭放在一边不予计较的，只一心要买他的酒。他这边一听，问题严重了，这和尚胆大厉害，执意要买他的酒喝，这就涉及他自身的利害了，因为他能卖酒的“专利”也就是他的饭碗，正是寺庙里给的，这可不是一件闹着玩的事情。他就反问和尚：“你真个也是作耍？”并作了必要的宣传解释，这是在对这个和尚发出警告和威胁，以攻为守。但鲁智深仍然一定要买，他“见不是头”，也就是说，这时好像才注意到了鲁智深意志的不可逆转和身体的高大勇武，他可不是对手，他对一个普通和尚可能持有的优势，一下子不存在了，底下也许是力的较量而不是嘴皮子的较量，于是三十六计走为上，挑了酒担就走。他的精明是对的，可惜已迟，鲁智深一把抢了他的酒担，而且“交裆”一脚，把他踢伤了，半日不得动。鲁智深吃了一桶酒，叫他明日寺里来讨钱。这时的卖酒汉子，嘴不会说了，也不会使促狭捉弄人了，他十分识相，忍气吞声，赶快把剩酒匀在两个桶里，挑了担子落荒而逃。卖酒汉子没有想到五台山上还有个这样的和尚，他本想嘲弄作耍一下和尚的，却终于是吃了亏。如果他早知鲁智深的厉害，以他的精明，他可以绕道走、躲开鲁智深，而不会“唱上山来”，也不会在鲁智深面前卖弄他的优势而实际上处在一种愚蠢的地位。这个卖酒汉子，成了大花脸鲁智深大闹五台山喜剧里的一个小花脸。　　

　 　

施耐庵笔下的铁匠，是个好铁匠，有种职业的巴结和对自身行当的熟悉。这“铁匠铺”里有三个人在打铁，鲁智深开口一问之后，其中只有一人出面答话，当是其中较能做主也较能应答的人。他一见鲁智深的外相，虽然“先有五分怕他”，却能说“师父请坐，要打甚么生活？”真是沉着、稳重。鲁智深说要打禅杖戒刀，他也并没有吓着，而是说“小人这里正有些好铁，不知师父要打多少重的禅杖戒刀，但凭吩付”，言辞谦逊有礼，脚跟立得很稳。鲁智深说要打一百斤重的，本来有些紧张的铁匠，听了之后，竟然“笑道”，也就是说，脸上竟然浮现出了浅浅的笑容，因为他多少把握到了这可怕的和尚其实是有点鲁莽不懂以至天真可爱的，也就是说，不是一开头他所觉得的那么可怕了，他有点轻松起来，于是他“笑道”，小人打是能打的，只怕打出来你使不动，关王刀也只有八十一斤。铁匠在这上头有些知识，也喜欢在顾客面前卖弄一二，以显示自己的“专业”，但目的却是博取信任。不料他的笑容和他的话无意中却得罪了人，鲁智深因为遭到小看而“焦燥”起来发脾气，铁匠脸上的笑容顿时收敛，稍稍浮起的气又赶快沉着下去，回到原来怀着几分惧怕的谨慎态度上去。于是跟鲁智深在打多重的问题上进行了充分的商议，却也并不完全放弃立场一味顺着鲁智深，而从“四五十斤”让步到了“六十二斤”，这是他的职业道德，也是他的职业自尊，他知道这反而是有利于生意的。到最后，他还要挣回他作为一个好铁匠的面子说，“使不动时，休怪小人。戒刀已说了，不用吩付，小人自用十分好铁打造在此”。铁匠虽然差点因为自己的弱点把顾客得罪而做不成生意，总的来说，却能察言观色及时调整自己的态度以扭转不利局面。他运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充分跟顾客商量，处处为顾客作想，虽有时坚持自己的意见，却仍是为顾客着想，谅顾客也不会见怪，认真诚恳，机智灵活，做成了生意，也表现了职业操守。这个谈生意的过程，是取得顾客信任的过程，也是心理交流征服顾客的过程，做到了对顾客、也对自己的职业负责，铁匠深明此道。　　

底下还有银子的商议，铁匠说“不讨价，实要五两”，他看透了鲁智深性格的爽快，所以才敢于这样地说这样的话，爽快对爽快，鲁智深果然也就爽快答应了，并且“不打不相识”似的产生了交情，不在乎会被铁匠赚多少，还要请铁匠一道喝酒去，这证明着铁匠的外交是极其成功了。他说“师父稳便，小人赶趁些生活，不及相陪”，他毕竟是一个谨慎本份的人，若是性格上再多一点什么，比如若是雷横（原也是铁匠），他就会丢下手上活计，走出铁匠铺，跟着鲁智深去来两杯的。从开始谈生意，到此时生意做成，由一见到鲁智深还有点怕他，到此时双方愉快话别，鲁智深离开了，铁匠继续打他的铁，过程曲折完整，双方心理内容让读者可以感受到却不着一字尽得风流。铁匠的沉着精明，鲁智深的莽然气象，性格对比而存在。这个到铁匠铺订做武器的小情节小场面的描写，也令人想见五台山下小镇的繁荣景象，给故事平添着浓浓的生活氛围，鲁智深的性格也就在与小人物打交道的过程中得到又一次的皴染。　　

　 　

鲁智深离开铁匠铺，便去找酒吃，接连两个酒店都不肯卖酒给他，他于是“寻思一计”，决定用说谎的办法，骗酒家卖酒给他，并且他走得远远的，在“市梢尽头”找到了一个“傍村小酒店”。接待他的就不是店小二了，而是一个“庄家”。这“庄家”也是一个有点头脑的人，鲁智深高声说了“过往僧人买碗酒吃”，他并不立即就相信，还是把鲁智深“看了一看”，并且还要问“和尚，你哪里来？”鲁智深回答说自己是“行脚僧人”，他还要对鲁智深把五台山的规矩宣传一通，因考虑鲁智深口音确实不像是寺里的，才终于肯卖出酒来，并进而把半只熟狗肉也卖给了鲁智深。及至后来看到鲁智深往五台山而去，他吓得“目瞪口呆，罔知所措”，老实加上“聪明误”使他竟上了这和尚的当。“庄家”的智，虽是对和尚有备，却未及鲁智深的智，因鲁智深早有“寻思”，打的是有准备之仗。这一出小小的“智斗”的喜剧，引出了下面鲁智深打折了半山亭、打坏了金刚、惊吓了众僧一系列大喜剧。而这个镇郊的“庄家”和他的“傍村”而立、有着“柴门”和“篱笆”、墙上泥着牛屎、屋里的设施不过是“破瓮”和“白板凳”的小酒店，也给故事平添了独特的生活气息和趣味，起到了喜剧环境的作用。　　

　 　

与鲁智深相关的小人物，还有东京大相国寺菜园里的“众泼皮”。这些城市无业的闲杂的游民，平时“赌博讨钱为生”，这菜园也是他们赖以生存的“衣饭碗”，大相国寺“几番使钱，要奈何我们不得”，所以没有把刚到的鲁智深放在眼里，想把他赶进粪窖来个下马威，不想反被鲁智深识破，先踢两个泼皮下了粪窖，制伏了他们。后来鲁智深倒拔垂杨柳，众泼皮更是“匾匾的伏”了。他们成了鲁智深的一支特殊的队伍。当林冲去救他妻子时，“智深提着铁禅杖，引着那二三十个破落户，大踏步”而来，说是“帮你厮打”，何等气势！鲁智深说，“你却怕他本官太尉，洒家怕他甚鸟？俺若撞见那撮鸟时，且叫他吃洒家三百禅杖了去！”于是，“众泼皮见智深醉了，扶着道，‘师父，俺们且去，明日再得相会。’”簇拥着鲁智深而去，表现出“匾匾的伏”了之后十分的忠诚，是流氓无产者质朴的一面。鲁智深在野猪林救了林冲之后，董超薛霸回到东京报告了高太尉，高俅就吩付大相国寺驱逐鲁智深，还派人来捕捉他，是这些“众泼皮”及时通风报信，鲁智深方得逃出险境。这些“众泼皮”，虽是小人物，作为“叙事单位”，所起作用却是不小，竟与鲁智深、林冲的一大段经历伴随。而笔触有如摄像镜头，跟随着“众泼皮”对菜园的扫描，与跟随着林冲对东京城里的扫描，二者结合，给人以东京环境的完整印象。　　

　 　

在第四十六回里，有一个店小二，这是个“客店”，杨雄石秀时迁三人来到店里，他好好地接待了他们，并向他们介绍了本地情况，原来他们是到了祝家庄的范围里。时迁偷杀了店里的报晓公鸡，店小二跟他们理论，后来高喊“有贼”，来了些人要捉拿这三个英雄，却都被打翻，小二哥也被“打肿了脸”，客店也被这三个人放火烧了起来。这个店小二本是个无辜而善良的人，不想如此倒了大霉，原因是他太看重了“店里少他不得”的那只报晓公鸡，也不该威胁三个人说要拿他们当梁山贼寇，并真的就喊人来捉“贼”。这店小二具有了这么一点个性，所以客观上就先声夺人地渲染了祝家庄要与梁山为敌的气氛，启动了底下“三打祝家庄”的大情节。　　

    　　

最有名的店小二是沧州的“酒生儿李小二”。当初在东京时得过林冲救助，流落沧州后，投托姓王的酒店里做买卖，招他做了女婿，如今只剩得小两口，就在牢营前开个茶酒店，正好撞见发配来的林冲，请林冲到店，叫出妻子拜见了恩人，管待了林冲，要他以后衣服拿来浆洗缝补。李小二和他的妻子淳朴踏实，与林冲的这番情感，是一种社会等级和眼前处境奇特反差中的情感，令人感动。以后这李小二表现出了一种机警，听出了陆虞侯的东京口音，并派他的妻子又去偷听，把疑问及时告诉了林冲，并要林冲“吃饭防噎，走路防跌”。林冲被派往大军草料场，李小二安排几杯酒给林冲送行，说以后去看望恩人。李小二对林冲开口便是“恩人”，他清楚自己是个小人物，无有更大本领帮助林冲，但他处处尽心、体贴，保持着社会低等级的人对高等级的人的尊敬，决不因为这个高等级的人已经沦为牢营里的犯人而稍有懈怠失敬，这既是虔诚的“报恩”，也因为知道林冲是个好人，不幸遭了高太尉的陷害。李小二的思想虽然极其朴实，却是有着自己的主见，在一种谨慎小心里，坚持着自己的品位，这是小百姓的平凡而平静的高贵，在柔弱之中有着无限的坚韧性。　　

在小说中，李生儿夫妻十分微妙有用，一来进一步具化了故事环境和渲染了林冲的苦难不幸，二来用间接的侧面的方法，把陆虞侯已经追杀到沧州及其与当地官员的勾结交待了出来，比起让林冲直接地和正面地发现这一情况，具有完全不同的艺术效果，给出了底下情节的独特路径和发展空间。正因你死我活的双方没有直接见面，一方在明处，一方在暗处，于是，一边是林冲渐渐松驰下来，但并不能完全松驰，一边是迫害在步步逼近，但并不见任何刀光剑影，正如杀手的无声和蒙面。表面的松驰与骨里的紧张就这样结合在一起，松驰到林冲竟挑着葫芦去买酒吃，紧张到大军草料场烧起了冲天的大火。最后，双方狭路相逢，一切的虚转为实，一切的暗转为明，一切的间接转为直接，松驰完全转为紧张，林冲在山神庙前一个一个地、有章有法地、细致彻底地收拾了来迫害他的人，更显得惊心动魄。李生儿夫妇两个小人物，起到了大关节的作用。　　

　 　

底下，再把唐牛儿等十个小人物分为五组来略加分析。　　

唐牛儿，是郓城县城里一个卖“糟腌”的，“如常在街上只是帮闲”，其中就做着业余小侦探，“有些公事去告宋江，也落得几贯钱使”，能为宋江“死命向前”。这一晚，赌钱输了，要寻找宋押司讨几个，听说宋押司与闫婆一起走过，他就判断出了问题的实质是“必然吃那老咬虫假意儿缠了去”，这一个“缠”字是十分准确的。对于闫婆惜与小张三“打得火块也似热”，他也全知道，不愧是个小小的包打听。闫婆大门没关，他摸上了楼，宋江心里说“这厮来的最好”，就跟他唱起了双簧，说衙门里正要他去，目的是求得脱身，但偏让“一双眼琉璃葫芦儿一般”的闫婆识破，把唐牛儿打得滚下了楼，又打得跌出了大门。宋江杀了闫婆惜，被老闫婆骗至县门前揪住不放，这时，“恰好唐牛儿托一盘洗净的糟姜来县前赶趁”，他就“把婆子手一拆，拆开了，不问事由，叉开五指，去闫婆脸上只一掌，打个满天星”，这算是对打了他的老闫婆有了个报复。宋江也就趁乱走了。唐牛儿被婆子揪住，在衙门里挨打，坐了牢，为宋江吃了苦。这个唐牛儿，是个有点正义的孩子，也敢于维护正义，但头脑还有点简单，平时，既做点小生意，也做点小“帮闲”的事，赌博也来，但害人的坏事大约是不会去做的，因为他分得清善恶是非，当然，必要时，他也能做出一个小泼皮的狠相来。这是最普通的一个小街民，所谓不能为大恶也不能为大善，虽然自以为万事明白，能知能行，其实是芸芸众生中的一个而已。唐牛儿的作用也像一个小小的转珠，转动了一切，他衬托了宋江平日为人，丰富了“杀惜”的戏剧，渲染了社会生活气息，最后还由他而让被老闫婆揪住的宋江得以逃脱。　　

　 　

郓哥家中止有一个老爹，靠他在县前一些酒店里卖些时新果品过活，有时也得西门庆赏他一些钱，但与西门庆的关系显然远不及唐牛儿跟宋江。这一天，他提着一篮雪梨，到处找西门庆，有那促狭的大人告诉他，西门庆在王婆屋里会武大老婆，你是小孩子，只顾撞进去不妨。不想王婆拦住了他，两个人相骂起来，他说“不要独吃自，也把些汁水与我呷一呷”，见王婆不理他，又威胁说，“只怕卖炊饼的哥哥发作”，于是王婆大怒，把他直打出街上去，雪梨滚落一地，郓哥一头哭，一头拾梨子，一头骂王婆，发恨要“做出来”。这郓哥沾染的市井泼皮习气，好像比唐牛儿严重些，但他又分明还带着更重的孩子气，那不好的泼皮习气尚未在他身上定形，那要跟王婆分些“汁水”的话，更多的只是学着泼皮口气，尚未完全变成习性，他的目的只是要见一下西门庆，送上他的雪梨，得几个赏钱。他本来也不想干涉王婆和西门庆，可被王婆打了之后，一转身就决定了相反的立场，他要“做出来”主张正义了，足见他是血气未定、遇事考虑不多的孩子。他找到武大，三言两语就挑动了武大，要武大请他吃了酒，把潘金莲与西门庆的事告诉了武大，想不到武大竟拿不出好办法，他又出了个主意，愿意与武大配合去“捉”。武大果然也就跟他配合，第二天二人会齐，郓哥一边挑动王婆，一边放出暗号，一边又把王婆“死顶在壁上”，武大就闯进了王婆的家，后来反被西门庆踢伤了。郓哥最妙的是，当武松找他时，他就猜到了来意，首先把自己的后顾之忧考虑好了，开口就说“只是一件，我的老爹六十岁，没人瞻养。我却难相伴你吃官司耍”。他既知难以躲避，也愿意陪着武松打官司，但他确有困难，不如作为条件趁早跟武松说了，估计武松有钱、也爽快，不会不给他银子。这郓哥也就成了武松的大故事里一个带有“启动功能”的重要的小人物，他聪明机灵，遇事有办法，他一般不惹事，但如果不得已的话，他也很厉害，有头脑、有手段、会闹事。他这个小人物的性格和行为，也渲染了城市消费社会的氛围，西门庆潘金莲式的人物就如鱼在水生活其中，完全被后来的《金瓶梅》所汲取。　　

　 　

江州的小张乙，似可看作稍稍长大了的唐牛儿郓哥儿，他终于为自己找到了一个较固定的职业，就是在城外开个赌场。这赌场规模不大，方法也原始，赌的时候只要把钱往地上圈子里一丢，就算参赌了，李逵就是这样做的。小张乙一见是李逵，也就把这位来参赌的人脾性看准了，知道李逵“从来赌直”，就是说，赌得有品格。因这一博是傍人在赌，他叫李逵等下一博，或者赌个“傍猜”，但李逵不肯，并且挤开别人，夺过“头钱”，问，我跟谁博？小张乙说，就博我的五两银子吧。小张乙为何要说就跟他博呢？大约是考虑这一博本是别人博的，被李逵搅了，怕博出是非来，不如自己直接上场，算是插进来的一博，赢了输了都不要紧。结果，李逵偏偏输了。假如在平时，李逵也不会翻悔，因为他“从来赌直”。但这一回却说“我这银子是别人的”，原来是借的刚刚见面的宋江的，他心中想赢了钱，一面好还宋江，一面好请宋江，不想输了，事关他的义气面子，所以就“不直”了起来，他这个“不直”，却反映着他为人“最直”。小张乙一来不知他这内情，二来他是开赌场的，赌客有何内情与他无关，所以就不肯把银子给李逵，结果李逵动手就抢，并在争夺中把小张乙众赌客都打了，幸得宋江戴宗赶到，才解决了纠纷。小张乙是开赌场的，要的就是赌场有规矩，所以喜欢的倒是“直”，而李逵的行为反而是个“泼皮”了。开赌场在那时当然是允许的，所以，长大了的唐牛儿郓哥儿却是有了正当职业成了人也。小张乙的作用，是为了写出李逵，同时也作为人物活动背景提供了生活的一角。　　

　 　

《水浒》中有几个大约六十岁左右的小人物，可以放在一块来说。一个是第二十一回“卖汤药的王公”和“卖药的老王”，一个是第四十五回“卖糕粥的王公”，一个是第二十五回的何九叔。　　

“卖汤药的王公”一清早见到宋江，就“慌忙”地问：“押司如何今日出来得早？”并体贴地说，“押司必然伤酒，且请一盏醒酒二陈汤”，于是浓浓的舀上一盏奉上。这“必然”二字，反映着多少的社会情况！像宋江这样的衙吏，平日吃得醉醺醺的看来是常事，这都看在“卖汤药的王公”这样小百姓的眼里，一方面是无奈何这些人，一方面也就看成“商机”，卖起“醒酒二陈汤”来，由社会的悲剧化成了社会的喜剧。宋江吃了这“二陈汤”，猛然想起，时常吃他的汤药，不曾要我的钱，我过去曾许他一具棺材的。他以为身上是带有梁山给他的金子的，就对王公说了棺材的事，并伸手到身上招文袋里取钱，这才发现招文袋不在身上，忘记在闫婆惜房间里了。非同小可，立即返回，于是“杀惜”。这王公的出现，调节着小说的节奏，既放松了前面宋江一夜没睡好的紧张，又开始着下面“杀惜”的紧张，一面也说明着宋江平时的生活和为人。但王公虽是把情节转向“杀惜”的人，实际上又是救了宋江的人，如果不是因他，宋江不知还要过几时才会想到招文袋，也许就迟了。施耐庵信笔写来的这个“卖汤药的王公”，使我们知道当时早上还有这种“汤药”可饮，可以想见那时清晨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二陈汤”的药味，小说里的生活气息好像更具体可感了。这“汤药”味可算得一种活生生的历史文化气息，我们也才知道，宋江等一些人身上原来是常有着这种“二陈汤”的中药味儿的。　　

唐牛儿见闫婆揪扭住宋江，“想起昨夜的一肚子鸟气来，就把盘子放在卖药的老王凳子上，钻将来……”。这个“卖药的老王”大约是个摆地摊卖药的，不是前面那个“卖汤药的王公”，该“王公”卖“汤药”时有“一碗灯明”，至少是有着“汤药”担子的。这个“卖药的老王”是随手设置的一个人物，仅此一笔，别无描写，但也起着一定渲染作用。但金圣叹认为这个王公就是前面卖汤药的王公。　　

　 　

第四十五回，石秀杀了头陀和裴如海，自己躲了。本城一个“卖糕粥的王公”，每日五更就出来做小生意，今日比往常还早了一些，挑着一担糕粥，点着个灯笼，后面跟着一个“小猴子”，出来“赶早市”，被死尸绊了一跤，连人和担子跌翻在地，碗碟都打碎了。小孩子眼尖，叫了起来，说是一个和尚醉倒地上。王公摸着起来，摸了渌渌的两手血迹，“叫起苦来，不知高低”，邻居听得，都开门把火来照，于是和王公一起到衙门首告。这个“卖糕粥的王公”，又给了我们某种生活气息，那清晨空气中，不但有“汤药”味，还飘逸着糕粥的清香。这可怜的王公，一担子糕粥和碗碟都损失了，受了惊吓，还暂时被依法押在府狱里，至少要被误大半天的时间功夫，也许还得饿着肚皮。他在小说中起的作用仍是故事转折的枢纽，裴如海被杀的事由他这不幸的跌跤张扬了开来，于是杨雄明白了一切，心中消释了对石秀的误解。小城薄雾中的黎明，是通过点着灯笼走路，跌倒了摸着起来摸了两手血，小孩子眼尖先看清了地上的人是和尚，邻居们手上把着火开门出来观看，这样一系列的交代，在动感中描写出来的，不是对景色作孤立静止专门的描写。应该说，这方法简洁生动而且自然，是中国文学显著民族特色之一。　　

　 　

对于何九叔，作者赋予他的身分是“地坊上团头”，做着专业性工作，负责验尸、火化这些事情。西门庆做贼心虚，就贿赂他，却反而引起了他的疑心，但他不动声色。他手下还使唤着几个徒弟一类的人，早在他之前就到了武大家，他一到，问，“这武大是甚病死了？”他手下人回答，“他家说害心病死了”。这两句对话，反映着他们的身分和工作。于是他“看着武大尸首，揭起千秋幡，扯开白绢，用五轮八宝犯着两点神水眼，定睛看时”，忽然就“大叫一声，往后便倒，口里喷出血来”，被抬送回家。这其实是他的一计。他是个有头脑的人，知道武大还有个厉害的兄弟武松不久就要回来，西门庆的拜托他不能照办，但他又还不曾到说破真相的时候，就只有这样利用迷信装着“中了恶”，好到时能回避不在场，否则，以后他就会有验尸不明的责任了。他的考虑实在是极其周到的。果然，他推说自己“中了恶”，就由几个手下人去给武大殓尸入棺。但关键时候他就出现了，他突然到了火化场，三言两语哄得王婆和潘金莲放心地离开，他却偷取了武大骨殖，后来就以这个骨殖以及西门庆贿赂他的银子为证，把真情告诉了武松。他遇事不慌，应付了复杂难办的事情，使自己清白无碍、化险为夷。老练、沉着、智慧是他的特点。卖“汤药”卖“糕粥”的“王公”这些人，因智慧能力不及他，在社会上的重要性也就不及他。这个“何九叔”，与戏曲舞台上的“宋士杰”实为同一类人物。何九叔起着把武大被害真相告诉武松的作用，从而推动情节的发展，但他本身的这一段表现，既丰富了故事的生活面，又增加着武大故事的凄惨阴森，为武松的复仇把气氛渲染得足足的。　　

　 　

何清、李达，是两个有点特殊的小人物。“生辰纲”被劫后，梁中书有“札付”到济州府，接着蔡太师又派“府干”到来，声言就在州衙宿歇，十日之内，立等破案，要不然就要将济州府尹发配沙门岛。于是府尹就把“三都缉捕使臣”何涛脸上刺下“迭配……州”字样，空着州名，若不破案，也就先将他发配。这何涛有个弟弟叫何清，一向没有得到哥哥重视，对他嫂嫂抱怨说，“哥哥放着常来的一班儿好酒肉兄弟，闲常不睬的是亲兄弟”。何涛没想到他这个兄弟却掌握了案情线索，于是陪笑脸求兄弟，嫂嫂也在一旁说“阿叔，胡乱救你哥哥，也是兄弟情分”。何清又当面抱怨了一通，说“闲常有酒有食，只和别人快活，今日兄弟也有用处”。何涛见他话里有来历，慌忙取银子给兄弟，何清又说了一番“不要把银子出来惊我”的话，这才“拍着大腿”说，“这伙贼，我都捉在便袋里了”。原来晁盖装成贩枣客人时被他破了，白胜挑着两个桶说是卖醋也被他瞧破了。何涛大喜，先去捉了白胜，拷打之下招了实情，“生辰纲”案也就破了，只等捕捉晁盖等六人。何清出于偶然发现蛛丝蚂迹，也属正常，施耐庵却没有“正常”地去写，而是设计了弟兄二人小小的家庭喜剧，何涛有心事，见了这个没有大出息的弟弟就口声不好，嫂嫂拉何清到一边去予以招待，何清就对嫂嫂泄怨，其中故意漏出口风来，嫂嫂赶紧报知何涛，何涛就来俯就弟弟，又出以银两，好言释疑之后，弟弟就说出了他的惊人发现。这出小小戏剧，与元杂剧《杀狗劝夫》相类，那里也是一个哥哥不喜欢弟弟，酒肉只请外面的朋友吃，嫂嫂却有自己的正确态度，最后也是弟弟救了哥哥。不过，这个何清虽然给他的哥哥提供了破案的情报，他的哥哥何涛却兵败石碣村，被割了耳朵放回。何清在小说中起了影响情节发展的作用，他所说的关于官府布置客店住宿登记、一月查一回的话，也从侧面交代渲染了故事环境。何氏二兄弟的家庭喜剧，也丰富了小说的社会背景。　　

　 　

李达是李逵的亲哥哥，提了一罐子饭，来给母亲吃，一进门，看到了李逵，骂道，你这厮回来则甚？又来负累人。这一句话，也就说明他的思想观念与李逵是完全两样的。已经盲了眼的母亲说，铁牛如今做官了，要接我去，李达说，“休信他放屁！当初他打杀了人，教我披枷带锁，受了万千的苦。如今又听得他和梁山泊贼人通同，劫了法场，闹了江州，现在梁山泊做了强盗……”李达这番话说的是事实，说出了一个普通农民所受的苦和他的担忧。李逵劝他跟了一起上梁山，李达听了大怒，但考虑打不过李逵，就把饭罐丢下，自己走了。李逵赶紧背了母亲就走，临行时留下一个五十两大银。李达领着十几个人来捉李逵，母亲和李逵都已不见，不了了之。　　

李逵回家接母的故事应当列为最动人的故事，铁牛老娘的母子感情，一向粗莽的李逵对哥哥的理解和宽容，李达的本分、偏执和头脑僵化，都十分真实。李达这样一个质朴的普通农民，其思想完全受着统治者思想的奴役，与梁山好汉和李逵的思想水火不相容，可以说是他本阶级最落后的分子，从这上头说，他是一个有着深刻悲剧性的小人物，他的悲剧性延伸到了鲁迅等现代作家的笔底，体现在阿Q这样的人物身上，而更为麻木。李逵回家接母亲这段书的价值，就在于真切写出了在梁山泊举旗造反的背景下农村和农民某一方面的情况，给全书故事涂染深厚的现实主义底色。戏曲将李逵探母搬上舞台，是有艺术眼力的，但还可以为李达单独写一本戏，揭示他身上精神奴役的创伤和他内心的矛盾与痛苦。　　

   　　

第八十三回宋江滴泪而斩的“小卒”，可以说是《水浒》里最后一个值得一说的小人物。“小卒”人物虽小，却以自己的反抗和一死，揭示出了当时所有梁山英雄在受了招安之后的悲剧处境。如果说含“征辽、征方腊”的一百回本是《水浒》原作，那么这个“小卒”的悲壮一死，比起“梁山泊分金大买市，宋公明全伙受招安”，更是梁山英雄走向毁灭的一个具体的转折点。　　

这段书定是作者原作，它的深刻悲壮，显示着不可能出于别人之手。写的是征辽之前，两个官员给梁山三军给散酒肉，却不改“贪滥无厌”的本性，竟然“徇私作弊，克减酒肉”，一瓶酒只剩半瓶，十六两肉克减六两。一个军校气不过，就跟官员较量了起来。官员骂道，“你这大胆，剐不尽、杀不绝的贼！梁山泊反性，尚不改！”军校大怒，把酒肉劈脸打去，发生冲突。官员说，你拔刀敢杀谁？军校说，“俺在梁山泊时，强似你的好汉，被我杀了万千，量你这等贼官，直些甚鸟？”就把他杀了。杀了官员之后，军校却“立在死尸边不动”，大义凛然，一人做事一人当。宋江哭着说，“我自从上梁山泊以来，大小兄弟，不曾坏了一个。今日一身入官所管，寸步也由我不得。虽是你强气未灭，使不的旧时性格”。军校并不后悔，视死如归，说，“小人只是伏死”。于是宋江让他痛饮一醉，自己缢死，然后斩头号令，以谢朝廷。这个“小卒”之死，反映的矛盾是多么尖锐，梁山英雄们的心情当是多么沉重。此时此刻，这个“小卒”的份量，决不在百零八将英雄之下，而正是他们的一个总代表，其艺术作用真是“四两拨千斤”。我想，戏曲是该有《陈桥驿》或《宋江斩卒》这出戏来表现这段内涵丰富的情节的。　　

　 　

此外，《水浒》中的几个“太公”，可作分析，他们是史太公、刘太公、宋太公、孔太公、穆太公。我们得感谢施公为“自然社会”的庄主留下了这么丰富的写照。（至于曹太公、祝太公、毛太公、曾长者，这些恶霸式的庄主，是其另一面的写照）。　　

史家庄的庄客就很有礼貌，王进说明要借宿，就回答说“且等一等，待我去问庄主太公，肯时，但歇不妨”。王进见了“年近六十，须发皆白”的史太公便拜，太公连忙说，“客人休拜，且请起来。你们是行路的人，辛苦风霜，且坐一坐”，还说，“哪个顶着房屋走哩”。接着就“四样菜蔬，一盘牛肉”，招待王进子母吃酒，劝了五七杯，才叫搬出饭来。太公亲自引王进子母到客房安歇，骑的头口骡马也叫庄客牵去喂养。庄客又送来热水给客人用。一切都质朴自然，而且井井有条。因为王进说过“明日早行”的话，史太公一早就来到客房前，见王进子母还未开门，就说，“客官失晓，好起了”。当听说王进母亲心疼病发，太公说“客人休要烦恼。教你老母且在老夫庄上住几日，我有个医心疼的方，叫庄客去县里撮药来，与你老母吃，教他放心，慢慢地将息”。这样就住了五七日，才得痊愈。史太公待人之善良、温厚，跃然纸上；长者之风，呼之欲出。　　

桃花庄的刘太公，年近六旬，待人也是礼厚，留鲁智深住宿，说“师父请吃些晚饭，不知肯吃荤腥也不？”问明了鲁智深不忌荤酒，就叫庄客取酒肉来招待。山大王要来他家做女婿，他心中烦恼，无可奈何，却好心关照鲁智深“夜间若是外面热闹，不可出来窥望”。经鲁智深一问，他就说出了他的烦恼，鲁智深自告奋勇说能劝山大王放弃这门亲事，他且喜且忧，一边想到“好却甚好”，一边却也替这个和尚担心，关照说“只是不要捋虎须”。他没有想到鲁智深并不是劝说，而是打跑了山大王，他担心着山上强盗前来报复，说，“和尚，你苦了老汉一家儿了”。当听鲁智深本是个军官，一二千人马杀来也不怕，他就求鲁智深救护。后来看到山上强盗竟然称鲁智深是“哥哥”，他心里叫苦“这和尚原来也是一路”。直到鲁智深劝山大王放弃这门亲事，他一颗心才放了下来。当时农村社会老实本份势弱的庄主，是如何怕强盗的，刘太公实在是一个生动的事例。　　

宋江的父亲宋太公，比起史太公刘太公，于淳厚之中显着些冷静与精明，难怪他有着宋江与宋清这样两个冷静精明的儿子。他与宋江配合，早就将宋江“出籍”，当宋江“杀惜”在逃，公人前来捕捉时，他就拿出这一纸“执凭”，说了一大篇宋江“与老汉水米无交”的话，置酒管待公人，又拿出十多两银子相赠，也就把公人们打发走了，其实这时宋江正藏在家中。接着朱仝雷横又奉命来搜查，他知这两人都是宋江平日朋友，在许多士兵面前，他也是拿出“执凭”来诉说一通，与朱仝雷横二人配合默契，又过了这一关。朱仝雷横一走，宋江就从地窨子里出来，他同意宋江逃走，并说家里的事“不用你烦心，你自和你兄弟宋清在路小心”，“使个得托的人，寄封信来”，“你两个前程万里，休得烦恼”，一番叮嘱，十分仔细。后来，他怕宋江在外面被人撺掇落草，“做个不忠不孝的人”，又值朝廷册立皇太子，赦书已下，因此托人带信唤宋江回家，认为即使到官，也不至于害了性命。不想县里立即就有公人来捉宋江，他哭道，“是我苦了孩儿”。宋江起解时，他叮嘱说“你如今此去，正从梁山泊过，倘或他们下山来劫夺你入伙，切不可依随他，教人骂做不忠不孝。此一节牢记在心孩儿，路上慢慢地去，天可怜见，早得回来，父子团圆，弟兄完聚”。过去人们指责宋太公的“忠孝”思想对宋江的负面影响，但宋太公是一个本份的和精明的农庄主，“忠孝”思想，也是当时传统的并且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指责宋太公个人未免有失偏颇。宋江闹了江州之后，县里派人把宋太公和宋清“管定”在家中，早晚就要捉到牢里去监禁，一二百兵丁日夜守定在宋家庄，这种情况下，梁山好汉救宋江的同时，把他接上梁山，与宋江在梁山团聚，他也就不再有异议了，他也成了一个被“逼上梁山”的人。宋太公成了全体好汉的太公，有时以厚道长者的身份为梁山做些事情，比如，捉到女将，寄养他的身边，是一种较好的过渡。　　

白虎山孔太公父子从柴进庄上接宋江到自己庄上住，孔太公儿子孔明孔亮拜了宋江做师父，后来武松到此，误会相打一场，孔太公父子留武松在庄上住了十多日，宋江就和武松一起离开了孔家庄，临行时，孔太公送了武松一套新做的行者衣服，又送他二人盘缠，对英雄一片热肠。孔太公死后，孔氏兄弟在本地杀了人，占了白虎山为寇，与二龙山、桃花山一起，“三山聚义打青州”，后来都上了梁山。　　

揭阳镇上穆太公与史太公一样，对过路投宿客人待之以礼，已见其厚道；穆太公晚上“引着三个庄客，把火一到处照看”，宋江在门缝里看见，不由得想起自己的父亲宋太公，也是这样“件件都要自来照管”，这一笔见其是个谨严的当家人；穆太公却有两个儿子穆弘穆春，是揭阳镇上一霸，见到一个囚犯（即宋江）在镇上赏给演武卖药之人（薛永）银子，就认为是“灭俺揭阳镇压上威风”，于是兴师动众，先到客店捉了卖药人，又要去寻拿囚犯，穆太公说，“我儿，休恁地短命相。他自有银子赏那卖药的，却干你甚事……你也积些阴德”，说了一大篇训儿子的话，可见是个善良的有头脑的庄主。宋江大闹江州后，穆太公与宋太公一样，因为儿子而身不由己，跟着上了梁山。　　

若将这几个太公综合起来看，就能得到农村这样一种人的总体印象，比如善良、本份、厚道、朴实，辛苦持家，他们管理着自己的田庄，有数百庄客，以同姓为主，也就是聚族而居，但太公是首富，本人往往担任着官府派下的差役，做着村中“里正”。与祝太公、曾长者这些大庄主相比，宋太公等人是中小地主。史、宋、孔、穆都有儿子，而儿子都是豪杰，都使枪弄刀，随时有铤而走险的可能，庄客就是他们的士兵，这是古代社会寓兵于农和庄院自卫武装的反映，刘太公却只有一个女儿，因此显得较为势弱无能，这也是当时农村社会情况的真实反映。　　

　 　

　 　

泼的女性　　

我们不得不佩服的是，作者对闫婆这种老女人精细的刻划。得了宋江资助银两棺木，她就说“做驴做马，报答押司”，这虽是平常熟话，却是世故万分。她观察到“宋江下处，没有一个妇人”，于是主动托媒，要把女儿嫁与宋江。后来宋江果然让她们母女“丰衣足食”，说明她有眼光。她女儿闫婆惜与“小张三”有私，“如胶似漆，夜去明来，街坊上人也都知了”，闫婆当然也是知道的，但她并无阻止，任其存在和发展，这主要因为她原来的家庭“是个好唱的”，跟“行院人家”有来往，有着一定习性。当宋江风闻之后“有几个月不去”，闫婆就“累使人来请”，这一面是做着姿态，一面也是出于现实的考虑。后来正好跟宋江“遇到”，就“赶上前来”，说的是“押司，多日使人相请，好贵人，难见面！便是小贱人有些言语高低，伤触了押司，也看得老身薄面，自教训他与押司陪话。今晚老身有缘，得见押司，同走一遭去”，宋江推故不肯去，她又说，“这个使不得。我女儿在家里专望，押司胡乱温顾他便了”，还有，“是谁挑拨你？我娘儿两个，下半世过活，都靠着押司。外人说的闲是闲非，都不要听他”。宋江没法，答应去，她还说，“押司不要跑了去，老人家赶不上”。这一番话，活灵活现，表面上一团火是在求宋江，实际上是猎获住了不放，并且千般掩盖她女儿的不是，把水搅浑，糊弄宋江。她女儿闫婆惜只知爱张三，就丢开宋江，是浪漫的；而她却考虑到还不能丢开宋江，所以她如火如荼的硬要拉住宋江，比她女儿考虑周到，是现实的。     　　

老闫婆到了家门口，先是“把手一拦”，把宋江“拦”进屋，接着是“帮在身边坐了”，稳妥后，才向楼上“叫”，“我儿，你心爱的三郎在这里”。正如作者在一旁评说的，宋江“如何出得”老虔婆的手！后来宋江是被这婆子“扯”上楼、“拖入房里去”的，另一只手也就“拖起女儿来”，这是何等手段！接着，表面上教育女儿，实际上教她如何统一口径、说谎遮掩，“你只是性气不好，把言语来伤触他，恼得押司不上门，闲时却在家里思量”。闫婆惜对此虽是心领神会，却因一来“只心在张三身上”，二来远未达到她妈妈的水平，所以不但做不到那种柔软低下、寓刚于柔，反而动作口声十分强硬，“拓开”她妈妈的手，冲她妈妈说，“你做甚么这般鸟乱！我又不曾做了歹事！他自不上门，教我怎地陪话！”闫婆这时“推过一把交椅”在宋江旁边，然后“便推他女儿过来”，说，“你跟三郎坐一坐……多时不见，说一句有情的话儿”，这样硬拉在一起，她下楼去买果品，“我儿，你陪押司坐地，不要怕羞，我便来也”，临去时，她反锁了房门。　　

从把宋江“拦”进来，到反锁上房门，嘴里说着，手里做着，既照应到宋江，又照应到女儿，假戏做真，实实令人眼花缭乱，作者写她，一言一行，环环相扣，笔笔不错。底下写她是如何劝二人吃酒的，教宋江“你不合是个男子汉，说些风话儿耍”，恨不得宋江当场搂定她的女儿，她才得放心，但她心中其实寻思的是，“若是今夜兜得住他，那人恼恨都忘了。且又和他缠几时，却再商量”，原来以上的巴结都不过是权宜之计，心中却隐着“弃宋择张”之意，一旦经济上用不着宋江，也就可以实行了。她厚颜无耻对宋江和闫婆惜说，“你两个多时不见，以定要早睡”，“今夜多欢，明日慢慢地起”。　　

至此，老闫婆用的是一个“缠”字，皆因她能力有限，手段只能如此“寓刚于柔”。但当她遇到弱小时，也能强硬，比如唐牛儿来了，眼看就要把宋江弄出去，她急了，把唐牛儿“劈脖子只一叉，踉踉跄跄，直从房里叉下楼来”，后来又“乘着酒性，叉开五指，去那唐牛儿脸上连打两拳，直颠出帘子外去”，嘴里说的竟然是“破人买卖衣饭，如杀父母妻子”，她与宋江之间，只是一场有点特殊的买卖罢了！试问宋江此时，还有何趣？到得宋江杀了她女儿，她对宋江的态度也就从“做驴做马”而变为公然的强硬，露出了庐山真面目，“约莫到县前左侧，把宋江一把结住，发喊叫道，有杀人贼在这里”，这是要置宋江于死地。　　

　 　

至于闫婆惜，她的言行手段，恰与乃母如出一辙。先是听母亲叫“你心爱的三郎来也”，她以为是张三郎，“慌忙起来，把手一掠云髻，口里喃喃的骂道，‘这短命，等得我苦也，老娘先打两个耳刮子着！’飞也似跑下楼来”，也有几分纯情，出言却是村野不逊，呈现出“泼皮”的特征，至于在宋江面前，更是没有好言语了：“他又不瞎，如何自不上来”、“做甚么这般鸟乱，我又不曾做歹事”、“不把盏便怎地？终不成飞剑来取了我头”。　　

当闫婆惜手中握有了梁山给宋江的书信，认为拿住了“天字第一号官司”，她也就“强硬”起来，口口声声要跟宋江“明朝到公厅上”去，书信“到郓城县还你”，咄咄逼人。她拿住把柄，立即就要宋江答应她三条，一是公然要宋江任从她改嫁小张三，二是住房财物都归她，三是要书信上说到的一百两金子，三条的核心是让她以后跟小张三快活一世。宋江不能立时拿出一百两金子，闫婆惜就不答应，于是闹翻了。其实，可以推想，即使立时能拿出一百两金子，照闫婆惜和小张三两个的心地，宋江仍是会被他们出卖的。本来她母女是受了宋江恩惠于是“丰衣足食”，她母亲“下半世过活”还指望依靠宋江，而她如此用“天字第一号官司”威逼宋江低头，该算是过分，虽然从今天看去，她也只是她的生存环境的产物，但她确实“强硬奸毒”，是一个女“泼皮”。　　

闫婆和她女儿闫婆惜，正如高俅，也是谈不上《水浒》所崇尚的“仁、义、礼、智、信、行、忠、良”这类东西的，如果有了这些，她们的人生故事也就不一样了。戏曲中有《活捉张三郎》的戏，表现的是闫婆惜与小张三之间的相亲相爱，闫婆惜的鬼魂也恋着小张三，于是把小张三活活勾了去。一双舞台艺术的慧眼从《水浒》中发现了这一“浪漫”的故事，绝妙的反派演技表现的是人们甚可理解的情感，主要用满台的动作表演抓住了原作精髓。　　

　 　

潘金莲一开始对武松也只是一个“缠”字，在嫂嫂身分与一般女性身分的边缘上使用温暖体贴的小手段，想征服武松的心，从而得到武松，满足她一颗受损害受压抑不平衡的芳心，可怜她也只有这些小手段，错只错在她不顾伦理，同样也是背离了“仁、义、礼、智”这些东西。当武松可算是“义正辞严”拒绝了她，她反而强硬了起来，以攻为守，污蔑武松。你看，她在武大面前反说武松“把言语来调戏我”，当武松离家而去、武大叫他不回时，她说，“那厮羞了，没脸儿见你”，而且要武大在她和武松之间选择，说，“你还了我一纸休书，你自留他便了”。这种歹毒，分析起来自有其原因，是妇女弱小地位的反映，现实逼得她们有时要这样保护自己，但具体而论，潘金莲就做得过份了。　　

当武松为知县押送金银要出长差之前，在家里告别兄嫂，说了“表壮不如里壮、篱牢犬不入”的话，潘金莲涨红了脸，“指着武大骂”了起来，骂的是“你这个肮脏混沌！有甚么言语，在外人处说来，欺负老娘！我是一个不戴头巾男子汉，叮叮当当响的婆娘！拳头上立得人，胳膊上走得马，人面行的人，不是那等搠不出的鳖老婆。自从嫁了武大，真个蝼蚁也不敢入屋里来，有甚么篱笆不牢，犬儿钻得入来！你胡言乱语，一句句都要下落，丢下砖头瓦儿，一个个也要着地！”一头这样厉害地说着，一头就“做出许多奸伪张致”，哭下楼去。这时的潘金莲说的倒有几分真实，这时她还没有姘上西门庆，问题在于，当她这样“指着武大骂”时，她的性格里某种成分预示了这在一定情况下可使她做出可怕的事情来而自以为可以掩耳盗铃。果然，在王婆以及西门庆引导下，她坠入了谋杀亲夫的罪恶之中，她也自有她的主动性，比如，当武大前去“捉奸”时，她“顶着门”，说“闲常时，只如鸟嘴卖弄杀好拳棒”，教西门庆使出拳脚来打武大，门开处，西门庆果然飞起右脚，踢倒武大，抽身逃走；又比如，当她给武大喝了毒药后，是“跳上床来，骑在武大身上，把手紧紧按住被角”，武大就这样既被毒死又被闷死。她是她自己的牺牲品，更是那个社会的牺牲品，但那个社会是通过毒化她的灵魂、使她具备了“女泼皮”的特性而毁灭她的。　　

　 　

无独有偶的是潘巧云，她的性格也不是一个善良之辈，当其在杨雄面前“一头哭，一面口里说”石秀用言语凋戏她、而且“从背后伸只手来摸我胸前”时，她也是“奸伪张致”的，这样一面掩盖了她自己与裴如海的“奸情”，一面污蔑已把他们“看在肚里”的石秀，一面借杨雄之手逐除石秀，一面她和裴如海也就能继续“成其好事”。后来，果然也就起到了这样的作用。一副可怜的受委屈的样子，却包藏了这样的祸心，有着这样的算计，并算准了能起到这样的作用，也足以令人叹为观止。柔弱的外表，掩盖着“强硬”的意图，使用着奸毒的计谋。“二潘”既是一种女“泼皮”，同时也是一种女“豪强”，她们运用性别上的柔弱性，达到的却是“柔弱胜刚强”。作者从内到外抓住了事物的本质及其表现。　　

　 　

宋元话本中已有极简单的“宋江杀惜”，目前所存五个“水浒杂剧”，其中就有四个是表现梁山好汉专门跟“淫妇奸夫”作对的，它们是《争报恩》《燕青博鱼》《黑旋风》《还牢末》，总是英雄解救了被“淫妇奸夫”所欺侮的善良人，而把“淫妇奸夫”押上梁山予以处死。为什么宋元文学中多这种题材？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这自有当时社会原因，《水浒》中“二潘”故事也就可以说明这一点。　　

施耐庵继承了宋元文学中这一题材和主题，糅入自己的生活体验，用来充实自己的小说。他所写的比他之前的或同时的作家们不知要高明多少倍，除了细致刻划描写之外，还强化了“英雄行为的合理性”，即详细写出“淫妇奸夫”如何欺负善良以至害死人命。另外，在《水浒》中，他也没有把这一题材和主题放到主要的和突出的地位，而只是梁山英雄故事一种从属性的部分。　　

在施耐庵的时代，一个作家即使有心、也不能公然同情潘巧云潘金莲，况且潘巧云血口污蔑石秀，潘金莲下手毒死亲夫。但施耐庵写出了潘金莲与武大郎实在不般配，写出了潘金莲内心的正当欲望，这已属很客观很不容易。而在那时，作为一个整天只能呆在家里的青年妇女，这种内在的合理欲望无法实现，就不免从非正当途径表现出来，比如，来了武松就爱武松，来了西门庆又爱西门庆。施耐庵细心地写出了这一过程，找出了事件发生的内在必然性即内心的性格依据，今人能写潘金莲的“翻案”文章和戏剧，其实仍在“如来掌心”之中，正是施耐庵的现实主义巨笔为我们埋伏了另一面的种子、提供了事情另一面的客观情况，事实上《水浒》中的潘金莲在读者心中引起的心情，本来就非常复杂矛盾。至于潘巧云，偷情的内在理由虽不及潘金莲明显，却也是深刻存在的，性情粗糙死板的杨雄，哪有裴如海能满足她的爱情需要呢？封闭的生活环境对妇女的封锁和压抑是一种普遍的不合理，她也只是发出了她的反抗而已，但在那一社会，她这种反抗不但是无效的，而且总是被逼迫着不能光明正大，于是她说假话，有时还血口喷人，以便为自己营造安全可靠的环境。翠屏山上被活活杀死，也正是男性对女性实行专制的社会情况的真实写照。施耐庵如铁之笔，这样客观真实彻底，至于况味与道理，自在真实之中。　　

　 　

王婆的奸毒是不必多说的了，潘金莲毒死武大就是她的主意，是在她的指导和帮助之下完成的，她是潘金莲乃至西门庆的教唆犯。她为的不过是从西门庆手上骗得些钱财，一面不惜将武大害死，一面也不惜把潘金莲推进罪恶的深渊。她不但是“奸毒”的，也是“强硬”的，这“强硬”表现为内在的成熟坚定，而不是外在的张扬。但有时不得已需要出手时，她也会像闫婆打唐牛儿一样，把郓哥儿“直打出街上去”，或者也能对西门庆板起脸来。西门庆与潘金莲都被她紧抓在手心里，她的作恶毫无犹豫之处，一步一步把潘金莲领上了死路，把整个事情推上了最残忍最无可解救的顶峰，就像一个意志坚强的导演，一定要这出可怕的恶剧达到最“辉煌”的效果。当潘金莲害死武大，“怕将起来”，吓得自己“手脚软了”，王婆却说，这有何难，我帮你！她沉着冷静伪装了作案现场，“收拾得干净”，然后自己重新隐进幕后，作为“女泼皮”，她真是最奸、最毒、最强、最硬。如果说她年轻时也可能有着“二潘”这样值得同情的一面，那么到她成为书中的“王婆”时，已经完全从那一不合理社会的受害者，变成了一个帮凶，干着加害于善良的黑暗勾当。作者给她安排的下场是“吃了一剐”，那一社会就是这样调节着自身的平衡。　　

　 　

白秀英“端的是个好粉头”，她与知县在京城时相好，如今此人到了郓城，她也追踪而来，和她父亲一起在勾栏里演出卖钱。县里的都头雷横，在一县之中也不是等闲人物，白秀英说唱了一段“双渐赶苏卿”，就托着盘子到看客面前收钱，雷横偏偏身上不曾带钱，说好话解释也不行，别人说了这是雷都头，她父女也不放在眼里，言语伤人，惹得雷横火起，把白玉乔打了个“唇绽齿落”。于是，白秀英“叫一乘轿子，径到知县衙门”，“撒娇撒痴”，告一个“枕边灵”，知县“大怒”，当厅责打雷横，并“将具枷来枷了，押出去号令示众”，后来又听白秀英的话，把雷横号令在勾栏门口，站在大街上示众。雷横的母亲送饭给雷横，说“几曾见原告人自监着被告号令的”，这句说得有点知识，不愧是雷都头的母亲。旁边看守的禁子低声说，白秀英“和知县来往得好，一句话便送了我们”，表示无能为力。这位“老娘”就自己动手给雷横解索子，白秀英出来，二人相骂，白秀英打了雷横母亲，身为儿子的雷横如何能忍，插翅虎飞起一枷，娇嫩的白秀英也就被打死了。可以想见，这白秀英（还有她的父亲）作为江湖艺人，本也在“受欺侮受损害”的行列，一旦傍上了郓城知县这样的“大腕”，自以为不同了，也就仗势欺人起来，转而给别人以欺侮和损害，摆出一副“泼皮豪强”的嘴脸，显得特别无情，结果遇到雷横这样的烈性汉子，酿成不幸结局。戏曲舞台或电视剧上应当有《白秀英》这出戏，深入表现这一女性的复杂性，是颇有看头的。难为施公当年是怎样从生活中提炼出这样的人物与故事来的，我们甚至可以想象施公还身受过这种人的苦呢。　　

　 　

《水浒》里有两个配合主人做坏事，最终与主人同归于尽的使女，一个是张都监家的玉兰，一个是潘巧云的丫环迎儿。张都监为陷害武松，反而优待他，八月中秋这一天晚上，又请武松吃酒，并叫他的一个“心爱的养娘”玉兰出来唱曲儿，那玉兰生得“脸如莲萼，唇似樱桃。两弯眉画远山青，一对眼明秋水润”，唱的是苏东坡的“明月几时有”，可谓有境界。张都监又叫玉兰敬酒，并指着玉兰对武松说，数日之间便可给武松做个妻室。不料，夜里三更天时，后堂里一片声叫“有贼”，武松是个忠诚之人，立即起身“献勤”，“只见那个唱的玉兰，慌慌张张走出来指道，“一个贼奔入后花园去了”，武松按她所指赶去，不见人，又奔回，“不提防黑影里撇出一条板凳，把他一跤绊倒”，许多军汉就把他绑了。武松后来大闹飞云浦之后，杀回来血溅鸳鸯楼，把这个唱曲的玉兰心窝里只一刀也杀了。这玉兰，可算是聪明伶俐的一个人，只是灵魂已被张都监收买，即使武松这样人人钦敬的打虎英雄，在她眼中也是无价值的，她甘心配合着张都监欺骗和陷害武松于死地。不但她的那一指是有意的误导，那黑影里撇出的一条板凳，定然也是她之所为，这一个“撇”字用得准确，正是她这样女子的动作。小说里写这样一个玉兰，为的是给武松把迷魂汤灌足，又用她来误导武松和绊倒武松，给文章增色。但这身为下贱的玉兰，内心世界竟这样糊涂黑暗，是作者深为叹息而痛恨的，在前后情节中也就把她显现了出来。　　

迎儿是潘巧云的丫环，她是被“小便宜、小意儿”收买的，要她做的事不过是把香桌儿黄昏时掇在后门外，这样后门就是开着的了，而后门外面是条死巷，没有来往行人。等到初更天时，裴如海来到，她就把香桌儿收了，把后门关上。到将天亮时，门外有木鱼敲响，她就起来开门，放裴如海出去。这是潘巧云偷情的妙计，不料被石秀看破，于是守株待兔，杀了敲木鱼报时的头陀以及裴如海，以事实为自己洗刷了名誉。到杨雄在翠屏山杀妻时，把迎儿也一刀两段杀了。迎儿在这段故事中是必须要有的人物，但假如没有迎儿，故事也会照常发生。杨雄是衙门里一个有身分的人，他的老婆应当有个丫环，要不然他老常到衙门去值班，潘巧云一人守空房，石秀就不好住他家中。那么这个迎儿也就必须是跟潘巧云配合一致的，而不能另有主意，另有主意的只能是石秀。这些，就是这个迎儿在情节中存在的理由。　　

玉兰和迎儿的叙事作用，都是情节发展中的小滑轮，多么严重的情节，经她们这里轻轻一滑，就过来了，最严重的情节如期发生了。　　

　 　

《水浒》书中正式的妓女有好几个，除李师师且不论而外，第六十九回有一个李瑞兰，与史进有旧交，为了破东平府，史进潜伏李瑞兰妓院，约定到时城中放火里应外合。不想李瑞兰虽收了史进金银，却考虑：如今他做了梁山泊歹人，不是耍处。院中老婆子也说，我这行院人家，坑害了千千万万的人，岂争他一个。于是告官，捉了史进。这是写妓女不可靠。通过这个情节，写了宋江攻打东平府的曲折。　　

在第六十五回写建康府一个妓女，叫李巧奴，神医安道全正与这妓女火热。张顺为救宋江之病来找安道全，这妓女却说，“我却不要你去，你若不依我口，再也休上我门”。安道全教她且宽心，她“撒娇撒痴，便倒在安道全怀里”，说，“你若还不依我，去了，我只咒得你肉片片儿飞”。当晚，安道全就醉卧李巧奴房内。初更时分，张顺见一个人闪入院中，给了老虔婆十两金子，老虔婆就让那人先呆在她房内，而她去叫李巧奴来会他，李巧奴也就倍伴了这人。张顺已看清，这人就是扬子江中趁他醉倒，劫了他的金子，把他绑起抛入江中的张旺。于是拿刀把老虔婆李巧奴都杀了，只张旺逃走，后来才捉到并绑起抛江。张顺一共杀了四个人，割下衣襟，蘸血在粉墙上写了“杀人者安道全也”，于是安道全也就断了回头之路，只有死心塌地上梁山。这段书写的仍是妓女不可靠。通过这个情节，写了请安道全上山的曲折经过。李瑞兰与李巧奴，性格上都不见很“泼”，但所操职业已经腐蚀了灵魂，俗说“婊子无义”，把背叛不当一回事，因此书中称之为“烟花娼妓”，这自然是代表着作者的认识的。　　

　 　

卢俊义是何等英雄，但他的妻子贾氏却暗中背叛了他，与管家李固“做了一路”。当燕青拦着卢俊义，把家中这番变故告诉他时，他还不信，一脚踢倒燕青，只顾回家。到了家中，他偏问燕青安在？贾氏“从屏风后哭将出来”，骗卢俊义说，“丈夫且休问，慢慢地却说”，这为的是拖延时间。果然，不一会，二三百个做公的也就抢入进来把卢俊义捉了。贾氏与李固官府中上下用钱，要借着“通梁山”的罪名，把卢俊义害死狱中。卢俊义家中贾氏虽为百万家财的主母，主人却是换成了李固。贾氏二十五岁，有着这等心计这等手段，但她为何能够这样，书中却无交待，留给我们去想象。如今的新闻媒体有报导说，二十岁的女郎就能做下惊人奇案，既如此，《水浒》中有个贾氏的存在，也就不奇怪了。　　

　 　

清风镇刘知寒的婆娘，是个“变色龙”式的、有着特殊内心结构的妇人。这妇人外表倒也不差，“体态妖娆”，“天姿秀丽”，“云含春黛”，“雨滴秋波”。她为母亲上坟化纸，被清风山矮脚虎王英掳掠上山，就要求欢，宋江此时正在清风山，因考虑刘知寨是花荣同僚，就以“江湖大义”劝王英放了这妇人，王英说“如今世上，都是那大头巾弄得歹了”，所以捉得大头巾的老婆来蹂躏也就无所谓。宋江就跪下求情，并保证日后为他拣一个好的。这妇人当时口称“大王”、“插烛也似拜谢宋江”，宋江及时说明自己不是山上大王，是郓城客人。这妇人回去后不说真情，却说她如何坚强，而强盗听说她是刘知寨夫人，也就慌忙拜她，后来又得众军汉抢得她回，不提王英的话，更不提山东客人的话。宋江下山，住到花荣家，元宵节上街看灯，被这妇人发现，对刘知寨说，“那个黑矮汉子，便是前日清风山抢掳下我的贼头”，于是宋江遭了殃。不但如此，审问宋江时，宋江说自己是郓城客人，不是打劫的强盗，这妇人就“从屏风后转将出来，喝道”：“你这厮兀自赖哩，你记得教我叫你做大王时！”还有，“你这厮在山上时，大剌剌的坐在中间交椅上，由我叫大王，哪里睬人！”真是一派无中生有血口喷人。她的目的，是先声夺人，塞住宋江的嘴，好圆她先前的谎。宋江说，“恭人，全不记我一力救你下山”。“妇人听了大怒，指着宋江骂道，这等赖皮赖骨，不打如何肯招！”于是宋江大吃其苦。这样，引出了以后一系列的事件。据花荣说，“这婆娘极不贤，只是调拨她丈夫行不仁的事，残害良民，贪图贿赂”，从她的对待宋江这件事看，花荣所言当是不虚。这妇人的内在里，有一种“贵贱观”，她做了知寨夫人，自以为贵不可言，所以看得常人都低，被掳上山，是她的耻辱，她不愿被人知道，也不愿被刘知寨知道，这样好维持她的“尊贵”，所以，宋江救她时，她无意识中反而埋下了恨宋江的种子，如果以后不再与宋江遇到，一切都罢，一旦遇到，落进她手中，宋江也就是她的第一冤家，非除掉不可。这是十分狠毒、十分强硬的，与甚么“仁、义、礼……”绝对大相径庭。其实她毫无尊贵之处，她的内心世界是阴暗的不光明的。　　

　 　

梁中书的老婆“蔡夫人”，是《水浒》中写到的身分最高的官太太。如果说一部《水浒》是从“智取生辰纲”真正开始的，象征着蔡京为首的“赃官污吏”是天下祸乱根源，那么，一部《水浒》的狂飙也就是起于“蔡夫人”的一席话。　　

蔡夫人道，“相公自从出身，今日为一统帅，掌握国家重任，这功名富贵从何而来？”梁中书道，“世杰自幼读书，颇知经史，人非草木，岂不知泰山之恩、提携之力，感激不尽！”蔡夫人道，“丈夫既知我父亲恩德，如何忘了他生辰？”梁中书道，“下官如何不记得，泰山是六月十五日生辰，已使人将十万贯收买金珠宝贝，送上京师庆寿。一月之前，干人都关领去了。现今九分齐备，数日之间，也待打点停当，差人起程。只是一件，在此踌躇。上年收买了许多玩器并金珠宝贝，使人送去，不到半路，尽被贼人劫了，枉费了这一遭财物，至今严捕贼人不获。今年叫谁人去好？”　　

洪太尉“误走妖魔”是放出了“一道黑气，百十道金光”投向四面八方而去，梁中书要送“十万贯”金珠宝贝进京，却就是这些“妖魔”重新聚首的起点。“蔡夫人”不是潘金莲不是闫婆惜，也不是王婆闫婆，是个出身侯门的贵夫人，但她的一席话，却也分明与这些人并无二致。你看，她的话分三个层次，头一层先提醒梁中书明白自己过去如何今日如何；第二层接着就问这今日如何是从何而来？第三层再接下去又问，既然如此，怎么忘了我父亲生辰？三句话，一句紧似一句，最后直逼核心问题，就是要梁中书给她父亲蔡太师送“生辰纲”。身为“蔡夫人”（实际是“蔡小姐、梁夫人”），似不必这样说话，但她就这样说了，也许她这种人就习惯这样说、就喜欢这样说。但不管她是怎样说，她只要说这意思，实质上也就都一样，就是提醒、要求、指示梁中书给她父亲蔡太师送生辰纲。要说女性中的“泼皮”，这是最大的，要说女性中的“豪强”，这也是最大的。不过，若细品味起来，这蔡夫人与刘知寨的婆娘，气质性情上倒颇一致，可能因为她们共有十分明确的自以为“贵”的意识，并且对这一“贵”字本身的含义以及在社会对立中的含义都十分明白，所以也就颇为执着，理所当然，作威作福，这也就转为一种值得鄙视的和可恨的东西了，是真正的“贱”。　　

　 　

凡《水浒》写得最精彩的篇章，必有一个“泼”的女人的存在，这就是宋江与闫婆惜、武松与潘金莲、石秀与潘巧云。扬州评话之所以选择这三段以成“宋十回”、“武十回”、“石十回”，不是偶然，这选择可能主要是凭着艺术直感，但艺术的直感却符合着理性的分析。《水浒》中鲁智深也是写得最精彩的，雷横白秀英的一段写得也不差，林冲的一段写得更不差，何以扬州评话没有为他们专门来几个“十回”？或许是有过的，比如“林十回”，但总之不及上述三个“十回”著名。这里面的缘故，大约在于女人，而不在于英雄。首先要与一个“泼”的女人有关，其次与这“泼”的女人关系要搅得较深，深到发生情感的纠葛。以这两条来衡量，宋江与闫婆惜、武松与潘金莲、石秀与潘巧云都符合。其中石秀虽然不像宋江、武松那样被搅进得深，但他总之是被搅进去了，因为潘巧云在杨雄面前污蔑了他，而他虽然是一个假叔叔，并不是武松那样的真叔叔，在人伦关系上毕竟仍在这个范畴之内，因此才忍了一肚皮气，要破这位嫂嫂的奸情案来洗刷自己。而鲁智深的故事里虽有不止一个女人（拳打镇关西里的金翠莲、大闹桃花庄里刘太公的女儿、火烧瓦罐寺里也有一个女人、野猪林故事里隐含的女人是林娘子），这些女人一来不是“泼”的，二来鲁智深与之并无任何感情的纠葛，所以不具有宋江、武松、石秀故事的那种特别的故事性。又比如说，宋江与刘知寨的女人也有一段故事，那女人也是一个“泼”的女人，但这“泼”的女人却与宋江并无情感的纠葛，他们的故事冲突不发生在男女情爱的领域，而发生在比如“义与不义”的领域。再说雷横与白秀英的一段书，是英雄与一个“泼”的女人的冲突，却仍不是情感纠葛的故事性，因为白秀英并不需要雷横的感情，雷横也不需要白秀英的感情，既不需要，也没有被卷入，他们之间的冲突是与金钱有关的面子问题的冲突，最后闹出了人命。同样是武松的故事，在张都监家好像差一点那个玉兰就会成为他的妻子了，最后他也戏剧性地杀死了她，却并无杀嫂那样的故事性，究其原因，也可用上述两条来衡量，其一，没有把玉兰写成“泼”的女人，其二，武松与之并无任何情爱上的情感纠葛，就连接触也极少，玉兰不仅没有准备做他的妻子，反而为虎作伥害他，这实在与情感纠葛风马牛不相及。　　

　 　

好妓女李师师　　

在《水浒》中，为梁山英雄受招安牵线搭桥的，是宋代高级妓女李师师。人们读书至此，心中就有异样的感觉，因为一百零八好汉何等英雄，而招安也是何等重大的事情，怎么妓院成了途径，妓女成了中介？这与人们正常思维之间相差甚大，显得极不合理极不协调极其奇怪，疑作者故弄玄虚渲染色彩。其实，只要看到皇帝屡次到李师师家来，也就能明白，这正是作者“春秋大笔”，象征一切的言路都已经堵塞，下面的真实情况无法到达皇帝的耳中，蔡京高俅把持了朝政，而皇帝本人也沉缅寻欢作乐之中，宋江愿受招安这样的“义胆忠肝”，对于朝廷来说，寂没无闻。所以，宋江走李师师这条路，恰恰是捷径、用的是奇计，也完全在高俅等人意料之外。　　

过程是这样：英雄排座次后，重阳节上，宋江作《满江红》词一首，由乐和歌唱，引起了内部一阵争吵，武松说招安“冷了弟兄们的心”，李逵说“招安，招安，招甚鸟安”，并且一脚把桌子踢起，跌得粉碎。鲁智深说满朝奸邪，招安不济事，不如散伙。这样弄得很不愉快。宋江安排进京元宵看灯，燕青先行混熟李家，引宋江与李师师见了面，宋江说“山僻之客，孤陋寡闻，得睹花容，生平幸甚”，正在吃茶，奶子来报“官家来到后面”（也就是皇上来了）。李师师就跟他们约在明日再见面，因为明日皇帝到上清宫去，必然不到这里来。到第二天，正是正月十五元宵节，还是燕青先行，以黄金百两打通李妈妈，得见李师师，坐下吃酒，宋江兴至挥毫作词一首，说是“天南地北，问乾坤何处，可容狂客？借得山东烟水寨，来买凤城春色”，还有什么“六六雁行连八九，只等金鸡消息。义胆包天，忠肝盖地，四海无人识”等等，李师师不解其意，宋江正想细说，又是奶子来报，“官家从地道中来自后门”，于是二次中断。他们躲不及，只得藏在黑处，不想李逵在外间闹了起来，于是大家趁乱而逃。这次中断之后，梁山好汉打败了前来征讨的童贯、高俅，并且放高俅带着梁山愿受招安的信息回去。因为估计到高俅其人不会真正为梁山说话，于是仍旧想到了李师师，派燕青第三次进京。这回燕青向李师师说清了来意，而且把高俅如何兵败梁山答应招安，也说给李师师听。李师师说“他这等破耗钱粮，损兵折将，如何敢奏！这话我尽知了。且饮数杯……”。李师师“水性”，爱慕燕青，但燕青只与她结为姐弟。于是趁着皇帝到来，燕青先为自己求了特赦书，然后把一切真相和梁山心愿向皇帝说明。这样，促使了皇帝下决心招安梁山。接下去也就是“全伙受招安”了。　　

《中国历史大辞典·宋史·李师师》所言，与《中国古代小说百科全书·李师师外传》相类，说：本为染局匠王寅之女，幼时舍身佛寺，故名师师，四岁父死，遂入娼籍李家。为名妓，色艺双绝，慷慨有侠名。徽宗禅位后，她曾献资助饷抗金，并乞为女冠……。在宋代即产生传奇小说《李师师外传》，可见她的影响很大，传奇说她在开封沦陷后曾在宴席上怒斥张邦昌，并以金簪刺喉自杀。传奇无佐证，但民间流传的李师师其人可见一斑。　　

《水浒》中的李师师，没有离开这样的生活原型或文学资料，一是她色艺双绝令人倾倒，二是她与徽宗为情人，三是她有正义感并且敢作敢为。她对燕青说的“这话我尽知了”，就显得侠气不凡，说明着她听了燕青的述说，立即也就有了自己的立场，在高俅与梁山之间，她同情和支持梁山，结合北宋正闹着边患，国家人民这时需要梁山好汉这样的英雄人材（鲁迅所谓“转思草泽”），也就可见她是有民族意识的人。如何写李师师，《水浒》作者参考了历史尊重了历史并且仍然扣住了主题，没有抓住她是妓女大做别的文章（如“容本”在“二潘”书中所加的性描写），至于爱慕多才多艺的俊男人燕青，最后则仅与燕青结为姐弟而已，虽是小说家言，仍归于礼义。　　

可以说，在《水浒》中，李师师却是一个“好妓女”。我们今阅宋代小说《李师师外传》（中华书局《宋代传奇集》），也读不到人们一般想象的对妓女的那种低俗的描写，相反的是，篇中充满对其高雅脱俗性情举止的渲染与赞美，而徽宗与她的关系，也写得很干净，充溢精神的气息，李师师最后助饷的捐资，其实都是徽宗历次所赐，小说写得极详，好像是实录一般。当徽宗禅位做了“道君教主”，退处“太乙宫”，李师师也就弃家为女冠了，大有为爱情至上的意思。当时作小说的，是底层文人，能这样去写徽宗与李师师，是比较尊重生活原型而出以公心，未忍胡编乱造。施公在作《水浒》时，他的笔能写出二潘的不堪，却对公开的妓女李师师写得很干净，想来亦非偶然，是尊重了《李师师外传》一类的文学故实。王国维《静庵文集》之《片玉词》一文，查考到李师师将往日所赐金带，于靖康年间纳官，“见于当时公牍，当为实事”。可见，小说《李师师外传》所言也是有根据的。　　

若我们说，为了达到招安目的，竟挖空心思、走御用妓女这条捷径，宋江真是太无耻太不光彩了，其目的之低下与手段之低下一致。这种批判是很容易的。但作者当年的态度要更深沉一些，而不是这样浮躁。他面对着历史上悲剧的事实，既客观写出了宋江主招安，也客观地写出了李逵鲁智深这些人的反对招安，这就已经很不简单了。　　

作者其实用整个悲剧结局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并不认为宋江的主招安是对的。但他忠实于生活与艺术的双重真实，既没有写梁山义军在李逵鲁智深率领下夺取江山改朝换代，也没有写梁山英雄们死守梁山乌托邦白头到老。他写的是一种必然性，至少是《水浒》书中梁山义军的必然性。而这必然性其实正是宋江事件以及无数类似事件的历史真实，他正是要从对这真实的描写中探求某种真理和道路。而历史留传下来所有文学材料，也代表着历史和人民对宋江事件的现实主义态度，让作者深为感动并且无法改变，他只能写出这一悲剧，而不能写出一个相反的或不同的结局来。影响文学之最强大的力量正是历史和人民。　　

有历史上可能真实存在的李师师捐资助饷、怒斥汉奸、吞金不屈而死这些不平凡的事实，才有《水浒》写宋江走李师师之门的文学构思，而无法作出别的渲染，在这里，文学的真实是以历史生活的真实为基础的。我们之所以会想当然以文学的一般伎俩视之，是由于我们对历史缺乏了解，写得憎爱分明并且很有记实意味的宋代小说《李师师外传》所提供的历史信息，可以帮助我们获得对这一问题的正确认识。　　

　 　

开篇人物符号　　

《水浒》第一回有著名的“洪太尉误走妖魔”的故事，洪太尉其人，颇令读者捧腹。不过，尽管可以对着纸上的他捧腹大笑，若是在现实中遇到，却还是得小心为妙。洪太尉的可笑在于，一方面他是个大官，另一方面他却是个懦弱无能的人。你看他，按照道人指引，上山去见天师，才走了三里二里路，就“脚酸腿软”，心中嘀嘀咕咕说“我是朝廷贵官，在京师时，重裀而卧，列鼎而食，尚兀自倦怠，何曾穿草鞋，走这般山路！知他天师在那里，却教下官受这般苦”。可笑之处甚多，一是体力上的无能，二是心理上的荒谬，这样的人，竟做着朝廷太尉，有着一种反差，也令人觉得可笑。对这样的人，天师是偏要捉弄他的，先后弄出一只大老虎、一条大蟒蛇来把他吓得半死。老虎出现时，他“叫声‘啊呀’，扑地往后便倒……倒在树根底下，唬的三十六个牙齿捉对儿厮打，那心头一似十五个吊桶，七上八落的响，浑身却如重风麻木，两腿一似斗败公鸡，口里连声叫苦”，大蛇出现时，他“叫一声‘我今番死也’，往后便倒在盘陀石边……惊得三魂荡荡，七魄悠悠”，这些与后来武松打虎、李逵杀虎的英雄气概相比，真有天壤之别。他心里一方面埋怨上面：“皇帝御限差俺来这里，教我受这场惊恐”，一方面恼恨指引他上山的道人：“戏弄下官，教俺受这般惊恐，若山上寻不见天师，下去和他别有话说”，这是发狠要打击报复。后来他听山上道童说天师已赴京城，他也就躲懒不再往上登山了，下得山来，说，“我是朝中贵官，如何教俺走得山路，吃了这般辛苦，争些儿送了性命……若不是俺福分大，如何得性命回京？尽是你这道众戏弄下官”。他的可笑的自尊自贵，众人不管他，怕的是他打击报复，所以百般解释说，山上蛇虎是天师试探，不会伤人，洪太尉这才饶了他们。　　

洪太尉第二个可笑之处是他依仗权势、不听人劝，闯下大祸、一走了之，隐瞒不报、还接受了奖赏。他发现了“伏魔之殿”，不听人劝，也不顾门上贴着十数道封皮，偏要打开，道人三回五次劝他不要打开，他“大怒”，指着道众说，你们如果不开与我看，回到朝廷，先奏你们阻挡宣诏，违别圣旨，不让我见天师，后奏你等私设此殿，假称镇锁魔王，煽惑军民百姓，“把你们都追了度谍，刺配远恶军州受苦”。他这一番话，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善于给人编织罪名，是最为厉害的“权力话语”，称得上是一个打击报复的祖师爷。作者写道，众人惧怕太尉权势，只得用铁锤打开大锁，开了殿门。洪太尉又固执着叫推翻了石龟、扛起了石板，这下子放出了“一道黑气，百十道金光”，走了“妖魔”。这时的洪太尉“目睁口呆，罔知所措，面色如土”，又暴露出富贵权要此种时候特有的无能和软弱。闯下这样大祸，洪太尉又欺上瞒下，“在途中吩咐从人，教把走妖魔一节，休说与外人知道，恐天子知而见责”。进了京城，见了天子，果然隐瞒了此事，说了一通谎话，“仁宗准奏，赏赐洪信，亦不在话下”，真是“谈了谎，得了奖”，上下一般昏庸。　　

作者不是信手拈来写了这样的一个洪太尉，也不是为了一种喜剧性效果才这样写的，而实在是出于对这种富贵权要的深刻认知，对其行为与灵魂的特点真是刻画得入木三分。这样的一个洪太尉，其权势也许还不能达到高俅式的显赫，他这个“太尉”，可能只是一种荣誉性的虚衔，他在性格上有着几分富贵慵懒，与高俅的社会无赖泼皮底色有所不同，但到时他也是能够像高俅一样做出凶恶事情来的。洪太尉式的“富贵慵懒”、无能软弱、荒谬乖戾，比之高俅，更有着普遍性，正是在这种普遍性之上，才有着高俅这种人的发迹和显出“才干”。由“端王”而皇帝的那个人（宋徽宗），性格上正与洪太尉有更多的接近，是他们的总代表，高俅只是他们看中的一只走狗和帮闲而已。　　

洪太尉姓洪名信，这“洪信”二字，实在是“红信”二字的谐音，因为洪太尉放走的妖魔，不是别人，就是书中底下要出世的梁山好汉，这些梁山好汉，从宋江到李逵，“人人都带红茜巾……满地红旗飘火焰，半空赤帜耀霞光”，头上戴的，身上穿的，旗号打的，都是红色，被官府称为“红头子”、“红旗军”（见《水浒》第六十三、三十四、五十四等回），史载北宋南宋之交全国许多农民起义军，往往都是头戴红巾的，元末农民起义，也是头戴红巾，红色与农民起义有这样的关联，洪太尉既然是放走“妖魔”的人，当然得让他的姓名叫做“洪信”了，“误走妖魔”是漫天漫地红色将要来到的信息，对皇帝为首的统治阶级说来，也是洪水猛兽将要来到的信息。　　

洪太尉既是一个活生生的人物形象，也是一个人物符号，他从灵魂到行为以及行为结果，都是当时的官僚统治阶级的象征，而把他放在全书第一回开篇，也是基于一种象征的意义，是说天下之乱，是与洪信这种人大有关系的，正如书中诗所说，“高俅奸佞虽堪恨，洪信从今酿祸胎”，后来全书的故事证明，“妖魔”并非天生，而是一个一个被“逼”出来的。至于“误走”，只不过是戏为遮掩之词，人们不禁要问，“妖魔”是怎样从无到有产生的？又是怎样“走”到光天化日之下、“走”上梁山水泊公然造反的？这将由第二回以后“逼”与“走”的故事来回答。原来，洪信之外，还有最腐败最“强硬”其实也同样无能的蔡京高俅童贯，正如金圣叹所说，“以洪信骄情傲色，楔出高俅、蔡京”，其实，在洪信之上，还应加上最腐败最昏庸也最无能的皇帝，这些人加在一起，才能完整地回答这一虽然复杂却很明了的历史问题。　　

洪信在书中是宋仁宗年代的一个太尉，与高俅并非同朝，而是要早若干年，书中特地交代说“后来仁宗天子在位共四十二年，晏驾，无有太子，传位濮安懿王允让之子，太宗皇帝的孙，立帝号曰英宗，在位四年，传位与太子神宗，神宗在位一十八年，传位与太子哲宗，那时天下尽皆太平，四方无事”。这样拉开了时间距离，意味着“妖魔”早就放出，梁山之“祸”早就埋下，是封建朝代社会自身长期酝酿而出的必有之事。“洪信从今酿祸胎”，这种腐败庸官起着“催化”和“启动”的作用。　　

　 　

　 　

                               赃官污吏系列　　

作为一部被读者经典地概括出“逼上梁山”一词的长篇小说，梁山英雄们是谁逼他们上梁山的呢？在《水浒》一书中十分清楚，一是赃官污吏，一是泼皮豪强，并且这二者紧密勾联在一起，压迫着社会。如果社会恶势力得不到赃官污吏的支持和利用，而是得到官方的有力打击，则官方也就成了好官方，而不是赃官污吏，社会也就成了好社会，英雄也就不必上梁山了。　　

《水浒》一书中被梁山英雄称为“赃官污吏”或“贼臣”的人，我们可以将他们列一个谱系出来。其中最著名的是高俅，但首先出场的却不是他，而是“误走妖魔”的洪太尉。洪太尉只在第一回书中出现，后来就完全没有他的故事，也不见他的名字了，这样写是意味深长的，因为他的作用只是充当官方腐朽无能可笑的普遍性的象征，他只是一个打开场锣鼓、揭开序幕、预先在你眼前放许多角色到后台去的人，至于这些角色以后将如何登场、上演什么可怕的好戏，他是不管了，他只管他在皇帝面前说了谎、领了奖、回去享受他的荣华富贵。天下即使没有高俅这些“强硬派”，洪信这样的人也会弄得天下崩溃大乱的，但在洪信们当中，却一定会有蔡京高俅这种“能人”从内部产生出来或从外部“抬举”进来。　　

　 　

                       ⑴ “强硬派”人物高俅　　

《水浒》赃官污吏系列中最高的官，还不是高俅，而是蔡京，号称蔡太师，但蔡太师隐蔽较深一些，高俅是突出在最前面、最显赫的“贼臣”。他的简史是《水浒》读者众所周知的：浮浪破落户子弟，自小不成家业，最是踢得一脚好气球，吹弹歌舞，刺枪使棒，相扑玩耍，诗书词赋，什么都会一点，若论仁、义、礼、智、信、行、忠、良，却是不会，因为帮闲着一个生铁王员外儿子使钱，每日吃喝玩乐，被王员外告了一状，官府里打了他二十大板，逐出京城，“东京城里人民不许容他在家宿食”，后来到外地投奔在一个开赌坊的柳大郎家住了三年，再后来回到东京，一个偶然的机会，加上偶然飞来一球，被他“一时的胆量，使个鸳鸯拐”踢了一脚，结识了端王，这位端爷号称“九大王”，“浮浪子弟门风帮闲之事，无一般不晓，无一般不会，更无一般不爱”，真是一拍即合，赏识了高俅，后来端王做了皇帝，竟将高俅“抬举”到了“殿帅府太尉”的高位上，东京八十万禁军教头如王进、林冲这样有本领的人，性命都捏在他的手心里，别的就不用说了。　　

在《水浒》里，“高太尉”到任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击报复王进。当时，“都军监军，马步人等，尽来参拜，各呈手本，开报花名”，高俅一一点名之后，发觉王进未到，一查，己经请了病假，但“高殿帅大怒”，喝道，“那厮抗拒官府，搪塞下官，快与我拿来”，于是王进“只得捱着病来”，说明情况后，高俅也不依，开口就連王进的父亲也骂了下来，喝道，“你爷是街市使花棒卖药的，你省的甚么武艺？前官没眼，参你做个教头，如何敢小覷我，不伏俺点视！你托谁的势，要推病在家，安闲快乐”。好家伙，真是劈头盖脑，不容分辩。接着又喝令“拿下！加力与我打这厮！”众多将官劝说“今日太尉上任，好日头”，这才免打。王进这时才“起来抬头看了，认得是高俅。出得衙门，叹口气”，心中说，“俺的性命，今番难保了。俺道是甚么高殿帅，却原来正是东京帮闲的‘圆社’高二。比先时曾学使棒，被我父亲一棒打翻，三四个月将息不起，有此之仇。他今日发迹，得做殿帅府太尉，正待要报仇，我不想正属他管”，回到家中闷闷不己，“母子二人抱头而哭”，他们是被“逼”得难以照样生存下去了，决定“走为上着”，于是逃出东京，“脱了这天罗地网之厄”。　　

这一“高俅进，王进退”的情节，既是一个具体的情节，刻划了高俅这个人物形象，又是一个有象征意味的情节放在全书的第二回，实际是全书故事的一个真正开头，预示着从此以后是高俅这样的人得势，而王进这样的人連生存安身也难。　　

王进之“王”，在汉文里正是“王道”之王，“王道”的内容，就是书中前面说到的“仁、义、礼、智、信、行、忠、良”，高俅对这些是“不会”的。如果他是个一般的人，“不会”也罢，尽管踢你的气球去，吹弹歌舞去，帮闲别人花钱去，但他既然做了“殿帅府太尉”，他一手遮天的地方，因为他的“不会”，自然也就“王道”不存了。所以，“王进”这个人物，也就成了本该“进”的“王道”处在弱势、并且只有远远“退”去的一个总体象征，而放在全书故事的开头。王进的“退”的命运，代表了全书一百零八条好汉的命运，他是一个忠良，他有着好的德行和行为，但他只有被高俅这种势力逼得落魄而逃。王进和洪太尉一样，以后在书中再没有出现，他们作为全书开篇象征符号的作用，也就更为显著和有意了，暗示着、说明着和总括着全书的精神意蕴。　　

高俅这样的人，成了权势熏天的高太尉之后，做的坏事一定很多，而在《水浒》书中所做的第二件坏事就是陷害林冲。在所有“逼上梁山”的故事里，林冲的遭遇是个典型。他做着东京八十万禁军教头，岳夫是张教头，妻子美貌贤惠，家中用着一个使女，差不多是过着中等阶级的小康日子。林冲是在鲁智深视角里出场的，连用两个“只见一个官人”，然后进一步描写了林冲的衣着，头上戴的、脑后挂的、身上着的、腰里系的、脚上穿的，都值得一写，然后是“手中执一把折迭纸西川扇子”，可算悠闲自在。岂料大祸就要降临！大祸并不是自己做错了事，而是老婆竟被高俅的儿子撞见看中了。高俅为了满足儿子的荒唐要求，也就竟然与手下人设计使林冲蒙受不可饶恕的罪名，叫做“手执利刃，故入白虎节堂”，是该死的罪。后来虽得人斡旋，也毕竟脸上刺了字，发配充军，远远打发，以便谋取他的妻子。林冲是一条好汉，见有人调戏他的妻子，是要举拳就打的，但一见是高衙内，也就“先自手软了”。高俅指使要在发配充军途中把林冲结果，不料被鲁智深救了。于是仍不死心，又派爪牙跟踪到充军所在地，贿赂管营差拨这些官吏，用了一条毒计，让林冲不被烧死也要因失火烧了大军草料场而得个死罪。林冲就是这样被逼得没有活路，由一个善良无辜平平静静过着好日子凭一身本领做着国家武官的人，而怒从心中起、恶向胆里生，拿起武器，杀了来害他的人，走上梁山，落草为“寇”，后来他的妻子在东京也自尽了，他活生生被高俅弄得有国难投、家破人亡。　　

高俅作为书中最为突出在前面的第一大坏官，他也是一种象征，代表着封建统治阶级中的“强硬派”。林冲的故事之后，笔墨也就从高俅身上移开，而去写林冲以外其它英雄的故事了，不可能老是盯着高俅来写，若写的是“高俅传”，倒是可以的。但因为高俅有着“殿帅府太尉”这样高的军权地位，又因为他和林冲的这段故事，而林冲上了梁山，所以高俅的身影实际上就在全书存在着。　　

在全书的中段，作者写了梁山好汉跟高俅的叔伯兄弟、高唐州知府高廉的战争，消灭了高廉。高太尉“知道杀死他兄弟高廉，次日五更，在待漏院中，专等景阳钟响”，奏知皇帝，说“今有济州梁山泊贼首晁盖宋江，累造大恶，打劫城池，抢掳仓廒，聚集凶徒恶党，现在济州杀害官军，闹了江州无为军，今又将高唐州官民杀戮一空，仓廒库藏，尽被掳去。此是心腹大患，若不早行诛除，他日养成贼势，难以制伏”，句句皆为皇上的国家天下，没有一句说着他的兄弟，更没有一句说着他自己是如何逼得林冲这样的国家栋梁走投无路的，这一笔写出了高俅这类人正是封建国家败亡的根本，所以林冲在阵上骂的是“那欺君贼臣高俅”。　　

而梁山好汉之所以去攻打高唐州，皆因为高廉的妻舅殷天锡看上了柴进叔父柴皇城的花园住宅，要来强占，而柴进带着李逵去看望叔父时，殷天锡正好带着一伙人来行凶，李逵气不过，打死了殷天锡，柴进被高廉捉进了死牢，而李逵逃回梁山报信，梁山好汉是同生死共命运的，自然就要来攻打高唐州了。高廉会妖术，梁山人马先是打了败仗，后来请得公孙胜下山，才取得了胜利。不言而喻的是，高廉能做到知府，是因为朝中有高俅，而殷天锡敢来强占柴皇城的花园住宅，是因为有上有高廉和高俅。作者决不是为了写公孙胜与高廉斗法，才写这个故事的，显然是为了写出社会现实的某种黑暗，即高俅既做了大官，他的叔伯兄弟也就能做到一州的知府，而叔伯兄弟的妻舅也就敢于来强占人家的花园住宅，说起来柴进的叔父还不是个等闲人物，是有宋朝的“誓书铁券”，受着国家特别优待的，高廉殷天锡却全不把这放在眼里，他们平时是如何骑在百姓头上，就不用说了。　　

 梁山英雄排座次说明着梁山好汉已成气候，所以在朝廷引起了一场争议，有主张“早为剿捕”的，有主张“好言抚谕，招安来降，假此以敌辽兵，公私两便”的，结果天子决定招安，派陈太尉前往。这时高俅来到陈太尉家中，说“今日朝廷商量招安宋江一事，若是高俅在内，必然阻住。此贼屡辱朝廷，罪恶滔天”，如果他们“怠慢圣旨”，你就“早早回京，不才奏过天子，整点大军，亲身到彼，剪草除根，是吾之愿”。就是说，相对于“主招派”，他是个强硬的“主剿派”。梁山好汉内部也有两派，一派是宋江为首的“望招安派”，一派是李逵为首的“反到底派”，结果此次招安在梁山“反到底派”努力下，未能成功，于是朝廷的“主剿派”占了上风，由枢密官童贯出征梁山。　　

童贯被梁山好汉打败之后，逃回京城，“径投高太尉府中去商议”，高俅说，“枢相不要烦恼，这件事只瞒了今上天子便了，谁敢胡奏！我和你去告禀太师，再作个道理”，结果，他们果然瞒了皇帝，由高俅亲自领着十路军马前来攻打梁山。高俅战不过梁山好汉，连败三仗，并且被活捉上了梁山。宋江以礼相待，希望他能到皇帝面前去说好话，招安梁山人马，“救拔深陷之人”，高俅当面答应了，回到京城之后，却将随同去的肖让、乐和软禁，自己推病在家不上朝，并没有为梁山请求招安。后来是梁山派人赴京设法把真相让皇帝知道，这才实现了招安。招安以后，梁山好汉为国家屡立功劳，到最后还是死在高俅手中，最后七零八落，死的死，亡的亡，一场英雄事业也就到了头，而高俅依然做着殿帅府太尉，他是最后的胜利者。从《水浒》的结局可知，作者的现实主义是清醒而彻底的。　　

　 　

                         ⑵ “贼臣”之首蔡太师　　

《水浒》书中，“一人之下，天下人之上”者，是宋代著名书法家蔡京，不过，书中虽然提到过他的书法，他却不是作为书法家出现在书中的，他是作为“太师丞相”，即朝廷最重的大臣，在一种“侯门深似海”的深居状态中若隐若现着他的虽然模糊却十分重要的身影。　　

他的名字和身分的出现，是在第十二回，不是直接介绍描写，而是间接的，作者写道，“北京大名府留守司，上马管军，下马管民，最有权势。那留守唤作梁中书，讳世杰，他是东京当朝太师蔡京的女婿”，轻轻一笔，把这位当朝最显赫的人物在梁中书的背景上给揭示了出来。不用说，梁世杰其人能成为北京大名府梁中书，自然是因为上有蔡太师，而蔡太师在朝中权势如何，也就同时可以想见，真是一笔两用、似轻实重。　　

蔡太师在书中的作用，首先就是引起了“智取生辰纲”和晁盖吴用等人的上梁山，也可算是举足轻重，深刻的是，事情并不是他本人直接引起的，“风起于青萍之末”，不过是因为别人要给他做生日，引出了“杨志押送金银担，吴用智取生辰纲”等一系列故事。从《水浒》一书来说，这是一条总线，晁盖吴用既因之而上梁山，宋江也因之而卷入其中直至上了梁山，各处的好汉们也就从四面八方都奔向了梁山。如果说，林冲等人的不幸遭遇，在个别的和直接的意义上，揭示了“逼上梁山”的真理，那么，这条总线，就是在总体的和更深入的意义上，揭示了这一真理，二者加在一起，就十分丰富和完整地表现了那一社会的对立本质。　　

（梁中书动不动就是十万贯送蔡太师生辰纲，钱的来历，自不必说，是“赃私”，是“不义财”，是“诛求膏血庆生辰，不顾民生与死邻”，其如何搜刮，在《水浒》中也有过具体透露，这就是卢俊义陷在北京狱中时，写到了梁中书的受贿，“李固上下都使了钱，张孔目厅上禀说道，这个顽皮赖骨，不打如何肯招！梁中书道，说的是！左右公人，把卢俊义捆翻在地，不由分说，打的皮开肉绽，鲜血迸流，昏晕去了三四次”。后来卢俊义能得活命，却是因为梁中书又受了另一头的贿赂，“周全卢俊义性命，葫芦提配将出去”，因为当时卢俊义还不是梁山好汉，只是李固要这样陷害他，否则，不用说，梁中书是定要置卢俊义死地的。“生辰纲”财源来历大体无非如此。）　　

当北京发出的生辰纲被劫，梁中书报知蔡太师，这时作者让读者直接看到了蔡太师，他先是“大惊”，然后说，“这班贼人，甚是胆大！去年将我女婿送来的礼物，打劫了去，至今未获；今年又来无礼，如何干罢！”在尖锐的社会矛盾面前，蔡京身为国家最高重臣，并没有正确分析矛盾起因，缓解消弥矛盾，而是坚决维护自身私利，置国家社会于不顾，“随即押了一纸公文”，动用国家机器，布置捉拿“贼人”。矛盾势不两立，“贼人”们只有上梁山，斗争进一步尖锐化和公开化。　　

 作者这样从“生辰纲”写起，由远而近给蔡京一次皴染和勾勒，回过笔来，又从“宋江闹江州”写起，给他以第二次皴染和勾勒。作者写道，江州“蔡九知府是当朝蔡太师儿子”，这又是轻轻一笔，让蔡太师在他的儿子的背景上被揭示，正如前面在他的女婿的背景上揭示过他。这蔡九见识才干如何呢？原来是个“没做理会处”的人，只是听信一个叫黄文炳的“在闲通判”。这黄文炳“虽读经书，却是个阿谀谄佞之徙，心地匾窄，只要嫉贤妒能，胜如己者害之，不如己者弄之，专在乡里害人”。《水浒》文字，往往寥寥数笔，其意尽在，空灵阔大，疏而不漏。　　

宋江醉后题诗浔阳楼，是这个黄文炳来撺掇蔡九知府逮捕宋江。却原来蔡太师已有书信到蔡九，说是“近日太史院司天监奏道，夜观天象，罡星照临吴楚，敢有作耗之人，随即体察剿除┄┄紧守地方”。这蔡太师深居东京，养尊处优，却不是无所用心，“罡星”之类的“作耗之人”，是他最为害怕、要加以“剿除”的，江州“地方”虽远，也是要“紧守”的。为了能“紧守”天下，自己的儿子女婿自然是最放心可靠的人选，一个在北京做统帅，一个在江州做知府，也许还有分布别处做大官、书中没有写出来的“蔡八、蔡七……”等等，加上门生心腹和黄文炳这样竭力要投靠来的无耻歪才，这样形成他对天下的人事控制系统（第五十八回书中写到的华州“贺太守”，就是“蔡太师门人，那厮为官贪滥，非理害民”）。　　

 宋江被严刑招供之后，蔡九知府对黄文炳说，“若非通判高明远见，下官险些儿被这厮瞒过了”。黄文炳就说，事不宜迟，“当急急修一封书，便差人星夜上京师，报与尊府恩相知道”，如要活的，就解上京，如防路途走失，就在本地斩首号令。蔡九表示，一定在书信中推荐黄文炳的功劳，“使家尊面奏天子，早早升授富贵城池，去享荣华”。这一笔，实在也就把蔡京的控制系统的本质写尽了。　　

蔡九知府的书信，被戴宗送上了梁山，吴用着人冒充蔡京笔迹写了“回书”。教把宋江解送京师，其实是好在半路下手解救，不想这封回书又被黄文炳识破，黄文炳一番话，实是代作者为蔡京其人作了新的皴染勾勒，他说，“方今天下盛行苏黄米蔡四家字体，谁不习学得？况兼这个图书，是令尊恩相做翰林学士时使出来，法帖文字上，多有人曾见。如今转升太师丞相，如何肯把翰林图书使出来？更兼亦是父寄书与子，须不当用讳字图书。令尊太师恩相，是个识穷天下、高明远见的人，安肯造次错用？”于是建议蔡九知府“细细盘问下书人”。这番话说得蔡九知府有点相信，接着就是审问戴宗。　　

蔡九知府问了戴宗几个问题：你到东京，是从哪座门入的？我家府里门前，是谁接着你的？留你在哪里歇的？你见我府里那个门子，是多大年纪？是胖是瘦？是高是矮？有须无须？戴宗都乱答一通，蔡九知府于是“大怒”，这才知道受了骗。读者从这番问话，却能朦胧想见蔡太师相府的富贵威风，这也可算是对蔡京的一种皴染勾勒。蔡九知府自己都不能识别作为“父亲回书”的字迹和所用图章的真假，虽身为大书家蔡太师的儿子，却连家学也不行，而蔡太师的书法印章却是“天下盛行”和“多有人曾见”的，蔡九其人之不用心和没才学，真是可以想见了。　　

梁山好汉劫了江州法场，救出宋江，蔡京是何反应，书中没有明写，但写到了宋江回乡看望父亲时，其弟宋清对他说，“哥哥，你在江州做了的事，如今这里都知道了。本县差下这两个赵都头，每日来勾取，管定了我们，不得转动，只等江州文书到来，便要捉我们父子二人，下在牢里监禁，听候拿你。日里夜间，一二百士兵巡绰”。可见蔡太师当然是知道了，已经布置下来。至于天子是何时知道的，可能要迟些，大约直到梁山好汉破了高唐州高廉，高俅才一古脑儿奏给了皇上。　　

蔡京深居都师，蔡九、梁中书之辈有事是必禀报他的，第六十三回，宋江在北京张贴出“没头告示”，宣布要打北京城，王太守对梁中书说的就是“一面写表早奏朝廷，二即奉书呈上蔡太师恩相知道”，可见是他们的通例。　　

梁山势力壮大，朝廷招安派一时占了上风，蔡京当时是何态度没有写，皇上也没有来请教他，但写到他派了人来请招安大使陈太尉到他府中说话。陈太尉也就奉命而去，“见了太师，侧边坐下”。仅此一笔，蔡太师府对于朝廷的遥控也就可以想见。蔡太师说，“听得朝廷差你去梁山泊招安，特来请你说知：到那里不要失了朝廷纲纪，乱了国家法度。”并且搬出了一段《论语》叫他“不辱君命”，真是好不吓人，陈太尉只有“承太师指教”了。　　

蔡京不是像高俅那样露骨的“强硬派”，从他对陈太尉一席话可知，他是不动声色老谋深算的，他要陈太尉到时要摆出“朝廷纲纪、国家法度”，可见他对梁山好汉的仇恨，而“纲纪法度”一摆，也就必定招安不成，这完全在他料算之中。不但如此，他接着还提出要派他太师府里的人同去，“我叫这个干人跟随你去。他多省得法度，怕你见不到处，就与你提拨”。注意，是“提拨”，不是“提拔”，就是说，你陈太尉到时要听从我蔡太师府这个“干人”的“提醒点拨”也就是指教，不得违拗。这陈太尉在蔡太师面前岂不成了一个幼儿园、小学生？但他还得恭恭敬敬说“深谢恩相厚意”。蔡太师才是真正左右国家局势的人、是实际的皇上。　　

陈太尉才回到自己府中，高太尉到他门前下马，吓得他“慌忙出来迎接”，但高俅是自己上门来的，权势显然与蔡京还不好比。高俅来说的是，他是不主张招安的，他随时准备亲率大军前去征讨（他这样的话，蔡太师是不会说的），在说了这些之后，他也要派一个人跟随陈太尉前去梁山，“下官手下有个虞侯，能言快语，问一答十，好与太尉提拨事情”。又是一个“提拨”，也就是“提醒点拨”、指教！后来陈太尉招安不成，除了梁山好汉“反到底派”暂占上风之外，就是蔡太师府的“张干办”和高太尉府的“李虞侯”二人坏了事，他们凌驾陈太尉之上，一味在梁山好汉面前耍威风，这就是所谓的“朝廷纲纪国家法度”，弄得好汉们忍无可忍。　　

及至招安不成，陈太尉张干办李虞侯都来见蔡太师，“备说梁山泊贼寇扯诏毁谤”，蔡太师听了大怒，“随即叫请童枢密、高、杨二太尉，都来相府，商议军情重事”，他的相府，其实也就是朝廷，凡事他们商议定了，“来日奏闻”，一切也就决定，于是童贯为大元帅，领军征讨梁山泊。　　

童贯败在梁山好汉手下，来跟高俅讨主意，高俅与他去见蔡太师，蔡京“教唤入书院里来相见”，童贯恳求“太师遮盖，救命则个”，蔡京于是为童贯在天子面前说谎，说是“天气暑热，军士不伏水土，权且罢战退兵”，一面遮掩了童贯，一面又派高俅组织十路兵马前去攻打梁山。深居相府“书院”的蔡京，原来如此权势遮天，不动声色的蔡京，骨里却是最强硬的“主剿派”。　　

高俅败在梁山好汉手下，并且被活捉上梁山，宋江求他保奏招安，放他下山，他回到东京，却并没有保奏招安，而是“朦胧奏过天子，推病不出”。吴用早料到此，派出燕青走了名妓李师师的路，见到皇帝，说明了事实真相，于是次日天子上朝，对着童贯怒骂了一通，说，“都是汝等妒贤嫉能，奸佞之臣，瞒着寡人行事！你去岁统兵征伐梁山泊，如何只两阵，被寇兵杀的人马辟易，片甲只骑无还，遂令王师败绩。次后高俅那厮，废了州郡多少钱粮，陷害了许多兵船，折了若干军马，自己又被寇活捉上山……”这样，皇帝就决定对梁山“招安”。皇帝毕竟有着表面上的“权威”，这时的蔡京又是深居相府“书院”不动声色的了。　　

但蔡京是存在的，不动声色不等于寂寞无为。招安之后，立即就有了一场小风波，蔡京童贯高俅杨戬“四个贼臣设计，教枢密童贯启奏，将宋江等众，要行陷害”，被“招安派”宿太尉大义凛然止住，并保举梁山人马前去破辽。这辽国扰边，平时是被蔡京等四个贼臣“纳下表章不奏”的，“人皆尽知，只瞒着天子一个”。写招安之后这场小风波，是为了交代当时“国家”面临的内外矛盾，也是寥寥数笔，十分清楚，蔡京在其中起的作用，仍然只是欺瞒皇帝、坏“国家”的大事。这场小风波之后，就是宋江领人马破辽的八回书，梁山好汉和蔡京为首的“贼臣”的尖锐矛盾暂告休止。　　

梁山人马破了辽兵，得胜还京，天子叫“计议封爵”，“那蔡京、童贯等哪里去议甚么封爵，只顾延挨”。　　

在一百二十回《水浒》中，接着就是宋江吴用主动请缨前去征剿河北田虎，得胜之后，蔡京等人启奏天子，叫宋江不必班师，就地领兵前往淮西征剿王庆，得胜之后，又是蔡京等人启奏“不必升迁”宋江，暂且加以“保义郎皇城使”的称号，接着就是梁山好汉被限制在城外扎营，闲闷无聊，得知江南方腊造反，又主动请缨，“情愿部领兵马，前去征剿，尽忠报国”。这里，如果原作不是一百二十回，而是一百回，去除征田虎、王庆，只有破辽、征方腊，那么基本情节也是一样的，即一面是宋江等梁山好汉奋不顾身“尽忠报国”，一面是蔡京等“贼臣”对梁山好汉的歧视、刁难和防范，在新的情况下坚持他们“强硬派”的立场，而置“天下国家”于不顾。　　

剿平方腊，梁山一百零八条好汉只剩下二十七人，封官授职，给假回乡，却终于未能逃出蔡京高俅等“贼臣”的毒手，从文学上说，这也是蔡太师其人“性格行为”的必然逻辑、最高逻辑和最终逻辑。《水浒》写道，是高俅杨戬二人设计，令人诬告卢俊义造反，“便与他申呈去太师府启奏，和这蔡太师都瞒了”，然后赚卢俊义进京，御食内下水银，“坠了那人腰肾”。这里，“和这蔡太师都瞒了”，并不是因为蔡太师会正直阻止，而是如此细节不必对太师说起，太师是自能心领神会一切批准同意的，这是高俅杨戬对蔡京处在更高一个层次的理解和尊敬，事实的确如此，后来“蔡京见了申文，便会官计议”，一点迟疑也没有，配合默契，“四个奸臣，定了计策”，欺骗了皇帝，果然害死了卢俊义。　　

 接着就是“蔡京童贯高俅杨戬四个贼臣，计较定了”，先是将卢俊义的死亡说成“酒醉堕水而死”，然后又奏请皇帝赐下御酒往楚州安慰宋江，以免“别生他事”。这里面，分明已经定下诡计要毒死宋江。等到御酒一下，去送酒的就是“高俅杨戬二贼手下心腹之辈”了，“这奸臣们”终于在御酒内下了慢药，即慢性毒药，害死了宋江（宋江中毒后，怕日后李逵闹事，又让李逵也吃了）。　　

蔡京跟高俅一样，也是《水浒》中的最后胜利者，作为“太师丞相”，他的行为表现与高俅是有区别的，但他虽然多数时候是高高在上隐蔽在后面，其凶狠毒辣却是高俅这些人的总代表，《水浒》是把他定格在“贼臣”之首的位置上的。　　

　 　

               ⑶ “赃官污吏”的行为特征：“滥污威逼”　　

《水浒》的“赃官污吏”系列，上有蔡京、高俅、洪太尉这些人，中有梁中书、蔡九知府、唐州高廉、华州贺太守、青州慕荣知府这些人，下有张团练、张都监、刘知寨、郓城“新任知县”这些人，再下还有陆虞侯、张干办、李虞侯这类人，沧州牢营的管营、差拨这类人，等而下之还有登州的王孔目、包节级一类的人，再等而下之还有董超薛霸一类的人。在《水浒》中，这样一个“赃官污吏”系列，实际上就代表了天下所有的“赃官污吏”，“赃吏纷纷据要津，公然白日受黄金”，他们有如一张密集大网，笼罩国家社会之上，上至皇帝下至民众，皆在他们控制、欺压之下，他们的行为，若一言以蔽之，可用第五十八回书宋江的话来说，就是四个字，“滥污、威逼”。　　

“滥污威逼”这四个字，全书开篇时，已在洪太尉身上写出了其总的精神气韵，接着又在高太尉打击报复王进、设计残害林冲的事件中，进一步展示了它的狰狞面目和心狠手辣，然后五花八门地陆续体现在“赃官污吏”系列的所有中层下层人物的所作所为上。至于深居太师丞相府中的蔡太师，则是所有这些人的总代表，光是每年过生日，仅仅女婿梁中书送的“生辰纲”就是十万贯，儿子江州蔡九知府也有“金珠宝贝玩好之物，上面都贴了封皮，……庆贺我父亲六月十五日生辰”，别的方面的“滥污”大可想见，而他的“威逼”，则体现为他在朝廷中至高无上的威权。这样从上到下的“滥污威逼”，怎不弄得英雄好汉“撞破天罗归水浒，掀开地网上梁山”，“直教农夫背上添心号，渔父舟中插认旗”！　　

蔡京、高俅、梁中书、蔡九知府、高廉，这些上层和较上层人物的“滥污威逼”，前已略述，再看蔡京的“门人”华州贺太守，到西岳华山金天圣帝庙内行香，见了为庙里“妆画影壁”的画匠王义的女儿玉娇枝“有些颜色”，就“累次着人来说”，要娶为妾，王义不从，“太守将他女儿强夺了去为妾，又把王义刺配远恶军州”。这样的太守，何等霸道，平日的“滥污威逼”亦可想而知。贺太守虽然捉拿了前后来行刺的史进鲁智深，并且卫队前呼后拥，最后却还是被梁山好汉“一脚踢翻，割了头”，为民除了一害。　　

青州慕荣知府并非直接是蔡京这条线上的，他是“今上徽宗天子慕荣贵妃之兄，倚托妹子的势”，不是倚托蔡京的势，有点特殊性，作者以寥寥数笔交代出有这样一种人，也就以他代表了皇亲国戚。他“在青州横行，残害良民，欺罔僚友，无所不为”，可见其行为特征也是“滥污威逼”。而慕荣外放为大官，对于掌管朝廷的太师丞相蔡京来说，只不过是在编织那张笼罩社会国家之上的统治大网时，照顾到使用这样的一些特殊人物而已，这对封建统治者内部来说，是权力和利益的分配。第五十七回呼延灼兵败梁山，感到自己一时也是“有家难奔，有国难投”，于是投奔青州，想的就是“打慕容贵妃的关节”。妙的是，桃花山、二龙山、白虎山都在青州地面，聚集着慕容知府说的“草寇”，这正是他治下的青州民不聊生的象征。　　

 张团练其人是隐身在蒋门神后面的，蒋门神就是以他为靠山夺了施恩的快活林酒店。施恩的父亲也做着管营，但张团练是比他大的官，并且是躲在幕后，而蒋门神武艺又比他儿子施恩高强，他也就没有办法，形成与张团练的“冷战”而处在弱势，只好支持儿子在来充军的人犯中挑选能人，结果选中了具有神力武艺高超的武松，来击败蒋门神、夺了快活林。这是一种特殊的较量，双方的后台都隐蔽着不出场，正因如此，所以武松夺回快活林，张团练也就“哑马吃黄莲，有苦说不出”，不好公然出来干涉，只有在阴暗角落里策划反攻倒算。　　

 作者丢开这头不写，写了更高一级的武官张都监忽然派人来请武松，并且对武松十分器重，甚至指明了要把一个会唱曲儿的高级使女嫁与武松为妻，直到忠直的武松帮着捉贼，却被污蔑为“贼”捉了起来，读者才和武松一起明白，原来这张都监是在帮着张团练蒋门神，合伙设下了这个温柔美妙的陷肼。这时读者虽见到了伪善而毒辣的张都监，却仍没有见到张团练，直到武松从飞云浦杀回，才见到了这位张团练，原来他与消失很久了的蒋门神一起在张都监家中的“鸳鸯楼”上举杯相庆，他们以为武松一定已被他们指派的公差和杀手在半途上杀死了，“再有几个性命，也没了”，做梦没有想到武松的本领如此之大，戴着刑具也把那四个手中有武器的人送去见了闫王。　　

 对于张团练，作者是不写之写。这是一个比较老谋深算的人，善于把自己藏在后面，置人于死地，自己却戴着干净的白手套。他对于施恩开发了快活林酒店，有利可图，恨妒在心，引来了蒋门神，而蒋门神夺了快活林，必定是与他分利的。当快活林被武松夺回，他岂能心甘？于是买通张都监，共同设下陷肼，要害打虎的英雄。当武松蒙受污蔑不实之词被他们陷进牢狱，快活林也就又被蒋门神夺去，施恩又被打伤而无可奈何。这是一场基于商业利益的官场实力与双方武力之间的较量，但有着善与恶、是与非的不同。　　

至于张都监，也是在利益面前颠倒是非黑白而又手段毒辣，他装出的好心肠竟能把英雄武松和读者都蒙骗住了，他是明知此事的是非曲直的，他对蒋门神说，“不是看我兄弟张团练面上，谁肯干这等的事！你虽费用了些钱财，却也安排得那厮好”，作为更上一级的官员，对此事当如何处置，他决不是不清楚，也决不是不能在公正原则下把事情摆平，但他竟然就在“买嘱”下要害死武松这条人命，可以说不但作为一个中级官员应有的相当的良知丧尽，作为一个人的起码人性也完全丧尽了，虎狼而己。像张团练、张都监这种“赃官”，平时做过多少此类大小坏事，怎么估计也不会冤枉他们，施恩父子加上武松还依然差点就完全没有了回天之力而永劫不返，一般百姓是只有忍气吞声了。　　

刘知寨作为人物，与梁山初期头领王伦实为一种类型，是一种不得意的，或侥幸小得意的“穷酸”书生，过去的某种卑微的生活，本来也可以给他们以走向阔大的机缘，也许是他们自己心理结构的不同，却走向了心胸阴狭、“意思深狠、有些算计”的一路。花荣对刘知寨的描述准确可信，“这个穷酸饿醋来做个正知寨，这厮又是文官，又没本事，自从到任，把此乡间些少上户诈骗，乱行法度，无所不为”，“行不仁的事，残害良民，贪图贿赂”，是个“滥污贼禽兽”，而花荣这样正直善良有本事的人，却“每每被这厮怄气”，真“恨不得杀了”他。　　

《水浒》第七十一回“有篇言语”，其中写道，“可恨的是假文墨，没奈何，着一个圣手书生，聊存风雅；最恼的是大头巾，幸喜得，先杀却白衣秀士，洗尽酸悭”。可见作者对此类人物（小人儒），深为痛恨，并且抓住他们的性格特征，用“假文墨、大头巾”予以形容，特别地区分出来加以笔伐，而不管他是混迹在江湖，还是钻进了官场。《水浒》认可的真正知识分子（君子儒），是智多星吴用、入云龙公孙胜、神机军师朱武这类人，宋江本是文笔吏，也算得上一个知识分子，他们都是气象阔大的英雄，决无“头巾气”，更不是阴暗狭窄、专会小算计的“大头巾”。　　

《水浒》中写到的知县不止一个，郓城“新任知县”却是有本身的一点故事的。过去他在东京时，就与“色艺双绝”的白秀英“两个来往”，如今他到郓城县当知县，白秀英就来“开勾栏”，吹弹歌唱。白秀英父女仗势欺人，与雷横冲突，知县竟听从白秀英，把自己县里的都头雷横枷在勾栏前示众，后来雷横因白秀英打了他的母亲，就一枷打死了白秀英，知县“恨这雷横打死了他表子白秀英”，做成死罪，后来是同做着都头的朱仝私放了雷横，这“插翅虎”才得逃命。这知县倒是个喜爱文艺有点风流的人，和白秀英有私也就罢了，在处理雷横这件事上，却是一味顺着“他表子”，不知权衡，不成体统，造成了严重后果，也是个把人“逼上梁山”的人，虽是有点糊涂，也当算是“赃官污吏”中的一员。　　

《水浒》中写着无官不贪，一些还有点良知的官也有其贪的一面，就不用说那些坏透的官了。比如，阳谷知县，能赏识武松为人仁义，于是提拔武松做都头，但他平时也是贪的，贪了以后再用钱去买更大些的官和更好些的去处。作者写道，“到任以来，却得二年半多了，赚得好些金银，欲待使人送上东京去，与亲眷处收贮使用，谋个升转”，于是就叫武松押送，这真是“贿赂公行”。在武松出这趟远差期间，武大家里出了事。后来武松带着何九叔和郓哥到县里告西门庆时，不料，“县吏都是与西门庆有首尾的，官人自不必说，因此官吏通同计较道，这件事难以理问”，知县反说武松“不知法度”，也就是现在说的“不懂法”。西门庆得知武松告他，更进一步到县里“许官吏银两”，知县“贪图贿赂”，竟把武松交上去的物证（武大骨殖、西门庆贿赂何九的银子）退“回”出来，也就是此案不予受理，还伪善地劝说，“武松，你休听外人挑拨你和西门庆做对头”。这就逼得“武松杀嫂”、杀西门庆，成了罪人，而终于走上了梁山之路。　　

武松被张都监设计诬陷后，孟州姓康的“当牢节级”是个有良知的人，他告诉施恩，“此一件事，皆是张都监和张团练两个，同姓结义做兄弟，现今蒋门神躲在张团练家里，却央张团练买嘱这张都监，商量设出这条计来，一应上下之人，都是蒋门神用贿赂，我们都接了他钱，厅上知府，一力与他作主，定要结果武松性命”，这样的官府，司法腐败，百姓怎有活路？施恩父子也就如法上下用钱，并求康节级叶孔目这些平时“知契”要好的人周全此事，知府疑心张都监得的银子比他多，心中有所不平，也就“懒”了，所以武松不至于被害死狱中，而被“刺配”出去。　　

在“赃官污吏”系列中，底下就该说到陆虞侯、张干办、李虞侯、沧州管营和差拨这类人了。平日，林冲与陆虞侯的关系是“如兄若弟”，见面互称为“兄”。就是这个陆谦，“只要小衙内欢喜，却顾不得朋友交情”，与高衙内配合，骗林冲出去到樊楼吃酒，另外由富安到林冲家谎称林冲在陆谦家吃酒一口气不来，骗林冲娘子到陆谦家，而让高衙内在陆谦家等着，以便玷污林冲娘子。在樊楼吃酒时，林冲的性格是推诚相见，把前日高衙内的事告诉了他这个朋友，但陆谦不仅没有生出同情和义气来，从而迷途知返，赶紧说出高衙内与富安的阴谋诡计，相反，却还给林冲灌迷魂汤，说，“衙内必不认得嫂子，兄长休气，只顾饮酒”。如果说，当高衙内给他布置这个调虎离山的任务时，他是“一时听允，也没奈何”，还有一点天良，那么到此时，他已经天良丧尽，不能算作是人了，但他依然披着人皮，装着是朋友加兄弟。后来林冲下楼净手，得遇家中女使锦儿，得知娘子被人骗到陆谦家去了，并且前日的“那后生”把娘子拦在了陆谦家中，林冲赶去，高衙内从楼窗逃走，林冲把陆谦家打得粉碎，并带了“解腕尖刀”，去找陆谦算账，但再也见不到陆谦的人影，林冲认识到了陆谦是个“畜牲”。　　

 陆谦更进一步与富安商量好，撺掇老都管把高衙内的“病”禀告高太尉，以便引起高太尉的关注，一方面陷媚高太尉，一方面好借高太尉来除掉林冲。当高太尉想不出好主意时，陆谦与富安给高太尉出计如何陷害林冲，高太尉说“好计”，当下表示一定“抬举”他二人。这里，陆谦是要取林冲的性命了，一举两得，既除掉了自己的心病，又用来换取他的好前程。于是林冲掉进了他们设下的陷肼，依照罪名，本该就是死罪，却因一个当案孔目孙定从中斡旋，被判为发配充军。这时，陆谦开始了追杀，以“高太尉府心腹人”的高压身分，吩付董超薛霸“不必远去，只就前面僻静去处，把林冲结果”，并“揭取林冲脸上金印回来做表证”。真是何其毒也。　　

林冲被鲁智深救下，终于到达发配地沧州牢城，陆谦与富安追杀到此，买嘱了管营差拨，要设计害死林冲。后来他们火烧大军草料场，以为可以烧死林冲，不被烧死也要因草料场失火而问个死罪。不想天网恢恢，大风雪使林冲恰好不在草料场，而在山神庙里听到了门外的说话声，陆谦说，“端的亏管营差拨两位用心！回到京师，禀过太尉，都保你二位做大官”，并说，林冲一死，他的丈人张教头可再不好推托了。陆谦的卖友行径到此登峰造极无可复加天理难容，林冲也就被高俅陆谦这些“赃官污吏”损害和侮辱到了极点，而且被逼到了没有任何活路的地步。这一步步的追杀说明，在他们的天下，你躲到天涯海角，也难逃死路一条，真是活不下去了。愤怒的林冲开门杀出，取了陆谦的人头，被压抑到了极点的英雄浩气这才如火山爆发，冲天而出，惊鬼神、泣天地。“万死逃生”，没有别的活路的“魁奇伟丈夫”林冲，只有投奔梁山。　　

张干办、李虞侯，分别是蔡太师、高太尉的心腹门人，他们是被派在陈太尉身边到梁山招安去的，他们二人的特殊任务，蔡太师以及高太尉都当面给陈太尉说过了，是“提拨”即“提醒点拨”、指教陈太尉。先看他二人到梁山泊的气势，是陈太尉在马上，而他们二人是在陈太尉马前步行，局面在他们二人的掌握之下。一见到“俯伏道旁迎接”的肖让、裴宣、吕方、郭盛，张干办开口便说，“你那宋江大似谁？皇帝诏敕到来，如何不亲自来接？甚是欺君！你这伙本是该死的人，怎受得朝廷招安？请太尉回去！”面目之凶恶、言声之凶狠、主张之霸道，恐怕陈太尉也会心中吃一惊，这怎么能代表他的意思、代表招安之意呢？肖让等人作了解释，说宋江与大小头领在金沙滩迎接，“万望太尉息雷霆之怒，只要与国家成全好事”，李虞侯说，“不成全好事，也不愁你这伙贼飞上天去！”是同样一付凶恶面目。乍一见面的这一场小小口舌，一方是气势汹汹，一方是绵里藏针，虽不见刀枪却一样尖锐对立，寥寥数笔，勾勒得极其真实。　　

 肖让裴宣等“捧去酒果”，张干办李虞侯“又不肯吃”，一方是待之以礼，一方是拒绝在礼的层面上这样温情脉脉，实际也就是显示双方的不平等，而要在蔡京说的“朝廷纲纪、国家法度”的层面上、至高无上地来对待梁山。若是站在蔡京高俅的角度，真的要夸这两个人有板有眼很会办事，若是站在梁山好汉这个角度以至站在一种旁观客观的角度，这两个人都是臭如狗屎十分可恨。而作者仅用“捧去酒果，又不肯吃”一言写尽了这一切，一个“捧”字，一个“又”字，十分传神，十分挖苦，且十分幽默。　　

 招安众人上了梁山的船，两边水手唱起歌来，这是阮小七的恶作剧，发泄对招安的不满。李虞侯正在船上，哪里能忍，开口骂了起来，“村驴，贵人在此，全无忌惮！”水手们不睬他，照样唱歌，还有回嘴的说，“我们自唱歌，干你甚事？”李虞侯说，“杀不尽的反贼，怎敢回我话？”拿起藤条打人。阮小七于是让船漏了水，一阵手忙脚乱，别的船来救了人，好汉们就偷吃了御酒，换上了村醪水酒，造成了这次招安不成的此一方的原因。这个情节不但是生动的，而且是十分现实主义的，不是对群众有着深切了解和理解，决想不出这样的情节来。胡闹隐藏着正确，以阮小七为首的群众的非理性行为，正代表着梁山好汉直觉的健全的理性，可惜这种理性没有占上风，而是宋江的理性占了上风。　　

及至与宋江等见了面，宋江“纳头便拜”，李虞侯开口责骂，“太尉是朝廷大贵人大臣，来招安你们，非同小可！如何把这等漏船，差那不晓事的村贼乘驾，险些儿误了大贵人性命！”这种口声，这种对统治者至尊地位的强调，这种视梁山英雄如草芥的傲慢视角，这种公然在宋江和众头领面前骂梁山的人是“村贼”，李虞侯耍的这种威风，正是他这种人平时如何耍威风的集中写照。宋江辩白了一句，张干办又说，“太尉衣襟上兀自湿了，你如何要赖！”宋江身边的人“见这李虞侯张干办在宋江前面指手划脚，你来我去，都有心要杀这厮，只是碍着宋江一个，不敢下手”，情势空气是十分紧张的，而李虞侯张干办这种人却是看不出，他们的心原是麻木的。从进梁山至此，陈太尉还不曾有机会说一句话，大约也不敢在他们二人面前真的把自己当回事，所以他们二人要抢着说就由他们说吧。这次的招安官，与其说是陈太尉，不如说是李虞侯张干办，陈太尉在他们眼中视若无物或顶多是个没有生命的木头人和道具，他们平时以高压姿态出现的狐假虎威颐指气使大可想见。但他们的威风是见不得英雄的威风的，当李逵扯了诏书，英雄们挺刀而出，他们就只有“吓得屁滚尿流”，狼狈而逃。而他们来的时候，“背后从人，何止二三百，济州的军官约有十数骑，前面摆列导引人马。龙凤担内挑着御酒，骑马的背着诏匣。济州牢子，前后也有五六十人，都要去梁山泊内，指望觅个小富贵”，浩浩荡荡，不可一世，把到梁山泊去看作如入无人之境了。作者写这一段书，真端的是欲扬先抑、欲抑先扬，埋伏照应，张驰有度，真实写出了双方人物特点和跌宕起伏的情势。　　

沧州牢城的管营差拨，之所以会为陆谦效劳，暗害林冲，除了畏惧高太尉权势，还因为他们本来就是一丘之貉。林冲一到牢城，就有别的罪人好心告诉他，“此间管营、差拨，十分害人，只是要诈人钱物。若有人情钱物送与他时，便觑的你好，若是无钱，将你撇在土牢里，求生不生，求死不死。若得了人情，入门便不打你一百杀威棒，只说有病，把来寄下，若不得人情时，这一百棒打得七死八活”。在这二人管辖下的沧州牢营，岂不是人间地狱？能从里面活着出来，真是不死也要剥层皮了。　　

 林冲一到牢营，差拨也就到了，目的正是“诈人钱物”，看到林冲不拿钱出来，马上就“变了面皮”，骂了起来，说“你这贼配军，见我如何不下拜？却来唱喏？你这厮可知在东京做出事来，见我还大剌剌的。我看这贼配军，满脸都是饿文，一世也不发迹！打不死，拷不杀的顽囚！你这把贼骨头，好歹落在我手里，教你粉骨碎身。少间叫你便见功效”，把林冲骂得一佛出世，那里敢抬头答应。这番恶狠狠的话是说得到就能做得到的，若果然拿不出钱来，就真的是如此，非同小可。　　

当林冲拿出五两银子来，差拨看了说，“你教我送与管营和俺的，都在里面？”一言之中，神情如在目前。林冲解释说，“这只是送差拨哥哥的，另有十两银子，就烦差拨哥哥送与管营”。差拨也就立即改变了嘴脸，笑了起来，说了许多夸奖林冲的好话，说林冲“久后必做大官”，连“想是高太尉陷害你了”这样的话，他也当作廉价的人情话说出来，说明这些人其实是并无原则的，只有钱才是他们的原则。林冲又取出柴大官人书信，差拨说，这一封书值一锭金子。　　

“差拨落了五两银子，只将五两银子并书来见管营”，一笔也就写尽了这些人的丑陋本质，他们同衙为官作吏，并且沆瀣一气，相互之间却并无肝胆义气可言，若用梁山好汉来做对照，这些人真是狗彘不如，一文不值。　　

“管营差拨得了贿赂，日久情熟”，并且柴大官人继续来送贿赂，他们对林冲倒也“由他自在，亦不来拘管他”，但更多的银子更大的贿赂一到，要他们害林冲，他们也就立即又转向，并且不惜烧掉大军草料场，到了伤心病狂的地步。　　

 宋江发配江州时，也遇到过这种管营差拨，送了十两银子给差拨，加倍送十两并人事给管营，后来也就“权寄下”了一百杀威棒。这时，后来的梁山好汉神行太保戴宗正在江州做“节级”，只知新到了囚徙，不知是宋江，所以照例也来敲诈，“你这黑矮杀才，倚仗谁的势要，不送常例钱来与我？”宋江不给，戴宗拿起讯棒要打，宋江问何罪，戴宗说，“你这贼配军，是我手里行货，轻咳嗽便是罪过”、“我要打死你也不难，只似打杀一个苍蝇”。可见，不止林冲所遇的沧州牢营一处，而是当时各处，所谓管营差拨节级一类的低级官吏，作风情况大抵如此（还有登州的包节级，受了毛太公贿赂，要害死解珍解宝弟兄二人），这方面的“滥污威逼”，形式更为赤裸直接，对象是犯人，性质也就更为残忍。用现代语言说，这是监狱腐败，是社会腐败的最后一个角落。　　

连接社会与牢营的是解差，《水浒》里叫做“防送公人”，其典型人物是董超、薛霸。他们二人的有名，是他们受高太尉心腹陆虞侯贿赂，在“防送”途中残酷折磨林冲，并要在野猪林中害死林冲，而因鲁智深出现没有害成。他们的结局是后来被浪子燕青用箭射死，当时他们故技重演折磨卢俊义，正要下毒手取卢俊义性命时，燕青出现了。看来，被他们这样害死的人非止一个，被他们一类的“防送公人”害死的人，更是非止一个，林冲卢俊义只不过正好有人搭救而已。　　

 董超薛霸的害人，形成了他们的模式，也就是晚上歇下后，犯人使钱请他们吃喝时，他们把犯人灌醉，然后弄一锅“百沸滚汤”叫犯人洗脚，犯人被枷具碍了不好洗，他们就假意来给犯人洗脚，把犯人的双脚“只一按”，也就烫伤了，犯人叫唤，他们就喃喃的骂，说是“好心不得好报”，犯人不敢则声。第二天却给犯人穿新草鞋，把犯人的脚弄得鲜血淋漓，难以行走。最后是到了野猪林这样的僻静无人去处，休息时说是怕犯人逃走，把犯人绑起来。这种情况下，再厉害的犯人也只有延项就戮了。真是“三百六十行”，一行有一行的“手艺”，董超薛霸就在“防送”这一行上吃饭赚钱，而腐败使他们赚起了黑心钱，所害又往往是善良无辜乃至英雄好汉，那样的社会，真是到了暗无天日的地步。　　

　 　

　 　

“泼皮豪强”系列　　

《水浒》英雄的主要对立面，除了“赃官污吏”，就是“泼皮豪强”。　　

宋江攻打北京大名府时出过安民告示，正面提出了梁山好汉所认为的好人，叫这些好人“切勿惊怪”，那就是“义夫节妇，孝子顺孙，好义良民，清慎官员”。以今天眼光看，这个标准算不得有多高明，甚至还有封建卫道气味。但在小说中，这个标准如果在社会上普遍达到，那么许多“逼上梁山”的故事，也就不会发生，确实也就能算是一个好社会了，所以，这个标准在《水浒》的社会里又有其相对的合理性进步性。跟这四种好人相对应的，施耐庵笔下除了“不孝儿孙”没有写（正面写了宋江如何是个孝子），其余都写了，那就是“淫妇奸夫”、“泼皮豪强”、“赃官污吏”。这里我们着重分析“泼皮豪强”。　　

被鲁智深打死的郑屠，在瓦罐寺作恶的崔道成、丘小乙，在柴进庄上颇为自大的洪教头，被武松杀死的西门庆，被杨志杀死的牛二，卢俊义的管家李固，白秀英的父亲白玉乔，和尚裴如海，江州的在闲通判黄文炳，登州的毛太公父子，快活林的蒋门神，被张顺杀死的张旺，以至那个假李逵，等等，就是《水浒》中分布在城乡的大小泼皮和豪强。在这个行列里，也许可以再加进第四十四回里的张保、以及跟随着张保的那一伙“没头神”。“泼皮”的形成以及程度不等，“豪强”的来由和方式也各有不同，但最终是归入了社会的黑暗的一面，或公然欺侮善良，或暗中害命谋财。　　

高俅的身分，原是也是“泼皮”一类，但他与牛二这样的“泼皮”有别。他会一点“吹弹歌舞，刺枪使棒，相扑顽耍，最是踢得好脚气球，亦胡乱学诗、书、词、赋”，虽然因为“帮着”生铁王员外儿子使钱，“三瓦两舍，风花雪月”，被王员外告上官府打了板子逐出东京，也毕竟不是牛二，所以几年后一有机会，脚上使了一个“鸳鸯拐”，结识了端王，也就发迹了，被抬举成了殿帅府太尉，牛二无论如何是抬举不上去的。　　

高俅做了太尉之后的言行处事，其实还是一个“泼皮”，其性质以至表现形态与牛二没有区别。所以，高俅是进入官场的“泼皮”，正因他成了统治者中的一员，所以也就是凌驾社会之上的“豪强”，而他在统治者当中地位显赫，又使他在官场里也是“豪强”。从广义上说，蔡京是朝廷上最大的“泼皮”加“豪强”，所有“赃官污吏”的言行处事，都是“泼皮豪强”，只不过他们穿着官服骑在马上乘在骄子上，给人以迷惑的假象和伪装。朝廷官场的“泼皮豪强”，与分布城乡的各种“泼皮豪强”，上下辉映，共同作用，压迫着国家、压迫着社会，把无数善良的人害死逼死，把无数英雄好汉“逼上梁山”。有人写过一本书，说从前中国几千年的社会，是一个“流氓社会”，《水浒》里就反映着这种情况；正因为如此，《水浒》英雄有时的“过激”行为，才得到读者的理解和认可；其实不是作者硬要那样写，而是现实生活就是如此。在世界资产阶级革命以及无产阶级革命的年代，有着先进思想指导和先进政党领导，队伍里尚且有违反政策感情用事的“过激”行为，况且是《水浒》的年代呢？　　

“泼皮豪强”，可分为两块，一块主要与“奸情”有关：如西门庆、裴如海、小张三、张旺、蜈蚣岭的王道人；一块主要与财富等利益有关：如渭州郑屠、瓦罐寺崔道成丘小乙、柴进庄上洪教头、江州黄文炳、孟州蒋门神、登州毛太公父子、郓州祝太公父子、曾头市曾氏父子、郓城白秀英之父、汴京牛二、沂州假李逵。“奸情”与财富同时相关的也有，比如李固。　　

　 　

                     ⑴ 主要与“奸情”有关的“泼皮豪强”　　

《水浒》中与“奸情”相关的“泼皮豪强”，最著名的莫如西门庆，后来《金瓶梅》取他作了全书的主角。西门庆与潘金莲的认识是“没巧不成话”的，潘金莲“手里拿叉竿不牢，失手滑将倒去，不端不正，却好打在”西门庆头巾上。西门庆是个泼皮，“立住了脚，正待要发作”，一见是个“生的妖娆的妇人”，也就“自酥了半边”，把怒容变作了“笑吟吟的脸儿”，说“不妨事”，“一双眼，却只在这妇人身上，临动身，也回了七八遍头”。作者先用这一小情节勾勒出了西门庆是个好色之徒，接着就对西门庆作介绍：“一个破落户财主，就县前开着个生铺。从小也是一个奸诈的人，使得些好拳棒。近来暴发迹，专在县里管些公事，与人放刁把滥，说事过钱，排陷官吏。因此，满县人都饶让他些个”。就凭着他的财力和奸豪，也就买通王婆给他拉皮条。他本以为潘金莲是“卖枣糕徐三”或“银担子李二”或“花胳膊陆小乙”的老婆，及至知道原来是武大的老婆，他“叫起苦来”，说“好块羊肉，落在狗口里”，这也可算是“怜香惜玉”。从“食色性也”这上头说，他“刮上”潘金莲自有人性的根据，而从道德上说，他就欺负了武大。现代社会的人有很多方法来处理这一矛盾，而西门庆那时只知自恃豪强，敢于淫垢别人妻室。他于情急之中踢伤武大也就罢了，问题在于他进而赞同王婆之言，拿了砒霜来，让潘金莲去毒死武大，这就更从道德的范围，进入了杀人犯法的范围。他自以为凭着用些贿赂，以及“满县人”都有点怕他，就可以遮掩，而“地坊团头何九叔”是专门验尸、下殓、火化的人，他就去买嘱。他想不到何九是个精明的人，表面上收了他的银子，骨里还是收集了武大被害死的证据，并提供给了武松。他也并不怕武松告了状，照样在狮子桥酒楼上吃酒，因为他把县里官吏都贿赂好了，县官也果然就驳回了武松。他没有想到武松告状不成就自行复仇，先是杀了潘金莲，接着又来杀他。凭着也会些拳棒，他踢掉了武松手中的刀，但毕竟不是武松对手，被武松提起丢下酒楼跌死，又被武松割了头。泼皮豪强怕的就是武松这种一身正气、更为强大的人，所谓“恶人自有恶人磨”，西门庆也就顺理成章地死在武松手里。　　

裴如海本是“裴家绒线铺里小官人”，在报恩寺中出家。这出家，大约不一定是终身的。因为他的师父与潘家有某种关系，他也就拜潘巧云的父亲为干爷，潘巧云称他为“师兄”。他和潘巧云默契配合，以到寺中为亡母了血盆心愿为由，赚得潘公一起进寺，却把潘公弄醉，把迎儿支走，他二人就在裴如海“十分整齐”的卧房里成其好事。二人又进一步商议，收买了迎儿，雇佣了头陀，就在潘家偷会。后来设计逐走石秀，二人更放心偷会，只瞒着潘巧云之夫杨雄。最终，裴如海死在石秀手中。这裴如海，虽身为和尚，行为上却仍是“绒线铺小官人”，只知寻欢作乐而不虑后果，但毕竟又做了和尚，因此利用了做和尚的一些便利做掩护。无论作为“绒线铺小官人”，还是作为报恩寺的和尚，裴如海的所为，都是欺杨雄太甚。裴如海是“小官人”，西门庆是“大官人”，裴如海是黑夜偷会，西门庆是白日而来，裴如海难保以后不害死杨雄，西门庆已经害死武大，这也就是二人故事色彩的不同之处，其奸其恶，实质并无二致。　　

张文远，人称小张三，是宋江的同事，“生得眉清目秀，齿红唇白，平昔只爱去三瓦两舍，飘蓬浮荡，学得一身风流俊俏，更兼品竹调丝，无有不会”，他用“小意儿百依百顺，轻怜重惜，卖俏迎奸”的手段，“引乱”宋江的女人闫婆惜。不想闫婆惜被宋江杀死，他也就替闫婆写了状子，派人现场取证，告上县衙。知县想开脱宋江也不行，“吃他三五次来禀，遮掩不住，只得差人去宋江下处捉拿”。也是他“又禀”，宋江“父亲宋太公并兄弟宋清，现在宋家村居住，可以勾追到官，责限比捕，跟寻宋江到官理问”。闫婆惜已死，他也只有想着能捉到宋江为他的“表子”报仇了。　　

宋江在县里是“及时雨”的一个好人，待张文远亦不薄，视为朋友，带他到闫婆惜屋里吃酒，虽是闫婆惜“眉来眼去，十分有情”，他也不该“向后宋江不在时”，他“便去那里，假意儿只做来寻宋江”，与闫婆惜“成了此事”。他与裴如海、西门庆一样，都是不讲品性道德的，于是他就占有了宋江的女人，把宋江欺负了，也可算是“无毒不丈夫”，实即“泼皮豪强”。　　

截江鬼张旺专在扬子江打劫乘船过江的客人。张顺带醉过江，被他绑了丢下江去，请医生的金子被他拿了。不想张顺水里能逃性命，因寻找神医安道全，在妓院见到张旺把金子送了虔婆，得会妓女李巧奴。张顺杀死虔婆和李巧奴，张旺逃走。后来仍被张顺捉住，绑了丢下江去，这张旺却无张顺的本事，只好死在扬子江里。张旺干着谋财害命的事情，得来的钱财消耗妓院之中，这是“泼皮豪强”等而下之的又一种类型。　　

武松成了行者，立在岭头，见到月色之下松树林中一个先生搂着一个妇人笑语，武松也就“怒从心上起，恶向胆边生”，与这“先生”战了十多合，一刀挥去，人头落地。原来，妇人是岭下张太公女儿，这先生不知何处人，到她家投宿，言说善习阴阳，能识风水，见了这女儿，就不走了，把她爹娘哥嫂都害了性命，把这女儿强掳到蜈蚣岭上她家的坟庵里住，自称王道人，又掳来一个小孩做道童。这“王道人”，依仗有点本事，还会点骗术，走到一处，竟就如此杀人夺女，逍遥法外，有如“狼行千里吃肉”，可算得一个乱闯江湖的“泼皮豪强”。　　

卢俊义的管家李固，“原是东京人，因来北京投相识不着，冻倒卢员外门前。卢俊义救了他性命，养在家中。因见他勤谨，写的算的，教他管顾家间事务。五年之内，直抬举他做了总管。一应里外家私，都在他身上，手下管着四五十个行财管干，一家内都称他做李都管”。就是这个人，借着卢俊义被梁山用计纠缠而去的机会，谋夺了他的妻室家财，又以“通梁山”的罪名，要置卢俊义死地，亏得梁山好汉劫法场，卢俊义才得活命。这李固，兼夺人家妻室与钱财，算得一个好大的“泼皮豪强”，而其手段有不露形迹的特点。那“四五十个行财管干”，定然早已被他收买和制伏，成了他最得力的人马，卢家早已在他掌握之中，只等时机。卢俊义被滞留梁山，正是时机到了，他也就公然与贾氏做了一路，卢俊义也就有家难回了，一回家就被捉，他也就用卢俊义的钱财暗中使在官府里去要卢俊义的性命。李固是卢俊义救下并养在怀中的毒蛇。李固者，“理固”也，卢俊义是个大英雄，大而化之，给管家的权力过大，又无有力的监督系统，强奴害主，“理固如此”。贾氏者，“假氏”也，归根到底不是卢俊义的真老婆，是个假老婆。　　

　 　

                        ⑵ 主要与财富利益有关的“泼皮豪强”　　

 无论是对“色”的占有，还是对“财”的占有，“泼皮豪强”之所以是“泼皮豪强”，因为他们巧取豪夺、以侵犯别人为前提。蒋门神凭其武力强行占有施恩的快活林酒店，也是典型一例。　　

《水浒》中与财富利益相关的“泼皮豪强”，除了蒋门神是“夺人道路”占有人家开的酒店，其它如毛太公父子是为了讹诈解珍解宝弟兄打到的一只虎，洪教头是为了他想象中的在柴进庄上有利可图的“地位”，强占瓦罐寺的崔道成丘小乙不过是两个流寇欺负老和尚、夺下一个暂时的安身之所，黄文炳是为了“趋炎”蔡九知府，并且呈才干、博好感、图谋官职富贵，假李逵是为了劫抢钱财、过一点不劳而获的小日子，白秀英之父是为了他们的演出能获得好的收入，东京的牛二是为了不花钱就能获得杨志的宝刀，祝家庄祝氏父子、曾头市曾家父子，公然要剿灭梁山，是为了他们做稳地方豪强，保护他们雄厚的土地家财。　　

郑屠作为“泼皮豪强”，也是同时相关着“色”与“财”的一例。他看上了流落渭州的金翠莲，就“强媒硬保”要娶来作妾，当着这些“媒”与“保”的面写下了文书，说是给金翠莲的父亲三千贯钱，其实一个子儿也没有给，这就是“虚钱实契”。他的大娘子吃醋，把金翠莲赶出家门，他不但不维护金翠莲，也不暗中接济帮助金翠莲父女，反而凭着那“契”，向金翠莲父女索要那不存在的三千贯，并且关照客店不让金氏父女逃逸。这里，一种泼皮无赖逻辑发挥到了极点。郑屠并无多大家财和势力，他是开着生肉铺、杀猪卖肉的一个人，就凭着这种泼皮无赖蛮横霸道手段，也凭着手中一把杀猪刀，令人望而生畏不敢惹他，成为地方上一个恶霸，竟被人称为“镇关西”。无助的金氏父女也就无奈而痛苦地挣扎在他的魔掌之下。　　

 大娘子赶出金翠莲，郑屠也就不在乎金翠莲了，当“色”的占有已经不在乎，财的占有就重新上升。本来，在“色”的占有时，“财”的占有也没有放弃过，“虚钱实契”，并未真的给钱。后来索要那本不存在的“三千贯”，则是“财”的占有的进一步发展，要用金氏父女卖唱来为他白白地挣钱，要把这父女所含的价值榨尽。这样，那“实契”也就不至于成为一张废纸。他的“心安理得”之处一定在于，他是“按契索钱”，至于他本没有给钱，至于他白白地要了金翠莲的身体，在他的心里，残酷到连想都没有想一下，当时，也是没有人敢责问他的，如果有人责问，他连眼皮都不会眨一眨，因为倚强欺弱是“泼皮豪强”心中的“天经地义”，所以他在鲁提辖面前是低声下气的，他被鲁提辖打得半死时是讨饶的，并没有在任何人面前一味地“硬”，也并没有“硬到底”。　　

 洪教头这种人，并无多大本事，若有自知之明，便会谦虚本分，但他也是不具有“仁、义、礼、智……”这些东西的。你看他在柴进庄上那不可一世的架势：“歪戴着一顶头巾，挺着脯子”。林冲听说他是“教师”，一来是尊敬好汉，二来以为他是柴进的师父，所以“急急躬身唱喏”，说是“林冲谨参”，这是何等谦逊，何等有礼，但洪教头“全不睬着，也不还礼”。当柴进介绍林冲是东京的教头时，林冲反而“看着洪教头便拜”，洪教头竟然只简短说了一句“休拜，起来”，“却不躬身答礼”。可见，林冲的一拜，符合着江湖好汉之间的谦虚大礼，与本人是个刺配的犯人无关，洪教头是应当还林冲这样的一礼的，但他傲慢到连这样起码的规矩也不遵。林冲拜了两拜，并起身给洪教头让坐，这不但当是江湖上的礼节，而且也是人之常礼，洪教头却依然故我，“不相让，便去上首便坐”，这样的无礼，令柴进十分不快，他家里的教师这样无礼，简直是丢了他的面子。明明看着柴进在管待林冲，而且据下面柴进说，他本人也是“到此不多时”，是和林冲一样投奔来的陌生人，他开口竟就管起柴进来了，责问说，“大官人今日何故厚礼管待配军？”无礼到了柴进的头上。底下就是当面说林冲不过是来“诱些酒食钱米”的，柴进婉言解释，他就“跳起来”，要和林冲比武。　　

洪教头为何这样无礼傲慢之极昵？应该说是“利令智昏”。什么利？就是在柴进庄上称王称霸的利。因为他来到在柴进庄上之后，还不曾有本领高过他的人，所以正如作者所写的，他的内心“深怪林冲来”，拿起比武的棍棒后，“恨不得一口水吞了”林冲。他说林冲到柴进庄上来是为了“诱些酒食钱米”，那么他本人又是为了什么高尚的动机而来的呢？若果然问他，他是无法回答的。在比武时，他如果是个正大光明的好汉，就该提出给林冲开了枷具，但他不说，就让林冲戴着枷具比武。小说里是柴进提出枷具问题并加以解决的，洪教头对此是何态度没有写，但既然他没有开口提出，按当时他连叫“来来来”的急迫架势，就说明他情愿让林冲就戴着枷具跟他比武，好让他占些便宜，期待着一棒打翻林冲。　　

洪教头心地偏狭不正，为了争夺他心中的所谓利益，“平欺”林冲，而失去了拳棒教师应有的好汉身分，但他同样没有能“硬”到底。　　

　 　

                   ⑶ “泼皮豪强”的行为特征：“强硬奸毒”　　

 要给《水浒》里所有“泼皮豪强”归纳出行为特征，也不难，我们一个一个把他们观察一下，加以总结，他们行为的总特征就出来了，那就是“强硬奸毒”。郑屠的行为，是霸道不讲理，正如鲁智深所说，是“欺负人”。但对郑屠，光用“强硬”二字还难以界定，因为“强硬”只是形式，有理的人或英雄好汉也可以是“强硬”的，问题在于，郑屠的“泼皮豪强”行为本身是为非作歹的，还要如此“强硬”，那“强硬”的内容也就极其“狠毒”，而且往往是有算计的，所以也就极其“奸恶邪门”。郑屠“强骗”了金翠莲和她的父亲，就是这样，所以得把“强硬奸毒”四个字连起来形容他的行为特征。当鲁智深两拳打得郑屠鲜血直流、乌珠迸出时，郑屠讨饶，鲁智深说你“若是和俺硬到底，洒家倒饶了你”，但郑屠“硬”不下去了，鲁智深又一拳，打死了他。这也是一切“泼皮豪强”的总下场，即在英雄正气面前，他们是“强硬”不到底的，他们的“奸毒”也就被打得粉碎。　　

强占瓦罐寺的崔道成、丘小乙，其行为特征，正如寺中被他们欺负的老和尚说的，“这两个哪里似个出家人，只是绿林中强贼一般”。可是他们遇到鲁智深和九纹龙史进，也就遇到了对头，死在两个英雄手下，“可怜两个强徒，化作南柯一梦”。（梁山好汉“小霸王”周通，当其还没有上梁山，身为桃花山上的山大王，可算是个“绿林中强贼”，以其强霸之势要娶桃花庄刘太公独养女儿去做押寨夫人，而刘太公对这门亲事“不是情愿的”，是被迫不得已的，所以引起鲁智深同情，打了周通，解除了这门不情愿的强盗婚姻）。　　

牛二“是京师有名的破落户泼皮”，他够不到“豪强”的级别，他只是一味的“泼皮”，比起能够强要了金翠莲身体、还要她拿钱赎身的郑屠，牛二没那种胆魄能力、也没那种心计手腕。当然，平常百姓还是活怕牛二的，称之为“没毛大虫”，也就是身上没有老虎毛的老虎。惹不起他，只有躲他，所以群众望见他就“乱撺，口里说道，快躲了，大虫来也”。当牛二“缠”住杨志时，群众也是一个“躲”字，“不敢近前，向远远地围住了望”，“街坊人都怕这牛二，谁敢向前来劝”。牛二虽只是一介小小“泼皮”，行为特征却也是“强硬奸毒”，他谅杨志不敢杀人，就硬是“钻入杨志怀里”，要杨志“你好男子，剁我一刀”，以此强要杨志的宝刀。杨志没奈何时说“你不买便罢，只管缠人做甚么”，其实这“缠”字，正是小“泼皮”所能有的唯一的好手段，“缠”得你没有办法了，你只有让步、放弃，或者躲开他，于是他就获胜了。杨志向群众求公道时说，“这个泼皮强夺洒家的刀”，当杨志杀死了牛二之后，群众都感谢他“除了街上害人之物”，一个“缠”字，一个“强”字，一个“害人之物”，却也点出了“泼皮”的特性。　　

蒋门神是《水浒》里著名的“豪强”，他“身长九尺，有一身好本事”，来夺有利可图的快活林酒店，施恩“不肯让他”，被他“一顿拳脚打了，两个月起不得床”，快活林酒店也就只得被他占了，正如武松所说，蒋门神是“强夺”，这正是“泼皮豪强”惯用的手段。一般说来，“强硬”的直接性武力性，是“泼皮豪强”表现形式上的特性。　　

自知没本事的牛二以及李鬼，他们的行为方式则有些变化。牛二对杨志说，“我没钱”、“我要你这口刀”时，是一种强要，而当他“钻入杨志怀中”，说“你好男子，你剁我一刀”时，虽只是“缠”，在杨志的感受上，却已经是“强夺”，不过这毕竟不是蒋门神式的“强夺”，而是阴柔的间接的了。当李鬼冒充李逵拦路劫抢时，虽然底气不足，看上去却是个蒋门神式的“豪强”，当其被真李逵击倒时，就讨饶，谎说“家中因有个九十岁老母”，用起了阴柔的手段，与拿两把板斧、叫留下买路钱时的方式不一样了。李逵不但饶了他，还给了他一个银子，让他“改了业养娘”，但当他老婆提出用麻药麻翻李逵，“对付了他，谋得他些金银，搬往县里住”，他也就同意了，而把李逵的善待丢在脑后。可见这个乡间“泼皮”和所有“泼皮”一样，都是没有“仁、义、礼……”这些东西的，而有着“奸毒”。　　

白玉乔是特殊的“泼皮豪强”。从其社会地位看，他原是吃尽辛苦的江湖艺人，但艰辛的社会经历，作为一种生存状况，能使一些人更善良，如妥思陀耶夫斯基小说《穷人》里的主人公，也能另一些人变得奸刁狠毒，如莫里哀戏剧《伪君子》、以及妥思陀耶夫斯基小说《庄院风波》里的主人公。白玉乔因为他的女儿姘上了知县，就表现出了倚官仗势的特点，加之他是走江湖的，言词之尖刻挖苦伤人，实在使雷横受不了这口气，就把他打了，引起了后面一系列的事，直至白秀英之死。白玉乔在《水浒》里，恰与被鲁智深救了的金翠莲之父成一对照，经历有相似之处，品德上却是善恶不同。　　

 登州的毛太公父子，身为一方有庄有院的头面人物，本该有点“仁、义、礼、智、信、行、忠、良”，却是没有，反而欺负乡民，讹诈解珍解宝打到的老虎。作为猎户，解氏兄弟是领了官府“杖限文书”、要三日之内交虎的。毛太公父子的行为，是“泼皮”，而作为当地有庄有院的头面人物，他们又是“豪强”。他们比牛二或李鬼式的“泼皮”，其“奸毒”大为不同。当死虎坠入毛太公后园，解氏兄弟去讨时，毛太公装作不知，其实早已暗把老虎移了，并将园子门上伪装了一把锈锁，这样来让解氏兄弟看到老虎并没有坠在他家园子里的“事实”。而他的儿子毛仲义，则用好言把解氏兄弟骗入庄内，叫起几十个庄客，把他们绑起送官。父子二人进一步又贿赂官府上下，要他们在狱中害死解氏兄弟。这样的一对“泼皮豪强”父子，用现代词语形容，也就是乡村里的“恶霸、土豪劣绅”，他们和“赃官污吏”一样，具有把英雄“逼上梁山”的社会作用，而且往往和“赃官污吏”勾结在一起。　　

在《水浒》中，这样的“恶霸、土豪劣绅”，最著的，还有祝家庄的祝氏父子，曾头市的曾氏父子，因其实力雄厚，成了一种地方势力，要与梁山好汉决一雌雄，所谓“填平水寨擒晁盖，踏破梁山捉宋江”，所谓“扫荡梁山清水泊，剿除晁盖上东京”，是他们的宣言。已经有了这样大的势力的祝家庄父子、曾头市父子，虽然可以想见他们平时在乡里必有许多行为足以称得上“泼皮豪强”，但他们已经与一般的、个别行事的“泼皮豪强”不同，他们的武装不仅是史家庄式的以庄客组成的队伍，而是请有教师，组织庞大，训练有素，可以说已经成了一支军队，并且确实具有相当的交战能力，他们已经上升为政治人，他们的那两副宣言，正是所有“泼皮豪强”特征的最集中而强烈的体现，也就是又“强硬”又“奸毒”。　　

　 　

　 　

三，《水浒》人物系列之二

　 　

提起《水浒》英雄，人皆知有一百零八条好汉，其实作者并未逐一写来，而是有宾有主的，往往在集中写一人的故事时，顺带出别的几个人来，这几个人不是主要的，寥寥数语一笔带过（如李逵接母故事中出李云、朱贵二人，戴宗奉命下山寻找公孙胜，一路上却收得杨林、邓飞、孟康、裴宣四人）。　　

人们一般也只能说出《水浒》中主要的英雄人物，但这所谓“主要英雄人物”，并不因为他在梁山上有较高地位，而只因为作者专门为他写了故事，甚至为他浓墨重彩写了一人之传。因此，本章“英雄系列”，也就不必逐一罗列，更不必简单复述，而只取数人作个分析。　　

　 　

1，王进走，史进来　　

《水浒》出现的第一个英雄，不在百零八将之中，却是引出百零八将的一个人，他就是王进。为什么用这样一个人来引出底下的百零八将呢？因为他叫“王进”。王进本该是“王道”推进之意，却因来了高俅，将其逼退了。但“王道”对天下负有责任，是不该一走了之的，因此让王进在史家庄停留了一下，收了个徒弟，这徒弟不叫别的名字，偏叫做史进。史进也就是历史的推进或历史的形成，正如金圣叹说的，“作者盖自许其书‘进于史’矣”。历史在王道难以存在的情况下，就只能由史太公的儿子、满县人都口顺称他“九纹龙”这样的“后生”和“大虫”来担负其责了。“史太公”者，历史之父也。王道远退，而后才有刀光血影的现实历史，这就是作者的历史观，也正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历史观。作者与孔子一样，对此洞若观火而又无可奈何。但史进本来玩的只是“花棒”，是“嬴不得真好汉”的。王进对史进“十八般武艺，从头指教”，经过“半年之上”，让“史进把这十八般武艺，重新学得十分精熟”，只有王进教的武艺才真的上得战场。不得已用非常的手段来继续王道的事业，正符合着王道的精神。王道是既退而又不退的。清静无为的王道，不得不让史进这些“魔王”，来大有作为一番。　　

金圣叹说，“王进……进之于王道”。“王进去后，而有史进。史者，史也”。这说得是不错的。　　

《水浒》从反面着笔，在全书故事的开端，就以批判的笔调写高俅：“若论仁、义、礼、智、信、行、忠、良，却是不会”。这样的一个高俅，其实恰恰不符合一个较正常较好的封建朝廷的用人标准，然而他竟被气味相投的皇上“抬举”成了“殿帅府太尉”。所以全书写的也就是“大宋朝滥官当道，污吏专权”，把好人们，从林冲这样端正善良的武官，到普通农夫渔父，尽皆“逼上梁山”。　　

“大宋朝”的这幅景象，正是孔子最为痛心疾首的“邦无道”。所谓“邦无道”，就是朝廷社会从上到下“礼”的崩溃。“仁、义、德……”这些说起来很好的东西，还有正常的社会秩序这些东西，集中起来用一个字说，就是“礼”，上面如果带头背离了“礼”，下面也就统治不住了，俗说，“上梁不正下梁歪，中柱不正倒下来”，也就是天下大乱。可见这个“礼”真是命根子，“国之干也”（左传，襄公三十年），正是“中柱”的意思。“礼，所以守其国，行其政令，无失其民者也”（左传，昭公五年）。孔子说，“为国以礼，为政以德”。　　

作者找到了他写《水浒》这本书的合法的思想根据，那就是：“礼失而求诸野”（孔子语，见“汉书·艺文志”）。《论语》中好些话是和这句“礼失而求诸野”有联系的，比如，“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天下有道则见（现），无道则隐”，“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孟子也说过，“天下无道，以身殉道”。这些，都大可用来为“水浒英雄”作辩护。施耐庵没有明说“礼失而求诸野”的话，他是用人物形象和故事情节贯穿了这句话所体现的思想精神。从以上所引孔孟之言可证，这一思想精神，确实是正统儒学所含有的。但施耐庵有时也在书中某些诗句、某些只言片语里，用文学的生动语言，直接地说出他的这一思想根据。比如，“只为衣冠无义侠，遂令草泽见奇雄”（第二回），“只为朝廷无驾驭，遂令草泽有鹰扬”（第五十一回）。而全书的定位是：“朝廷不明，纵容奸臣当道，谗佞专权，设除(即任命)滥官污吏，陷害天下百姓。宋江等替天行道，并无异心”（第六十四回）。于是，“水浒寨中屯节侠，梁山泊内聚英雄”（引首），也就言之成理了。　　

在这样坚实的攻不破的思想立足点上，《水浒》说出的许多话，在正常思维之下，显得是“奇谈怪论”，其实，它正体现了“礼失而求诸野”，说是的“礼失”之后的情况，形成一种逆向思维的话语，“反话”能够“正说”。比如，“取非其有官皆盗，损彼盈余盗是公”（第十六回）。“剥民官府过于贼”。“官赃应与盗赃同”。“莫疑官府能为盗，自有皇天不肯容”（第十八回）。林冲这些梁山英雄的行为，也就都有了最合法的依据，“忠义立身之本，奸邪坏国之端。狼心狗幸滥居官，致使英雄扼腕”（第四十九回）。“酷吏赃官都杀尽，忠心报答赵官家”（第十九回）。书中可以公然夸奖宋江是“仁义礼智信皆备，替天行道动天兵”（第四十二回），这简直是对比着“仁义礼智信……这些却不会”的高俅来写的。还有第五十五回夸奖宋江，“忠为君王恨贼臣，义连兄弟且藏身。不因忠义心如一，安得团圆百八人”。书中也可以公然夸奖那些被刺配充军的罪犯，“尽是咬钉嚼铁汉，无非沥血剖肝人”（第九回）。甚至作者也可以站出来为自己作的书辩护：“《水浒》请看忠义士，死生能守岁寒心”（第二十回）。所谓“岁寒心”，不是一句用熟的形容词，而是引用了孔子的“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指的是朝廷社会上下“礼崩”了，天下不可收拾了，而水浒英雄却能出来补天，为“礼”的恢复而浴血奋战，好比岁寒之中的松柏。蔡京高俅这些人是高踞在“庙堂”之上的，宋江这些人是鼠窜在“草野”的，这正是“礼失而求诸野”。所以才写到招安之后皇上见了打着“顺天、护国”旗帜的梁山好汉，“喜动龙颜，心中大悦”，说“真英雄也”。　　

高俅要打王进，众牙将劝高俅，“今日是太尉上任好日头，权免此人这一次”，金圣叹评点说，“得此一笔，王进为无瑕之璧，不似后文众人身犯刑法”。后来的好汉被施以刑法的第一人是林冲，身上挨了打，脸上刺了字，称不上“无瑕之璧”了。王进因为担负着“王道”的象征意义，他是不应当被高俅这等奸人有所玷污的。金圣叹跟踪作者对王进的描写，评点出王进体现儒家王道的气象，如：“写王进，全是孺子之色，不作英雄身份”，“宛然一幅孝子慈母行乐图也”，“全是高眼慈心，亦复儒者气象”，“写王进全是儒者气象，妙妙”。这些确实揭示出了王进性格特征的一个要点，而作者何以在第一回写这样一个人，也就发人深思了。王进其人，列为“开书第一筹人物”，正是他引出无数英雄来整治高俅，他象征着“王道”在“邦无道”情况下对梁山泊的默许以至称赞，王进“神龙无尾”一样的远走，象征着对梁山泊的选择是“王道”不得已而为之的。

金圣叹说，“何用知天下无道，曰，高俅来，而王进去矣”，又说，“王进去，而一百八人来矣”。这些说得也是不错的。　　

王进走了，史进与少华山上的强盗（当中是“神机军师”，左右是“跳涧虎”、“白花蛇”，正是用兵的象征）联结上了，从今后，“直使天罡地煞一齐相会。直教芦花深处屯士兵，荷叶阴中治战船”。一部《水浒》英雄故事由史进而正式开场了。

王进走到何处去呢？是去投军“镇守边庭”。这简单一笔，是点醒宋朝严重的边患，是说宋朝国内在昏君与奸臣统治下民不聊生“盗贼”四起，最后又屠戮宋江不能利用于边境，而北国虎视眈眈有亡宋之心，宋室终于南迁以至于为金元所灭。王进投军边庭，正是王道更进一层的深忧所在，也是作者宏观思维的最大直径，构成了《水浒》一书的最高的意义。　　

　 　

2，史进“义气”，全书神髓　　

九纹龙史进听猎户李吉说少华山上来了一伙强人，聚集五七百喽罗，有百十匹好马，打家劫舍，华阴县不敢捉他，就想到要备战，杀了两条肥水牛，把村里三四百史家庄户都请到家中吃酒谈事，约定了“提防贼寇”。当跳涧虎陈达引人马来到史家庄前，说是要借路，史进说“俺家现当里正，正要来拿你这伙贼”。当他果然就活捉了陈达时，是将“陈达绑在庭心内柱上，等待一发拿了那两个贼首，一并解官请赏”。当得知神机军师朱武、白花蛇扬春二人前来时，史进说“这厮合休，我教他两个一发解官”，就上马迎战。至此为止，史进不但明白自己是一个良民，朱武等人只是“贼寇”而已，而且明白自己当着“里正”，即身为大户，承担官府所委一乡之治安的人。按这样的认识，凭着史进的武艺，擒获朱武杨春一并解官当不在话下。　　

但事情来了一个突转，朱武杨春往他面前一跪，流泪说，“小人等三个，累被官司逼迫，不得已上山落草。当初发愿道，不求同日生，只愿同日死。虽不及关张刘备的义气，其心则同”，并且说“望英雄将我三人一发解官请赏，誓不皱眉”。这番话一下子就打动了史进，寻思道，他们这样义气，我如果拿他们解官请赏，岂不叫天下好汉耻笑我不英雄？事情就这样反转过来，史进“就后厅上座置酒设席，管待三人”，“酒至数杯，少添春色”，尽欢而别。从此礼物往来，成了朋友，甚至约了八月中秋到史家庄来“赏月饮酒”。　　

史进不但把“里正”的责任忘了，“官司”二字也抛到脑后，最后酿成大祸，跟着朱武三人上了少华山。虽然他一时还不肯落草，说“我是个清白好汉，如何肯把父母遗体来点污了”，并且想着到师父王进边庭上去，“也要讨个出身，求半世快活”，但他到处飘泊一阵，无有出路，也就只有回到了少华山，最终是上了梁山。在第六回“瓦罐寺”书中有交代，史进并未寻找到师父王进。王进投军延安府至少是确有其事的，有第三回书里鲁达之言为证：“俺也闻他名字……听得说，他在延安府老种经略相公处勾当”，但既然史进并未找到王进，则王进终于到何处去了呢？书中无有交待，这进一步皴染和暗示了王进的“神龙无尾”。　　

史进的故事告诉我们，在史进这样的英雄心中，义气是最高的信条，自己在天下好汉心目中的形象是最要紧的事情，为了这些，可以不怕官司、可以抛弃一切，若是不讲义气，被天下好汉耻笑，也就一辈子抬不起头来了。朱武的苦肉计，正是利用这一心理机制，知道必然成功。“义气”是这样至高无上，与统治者所要求的秩序和思想形成了对立，这并不是作者的发明，而是历史的事实，反映了人民对封建统治的反抗，只要一说是“累被官司逼迫”，也就立即引起了深刻而广泛的同情。在封建官府残酷统治下，“义气”使人民能够相濡以沫，以至使人民不至于一盘散沙，而能够团结起来实行反抗。应当说，这对于民族的生存发展是有进步意义的。　　

人民中的英雄必须讲义气，才能舍命相助在险恶的环境中生存，而后也才能带领人民进行反抗的斗争。“义气”是封建社会里人民的命根子，作为“义气”的典范，桃园三结义的“刘关张”才成了人民的偶像。史进始则以“里正”自居，后则为“义气”抛弃一切，正是一部《水浒》精神命脉所在。在这部以宋江农民起义为题材的长篇小说中，若是回避或不能放手写这“义气”二字，是绝对写不真写不好的。作者敢于抓住“义气”二字加以淋漓的表现，正是“徒手搏苍龙”，抓住了问题的神髓，是文学现实主义的胜利。在后来的书中，类似史进“义气”的事情成了“家常便饭”，比如柴进的家里成了天下好汉避难之所，宋江冒着危险给晁盖通风报信，朱仝暗中帮助宋江逃跑，等等。　　

　 　

3，气象莽然，人中之佛　　

读者喜爱之中最喜爱的人物，也许并不是李逵，也不是武松，而是鲁智深。浑身一股正气，莽莽苍苍，阔大雄豪，涵盖充沛天地之间。粗中有细，是恻隐之心；嫉恶如仇，如奔马之势。不自居，不自觉，不尖刻，浑浑沌沌；最自居，最自觉，最尖刻，不可触犯。如山之生，坚不可转；如川之下，勇不可挡。渭州城里，说打就打，三拳就打死了“镇关西”；开封街头，提了禅杖，只恨不曾撞见“高太尉”。他的思想行为，李贽极赞，评点说：“仁人，智人，勇人，圣人，神人，菩萨，罗汉，佛”。　　

具体而言，可举“柔，莽，细，直”四字来形容他。这四个字，是内，也是外，是“仁，圣，佛，菩萨，罗汉”之心，也是“仁，圣，佛，菩萨，罗汉”之行，因内而符外、沿隐以至显，于是善，于是勇，于是智，于是神。　　

◎柔。鲁达进了茶坊，史进为了打听王教头，起身施礼，鲁达“见了史进长大魁伟，像条好汉，便来与他施礼”，因鲁达是军官，史进称鲁达为“官人”，但鲁达却称史进为“阿哥”，心中一片柔肠已起，不愿以官民相见，但愿以弟兄相称。问答之中明白了对方是史进，鲁达便说，“你既是史大郎时，多闻你的好名字，你且和我上街去吃杯酒”，就“挽了史进的手”，进一步“挽了胳膊”，出得茶坊，本该就到酒店，却又周折，遇了李忠，听得是史进开手的师父，便说，“既是史大郎的师父，同和俺去吃三杯”，但李忠却说等他把膏药卖掉，鲁达性急得赶散看李忠卖艺的人群，说“这厮们夹着屁眼撒开，不去的洒家便打”，凶猛之下，人群一哄而去，这才终于如他所愿，进了酒店，“摆了一桌子”请二人吃酒。此时初识，可以说还没有到义气相投的程度，只是因为看到史进生得高大像条好汉，就这样一片真情急性，倾心相见，英雄柔情，无过于此矣。　　

正在吃酒，听得有人啼哭，他就觉得搅扰了他的好兴，“把碟儿盏儿都丢在楼板上”，自己还“气愤愤地”，多么大的脾气。可是及至听了金老父女的苦楚，又立即解囊相助，为了让金老父女能安全脱身，他说“明日清早来发付你两个起身”，一片细心。从至刚，一下子转为至柔，从粗人，一下子表现出细心，是“仁，圣，佛”，是“菩萨，罗汉”。　　

后来逃亡之中再遇金老父女，请他上楼，他说“不须生受，洒家便要去”，安排饭食，他说“不消多事，随分便好”，倒地拜他，他说“老人家，如何恁地下礼？折杀俺也”。以“恩人”而受金老的尊敬与留待，他处处不安。他在酒店中发脾气时，何等英雄，而再遇金老时，又何等落魄，后来也就听从安排上五台山，从一个军官成了一个和尚。坦坦荡荡泰然处之，至顺至柔之中，实为至大至刚，而又一片浑沌天真，是“仁，圣，佛”，是“菩萨，罗汉”，是天人。　　

◎莽。鲁达去照应金老父女脱身，但店小二不放，“鲁达大怒，叉开五指，去那小二脸上只一掌”，打得小二“口中吐血”，这还不够，“再复一拳，打下当门两个牙齿”，小二只有乖乖让开。打郑屠时，先是“望小腹上只一脚，腾地踢倒了在当街上”，然后是三拳打死，“扑的只一拳，正打在鼻子上”，“提起拳头来就眼眶眉梢只一拳”，“又一拳，太阳上正着”。再看他打五台山上挑酒人，“只一脚，交裆踢着。那汉子双手掩着做一堆，蹲在地下，半日起不得”，他就“把那两桶酒，提在亭子上”，只顾痛饮去了。看守寺门的小和尚手拿竹篦不让他进门，他“用手隔过，叉开五指，去那门子脸上只一掌”，也就打得门子“踉踉跄跄”，还想挣扎，又吃他“再复一拳，打倒在山门下，只是叫苦”。监寺和尚领了三二十人拿了木棍来打他，他“大吼了一声，却似嘴边起个霹雳，大踏步抢入来”，众人把亮槅关上，他“抢入阶来，一拳，一脚”，也就把亮槅打开了，三二十人都被他“赶得没路”，他“夺条棒，从藏殿里打将出来”。再看他五台山下犯戒吃酒，先是空口“吃了十来碗”，后来蘸着蒜泥吃狗肉，“一连又吃了十来碗酒”，于是“吃得口滑”，叫“再打一桶”酒来，“无移时又吃了这桶酒”。半山上酒性发作了，使了一回拳脚，“只一膀子搧在亭子柱上”，也就“坍了亭子半边”，后来只两下，就打得金刚“从台基上倒撞下来”。闯进山门后，硬把狗肉要塞进禅和子嘴里，见不睬他的好意，他就“提起拳头”在和尚们光头上“必必剥剥只顾凿”，弄得和尚们“卷堂大散”。面对一二百人对他的包围，他“佛面前推翻供桌，撧两条桌腿，从堂里打将出来”，“指东打西，指南打北”，“直打到法堂下”，听到长老吆喝，见到众人退去，他这才住手。还有他打小霸王周通，赤条条骑在周通身上痛打。在瓦罐寺无碗没法吃到粥，他就端了粥锅往春台上一倒。至此，我们只有用一个“莽”字形容他。 “莽”者，气象莽然。他的面相，他的体格，他的声音，他的酒量，他的力气，他的拳脚，他的想事和做事，无不莽然，用金圣叹话说，他处处“阔绰”，“打人亦打得阔绰”。正如后来他背了包裹，跨了戒刀，提了禅杖，离了五台山，行程上路时，过往人们眼中所见的，“果然是个莽和尚”。　　

◎细。他在瓦罐寺把锅里粥倾在春台上之前，先拾把草，将春台揩抹了灰尘，不要把粥弄脏以便好去吃它，才吃了五七口，听老和尚说他们真的三天不曾有东西吃，他一听“便撇了不吃”。他款待史进李忠时，虽然因为听到有人啼哭而发了很大脾气，却能细细问明金老父女的苦楚，在这个基础上决定帮助金老，并且要找郑屠算账。他打店小二打得莽，让金老父女走了，却想到要防止小二去拦截，就“向店里掇条凳子，坐了两个时辰。约莫金公去的远了，方才起身”。到郑屠肉铺时，他并没有怒形于色，也没有立即就大打出手，而是叫郑屠自己动手切了十斤精肉“臊子”十斤肥肉“臊子”，他坐在肉案门边却很耐心。三拳打死郑屠之后，为了及时脱身，他迷惑四周旁观的群众，故意指着郑屠尸说，“你诈死，洒家和你慢慢理会”，“一头骂，一头大踏步去了”，他知道没有人敢来拦他，抓住时间空档，赶快走了。他在五台山下自称“过往僧人”，骗得酒家卖酒给他，还把狗肉也卖给他，而他在桃花庄上投宿，就自称“小僧是五台山来的和尚”，强调了这个让人家尊敬和放心的身份。他听刘太公诉说了山上大王要来强娶其女，就说他能让山大王放弃这门亲事，这是“莽”，而他的具体同布置却是“细”的，先让刘太公把女儿别处藏好，让自己吃了个酒足肉饱，然后叫庄客把他的包裹安放到房里，他“提了禅杖，带了戒刀”，问了刘太公一句，“你的女儿躲过了不曾”，得到肯定的回答后，他这才说“引洒家新妇房内去”。进房之后，他“把房中桌椅等物都掇过了，将戒刀放在床头，禅杖把来倚在床边”，最后是“把销金帐子下了”，自己“脱得赤条条地”（帐中闷热），坐在里面静等。他痛打小霸王虽是来得莽，后来劝说小霸王放弃刘太公这门亲事，却是言语细致。从桃花山上滚下山，是“莽”，做得却很细致，将桌上金银酒器踏匾，拴在包裹内，度牒和真长老书信藏在胸前，把戒刀和包裹拴在一起，丢下山去，禅杖也撺落下去，然后“把身望下只一滚”，也就下了山，“寻了包裹，跨了戒刀，拿了禅杖”，投东京而去。所以，若一味只是一个莽字，就不是鲁智深了，他在莽的同时，能细。　　

◎直。直者，直爽，直截了当。在他的“莽”中，已经见到他的“直”， 往往“只一拳，只一脚，只一掌”，就打得淋漓见效，一条直线，没有犹豫。打死“镇关西”之后，他“一头骂，一头大踏步去了”，这是用“诈”，所以，“莽”而能“细”，也就是“直”而能“曲”。鲁智深与铁匠一番对话，最直最爽，他说要打一百斤重的禅杖，铁匠说关王刀也只有八十一斤，他就“焦躁”说，“俺便不及关王？他也只是个人”，这是直；铁匠要五两银子，他说“俺便依你五两银子”，并且说“你若打得好时，再有赏你”；生意谈妥了，他就邀请铁匠跟他去吃酒，这是爽。直性是其刚，爽性是其柔，心头总是一片坦诚与火热，一团空明与纯净。他解囊相助金老，觉得五两银子不够，就跟刚结识的史李二人借，史进拿出十两，李忠拿出二两，他把十五两给金老，二两丢还李忠，是嫌李忠小气，宁可不要他的，一借一丢，直截了当。桃花山上，他不辞而别，把李忠他们的金银酒器踏匾带走，以至被周通骂“秃驴是个老贼”，这是“直”而至于“曲”。因为他见李忠周通二人悭吝小气，他要叫他们“吃一惊”，给他们开个玩笑。至于人格会被误解，会被骂为贼，他根本不加考虑，“曲”中又是个“直”。李贽评点说，“智深后来作佛”，正在此处。“率性而行，不拘小节，方是成佛作祖根基”。有人问，堂堂丈夫，奈何偷了酒器滚下山去？金圣叹说，“堂堂丈夫，做甚么便偷不得酒器，滚不得下山耶”？“益见鲁达浩浩荡荡”。又说，“写鲁达踏匾酒器偷了去后，接连便写李周二人分赃数语，其大其小，虽妇人小儿皆洞然见之”。这些评语，都很精彩。　　

在瓦罐寺，鲁智深本来是听了老和尚的诉说，愤愤然去责问崔道成的，但崔道成几句话就把他说得相信了，转身又愤愤然去责问老和尚，经老和尚点拨，他才恍然大悟，又去找崔道成，但本来无备的崔道成已经有备，拿着刀来跟他战斗了。可见，因为他的“柔，莽，直”，有时“细”得就不够，这次的轻信，差点酿成大错。“细”在他的性格中不是主要的成份，他是“粗中有细”。　　

　 　

4，真罗汉，真兄弟　　

《水浒》英雄中写得最浪漫的人物，就是鲁智深。他的“拳打镇关西”，“大闹五台山”，“大闹桃花村”，以至“火烧瓦罐寺”，都很浪漫，行为处事的许多细节，也很浪漫。在他之前，史进是因结识了少华山强盗为朋友，惹动官司，不得已弄得无路可走，最后到少华山入伙而去。史进的故事是较少的，鲁智深的故事则是较多，其性格也较史进为丰富。“火烧瓦罐寺”之后，他的去向是到东京大相国寺当和尚，还没到必须落草为寇的绝境，因此，他的“传”还不算完成，他的主要故事还有得发生，我们就看到了他“倒拔垂杨柳”和“大闹野猪林”。他后来是夺了二龙山，与杨志一起做了寨主，再后来是归入梁山大伙之中，他一定还有许多浪漫故事为我们未知，但在《水浒》中，他的有声有色的故事到“大闹野猪林”算是到了高潮，也算是结束了。　　

金圣叹说，《水浒》一部书，“将网罗一百八人而贮之山泊也”，主要是写他们如何走上了落草为寇的道路，此外则往往是在战争的集体景象中出现身影而已，专写一回或数回为之立传的笔墨，是不可能的了。众多的单人之传联结起来，就成了前七十回的内容，这是全书最重要的部份。但《水浒》其实并未给一百八人逐一写传，而是有主次、分宾主写出的，比如，在史进的传中，同时写出了朱武陈达杨春三人，在鲁智深的传中，同时写出了李忠、周通二人。两个英雄人物的传遇合一起，平行一段，然后分开，是最为精彩的篇章，鲁智深与林冲的一段遇合，就最为著名。　　

鲁智深离了瓦罐寺的废墟，“行了八九日”路，就到了显赫而兴旺的大相国寺，“山门高耸，梵宇清幽”，和尚阵容庞大，等级森然，鲁智深实际上又回到了与五台山寺差不多的一种特殊环境，他在其中是一个多余的人，这多余本质上是悲剧的，象征国家人才的废置，而在现象上却是喜剧的，和尚们安排鲁智深去管菜园子，鲁智深却说“洒家不管菜园，俺只要做都寺监寺”。虽说“调侃不小”，却是可为一哭。在鲁智深的传中，在大相国寺如何得到安置，算是两段大故事之间的一个小小插曲和过渡，下面就是“倒拔垂杨柳”了。这杨柳树，老鸦能在上面做巢，能够搁梯子，能够不用梯子而“盘上去”，可见不是一棵小树，他竟能把杨柳树连根倒拔而出，“众泼皮见了，一齐拜倒在地，只叫，师父非是凡人，正是真罗汉”。从此，这二三十个泼皮就像一队忠实的卫兵一样跟定了鲁智深。这一笔，是对气象莽然的鲁智深在其力气方面的一次决定性的泼墨般的皴染，可谓千古不巧矣。　　

陆虞侯见林冲时，二人之间连连称兄，金圣叹批道“数兄字，可发一笑”，我们若是数一数，林冲见陆谦登门来访，称了一次“陆兄”，而陆谦连称林冲七次“兄”或“兄长”，后来林冲说，“叵耐这陆谦畜生，我和你如兄若弟，你也来骗我”，可见平日相处确实亲密，然而这“如兄若弟”没有经得起考验，陆谦在高太尉权势之下背叛、欺骗和出卖了朋友。　　

与林冲相识时间并不长的鲁智深，对林冲却不顾一切舍命相救，第一次是“提着禅杖，引着那二三十个破落户，大踏步抢入庙来”，要帮林冲“厮打”，说，你怕他高太尉，“洒家怕他甚鸟！俺若撞见那撮鸟时，且教他吃洒家三百禅杖了去”，何等气概。第二次就是著名的“大闹野猪林”，更是何等气概冲天，他把缚在林冲身上的索子都割断了，扶起林冲，“叫”：“兄弟，俺自从和你买刀那日相别之后，洒家忧得你苦”，然后就叙述他如何始终打探着注视着林冲的案情，于是一路暗中跟着，伺机相救，直到等候在野猪林中。鲁智深这一声“兄弟”，在目前已知的所有版本中，这里都只是一个“叫”字，而不是“叫道”或“说道”。这一“叫”，虽只一声，“叫”得撕心裂肝催人泪下，“叫”得热肠百转响彻千古，与陆谦接连七次与林冲称兄道弟，却为虎作伥陷害林冲，成为对比。鲁智深与林冲不是亲兄弟，胜似亲兄弟，口中是兄弟，心中更是兄弟，乃是真兄弟，正如他与史进的一见倾心一样，其本质是全书神髓所在的“义”。这一“义”的精神，在鲁智深与林冲的关系上得到了最好的表现，作者也完成了鲁智深的最精彩的一笔。当鲁智深离开时是向林冲“摆着手，拖了禅杖，叫声，‘兄弟保重！’自回去了”，何等淡出，何等深情，何等潇洒出尘，这最后的“摆手”告别和他的“叫声”，跃然字里行间，矗立读者心中，行云为之停顿，真堪画家描塑！　　

　 　

5，英雄可怜，逼上梁山　　

《水浒》逼上梁山故事，以林冲最为典型。这样一个本身无半点不是，品行极好，有一定社会地位，安分守己之人，仅因高俅养子高衙内对他的妻子有非份之想，就被高俅陷害成罪，一再要结果他的性命，以至追杀到他服刑的地方，弄得他“有国难投，有家难奔”（此是《水浒》经典语），无处安身，只有落草为寇，上了梁山。林冲者，临冲也，是水浒英雄中第一个面临与高俅的利害冲突的人，后来也是站在梁山与朝廷冲突最前面的人，总是他首当其冲。　　

林冲本来是个有一定社会地位的人，自己做着禁军教头，丈人也是禁军教头，妻子贤德美貌，用着一个使女，生活美满。他在书中出场时的打扮颇见身份：“头戴一顶青纱抓角儿头巾，脑后两个白玉圈连珠鬓环。身穿一领单绿罗团花战袍，腰系一条双搭尾龟背银带。穿一对磕瓜头朝样皂靴，手中执一把折叠纸西川扇子”，这段描写十分贴切，写出了林冲“中产阶级”式的的富裕安康悠闲文雅。　　

林冲受陷害后，给人的印象是软弱可怜，其实他本来是有英雄气概的。一是他能赏识鲁智深的武艺，他能爱宝刀。二是他本来是要挥拳痛打对他妻子无礼之人的，只因一见是高衙内，手才软了下来。三是他明白陆谦为虎作伥出卖了他之后，将陆家打得粉碎，带了尖刀到处寻找陆谦，在陆家门口等了一晚，一连等了三日，并且说“只怕不撞见高衙内，也照管着他头面”，意思是如果不是因为高俅，他是不会放过高衙内的。四是他当面反驳和揭露高俅，说“太尉不唤，如何敢见？有两个承局望堂里去了，故赚林冲到此”，后来在开封府也揭露说高俅“设计陷害林冲”。五是他被判充军之后就休妻，虽是凄惨，却表现了他是一条硬汉，即自己一人受苦去，不愿连累妻子和丈人。　　

但林冲虽受陷害，他却是个“颇识些法度”的人，因此对于来自上面的迫害和官府的判处，能够逆来顺受，内心里期盼着将来能“挣扎得回来”。林冲的可怜，我们可以一口气说出二十三个来：一是可怜遭到欺侮，二是可怜蒙受冤屈，三是可怜休了妻子，走上充军路，四是可怜一路受到两个差役折磨凌辱，并且棒疮举发，五是可怜低声下气一路请两个差役吃喝，六是可怜被两个差役烫坏双脚，七是可怜满脚是燎浆泡却被迫穿着新草鞋一路难行，八是可怜到了野猪林被缚在树上，九是可怜两个差役要取他性命，十是可怜向差役哀救不允，闭目受死，十一是可怜反求鲁智深不要打死两个差役，十二是可怜出了野猪林边酒店，开口问鲁智深，“师兄，今投哪里去？”如金圣叹所批的“急语可怜”，十三是可怜请鲁智深回到东京后“泰山处可说知”，心中想着妻子，十四是可怜以罪犯身份而不是以英雄身份与柴进相见，十五是可怜受洪教头的气，十四是可怜受差拨的气，十六是可怜以囚徒服刑的身份在天王堂内烧香扫地，十七是可怜遇到李小二，衬托出天涯沦落，十八是可怜听说迫害他的势力已经跟踪而来，十九是可怜看守大军草料场，二十是可怜花枪挑了葫芦，五里路冒雪沽酒，二十一是可怜风雪山神庙里孤独一人饮着冷酒取吃着怀中牛肉，二十二可怜是望见草料场火起，就要开门去救火，二十三可怜是听到山神庙门外陆谦管营差拨三人说着害死他的功劳。　　

英雄可怜到了这样的地步，怎能不挺着花枪杀出庙来？英雄既然这样杀了三个官员，而且自己是太尉高俅处心积虑要迫害致死的人，哪里还能有出路呢？其所抱的最后一线希望也就彻底破灭。此时林冲唯一所能去的地方，“不是别处，有分教：蓼儿洼内，前后摆数千只战舰艨艟，水浒寨中，左右列百十个英雄好汉。搅扰得道君皇帝，盘龙椅上魂惊，丹凤楼中胆裂。正是：说时杀气侵人冷，讲处悲风透骨寒”。从这短短数言可见，形象思维笔下林冲的命运，伴随着理性思维的观照。　　

但林冲的可怜并未终了，一可怜，在梁山上他又碰到王伦这样心地狭窄的人，不肯容纳他，二可怜，刁难他三天之内下山杀得一个人来，三可怜，接连两天都没有过路客人可杀，而王伦用言语相逼，林冲在山寨“讨了饭吃”或“与小喽罗一起吃”，接待甚为冷淡，四可怜，第三天遇到的又是棋逢敌手的杨志，心中焦躁懊丧。这些可怜，偏偏也只有林冲能一忍再忍。可以想象的是，在晁盖等人上梁山之前，林冲在梁山与王伦相处，也仍是不能舒畅、又有许多的“忍”和可怜。这些，埋伏了他以后的“火并王伦”，久忍而后爆发。林冲能“忍”，但有忍无可忍之时，这是他的性格之所在。　　

林冲买刀是还价的，鲁达跟铁匠没有还价。林冲举拳要打正在调戏他妻子的人，还先将此人扳过来一看，这一看使他的手软了下来。若以鲁达之莽，一拳已经打了下去。林冲是精细的人，从一出场，手中拿着一柄折叠纸扇，站在墙缺口外观看鲁达使禅杖，就是这样的身份气质。直到他风雪山神庙，一举一动，都很精细。但林冲的精细，并没有能使他预先看清向他袭来的危险，他对陆虞侯的信任是这样，他误入白虎堂是这样，他去看守大军草料场也是这样。作者正是在林冲精细的前提下，写着他的一步步被暗算，深化着林冲的悲剧。李小二对他说，要吃饭防噎，走路防跌，这两个“防”字，正说出了林冲这种人的欠缺，他偏偏不会“防人”，因为林冲虽然精细，却是个君子，小人能算计到他，他却不知小人会有这种算计。他何能算计到卖刀人是个假的呢？他何能算计到如兄似弟的陆虞侯会出卖他呢？他何能算计到两个承局是引他误入白虎堂的呢？他又何能算计到让他看守大军草料场是准备烧死他的呢？他的精细没有能让他预先感觉到和防范到任何一步陷害，他真是太可怜了。　　

　 　

6，空有其志，时运不济　　

杨志这人最可悲哀和最可发笑之处，是他一心上进，并且有武有勇有谋，可是命运总是和他作对，非但没有能够上进，而且一个跟头栽到底，二龙山上做草寇。这也是“逼上梁山”，因为所谓命运，除了他的个人因素，就是他所遇上的环境因素。杨志的环境里有三个和他作对，一个是统治者不信任他，表现为高俅拒不用他，和梁中书的虽然赏识却对他信任有限；另一个是牛二这样的泼皮豪强，凌辱落魄，逼他杀人犯法，第三个是晁盖为首的好汉的存在，他们谋夺蔡京梁中书的不义之财，他夹在当中，凭他的本事，取胜和成功的可能也许是有的，但正由于统治者对他的不信任，使他的才干难以真正发挥，他只有败给晁盖为首的英雄而失陷了生辰纲。这样他前后栽了三个跟头，第一是失陷花石纲（这在书中是虚带一笔），第二是因杀牛二而成了脸上刺字充军的罪犯，第三是失陷生辰纲。一切事与愿违，“清白姓字”已毁，“父母遗体”已污，“指望把一身本事，边庭上一枪一刀，博个封妻荫子，也与祖宗争口气”，永成泡影，从此以后上进之路是断了。　　

所以，杨志的被“逼上梁山”，较之林冲，更曲折一层，却也别具一种深刻的意义。但最单纯的，即代表最普遍的；最悲剧的，即代表最深刻的。所以林冲的故事更打动人，更为人所道。我们可以把杨志故事完全视为喜剧，与林冲的悲剧故事两相映照。　　

杨志故事的戏剧性，首先在于一生事与愿违，满心满意要走上一条光荣之路，却一步一步陷入黑暗之中，而在这总的戏剧性大动作中，每一步又有其戏剧性，比如，满怀希望带着金银进京谋求复职（上升），却遭高俅阻碍（下降）；落魄卖刀，求得盘缠，另谋出路（上升），却杀人犯法（下降）；吃了官司脸上刺字充军（更下降），反得知遇梁中书（转机）；东郭比武胜了周谨（上升），本来只升军中副牌军，却因索超挑战（受阻），而得与索超一起荣升为提辖（更上升）；梁中书命他押送十万生辰纲（上升），将会得到蔡太师赏识（更为上升），但押送的路上他受到了老都管掣肘（受阻），英雄已经前来智取他（受阻），黄泥岗上他失陷了生辰纲（彻底下降）。命运将欲取之必先予之，将要让他跌得重，先行把他抬得高，抬得愈高，则跌得愈重，一切对他都是必然，命运的罗网将他尽情播弄，最后把他抛上梁山。喜剧的主要手法是嘲弄，从杨志故事即可看出。　　

　 　

7，两番小试，一群好汉　　

如果说，史进、鲁达、林冲、杨志，是以单传刻划，在个人命运私人故事中显露面目，那么晁盖吴用等人，则是同传刻划，在集体事件共同命运中见出精神。作者之笔，在杨志传的后半部，暗作转换，由写单个人，楔入到写一群人，这样的“换笔”，为底下越来越多、越来越大的集体事件共同命运，作了前奏，但单传刻划并未停止，底下还有武松、石秀等人的单传，至于宋江的传，则是单传与同传结合，有时单写他一人，有时兼写别人，于是全书就这样以个人单传与多人同传、私人事件与集体事件交替出现的形式，向前推进。个人单传深刻动人，集体事件波澜壮阔，既有微观，又有宏观，既有朝廷，又有社会，山林与城街，酒楼与牢城，给出了一幅琳琅满目的现实图画，大弦小弦错综，丝竹金鼓齐鸣，奏响了一部宏伟的乐章。　　

吴用这个重要人物，在全书无有单传，他的面目与精神，在智取生辰纲、石碣村反剿捕这两番小试，以及火并王伦的事件中，得到了展示，奠定了格局。他的特点如其绰号“智多星”，亦如其道号“加亮”，是一个诸葛亮式的出谋划策的人。作为古代一个知识分子，他不是黄文炳式的趋炎附势谋求富贵的人，也不是王伦式的心胸狭隘腹无才能的人，他有英雄气概，有真才实学。　　

晁盖胸襟阔大，心机欠缺，他能果断决定劫夺生辰纲，而具体谋划，却是吴用，所以叫做“吴用智取生辰纲”；在得到宋江报信后，面对危局，他并无主张，吴用提出了先撤到石碣村的计划，但在撤出晁家庄时，他勇于断后；而在梁山上他对王伦欠缺认识，因得力于吴用，方能联合林冲夺了山寨。所以，晁盖其人，正如吴用对他说的，性直，不精细，勇多于谋。晁盖性格也就这样被设计出来并且发展着，以至后来中途身死（第六十回），宋江得以成为寨主，几乎是必然。　　

刘唐的风格在他初到晁家庄便已见出，他是性格粗鲁性情直爽的汉子，看不得雷横凭白拿了晁盖的银子，又气不过雷横平空捉了他吊了他，这两点都是雷横沾染的恶习，刘唐拿了朴刀赶上去要银子，并且打了起来，表现了他的直和莽。他又是一个胆子大能吃苦的人，不辞道远来给晁盖报告生辰纲的事情，亲身参与了行动，后来“不惧一死”下山给宋江送谢恩的金子，走得气急喘促汗如雨下，又连夜回梁山。最后他在征方腊中战死，宋江哭他的话是说他吃了许多苦，却未曾享福。可以说，作者在刘唐身上凝聚了劳苦大众的“吃苦”二字，寄予深情。　　

作者在三阮身上写出了渔民的“朴”与“雄”。吴用跟他们交谈时，他们痛恨着官府“一处处动弹便害百姓，但一声下乡来，倒先把好百姓家养的猪羊鸡鹅，尽都吃了，又要盘缠打发他”（李贽批道，“真情实话，言之酸鼻”）；吴用动员他们入伙劫夺生辰纲时，他们说的是“若是有识我们的，水里水里去，火里火里去”，“死也甘心”，“一世的指望，今日还了心愿，正是搔着我的痒处”，真是“立场鲜明，意志坚定”。对抗官军时，阮小五的“嘲歌”是“打鱼一世蓼儿洼，不种青苗不种麻。酷吏赃官都杀尽，忠心报答赵官家”，其实质性的是第三句，其第四句是讥讽地、为我所用地，借用着权力话语而已。阮小七唱的是“老爷生长石碣村，禀性生来要杀人。先斩何涛巡检首，京师献与赵王君”，其实质性的也是第三句。阮小五对来剿捕的官军骂的是“你这等虐害百姓的贼”，“泼贼”，阮小二骂的是“济州府管事的贼驴”，“鸟官人”，“便是蔡京亲自来时，我也搠他三二十个透明的窟窿”，“州尹贼驴”。而他们在石碣村反剿捕中，勇敢善战，“一锄头一个”，“排头儿搠将来”（金圣叹批道“快事”，“乡间百姓锄头，千推不足供公人一饭也，岂意今日一锄头已足矣”）。　　

　 　

8，宋江悲剧，千秋功罪　　

《水浒》一书中，造成英雄悲剧结局的，是由于宋江力主“受招安”，而宋江本人，也无可奈何饮下了统治者的毒酒，并且骗着李逵同饮，为的是怕李逵再造反。宋江的悲剧，带来了梁山的悲剧。梁山的悲剧，说明着宋江的悲剧。宋江的主张，无疑是错误的和“投降主义”的，但既然发生了，也就有其不得不发生的原因。这原因，有三个方面，一是与宋江个人的思想以及梁山内部的人员结构有关，二是朝廷内部主剿派与招安派此起彼伏、对梁山形成了“恩威并施”的压力，三是宋朝北部受到敌国威胁的因素。　　

宋江的个人思想，并无任何独特之处，因为他的思想，就是封建统治所推行的思想，即使做了梁山之主，拥有比朝廷还强大的军队，他还是对皇帝对朝廷诚惶诚恐，一心盼望招安，而招安真的来到，他就像一只领头羊一样，把梁山人马领进了屠宰场，先是堂皇地征辽征方腊，战死了许多人，幸存者则被统治者逐一加害。就是说，宋江有着十分严重而致命的奴才思想，心中深深地有着“精神奴役的创伤”，他本来就是奴才，终于还是奴才，也就难逃被主子算计和残害的结局，因为这奴才在主子眼中并不是正常的好奴才，是造过反的不可信任的坏奴才。但宋江自己并不自觉，他认为自己是一个最真诚最好心的人，在《水浒》的时空里，人们也是这样敬重他的，要不然他想做这样的悲剧人物也没有资格。　　

宋江对梁山有很大贡献。他冒着极大危险，给晁盖通风报信，让劫了生辰纲、犯下弥天大罪的晁盖吴用公孙胜刘唐阮氏兄弟等人能及时逃走。晁盖等人都是最重要的骨干，他们上了梁山，拥有了根据地，为今后的梁山事业奠定了基础。所以，宋江在未上山之前，实已为梁山立下了头等的功劳。　　

属于宋江私人的故事是他的“杀惜”，尽管写得精彩，正如金圣叹指出的，只不过是为了让宋江走出郓城县、走上梁山泊。所以，“杀惜”之后，他在柴进庄上结识了武松；而后在清风寨网罗了花荣秦明等九个好汉，一封书信送这些人上了梁山；他自己回家探视父亲，被捉吃官司，却不肯上梁山，因为他不愿“不忠不孝”，说明他这时还想着做好奴才，还未到不得不上梁山的程度，但正因这样，他被解往江州；他终于在江州吟了反诗，陷于即将被处死的地步，梁山好汉来救他，他这才上山；而从他被解往江州，到他上梁山，他一共网罗了李逵张顺等二十五个好汉；刚上梁山，他又要回家，为的是把父亲与弟弟接到梁山上来，这又险些被缉捕捉住，但他却因此得到了“九天玄女”的天书。也就是说，宋江不但对于开辟梁山根据地立有第一功，而且对于给梁山输送人才，又立有很大功劳，最后，只有他能得到天书，象征着他今后在指挥梁山打胜仗、发展壮大梁山的事业中，也将起领导的决定性的作用。　　

可见，在梁山上，无人能跟宋江相比，他取代晁盖而坐第一把交椅是必然的。《水浒》对于宋江如何取代晁盖，总的是采取了“自然死亡法”，让晁盖中了曾头市的毒箭而亡，将义军内部一般可能会发生的内讧隐去，这显然出于作者的取舍，因为本书主旨一在写如何“逼上梁山”，二在写如何“招安被害”，而之前的文学材料比如元杂剧中，晁盖的结局本来如此，《水浒》的独创在于给出了晁盖的性格与个人素质上的情况。金圣叹在他的“七十回本”中，字里行间显影宋江篡夺晁盖之位，这虽有合理性，然而原作意图或不如此明显，比“七十回本”要早出的“袁无涯百二十回本”和“容与堂百回本”似有所不同。　　

宋江得了天书，又被梁山好汉救回，从此就在梁山坐了第二把交椅，《水浒》以李逵回家接母的故事、石秀杨雄的故事作一间隔，接着就是三打祝家庄，攻克高唐州，使得高俅“大兴三路兵”前来围剿梁山，但皆被击败，梁山取得了“大破连环马”和打破青州、华州的胜利，也就是说，宋江上山后，梁山的事业蓬蓬勃勃惊天动地，有了很大进展。在对曾头市作战时，晁盖中箭而死，宋江暂坐第一把交椅。于是又有“智取大名府”、“夜打曾头市”、攻下东平东昌两府的一系列胜利，一百零八将齐聚梁山，进入了“英雄排座次”的辉煌顶峰。将来，在宋江领导下，还有“两嬴童贯，三败高太尉”的更大胜利，证明着梁山武力，已经超过朝廷。　　

从“洪太尉误走妖魔”到“忠义堂石碣受天文”，《水浒》一书完成了它的“圆”，全书可以在这里算是结束，但对更充分更深入一层的现实主义而言，还得再画一个大“圆”，那就是“受招安，征辽，征方腊”，直至英雄们被弄得死的死，走的走，受害的受害，烟消云散，留下一片无尽的悲剧的悲。以这样两个“圆”相连，才成一部最完整的《水浒》。　　

梁山英雄的覆灭，正如“妖魔”的黑气与金光重新被收进“龙虎山”的“万丈地穴”之中，被石龟石板镇压，但他们仍将有被新的“洪太尉”式的人物“误放”之时，那时一部新的现实之《水浒》又将开场，“再听取，新声曲度”。这一切，正如“太极图”所示，是阴阳消长、此伏彼起的。但历史不是简单重复，今日之《水浒》作者，不能知将来之英雄事迹，而能完成今日之一部《水浒》，寄托万古悲慨，也就算很自足了。正如作者自己所说（见署名“东都施耐庵”的《水浒传序》），“但取今日以示吾友，吾友读之而乐，斯亦足耳。且未知吾之后身读之谓何，亦未知吾之后身得读此书者乎？吾又安所用其眷念哉”。让朋友读到就很满足了，至于能否流传后世，后人又能否理解，想来也是茫然的。　　

　 　

9，真天神，真英雄　　

当鲁智深将那样粗的垂杨树倒拔而出，众人拜说“真罗汉”，当武松将那四五百斤石礅抛向空中一丈来高，轻轻接住安放原处，众人拜说“真天神”。正如金圣叹所言，作者有意将此二人遥遥相对着写来。《水浒》写鲁达英雄只是一个莽，写武松英雄则是一个爽。写鲁达莽，是心中预有个算计，而后莽然出手；写武松爽，是本人先受个压抑，而后爽然行动。鲁达莽，粗中有细；武松爽，干净彻底。读《水浒》，没有不为写鲁达的文字所喜爱的，妙趣横生，读一段，笑一段；也没有不为写武松的文字叫好的，精彩绝伦，看一回，赞一回。　　

武松跟柴进庄上众人处得不好，害着疟疾，烤着火，被宋江一脚踩着火锨，火灰弄了一脸，顿时骂起人来。这时的武松在一般人眼中见不出多少光彩，宋江却能一眼看到他是“一表人物”，结为弟兄。让宋江此时结识武松，是为了结构的需要，但武松的出场有点压抑，让人未免存疑，其实，英雄本色将显于景阳岗、狮子楼、十字坡、快活林、飞云浦、鸳鸯楼，而无法显于柴进庄上作客，底下有无数浓墨重彩专写武松，此处不妨平平淡淡以至欲扬先抑。此处的压抑，是一个总的压抑，启动着底下英雄气概的高扬，而底下凡受一回压抑，便做一回英雄。　　

景阳镇上吃酒，受了店主人多少噜苏，一次只肯上三碗酒，又觉得店主人拿老虎恐吓他，及至到了景阳岗山神庙前看了榜文，知道真有老虎在此害人，心中想退回酒店去，又怕被人耻笑，于是硬着头皮继续赶路。到他面对老虎时，又是老虎先来了一扑、一掀、一剪，而他是躲闪了三次，并且一身冷汗。当他举棒打下时，偏又打在松树上，棍棒断了。所以，在他打虎之前，是一再受着压抑以至挫折的，后来也就手按、脚踢、拳打，打死了老虎。老子说，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写武松英雄，正是从内外两个方面写出，内是战胜恐惧，这是强，外是打死了老虎，这是有力。他把老虎打做一堆，却似躺着一个锦布袋，还不放心，又用断棍打了一回，直到老虎气都没了，方才丢了棒，这是他充分释放心中所受的压抑，干净彻底，至爽方休。　　

打虎之后，是“杀嫂”。也是先受了多少压抑，比如，受到潘金莲令他恶心的挑逗与他不作辩白的污蔑，兄长的突然死亡和不明不白，官府受贿使他告状不成，这些重大压抑在前，杀嫂与杀西门庆在后，不做则已，一做就做得干净彻底、惊天动地。单看这人头：一刀割下潘金莲人头，拎着去找西门庆，到了狮子楼上将人头朝西门庆掼去，然后是将西门庆扔下楼去，拾起人头跳下楼，又割下西门庆人头，将两颗人头拎回紫石街，祭供在亡兄灵前，又拎到县衙里去自首。　　

接着的十字坡，继上回杀嫂的惨烈之后，是故意的放浪形骸，是对上回的心理释放，但并非无理取闹，也是孙二娘给他以压抑在先，先看她的打扮，“露出绿纱衫儿来，头上黄烘烘的插着一头钗环，鬓边插着些野花……下面系一条鲜红生绢裙，搽一脸胭脂铅粉，敞开胸脯，露出桃红纱主腰，上面一色金钮”，倚门迎接，说“有好酒，好肉，好大馒头”。刚经杀嫂的武松，见了这样女人，心中无端压抑和愤恨可想而知，而且他已识破了这是一个黑店，于是内心升起要戏闹一番的念头，就让孙二娘吃了苦头。　　

快活林事件，是施恩代表着受压抑，武松表代着这压抑的反抗，于是醉打蒋门神，先是把蒋门神的小妾和酒保丢进酒缸，接着是“玉环步，鸳鸯脚”，就把蒋门神踢翻在地，痛痛快快夺回了快活林酒店。　　

而在飞云浦杀死四人前，先有张都监对武松的“诱敌深入”，陷害了武松，于是派了两个杀手，要与两个解差一起结果武松。这时的武松是手被枷锁不自由的，他们以为要杀武松很容易。武松看准时机，凭着神武，解决了这“四个贼男女”，“手起刀落”，“搠上几朴刀”，尸首“都撺在浦里”，转被动为主动，连杀四人，干净彻底。但他觉得所受压抑还在心中，“立在桥上看了一回”，决定回孟州城里找张都监算账。　　

于是赶到鸳鸯楼杀了张都监、张团练、蒋门神，并且都割了头。“见桌子上有酒肉，武松拿起酒锺子，一饮而尽，连吃了三四锺，便去死尸身上割下一片衣襟来，蘸着血，去白粉壁上大写下八字道，杀人者，打虎武松也”，这已经够痛快，犹有未尽，又继续杀人，在张都监家前后共杀十五人，才说“我方才心满意足”。　　

打虎之后不居功自傲，却将得赏分给众猎户；亲兄武大是那样“三寸丁，榖树皮”（注，不是“谷”字的繁体，也不可简写为“谷”，而是“榖”，一种树名，泰州-兴化人称为“壳树”，其皮粗糙），无能无用的一个人，他却爱兄如父、又如父般护兄，这些，可见其善。他被张都监所骗，可见其纯。他徒手搏虎，可见其勇。他醉打蒋门神，可见其义。他杀人彻底，可见其狠。他为兄伸冤先是诉诸官府，可见其能忍。他能找来四邻见证、录下口供为凭，可见其能细。他虽犯下大案，仍盼能得到赦宥，以至能受到“招安”（后来他改变了盼招安的思想），因为他毕竟有一身本事、并且是一个做过都头的人，可见他在人世，原也只不过想清白一生贡献一生，竟不得不逃亡落草为寇。他的被“逼上梁山”，正是当时社会环境的一种综合效应，是贪官污吏与社会恶势力勾结一起作用的结果。　　

　 　

10，草泽野气，梁山之胆　　

一部《水浒》，何以要写一个黑旋风李逵？因为他代表着草泽野气，也代表着梁山之胆。若是梁山英雄里没有李逵，整个梁山一定缺少了一种基本的色调、情调、活力和气氛。李逵是农民起义军中一种基本力量和基本倾向的集中表现。　　

李逵的出场，是在第三十八回，在他做出的一系列可笑的事情中，见出了他的形象和性格，“黑旋风”三字确实能代表他的精神风貌。与别的好汉见了宋江便拜不同的是，他偏要问明是不是宋江，然后才拜。接着他就他闹了赌场，平时赌得最直，这回输了却不认账，而且抢了别人的银子。因为他满心想赌嬴来请宋江吃酒，想不到赌输了，所以“喉急”。他为了“义”，可以不顾一切，自己“直”与“不直”的名誉又算什么呢？他和宋江一起吃鱼辣汤，“把手去碗里捞起鱼来，和骨头都嚼吃了”，金圣叹批道“何等妩媚，其疾如风”。为了一句话，他就把碗里鱼汁泼了酒保一身。接着又自告奋勇到渔船上要鱼，却不懂渔船诀窍，蛮干一通，放跑了许多活鱼，后来又同张顺打了一架，在岸上他占上风，到水里即大吃其亏。接着在琵琶亭里吃酒，他不耐烦来卖唱的，“把两个指头去那女娘子额上一点”，就使这女娘子“大叫一声，蓦然倒地”，并且“桃腮似土，檀口无言。未知五脏如何，先见四肢不举”。李逵就是这样一个动辄会闯祸的人。他的盲动乱干，却与对梁山事业的忠心耿耿结合在一起，所以每有战事，他就像一股黑色旋风不顾性命飞快地旋转在最前面。　　

让他第一次大显身手的战场，是从江州法场上救宋江戴宗，当锣敲数声，四下里一齐动手时，只见“十字路口茶坊楼上，一个虎形黑大汉，脱得赤条条的，两只手握两把板斧，大吼一声，却似半天起个霹雳，从半空中跳将下来。手起斧落，早砍翻了两个行刑的刽子，便往监斩官马前砍来”。他“轮两把板斧，一昧（又作“一味”）地砍将来……第一个出力，杀人最多”。　　

从此，李逵成了梁山上最勇敢而又最蛮干，最忠心而又最盲动，问题不少，立功不小，大家最喜欢的人。他接母亲上梁山，半路上母亲却被虎吃了。京剧李逵探母催人泪下，挖掘了这个故事中的悲剧成份。但当年梁山好汉们听李逵“诉说取娘至沂岭，被虎吃了，因此杀了四虎，又说假李逵剪径被杀一事”，都笑了起来，就连晁宋二人也笑着说，你杀了四虎，却带了两个活虎回来，应当庆祝（活虎指朱富、李云）。李逵的悲剧就这样被冲淡了，好像没有引起好汉们多少注意。作者这样写，似乎不近人情，却是真实的。梁山事业蒸蒸日上，充满欢乐气氛，个人的悲剧，很多人都严重地经历过，在这个集体中早已形成了将个人不幸置之度外的氛围，只有乐观主义和朦胧美好的未来，才能给他们以希望。出手打死殷天锡、请公孙胜出山，也是集中描写李逵的两回书，李逵的耿直忠心与盲动乱干以及他的喜剧性格，都表现得较为充分。　　

李逵因为对梁山事业最忠诚，所以也就对宋江最依恋，把梁山的理想和希望寄托在宋江身上，总是希望痛痛快快打到东京去夺了皇帝的“鸟位”让宋江坐了。但李逵也是监视宋江最严的人，打祝家庄时，一丈青扈三娘被捉，宋江叫送交宋太公收管；李逵乱杀了扈家庄，被宋江责怪，李逵就反唇相讥，说前天这“鸟婆娘”在阵上还赶着你要杀，你又不曾和她成亲，就这样“思量阿舅丈人”了，多么尖刻。李贽加批说，也许不是李逵说破，宋江可能真的会要了一丈青，而不会给王英。后来在第七十三回李逵砍倒了杏黄旗，将“替天行道”四个字扯做粉碎，起因是听了误传，说宋江抢了民女。能写出李逵的这一面，实是难得。宋江后来吃了朝廷的毒酒，最不放心的也就是李逵，怕他再去啸聚山林，于是骗他来也吃了，喜剧的李逵就这样终结在悲剧的结尾上。　　

　 　

11，卑微正直，精细冷酷　　

石秀的篇幅不算长，却是一人之传，作者用与这个人相称的精细沉着之笔，专写了这个人。石秀父亲本是屠户，他本人也自小就“省得宰杀牲口”。但他流落在外是因为随跟叔父贩羊马，半途叔父亡故，消折了本钱，牲口贩不成了，就卖柴度日。所以他既是个牲口贩子，又是个打柴的樵夫或贩柴卖的挑夫。杨雄跟他结拜弟兄，丈人潘公原也是屠户，听石秀说会宰杀，就商量要开屠宰作坊。于是就在杨雄家后门头开起屠宰作坊来，石秀也就在猪圈与肉案之间劳作，既杀猪，又卖肉，又做账。这些，说明石秀身份卑微。杨雄结石秀为弟兄，是因为杨雄正受人欺侮时，石秀路见不平，挺身相助，有一身好拳脚，打跑了那伙没头神。这说明石秀的正直和勇敢，所以他的绰号叫做“拼命三郎”。　　

当他从外县买猪回来，发现铺店不开，肉案收起，刀杖家火也藏过了，他并没有开口问，只是“看在肚里，便省得了”，认为是“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必然是嫂嫂见我穿了新衣裳，搬弄了口舌。他把猪赶进圈，收拾了自己的行李，“细细写了一本账”，不说别的，只说自己要回家一趟。潘公却看出他误会了，说出是因为家里要请和尚做功德，所以才收起了肉案刀杖。石秀此次判断虽误，他的精细却表现出来了：善于冷眼观察；他的行为方式也表现出来了：忍在肚里，做在行动上。　　

在石秀的故事里，杨雄总是要到衙门里值班，因此每每不在家中。和尚进了家，石秀立即就从潘巧云神情言语上有所发现。他看到潘巧云说起这个和尚时，是“笑道”，又听她说来的是“师兄裴如海”、“一个老诚的和尚”、原是“裴家绒线铺里小官人”、“结拜我父做干爷”、念经时“有这般好声音”，于是他嘴上说“原来恁地”，其实“自肚里已有些瞧科”了。石秀的精明可想而知，所以当和尚登堂入室，与潘巧云之间的眉来眼去和旁敲侧击，也就一件都没有逃出石秀的观察之中。石秀不停地 “看在眼里”、“看在肚里”，“肚里已知”，同时，他“肚里暗忖”、“低头寻思”、、“寻思半晌”、“心中好生不快意”、“忍了一肚皮鸟气”。　　

石秀把他观察到的事情“挂在心，每日委决不下”。就是说，他虽然看到了形色，有了判断，但事情毕竟还不确实，功德一做，和尚走了，后来潘巧云到寺中去过，但潘公与丫头是陪着的，石秀又不在场，一切难以知道，这时他倒想这和尚再来杨家出现，“却又不曾见这和尚来”。他“每日五更睡觉，不时跳将起来料度这件事”，就是说，他每日天亮之前醒来，心中所思，第一就是这件事（“睡觉”在这里是古汉语用法，“醒来”之意）。他像一个破案子的侦察员，把已知案情不时放在心头思考。于是他发现了“报晓头陀直来巷里敲木鱼”的蹊跷现象。他“是个乖觉的人，早瞧了九分，冷地思量道，这条巷是条死巷，如何有这头陀连日来这里敲木鱼叫佛？事有可疑”。这样，他终于“去门缝里张时，只见一个人，戴顶头巾，从黑影里闪将出来，和头陀去了，随后是迎儿来关门”。杨雄是他的结拜弟兄，这件事上，他“路见不平”，并且事已确凿，他又要“挺身相助”了。果然，他就告诉了杨雄，明确说，“似这等淫妇，要他何用”。虽然他特地关照杨雄“息怒”、“今晚都不要提，只和每日一般”，然后明日三更准备“一把拿来”。　　

精细的石秀有了第二次失误，就是说，他没有想到杨雄肚里搁不住，醉后吐了真言。杨雄五更酒醒，潘巧云反咬一口，说石秀调戏她，杨雄也就信了。杨家又收起了肉案刀杖，石秀一看，也就明白：“是了。因杨雄醉里出言，走透了消息，倒吃这婆娘使个见识，拟定反说我无礼”。这时的石秀，为了不教杨雄出丑，也就一句话不说，收拾包裹，跟潘公交了账目，告辞。这里，石秀的大义、精细、忍耐、决断、心中毒恨，都有了。他能忍而不发，这正是杨雄所欠缺的。　　

石秀并没有一走了之，他在附近巷内寻个客店安歇下来，等待时机。因为一来“杨雄与我结交，我若不明白得此事，枉送了他的性命”，这是他拼命三郎的大义所在；二来“他虽一时听信了这妇人说，心中怪我，我也分别不得，务要与他明白了此一事”，这是他自己的名誉所在。　　

他像伏击者一样，果然就杀了裴如海与头陀二人。他这件活儿做得就像他屠宰一样干净、精细、有条不紊：先让头陀脱了衣服，然后趁其不意，“将刀就颈上一勒”，也就杀死；接着拿了头陀木鱼“直敲入巷里来”，诱出了裴如海，也先是剥了衣服，然后“悄悄”拔刀，将其杀死，就是说，没有弄出一点声响来。这样，两个和尚的衣服上都没有血污，便于收藏，他“卷做一捆包了”留着做证。他“再回客店，轻轻地开了门进去，悄悄地关上了，自去睡”。阅读到此，读者不免暗抽一口冷气，因为“拼命三郎”的行为方式却是如此冷静和残酷，就像杀两口猪一样平常，若换一个人，虽然有毒恨在心，做起来却不一定是这样的。作者给他一个屠户出身，又贩过牲口，实在是自有文心。　　

接着是“病关索大闹翠屏山”，其实，哄骗潘巧云上翠屏山，以及在翠屏山上“大闹”，都是石秀在起作用，他实际上既逼着、也哄着杨雄一步步按着他的意思向前走。他凭什么力量可以逼着哄着杨雄？杨雄又为什么不得不听他的？就凭着他比杨雄有意志，有主张，而杨雄在情义上欠着他，还凭着杨雄在这样大的事实面前实在是心中有愧。当然，潘巧云的奸情本来也不至于有这样大的影响，皆因为石秀遭了潘巧云诬陷，一不做，二不休，在他家后门头杀死了两个和尚，并且弄得赤条条血淋淋的，事情就弄得很彻底，一点也不可能再有含糊。但比较忠厚，本来就有点懵懂，眼下又被这事情弄得十分沮丧和不知所措的杨雄，是深想不到这一层上去的，否则他就要反过来责怪石秀不该把事情弄得这样大。丈夫杀有奸情的老婆，可能不稀奇，但丈夫在结拜弟兄一句一句唆使下杀了自己老婆，这就有点不寻常了，石秀在翠屏山上就起着这样的作用。他把两个和尚的衣服往潘巧云面前一丢，叫杨雄先审丫头迎儿，一切也就势如破竹。他深知杨雄易受妇人花言巧语蒙蔽，因而提醒：“哥哥，含糊不得。须问嫂嫂一个明白备细缘由”，一定要潘巧云自招一遍。潘巧云招供之后，他还要她招供为何诬陷于他。这样，他说“今日三面说得明白了，任从哥哥心下如何措置”，这就造成了必杀的势头，杨雄别无选择，亲手杀死了两个妇人。石秀之狠毒，做事之干净彻底，又一次得到完全的表现。他探明了祝家庄的道路，这事换了杨志不行，换了武松也不行，换了鲁智深、李逵更不行，必须有他这样一个贩过马羊、做过屠宰、曾经卖柴度日，而在精细上又不亚于杨志、武松的人，才能骗得钟离老人的同情信任，获得这一军事秘密。　　

石秀的拼命精神和他的聪明头脑，在第六十二回又有一个惊人表现，也就是为了救法场刀口下的卢俊义，他孤身一人，如何救得？他先在楼上大叫一声“梁山泊好汉全伙在此”，而后挥刀从楼上跳了下来，砍瓜切菜一样杀人，救下卢俊义来。后来二人虽然久陷牢中，因宋江已率兵打城，梁中书也就未敢加害。卢俊义后来是梁山上坐第二把交椅的人，可见石秀此举立了大功。　　

　 　

12，是大嫂，是大虫　　

《水浒》英雄的绰号里带“虎”字的，计有十一个，他们是：插翅虎雷横，锦毛虎燕顺，矮脚虎王英，跳涧虎陈达，花项虎龚旺，中箭虎丁得孙，病大虫薛永，金眼彪施恩，笑面虎朱富，青眼虎李云，母大虫顾大嫂。在“解珍解宝双越狱，孙立孙新大劫牢”这回书里，起着核心作用的人，就是顾大嫂。这回书虽是多人共传，却也可作顾大嫂一人之传来看。《水浒》英雄中只有三个女性，顾大嫂写得最为真切。这回书难得的是格局不大，篇幅不长，却舒展有如一幅展开的长卷，有山中赶虎图，有园中寻虎图，有庄院内外图，有州衙厅事图，有牢狱纵深图，有酒店赌场图，有登云山寨图。在这些图画中，活动着各色人等，有猎户解珍解宝，有庄院主毛太公父子和众庄客，有狱卒牢头，有州衙官吏，有顾大嫂等一群人，而他们有时这几个人在一起，有时那几个人在一起，有时是一起吃着茶说着话，有时是发生争吵打斗，有时是这些人占了上风，有时是那些人大显神威。可以说，尺幅之内，见江山万里，移步之间，有风云突变。其故事梗概是解珍解宝为官差所逼，进山打虎，不料虎伤滚落毛太公园中，毛太公父子串通将虎据为己有，反将解氏弟兄押解告官，说是抢掳财物，官府里有毛太公女婿把持，竟将解氏兄弟打入死牢，即将对付了他两个性命；而解氏弟兄在狱中恰好遇上了小牢子乐和，乐和乃告知了顾大嫂，于是又牵动孙新孙立，而孙立身为登州提辖，是朝廷军官，这一边牵牵扯扯也都是亲戚，孙新又有朋友是登云山上强人邹渊邹闰叔侄。这样，顾大嫂这边暗中谋划已定，却不为毛太公等奸邪所知。于是突然杀出，劫出解氏弟兄，一起投奔梁山而去。情节跌宕起伏，高潮荡气回肠。　　

顾大嫂家住“东门外十里牌”，开着酒店，家里又杀牛又开赌场，往往“门前悬着牛羊等肉，后面屋下一簇人在那里赌博”，而她本人一般是坐在前面柜台里掌管一切，她的武艺是三二十人近她不得。至于她的长相，是“眉粗眼大，胖面肥腰”。她见人来，开口便是“足下却要沽酒，却要买肉？如要赌钱，后面请坐”。乐和前去把解除珍解宝被陷害进牢的事情相告，她立即“一片声叫起苦来”，叫人“快去”把丈夫孙新找回家商议。顾大嫂“置酒相待”乐和，又“将出一包碎银”，请乐和“去牢里散与众人并小牢子们”，且不要让解珍解宝吃亏。乐和走后，孙新说，除了劫牢，没有别的办法能救那二人，她就说“我和你今夜便去”。孙新说若无登云山上的两个朋友，就做不成这事，顾大嫂说“你可连夜去请”。邹渊两个请到后，说若是劫了牢，这里就安身不得了，要有个去处。顾大嫂说“遮莫甚么去处，都随你去，只要救了我两个兄弟”。邹渊就说出梁山泊来，顾大嫂说“有一个不去的，我便乱枪戳死他”。他们商量好以顾大嫂害病沉重为由去请哥哥孙提辖并嫂嫂乐大娘子，顾大嫂特地关照到那里“只说我病重临危”。孙立请到后，顾大嫂说了要劫牢，并且必然连累孙立，不如一起做了这事。孙立自然有顾忌，顾大嫂说“既是伯伯不肯，我们今日先和伯伯并个你死我活”，说着“身边便掣出两把刀来”。到劫牢时，顾大嫂是装扮成“送饭的妇人”，乐和放她进牢，于是里应外合，“顾大嫂手起，早戮翻了三五个小牢子”，都从牢里打将出来。可见，顾大嫂一身野气，粗豪勇敢，天不怕地不怕，性情坦荡直率，使两把短刀，有相当的武功。金圣叹说“顾大嫂活是李逵”，这话有点道理，但顾大嫂毕竟是顾大嫂，她是“插一头异样钗环，露两臂时兴钏镯”，而不是李逵“黑凛凛”一条大汉。但顾大嫂与李逵二人虽然“粗卤”，却皆是最有人情，顾大嫂为救弟弟不顾一切，李逵回乡接母感人至深。　　

　 　

13，性情中人，真实不虚　　

雷横朱仝如影相随，是二人合传。雷横身上有着衙门里的恶习，比如不问清红皂白就捕了刘唐，经晁盖说放刘唐后，便受晁盖的人情银子，刘唐追赶他要索回银子实是出于此等不平。而在捕捉晁盖故事中，雷横欲暗中助晁盖逃走与朱仝一致，但朱仝更有头脑，处处高他一着。后来二人奉命捕捉宋江，虽然不想捉到宋江是一致的，但朱仝又一次显得比雷横高明。雷横后来为了保护母亲，一枷打死了白秀英，吃了官司，朱仝私放了他，为此也吃了官司，却得沧州知府喜爱，让他做个男保姆带着小衙内。宋江要朱仝上梁山入伙，就让李逵弄死了小衙内，朱仝无路可退，不得不上山入伙。可见作者注视着朱仝雷横这一对人，及其与宋江关系的这条线索，于数十回书中断断续续时隐时现写之，至此收拢了结，算得是一笔不懈。　　

雷横与朱仝经过放晁盖、宋江两回书，性格已经对比而出，但还不够充分，而二人也还没有上梁山，作者便列出一回专写二人，这就是第五十一回“插翅虎枷打白秀英，美髯公误失小衙内”。施耐庵运用了他所熟悉的戏曲知识，写了雷横看白秀英演出，既为全书增色，又为人们留下了宝贵的“勾栏”即剧场史料。雷横作为一县都头，大约比现在的“刑警大队长”还要有社会影响，只因听人说新来了个好演员白秀英，就信步到“勾栏”里看戏，去了就往“青龙头上第一位坐了”，可见他平时是这般受用惯了的。不料想偏忘了身上带钱，当白秀英挨个讨赏钱时，从“第一位”讨起就没有讨到，雷横作了解释，也还是遭到白秀英父女如刀之舌的讥嘲，英雄怎受得这鸟气，就把白玉乔打了。又不想这白秀英却与知县有私，知县偏听偏信，又罚不依法，竟把雷横枷起“绷扒”在勾栏门口，雷横也只得受这等委屈。不料雷横之母来了就给雷横松绑，于是跟白秀英冲突起来，挨了白秀英的耳光，雷横作为儿子，又是个英雄，忍不下恶气，一枷也就打死了白秀英，这就下到死牢里去了。这段故事，其实只是写雷横纯孝。如果说，这之前的雷横虽在捉刘唐、放晁盖、放宋江三件事中有表现，但到底是个何等样人，总还有点模糊不清，到这时的雷横，已经完全清楚了，他是一个有灵魂有血肉的人，用西方文论的一句说，这个人物形象已经不是“扁形”而是“圆形”的了。　　

朱仝故伎重演，私放了雷横（做都头的是负责捉人，但放人的却也是都头，《水浒》每用此法，以示世乱），雷横无路可去，只有上了梁山，但朱仝却不得不因失责而吃官司，有白玉乔作为原告咬住不放，知县不得不将朱仝治罪。朱仝被解到沧州，偏偏知府爱他是个美髯公，而年方四岁的小衙内也要朱仝抱他，于是英雄朱仝竟然做起了保姆。四岁的小衙内“生得端严美貌”，这样小，又这样可爱，并且“见了朱仝，径走过来便要他抱”，“双手扯住朱仝长髯，说道我只要这胡子抱”，可以说简直给这时刺配沦州的朱仝心头带来了意想不到的一种温暖，而知府也表现出了对朱仝的喜爱，给了他特殊对待，就只负责带这个小孩。雷横与吴用来劝他入伙，他说，“先生差矣……雷横兄弟他自犯了该死的罪……他出头不得，上山入伙……我却如何肯做这等的事”，“我为你母老家寒上，放了你去，今日你倒来陷我为不义”。他的头脑总显得这样清楚，在私放晁盖、宋江、雷横时已有表现，在这时更不含糊。李逵弄死了小衙内，他要与李逵拼命，梁山上如不杀了李逵，他便不肯上山。后来是柴进留李逵在他庄上，朱仝跟大伙上山，两下暂且分开，再后来是在宋江主持下由李逵给朱仝赔了礼，事情才算了结。朱仝为小衙内，与李逵势不两立，可见他很重感情，而与小衙内这段感情也确实不一般，换了别人，也不能无动于衷，也会要与李逵拼命，不到一定时侯不会和解，即使和解了心中也仍会保留着老大一块疙瘩的。　　

这样，雷横爱母亲，以至打死白秀英；朱仝爱小孩，以至上了梁山泊。他们都是性情中人，在性情中见出英雄本色，原是真实不虚。　　

　 　

14，鸡鸣狗盗，人尽其才　　

《水浒》中的时迁，是个“飞檐走壁，跳篱骗马，偷鸡盗狗，掘些古坟”为生的人，绰号“鼓上蚤”，他能称得上英雄吗？作者似乎也觉得这个问题的存在，写到石秀杨雄上梁山时，差点因为他而挨问斩，因为他和石秀杨雄路过祝家庄时，贼性又发，把客店里的报晓公鸡偷杀吃了，被祝家庄捉了起来，坏了梁山名声。　　

时迁对梁山的贡献，就是为梁山做了一回贼，把徐宁的“雁翎甲”盗了出来，从而骗得徐宁上了梁山，用钩镰枪破了呼延灼的连环马。若无时迁这点小技，连环马破不了，梁山就打不破官军的这次围剿。　　

时迁的这点小技，可称绝技，作者为之传神写照，令金圣叹击节赞赏，说，“耐庵当时之才，吾直无以知其际也。其忽然写一豪杰，即居然豪杰也；其忽然写一奸雄，即又居然奸雄也；甚至忽然写一淫妇，即居然淫妇；今此篇写一偷儿，即又居然偷儿也”。　　

时迁盗甲，先是打听得徐家住在“班门”里，徐宁的行动规律是五更出门去“随值”，晚上回家。他等到天黑，爬上大树，观看动静，看到值班的人提着灯笼，把“班门”上锁，然后回去了，“班里静悄悄地”。他于是从树上溜下，踅到徐宁家后门边，爬过墙，一会儿是“伏在厨房外”张看，一会儿是“从戗柱上盘到博风板边”伏下来张看，于是看到了厨房灯光，看到了两个丫环，看到了楼上房间里徐宁和娘子坐在炉边向火，怀里还抱着一个六七岁孩子，并且看到了他要偷的东西：梁上果然有个大皮匣子。这一路写下来，时迁做贼的本事，已经初见端倪。　　

接着时迁看到听到徐宁叫梅香过来折衣服，先折了什么衣服，又折了什么衣服，都放在包袱里，包袱放在烘笼上，可是这包衣物却不是次做贼的目标，只是在贼眼中有点眼红罢了。等到二更后，徐宁才收拾上床睡觉，又与娘子说了些话，说出了明日天子驾幸龙符宫，他要去随值，娘子于是吩咐丫环四更就要起来做事，官人五更要出门随值。时迁听到了这些谈话，心中盘算一番，决定把盗甲时间放在五更天。徐宁夫妇与孩子睡在房间里，丫环在房门外打铺睡。时迁从他一直伏藏身影的“博风板”上溜下来，用芦管儿吹灭了徐宁房间里的灯。他就在黑暗中等待到了四更天。到了四更天，他看着徐宁如何叫醒丫环做事，如何洗脸吃早点，最后提了金枪背了包袱出门去了。随着丫环的走动和徐宁的行止，时迁一会儿“来到后门边黑影里伏了”，一会儿“潜入厨房里，贴身在厨桌下”，一会儿又“从厨桌下出来，便上楼去，从槅子边直踅到梁上，却把身躯伏了”，终于是一个梁上君子。两个丫环的疲倦可想而知，徐宁走后，她们关闭门户，“倒头便睡”，也就“睡着了”。于是时迁又用芦管吹灭了灯，解下了皮匣。吃了一吓的是，徐娘子却听到了声响，问丫环，丫环说是老鼠。这时的时迁学过老鼠叫，于是一切又安静下来。时迁一边学老鼠厮打，一边溜了下来。时迁悄悄开了楼门，下了胡梯，溜之大吉，而“班门”在徐宁出去时已经开了锁，时侯也不早了，城门已开，他就出了城，盗甲至此成功。若无时迁这等贼心、贼眼、贼胆、贼手、贼脚、贼身，盗甲谈何容易！所以时迁为梁山立功不小。时迁在石碣天文中列为第一百零七人，倒数第二位，是“地贼星”，到底品位不高，却受读者喜爱。戏曲舞台上的绿林好汉中免不得有一种时迁这样的浑身轻功鼠形装扮的人，观众爱看。是《水浒》作者受了戏曲的启发写了时迁，还是戏曲受了《水浒》影响创造出了这种舞台形象，却很难说。时迁盗甲之后，便是汤隆把徐宁骗上梁山，这两段相连的故事做在一回书里，成了最为精彩绝伦的篇章之一，插在与呼延灼大战的战争文字中，相映成趣，平添绮旎风光。　　

　 　

　 　

四：《水浒》文化小识　　

　 　

成书年考　　

《水浒》成书年代，不是“某年月日”的现成记载，而是考察和推论出来的。这就需要以这之前之后的有关资料为依据。从《中国小说史略》、《<水浒传>考证》看，鲁迅、胡适皆未从语言角度考察《水浒》之产生年代。学界认为，《水浒》一书除了在明代嘉靖年间刊印流通是一个事实之外，尚未能在实证的方面把《水浒》成书年代往前推到较早的年代。所谓成书年代，对于《水浒》，人们分成了幼稚的“原作”的年代与有了前七十回的“善本”产生的年代。人们认为我们今日已经看不到“原作”了。本文认为：《水浒》成书年代，可从文学语言如何来考虑。　　

胡适认为，“原作”之文学水平，大体与《征四寇》差不多，是很差的。《征四寇》“乃是原百回本的下半部”。胡适又认为，我们所见的前七十回，大约是明代中期的人写的，而作于元末明初的“原作”达不到这个水平，“原作”的作者可能是罗贯中，而现在所见的前七十回改作者，是“施耐庵”，这是一个托名。胡适说来有其理由，但矛盾的是，从语言上看，现在我们所见的前七十回，基本上用的是元代文学语言。一个明代中期的人，如何能模仿到这种程度呢？而七十回之后的部份，即《征四寇》的这部份，属于“原作”，元代文学语言的特点反而很不明显了，这两方面加起来，是一个大疑问。　　

这一疑问，要能解答大约也是很难的。胡适在他的《水浒传后考》中，对《水浒》的文学语言还有另一方面的感受，他说，《水浒》“写鲁智深之死，写燕青之去，写宋江之死，写徽宗梦游梁山泊，都颇有文学意味”，并引用了写宋江之死的一大节书而予以赞赏说，“这是一种真的感慨，故那幼稚的原本《水浒传》里也会有这样哀艳的文章。” 　　

他的这一感受，似与他认为“原作”文学一定很幼稚，是自相矛盾着的。　　

人们不由得要反问一句，既然后半部中有这样好的文字，那么前数十回的文字何以就一定会全然很幼稚呢？也许相反，正因为前数十回人物命运和故事本身较有文学意味，能让作者之笔性展开，所以那文字当也是好的，应与后半部这些能引起胡适如此夸奖的大有一致之处。　　

因此，胡适关于前七十回书只能是明代中期的人所改作的说法，是不是可以受到动摇？至少说，是要摇动一点点的。　　

将这话题丢开不说，我们且从语言上来分析《水浒》，看看前七十回的文学语言是怎样地与元代文学语言相一致的。　　

一，与宋元话本语言的对照　　

《清平山堂话本》刻于明代嘉靖年间，其中汇集的小说有宋元作品。我们试从《简帖和尚》一篇来看其中一些与《水浒》书里相似的语言，就可以反证写作《水浒》（特别是前七十回）的人基本是以宋元语言写作的。如：　　

“有个浑家王氏”，　　

“你与我将这封书去四五十里，把与官人”，　　

“当日天色晚”，“浑家不睬”，　　

“桌子上看时，果然错封了一幅白纸归去”，　　

“只因这封简贴儿，变出一本跷蹊作怪的小说来”，　　

“进前唱喏奉茶”，　　

“只见一个男女托个盘儿”，　　

“将条篾篁穿那馉飿儿”，　　

“我相烦你则个”，　　

“正在前面交椅上坐地”，　　

“两步赶上，拽那厮回来”，　　

“劈手夺了纸包儿”，　　

“叫出二十四岁花枝也似浑家出来”，　　

“也没理会处”，　　

“不知和甚人在家中吃酒”，　　

“掩着面哭将入去”，　　

“这妮子却不弄我”，　　

“张千李万董霸薛超四人”，　　

“打死也只恁么供招”，　　

“打得杀猪也似叫”。如此等等。　　

吴用的用错蔡京之印，也正是一种“错封”，看来正是宋元话本中的老关目。就连《简帖和尚》这篇小说的题材也是《水浒》喜欢采用的，即：和尚诱骗良家妇女，最终受到惩罚。　　

元代尊喇嘛为国师，“虽帝后妃主，皆因受戒而为之膜拜”，“番僧的骄横，在《元史》中记载极多”（翦伯赞《中国史纲要》），可见元代寺庙多、和尚多，和尚利用统治者尊崇佛教而横行不法是时代现象，《水浒》中不止一处写到这种内容，正是社会生活的反映，不是作者硬要拿和尚做文章。　　

如果说《简帖和尚》代表宋元话本的一般风格，质朴，阔大，简洁明了，很明显，《水浒》的文学风格，与之属于同一种时代，或说是其自然的延伸。但《水浒》要比《简帖和尚》水平高，在时间上当在后一些，但不会后得离开了元代语言的氛围。　　

二，与元曲语言的对照　　

我们再从语言的习用，将《水浒》与元散曲和元杂剧举例对照，来证明《水浒》作者基本是用元代语言写作的人。如：　　

1，端的。　　

马致远《汉宫秋》“不想皇帝亲幸，问出端的”，乔孟符《金钱记》“端的是这春风恰破瓜”，“端的浓如春色酒如油”，无名氏《赚蒯通》“端的是谁推翻楚项王”。　　

《水浒》第一回“太尉看那宫殿时，端的是好座上清宫”，第二回“哥哥不可小觑了他，那人端的了得”。　　

2，恁。　　

马致远《汉宫秋》“恁不去出力，怎生教娘娘和番”，乔孟符《金钱记》“正不知如何的恁般消瘦”，无名氏《陈州粜米》“恁时节钱财使罄”。　　

《水浒》第一回“既然恁地，依着你说，明日绝早上山”，第二回“恁地时，十分好”，“他们直恁义气”。　　

3，遮莫。　　

乔孟符《金钱记》“遮莫是王侯世家”，无名氏《争报恩》“遮莫他血泊内躺着横尸”，关汉卿《玉镜台》“遮莫你骂我尽情”。　　

《水浒》第二回“遮莫去那里陪个小心”，第三十九回“着人去远近探听，遮莫从那里过”。　　

4，大虫。　　

张国宾《合汗衫》“每日在山中打大虫”。　　

《水浒》第一回“扑地跳出一个吊睛白额锦毛大虫来”，第二回“大虫不吃伏肉”，第三回“史进却是个大虫”。　　

5，帮闲。　　

无名氏《杀狗劝夫》“这两个帮闲钻懒”。　　

《水浒》第二回“他却是个帮闲的破落户”。　　

6，浑家。　　

秦简夫《东堂老》“四口儿家属，浑家李氏”。　　

《水浒》第十回“又着浑家听了一个时辰”。　　

7，勾当。　　

无名氏《赚蒯通》“做恁的反覆勾当”。　　

《水浒》第二回“去投老种经略相公处勾当”。　　

8，俺。　　

商挺《双调潘妃曲》“教俺也频频的勤相见”。　　

《水浒》第二回“俺如何与他争得”。　　

9，无般。　　

无名氏《杀狗劝夫》“这两个教孙大无般不作、无般不为”。　　

《水浒》 “这浮浪子弟门风帮闲之事，无一般不晓、无一般不会、更无一般不爱”。　　

10，兀。　　

乔孟符《金钱记》“兀那泼贱人，你做的好勾当”。　　

《水浒》第一回 “列鼎而食，尚兀自倦怠”，第三回“你兀自赖哩”　　

11，无名氏《鸳鸯被》、康进之《李逵负荆》“帽儿光光，今日做个新郎，帽儿窄窄，今日做个娇客”。　　

《水浒》第五回写小霸王周通前来强娶民女时亦用此歌谣，唯将“日”改为“夜”。　　

12，李文蔚《燕青博鱼》第三折搽旦所云“我是个拳头上站的人，胳膊上走的马，不戴头巾男子汉，丁当响的老婆”。　　

《水浒》第二十四回潘金莲说“我是一个不戴头巾男子汉，叮叮当当响的婆娘，拳头上立得人，胳膊上走得马，人面上行的人”。　　

13，结果。　　

李文蔚《燕青博鱼》“只等结果了他”。　　

《水浒》“只就前面僻静去处，把林冲结果了”。　　

此外，杨显之《潇湘雨》写到崔通将他的前妻刺配沙门岛，并要解差于路上加以杀害，与《水浒》中的林冲遭遇相同。一定的社会现象成了文学作品中一定的模式。　　

14，张国宾《合汗衫》“纷纷扬扬下着这一天大雪”。　　

《水浒》第十回“却早纷纷扬扬卷下一天大雪来”。　　

15，忠义堂，无名氏《争报恩》“忠义堂高搠杏黄旗一面，上写着替天行道宋公明”。　　

《水浒》第六十回“聚义厅今改为忠义堂”，第七十一回“山顶上立一面杏黄旗，上书‘替天行道’四字，忠义堂前绣字红旗二面，一书‘山东呼保义’，一书‘河北玉麒麟’”。　　

16，叵耐（叵奈）。　　

白朴《仙吕醉中天·佳人脸上黑痣》“叵奈挥毫李白”，武汉臣《玉壶春》“千般像态，十分叵耐”,无名氏《神奴儿》“叵耐顽民”。　　

《水浒》第二回“叵耐史进那厮”，“叵耐这厮笑话我的棒法”。　　

17，稳便。　　

钟嗣成《双调清江引》“早寻个稳便处闲坐地”，关汉卿《玉镜台》“教学士稳便”，李文蔚《燕青博鱼》“君子请稳便”。　　

《水浒》第一回“不当稳便”，第四回“师父稳便”。　　

18，葫芦提。　　

张可久《正宫醉太平·失题》“清廉贬入睡馄饨，葫芦提倒稳”，马致远《双调夜行船·秋思》“葫芦提一就装呆”，无名氏《赚蒯通》“想起那韩元帅葫芦提斩在法场”，石君宝《秋胡戏妻》“你庄家们葫芦提没见识”。　　

《水浒》第二十六回“待要胡卢提入了棺殓了”，第六十二回“葫芦提配出去”，第六十九回“李瑞兰葫芦提应承”。　　

19，行。　　

杨显之《潇湘雨》“到俺老相公行说方便”。　　

《水浒》第一百十回“莫不谁在你行说甚来”。　　

20，索。　　

关汉卿《谢天香》“我今便索长行也”，《中吕普天乐·崔张十六事》“也不索出乖弄丑”，杨显之《潇湘雨》“便索赴任走一遭去”。　　

《水浒》第四回“不索哥哥说，洒家都依了”。　　

21，絣扒（绷扒）。 　　

王仲文《救孝子》“尽都是绷扒吊拷的招伏”，无名氏《来生债》“见衙门里绷扒吊拷”。　　

《水浒》第五十一回“把雷横絣扒在街上”　　

22，马致远《岳阳楼》“清平世界，浪荡乾坤，你怎敢杀人”。　　

《水浒》第四十六回“清平世界，荡荡乾坤，把人割了”。　　

23，无名氏《谢金吾》写焦赞杀了谢金吾并家眷一十七口，割下一幅衣衫，蘸了鲜血，在白粉壁上写下了“一十七口谁杀来，六郎手下焦光赞”的诗句。　　

《水浒》武松血溅鸳鸯楼杀了一十五人之后，割下一片衣襟，蘸着血，去白粉上，写下八个字“杀人者打虎武松也”。　　

24，嫡亲。　　

康进之《李逵负荆》“嫡亲的三口儿家属，婆婆早年亡化过了，止有一个女儿”，李致远《还牢末》“嫡亲的五口儿家属，大嫂赵氏，二嫂肖娥”，无名氏《冻苏秦》“嫡亲的六口儿家属，婆婆李氏，有两个孩儿”，岳伯川《铁拐李》“嫡亲的三口儿家属，丈夫在这郑州做着六案都孔目”，无名氏《神奴儿》“嫡亲的五口儿家属，哥哥李德仁”。　　

《水浒》第二十回“嫡亲三口儿，夫主闫公，有个女儿婆惜”，第七十三回“一百余口，夫妻两个，嫡亲止有一个女儿”。　　

25，将。　　

无名氏《杀狗劝夫》“将着这一分儿纸一瓶儿酒”。　　

《水浒》第二回“董将士使人将着书筒”。　　

26，厮。　　

马致远《汉宫秋》“只恨毛延寿那厮”，乔孟符《金钱记》“你看这厮走的慌慌张张”。　　

《水浒》第二回“却不是那厮抗拒官府”，第五回“你的声音好厮熟”，第七回“何不就请来厮教”。　　

27,《元曲选》百种杂剧里，其剧名的语言结构共有五类，《水浒》回目的语言结构与之一致，各举一例如下（前一句为元杂剧名，后一句为《水浒》回目名）：　　

庞涓夜走马陵道——林冲雪夜上梁山。　　

温太真玉镜台——黑旋风乔捉鬼。　　

随何赚风魔蒯通——宋江赏马步三军。　　

西华山陈抟高卧——梁山泊林冲落草。　　

朱太守风雪渔樵记——林教头风雪山神庙。　　

28,试以马致远《青衫泪》与《水浒》作语言的对照：　　

    泼前程只办的好栽排。（青衫泪）　　

    那泼贱贼，敢来这里害我。（水浒第十回）　　

    专在街上撒泼。这个泼皮。（水浒第十二回）　　

    好便好，只是不当取扰。（青衫泪）　　

    好却甚好，只是不要捋虎须。（水浒第五回）　　

    多多搅扰，甚是不当。（水浒第二回）　　

    谁想有这一场恶别离也。（青衫泪）　　

    教我受这场惊恐。（水浒第二回）　　

    若还晓的时，也没这场事。（水浒第七回）　　

    相公远行，兀的不闪杀人也。（青衫泪）　　

    这般天气热，兀的不晒杀人？（水浒第十六回）　　

    不想又吃这一闪。（水浒第十二回）　　

    怎奈老虔婆被他钱买转了，似这般怎生似好，兀的不烦恼也呵。（青衫泪）　　

    怎生教人请得下来。似此怎生奈何。（水浒第一回）　　

    那虔婆倒先算了我。（水浒第二十一回）　　

    走这般山路，受这般苦。（水浒第一回）　　

    小女招夫，以此烦恼。（水浒第五回）　　

    那厮正拽大拳，使大钱。（青衫泪）　　

    俺好些时不曾拽拳使脚。（水浒第四回）　　

    把林冲横拖倒拽。（水浒第七回）　　

    他每每起了大钱大物，哪里去了？（水浒第十七回）　　

    则被你闪得我苦也。（青衫泪）　　

    这短命等得我苦也。（水浒第二十二回）　　

    微闪开眼来看那蛇时。（水浒第一回）　　

    是那对过客船上有人弹的琵琶。（青衫泪）　　

对过众军汉见了，心内痒起来。（水浒第十六回）　　

去对过茶坊里坐定吃茶。（水浒第二十回）　　

相公你做的好勾当。（青衫泪）　　

坏了我们的勾当。（水浒第九回）　　

遮莫他耳听春雷。（青衫泪）　　

遮莫甚么浑清白酒。（水浒第五回）　　

比及我博的个富贵荣华。（青衫泪）　　

    边庭上一枪一刀，博个封妻荫子。（水浒第十二回）　　

倒噎的俺虔婆血糊淋剌。（青衫泪）　　

    吃饭防噎，走路防跌（水浒第十回）　　

长安避甚，道路兜搭。（青衫泪）　　

    倘有些兜搭，恐不方便。（水浒第八回）　　

此外还可为证的是，明代无名氏所作传奇《白兔记》，是由宋元旧本发展而来，其中一些词语确实既与宋元话本一致，亦为《水浒》中所用，如：　　

泼天家业　　

恐怕嫂嫂见外，不当稳便　　

代我请神则个　　

我教你不要慌　　

不免到马鸣王庙躲避则个　　

拳头上走得马，胳臂上立得人　　

汤风冒雪　　

阿也、阿也　　

此人明日的爵位大似我　　

泼无徒敢来对阵　　

叵耐畜生　　

当然，《水浒传》既然是在大量元代文学资源基础上的汇总加工成书，它必然带有大量元代语言，但应该强调的是，《水浒》中的语言的时代感是整体性的，不是只言片语的留存，不是简单汇集加工，也不是一种故意的模仿，而是天机流露、畅然可喜，这是众所公认的，可见，《水浒》作者必是在元代生活了大半辈子的作家，他是用元代语言写作的人。　　

　 　

三，素材的、社会的、思想的背景　　

《水浒》写的是宋代的事。元人写前一个朝代的事，当然较为切近。人们公认，《水浒》成书之前，其内容素材已经广为流传，可分为史书记载、私人著作记载、话本记载、杂剧演出、口头传说等方面。这方面，鲁迅、胡适早有论述。　　

以史书而言，比如，《宋史·徽宗本纪》：“宣和三年二月……淮南盗宋江等犯淮阳军，遣将讨捕。又犯京东，江北，入楚海州界，命知州张叔夜招降之……忠州防御史辛兴宗擒方腊于青溪”；《宋史·张叔夜传》：“宋江起河朔，转掠十郡，官兵莫敢撄其锋……江乃降。至降后为蔡居厚所杀……”《宋史·侯蒙传》：“宋江以三十六人横行河朔，官军数万无敢抗者。今青溪盗方腊起事，不若赦免宋江，命他前往征讨方腊以自赎”。　　

以私人著作而言，比如，宋人张守（官至参知政事兼权枢密院事）《毗陵集·蒋圆墓志铭》：“宋江啸聚亡命，剽掠山东，一路州县大振，吏多避匿”；宋人李若水《忠愍集·捕盗偶成》：“去年宋江起山东，白昼横戈犯城郭。杀人纷纷翦草如，九重闻之惨不乐。大书黄纸飞敕来，三十六人同拜爵”；宋人洪迈《夷坚志》：“宣和七年，户部侍郎蔡居厚罢知青州，以病不赴，归金陵，疽发于背……夫人恸哭曰，侍郎去年帅郓时，有梁山泊贼五百人受降，既而悉诛之，吾屡谏不听，今日及此，痛哉”。等等。　　

史书和私人的种种记载说明，宋代宣和年间确曾有宋江聚众造反于梁山，声势极大，后来受了朝廷招安，或乃参与平方腊与征辽之战（此虽合事理，但也或如鲁迅言：“征信尚缺，未能定也”），得胜拜爵，后终被朝廷杀害，受到社会同情。　　

以话本记载而言，南宋罗烨《醉翁谈录·舌耕叙引·小说开辟》列举当时“说话”篇目，“朴刀类”有“青面兽”，“公案类”有“石头孙立”，“杆棒类”有“花和尚”与“武行者”，这些都说明梁山好汉已经成了“说话”题材（今人称为“说书”或“评话”）。宋元之际无名氏话本《大宋宣和遗事》已有杨志卖刀、晁盖劫取生辰纲、宋江私放晁盖、刘唐下书、宋江杀惜、玄女庙得天书等情节，虽然十分简略，却已粗具梗概，其主题也已是“乱自上作”和“官逼民反”，也已有“朝廷无其奈何，只得出榜招谕宋江和那三十六人归顺宋朝，各受武功大夫诰赦”，以及“后遣宋江收方腊有功，封节度使”的说法。《大宋宣和遗事》中已有“三十六将”姓名，并且皆有绰号，如“豹子头林冲”、“混江龙李海”等，为《水浒》所采用或改造。　　

此外，南宋李嵩为宋江三十六人作画像，龚开为这些画像作题赞，从题赞上看，是以该人物原有的一定故事为基础的。龚开《画赞》与《宣和遗事》所列三十六人略有差异，它们都启发了后来《水浒》的创作。但二者不约而同都有三十六人及其绰号的记载，可见在它们之上还有着一个共同来源，这就是多个说话艺人长期的创造积累。而二者所记三十六人姓名绰号的差异，以及事迹等方面的简略，也正说明着宋元之际这三十六人的情况尚未形成一定之说，并且处在粗糙阶段，后来还要经过百年之久的酝酿，最终由《水浒》一书将它们作汇总加工。　　

《大宋宣和遗事》之简略，举杨志卖刀为例，它写道：杨志与孙立、关胜等十二人押运花石纲，杨志被雪阻，“旅途贫困，缺少果足，未免将一口宝刀出市货卖。终日价无人商量。行至日晡，遇一个恶少后生要买宝刀，两个交口厮争，那后生被扬志挥刀一砍，只见颈随刀落。扬志上了枷，取了招状，送狱推勘”。这样几十个字的简略梗概，在《水浒》中发展成了杨志的复杂动人故事，其卖刀杀人是那样情节丰富而有内涵，真有天壤之别。再举宋江杀惜为例，《大宋宣和遗事》仅仅写道：晁盖“密地使刘唐将金钗一对，去酬谢宋江。宋江接了金钗，不合把与那娼妓阎婆惜收了，争奈机事不密，被阎婆惜知得来历……见故人阎婆惜又与吴伟打暖，更不采着。宋江一见了吴伟两个，正在依偎，便一条岔气，怒发冲冠，将起一柄刀，把阎婆惜吴伟两个杀了”。就这百十字的梗概，《水浒》发展成了精彩绝伦的“宋江怒杀阎婆惜”故事，无论人物性格故事情节，都不可同日而语。　　

宋朝灭亡，历史进入元朝，元杂剧以辉煌文学成就在中国文学史上占了很突出的位置，据统计，元杂剧中的“水浒戏”有三十种以上，占全部元杂剧五百余种的十多分之一（实应不止此数，汤显祖“箧中收藏”元杂剧就达千种），这些“水浒戏”故事情节大多是梁山英雄下山为民除害，反映着饱受元朝黑暗统治的人民对宋代梁山英雄的呼唤。　　

《录鬼簿》记高文秀作有“水浒戏”八种，全是黑旋风的戏（今存《双献功》，失《诗酒丽春园》，《大闹牡丹园》，《敷演刘耍和》，《斗鸡会》，《穷风月》，《乔教学》，《借尸还魂》），康进之作有“水浒戏”二种，也是关于黑旋风的（今存《李逵负荆》，失《老收心》），李文蔚作有“水浒戏”二种（今存《燕青博鱼》，失《燕青射雁》），红字李二作有“水浒戏”五种（《病杨雄》，《板踏儿黑旋风》，《武松打虎》，《全火儿张弘》，《窄袖儿武松》，皆失），杨显之作有《黑旋风乔断案》（已失），李致远今存“水浒戏”《还牢末》一种，此外今存的还有《争报恩》等杂剧。　　

这些“水浒”杂剧的题目就说明着它们对未来长篇小说《水浒传》的影响和启发，如“黑旋风搭救李幼奴，鲁智深大闹黄花峪”，“宋公明复打祝家庄，鲁智深大闹消灾寺”，“宋江岸上加兵，张顺水里报冤”。　　

此外，元杂剧还有这样一些题目，如“秦从僧大闹相国寺”，“清官长智勘荒淫妇”，“村姑儿闹元宵”，“杀人和尚退敌兵”，“四颗头任千闹法场”，“雁门关存孝打虎”，“吕蒙正风雪斋后钟”，“郑元和风雪悲田院”，“淫心和尚早亏心命”等，也给我们以元代文化的某种独特信息，说明着《水浒》一书在这方面显然是一种继承和发展。　　

元杂剧今仅存一百六十多种，其中还有残缺不全的，而“水浒戏”以《元曲选》所存六种算，仅占二十七分之一，比元代时所占十多分之一的比例大为下降，人们认为，原因是明代统治者文网森严，致使若干“水浒戏”被禁失。　　

目前所存元代“水浒戏”中，没有一本是专写宋江的，但剧中往往都是宋江先出场，头领下山也都出于宋江差遣。比如，《黑旋风双献功》写宋江自报家门：“幼小为司吏，结识英雄辈。某，姓宋名江字公明，绰名顺天呼保义。幼年曾为郓城县把笔司吏，因带酒杀了阎婆惜，脚踢翻蜡烛台，沿烧了宫房，致伤了人命，被官军捕盗，捉拿的某紧，我自首到官，脊杖六十，迭配江州牢城去。因打此梁山过，有我八拜交的哥哥晁盖，知某有难，领偻罗下山，将押解人打死，救某上山，就让某第二把交椅坐。哥哥晁盖，三打祝家庄身亡，众兄弟拜某为头领。某聚三十六大伙，七十二小伙，半垓来小偻罗，威镇梁山。寨名水浒，泊号梁山。纵横河港一千条，四下方圆八百里。东连大海，西接济阳，南通钜野金乡，北靠青齐兖郓。有七十二道深河港，屯数百只战舰艨艟，三十六座宴楼台，聚百万军粮马草。声传宇宙，五千铁骑敢争先，名达天庭，聚三十六员英雄将。风高敢放连天火，月黑提刀去杀人”。可见宋江性格仍是较为简单的，而后来《水浒》发展出了他的全部复杂性格和属于他的独特故事，并以他的悲剧性格构成了全书故事的重要枢纽，于文学构思上大为深化。　　

从以上宋江自报家门可知，关于晁盖三打祝家庄中箭而亡，宋江于是坐了首位，这是元杂剧“水浒戏”里一种定型的格局，不是《水浒》集撰成书时才有的发明，但小说《水浒》深化了这一事件的内涵，以至形成了在认识上可以拿“聚义厅”与“忠义堂”作为标志的内部矛盾，这确实决定了整个梁山的前途。　　

从元杂剧里的“水浒戏”看，水浒故事和水浒人物以及文学意味，正如胡适指出的，较为幼稚，与后来的长篇小说《水浒》相比，还有相当大的距离。但这些杂剧反映了宋代梁山英雄故事在民间影响深远巨大，梁山理想国的雏形和英雄们的“聚义”或“忠义”性质作为最重要因素已经比较突出，这些都启发了后来的《水浒》作者，成为继续创作的基础。　　

元杂剧中的“水浒戏”，在《录鬼簿》中是“前辈才人”醉心的题材，而“方今才人”已基本不再涉笔。《录鬼簿》作者死于元代末年，可见“水浒戏”的盛行是元代前期至中期的事情，后期已经渐冷，同时却说明着“水浒”故事的积淀已经完成，总结和综合利用的时机已经成熟，《水浒》一书应当呼之欲出了。《水浒》一书初稿的产生当是元代后期至末年的事情。　　

关于梁山好汉故事，以古代民间口头传说而言，如鲁迅所考，陈泰（元仁宗延祐二年进士）乘舟路过梁山泊，从撑船人口中听到，宋江其人“勇悍狂侠”，北京社科院张惠仁先生引证陈泰作《江南曲》一首，“以慰宋妻植荷之意”，说明着这位元代进士对梁山英雄发生了他的感慨。　　

《水浒》作者，除了必定占有宋代史料与元代文学成果之外，还必定从他本人的时代获得生活的直接启示，我们可以从《幽闺记》、《伯牙琴》这两部作品来看当时的某种倾向和思潮。　　

据北杂剧《拜月亭》扩展而成的南戏《幽闺记》里的一条副线，写的是蒋世昌英雄落难，上山做了寨主，一心盼望招安，终于达到了目的。这蒋世昌，正与《水浒》宋江走着一条路。　　

《幽闺记》副线所反映出的倾向，决非剧作家一时心血来潮的创造，而是有着深刻的历史依据，反映着当时一种很强大的能够为社会所接受的认识。《水浒》以“力主受招安”刻画宋江其人，也就不是出于作者自己的随心所欲，而是受着这种强大社会共识的制约。可贵的是，《水浒》写宋江终受招安，而写入了悲剧的意识，写出了英雄们悲剧的结局，这比之《幽闺记》，应算得一个很大发展。《幽闺记》恰好可以作为我们认识《水浒》的一种历史背景资料。　　

元人邓牧所著《伯牙琴》一书，指出暴君酷吏对待人民是“夺其食”和“竭其力”，人民“不得不怒”、“不得不怨”，致使天下“人之乱也”、“人之危也”。而在理想的好社会里，应当是皇帝“忧民之溺”、“忧民之饥”，他这样做，是抱着“我无求于天下”的无私的动机，只觉得“天下有求于我”，一心想着天下都急等他去关心。这样的好皇帝，能做到有事“请问下民”；至于官吏们，并不是想着谋私利急着要做官，而是做官“出于不得已”，出于为社会尽义务。人一般不愿意为社会尽义务，只有做官的能够带头做到，所以他们能与人民“相安无事”，而不会成为“虎豹蛇虺”式的贪官酷吏，人民就因此而得福，这叫做“阴受其福”。在这样的好社会里，只有分工不同，作为劳动者是一样的，“为业不同，皆所以食力也”。所以，大家都能原谅别人的缺点，夸奖别人的优点，生怕别人不能成为君子，绝不会反过来害别人。整个社会如“春阳之熙”，一片乐陶陶。　　

研究者如张惠仁指出，元人邓牧的《伯牙琴》的存在，说明着《水浒》一书可以有这样的思想来源。《水浒》一方面描写着人民与昏庸的皇帝以及贪酷的官吏你死我活的矛盾斗争，一方面又以梁山泊为事实依据，高扬着理想社会，虽然这一理想具有乌托邦性质，但毕竟在梁山泊里曾经存在过。邓牧在元代生活了近四十年，他的《伯牙琴》正是元代人民社会思潮的反映，恰恰也正是《水浒》一书的思想主线，这不是偶然巧合，而在《水浒》中，若无这条思想主线的贯穿，一切都将如散珠陷没在历史尘埃中漫无头绪，焕发不出耀眼光芒。　　

再看元代社会情况，江浙是当时社会矛盾最为尖锐的地区，因为元朝财政十分之七来自江浙，苏州嘉兴湖州三府的负担，又占江浙总负担的十分之六。蒙古统治政权的“台省元臣，郡邑正官及雄要之职”，都是蒙古贵族担任，汉族知识分子“每每沉抑下僚，志不获展”，蒙古统治者“每每尊其种类”，而压制汉人，“故修洁之士多耻之，流落无聊”。知识分子如此，至于广大人民，从元朝中期就不断发动武装起义以反抗元朝的残暴统治，直到发动了元末农民大起义，燃起了漫天烽火。元朝统治仅百年，可以说始终处在人民的反抗之下，最后在农民起义中被推翻。《水浒》写的是宋朝，但元代社会极端的压迫与反抗的情况直接启发着作者，给他以创作激情和构思。　　

　 　

四，作者署名的最早记载　　

考察了素材与社会的和思想的背景，再看最早记载有《水浒》一书的是何时何人，加上我们已经从语言入手确定了的作者生活的年代，就可以判断《水浒》成书大约在何时了。　　

据研究，最早谈及《水浒》一书的，是明代正德年间的高儒，他的《百川书志》写道：“《忠义水浒传》一百卷，钱塘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他在《百川书志·校刻序》写道，他的先人曾经说过，他家已经读书三代，虽不能说是尽有天下之书，但大体是不缺的，叫他好好读家里的书，以有所成就。这样，人们推论高家三代之前可能就藏有《水浒传》一书，而其“的本”之说，也证明在他当时的《水浒》版本已经不止一种。以高儒上推三代，是永乐年间，也就是明代初期就有了《水浒传》一书，至于该书的写作，则应当再前推，也就是说，是在元末、明初，不可能更早，也不可能更晚。明末清初的周亮工认为，所谓“施耐庵的本”是一种依托，而金圣叹的七十回本“伪为施序于前，此书遂为施有矣”。周亮工否定《水浒传》原作者为施耐庵。鲁迅认为，“二人生同时，其说当可信”。但其实，周亮工理由不能算是充足，生于同时乃至就在现场而说有误者多矣，况有高儒之说在前。　　

据研究，目前所见到的《水浒》最古本为《京本忠义传》，仅存两片残页共896字，版心上端有“京本忠义传”字样，据从字体、纸张等风格判断，当为明代正德嘉靖年间书坊所刻，就是说，这种“京本”也还应当有它所依据的原本，这原本的创作年代还应当往上推。《京本忠义传》残页的发现，证明着高儒所言不虚，但这《忠义传》内容虽然是《水浒》，其书却又并非高儒说的《忠义水浒传》，由此可见在正德年间《水浒》版本已经不在少数，这之前必已有了相当长时间的流传。有些学者只认残本年代就是创作年代，这就过于机械了，创作年代应当从残本所示年代往上推，这才应当是正确的思想方法。　　

徐朔方先生认为，《水浒》中提到宋朝时，有用“故宋”一词者，这当是元人语气，而不当是明人语气（明初人著《录鬼簿续编》，多处称元代为“故元”，可见沿习）。今以电脑在《水浒》中查找，用“故宋”一词共有七处，分别在引首、第22回、38回、41回、72回、90回、114回中，征田虎王庆的二十回未查。可见，在前七十回中就用了四次，当非偶然。即使这些“故宋”一词皆是元代话本留下的痕迹而编书者未去除干净，那也说明《水浒》一书具有元人作品的性质。徐先生同时还举出《水浒》中的民间口语若干，比如“杀人须见血，救人须救彻”等，在元杂剧中皆有。而《水浒》卢俊义故事中的李固其人其事，实取自元杂剧《合汗衫》，至于“百日血光灾”则为元杂剧中公式化的老关目。所以，他认为，据“故宋”一词，《水浒》成书不宜迟于元代，据卢俊义故事，也不宜成书更早。徐朔方先生认为，施耐庵本人也可能就是一位“书会才人”或“说话人”，他是汇合与编定“水浒”故事而成为《水浒传》的第一人，是得到公认的，所以有关版本上有“的本”和“集撰”这些字样。　　

鲁迅认为，《水浒传》是有“原作”的，只是“草创初就，未加润色”而己，可称为“简本”，它的写成，“当先于繁本”，而不可能是从繁本“删存”所得，因为这种“删存”是不必的，即鲁迅所谓“无烦改作”。胡适也认为，《水浒传》当有较早的“原作”，它写成在“明代初年”。　　

综上所述，《水浒传》一书作者，当为元末人，或元末明初人，其成书年代，亦当以此。　　

　 　

　 　

后半之功　　

说到《水浒传》中的“招安”，其现实的基础，是来自时代与社会。鲁迅在《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中说：“招安之说，乃是宋末到元初的思想，因为当时社会扰乱，官兵压制平民，民之和平者忍受之，不和平者便分离而为盗。盗一面与官兵抗，官兵不胜，一面则掳掠人民，民间自然亦时受其骚扰；但一到外寇进来，官兵又不能抵抗的时候，人民因为仇视外族，便想用较胜于官兵的盗来抵抗他，所以盗又为当时所称道了。”鲁迅说得是深刻的，但大约还可加上一条，即人民一般本来就同情于“盗”，深知“盗”的产生的根源往往却在官府的荒唐腐败，因此对朝廷的一味镇压不以为然，一方面认为朝廷自己要改好，另一方面认为对“盗”可采用“招抚”的一手来平息内乱。　　

《水浒》后半部，从第七十二回开始。在“英雄排座次”之后，梁山好汉们还有何事可做呢？他们将向何处去？朝廷对待他们将到底如何？这是摆在他们面前的问题，我们可将这称为“中心问题”。可是后半部《水浒》的内容，依百回本，是招安、破辽、征方腊，依百二十回本还要加上征田虎王庆，我们可将这些称为“中心事件”。现在我们要考察，在写这些“中心事件”时，英雄们的“中心问题”处在怎样的状况。在这个考察之下，我们就可以确定《水浒》后半部价值如何。我们已经知道，《水浒》英雄“受招安”之后，结局是悲剧的，我们就必须考察《水浒》后半部对这个悲剧的形成和发展写得怎样，以此来确定后半部的各个部分的文学价值。　　

　 　

1，招安与中心问题　　

第七十二回，宋江秘密潜入东京，想走李师师的门路，把愿意“受招安”的信息通给皇上。他与柴进燕青在里面与李师师饮酒说话，戴宗与李逵守在外面门口，李逵“头上毛发倒竖起来，一肚子怒气”。皇帝从地道而来，宋江等三个躲过一边，李逵二人在门口不知，杨太尉进来，喝问是谁人敢在这里，李逵提起交椅两下子把杨太尉打翻，并且扯下书画就放火，砸碎桌椅。皇帝吓得溜走，宋江等人也赶紧脱身出城。这就是“李逵元夜闹东京”。他原以为是到东京看灯的，也不知道宋江此行的真正目的，只是因为看到宋江跟李师师吃酒，并且把他排斥在外看门，他就闹了起来。因此，这次李逵之闹，是一种朴素情绪的发作，虽然如此，作为现象，却也与本质有关，预示着李逵这样的人，是与“受招安”相抵触的。“受招安”的悲剧主题，其实在前半部已经不断地点到，成了宋江的一种口头禅，客观上起着招降纳叛凝聚其力量的作用，至“李逵闹东京”这一回书，进入了实质性阶段，梁山内部将在这一问题上发生争议，到底该何去何从？朝廷也将在这一问题上发生争议，到底是剿还是抚？所以，第七十二回是“风起于青萍之末”，关目虽小（走访妓女），落笔甚大（意在招安），应该说，这一笔起得是好的。同时，通过皇帝专辟暗道到娼家取乐，进一步揭露了宋朝的腐败，深化了《水浒》悲剧的大环境。　　

在“英雄排座次”之后，便写宋江进京谋求招安，结构上是紧凑的。接下去的第七十三、七十四回写了四个故事，三个是李逵的，“乔捉鬼”、“双献头”、“乔坐衙”，一个是燕青的，“智扑擎天柱”。在“捉鬼”故事里，李逵杀了两个装鬼偷情的男女，这杀得有点鲁莽，是李逵的风格；在“献头”故事里，李逵砍倒了“替天行道”杏黄旗，因为听说宋江虏掠了民女，后来他杀了冒充宋江的强人，献头折罪；在“坐衙”故事里，他闯进衙门，强夺官服穿上，像个跳大神的胡闹了一通。燕青的故事是上擂台挑战，摔倒了大力士任原。这四个故事，可以说与悲剧主题关系不大，但它们也具有一定的意义，说明着梁山大聚义之后，英雄无事可做，而李逵砍倒杏黄旗这一情节，较为突出地表现了李逵为代表的梁山英雄“替天行道”的聚义深衷，是一个神来之笔。所以，这两回书在结构上和内容上作为过渡，是说得过去的。　　

第七十五回写阮小七偷换御酒，李逵扯诏骂钦差（“容本”改为“谤徽宗”）。这回书写的是梁山上不同意受招安的一派对主招安的一派的抵制与捣蛋。阮小七用村醪白酒偷换了御酒，但没有说破这一秘密，使得御酒成了一个事件，引起众多英雄对朝廷招安不满；而诏书写得言词傲慢，又引起英雄不满，李逵跳出来“夺过诏书，扯的粉碎，便来揪住陈太尉，拽拳便打”，并且说“你那皇帝正不知我这里众好汉，来招安老爷们，倒要做大！你的皇帝姓宋，我的哥哥也姓宋，你做得皇帝，偏我哥哥做不得皇帝！你莫要来恼犯着黑爹爹，好歹把你那写诏的官员都杀了！”后来鲁智深武松刘唐史进等人也一齐发作，许多好汉都“骂下关去”，即退出了这个招安大会。这一回书可以说写得很精彩，对好汉们在那一典型时刻的情绪刻划，是十分典型的。也许有人会认为偷换御酒毕竟不光明正大，其实，这正表现了阮小七等人的行为方式，他们是没有多少“文化”的，在这种胡闹捣蛋之中表现了对招安的抵制，是极其真实的。正如吴用当时对宋江所说：“哥哥你休执迷，招安须有时日。如何怪得众弟兄们发怒，朝廷忒不将人为念。……早晚必有大军前来征讨，一两阵杀得他人亡马倒，片甲不回，梦着也怕，那时却再商量”。吴用抓住了朝廷做事的心理内容和行为方式，正是以作者对历史的透彻认识为前提的，虽仅寥寥数言，却是十分深刻。　　

接下来的第七十六到第八十回，是梁山好汉“两嬴童贯、三败高俅”，这是梁山好汉与朝廷方面最大的两回作战，带有决战的性质，打得最为痛快淋漓，取得了最为了不起的胜利，竟然把高俅活捉了。一方在谈招安，一方面又发生这样大的战事，并且重重地教训了统治者，实在势所必然，也是最为深刻之笔。可惜的是，既然梁山好汉的军事力量这样强大，却为何不选择李逵等人主张的道路呢？人们过去也有过分析，认为在梁山义军内部主要将领的人员组成上，是宋江为代表的观点和势力点着上风，此外，当时宋朝边患也使得人们产生着一种民族的和国家的意识，认为到边庭上去保卫国家，也有自己的一份责任，如果朝廷好生相待，则不应当再占山为王，而可以下山与朝廷合作，并且某种传统的或正统的思想也在影响着人们，所以宋江的主张有着这样合理的一面和一定组织基础，占了上风是不奇怪的。这五回书在一种很真实的程度上写出了历史，并且能这样放笔挥洒痛快淋漓，堪称大笔。与朝廷方面发生这样大的战事，英雄们有这样大的军事力量，就为招安成功以及英雄们的悲剧结局，作了最充分的铺垫，而这一切，至少主要并不是从“相反相成”或“欲扬先抑”之类的艺术概念出发的，而是从历史的真实与必然出发的，可以说写到了波澜壮阔、叹为观止的程度。　　

接下来的第八十一回书又是个过渡，写的是燕青终于通过李师师见到了皇帝，揭露了童贯高俅在梁山惨败的真相，传递了梁山愿受招安的信息，这样的两个方面，就使得皇帝倾向到了招安派一边；同时，梁山好汉又救出了被放回东京的高俅所软禁的肖让与乐和。所以，这回书的作用在于，进一步表现朝廷内部招安与反招安的深刻对立，而预示朝廷内部招安派力量将会有决定性的上升。这就很自然地可以过渡到下一回书，即招安成功。　　

梁山好汉受了招安，他们是怎样下山的呢？这就有了第八十二回“梁山泊分金大买市”，不是亏作者能想得出，而是作者似有着这方面的历史经验和知识。圣手书生肖让写出告示，“差人去附近州郡及四散村坊，尽行贴遍”。梁山泊将一部份金珠宝贝彩缎绫罗纱绢等等，堆集山寨，尽行招人买市十日”，卖得很便宜，以谢“四方百姓”。众头领进京受招安，而家眷暂留山寨，受了招安之后，这才以一万人回山寨，余众在京师屯扎，回去的人则负责安排家眷返乡，至于山中屋舍，任从附近百姓搬拆。这样的离山，秩序井然。而招安也不是没有反复的，朝廷先是要将宋江兵马打散调开，引起梁山好汉不满，而朝中更有童贯等人认为可以将一百八人赚入城内，一举剿除，天子也只是“沉吟未决”，亏得有招安派的意见说，“四边狼烟未息，中间又起祸胎”是不行的，正好辽国兴兵十万侵占山后九州，官军“每每只是损兵折将，唯瞒陛下不奏”，不如即发宋江之军破辽。这样情况之下，天子“龙颜大喜”，招安至此才算完全定当。这样的曲折，书中虽只是一笔带过，却如冰山一角，历史海洋之下整座冰山的存在是真实不虚的。　　

但作者也并未放过以上所说的尖锐矛盾，“陈桥驿滴泪斩小卒”的风波，正是“冰山一角”上发生的一个典型事件，亏得宋江有妥当处理，以及宿太尉从中斡旋，天子得知贪官剋扣作弊的事实，而梁山人马整装待发准备破辽，事情这才没有闹僵。兵未破辽，竟然自斩小卒一名号令三军，而这个小卒的反抗，是代表着所有梁山好汉的，一层悲剧的阴影，如同乌云笼罩。“宋江禁治不严之罪，权且记录，待破辽回日，量功理会”，朝廷没有因这个事件改变对梁山招安的主政策，梁山也抱着为国立功争取好前途的幻想，这一矛盾也就暂且缓和下去。　　

这样，从第七十二回，直至第八十三回，作者始终抓住了一个中心事件，即招安，也同时始终没有放过一个中心问题，即招安之后梁山英雄无可避免的政治劣势和悲剧处境，这一处境在招安大前提下处在次要矛盾，但一直时起时伏、尖锐存在。我们还将看到，招安作为中心事件过去了，破辽作为中心事件取而代之，而那个中心的问题，作为一个次要矛盾，却依然存在、时时露头，实际成了一个伏笔，一直贯穿到底，也就是说，到一定时侯这个次要矛盾将上升为主要矛盾，人马零落、不能东山再起的宋江李逵等人，只有一个一个地被整死。　　

　 　

2，破辽与中心问题　　

宋江征讨辽国，势如破竹，辽国内部竟有个欧阳侍郎建议辽国招安宋江，说“宋江这伙，都是梁山泊好汉……蔡京童贯高俅杨戬四个贼臣弄权，嫉贤妒能，闭塞贤路，非亲不进，非财不用，久后如何容的他们！”辽主一听也就同意，说“封宋江为镇国大将军，总领辽兵大元帅……众头目的姓名都抄来，尽数封他官爵”。这欧阳侍郎到了宋营，就“招安”宋江等人，说“宋朝奸臣，闭塞贤路，有金帛投于门下者，便得高官重用，无贿赂投于门下者，总有大功于国，空被沉埋，不得升赏……今将军统十万精兵，赤心归顺，止得先锋之职，又无升授品爵，众弟兄劬劳报国，俱各白身之士……将军纵使赤心报国，建大功勋，回到朝廷，反坐罪犯……”，宋江敷衍了一番，送走欧阳侍郎，问吴用如何，“吴用听了，长叹一声，低首不语，肚里沉吟”，后来回答宋江说，欧阳侍郎的话，“端的是有道理”，宋江就说出了“纵使宋朝负我，我忠心不负宋朝”的话，表示自己要“尽忠报国，死而后已”。应当说，这一笔巧妙扣住了“中心问题”，写得是好的（后来宋江吴用将计就计诈降一回，又破了辽国一阵，欧阳侍郎挨了辽主责骂）。　　

宋江去见罗真人，虽得到罗真人对他的勉励，但给他预见的前景却并不美妙，说他“一生命薄，不得全美”，还有“好处多磨，忧中少乐”，劝他“得意浓时便当退步，勿以久恋富贵”，宋江表白说，他只愿“弟兄常常完聚”，罗真人说“大限到来，岂容汝等留恋乎”，于是在纸上写了“幽燕功毕，明月虚辉”的话，以示“天机”。这一笔阴影笼盖，同样伏笔到底，是对梁山好汉未来前途这一“中心问题”的表现，写得也是好的。　　

第八十八回写一个叫王文斌的团练使，押运五十万衣袄到宋江营中，却自告奋勇说“自幼颇读兵书，略晓些阵法，就到军前，略施小策，愿决一阵”，副枢密赵安抚听了大喜，王文斌先是观阵，不懂装懂，“且图诈人要誉”，他下令擂鼓搦战，于是挺枪跃马出阵，却也斗了二十余合，却终于被辽将砍做两段。这王文斌有点喜剧色彩，可算是一个讽刺，反衬着梁山英雄破辽不易。这一笔写得也是好的。　　

辽国将破，其内部就有人提出议和，一是贿赂宋江，以求停战，一是贿赂蔡京等四个贼臣，“买其讲和，必降诏赦”。结果宋江拒贿，但许其投降；而“辽国君臣收拾玩好之物，金银宝贝，彩缯珍珠”十车，“先寻门路，见了太师蔡京等四个大臣，次后省院各官处，都有贿赂”，于是准了议和。这样结束破辽之战，可算一笔不苟，紧扣住宋朝腐败奸臣弄权，皴染着梁山好汉悲剧的政治背景。　　

在一派风雪之中，赴辽宣诏的宿太尉在边塞与宋江见面，说“省院等官，蔡京童贯高俅杨戬，俱各受了辽国贿赂，于天子前极力保奏此事，准其投降，休兵罢战”，宋江叹道，“非是宋某怨望朝廷，功勋至此，又成虚度”，并说“某等一百八人，竭力报国，并无异心，亦无希恩望赐之念，只得众弟兄同守劳苦，实为幸甚。若得枢相肯做主张，深感厚德”。这时的宋江，虽立这样大的功劳，却也不敢奢望什么论功叙升，只求朝廷不要将他们众弟兄拆散，命运已经不能掌握在自己手中，开口就是哀求宿太尉能为他们做主，担心的就是悲剧的结局，这是何等可怜。宋江何不振臂一呼反上梁山而去，或是据守辽地“图王霸业”呢？书中虽未作剖析，读者却是可以分析的，总的来说，自有使他不可能这样做的内在和外在原因。所以，与宿太尉边塞见面这一笔，虽只寥寥数语，却是十分悲凉、力透纸背的。　　

作者接着写了五台山宋江参禅，得到的不过是智真长老所赠“泥沙堆里频哮吼”的谒语，实际是对他以及梁山全体命运的写照和预言；写了燕青射雁，引起宋江口占一诗说“月冷风清也断肠”，又作词一首说“诉不尽许多哀愁”；写了公孙胜辞别归山，“人人洒泪，郁郁不乐”；这样，破辽之后的梁山队伍，是笼罩着一片阴郁的气氛，这正是他们的“中心问题”越来越显得尖锐突出的表现。这些部分写得也是好的。　　

接着是写百官朝贺，只有宋江卢俊义二人有职，可以进朝，余皆白身，不得进朝，而宋卢二人官小位低，不能上殿，从天明等到中午，才得到了一杯御酒，回来后不免“愁颜赧色”，惹得李逵又叫要重上梁山泊。朝廷下了命令叫梁山人马城外驻扎，人员不准擅自进城，宋江“转添愁闷”，六个水军头领跟吴用商议要劫掠东京、重返梁山落草，吴用没有答应，宋江得知后说你们要这样，我也无颜在人世，我先自刎，然后听随你们所为，于是“俱各垂泪”，也拿不出好办法来。这样，听说朝廷要征讨方腊，宋江就主动请缨。对于梁山好汉来说，剩下唯一可做的事情，也就是不断为朝廷出力，否则自己也不知道该怎样过下去，至于希望，至于他们“何去何从”这一“中心问题”，则永远处在渺茫以至糊涂之中，可是他们又不甘完全绝望，否则还有什么活着的意思呢？这种更为内在的悲剧意味，其实是比他们具体的战死或被害死，还要深重无数倍的。书中虽没有这样的明说，但通过宋江与众好汉一再的窘迫尴尬处境，实已指出。　　

　 　

3，破腊与“中心问题”　　

可以说，有关梁山英雄未来前途这一“中心问题”，至破方腊这一回，达到了高潮，至于后来的“宋公明神聚蓼儿洼”，已经是悲剧结局本身了。在破方腊这一“中心事件”里，较重地提及“中心问题”的，有十多处。最先战死的是宋万、焦挺、陶宗旺三人，宋江悲伤，大发感叹，是其一；方腊的常州武将钱振鹏骂关胜“量你等一伙，是梁山泊草寇，不知天时，却不思图王霸业，倒去降无道昏君”，是其二；折了韩滔、彭王已，宋江大哭说“莫非皇天有怒，不容宋江收捕方腊”，是其三；又折了郑天寿、曹正、王定六之后，宋江哭倒，说“兄弟们如手足之亲”，是其四；李俊与太湖费保暗约将来“江海内寻个净办处安身”，后来果然没有到朝廷去受封，走了另一条路，是其五；张顺死后，宋江说“我丧了父母也不如此伤悼，不由我连心透骨苦痛”，是其六；折了索超、邓飞，宋江纳闷，又折了刘唐，宋江痛哭，说起刘唐“受了许多辛苦，不曾快乐”，是其七；宋江见了朝廷所赐锦衣御酒，想起死了许多弟兄，“蓦然伤心”，是其八；阮小七、阮小五为阮小二挂孝，反劝宋江说“我哥哥今为国家大事，折了性命，也强似死在梁山泊埋没了名目”，是其九；方腊手下之将“小养由基”骂史进说“你这伙草贼，只好在梁山泊里住，啃勒宋朝招安诰命，如何敢来我这国土里装好汉”，是其十；宋江得知卢俊义手下折了史进等一十三人，说“不由人不伤感……渐渐雕零，损吾手足”，是其十一；鲁智深对宋江说“洒家心已成灰，不愿为官，只图寻个净了去处……只图个囫囵尸体，便是强了”，宋江听了，“默上心来，各不喜欢”，是其十二；鲁智深圆寂，“今日方知我是我”，是其十三；燕青劝卢俊义抽身早退，不然就“悔之晚矣”，卢俊义不肯，是其十四；燕青离去时留一纸给宋江，写的是“不堪国家重用，情愿退居山野，为一闲人”，是其十五；如此等等。李贽评道：“人说宋江人马到征方腊时渐渐损折，不知此正是一百单八人幸处。不但死于王事为死得其所，倘令既征方腊之后，一百单八人尚在，朝廷当何以处之？即一百单八人亦何以自处？”此言说出了梁山英雄悲剧的必然性。　　

　 　

4，征田虎、王庆与“中心问题”　　

征田虎、征王庆，在百二十回里，次序置于破辽之后、破腊之前，今以“中心问题”这一标准去检查这二十回书，这一最为要紧的问题是大为淡化了。我们知道，据研究，“田、王”二十回书，是从《征四寇》那样简陋的文字修改而来，基础较差，所以“中心问题”有所淡化是不奇怪的，但它毕竟还注意加进了这方面的内容，这必是有心之人所为了。既然注意到不能失去好汉们“何去何从”这“中心问题”的尖锐存在，也就说明宋江以及梁山好汉的悲剧在原作里有着重要地位，使得插入“田，王”者不能不注意到这一点。原作并不是仅仅到英雄排座次为止，并且前七十回中宋江口口声声说的将来受招安，也是原作所有的伏笔，不是后来人安插进去的。此外，“征田、王”这二十回书中收伏的“将领”，理当用在后来破腊之战中，却一个也没有见到，这充分说明这二十回书是后来插入。　　

这二十回中多少也涉及“中心问题”的只有三处，并且写得都不深入。在“李逵梦闹天池”中，让李逵梦中杀了蔡京等四个奸臣，大叫“快当快当”，是其一；在“处女做先锋”中，说到蔡京等人仍在天子面前说宋江的坏话，是其二；在“张清缘配琼英”中，朝廷派了一个陈安抚到宋江军中，正如破辽时曾派一个赵安抚一样，这是朝廷对宋江的监控，但陈安抚与赵安抚一样，对宋江是理解同情的，总是安慰宋江“班师回京，天子必当重用”，是其三。“亚东本”写有皇帝出城十里迎接“破田”胜利归来的宋江军队，并且封宋江为“征西大元帅”，而在“袁杨本”中被去除干净，说明着“袁杨本”的编者对《水浒》整体悲剧的把握有着更清醒些的头脑，但为图书市场考虑，仍未能拿掉这累赘的二十回书。　　

综上所述，则《水浒》后半部，特别是招安、破辽、破腊这三个部分，是十分有价值的，使得《水浒》一书具有了深入一步的现实主义文学品格，写出了走向悲剧结局之具体的必然的过程，若无这一过程，则悲剧结局就会来得突然来得抽象，而成为无源之水，金圣叹的七十回本之所以不能令读者满足，原因就在此。所以人们愿意认为，后半部如果不是施公原作，也大约曾经留下了草创的初稿，让后人续成其书。胡适在《水浒传考证》中特别重视周亮工《书影》所说“故老传闻，罗氏《水浒传》一百回，各以妖言冠其首，嘉靖时，郭武定重刻其书，削其致语，独存本传”，认为《水浒》“本传”是一百回。鲁迅观点亦同，认为征辽的这部份应当原来就有，而不是明代才撰进去的。今我们从对后半部“中心事件”与“中心问题”的考察可证，“原作”确实是会含有“招安、破辽、破腊”这几十回书的，而“田、王”二十回书则为累赘。　　

至于版本，则以读袁杨本一百二十回（1975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印行过）中的一百回为好，其中之“田、王”二十回可以不看；“容与堂本”虽然正好一百回，却不算好，因为明代文人加进了一些不好的东西。　　

　 　

　 　

施耐庵与戏曲

从《水浒》可以证明，施耐庵对戏曲相当熟悉和喜爱。第五十一回，先写“勾栏”演出在社会上反响很大，李小二告诉雷横，“近日有个东京新来打踅的行院，色艺双绝，叫做白秀英……如今在勾栏里说唱诸般品调……或是戏舞，或是吹弹，或是歌唱，赚得那人山人海价看”。然后通过雷横的眼，写勾栏外面的宣传性设施，“门首挂着许多金字帐额，旗杆吊着等身靠背”。进得里面，是坐在“青龙头上第一位”，雷横是县里的都头，因此可以坐较好的座位，也许还是别人让他坐的，因为此时台上的戏已经开场，正做着“笑乐院本”。院本做好，白父出场，介绍他的女儿白秀英出场。“锣声响处，那白秀英早上戏台，参拜四方，拈起锣棒，如撒豆般点动，拍一下界方，念了四句七言诗”，便介绍底下要说唱的话本，已经写在“招牌”上，“是一段风流蕴藉的格范，唤做‘豫章城双渐赶苏卿’。”接着就“开话”，说了又唱，唱了又说，必定还“撒豆般点动”手中的“锣棒”、不时“拍一下界方”。底下发生了白秀英父女与雷横的冲突，勾栏里的演出也就中止了。     　　

以上可见勾栏里演出内容丰富，有“说唱诸般品调”，有“做笑乐院本”，有说唱“话本”；艺术形式多样，“戏舞”、“吹弹”、“歌唱”，而所谓“做着笑乐院本”，大约就是由演员装扮角色演出喜剧。勾栏里有吹弹之声、歌唱之声、拍打界方之声、撒点般的打鼓声（“撒豆般点动”显然是打鼓，而不是敲锣），还有观众欢笑声，真是很热闹。　　

施耐庵不仅这样熟悉地描写了勾栏即剧场情况，并且通过描写白秀英父女与知县的关系，反映了当时江湖艺人的复杂处境和由此带来的性格二重性，更可见他对演员有着较具体深入的了解。　　

施耐庵在《水浒》第八十二回更以长长的骈文描写了舞台上的情况，其中五百字是说戏曲的，为《中国戏曲通史》引用来探讨当时的戏曲角色等问题。他依次写到了角色类型及其出场的次序，“头一个装外的”，戴着“黑漆幞头”，穿着“描花罗襕”，“第二个戏色的”，对其腰里“系”的、头上“裹”的、脚上穿的、身上穿的都作了描写，“第三个末色的”，也是对穿着有一番描写，这个“末色”上场最先开口，念了“几段杂文”，“提掇甚分明”，“第四个净色的”，“语言动众，颜色繁过，依院本填腔调曲，按格范打诨发科”，“第五个贴净的”，是个丑，“忙中九伯，眼目张狂，队额角涂一道明戗，劈面门抹两色蛤粉”，穿着上也很引人发笑。“这五人引领着六十四回队舞优人，百二十名散做乐工，搬演杂剧，装孤打撺”。于是，演出开始了，一派乐器声中，“吊百戏众口喧哗，纵谐语齐声喝采。装扮的是，太平年万国来朝，雍熙世八仙庆寿，搬演的是，玄宗梦游广寒殿，狄青夜夺昆仑关”，也演出“神仙道侣、孝子顺孙”，演出效果是“可坚心志，足养性情”。戏演过了，就是歌舞。　　

可见，施耐庵对戏曲不但熟悉，并且知识相当专业。　　

有一种说法认为，南戏《幽闺记》作者施惠，即《水浒》作者施耐庵，今对照《幽闺记》与《水浒》，又对照《幽闺记》所本的关汉卿杂剧《拜月亭》，觉得从内容与语言等方面，施惠与施耐庵可以疑为一人。述之如下：　　

 1，全剧开头《西江月》一首，与《水浒》开篇一首“词曰”，风格一样，意思一样，有的词语也一样。　　

 《幽闺记》开篇词：轻薄人情似纸，迁移世事如棋。今来古往不胜悲，何用虚名虚利？遇景且须行乐，当场谩共卸杯。莫叫花落子规啼，懊恨春光去矣。　　

《水浒》开篇词：试看书林隐处，几多俊逸儒流。虚名薄利不关愁，裁冰及剪雪，谈笑看吴钩……见成名无数，图名无数，更有那逃名无数。霎时新月下长川，江湖变桑田古路……不如且复掌中杯，再听取新声曲度。　　

 2，《幽闺记》从关汉卿《拜月亭》来，但现存《拜月亭》中关于“金”、“宋”，已无有提及，仅含糊其词说“锦秀华夷，忽从西北天兵起”，或许施惠当时所见就是如此，而《幽闺记》中，一开头就明确以“番兵”口吻写到“势压中华，仁将夷化”，“中华臣宋”这些话。全剧营造的背景是“番兵”进攻“金国”，是中国北方的事情，其实一目了然是以北宋南宋人民经受的苦难为现实基础。作者显示出对宋代故事的特别关注，以至在第十二出《山寨巡逻》中竟然让小强盗说道：“宋江三十六，回来十八双。若还少一个，定是不还乡”，语出《大宋宣和遗事》，这更分明显示出了作者对宋代故事的关注。其第九回《绿林寄迹》描写占山为王的人们，“除非黄榜见招安，余下官兵收不得”，第二十四出《会赦更新》，写山大王遣散众喽罗，自己上京应试武状元为国家效力。不难看出，这些很与将来的《水浒》一书有关。　　

 3，《幽闺记》第四出，写朝廷的“早朝时分”，不免令人想起《水浒》第一回开头写的“五更三点”早朝。描写的内容有许多一致，所用的语言有许多亦类。　　

 《幽闺记》：“怎见得早朝，但见银河耿耿，玉露瀼瀼。似有似无，一天香雾；半明半灭，几点残星。铜壶水冷，数声莲漏出花迟；宝鸭香消，三唱金鸡明曙早。人过御沟桥，灯影里衣冠济楚；马嘶宫巷柳，月明中环珮铿锵。钟声响大殿门开，五音合内宫奏乐。……文官有稷契伊傅之才，武将有起翦颇牧之勇。正是，日月光天德，山河壮帝居”，等等。　　

 《水浒》：“祥云迷凤阁，瑞气罩龙楼。含烟御柳拂旌旗，带露宫花迎剑戟。天香影里，玉簪朱履聚丹墀；仙乐声中，秀袄锦衣扶御驾。珍珠帘卷，黄金殿上现金举，凤羽扇开，白玉阶前停宝辇。隐隐净鞭三下响，层层文武两班齐”。　　

 4，《幽闺记》第六出为《图形追捕》，令人想起《水浒》中不止一回写到的这种情节，这是落难英雄必有的险恶经历，英雄将由此而被“逼上梁山”，《幽闺记》剧中金国的落难英雄“蒋世昌”也由此而在虎头山上做了寨主。施耐庵常写到这样的被追捕的人生情境，至少他是一个十分容易同情的人，对人的心灵痛苦有巨大的体会能力。　　

 5，《幽闺记》第七出《文武同盟》写逃难英雄“蒋世昌”受到土地神的掩护，这令人想起《水浒》写宋江受到九天玄女娘娘的掩护。须知，“蒋世昌”在《幽闺记》中的地位，正相当于宋江在《水浒》中的地位，这就简直是为以后的《水浒》提供了模式。此外，《幽闺记》特地提到“蒋世昌”原是“忠孝军”的统领，这令人想到《水浒》宋江倡举的“忠义”大旗。又，第九出《绿林寄迹》竟是以一首“招安诗”作结束的，“暂居山寨作生涯，喜得将军肯上来。巍岭峻峰通隐豹，野花芳草待时开”，这与《水浒》英雄排座次后，宋江吟出盼望招安的诗来，可算一类。　　

 6，第二十二出《招商谐偶》写到一个“广阳镇招商店”，在《拜月记》中，是提到“招商舍”的，但没有“广阳镇”三字，施耐庵祖籍兴化，兴化城古称有山阳镇、昭阳镇、楚阳镇等名，则与“广阳镇”三字有点联系了，事非偶然，是施耐庵寄其思乡之情乎？　　

 7，《拜月亭》第三折写道“你姐夫姓蒋，名世隆，字彦通”，与今人所考施耐庵即元末泰州白驹“施彦端”有一字之同，年代较远的关汉卿当然不知以后有这个大文学家施彦端，这是笔下巧合而已。《幽闺记》中的蒋世隆却无“字彦通”的说法，如其作者不是施耐庵，则仅是为简洁而删去，如其作者恰是施耐庵，则是有意做一个回避了，至少以免朋友的取笑。　　

 8，第九出《绿林寄迹》中写到小喽罗挖到一个石匣子，内藏除非头领不能戴用的头盔宝剑，而《水浒》七十一回“忠义堂石碣受天文”写的是，从地下挖出了决定英雄座次的天赐之物石碣，真是何其相似乃尔。如《幽闺记》作者不是《水浒》作者，则二人思维一致之处未免太多了些，如果二人本是一人，则他的这些思维定势是格外耐人寻味的。　　

 9，第三十一出，“学生姓卞，双名登科”，今考元末盐城伍佑卞元亨是施耐庵姑表兄弟，从张士诚起义，年轻时曾在家乡蹴虎至死，对施耐庵写武松打虎当有所启发，这“元亨”二字，与“登科”二字，其意有相通之处，卞登科者，卞元亨也，疑是施耐庵的文字游戏以调侃家乡的这位表弟。　　

 10，《幽闺记》中所显示的作者的本土语言是泰州、兴化方言，并且恰与《水浒》里这种方言的大量集中与娴熟运用一致，它应在相当重要的程度上说明着作《幽闺记》的施惠即是作《水浒》的施耐庵。谨举例如下：　　

 第六出，“哄我说打了十三，你每欺我老爷不识数”之“哄我”与“不识数”,“鹅酒得些噇”的“噇”字, 皆泰州、兴化方言，《水浒》中多用。　　

 第七出，“一只鹅，一只鸡，一刀肉”，这“一刀肉”尤是泰州、兴化人口语。　　

 第九出，“我们都没事”，“我倒有事”，“山花当饭，溪水当茶”的“当饭、当茶”，“说几句大话唬人”，“倒了虎头山的架子”，“双拳不敌四手”，“奉承他几句吧”，皆泰州、兴化人口语。　　

 第十出，“不当稳便”，是泰州、兴化人语，且《水浒》中多用。“伏侍”亦泰州兴化人口语。　　

 第二十二出，“有甚么好下饭”，“借宿”，“一个大马子”，“一个尿鳖子”，“端到东端到西”，“一个筋头就过去了”，“洗脚水”，“畚灰刮锅”，“不知你妹子随着那个呢”，“你自身顾不得，那管得别人”，“越看越波俏”，皆泰州、兴化人口语。　　

 第二十五出，“是那个？请你看病的”，“我若一日不医死它几个，叫外婆姐姐在家里喝风”，“你不晓得”，“我晓得我晓得”，“手脚如冰吓死人”，“煎药煮粥”，皆泰州、兴化人口语。　　

 第二十六出，“怎生街头上睡”，“家私老小”，第二十七出，“前街后巷”，第三十二出，“你怎么认得他”，第三十五出，“一身没靠，举目无亲”，是泰州、兴化人语。　　

 11，此外，还有些语言，如第十七出的“恁的”，第二十二出的“浑家”，第三十一出的“端的”，这些在杂剧《拜月亭》中也有。而《拜月亭》中还出现“婆娘”一语，以及“厮”字，如“厮认”，“厮抛撇”，“厮爱的夫妇”，“厮收厮拾”，《水浒》中也常用，如“这厮”，《幽闺记》中也用了一个“厮见”，说明着施耐庵在写作中对元代通用语言的的吸收，而“婆娘”一词虽人人熟知是兴化一带对妇女的称呼，同时却与元代北方语言有关。　　

 12，对于“东与西”，《幽闺记》与《水浒》共有一种常用的习惯，第二十二出“端到东端到西”，第二十五出“有家难向，他东我西”，第二十六出“你东我西”，第三十四出“你东咱西”。《水浒》有“你在东时我在西”之语，又施耐庵轶曲《秋江送别-沉醉东风》有“你向西来我向东”之句。　　

 对于“太平”，《幽闺记》与《水浒》亦有共同点，第二十三出有“重逢太平，重乐太平”，“太平本是将军定，还许将军见太平”句，第二十四出有“再生重见太平”，“再生重睹太平时”句，第二十五出亦有“重逢太平，重乐太平”句。《水浒》引首诗有“人乐太平无事日”句，引首中两次年到“天下太平”，金圣叹批本《水浒》卷终诗有“太平天子当中坐”句，可见“太平”二字乃是当时一大问题，《水浒》与《幽闺记》写的都是极不太平，但无论朝廷无论山林追求的却是太平。　　

 前已言及，曲学大师吴梅两次说到，“《幽闺记》为施君美作。君美名惠，即《水浒传》之耐庵居士”。此言最有力的“所本”，应当就是《幽闺记》所写生活内容思想内容与文笔用语本身。

此外，罗贯中也是一个与戏曲有关的人，因为《录鬼簿续编》是明明白白记载着他的，“罗贯中，太原人，号湖海散人。与人寡合。乐府，隐语，极为清新。与余为忘年交。遭时多故，天各一方。至正甲辰复会，别来又六十余年矣，竟不知所终”，罗贯中所作杂剧有《风云会》今仍存。有人很刁地问《录鬼簿续编》为何没说到罗贯中会写小说？所以这“罗贯中”不是写《三国演义》的罗贯中。当然可以这样一问，但毕竟也不能否定这个罗贯中即人们所知的罗贯中。人们推测元代灭亡时，罗贯中近五十岁。若施耐庵果为其师，则当在六十至七十岁左右，他们都是大半生在元代生活的人，宜乎用元代语言创作，而不能写有“容本”中那些“性描写”。人们认为《三国演义》成书早于《水浒传》，因而罗贯中不可能是施耐庵的门人，但《施子安墓志》甚至说到施耐庵也是《三国演义》作者。只能说，这些情况仍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村，庄，镇，州　　

◎如今实际中“村”与“庄”的情况，在《水浒》里早已是一种现实，作者写得一丝不苟、非常严格。　　

第二回，题为“九纹龙大闹史家村”，叙述中却是“一所大庄院”、“史家庄”、“庄主史太公”、“庄客”等语。第四回，“于路说些闲话，投七宝村来。不多时，早到庄前下马”。第五回，题为“花和尚大闹桃花村”，叙述中却是“和尚，日晚来我庄上做甚的”，“只见庄里走出一个老人来”，“桃花庄”等语。第九回，“俺这村中有个大财主，姓柴名进”，“柴大官人庄在何处”，“转弯来到庄前”，“那簇人飞奔庄上来”，“羞颜满面，自投庄外去了”。第十一回，柴进说，“这里是小弟的东庄”。第十四回，“我们且押这厮去晁保正庄上讨些点心吃了”，“原来那东溪村保正姓晁名盖”，“东门外有两个村坊，一个东溪村，一个西溪村”，“吴用拽上书斋门……到晁家庄上”。第十五回，“取路投东溪村来……早望见晁家庄”，“且请到庄里说话”，“六人俱从庄外入来”。第十六回，“安乐村，有一个闲汉，叫做白日鼠白胜”。第二十二回，“他父亲宋太公并兄弟宋清，现在宋家村住”，“知县……差三两个做公的，去宋家庄勾追宋太公并兄弟宋清”，“公人领了公文，来到宋家村宋太公庄上”，“你等可带多人，去宋家村宋大户庄上，搜捉犯人宋江”。　　

可见，“村”或“村坊”是行政单位，“庄”是私人庄院，构成“村”的主体，某庄某村互为指代，地主称太公，农民称庄客，“庄”有门，有围墙。如史进“喝叫庄客：‘不要开门！’掇条梯子，上墙打一看时，只见……”。又如“背后众士兵发著喊，一齐把庄门打开，都扑入里面”，“这雷横亦有心要救晁盖，以此争先要来打后门”。　　

《水浒》中对村庄的组成结构，在王进与史进一回书中交代有序且详。王进子母二人“走了一晚，不遇著一个村坊”，后来到了史家村，首先是“一所大庄院，一周遭都是土墙，墙外却有二三百株大柳树”，王进“敲门多时”，有一个庄客出来开门。史进作战备时，是“叫庄客去请这当村里三四百史家庄户”，说，“各家准备，我庄上打起梆子，你众人可各执枪棒前来救应，……共保村坊”。当少华山强人前来时，史进“就庄上敲起梆子来。那庄前庄后，庄东庄西，三四百史家庄户，听得梆子响，都拖枪拽棒，聚起三四百人，一齐都到史家庄上。”可见，一村必以一地主庄院为核心，四周散住著数百家庄户，这些庄户当自有小小院落。　　

地主庄院在历史上也有过它的美妙时期，《水浒》赞美史家庄时写道：   　　

前通官道，后靠溪岗。一周遭青缕如烟，四下里绿阴似染。转屋角牛羊满地，打麦场鹅鸭成群。田园广野，负佣庄客有千人；家眷轩昂，女使儿童难计数。正是家有余粮鸡犬饱，户多书籍子孙贤。　　

在兴化及其四周，解放前比较大的地主家，仍是有庄院以至有武装的，而在多数上，一个村子，虽称“庄”，却并无有形的庄院和围墙庄门之类。《水浒》上却较严格，既是“庄”，则必有庄院，否则就不称“庄”。《水浒》上最大最有名的庄子，当数祝家庄，“这里方圆三十里，却唤做祝家庄”，把旁边的李家庄、扈家庄都代表了。祝家庄“有三层城墙，都是顽石垒砌的，约高二丈。前后两座庄门，两条吊桥”。　　

“乡村”连称，是指“乡”与“村”两级行政单位，如第十五回，“如今那官司一处处动弹，便害百姓，但一声下乡村来，倒先把好百姓家的猪、羊、鸡、鹅，尽都吃了”。有“村”无“庄”的情况可能是有的，比如，第十五回的“梁山泊边石碣村”里，就没有提到“庄”。水面为主的“石碣村”是一些分散无联系的三两渔家的行政总称而已，但也有个中心地，那就是“石碣村镇”：“却才讨了我头上钗儿，出镇上赌去了”，“两只船厮并著，投石碣村镇上来”。这个“石碣村镇”，显然并非是比“乡”还大一级的“镇”，它比起一般有“庄”的“村”，也许还要小些和不成规模。第三十一回，“知府押了文书，委官下该管地面，各乡、各保、各都、各村，尽要排家搜捉”，“有做公人出城来各乡村缉捕”，这是正规叙述行政单位的，没有提到“镇”这一级。第三十三回，“这清风寨却在青州三岔路口，地名清风镇”，“那镇上人答道，这清风寨衙门，在镇市中间”。清风寨有两个官员，一是文知寨刘高，一是武知寨花荣，官不以“镇”名，反以“寨”名，可见行政上无“镇”。      　　

 “镇”作为一地的中心，有时颇具规模：“宋江去清风镇街上，观看市井喧哗，村落宫观寺院……也有几座小勾栏，并茶坊酒肆……市镇上诸般百艺都有……市镇上今晚点放花灯”。显然，“清风镇”肯定比“石碣村镇”要大多了。“市镇”连用，更说明“镇”只是热闹的中心，人流量大，如第三十二回写道，“但遇村坊道店，市镇乡城，果然都有榜文张挂”，“行到市镇梢头，三岔路口”。　　

至于《水浒》里“到庄上去”，“进庄里去”，“出庄外去了”，“镇上”这些话，在现在“里下河地区”仍是亲切而自然地用著的。所谓“里下河地区”，即兴化及其四周的地方，拥有高邮、宝应的全部，江都、姜堰以至盐城地区的部分，总的是位于泰州以北的一大片水乡泽国平原。　　

当然，单凭以上情况并不能断定施耐庵仅仅是照著兴化一带“村”与“庄”的区分与联系来写的，但兴化一带十分符合这样的情况，则是事实。　　

◎今白驹施耐庵纪念馆碑石刻写著“施耐庵，海陵白驹人”，因当时白驹属泰州盐司，泰州辖海陵，而海陵亦泰州之古称。一河之隔的兴化施家桥有施耐庵墓及其纪念馆，称施耐庵兴化人。前文已述，二者实不矛盾。　　

元末张士诚起义后，首先攻陷的，是泰州，杀参知政事，接著转而攻陷兴化。攻下泰州，意义比攻下兴化要大，因为泰州是本州治所，兴化当时不过是属于高邮州的一个县治。张氏攻下泰州，也当是施氏目睹或耳闻。当时，泰州对于施氏，对于所有兴化人白驹人，是离他们最近最古老最显赫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水浒》第六十二回至第六十六回，关于北京大名府的描写，其规模上不过是一个州，很令人疑心作者是不是照著泰州来写的。　　

第六十三回，“梁中书唤本州新任王太守当厅发落”，原来北京大名府的行政管理仍是“州”，这就为对北京作“州”的描写设下了前提。　　

第六十二回，“蔡福转过州桥来”。第六十六回，“州桥边搭起一座鳌山”，“州桥河内上下点灯”。这“州桥”，泰州是有的，前不久泰州鼓楼路拓宽，才完全拆除，而桥下的“州桥河”，至今还有残留。“州桥”，“州桥口”，“州桥河”，都是百姓日常说到的，泰州还有关于“州桥”的民间传说。关于元宵花灯社火，泰州亦盛，书中所写北京元宵花灯，不出这个范围。　　

第六十二回，蔡福笑道，你不见正厅戒石上刻著“下民易虐，上苍难欺”。过去，泰州的州衙前有一戒石亭，上刻四句，“尔奉尔禄，民脂民膏；下民易虐，上天难欺”，与此相符。当然，这也应是各州皆然的。　　

第六十六回，“城内有座楼，唤做翠云楼”。泰州古代名楼不少，有名的望海楼建于宋代。　　

第六十六回，“城中各处宫观寺院”。泰州古代宫观寺院极多，不下百余处。　　

第六十六回，“东岳庙神座下安身”。泰州有东山寺。　　

第六十六回，对北京的描写，尽为“大街小巷”等语，符合泰州情况。　　

第六十六回，“这城隍庙，只在州衙侧边”。泰州城隍庙今仍在，正是在州衙东边一箭之地。　　

第六十六回，“梁中书衙，只在东门里大街住”。元末泰州有一条最有名最繁华的大街，即“东门大街”，从东门直贯西门，被明将徐达常遇春攻进泰州时焚毁。　　

第六十六回，“张顺，从水门里入城”。泰州古代是一水城，城内又有几条市河、玉带河等，所以南北水关十分重要，从中可以潜入城内。　　

第六十六回“楼上鼓打二更”，泰州亦有鼓楼，州桥即在鼓楼街上。　　

第六十六回“梁中书径奔南门……吊桥边火把齐明……李逵从城濠里飞杀过来”。泰州“南门吊桥口”仍在口语上，城濠至今仍在。　　

第六十六回“从司狱司后墙爬将入去……从牢屋上跳将下来”。原泰州狱三面高墙，高墙内是牢房，与此相符。　　

总之，《水浒》写北京不过是写州城，而所写符合泰州的规模。至于当时是不是每座州城模规皆如此，是不一定的，因为泰州是“州建南唐”，作为南唐的东南屏障，其城墙城河皆“几侔京师”即南京，事实上如今见去，城河之宽，大可跟南京城河相比，可见当时州城的格局亦当与众不同些。　　

（《水浒》所谓“北京大名府”，是宋朝三个陪都之一，地在今河北大名；另二陪都为西京，今河南洛阳；南京，今河南商丘）。　　

　 　

职官一览

《水浒》中使用的官职名称，符合宋代情况，说明作者的严谨，是全书现实主义风貌的有机组成部分。依次列出，并略加说明。　　

第一回　　

殿头，内侍阶官，后改名为右侍禁。　　

宰相，宋代宰相一职如“侍中”、“尚书令”等多为虚号，左相右相的具体称号多次变更，如“同平章事”、“左仆射”、“右仆射”、“太宰”、“少宰”等。　　

参知政事，简称参政，副宰相之职。　　

翰林学士，起草诏令等重要文件的官员。　　

内外提点殿前太尉，宋有“殿前都指挥使”的武职，亦被称为“殿帅”。太尉是秦代最高的武职，至宋代已是一种尊称虚号。“提点”是一种官衔，所谓“内外提点”，即军权极高之意，也只是虚号，用在无能慵懒的洪太尉身上增添其可笑而已。　　

第二回　　

府尹，宋代开封府、临安府、河南府、应天府、大名府设府尹为长官，不常置，一般即以知府为长官。　　

殿帅，即“殿前都指挥使”。从高俅作威作福情况看，他这个“殿帅府太尉”并非虚号，而是有实际军权的。所谓“殿帅府”，即“殿前都指挥司”，简称“殿司”，第五十六回宿元景也是“殿司太尉”，与洪太尉、高太尉职位相同。　　

都军，军中百人为一都，大小统兵武官皆可泛称都军。　　

监军，即都监，或称兵马都监，掌屯戍、边防，知州知县亦可兼任。第三十一回，“张都监血溅鸳鸯楼”，即此等武官。第十二回梁中书手下都监为李成闻达，“统领着许多军马”，是实际领兵之人。第三十二回有都监黄信。　　

教头，军中武术教官。王进，林冲，徐宁皆是。　　

经略相公，即经略使，管一路军民之政，可兼知州知府、马步军都总管。　　

里正，乡一级基层政权职役，即“乡长”之意，由乡村第一等民户充当其职。　　

县尉，负责本县治安的官员。　　

都头，县里的统兵武官。后来武松亦曾充当此职，朱仝、雷横皆是。　　

第三回　　

提辖，统兵武官，兼教阅兵士，维护治安，可由知州兼任，本回书里知州亦称府尹，不兼此职，而鲁达之上尚有渭州经略使，可见渭州在军事上较为重要。　　

缉捕使臣，州役或县役，负责侦查捕捉犯人，手下有若干“做公的”。　　

观察，州有观察使，为寄禄官员，不驻本州。本回“王观察”其人，实任缉捕使臣之职，第十七回有济州“三都缉捕使臣”何涛，亦称“何观察”。这“观察”二字，本可以作为对做官之人的尊称来用，如第五十六回，金枪班教师徐宁被邻居称为“观察”，他被赚上山，宋江亦称他“观察”。　　

廉访使者，本来叫做“走马承受公事”，隶属经略使，代皇帝侦伺当地情况，后来易名为“廉访使者”，权力上升，与经略使抗礼，干预军旅刑狱等事务。鲁达说他任过“关西五路廉访使”，但看来他没有做到这么重要的官员，情急之中以大言压制“镇关西”而已，他实是延安府老种经略相公下属的提辖官，调到渭州小种经略相公这里仍任提辖。　　

坊官人，坊是城市里的基层行政单位，坊上有厢，坊有坊官，厢有厢官。　　

坊厢里正，即所谓坊官与厢官。　　

第七回　　

虞侯，一种副职，低级武官有“将虞侯”，中高级武官有“军都虞侯”、“侍卫亲军步军都虞侯”、“侍卫亲军马军都虞侯”、“殿前都虞侯”等，此回“陆虞侯”可能是个低级武官，与林冲为友，林冲作为教头也是低级军官。　　

承局，低级军官，位在“将虞侯”之下。　　

第八回　　

孔目，衙吏之首，总管狱讼、账目、遣发等事务。　　

使臣，最低等武官的总称，士兵以军功可升为使臣。本回“两个防送公人把林冲带来使臣房里，寄了监”，这“使臣房”，似为“防送公人”的办公与休息室，就在“监”里，“防送公人”的级别也就相当于“使臣”。第二十七回武松被“下在牢里”，王婆是“重枷钉了，禁在提事司监死囚牢里”，第十八回，白胜的老婆“也锁了，押去女牢里监收”，第六十六回有“孔明孔亮已从司狱司后墙爬将入去”，后又有“孔明孔亮早从牢屋上跳将下来”，可见，州县有专门监狱牢房，牢狱内的详情，可见于第四十九回“解珍解宝双越狱”。宋有“提刑司”，负责一路之司法刑狱等事，所谓“司狱司”、“提事司”，即指此司。　　

第九回　　

州官大尹，即知州，有时也称府尹、太守、知府，为一州之行政长官，可兼管本州军队。　　

管营，囚禁流配罪犯之所称为“牢城”，管营即牢城的最高长官。　　

差拨，牢城内仅次于管营的长官。　　

第十二回　　

殿司，“殿前都指挥使”的简称，　　

制使，当为“制置使”的简称，统兵武官。　　

节级，军头、将虞侯、承局、押官等低级军职的总称。牢狱里的监狱长也被为“节级”，如神行太保戴宗。　　

推司，审讯部门，宋有推官和推勘官，皆主审讯。　　

北京大名府留守司，宋陪都之一的北京（今河北大名）最高长官。　　

太师，宰相之首，或对少数元老重臣的尊荣加官。　　

指挥使，一种统兵武官。呼延灼在受招安后被任“御营兵马指挥使”，衔较重，但未必给他实际兵权。　　

团练使，武官之一种，其上依次还有防御使、观察使、承宣使、节度使，皆为寄禄，不驻本州府。第二十回有济州团练使黄安，第二十九回有“张团练”。第七十八回列有“十个节度使”。吴用后来被朝廷授为“承宣使”。　　

统领使，即统制，为统兵武官。第三十二回秦明为青州兵马统制。其“都统制”者，亦称都统，可统制诸军。第五十二回形容高廉“帐前都统、监军、统领、统制、提辖……各各部领军马……出城迎敌”。第五十四回呼延灼为“汝宁州统军司都统制”，是级别较高的武官。花荣、李逵等七人后来被朝廷授为“都统制”。　　

牙将、校尉、正牌军、副牌军，皆低级武官。　　

第十三回　　

知县，一县的行政长官，可兼本县兵马都监，总治一县兵民之政。　　

保正，乡级基层政权职役之一，负责一乡治安或数村的治安。《水浒》第三十一回“各乡、各保、各都、各村，尽要排家搜捉”，这里，乡与村是行政系列，都与保是治安系列。保正全称为“都保正”，下属有大保长和保长。晁盖被称为“晁保正”，他负责的治安范围至少在数村之内。　　

第十八回　　

押司，州县以至中央机构里较高级的吏人，分担某一方面事务。　　

第十九回　　

捕盗巡检，州县有巡检司，职责为捕盗，连称为捕盗巡检，领有兵马。“缉捕使臣”所领不是兵马，是“做公的”，可见二者平列，各司其职。第十九回“老爷生长石碣村，禀性生来要杀人。先斩何涛巡检官，京师献与赵王君”，这里，“何涛”与“巡检”是分开说的，指的两个人，不是一个人。第六十三回“人称为大刀关胜，现做蒲东巡检，屈在下僚”，可见关胜是在县里做巡检，下面又有“来到蒲东巡检司前下马”之句，说明着县有巡检司，可见《水浒》涉及宋代机构与职官时，一笔不苟。　　

第二十三回　　

机密，为“机宜”之误，宋代主管机宜文字，或主管书写机宜文字的吏员，亦称机干，因为同时干办公事。　　

第三十二回　　

知寨，险要处设寨，以知寨为长官，统有兵马。所谓清风寨有文知寨武知寨二职，是以文官制约武将，与以枢密院制约殿司的情况一致，当不是作者杜撰。　　

第三十九回　　

通判，州府副长官，有监察之权。通判之义正如字面，是州府参与签判文件的人，虽为副职，而自有职权，知州知府不敢得罪他。因此黄文炳作为“闲居通判”，其尖刁刻薄，就更有所由更可想象了，《水浒》现实主义之文心于此可见。　　

第五十四回　　

枢密院，最高军事机关，以文官为枢密使，起“以文制武”的牵制作用。《水浒》写道，“高太尉就于帅府着枢密院拨一军官，赍擎圣旨，前去宣取……呼延灼”，以发兵讨伐梁山。这一句侧写高俅妄自尊大、把自己凌驾枢密院之上。第六十三回“东厅枢密使”、七十五回“拜东厅枢密使童贯为大元帅”，枢密院原称“西府”，此处大约故意写为“东厅”。　　

五十五回　　

甲仗库副炮手，甲仗库即兵器库，宋有“火炮”，以抛石机投射火球，又有“霹雳炮”，以纸裹石灰硫磺，爆裂为烟雾，眯敌军人马之目。副炮手即炮手之副，梁山好汉凌振绰号为“轰天雷”，原为官军副炮手，被高俅授予“行军统领官”，所用物资有“烟火、药料、炮石、炮架”，手下人有“三四十个军汉”，他会做“诸色火炮”，他所放“风火炮”、“金轮炮”、“子母炮”当是火炮与霹雳炮之具体种类。　　

第六十三回　　

三衙太尉，三衙为宋代掌管禁军的军事机构，为“殿前都指挥使”（殿前司、殿司），“侍卫亲军马军都指挥使（侍卫马军司、马司）”，“侍卫亲军步军都指挥使（侍卫步军司、步司）”，太尉即这三衙之长官。　　

衙门防御保义使（兵马保义使），宋有保义郎，即“右班殿值”，武臣阶官名，或内侍阶官名。宣赞为“衙门防御保义使”，与此类，从书中看，他属“步司太尉”辖下武官。　　

第六十七回　　

谏议大夫，言官，朝政有失、大臣有误、百官有错，皆得上书进言。　　

第七十九回　　

参谋，参与军事谋划之官。　　

御史大夫，监察文武百官的最高官员。宋以御史台为监察机关，以御史中丞为长官，并不专门任命一人为御史大夫，但可作为称号奖加，称为“加官”。　　

第八十三回　　

中书省院官，即中书省的官员，如中书侍郎、中书舍人等。中书省是为皇帝掌管册文、宣布诏令、批复奏疏等政务的机关，下属有“兵房”、“工房”等部门。　　

厢官，处理京城四厢（四面之意）民间诉讼斗殴的知县级小官。《水浒》写“中书省差到二员厢官”前来赏劳即将启程征辽的梁山好汉，是一种讽刺，意谓中书省渺视梁山好汉。事实上这两个厢官出言不逊，惹恼了梁山小卒，小卒骂道“量你这等贼官，直些甚鸟”，手起一刀飞去，杀了厢官，发生了陈桥驿的悲剧。　　

第一百十九回　　

安抚使，负责治安的长官，以知州知府兼任，并兼马步军都总管。宋江被任为楚州安抚使兼兵马都总管，却不兼任知州，《水浒》写此不是漏笔，而是暗示朝廷实以知州监察节制宋江。　　

兵马总管，为较高的武官，受招安后的关胜被授“大名府正兵马总管”，名衔是较重的，不过，北宋末年此职已虚，关胜所获也许就是虚职。　　

武功大夫，即皇城使，或皇城司，为武臣叙迁之阶，用以寄禄，不任事，无职掌。　　

　 　

　 　

五，水浒版本刍议　　

    多家翻印《水浒》的势头至今不减，本文主张，其中来自“容与堂”的百回本，并非“最古”，而来自“袁无涯杨定见”的百二十回本，则可能包含“最古”本，所谓“容与堂本”恰恰是删除这种百二十回本之中的“田、王”二十回、并有所加工而成，但百二十回本其实又是从更早的一百回本增添而来。至于作者，则“施耐庵的本”原作就是一百回。
 
                                 1，版本衍变之一般
    目前人们基本公认的《水浒》版本之流变如下：
    高儒见过的《忠义水浒传》一百卷，为“钱塘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还有《京本忠义传》，这两种都是目前所知最远的版本，但前者今已不存，后者仅存两片残页。
    接着引起人们关注的是嘉靖年间郎瑛《七修类稿》所言“《三国》，《宋江》二书，乃杭人罗贯中所编。予意旧必有本，故曰编”，郎瑛并且说，这部《宋江》也是“施耐庵的本”。人们目前未见这部《宋江》的存在。《水浒》怎么又叫做《宋江》了？或许是书商易名出版过这样一部《水浒》，或许是郎瑛在笔下随意换一说法而已。但既然注明“施耐庵的本”，可见这种版本距离高儒所说的《忠义水浒传》也不远，或是一回事。也就是说，正德嘉靖年间（1506—1566），人们已经不能详知《水浒传》版本以及施罗二人情况，“的本”之说，甚有由来。
    人们认为，《李卓吾先生批评评忠义水浒传》一百卷一百回，是目前所见最为完整的古本，今藏北京图书馆。因其口底题有“容与堂藏版”五字，故称为“北图容本”。这个版本有插图二百幅，分插每回正文之前，有眉批、夹批、回批。今已可定这个“容与堂本”刊刻在万历三十八年（1610）之前。“北图容本”的姊妹本有日本“文库本”，它多出一篇李卓吾《忠义水浒传叙》来，并且插图全删，文字经挖补后更准确了些，它当与“北图容本”源于同一版本，其《忠义水浒传叙》或是“北图容本”未取，或是“文库容本”另有所取。“北图容本”的姊妹本还有“天都外臣序本”，今已不存，有康熙五年“石渠阁补修本”，今藏北京图书馆。“天都外臣本”有《忠义水浒传叙》一篇，作于万历十七年，有“李卓吾评阅、施耐庵集撰、罗贯中纂修”字样，有插图九十六幅，图画与“北图容本”基本相同。人们认为，“北图容本”、“北图石本”、日本“文库本”的内容，来源于同一版本，这个版本或者不知踪影，或者就是今已不存的“郭勋本”（其实“郭本”也未必是唯一来源）。
    据研究，《水浒》版本史上，有对“容与堂本”乱加删节而增插田虎王庆事的一次演变，其流传版本有“双峰堂本”、“黎光堂本”、“映雪堂本”等，一般为一百五十回，称为“闽本”。
    后来又出现了一百二十回本的《水浒》，这就是万历四十二年（1614）袁无涯、杨定见的版本，题为《绣像藏本水浒四传全书》，别题《出像评点忠义水浒全书》、《新镌李氏藏本忠义水浒全书》，插图一百二十幅。有人研究说，它是综合汲取了“容与堂本”与“郭勋本”（但我们今日已不见“郭勋本”，所以，这一说法实际上潜在一个重要意思，即：承认它的核心的一百回有着另外一种版本的来源，其价值不能为“容与堂本”所包乃至还要大一些 ），至于它里面的田虎与王庆故事，是汲取“闽本”而加以改造。
    《水浒》版本的演变结束于金圣叹的“贯华堂本”，即删去“排座次”之后的内容，以第一回为“楔子”，全书取七十回之整数，其回目与“容与堂本”基本相同。有人认为它之所本也就是“容与堂本”，但从金圣叹批语中对“俗本”的介绍等方面看，金圣叹仍可能另有所本，只是他也以此大量地做了“托古”手脚。金圣叹说七十回之后是罗贯中“横添狗尾”，这说法是不对的，如前文“后半之功”所分析，七十回之后决非“横添狗尾”，而是写出了英雄们走向悲剧的过程与结局，应当说是自然的漂亮的豹尾，并且是原作本来就有的。
 
                                 2，理性的判断
    首先，我们判断，一百回书确实最符合人们推测中的“原作”。
    理由之一是，征辽与征方腊这两部分写得较好些，另两部分（征田、王）较差。征方腊的部分，可证作者对江苏中部及其江南以及方腊活动中心的浙西等地相当熟悉，地名地形地貌甚为详瞻而不错，这些地区正是如今研究者认为的施耐庵有过重要活动的范围。
    理由之二是，宋代资料中有宋江参与征方腊征辽的记载，而无宋江征田虎征王庆的说法，在元杂剧中，也把宋江与方腊加以了褒贬区别，比如《燕青博鱼》中唱道“俺那梁山泊上宋江，须不比那帮源洞里的方腊”，所以，原作者是极有可能既写了征方腊，也写了征辽，不必等到后人才把这些内容加进去，相反，征田虎征王庆可能是书商为求加长篇幅而凑进去的。
    理由之三是，《水浒》书中亦自有证明，比如，第四回鲁智深离开了五台山，作者写道：“有分教……直教名驰塞北三千里，果证江南第一州”，即伏征辽征方腊二事。第一百十三回，宋江为损了八个弟兄而伤心，吴用劝道“当初破大辽之时，大小完全回京，皆是天数”，竟未提及征田虎征王庆，其实那两战共写了二十回书，决非小战。底下写到李俊在太湖上对费保等四人说“我三个是梁山宋公明手下副将……今来受了朝廷招安，新破辽国，班师回京，又奉敕命，来收方腊”，也没有提征田虎征王庆两场大战，而“新破”的其实是王庆，前面破的是田虎，再前面破的才是辽国。第一百十四回，费保对李俊说“哥哥在梁山泊……去破辽国时，不曾损折了一个兄弟，今番收方腊，眼见挫动锐气”，照样没有提征田虎征王庆。第一百十七回，童贯问宋江将佐伤亡情况，宋江说“往年……北征辽虏，兵将全胜，端的不曾折了一个将校，自从奉敕来征方腊……但到一处，必折损数人”，又没有提征田虎征王庆。第一百十九回，写宋江对张招讨泣涕道“当初小将等一百八人，破辽还京，都不曾损了一个”，仍然不曾提及征田虎征王庆。底下又写到宋江给皇帝上表，其文说“幽州城鏖战辽兵，清溪洞力擒方腊”，同样没有提到征田虎王庆。全书最后有诗句写道“一心报国摧锋日，百战擒辽破腊年”，也只字不提征田虎征王庆。虽然宋江曾对皇帝说“自从奉陛下敕命招安之后，先退辽兵，次平三寇”，但“三寇”这一言难掩前面几处。
    所以，此可作为充足理由说《水浒》原作绝无征田虎征王庆内容。我们试将这两部分从上述一百二十回本中删去，全书首先是前七十一回，接着的十一回是不可少的大过渡（总的写得不错），内容有：谋求招安，燕青和李逵的闲则生非，招安不成重开战，两败童贯三败高俅，直至全伙受招安。然后就是征辽，只有八回，接着就是征方腊，也不过十回。这样，一部最为完整而又不算枝蔓的《水浒传》就呈现了出来，胡适极赞的末尾宋江之死等等悲剧性描写，作为某种最好的语言，在文字上与全书也就基本没有不协调之处了。（胡适所读的是“亚东本”即“闽本”，其七十回之后直取“征四寇”的“古书”，文字极差，所以给了胡适极不好的印象）。此外，《水浒传》一书，本来就是写战争的文字不及写生活的文字，后半部书基本是写战争，文字上单调些是不奇怪的。
    山东文艺出版社1995年10月版《水浒传》“整理说明”认为，在郭勋百回本之前，就有百十五回本，而这个百一十五回本，是对原作的“增补”，即原作可能恰是百回。人民文学出版社1975版“容与堂本”的《水浒》“前言”，也认为原作可能是百回本。更早的有胡适、鲁迅认为《水浒》原作一百回。这些“版本学”的推测，与我们上述分析是一致的。
 
                          3，“容与堂本”的问题
    今在市面上见到的一百回本（比如1994年三秦出版社的本子），即“容与堂本”，从目录看，“船火儿大闹浔阳江”之“大闹”，改为“夜闹”；“黑旋风斗浪里白跳”之“白跳”，改为“白条”；“扑天雕双修生死书”与“吴学究双掌连环计”，“双”字重复，改为“扑天雕两修生死书”，改得有进步。也有改得有了倾向性的，比如，第七十五回“黑旋风扯诏骂钦差”之“骂钦差”，被改为“谤徽宗”，而在这回书前加的一段“诗曰”写道：“祸福渊潜未易量，两人行事太猖狂。售奸暗抵黄封酒，纵恶明撕彩凤章……”，对水浒英雄持咒骂的立场，这是“袁、杨”一百二十回本中所未见到的一种态度。该版本于每回前必加一“诗曰”或“词曰”，有的是“袁杨”一百二十回本中原有，被“格式化”移至在前，大多却是新作，卖弄文笔，决无元人大气磅礴质朴自然的口气；在书中有时也插进一首诗，亦多为平庸。如其第十八回的“诗曰”写道：“亲爱无过弟与兄，便从酒后露真情。何清不笃同胞义，观察安知众贼名。玩寇长奸人暗走，惊蛇打草事难成。只因一纸闲文字，惹起天罡地煞兵”。这样的“诗曰”，不伦不类，且与《水浒》立场相左。当宋江到晁盖庄上报信，“袁杨”一百二十回本写道：“义重轻他不义财，奉天法网有时开。剥民官府过于贼，应为知交放贼来”，纯是一派水浒英雄的立场和元代作家大气，而“容与堂本”却改为“有仁有义宋公明，交结豪强秉志诚。一旦阴谋皆外泄，六人星火夜逃生”，平淡如水，等于什么也没有说。朱仝放晁盖，“袁杨”一百二十回本有诗曰，“捕盗如何与盗通，官赃应与盗赃同。莫疑官府能为盗，自有皇天不肯容”，是借题发挥的好诗，被改为“捕盗如何与盗通，只因仁义动其衷。都头已自开生路，观察焉能建大功”，把棱角都抹平了。总之，“容与堂”一百回本虽因删去征田虎王庆的内容而显得简洁了些，却有着不少问题。
    山东文艺出版社据“容与堂本”出版的《水浒传》，目录上“白条”仍是“白跳”，“两修”仍是“双修”，与“袁杨”一百二十回本一样，这说明“容与堂本”在流行中仍不断有编辑者予以文字的加工而不尽一致。
 
                              4，《发凡》的启示
    署名“李卓吾”的“出像评点忠义水浒全书发凡”说，古本是“罗氏”本，前有罗氏“致语”，并且说有嫌一百二十回之“繁”而将此“致语”淘汰之的，而郭勋本“于寇中去王、田而加辽国，犹是小家照应之法，不知大手笔者，正不尔尔”。这段话颇为重要，它说明了，有个“罗氏”的一百二十回“古本”，而这个一百二十回本的重要性在于，它保留了百回原作风貌，比如其中的诗词就比“容与堂本”好。《发凡》实际上说，它这版本就是“罗氏”编定的一百二十回本。这大约不是妄言。若我们除去其征王庆、田虎的二十回，它就是最近原作面目的了。
    至于说郭勋本“于寇中去王、田，而加辽国”这句话，并不是说“征辽”是“罗本”原无、而郭本加进去的，是说郭本把王、田去掉，保留了征辽。“犹是小家照应之法，不知大手笔者，正不尔尔”，是说原作在前半部是提到征辽的（比如第四回结尾说鲁智深将来“直教名驰塞北三千里，果证江南第一州”），却没有提到征田、王，郭本删百二十回为百回就“照应”在这里。也就是说，“李卓吾”认为，不必把“罗本”一百二十回删成一百回以“照应”作者在前半部没提到征田、王。至于更“古”的原作只有一百回，这个“李卓吾”大约不知道，他以为原作就是一百二十回，但作者确实没有在前半部为后半部的“田、王”作伏笔，有失“照应”，因此以“大手笔”为言，强词替原作辩护，所以他说郭本删百二十回为百回是为了“照应”而已。
    但原作是否写到征辽呢？应当说是写了的。一是因为《大宋宣和遗事》等史料中提到过征辽，并且有的还说宋江也参加了，二是在《水浒》中多处可证原作写了征辽。鲁迅是主张原作就有破辽故事的，他说“破辽故事虑亦非始作于明，宋代外敌凭陵，国政驰废，转思草泽，盖亦人情，故或造野语以自慰”。胡适也认为原作写有征辽。所以，认为至郭勋本才加进征辽的说法是错读了《发凡》。
    《发凡》又说，“旧本去诗词之烦芜，一虑事绪之断，一虑眼路之迷，颇直截清明。第有得此以形容人态，顿挫文情者，又未可尽除。兹复为增定。或窜原本而进所有，或逆古意而去所无”。据《发凡》的话，“古本”是有许多诗词的，“旧本”尽去除了，而“李卓吾”有选择地作了恢复。“李卓吾”手上也许并无每回前有“致语”和“灯花婆婆”的“古本”，但去除了这些之后的本子还是有的，其中旧有诗词仍在，这就是他所说的“原本”，是一百二十回。这样，“袁杨本”《水浒》中的诗词，就基本是原作所有的，而“李卓吾”有所增删。“李卓吾”手上有接近“古本”的“原本”，也有“去诗词之烦芜”的郭勋的一百回本。但郭本今日是失传了。这样，可以肯定，从“李卓吾”百二十回本而来的“袁杨”百二十回本，为我们保留了较多的原作诗词。如果说“去诗词之烦芜”的“旧本”，就是郭本，那么，今日可见诗词繁多而整齐的“容与堂本”，就不会是从郭本而来，而只能从“罗氏”一百二十回本而来，删为与郭本相同的一百回，比郭本“优”而不同的，是它汲取了百二十回本的插诗，又对插诗有所增删和加以了位置的格式化，并且在正文中加进了一些性描写。所以，我们应当重视“袁杨”百二十回本，但对其中之“征田、王”可以不看，而“容与堂”百回本不算好。
 
                           5，对前十回插诗的考察
    我们试对“容与堂本”（现在问世的山东本与三秦本都是）与“袁无涯杨定见本”（百二十回）前十回的插诗作一对照比较，看看是不是可以具体证明前者是从后者脱胎而来。
    第一回，十首诗词全同，但“容”本在开头多了一首七律，与其它诗词出雅入俗的洒脱口气不类，似非原作所有。
    第二回，七律诗“千古幽扃一旦开”，二本相同，但“容”本置于开头，而百二十回本处于文中，很可能是“容”本作了一种格式化的调整。此外，还有七首基本相同，而百二十回本另有七首“容”本所无，“容”本也有一首是百二十回本所无。先说七首基本相同的，在“一来一往，一上一下”这段骈文中，“容”本多了两句“左盘右旋，好似张飞敌吕布；前回后转，浑如敬德战秦琼”，有画蛇添足之嫌，亦不似耐庵口气，正如“李卓吾”随手加批的“俗”。在“桂花离海峤”这段骈文中，“容”本也多了两句“一轮爽垲，能分宇宙澄清；四海团圆，射映乾坤皎洁”，似也累赘添足，不及略去为好。再说一首独为“容”本所有的，形容少华山陈达率领的人马：“红旗闪闪，赤帜翩翩。小喽罗乱搠叉枪，莽撞汉齐担刀斧。头巾歪整，浑如三月桃花；衲袄紧拴，却似九秋落叶。个个圆睁横死眼，人人辄起夜叉心”。显然，这态度不是施耐庵的。另有七首“容”本所无的，如讥讽高俅的一首：“不拘贵贱齐云社，一味模糊天下圆。抬举高俅球气力，全凭手脚会当权”，又如王进母亲劝王进放弃东京去投奔边庭，书中有一首诗“用人之人，人始为用；恃己自用，人为人送。彼处得贤，此间失重；若驱若引，可惜可痛”，这大约正是作者的见解，至少符合着书意，而“容”本没有。有三首夸赞少华山三英雄的诗，“容”本没有。另有一首张扬着《水浒》思想的诗，“容”本也没有：“姓名各异死生同，慷慨偏多计较空。只为衣冠无义侠，遂令草泽见奇雄”。可见“容”本诗词态度与百二十回本有着重要不同，是在百二十回本所含之古本基础上一种带倾向性的加工。
    第三回，“容”本开头有诗一首，诗虽好，却与书意无关，是为求格式齐整而有的。其余六首相同，但“崎岖山岭”一首，“容”本多出“山影将沉”六句来，并无必要。形容金翠莲的诗，“容”本也多两句“大体还他肌骨好，不搽脂粉也风流”，与全诗之意不协，加得轻薄。
    第四回，“容”本开头有诗一首，基本切题，另多出一诗赞美好茶，卖弄文才，似为多余，“李卓吾”批为“可恶、删”。其余六首基本相同，但“云遮峰顶”一首，“容”本多出二句，末二句亦与百二十回本不同，比较下来，“容”本末四句蛇足、亦不佳。“头重脚轻”一首，“容”本加“对明月”、“趁清风”六字，还加“脚尖曾踢涧中龙，拳头要打山下虎”二句，皆累赘；“出水之蛇”与“出水之龟”，一字之改，改得恰当，因鲁智深醉后上山不能如出水蛇之快，只能如出水龟之缓，而且只能是从“蛇”改为“龟”，不能是从“龟”改为“蛇”，显然是百二十回本所含之古本在前而“容”本在后；在“但凡饮酒，不可尽欢”一语前，二本皆有长诗一首，百二十回的通俗易懂，语言与全书协，而“容”本另用了一首艰深的，似“提高”了，却是不当，定是后来文人所换，而不是原作所有；“心头火起”一首，“容”本也多出两句“恰似顿断绒绦锦鹞子，犹如扯开铁锁火猢狲”，累赘不美；另外，“牛屎泥墙尽酒仙”，“容”本作“画酒仙”，“画”则不通，不可能是说用牛屎在墙上作画，而是说墙上虽有牛屎，店内却多酒仙，这是误识“尽”为“画”。
    第五回，“禅林辞去入禅林”诗一首，“容”本从文中移在开头，这是其一贯的格式化，这种格式化，即可见“容”本在后。“皂直裰背穿双袖”一首，“容”本作“戒刀灿三尺春冰，深藏鞘内；禅杖挥一条玉蟒，横在肩头”，而百二十回本是“鞘内戒刀，藏春冰三尺；肩头禅杖，横铁蟒一条”，二者相较，还是百二十回本好，而“容”本改坏了。“山影深沉”一首，“容”本改“绿杨郊外”为“绿杨影里”，改得似“雅”而实不好。“容”本加有描写桃花庄刘太公的一首诗，“李卓吾”批为“六旬之上不至此”，即认为写得不恰当，这首诗确实多余，也写得不好。“雾锁青山影里”一首，“夜间罗刹去迎亲”，“容”作“高声齐道贺新郎”，改得文雅了些，但与全诗不协，是原诗在前，而“容”本改动在后。鲁智深从桃花山上滚下，百二十回本有诗一首，是打趣的，“容”本无。
    第六回，七律“萍踪浪迹入东京”，百二十回本放在鲁智深到达菜园时，对他暂作一种总结，诗中有“种蔬园内且经营”句，文理自然，而“容”本移至开头，只知格式化而未顾及诗意，是其版本在后的表现。“钟楼倒塌”一首，“容”本多出“方丈凄凉，廓房寂寥”八字，令诗气断，加得不好。在鲁智深战崔道成时，“容”本有诗一首，有“浑如敬德战秦琼，好似张飞迎吕布”句，与全书语言不协，且这比喻在其第二回已经用过，在此重复，加得不好，亦可证“容”本在后。写鲁智深史进二人战崔道成丘小乙二人，“容”本有诗一首，其中“有如三战吕布”句又与前重复，与全书不协。“容本”诗中引用“三国故事”较多，但百二十回本不如此，此一现象亦可深思，说明其不足以证《三国演义》问世在《水浒》创作之前。火烧瓦罐寺，“容”本有诗一首形容火势，写得尚可。“千门万户”一首，“容”本所增句有“鸾笙凤管沸歌台”等六句，将“豪门富户呼卢会，公子王孙买笑来”，去其“会”字与“来”字，使不成结束语，而另加结束语“景物奢华无比并，只疑良苑与蓬莱”，修改痕迹颇明，且有“乐太平”等语，对东京城赞美过度，恐不合作者原意，亦是“容”本在后的标志。“山门高耸”诗一首，“两下金刚形猛烈”，“容”本作“形势猛”，雅训了一点，“形猛烈”似更质朴原创。
    第七回，“容”本照例有开头诗一首，这一首却忒奇怪，“在世为人保七旬，何劳日夜弄精神。世事到头终有限，浮花过眼总非真。贫穷富贵天之命，事业功名隙里尘。得便宜处休欢喜，远在儿孙近在身”，此诗不知它是劝高俅与高衙内，还是劝林冲与鲁智深，与本回“花和尚倒拔垂杨柳，豹子头误入白虎堂”的内容极不协，当不是原作所有。百二十回本有嘲高衙内诗一首“方知太岁是凶神”，“容”本无。书“第四日饭时……把这件事都放慢了”，下有诗一首“丈夫心事有亲朋”，“容”本无。“不疼不痒”诗，“容”本多出四句“七魄悠悠，等候鬼门关上去；三魂荡荡，安排横死案中来”，是发挥。形容宝刀的“清光夺目”诗一首，“如丰城狱内飞来，似楚昭梦中收得”二句，“容”本作“鬼神见后心惊，奸党遇时胆裂”，是对前者的改动，“奸党”一词似非《水浒》元末明初人语，而跟明朝中期后关系较大，借此有所指意，而前者仅形容宝刀，是中性的，也切合文意，当为原作。
    第八回，“容”本照例有开头诗，而其中说到林冲妻遭高俅父子算计，林冲是“忠义萦心由秉赋，贪嗔转念是慈悲”，此对林冲的阐释极不准确，定非原作所有。描写衙门的一首诗，“容”本多出两句“庞眉狱卒挈沉枷，显耀狰狞；竖目押牢提铁锁，施逞猛勇”，从衙门写到狱中去了，略有离题，也是可有可无之句，乃后来增添者。接着的一首诗，因“容”本甚为不同，不妨全引出来加以对照：
    “火轮低坠，玉镜将悬。遥观野炊俱生，近睹柴门半掩。僧投古寺，云林时见鸦归；渔傍阴涯，风树犹闻蝉噪。急急牛羊来热坂，劳劳驴马息蒸途”，
    “容”本为“红轮低坠，玉镜将明。遥观樵子归来，近睹柴门半掩。僧投古寺，疏林穰穰鸦飞；客奔孤村，断岸嗷嗷犬吠。佳人秉烛归房，渔父收纶罢钓。唧唧乱蛩鸣腐草，纷纷宿鹭下莎汀”。
    二者相较，可见“容”本的过于雕琢，而有失《水浒》特有的质朴阔大之美。接着有描写野猪林七绝一首，“容”本是骈文一段，加长许多，而简洁鲜明反而不及，也显然是后来文人的着意加工。
    第九回，“容”本开头置词一首，有“智深不救林冲死，柴进焉能擅大名”之句，未见高明；鲁智深坚持一路护送林冲，百二十回本有诗一首“最恨奸谋欺白日，独持义气薄黄金。迢遥不畏千程路，辛苦唯存一片心”，如此质朴好诗“容”本却无；“古道孤村”一首，“容”本将“莲花荡”作“杏花村”，且多出“闻香驻马，果然隔壁醉三家；知味停舟，真乃透瓶十里香”四句，雕琢多余；“门迎黄道”一首，是形容柴进庄院的，末二句“不是当朝勋戚第，也应前代帝王家”，“容”本作“仗义疏财欺卓茂，招贤纳士胜田文”，由质朴有味，改成雕琢用典，意义下降许多，当是后来文人所改；“人人俊丽”一首，其“无非、尽是”，“容”本作“都缘是、莫不是”，不及前者，“容”本当在后；形容洪教头与林冲比武，有“山东大擂”诗一首，“夹枪棒是巨蟒窠中窜出”，“容”本作“拔出”，不好，且与下面“拔怪树”重复，而此“窜”字恰是《水浒》喜用的好语言，不当是“拔”字，所以“容”本是改作者，其时序在后；林冲打败洪教头后，百二十回本有浅近诗一首，说“方知骄傲是羞惭”，此是模拟话本常例，作喻世状，“容”本无，是删去了；形容牢城的诗“门高墙壮”，“两行细柳绿垂烟”，“容”本作“两行垂柳绿如烟”，改得不好，将“无非沥血剖肝人”，改为“无非降龙缚虎人”，也改得不好，又多出二句“埋藏聂政荆轲士，深隐专诸豫让徒”，这是有意将《水浒》英雄阐释为司马迁笔下的这种古代义士，恐非该书原意，也增添得不好，则“容”本在后无疑。
    第十回，“容”本开头有诗一首，百二十回本在末尾。“容”本是用了调动手段，以求格式齐整，“容”本当在后；林冲相遇李小二，“容”本有诗一首，“又守萧条草料场”，此时尚未知有草料场事，不恰当；李小二给林冲报信，有七绝一首，“容”本似不及百二十回本；林冲出发到草料场去，百二十回本有诗一首“凛凛严凝雾气昏”，是《水浒》诗口气，而“容”本此处作词一首，被“李卓吾”批为“俗极，可删”，至于“凛凛严凝雾气昏”这首诗，在“容”本中后来出现在林冲杀人并离开现场时，当是从前面移来，并在前面补作词一首，“容”本在百二十回基础上作修改是显然的；形容草料场火势，百二十回本有诗一首，而“容”本仍作词一首，也作得极不好，不是《水浒》口气，被“李卓吾”批为“俗煞，可删”。
    综上所述，从对前十回诗词的考察可知，“容与堂本”与我们所引用的百二十回本（袁无涯杨定见本）相比，当问世在后。这个百二十回本，今有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水浒全传》即是，作者“施耐庵”的“庵”字为草头下面一个“奄”字（是“庵”的别体，可查《辞源》；元曲《堪头巾》中“太清庵”的“庵”亦写作草头下面一个“奄”，大约元人是这样写的）。今“容与堂”百回本翻印众多，而不察“袁无涯杨定见”一百二十回本之珍贵。
 　　

6，潘金莲、潘巧云故事的“性描写”　　

我们再从“二潘”故事的版本异同，来看“容与堂本”与“袁无涯杨定见本”谁“最古”。关于潘金莲故事（第二十四回）的叙事文字，几种“容与堂本”的当代翻印本（三秦本、山东本、人民文学本、江苏古籍本，等等）大体差不多，而“1975上海本”（即袁无涯杨定见百二十回本）与它们有着不同，没有那么多“性描写”。现简列“容与堂本”比“1975年上海本”多出的这些“性”文字如下：
    ◎“是个使女出身，惯会小意儿”后面，多出“亦不想那妇人一片引人的心”
    ◎“三口儿共桌儿食”后面，多出一句“武松是个直性的人，倒无安身之处”
    ◎在“那妇人脸上堆着笑容说道”当中，插入“将酥胸微露，云鬟半軃”
    ◎“那妇人也有三杯酒落肚”后面，多出“哄动春心，那里按纳得住”；稍后，在“那妇人”下又多出“欲心似火”四字
    ◎在“但凡捱光的两个字最难”后面，多出长长一段“要五件事俱全，方才得行……”，后来被《金瓶梅》全部采用。
    ◎在“那妇人便将西门庆搂将起来”后面，多出“当时两个就王婆房里，脱衣解带，共枕同欢……当下二人云雨才罢，正欲各整衣襟”，当中插有一大段作得很有文彩也很有色彩的骈文“交项鸳鸯戏水……真实偷期滋味”，后来亦为《金瓶梅》全部采用。
    就这些多出的“性描写”来看，是原作就有，还是原作所无呢？是今所见的“容与堂本”保留了原作，或是今所见的一百二十回本删除了原作呢？显然，所有这些内容是比较更有这方面兴趣的明代人制作“容与堂本”时加进去的“得意之笔”，元人大气磅礴的文笔无意在这些方面过多盘旋逗留。其中较明显的是，“五件事”插入甚有痕迹，从“但凡捱光的两个字最难”处插入之后，又用了一个“但凡捱光最难”加以合榫，其实捱光指的是捱那个“十分光”，这“五件事”很清楚是后人添加。
    此外，就“潘金莲故事”翻检当代出版的以上几种“容与堂本”时，我们看到，它们的文字也不尽一致，其不一致处，有的与“1975年上海本”百二十回却一致，出现复杂状况，仅举一例便知，潘金莲失手，叉竿打在西门庆头巾上，各本文字如下：
     山东本作“奴家一时失手，官人疼了”，“不妨事，娘子闪了手”。
     上海本作“奴家一时失手，官人休怪”，“不妨事，娘子请尊便”。
     如果把以上作为这两种版本各自的标准文字的话，人民文学1975年“容与堂本”却与“山东本”不一致而与“上海本”同，“三秦本”作为“容与堂本”也是与“上海本”同。
再看第四十五回“潘巧云故事”，“容与堂本”和“上海本”比，也是多出了“性描写”，我们只能认为多半是明中期后的人所加，而不是元末明初的原作：
    ◎迎儿被遣下楼之后，百二十回本是一句“和尚把楼门关上”，余下的“性”事就不写了，“容与堂本”当代的几种翻印本（山东本，三秦本，人民文学本）此处皆多写出一段来，“那妇人道，‘师兄，你关我在这里怎的？’这贼秃淫心荡漾……卸衣解带，了其心愿……好半日，两个云雨才罢”。
    ◎在“迎儿自来掇过了香桌儿，关上了后门，也自去睡了”之下，多出一句“他两个当夜如胶似漆，如糖似蜜，如酥似髓，如鱼似水，快活淫戏了五七通”。   
    ◎在“只要瞒石秀一个”之下，多出一句“那妇人淫心起来，那里管顾，这和尚又知了妇人的滋味”。
    ◎“容与堂本”系列里在“唯有和尚家第一闲”前，写有“说这句话，这上卷书中所说潘驴邓小闲”，这是为了照应前面潘金莲书中插入的“五件事”，加工痕迹甚显。
    ◎杨雄介绍石秀与其妻初见时，“容本”多出描写潘巧云的词儿一首，很有“性味”，为“上海本”所无：“黑真真鬓儿，细弯弯眉儿，光溜溜眼儿，香喷喷口儿，直隆隆鼻儿，红乳乳腮儿，纷莹莹脸儿，轻袅袅身儿，玉纤纤手儿，一捻捻腰儿，软脓脓肚儿，翘尖尖脚儿，花簇簇鞋儿，肉奶奶胸儿，白生生腿儿，更有一件窄湫湫，紧绉绉，红鲜鲜，黑稠稠，正不知是什么东西”，下面还“有诗为证”：“二八佳人体如酥，腰间利剑斩愚夫。虽然不见人头落，暗里教君骨髓枯”。
    ◎“石秀看那和尚时，端的齐整”，下有词儿一首，“容本”又比“上海本”多出几句：“那和尚……这秃驴……淫情发处，草庵中去觅尼姑；色胆动时，方丈内来寻行者。仰观神女思同寝，每见嫦娥要讲欢”。　　

                       7，金圣叹或有“古本”
    ◎对照“容本”与“袁杨本”，刘唐下山与阎婆惜事，次序有所不同，“容本”是先把刘唐送金事在第二十回完毕，然后第二十一回开始写王婆给宋江做媒，宋江与阎婆惜同居，以及宋江杀惜，而“袁杨本”是在刘唐送金之前就写了这些，并且宋江与阎婆惜感情不好了，然后才让宋江看到来送金的刘唐，再然后是杀惜。二者内容文字一样，而次序不同，“容本”是一件事一件事整齐地说的，“袁杨本”是两件事并列穿插起来说的，就此而言，作为版本，谁可能在前？谁可能是后？应当说，“容本”的这种一件事一件事整齐地说，可能出于一种简单“整理”。
    ◎第六回，鲁智深被引见智清禅师，“容本”比“袁杨本”多出好多字句，最主要的是，真长老信中多出长长一段内容，“智真和尚合掌白言贤弟清公大德禅师，不觉天长地隔，别颜睽远。虽南北分宗，千里同意。今有小浼，敝寺檀越赵员外剃度僧人智深，俗姓是延安府老种经略相公帐前提辖官鲁达，为因打死了人，情愿落发为僧，二次因醉，闹了僧堂，职事人不能和顺，特来上刹”，这些，“袁杨本”只作“中间备细说着鲁智深出家缘由，并今下山投托上刹之故”一笔带过，“容本”此信末尾还多出“幸甚……千万容留，珍重珍重”。相较之下，“容本”这些文字，当为后来之蛇足。
    ◎今将“袁杨本”与“金圣叹本”的一些异同加以考察，再参考“容本”，则“袁杨本”可能就是金圣叹所说的一种“俗本”，却又不完全是他所指的“俗本”，相反，这个“俗本”却与金圣叹自称依据的“古本”接近。所以，“袁杨本”是另外的一种“俗本”，其独立性是显而易见的，这进一步佐征着它就是《发凡》所云的“罗氏原本”，或者是较近地来源于这个“原本”。至于“容本”，它不是金圣叹所依据的版本。金圣叹所依据的，仍是“罗氏原本”系统，与我们所说的“袁杨本”即1975年印制的“上海本”接近但不完全一致。详情如下：
    1，如以下情况，“袁杨本”是金圣叹所说的“俗本”，而“容本”与“金本”一致，则“容本”不是“俗本”。
    第四回，“员外先使人去庄上再牵一匹马来”，金批，俗本作“叫牵两匹马来”。
    第五回，“唱个喏”，金批，俗本作“打个问讯”
    第十四回，“平白地要陷我做贼”，金批，俗本作“平白骗了晁盖十两银子”。
    第二十二回，“我不信今日早与兄长相见”，金批，俗本作“我不是梦里么”
    第二十八回，“论年齿，张青却长武松九年”，金批，俗本作“五年”
    第四十四回，“朝廷闭塞，奸臣不明”，金批，俗本作“朝廷不明，奸臣闭塞”
    第五十一回，“拍一下界方，念了四句七言诗”，金本有诗，金批，“俗本失此一段”
    第五十一回，“见了母亲吃打，一时怒从心发”，金批，俗本此处增“雷横是个大孝的人”
    第五十三回，“自轻轻的来房里睡了”，金批，俗本作“暗暗”
    第五十三回，“有人念诵什么经号之声”，金批，俗本作“玉枢宝经”
    第五十三回，“罗真人听罢默然”，金批，俗本作“听罢甚喜”
    第五十六回，“汤隆假意失惊道红羊皮匣子，问道”，金批，俗本失“问道”二字
    第五十九回，“鲁智深径奔后堂，取了戒刀禅杖。玉娇枝早已投井而死”，金批“此二句俗本失”。
    2，如以下情况，最值重视，“袁杨本”与金圣叹的删补一致或有一致之处，说明金圣叹这部份删补，可能确是依据他声称的“古本”，而“袁杨本”亦为接近，或二者本是一回事，而“容本”则决不是。
    第四回，“今有这个表弟，姓鲁名达”，金批，删“达”字。
    第十二回，“王伦指着林冲对杨志道”，金于“王伦”下补：“心里想道，若留林冲，实形容得我们不济，不如我做个人情，并留了杨志，与他作敌，因”。
    第四十五回，“石秀道，多烧些好香，早早来”，金加（也可能是补）“小人自当照管，丈丈但照管嫂嫂”。
    第五十八回，“二者见宋江礼貌甚恭”，金改为“语言有理”，袁本则为“礼貌甚恭，语言有理”。
    3，如以下情况，“袁杨本”与“金本”不一致，“容本”与“金本”也不一致、却与“袁杨本”同，这些情况多数是金圣叹“托古”的改、加、删。
    第四十五回，金改“贤妹”为“娘子”
    第五回，“引洒家新妇房内去”，金改“洒家”为“小僧”。
    第六回，“香积厨下，那几个老和尚……”，金加“拿了包裹”，并批“俗本此句误在后”
    第六回，“拜到三拜，知客叫住”，金批，“俗本尽落”。
    第十四回，“送还晁盖，也出这口恶气”，金批，俗本作“我夺来还了他，他必然敬我”
    第五十七回，金本删“他那时又打了你”至“如何倒有见怪之心”。“踅将下去”，金说“古本”为“滚”。
    第五十八回，“洒家自与教头沧州别后，曾知阿嫂信息否”，金改此句为“无日不念，阿嫂近来有信息否”。“贺太守那厮好没道理，我明日与你去州里打死那厮罢”，金改为“史家兄弟不在这里，酒是一滴不吃，要便睡一夜……”。
    第五十九回，金本改动有八处之多，皆属“托古”，不一一罗列。
    ◎第六十回是晁盖中箭而亡、宋江暂领第一把交椅，金圣叹于此回删改较多，今以“容本”、“袁杨本”作对照如下：
    1，“只见风尽随着项充李衮脚跟边乱卷”（容本），“将那风……”（袁本），金圣叹改为“便借着那风……”
    2，“宋江道，哥哥是山寨之主，不可轻动……宋江苦谏不听，晁盖忿怒”（容本、袁本一致），金圣叹删去，并说是“俗本妄添，古本悉无，故知古本之可宝也”。
    3，晁盖所点的林冲等二十个头领的排名顺序（容本、袁本一致），金圣叹作了变动。
    4，“吴学究谏道，此乃不祥之兆，兄长改日出军”（容本、袁本一致），金圣叹删去此句。
    5，“宋江劝道，哥哥方才出军，风吹折认旗……”（容本、袁本一致），金圣叹改为“吴学究谏道，哥哥方才出军……”。
    6，“宋江哪里违拗得住”（容本），“宋江哪里别拗得住”（袁本），金圣叹改“宋江”为“吴用一个”。
    7，“宋江悒怏不已”（容本、袁本一致），金圣叹删去“悒怏不已”四字。
    8，“晁盖便请两个和尚坐了，置酒相待。林冲谏道”（容本、袁本一致），金圣叹改后四字为“独有林冲谏道”。本段底下金圣叹还改动“和尚道，小僧是个”为“晁盖道，他两个”等数处，容本与袁本皆一致未改。底下晁盖点起十个头领与他同去，十头领顺序“容本、袁本”一致，金圣叹有所变动。至晁盖中箭，是呼延灼燕顺刘唐白胜救出，“容本、袁本”一致，金圣叹改为“三阮刘唐白胜五个头领死拼将去”。
    9，“跟着欧鹏，都回到帐中”（容本、袁本一致），金圣叹改为“亏得跟着呼延灼……”
    10，“便差三阮杜迁宋万先送回山寨”（容本、袁本一致），金圣叹于“三阮”前增“刘唐”。
    11，“我等只可收兵回去，这曾头市急切不能取得。呼延灼道，须等宋公明哥哥将令来，方可回军”（容本、袁本一致），金圣叹改为“我等极该收兵一齐回去，但是必须等宋公明哥哥将令下来，方可回军。岂可半途撇了曾头市自去”。
    12，“退到半路，正迎着戴宗传下将令，教众头领引军且回山寨，别作良策。众将得令”（容本、袁本一致），金圣叹删去。
    13，“贤弟保重，若哪个捉得射死我的……”（容本、袁本一致），金圣叹改为“贤弟莫怪我说……”，并在晁盖言过之后加了一句“众头领都听了晁盖遗嘱”。
    14，“宋江见晁盖死了”（容本、袁本一致），金圣叹改为“宋江见晁盖已死”。
    15，“把那枝誓箭，就供养在灵前”（容本、袁本一致），金圣叹改为“林冲却把那枝誓箭……”
    16，“吴用林冲开话道，哥哥听禀：治国一日不可无君，于家不可一日无主。今日山寨晁头领是归天去了”（容本），“……国一日不可无君，家一日不可无主。晁头领是归天去了”（袁本），金圣叹删去“吴用”。这一段相较，“容本”当是依“袁本”有所润色。
    17，“宋江道，却乃不可忘了晁天王遗言。临死时嘱道……亦不可忘了”（容本），“宋江道，晁天王临死时嘱咐……今骨肉未寒，岂可忘了”（袁本），金圣叹于“亦不可忘了”前增“誓箭在彼”。显然，这一段是“袁本”最好。
    18，“吴学究又劝道……若哥哥不坐时，谁人敢当此位？寨中人马如何管领？然虽遗言如此”（容本、袁本一致），金圣叹于“若哥哥不坐时”后面增“其余便都是哥哥手下之人”，又改“寨中人马……遗言如此”为“况兼众人多是哥哥心腹，亦无人敢有他言”。
    以下还有数条，不再列举。总之，从第六十回书这一重要篇章看，“容本”与“袁本”基本一致，独有“金本”不同，并且“金本”之所以不同，显然是为了大贬宋江。金圣叹却在“回前评”中说，他这些删改的依据是“古本”，而被他删改的是“俗本”。再参照以上“又之三”的重要情况，则金圣叹手上很可能确有一种不同的“古本”，所以他才敢放手做了这样大量“托古”乱改的手脚，正如我们在这里所做的对照检查。
    ◎第六十一回、第六十二回，是吴用赚卢俊义上山，以及石秀孤身劫法场，金圣叹于此二回改动亦多，今略做统计，“容本”与“袁杨本”一致而不同于金圣叹之所改者，约有四十处之多，可见“容本”与“袁杨本”之较接近的一面；但也有三处，金圣叹的改动是符合于“袁杨本”的，而“容本”却不同，由此又可见金圣叹口口声声说他握有的“古本”，与“袁杨本”又有些接近，或者他手上的“古本”其实就是“袁杨本”，他要改掉的，便批评说都是“俗本草草”、‘俗本尽行改窜“云云。这三处是：
    1，第六十一回，“容本”为“当夜无话，捱到次日天晓，洗漱罢，早饭已了，出到堂前……”。
“袁杨本”为“也是天罡星合当聚会，听了这算命的话，一日耐不得……”。金圣叹改为“这一日，却耐不得……”
    2，第六十二回，“容本”为“正面交椅上坐定，都放了心”。“袁杨本”此处无此句。金圣叹删去此句。
    3，第六十二回，“容本”为“便是重生父母，再长爷娘”。“袁杨本”此处无此句。金圣叹删去此句。
    ◎第四十五回，“书会们备知了此事，拿起笔来，又做了这只《临江仙》词”，这词三种版本皆不同，“金本”与“袁杨本”接近，而“容本”改作不少，且说到大小和尚“同衾枕”，甚有明代人信息（参见《金瓶梅》），全录如下：
    “袁杨本”：淫行沙门招杀报，暗中不爽分毫。头陀尸首亦蹊跷，一丝真不挂，立地吃屠刀。大和尚此时精血丧，小和尚昨夜风骚。空门里刎颈见相交，拼死争同穴，残生送两条。
    “金本”：淫戒破时遭杀报，因缘不爽分毫。本来面目忒蹊跷，一丝真不挂，立地放屠刀。大和尚今朝圆寂了，小和尚昨夜风骚。头陀刎颈见相交，为争同穴死，誓愿不相饶。
    “容本”：破戒沙门情最恶，终朝女色昏迷。头陀做作亦跷蹊。睡来同衾枕，死去不分离。小和尚片时狂性起，大和尚魄丧魂飞。长街上露出这些儿，只因胡道者，害了海闇黎。
 
                        8，对第二十四回插诗的考察
    《水浒》第二十四回主要是写西门庆与潘金莲成其好事，“容与堂本”与“袁杨本”插诗之不同，有十五首之多，列之如下：
    ◎在“奴家平生快性，看不得这般三答不回头，四答和身转的人”，“容本”多出“有诗为证”：叔嫂萍踪得偶逢，妖娆偏逞秀仪容。私心便欲成欢会，暗把邪言钓武松。
    ◎在“叔叔是必记心，奴这里专望”下，“容本”诗为：可怪金莲用意深，包藏淫行荡春心。武松正大元难犯，耿耿清名抵万金。“袁杨本”诗为：叔嫂通言礼禁严，手援须识是从权。英雄只念连枝树，淫妇偏思并蒂莲。
    ◎在“武松道，恁地时，却生受嫂嫂”下，“容本”多出“有诗为证”：武松仪表甚温柔，阿嫂淫心不可收。笼络归来家里住，要同云雨会风流。
    ◎在“又早纷纷扬扬飞下一天大（容本作“瑞”）雪来”下，“容本”诗为：尽道丰年瑞，丰年瑞若何？长安有贫者，宜瑞不宜多。“袁杨本”诗为：眼波飘瞥任风吹，柳絮沾泥若有私。纷态轻狂迷世界，巫山云雨未为奇。
    ◎在“搬了家火，自向厨下去了”下，“容本”诗为：泼贱操心太不良，贪淫无耻坏纲常。席间尚且求云雨，反被都头骂一场。“袁杨本”诗为：酒作媒人色胆张，贪淫不顾坏纲常。席间便欲求云雨，激得雷霆怒一场。
    ◎在“因此武大不敢去寻武松”下，“容本”多出“有诗为证”：雨意云情不遂谋，心中谁信起戈矛。生将武二搬离去，骨肉翻令作寇仇。
    ◎在“哭下楼去了”下，“容本”诗为：苦口良言谏劝多，金莲怀恨起风波。自家惶愧难存坐，气杀英雄小二哥。“袁杨本”诗为：良言逆听即为仇，笑眼登时有泪流。只是两行淫祸水，不因悲苦不因羞。
    ◎在“自摇摇摆摆，踏着八字脚去了”下，“容本”诗为：风日清和漫山游，偶从帘下识娇羞。只因临去秋波转，惹起春心不肯休。“袁杨本”诗略后，为：篱不牢时犬会钻，收帘对面好相看。王婆莫负能勾引，须信叉竿是钓竿。
    ◎在“这个开茶坊的王婆，也是不依本份的。端的这婆子”下，长诗一首相同，但“容本”多出几句：只凭说六国唇枪，全仗话三齐舌剑……解使三重门内女，遮么九级殿中仙。玉皇殿下持香金童，把臂拖来，王母宫中传言玉女，拦腰抱往。
    ◎在“王婆接了这物，分付伴当回去”下，“容本”诗为：两意相交似蜜脾，王婆撮合更稀奇。安排十件捱光事，管取交欢不负期。“袁杨本”诗为：岂是风流胜可争？迷魂阵里出奇兵。安排十面捱光计，只取亡身入陷坑。
    ◎在“妇人听了，当晚无话”下，“容本”诗为：阿母牢笼设计深，大郎愚卤不知音。带钱买酒酬奸诈，却把婆娘白送人。“袁杨本”诗为：可奈虔婆设计深，大郎混沌不知因。带钱买酒酬奸诈，却把婆娘白送人。
    ◎在“口里假嘈，那妇人就低了头缝针线”下，“容本”多出诗一首：水性从来是女流，背夫常与外人偷。金莲心爱西门庆，淫荡春心不自由。
    ◎在“老身知得娘子洪饮，且请开怀吃两盏儿”下，“容本”诗为：从来男女不同筵，卖俏迎奸最可怜。不独文君奔司马，西门庆亦偶金莲。“袁杨本”作：须知酒色本相连，饮食能成男女缘。不必都头多嘱付，开篱日待犬来眠。
    ◎在“便把妇人搂将起来”下，“容本”多出“当时两个就王婆房里脱衣解带，共枕同欢”一句，并多出“交颈鸳鸯戏水……真实偷期滋味美”长诗一首，后为《金瓶梅》全部采入。
    ◎在“只瞒着武大一个不知”下，“容本”诗为：好事从来不出门，恶言丑行便彰闻。可怜武大亲妻子，暗与西门作细君。“袁杨本”作：半晌风流有何益，一般滋味不须夸。他时祸起萧墙内，悔杀今朝恋野花。
    两种版本对照，“容与堂本”为后来加工者痕迹甚显。
 　　

　 　

《水浒》作者之谜　　

　 　

认为《水浒》作者是施耐庵，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因为没有证据能推翻这一记载，但要说施公其人为《水浒》作者的铁证何在，怕是没有办法满足的。关于施耐庵籍贯，有钱塘、苏州、扬州、泰州、高邮、兴化、白驹之说。兴化施家桥与大丰白驹（二地紧邻）的资料颇为丰富，最为引人注意，所以值得作一番梳理。从某种意义上说，梳理到最后，是为某一施家理清了一段祖史，最关键的一点却是“施彦端等于施耐庵”这一问题的成立，而这恰恰没有铁证。那么这番梳理价值何在？价值就在于施彦端有可能就是《水浒》作者施耐庵，因此人们不能不把这项工作做细做实，来作为一份参考的资料。　　

胡适之1920年在《水浒传考证》中说，施耐庵是“乌有先生、亡是公”，是作者假托的名字。鲁迅1923－1924年在《中国小说史略》以及《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中说，施耐庵，疑是“演为繁本者的托名”。他们认为，罗贯中可能是《水浒传》简本“原作”一百回的作者，而经过明代中期的“旋耐庵”之手，变成了繁本一百回，而在水平上大为提高，于我们得到了《水浒传》前七十回以及结末文字这样好的文学。这样，在《水浒传》“原作者”问题上，就形成了“罗草施成”与“施撰罗编”两种观点。但不管是怎样一种情况，“施耐庵”都很重要，这是没有疑问的。如今在《水浒传》封面上都以施耐庵为作者，这就反映了某种共识。因此，“施耐庵”永远是我们的兴趣。这一章主要是理清兴化、白驹一带关于“施耐庵”其人的新发现。　　

最早记载《水浒》作者为施耐庵的，是明代正德、嘉靖年间的郎瑛，他说，“《忠义水浒传》，钱塘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嘉靖年间高儒在《百川书志》里说，“《忠义水浒传》一百卷，钱塘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他们没说这个“施耐庵”的来龙去脉，可能当时就已经说不清，或认为没有必要详加说明。　　

就在鲁迅说了施耐庵大约是“托名”之后四年，有个叫胡瑞亭的先生1928年11月28日在上海《新闻报·快活林》发表文章，大意说，史载《水浒》作者施耐庵是元代钱塘人，今春，我奉公调查户口，到了东台县白驹镇和施家桥，看到施家宗祠里供着的一位祖先，名叫施耐庵，心中奇怪，问之，他们说，《水浒》就是他们的这个祖先写的。我要他们拿材料来证明，于是又看到《耐庵小史》与残缺不全的《施耐庵墓志》（王道生撰）。我抄来发表，让爱好《水浒》的人们共同研究。　　

这对于学界和《水浒传》爱好者，真是一声霹雳。　　

1929年，“观云”针对胡瑞亭的文章说，“我很疑心这一段文字是上海文氓的向壁虚构……我们只要知道中国人是敢于冒认祖宗便够了，我想施家桥的施姓，未必是耐庵的子孙，大概仍不出于冒认的把戏”。　　

二十四年之后的1952年，第21期《文艺报》发表了《施耐庵与水浒传》、《施耐庵生平调查报告》，较为全面地提出了一系列文物资料，以期引起进一步的关注和研究。之后，何心在《水浒研究》一书中认为，这些材料是“后人伪造，不能相信”。戴不凡在《小说见闻录》一书中认为，“所有有关施耐庵的材料，没有一条经得起分析，没有一句话是可信的”，并形容说，“就像《红楼梦》里王狗儿和王熙凤联亲认宗一样荒唐”。而相反的是，丁正华在《江海学刊》1961年第五期上认为，“施耐庵为兴化施姓族祖应非假托”，刘冬在《中华文史论丛》1980年第四期上，依兴化大丰发现的材料，力图为施耐庵的形象勾勒出一个轮廓来。　　

1982年4月，江苏社会科学院主持，国内若干专家参与，进行了“施耐庵文物史料考察”活动，历时八天，共同签发了《江苏新发现的施耐庵文物史料考察报告》，认为，新发现的《处士施公廷佐墓志铭》（砖刻）表明，元末明初，在现在的兴化施家桥和大丰白驹镇一带，有一位施以谦之父、施廷佐之曾祖的施彦端，与新发现的民国七年过录、载有乾隆四十二年序的《施氏长门谱》所记的“彦端公字耐庵”相符，结合以往发现的文献资料和大量民间传说，元末明初白驹有一位施耐庵的存在是可信的。同时，《处士施公廷佐墓志铭》所记“曾祖彦端，会元季兵起，播浙，遂家之”等语，与明代早期目录书中的著录、明清笔记、以及《水浒》刻本所题“钱塘施耐庵”等的年代地望吻合。　　

江苏的考察报告，实际上肯定了今江苏兴化施家桥、大丰白驹镇一带的施姓族祖施彦端就是《水浒》作者施耐庵；否定了“施耐庵实无其人”、“施氏子孙冒名假托”等论点。　　

江苏的考察报告问世后，时隔四个月，首都学术界在《北京晚报》、《光明日报》发表座谈结果，说，根据现有材料，“大多数同志认为，施彦端就是《水浒》作者施耐庵的结论尚难成立”。《中国社会科学》发表四万字长文，认为苏北兴化大丰一带施耐庵之说，是“连个影子也没有”的。　　

　 　

1，施彦端就是施耐庵　　

北京社科院张惠仁先生指出，古人名、字、号之间，往往有“音、形、义”上的关联。有同义式的，如李白，字太白，诸葛亮，字孔明；有反义式的，朱熹，字元晦，罗隐，字昭谏；有因果式的，辛弃疾，字幼安，晁补之，字无咎，郑燮，字克柔。　　

古代男子二十而冠，根据幼时本名另立别号，或起名时即起别号，叫做字。彦端的彦，依《说文》《尔雅》解释，就是“美士”，彡，是毛，有漂亮的毛发。引申为才德杰出之人。耐庵的耐，依《说文》，右边的寸，就是彡，左边的而，是颊毛，都与毛发有关。耐是罪小刑轻，可以保留胡须与鬓毛。何满子说，耐庵当是彦端别号。　　

今我们看到，《水浒》第四回，写鲁达出家剃头，“净发人先把一周遭都剃了，却待剃髭须，鲁达道，留了这些儿还洒家也好”，这正是“耐”的意思，大约是作者的戏笔。耐庵也可能是施彦端从浙江(或苏州)回到家乡前夕或之后所起的、用以解嘲和立志的名字。民间传闻他追随过张士诚，若果如此，则虽然地位不高、不在核心，但对于新得天下的大明帝国来说，仍是一个漏网待罪的人，只不过获罪不至于很大。庵与退隐和忍耐有关，古代文人往往用来谦称自己的书斋，施耐庵当时是只有做一个退隐山林的人了。耐庵这两个字，暗示着他要沉下来作一部大书以写天下之事与胸中大志。今白驹与兴化也有这方面民间故事。如果耐庵这个名字是他早就有的，与后来的志向与命运则是一种巧合，大约从南方归来之后因以自号的可能性较大。兴化一带的人过去爱用“庵”字作名字，如郑板桥父亲就号“立庵”。　　

《施氏长门谱》凡名前皆有“讳”字，凡各人父亲，皆冠以“公”字，第四世至第九世名讳缺，第一世彦端公名亦缺，说明修谱者严谨，不知为不知。施氏宗祠《木榜文》载，施耐庵“讳子安”，与《施耐庵墓志》一致。20世纪初，吴梅在《顾曲麈谈·论南曲作法》一节中说，“《幽闺记》为施君美作，君美名惠，即作《水浒传》之耐庵居士也”，随后在其《谈曲》一章中又说“按施君美名惠，字耐庵，《水浒记》亦其手笔云”。吴梅大弟子任二北说，吴师家中孤本甚多，所说必有所本。明代徐复祚《三家村老委谈》四次说到施君美作《水浒》，何满子先生说，徐为万历年间人，当然知道《水浒》署名为施耐庵，他不称耐庵而称君美，则必知为同一人。　　

《录鬼簿》称施惠“巨目美髯，好谈笑”，而“耐”字本与毛发有关，这是相符的。此乃从“美髯”角度推测，如再加上从处境与立志推测，则臻全面。耐庵“美髯”，可证鲁达出家剃头时说的玩话正是好说玩话的耐庵自己的意思。　　

　 　

2，《施耐庵墓志》是真的　　

有人从墓志的格式、年号称谓、墓志作用、施耐庵中进士年代、施耐庵著作种类与名称五方面否定这篇墓志。张惠仁先生一一予以驳倒。　　

⊙他从施耐庵同时代的大文人宋濂做的近七十篇墓志，说明了《施耐庵墓志》格式上能成立。　　

⊙明朝人写文章可以用“明洪武”来指称自己的年代吗？他引宋濂、胡应麟的文章证明，能。　　

⊙张惠仁考证出，1928年胡氏发表《施耐庵墓志》时，写了一句话“耐庵墓志，附施氏谱末，为淮安王道生作”，后来人们在编兴化县志时，将这话写到墓志结尾上去了，变成“因作墓志，以附施氏之谱末焉”，但即使原墓志尾上有这句话，也不足以说明墓志是假的，因王道生作这墓志，是施耐庵已死若干年后，其孙将其祖“移柩南去”时所写，是可以既埋入墓中，又附载族谱之后的。　　

⊙《施耐庵墓志》说“公讳子安，字耐庵，生于元元贞丙申岁，为至顺辛未进士”，查元史，辛未没有开科，但前一年庚午，后二年癸酉，是开科的。张惠仁认为，这可能是推算错误，不能以此否定全文的真实性，况且，1928年发表在《新闻报》上的，并无此句，只有“元末赐进士”一语。胡瑞亭抄写时如见到具体年月，是不可能简化为“元末赐进士”一语的，所以可能本来就是这样的一句简语。　　

后人为祖上作墓志，遥赠功名的情况较普遍，比如清代徐述夔棺前刻有“拣选知县”，其实真是“一点影子也没有”，徐述夔中举之后，就因考卷上的“违碍语”被剥夺了功名，根本不可能“拣选知县”了，他的后人却偏要这样给他刻在棺材上，他本人之灵也未必愿意（沙黑就徐述夔事迹写过小说《诗案》发表在《清明》杂志）。同样如此，施耐庵也有可能就不曾中过进士。所以《墓志》上这句话的有无、以及是否准确，对于证实《墓志》真实性，并不重要。但《施氏长门谱》上是有“元末辛未科进士”这句话的，故亦不可轻易置之不顾。　　

⊙《施耐庵墓志》说，“先生之著作，有《志余》、《三国演义》、《隋唐志传》、《三遂平妖传》、《江湖豪客传》，即《水浒》。每成一稿，必与门人校对，以正亥鱼，其所得力于弟子罗贯中者为尤多”。张惠仁认为，关于《三国演义》等书的作者，虽与一般定论有所不同，但也可能恰恰是这篇《墓志》保留了历史的真实，况且它并没有完全剥夺罗贯中的“著作权”，而《水浒》原名《江湖豪客传》这一记载，有着重大意义，更证明了这篇《墓志》的真实可靠。　　

《施耐庵墓志》说“公讳子安，字耐庵”，与原有《族谱》上“公讳彦端，字耐庵”不同，王道生是淮安人，他可能未见过施氏族谱，因此知道多少写多少。张惠仁考证，子安的子，意思是君子，与彦端的彦字本意美士、才德杰出之士，是一致的，符合中国文字之间的微妙关系，子安与彦端不是“风马牛不相及”。子安二字，是取孟子所说“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则居之安”。施耐庵《水浒》的思想，是建立一个梁山泊理想国，这思想是长期以来他自得之而与众不同的，理得而心安、居之而身安。另外，子安，也是平安之意。　　

《礼记》说，“故圣人，耐以天下为一家”，《水浒》的思想来源正在这一古典的这句话之中。施耐庵取耐庵为自己的字，并署在书前，真是自有道理。“圣人耐以天下为一家”，正是《水浒》一书的神髓。子安，彦端，耐庵，这六个汉字的三个组合，有这么多相通的微妙深意，决非偶然，更不是否定论者说的“矛盾百出”、“没有一句话可信”。　　

杨州师院黄俶成先生直接采访过一位离休干部，该老人说，“墓志是我老太爷先发现的，这是听我祖父讲的。我曾祖父小时候同一帮放牛娃做游戏，在施家桥北边靠庄不远的土地上挖呀挖的，挖到一条砖砌的隧道，大家不敢下去，就哄一个瞎子下去，他下去摸呀摸的，摸到一块石板，上面刻了字，孩子们点着火把下去，有个识字的，就拿块水板把石板上的字抄了下来，内容是说施耐庵写《水浒》的事，洞里阴沉，大家匆忙就出来了。听说这条隧道通施耐庵墓。”另有若干农民说他们曾亲见施耐庵墓下有墓道。计算下来，这位离休干部的曾祖父发现地下有石板，当在道光－咸丰年间。施耐庵墓至今未开挖作文物考察，有不少人主张打开看一下。黄先生认为，咸丰二年，清廷继续禁《水浒》，而施氏大修宗祠、大修族谱、并请户部主事陈广德作《谱序》，当与发现《墓志》内容有关，不过，《谱序》不敢写耐庵作《水浒》，而以赞美本族两个贤才的含混口吻说：“耐庵之精于文，建侯之精于棋”。　　

　 　

3，关于“钱塘施耐庵”　　

1982年，江苏社科院确认的出土砖刻《处士施公廷佐墓志铭》（明嘉靖甲申，1524年立）写道：　　

“施公讳□，字廷佐，□□□□□□。高祖元德于大元□□生曾祖彦端，会元季兵起，播浙（字迹模糊，或繁体“苏”字），遂家之。及世平，怀故居兴化，还（或“遂”）白驹。生祖以谦，以谦生父景□，至宣德十九年辛丑生公……”。　　

今观黄氏提供的《施廷佐墓志铭》照片，上面的字是用刻刀直接在砖面上刻写的，并且书法不是很好，大大小小，无有什么规范，又据说被农民当着磨刀砖磨去了大片的字，故造成辩认的困难。其“生曾祖”三字上面，似为“贞元”二字。1，其“贞”字的左右两竖，清晰可辩，不是直竖下来的，而是向下倾斜作会拢之势，“贞”字下面的两只脚是不见了，但原先这两笔一定写得不大，藏在贞字的“目”的下部，“目“字的四横基本被磨掉了。2，这个只剩下两竖可辩的“贞”字下面，定是一个“元”字，能辩认出来，与“高祖元德于大元□□”的两个“元”字用笔一样。3，另外，这两个□，只应是年号，不应是干支，年号比干支更重要，没有单书干支而把年号不书的道理，而不可能是“丙申”或“庚申”。4，当初刻写者本应既刻上年号，又刻上干支的，但他刻丢了干支，而只刻上了年号。5，王道生《施耐庵墓志》说，耐庵“生于元元贞丙申岁”，这大约是正确的，正与《施廷佐墓志铭》砖刻互为印证。这样，施彦端（即施耐庵）的生年似可定下来了，是生于“大元元贞”年间。今查，《辞海》《辞源》皆列有专条，“元贞”为元成宗年号，但1988年《辞源》之《历代建元表》元成宗年号却正好是作“贞元”，今人印制《辞源》尚且有颠倒之错，何况古代穷乡僻壤一位文化水平不算高的人，用刻刀直接在砖上刻字呢？将“元贞”误刻为“贞元”是有可能的。　　

关于施耐庵的生年，是一个较难确定的事。如果他是生于以上说到的“元贞丙申”－1296年，则如黄氏编的年表所示，到洪武三年，他七十五岁，是逝世的一年了。但已被出土《施让地照》证明不错的《施让墓志铭》（淮南一鹤道人杨新撰）说施让生于洪武癸丑，即洪武六年（还说他的两个夫人分别生于洪武辛亥、洪武戊辰），他是施耐庵唯一的儿子，这时施耐庵已经去世三年，怎么能生他呢？所以此间有矛盾，施耐庵不当生于1296年，而应生得晏些。黄氏提到，喻蘅先生是认以上砖刻字为“庚申”字的，则施耐庵当生于元仁宗延祐“庚申”岁－1320年，如此则须到洪武二十七年才会去世，按这个生卒年，则施耐庵在五十四岁时生下施让，有这个可能。黄氏对施耐庵生年还提到一种可能，就是生于元武宗至大元年“戊申”岁，即1308年，则该是六十六岁时生下施让。我们设想，这三个可能的生卒年也许都不是，而是别的年份。杨新所撰施让的《墓志铭》上明确说到：“先公耐庵，元至顺辛未进士……隐居著《水浒》自遣”，认施耐庵是施让的父亲。那么如果“元至顺”年间中进士是真的，当时施耐庵该是多大岁数呢？按以上“丙申、戊申、庚申”三种可能的生年，则“元至顺”年中进士时，当依次是三十多岁、二十多岁、十二岁。这样，十二岁中进士是不可能的，“庚申”岁就排除了。生年为“戊申”较恰当，即二十多岁中进士，六十六岁生了一个儿子，也许是老年得子，先前生的都是女儿。据说施耐庵有武功，身体想必强健，六十多岁生子也是可能的。但不可能死了以后还会生子，所以生于“丙申”岁，三十多岁中进士，也就绝无可能。但之所以有以上三个“申”的说法，是因为黄氏等专家认砖刻上被磨灭不清的两个表示生年的字有一个是“申”字，故而找出了这三个可能的生年，而定下了“丙申”说。如今我们已论证“丙申”为不可能，三者之中“戊申”最有可能。这个“戊”字，与喻蘅先生认为的“庚”字，作为磨灭不清的字倒有点接近，或许砖刻上是“戊申”二字？但如果后一个字其实并不是“申”字呢？甚至也并不是干支而是我们辨认的年号“贞元”（即元贞之误刻）呢？则施耐庵的生卒年就得另作假设和探讨了。（补充一说：《水浒》“引首”写道，“自庚申年间受禅，开基即位”，是否作者将自己生年“庚申”隐于一部大书的开首一笔之中？“庚申”就正合喻蘅先生的判断了。那么施公有无中过进士以及哪年中的进士，就得重新估量，兹不赘。）　　

又，据张氏说，1，关于施耐庵施让“父子年龄不协”问题，前人已有争议，并有“未亡人过继说”，而持质疑者仍是“揪住不放”；2，张氏认为胡瑞亭《施耐庵墓志》上本无施耐庵生卒年，也本无中进士在辛未年，故可能是后来修《兴化志》人所加。我们认为，元末辛未科进士，在《施氏长门谱》上写着这一句，这是民国七年过录于旧谱的，不可能是修《兴化志》的人所加，如果是硬加给施耐庵的，那可能是在咸丰二至五年，施氏族人大张旗鼓修谱、建祠、在祠中立祖堂时。　　

砖刻上说墓主施廷佐生于宣德十九年辛丑，黄氏已考宣德无十九年，辛丑在永乐，故定施廷佐生于永乐辛丑。不过，也还有一种可能是施廷佐生于宣德九年－1434年。照《施让墓志铭》，施以谦生于洪武六年－1373年，如果施廷佐生于永乐辛丑－1421年，则与其祖施以谦相差48岁，是可以的，而永乐辛丑正是施以谦去世的一年。如果生于宣德九年，则祖孙二人相差61岁，也是可以的，其时施以谦已不在世。照《施让墓志铭》，施以谦生七子，其中老三老四早死，则施廷佐只可能是老大、老二、老五、老六、老七的儿子。但施廷佐可能不是老大的儿子，不属长门，所以《长门谱》中无记载，恰好反证了《长门谱》的严谨可靠。这块轰动海内外、非常重要的“施廷佐墓志铭”砖刻，竟也将墓主生年计算错了或刻写错了，可见，在有关施耐庵的这些文物中出现诸如此类不能统一的说法，是不奇怪的，当对这些有一种整体性的宏观性的视野，才能得出正确结论，不能拘泥一枝一叶“揪住不放”。　　

张惠仁认为，在有限的砖刻墓志铭上没有多言其父与祖父的情况，却“大书特书”曾祖的情况，足证当时族人共同意识这位曾祖是族史上的重要人物。戴不凡曾说《施氏族谱》上“彦端”的存在大可怀疑，出土砖刻将这怀疑推翻了。而《康熙十场续志》载有与施彦端同时同地之人都是“元季避地”向南，不是向北，也都是天下既定、返回家乡，这为“播浙（或“播苏”）、怀故居兴化，还白驹“作了旁证。　　

砖刻着重记载的是，墓主之曾祖彦端是怎么到浙江去，又从浙江回来的。至于何以元末兵起就要到浙江去，似不言而喻，也不必多说，那就是张士诚造反。一般史载张士诚“泰州白驹场人”，这大约以当时白驹的实际行政所属而言。张士诚造反，怎么施彦端就一定要流播江南呢？这里面没有必然性。只能说，这位曾祖是跟张士诚走了，或者是当时去的，或者是稍后去的。施耐庵既然可能是与张士诚造反有关的人，按理他从江南返回后不应当选择白驹，因为刚刚成立的大明帝国是要对敌人张士诚家乡不客气的，施耐庵怎么不怕的呢？张惠仁对“耐”字的本意的发掘，在这里用得上，就是说，施耐庵认为自己参与张士诚的事情不算深，“罪”不至于太大，甚至不会遭到追究。另外，他也许认为，越是到老家去居住，越是安全，如果到别的地方居住，反而易遭小人指认和暗算。再有，就是那时人烟较稀少，白驹偏僻安全。王道生作的《施耐庵墓志》说施耐庵是在淮安去世，棺柩是其后人“述元”移回白驹施家桥安葬去的。也许我们可以推想，居住白驹的施耐庵毕竟还是觉得政治压力较大，他于是离开家人，云游到淮安，专心创作，完成《水浒》和其它的著作。　　

砖刻上的字，不管是“怀故居兴化，还白驹”，还是“怀故里兴化，遂白驹”，联系施让的《墓志铭》来体会，祖籍兴化是没问题的，问题是“播浙”（或“播苏”）之前，住在何处？是兴化城里，还是白驹镇上？黄俶成为施耐庵编的《年表》写道“生于兴化白驹，1岁”，这是一种捏合，但“播浙”之前不是居住白驹，就是兴化城里。我们设想，施家在兴化城里有一座故居，施耐庵从浙江或苏州回，先住到兴化城里的故居，再移居白驹乡下。但遥想这是有点自找麻烦，因为白驹是张士诚家乡，何必要到刚刚统一天下的明朝特别要加以肃清的地方去呢？只能认为，施家本来就在白驹，从浙（或“苏”）回，仍回白驹。旧屋田地仍在，大家也都熟，回到白驹，至少是把家中老小重新安置到白驹（含今之施家桥），也就无须多虑，而把老小作了安置之后，施耐庵本人仍可以云游四方。那么，施家在兴化城里或许本来没有故居，所谓“怀故居兴化”，是指怀念祖籍兴化，是概而言之的地域大方向，而“还白驹”才是所去之地的实指，一虚一实，至为全面，亦合言文之法。这与施让《墓志铭》“鼻祖世居扬之兴化，后徙海陵白驹”一致，据《墓志铭》这句话，黄先生笼统捏合“兴化白驹”欠妥，这也是兴化与白驹（白驹如今又属盐城）争施耐庵的一个历史根据。当然，争是不必的，如果这个“鼻祖”确实是施耐庵，那么他世居兴化，后来迁居到白驹。　　

“长门”二字出自施封《施氏长门谱序》，施封自云“封系长门，出自文昱公之裔”，按施让《墓志铭》和出土《施让地照》，则文昱是施让长子，施让是施耐庵长子，所以施封自认出自“长门”是对的。一说施耐庵是老大，而《木榜文》说耐庵排行老三。即使他本来排行老三，既立他为明代始祖，他的长子及其所传，就是“长门”，别的就略而不说了。　　

黄先生将万历四十七年《施奉桥地券》上的“今据大明国直隶扬州府高邮州兴化县白驹场街市居住……”一语，断引为“大明直隶扬州府高邮州兴化县白驹场”，来定施耐庵籍贯，亦欠严谨，因从施耐庵生年到明万历年，相差近三百年。黄先生行文中有时称“施耐庵张士诚都是元末兴化白驹人”，这擅自改变了史有定称的张士诚籍贯“泰州白驹”。这矛盾如何解决？黄先生说，“按照惯例，当以历史人物生活时代的家乡地名作为籍贯”，按此原则，当有如下资料可作参考：　　

1，《大丰志》，白驹在元代属兴化县，明洪武元年改属泰州。2，大丰施耐庵纪念馆门厅碑刻称“施耐庵海陵白驹人”。3，《东台志》称，白驹元代属泰州海陵，并记“元至正十三年，泰州白驹张士诚起义”。这与《元史》是一致的。白驹作为重要盐场，属泰州分司所辖。4，《泰州志》称元代泰州辖海陵、如皋二县。5，兴化是五代时从海陵析置，后来或断或续属泰州，今又属泰州。东台是乾隆三十三年从泰州析置。大丰是1952年从兴化、盐城、东台三县析置，含白驹。6，被出土《施让地照》和《处士施公廷佐墓志铭》证实不假的耐庵子施让《墓志铭》上开宗明义的第一句话，“处士施公，讳让，字以谦。鼻祖世居扬之兴化，后徙海陵白驹”。所以，兴化白驹、大丰白驹之争，虽无实质矛盾，却也自有依据。白驹地距泰州城实远，而与兴化水乡接壤，深苦激烈的盐文化与柔美沉思的水文化在此交汇。综上所述，具体言之，应说施公是白驹人（黄俶成：施耐庵生于白驹），略大而言之，应说他是兴化人（鼻祖世居扬之兴化），再大而言之，则应说是泰州人（参看东台、大丰、泰州县志），而不是黄氏所引用的高邮人。　　

关于“始祖耐庵明初自苏迁兴，后徙海陵白驹”的说法，始见于咸丰三年的陈广德《施氏族谱序》与咸丰四年的《宗祠建立纪述》，这与出土的《施佐廷墓志铭》总的不冲突，问题在于，这种说法指明从江南回来后，是先到兴化，后徙白驹的，已如上所说，不合理，并且，更重要的是，暗示施家本是苏州人，从施耐庵起才到兴化、并迁白驹的，陈广德明白地写着“吾兴氏族，苏迁为多”，但这意思用在施耐庵这一族就不对了，与《施廷佐墓志铭》和施让《墓志铭》相冲突。我们只能相信两个《墓志铭》是信史。咸丰以后“施氏本是苏州人，耐庵是自苏迁来兴化的始祖”的说法，乃根本大错，是后代相隔四百多年之后，以讹传讹，这一点，张氏、黄氏皆已指出。　　

王道生《施耐庵墓志》说施耐庵“至顺辛未进士”，而史载元代辛未没有开科，成为疑点。张惠仁认为，坐实“至顺辛未进士”，是修兴化志的人润饰之词，而胡瑞亭在《新闻报》上仅言“元末赐进士”，这才是《墓志》上的原话。黄先生引众多专家意见认为，元代科举混乱，元史记载未必完全，比如，《浙江通志》就记载“至顺辛未”有进士四人，明史称刘基为“至顺间”进士，这都是“至顺辛未”有进士科的确证。此外，黄举出吴梅所说施耐庵即作《幽闺记》的施惠的说法，则施耐庵就成了杭州的书会才人，是可以被人乱称为进士或贡士的。　　

黄先生对《墓志》说施耐庵“官钱塘二载”的解释，与张先生有异，张氏认为施耐庵是“播浙”后做的张士诚政权的钱塘官吏，黄认为，施耐庵在张士诚起义之前就在杭州了，根据就是“施惠即施耐庵”。至于史书上查不到施耐庵在钱塘为官的记载，是因为元代九十余年中，今所知钱塘县尹仅一人，记载极不全，而县尹也不是一县之长，上面还有一个达鲁花赤，即蒙古人或色目人，估计“施惠-施耐庵”连县尹也没有做到，只做到八品以下不入流的小官，所以史书上更无记载了。依黄的观点，则施耐庵早就在杭州，既做过小官，又是个书会才人，又开店经商。　　

依张说，1952年《文艺报》所发表的材料上，施耐庵“曾官钱塘二载”的记载，正与三十年后出土的《施廷佐墓志铭》砖刻所说“元季兵起，播浙”吻合，《水浒》题署“钱塘施耐庵”的“钱塘”二字，解释在此。砖刻上因被农民在上面磨刀而磨灭殆尽的“浙”字极有可能是个繁体的“苏”字，这也没问题，人是流动的，“苏、浙”俱为江南“人间天堂”，二地联系甚密。依黄说，施公即施惠，是早就在杭州的，但黄说没有回答施家元末“播浙”或“播苏”的问题。若将张黄二说糅合为一，则：施公家在白驹，本人云游四方，特别到过杭州，张士诚占有江南后，他将全家从白驹移来杭州，后又移到苏州，士诚失败之前，他将家移出了苏州，并进而移回故土白驹，而自己则依然随时云游四方。　　

　 　

4，关于“东都施耐庵”　　

张惠仁认为，过去人们说，金圣叹因为反对农民起义，腰斩了《水浒》，伪作了施序以假乱真。其实，如果施序是金圣叹伪作，他必然要把反对农民起义的观点贯彻其中，但施序中却没有这种观点，其中除了有《水浒传》三字外，几乎没有任何涉及这部书的文字。在金圣叹所处的封建时代，写文章说反对农民起义的话，不必吞吞吐吐，而序的内容和隐晦文风说明，作序者恰恰是不反对农民起义的，所以，反对农民起义的金圣叹不会作这篇序。　　

这篇《水浒传序》说，自己对生活无所企求，本来也不想著书立说，只想跟朋友无休无止地聊天，并且谈不及朝政，亦不及人之过失，后来虽写了这本书，却并无什么意图，写得如何，也不管它，成之无名，不成无损，文章得失，小不足悔，何必去想它。显然，这个做序的人在故意掩盖他写这本书的大胆，真是欲盖弥彰。序如果是反对农民起义的金圣叹伪作，何必这样曲笔隐晦呢？自从明代嘉靖以来，《水浒》公开出版流传，题署有“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施耐庵集撰，罗贯中篡修”、“罗贯中编辑”、“施耐庵编辑”等形式，而籍贯，只有“钱塘施耐庵”一种，如果这篇施序是伪作，金圣叹完全可以上承百年来定论，人云亦云，何以要独独题署为“东都施耐庵”？关于施耐庵，在有明一代官私案牍中，人们对他一无所知，与金圣叹同时代的一本《新刻全像水浒传》，还把施耐庵题为“宋施耐庵”。五代前，兴化为海陵辖下之昭阳镇，五代从海陵析置兴化县，此后有时属泰州，有时属高邮州，但皆属扬州府，扬州在五代南唐时，恰称“东都”。今《大丰志》云，南唐时本地属“东都泰州海陵监”可证。洛阳也古称东都，但洛阳与施耐庵问题无关，而这篇所谓“伪作”的序上的“东都施耐庵”，恰与三百年后“施耐庵是白驹人”巧合，所以这“东都”，只能暗指扬州，这说明序不但不是“伪作”，而正是施耐庵所作，为金圣叹所发现，金圣叹确实声称他的七十回本是依据“古本”的。罗尔纲先生说，金圣叹手中即使没有古本，也一定深知古本的情况。　　

施耐庵在《水浒传序》中说自己这本书，“所发之言，不求人惊，人亦不惊，未尝不欲人解，而人卒亦不能解，事在性情之际，世人多忙，未尝闻也，吾友既皆绣淡通阔之士，其所发明，四方可遇”，真是曲折隐晦的“怪论”，分明道出作书苦衷，反对农民起义的金圣叹甚无必要、也不可能这样“伪作”。　　

所以，“钱塘施耐庵”、“东都施耐庵”、“兴化、白驹施耐庵”，等等，可以得到统一，不是说不清的。　　

　 　

5，关于“白驹施耐庵”　　

经查，施耐庵与张士诚的关系有两种对立说法：其一，“却聘”。“与张士诚部将卞元亨相友善，士诚初缮甲兵，闻耐庵名，征聘不至，士诚造其门，耐庵逊谢，因避去”。其二，“赞助”。有说始终“保”到底，有说后来意见不合，离去。《兴化县续志》上的《耐庵小史》等都持第一说（这正是一种官方立场），而民间传说则持第二说（这正是一种民间立场）。在旧社会，自己的祖先参加过造反，并不是一件光彩的事，所以，到目前为止，施族材料中未有施耐庵参加张士诚起义的记载，《施廷佐墓志铭》也只是含糊其辞说“元季兵起，播浙”。两种说法，正说明一个事实，即施耐庵极可能参加过张士诚起义。把从白驹到江阴一带几百年关于施耐庵的传说一言否定为荒唐，是不可取的。　　

宋代政和以后，黄河不再汇入梁山泊，元代至元26年，开凿会通河后，逐渐淤塞，成了平陆。在施耐庵生活的年代，梁山泊已成平地。而《水浒》写水比写山更胜一筹，如果作者不熟悉到处河、湖、港、汊、荡、垛、滩而又长满芦苇的水乡，并且熟悉水战，断写不出。而白驹四周直至兴化城、高邮、宝应数百里方园皆是水乡泽国，称为里下河水乡平原。史载宋绍兴元年，张荣纠合山东义兵，在梁山与金虏遇，转战南下……佯走兴之缩头湖，杀虏驸马胡芦巴等万余人……虏一夕远去，乃改湖名得胜。因此，历史上就有山东梁山义军转战兴化得胜湖大胜金兵的事。兴化县东南旗杆荡，也曾是岳家军驻地。　　

《水浒》所写故事主要发生在北方，《泰州文史资料·第三辑》黄仲实文章指出，《水浒》说到的北方有关州县山川的名称大体不错，而说到它们的“位置方向、道途远近、途中之地”等方面，就有了很多的错误；对北方山川的描写多为泛泛之笔，对五台山与泰山的描写甚至有很多错误；全书只有三次一笔带过提及对北方来说那么重要的黄河，对扬子江却有浓墨重彩的描写；当具体写到北方城邑时，笔下却分明是南方城邑的特色；从对酒店的许多描写中也可见出是“取南写北”；此外，在气候、物产、生活习惯等方面的描写中，也多有“指南写北”的情况；而作者的水乡知识丰富而正确。凡此种种，说明着《水浒》作者是南方水乡之子，而对北方知之不多。黄仲实先生这一看法，学界多有认同。　　

《兴化县志》记载元代兴化第一任知县詹士龙，继北宋张纶、范仲淹之后修捍海堰，发地，得希文石，上书“遇詹再修”，识者以为前定。这一传说距离施耐庵出生仅几十年。《水浒》第一回有“遇洪而开”的描写。此二者巧合，说明施耐庵受到过影响。　　

兴化一带流传有关施耐庵传说，有的与盐城（兴化东北，白驹以北）人卞元亨有关，比如说他们是姑表兄弟，一同参加张士诚起义军。卞元亨实有其人，也确实参加了张士诚起义。明万历年修《盐城县志》，载有卞元亨“生有膂力，曾蹴虎至死”，又《卞氏谱》载“东海常出猛虎，路绝往来，公怒曰，昔周处射虎杀蛟，以除民害，吾当效之。人以为狂。公独往，无寸械，适虎当振威，公从容近之，以足蹴其颔，虎立毙，其豪迈如此”。《水浒》有“武松打虎”，并且有“武松把只脚往大虫门面上、眼睛里只顾乱踢”的关键动作（金圣叹为之叫绝），与此相似。　　

　 　

6，关于施氏族谱。　　

1952年，《施氏族谱》揭载时，无其它资料证明它的真实性，1981年，大丰文物征集办公室向农民施俊杰征集到了《施氏家簿谱》(该谱民国七年从施氏长房过录而来，故又称《施氏长门谱》)，其纸张、墨色、内容证实其自身的可靠，同时也旁证了《施氏族谱》的真实性，否定了施氏伪造《族谱》之说。1952年《文艺报》公布的《施氏族谱》择载世系表第一世至第十二世，其第一世名彦端，字耐庵，元配季氏，继配申氏，第二世名让，字以谦。《施氏家簿谱》世系的第一行为，也是写下了“第一世始祖彦端公字耐庵原配季氏、申氏，生让”，二者一致。但《家簿谱》“字耐庵”三字写在“彦端”旁，江苏省公安厅“（82）公文检字第80号”说，字耐庵三字与家谱字迹对比，“二者书写水平，起、收、笔的运笔特点完全反映两者书写习惯的同一。‘字耐庵’三字与《施氏家谱》字迹为同一人所写”。1982年4月，范宁、朱一玄、何满子、章培恒十六位专家考察其墨色、字迹，一致认为是同一人同一时所写。又，该谱既然是“过录”的，则原来所本上“字耐庵”三字不一定也是写在旁边的，这是过录人抄写有漏，发现后补在旁边，造成了后人的疑惑。　　

徐放1952年见到过四种《施氏族谱》，内容大致一样，这些族谱到20世纪末已全部毁失，幸而徐放当时已将各种版本作了详细记录，并且1952年第21号《文艺报》也公布了谱中的大部分内容。《长门谱》徐放1952年亦见过两种，二者内容也大致一样，这两种亦于后来全部毁失，而所幸徐放亦有详细记录，并且1981年10月29日大丰县征集到了另一版本的《长门谱》，封面题《施氏家谱簿》。徐放先生当知他所见过的《族谱》与《长门谱》上有无“字耐庵”三字及其位置如何。　　

《家簿谱》收录的杨新《施让墓志铭》，没有《族谱》中耐庵著《水浒》等三十字，结合施氏家族世代相传祖先著《水浒》，以及施耐庵在白驹著《水浒》的民间传说，张惠仁认为，《家簿谱》上原是有耐庵公著《水浒》的记载的，但被修谱的施封删去了，因为惧怕清朝文网。　　

明崇祯十五年圣旨“禁毁《水浒》”，清乾隆十九年，朝廷“议准《水浒》一书……一体严禁”，乾隆四十一年，圣旨特下将观看禁戏（包括《水浒》戏）的官员“拟照违制杖一百”。各级地方雷厉风行，禁书的作者、刻书者、收藏者、阅读者，一经查获，即处重刑。禁《水浒》从乾隆一直延续到嘉庆、道光、咸丰、光绪，除非胆子特大，又收藏深密，《家谱》上才会公然记有祖先著《水浒》的话。施封修谱在乾隆四十二年，正当其时，删去祖先著《水浒》的记载，但敢于写上“字耐庵”，已是朴实尚祖，冒了风险。今所见施氏各谱，也有闪烁其词称“耐庵精于文”的话，这就是抹去著《水浒》记载之后的残痕。　　

张惠仁先生提供的乾隆四十一年圣旨的背景极重要，已足以决定施家修谱时不敢明载祖先著《水浒》事。今再补充一条：乾隆四十三年，东台发生著名的“泰州徐述夔一柱楼诗案”，乾隆皇帝圣旨一下，“省长”---江苏布政使死在狱中，扬州知府东台知县等官员被罢官充军，特派皇宫侍卫钦差南下，会同江苏巡抚，将葬埋地下十五年的徐述夔和他的儿子戮尸，将其家人押到北京处斩或给清兵为奴，将有牵连的已故大诗人沈德潜“扑碑、夺谥”，夺去原赐的“尚书”称号。徐述夔家乡徐姓四处逃亡，百姓家家烧书，多少夜火光不熄。白驹距东台不远，且属东台管辖，而徐述夔诗案亦与兴化已故诗人王国栋有关。把此事比作大地震，则白驹及兴化一带就是震中地区，施家修谱虽可能时间稍前，但所处时代的文网空气可以想见。《施氏长门谱》载有施封序，序云，“谱系未经刊刻，而手抄家录，自明迄清，相沿不坠”，如在乾隆四十二年的当年全部完成了修谱和各家过录的工作，到半年或一年之后，徐述夔诗案事发，他们也会悄悄再重抄一遍，并毁去原谱，以抹去祖先著《水浒》的记载。　　

《施氏家簿谱》可由《施廷佐墓志铭》得到铁证：《铭》举五代，元德、彦端、以谦、景□、廷佐，而《谱》乃由“迁兴始祖”算起，故不写元德，极合规范。定为始祖，亦与新的朝代建立有关，即本族的“有明始祖”之意。　　

又，《施氏家簿谱》的真实可靠，亦可由出土《施让地照》得到佐证。《谱》中载有扬新（淮南一鹤道人）撰施让《墓志铭》，署为景泰四年癸酉二月乙卯望日壬寅吉立，1958年发现的《施让地照》，施让夫妇确实于“大明景泰四年二月乙卯朔越有十五日壬寅”下葬，符合一致。　　

施让《墓志铭》记载施让字“以谦”，“生子七，长子文昱字景胧”，正与出土之《处士施公廷佐墓志铭》上“以谦生父景□”一致。《施让地照》之证实施让《墓志铭》，除上述年月日一致之外，“祭主施文昱等伏缘父母庵逝”之语，也是一证。　　

1981年10月发现的《施奉桥地照》砖刻，亦可证《施氏家簿谱》不假，《施奉桥地照》刻写着“……先考施公奉桥阳年五十一岁”，《施氏家簿谱》记载：“邑庠生：明朝，第九世讳□，字奉桥”，完全相符。　　

1954年秋，居住白驹施氏宗祠斜对门的小学教员杨宜官，拾得“施子安”残碑，1981年送大丰县施耐庵文物征集办公室。经考证，疑即《施耐庵墓志》刻石残存。1952年参加施耐庵调查活动的徐放说，他曾听谢兴尧说，1940年于北京琉璃厂见过王道生《施耐庵墓志》拓片。则该《墓志》原名可能就是《施子安墓志》。　　

1928年报上发表之胡瑞亭《施耐庵墓志》有“公讳子安”语，与1954年在白驹发现的“施子安”残碑吻合，实证胡本《墓志》来源于白驹，又，早在胡文发表之前七年，民国十年初版之《中国人名大辞典》已有施耐庵字“子安”和“元末赐进士”语，其所本大约也是《施耐庵墓志》。　　

施让《墓志铭》被《施让地照》以及《施公廷佐墓志铭》二出土文物证实，又从而证实该施让《墓志铭》上“先公耐庵，元至顺辛未进士，高尚不仕。国初，徵书下至，坚辞不出，隐藏著《水浒》自谴”的话不能轻易否定。　　

1962年，省文化局省文联等单位，曾清理被农民挖过的施让墓，结果发现原有三廓，既证实了《施让地照》上说的先后有过二妻，也进一步证实了《施氏族谱》不错。施让墓在施耐庵墓南偏西二百米，并还有子孙的墓又在南边偏西，说明施族对墓地的安排是有序的，施耐庵之墓是真实的。又，原供在白驹施氏宗祠内有《苏迁施氏宗》，高二尺许，宽一尺五，有框架，上框横书“苏迁施氏宗”，下框横书“百世流芳”，两边直书一联“和平子孙多昌盛，耕种衣食自丰饶”，上列“元辛未进士始祖考施公耐庵府君、妣施门季、申氏太孺人之位”及以下十八世一百六十四人名讳。祠毁后，白驹镇施文辉请回家供奉。施家桥施宝宽家原有《施彦端神主》，上写“施氏始祖彦端公妣季氏申氏之位”及历代祖宗。这些也恰与后来出土的文物相符。长期以来，这些史料有的孤独地存在于世，有的长眠在地下几百年，终于会合在一起，互证着它们来源一致、严谨可靠、不是杜撰。　　

黄俶成将施耐庵口碑梳理为：1，兴化大丰一带，流传关于施耐庵的生平。2，山东郓城一带，流传关于施耐庵在这里当训导并考察过梁山。3，浙江建德一带，流传关于施耐庵罗贯中以元末战场写《水浒》。4，江阴一带，有施耐庵早年与晚年的传说。黄氏认为，不同地带的群众往来极少，如此天衣元缝说明着施耐庵的存在，值得重视。　　

　 　

7，关于《云卿诗稿》　　

黄俶成说，1982年他与周梦庄先生会晤过，周梦庄说，“我家住盐城伍佑场。民国二十四年，到白驹镇看戏，顺便访问了镇上施氏宗祠和施氏后裔。我看到宗祠里供奉着他们的始祖施耐庵的神主牌位，从族谱上抄到《施耐庵墓志》，又从耐庵后裔、当时在白驹镇坐馆的施逸琴先生处得到他们二世祖施让的诗集抄本《云卿诗稿》，诗稿后附有施让之父施耐庵的一套散曲。我把这情况告诉范烟桥，他就写文章上报了”。　　

丁正华先生所抄《耐庵散曲》有丁正华本人的题记，“上系盐城伍佑周梦庄于民国二十五年五月十三日在白驹镇施氏宗祠中遇一施逸琴先生所抄，收入其《水浒传本事考》中，并附注云，‘据施逸琴先生告诉我，耐庵子云清，曾从士诚为参军，与潘元绍不睦，因作水浒讥之。伊得佚名诗集抄本，内载赠云清诗注云，作水浒，托乃翁名行世。’一九五二年十一月余随聂绀弩等同志调查施耐庵生平事迹，得周所著《水浒传本事考》手稿，因录之”。　　

今所见《耐庵散曲》一套，据黄氏说，任二北先生鉴定认为，即使是冒充施耐庵之名所作，此人也够得上元曲大家。一些研究者则认为，这套散曲为施耐庵所作无疑。总之，这本《云卿诗稿》是有功劳的，至少为我们提供出了一位不为人知的元曲大家和他的这套作品。　　

云卿（云清）是何人？真是施耐庵的儿子吗？就是白驹施氏祠堂二世祖施让吗？他真的做过张士诚的参军吗？　　

从《施让墓志铭》可知，施让生于明洪武六年，所以他不可能做过张士诚的参军，因为张士诚早已于六年前就败给了朱元璋并且被杀害或自尽了，这时施让远未出生。所以，云卿（云清）不是施让，之所以说成施让，是施逸琴这种人的分析或以讹传讹。　　

从周梦庄1982年的话可知，“《云卿诗稿》是二世祖施让所作”这句话，是施逸琴说的，不是证自诗稿本身。丁正华的题记中的“伊得佚名诗集抄本”之“伊”，当是指施逸琴，就是说，施逸琴获得了这本佚名诗集抄本。既然是佚名，可见诗集上没有写明是施让作，也没有写明是施云清作。之所以说是《云卿诗稿》，只是因为诗集中有一首诗是赠云清的，并且这首诗下有一个注，说是“作《水浒》，托乃翁名行世”。可见，判断诗稿的主人是云清，并且姓施，这是施逸琴等人，他们的判断就是根据这条注语。至于进一步又说到云清就是施让，做过张士诚的参军，并与潘元绍不睦，这是施逸琴在和周梦庄说话时，糅进了白驹一带的民间传说或自己的臆说。至于“云清”与“云卿”，诗稿中可能作“云清”二字，施逸琴题为或被人在文章中写为“云卿”，因这样才更像个诗人的名字，而在泰州－兴化口音中，“卿”与“清”不分。　　

诗稿的存在是无疑的，作诗稿的诗人的存在也是无疑的，云清其人则难以说清。如有个云清，则作此诗稿的诗人既可能是云清，却也不一定就是云清，不能因为诗稿中有赠云清的诗，就断定这诗稿就是云清的，也有可能是写这首“赠云清诗”的诗人本人的，他把自己写的“赠云清诗”收进了自己的诗集，这种可能性倒更大些。所以，“佚名诗集”的“佚名”二字很确当。　　

但诗稿中是否有“云清为士诚参军”的话呢？因这诗稿目前未见有人说还在，所以无法获证，只能说，也许有这个可能。如果是这样，则云清为士诚参军就不是施逸琴的糅说，而是诗集中的记载了。　　

还有赠云清诗的注语“作《水浒》，托乃翁名行世”这句话，“乃翁”，即“你的父亲”，但也可以是“他的父亲”或“这个父亲”。据以判断云清一定姓施，并且是施耐庵的儿子，这已经有点绝对。这句话是的第一种读法是：《水浒》不是施耐庵作的，是这位赠诗给云清的诗人作的，只不过托了好朋友云清之父施耐庵之名。这句话的第二种读法是：“你这个施云清作了《水浒》，假托了你的父亲施耐庵的名字行世”，施逸琴实际上取了这第二种读法，说云清“与潘元绍不睦，因作《水浒》讥之”。但不论如何，仅凭这句假定是如此的注语，当然不能从《水浒》封面上拿掉作者施耐庵的名字。此处只能存疑了。　　

所谓《云卿诗稿》，对于研究施耐庵与《水浒》的重要性自不待言，可惜大约今已不存，留给我们的悬念是，诗稿何在？诗人是谁？云清是谁？从附于诗稿之后的施耐庵散曲与诗可知，这部诗稿的水平可能与散曲相当，也是不低的。我们大可以想象一下，这部诗稿的作者其实就是施耐庵本人，所谓“云清”，所谓“作《水许》，托乃翁名行世”，所谓耐庵散曲与诗附后，都是障眼法，而整部诗稿乃得以行世。　　

     附：耐庵散曲一套　　

秋江送别赠鲁渊道原刘亮明甫（周梦庄原有注,鲁刘二人曾从张士诚，后失望离开）　　

[新水令]西窗一夜雨蒙蒙,把征人归心打动。五年随断梗,千里逐飘蓬。海上孤鸿,飞倦了这黄云陇　　

[驻马听]落尽丹枫,莽莽长江烟水空。别情一种,江郎作赋赋难工。柳丝不为系萍踪,茶铛要煮生花梦。人懵懂,心窝醋味如潮涌。　　

[沉醉东风]经水驿,三篙波绿,问山程,一骑尘红。恨磨穿玉洗鱼,怕唱彻琼箫凤。尽抱残茗碗诗筒,你向西来我向东,好倩个青山互送。　　

[折桂令]记当年邂逅相逢,玉树蒹葭,金菊芙蓉,应也声同。花间啸月,竹里吟风,夜听经趋来鹿洞,朝学书换去鹅笼。笑煞雕龙,愧煞雕虫。要论交白石三生,要惜别碧海千重。　　

[沽美酒]到今日,短檠前,倒碧筒,长铗里,掣青锋。更如意敲残王处仲。唾壶痕,击成缝。蜡烛泪,滴来浓。　　

[太平令]便此后,隔钱塘南北高峰,隔不断别意离悰。长房缩地恐无功,精卫填波何有用?你到那山穷水穷,应翘着首儿望侬。莽关河,有明月相共。　　

[亭离宴带歇拍煞]说什么草亭南面书城拥,桂堂东角弦琴弄,收拾起佩剑相从。撩乱他落日情,撩乱他浮云意。撩乱他顺风颂。这三千芥子,多做了藏愁孔。便倾尽别筵酒百壶,犹嫌未痛,那堤上柳,赠一枝,井边梧,题一叶,酒中梨,倾一瓮。低徊薜荔墙,惆怅蔷薇栊,待他日鹤书传奉,把两字儿平安,抵黄金百倍重。　　

      耐庵施肇端谱于秋灯阁　　

（按：肇端，实为彦端，当为传抄有误。又，张惠仁先生解释，肇端，是“美好的开端”，彦端，是“美好凝重的开端”，二者不冲突。又，黄俶成据丁正华对独特流传在江阴一带的施公传说认为，此套散曲当在江阴所作。按江阴与靖江隔江相望，而靖江境内有“孤山”，其北百里许即白驹，江阴又与苏州近，所以江阴一带独有的施公传说是值得注意的。其说是：施公为徐麟塾师，徐麟为洪武举人，后官至一品，此可证施公为元末明初人。而在江阴一些地方，徐氏族中保存有一副对联“读宋学士赞言，高风世仰；观施耐庵卜兆，大地名扬”，说的是施耐庵为其祖先徐麟卜地。徐麟殁于正统十年——1445年，其时明朝已建国五十多年，而施公仍在，他至少有八十岁左右了。但卜地也不一定要等本人死后，比如郑板桥活着时早就为自己谋划葬地事宜。徐麟之父曾仕元，既聘施公教徐麟，当然与施公有旧交。或施公是为徐麟之父卜地。依风水学说，正因这地卜得好，才导致徐麟的官至一品。不管如何，据丁正华调查，一些口碑和这对联是存在的。而徐放先生收集有江阴许氏族谱片断，其中有相传施公为许恕所作的文字，而许恕为元末明初人。当然，这里面也不排除有后人增添之嫌，但总之何以独在江阴一带有这许多施耐庵传说，是耐人寻味的。许多资料表明，元末明初在江阴有施耐庵活动的存在可能是个事实。又，《水浒》写林冲上梁山，在朱贵酒店题诗，中有“身世悲浮梗，功名类转蓬”句，与此词中“五年随断梗,千里逐飘蓬”相似。）　　

又附   施耐庵轶诗　　

诗之一，施耐庵准备回迁兴化时,寄兴化顾逖（据黄氏说，顾施二人赠答诗最早见于1913年《楚阳十日报》。民国《兴化县续志》座办刘仲书曾问该报编辑金逸园先生诗的出处，金答，得自顾石荪手抄先人九苞公遗败中。顾九苞系乾隆四十六年进士，经学家，乾嘉扬州学派早期成员）:　　

年荒世乱走天涯,寻得山阳好住家。愿辟草莱多种树,莫叫李子结如瓜。　　

顾逖答诗（万历兴化县志载,顾逖,至正16-22年,知松江府,正当张士诚居吴中期间,当是做的张士诚的官）：　　

君自江南来问津,相逢一笑旧同寅。此间不是桃源境,何处桃源好避秦?　　

诗之二（周梦庄当年见到附在《云卿诗稿》后面），题赠鲁渊：  　　

相思相见总生愁,况是河桥欲去舟。如此垂杨如此别,销魂未必定扬州?　　

　 　

8，关于施氏立谱、建祠、认祖　　

1928年，胡瑞亭先生在上海《新闻报》发表文章，说他奉公调查户口时，在东台白驹发现了供奉施耐庵为始祖的施氏祠堂，并见到了《施耐庵墓志》等有关资料，这个施耐庵就是作《水浒》的施耐庵，此文引起了“观云”等人的讥笑，并说白驹施氏玩的是冒认祖宗的老把戏。　　

当然，这种讥笑已被证明至少是肤浅的。那么，1，白驹施氏是何时认施耐庵为始祖的？2，这个供施耐庵为始祖的祠堂又是怎么回事？本文试做一个回答。　　

施氏从何时起认施耐庵为始祖，这个问题应当凭着已经公认的施耐庵的曾孙《施公廷佐墓志铭》来回答，其《铭》说，墓主的高祖施元德生了曾祖施彦端（即耐庵），施耐庵因为元季兵起而播流到了浙江（或苏州），在那里安了家，等到天下太平，也就是明朝建立以后，怀念故乡兴化（祖籍也，地域也）又把家从江南迁回了白驹。　　

也就是说，这个《铭》说明了施耐庵是从江南（在后来数百年中，由于信息闭塞，衍生出了苏州、吴兴、钱塘、东都等多种说法，还有“苏吴楚水钱塘人也”这一含混捏合包罗一切的说法）迁到白驹定居的第一人，更重要的还是明朝建立以来本族在白驹定居的第一人。《铭》已经在确定白驹施族始祖不是施元德，而是施耐庵。　　

此外，已被出土文物证明不假、学术界公认不错的《施氏长门谱》更明确以施耐庵为始祖。《铭》从高祖施元德起到墓主施廷佐，一共列举了五代人，而《施氏长门谱》却没有写元德，是把施耐庵作为第一世起写的，因为族谱认了施耐庵为本族明代始祖，所以更以上的祖宗就不必写了，否则，要写多长呢？一直要写到鲁惠公。　　

以上情况说明，施氏认施耐庵为始祖，年代久远，在为施廷佐立《墓志铭》时就有所明确了。但这个《墓志铭》毕竟不等于族谱，施氏何时开始为本族立谱的？只有清代乾隆四十二年第十四世孙施封修谱时在《序》上说的一句话能回答，那就是“族本寒微，谱系未经刊刻，而手抄家录，自明迄清，相沿不坠”，可见始立谱系是明代的事，但具体是明代何年呢？似难确定。　　

《施氏长门谱》载第一世施耐庵，名讳是缺的，第四世至第九世名讳亦缺，这就说明，施封修谱时所收集到的“长门各家实录”已无法提供出这些祖宗的名讳，这些名讳的失记，至少是在第九世之后了，大约不可能是第十世，有可能是第十一世以后。咸丰二年至五年，兴建以耐庵为始祖的宗祠时，是第十四世孙主持的，第十五世孙施如同施永茂捐了不少钱和田，按二十五岁一代计算，上推七十五年，第十一世大约在乾隆四十五年左右。　　

乾隆四十二年修谱的施封说自己是第十四世孙，与第十一世相差三代，与第十二世则只相差两代，都在允许的伸缩之内。也就是说，施氏长门“各家”何时开始对自己的族系做“实录”是不知道的，但长门第一次单独汇总立谱，可能正是施封这次修谱，从施封算，上距施耐庵已经十四世，不但不知道耐庵之名讳，也失记了第四世至第九世的名讳，这当然有可能。　　

施封对于自己出自“长门”、出自“文昱公之裔”是明确的。“文昱公”是谁？就是施耐庵的长头孙子。施让《墓志铭》说“处士施公，讳让，字以谦……生子七，长文昱，字景胧”，这一《墓志铭》已为出土文物《施让地照》证明不错，而上面已说到的出土地砖《施公廷佐墓志铭》站在施廷佐的身份上说曾祖施耐庵“生祖以谦，以谦生父景□”，也与施让《墓志铭》一致。耐庵生以谦，以谦生文昱，“文昱”正是施耐庵的长头孙子，所以施封说自己出自“长门”。但他是施耐庵这一支的长门，不是整个施族的长门，因为有说施耐庵本人在家中是排行老三的━━施氏木榜文说“庵公先公长卿公生庵公第三”。又一说施耐庵是长子，则施封更是长门里的长门了。　　

施封说，施氏一族，“合族之谱难以考证，唯长门之谱尚属可稽”，就是说，现在所见的《施氏长门谱》，并不反映施氏全族，而只比较忠实记载着施耐庵这一支的繁衍生息情况，立施耐庵为其始祖。但尽管如此，年代久远，施耐庵这一支的来龙去脉，也还是渐渐模糊，以至忘记了根本家乡，说自己本来是苏州人，请人写道：“吾兴氏族，苏迁为多。白驹场施耐庵先生，于明洪武初由苏迁兴化，复由兴化徙居白驹场”（清咸丰四年奉直大夫陈广德撰《施氏族谱序》），这是弄错了，在所有文物中资格最古的《施公廷佐墓志铭》说明着施耐庵这一支是元代就居住在白驹的，到江南去只有不多的几年，就又回来了。　　

现在来回答第二个问题，施家宗祠是怎么回事？清代咸丰五年的《施氏宗祠建立记述》中把施耐庵称为始祖，说祠堂原建在乾隆“戊申”年，即乾隆五十三年，是用施奠邦的住宅改建而成的，只是草创，并未建成，后来数十年颓败不堪，今族人从咸丰二年起，花了四年时间，建成了如今的样子，“设大门，建祖堂，置祭田”，祠宇高敞，“我祖在天之灵”是会来享用的了。　　

这个乾隆“戊申”年始建祠的说法，十分可信，因为这正与施封乾隆四十二年修谱前后相继。就是说，施族长门在乾隆四十二年第一次立谱，乾隆五十三年第一次立祠，当是立谱之后就筹措立祠的事，这个十年忙得不亦乐乎。但既然年代处于乾隆，则谱中不当记载施耐庵著《水浒》，祠中也不当立施耐庵为始祖，因为当时正是文网高张。前文已说过，乾隆十九年，朝廷“议准《水浒》一书应饬直省督抚学政行令地方官一体严禁”，乾隆四十一年，皇帝特下圣旨将观看《水浒》戏等禁戏的官员“拟照违制杖一百”，各级地方雷厉风行，禁书作者刻印者收藏者阅读者一经查出皆处重刑，乾隆四十三年皇上亲自大张旗鼓处理“泰州徐述夔一柱楼诗案”，连江苏布政使都死在狱中，扬州知府东台知县都解到北京受审罢官充军，白驹施氏不可能此时公然在族谱上和宗祠里大宣特宣是自己的祖宗施耐庵著《水浒》，这不是硬要招来杀戮吗？六十年后，到咸丰二至五年，白驹施氏又一回忙得不亦乐乎，重新建祠和修谱，并请奉直大夫陈广德为族谱作序、为祠堂写匾，也许是情况毕竟有些松动了。　　

据有关材料说，该祠大门砖石砌成，上有四字匾曰“施氏宗祠”，这就是“设大门”；其第三进房子里供着“始祖施耐庵祖牌”，这就是“建祖堂”，有施氏大户献地五十亩、二十四亩不等，这就是“置祭田”。不言而喻，这一切在以前也许都是没有的，至此才郑重其事起来。咸丰四年夏，奉直大夫陈懋亭（陈广德）经过白驹，在祠中纳凉，欣然为祠堂题写了“新祠式焕”的匾，并欣然为施氏族谱作了《序》，说明一切在这位奉直大夫心目中也是不成问题的，否则，不是帮着施族做假、乱认祖宗、瞎胡闹吗？　　

这样，可见乾隆之前施族尚无祠堂，至乾隆五十三年初建的祠堂里大约也还没有把施耐庵列为始祖，这初建的草创的祠堂可能还是施氏全族的祠堂，后来弄不下去，也就“颓败”了，荒在那里。这说明咸丰二年之前施氏族人还不敢公然说起施耐庵，甚至由于年代久远，已经不清楚、不能明确作《水浒》的施耐庵是他们的祖先，一旦发现了或明确了这一点，就举族轰动了起来，于是提出了重新建祠，施族的大户也愿意出钱出田做这事，别人也为此感到欢欣鼓舞愿意出力或不加干涉，于是把本来可能是全族的祠堂，改成了明确以施耐庵为始祖的祠堂。　　

在明初至清代咸丰二年之前的数百年漫长时间里，白驹施氏对于自己的祖宗作《水浒》这件本来清楚的事，已经渐渐忘记，或已经说不清楚、不敢肯定了，应该说，这是很自然的事。即使有着民间传说，他们并不能凭着民间传说就建祠堂、供施耐庵，必有一件铁的事实让他们能这样做。　　

这件事实，就是对《施子安墓志》的发现。前已说过，兴化一位离休干部说是他的祖先发现了《施子安墓志》，当时他的这位祖先还是个孩子，与许多小孩一起在田野中挖地洞做游戏，竟挖到施耐庵墓的墓道上去了，于是有较聪明的孩子下去举火抄写出了《墓志》。黄俶成认为施族在咸丰年间大建祠大修谱，可能与此事有关。这个判断当是不错。1928年胡瑞亭从白驹抄去发表在上海《新闻报》的，所本亦当在此。至今施耐庵墓未作文物考古开挖，此一传说终有一天要得到检验，并把施耐庵生年确定下来。　　

现存有关施耐庵文物中，有一咸丰二年立的木榜，原来也是供在祠堂中的，上面记载的主要事情是：因为建耐庵公祠，举族选派施耐庵十六世孙施占鳌到淮安去考证施耐庵遗迹，以便写成文章悬挂祠中。施占鳌到淮安拜见了一位袁林甫，这袁家是翰林府第。袁大人就领着施占鳌步行到达施耐庵故居，平房三间，有木桌凳，隔间当年就是罗贯中居住。这位袁大人对施占鳌说，施耐庵写《水浒传》到第七十五回，被小人告发，朱元璋派人来逮捕施耐庵进京，当时施耐庵五十四岁（按，照这个岁数，施耐庵当生于1316年左右，即元仁宗延祐“丙辰”岁左右，这个岁数也嫌小了，辛未年才十五岁左右，不能考进士），在狱中七年，作《封神榜》一部，刘伯温到狱中看到书稿，暗叹，就对明太祖说，施耐庵写的书荒谬而已，于是放了施耐庵，施耐庵就回到淮安这房子里，闭门著书，“每成一稿，隔山门人贯中校对”，到七十五岁时，施耐庵去世。（按，“隔山门人”，就是“山墙隔壁的门人”）　　

这个木榜文与前面的建祠文在所说的时间上一致，当是建祠时立的，这位袁大人，就是作《耐庵小史》的袁吉人之父或祖父，这《小史》可能就是施占鳌恳请、而其父或祖令他执笔的。　　

这个《木榜文》，虽然可靠，却非原件，经过传写，文字不是很严谨了，至于有小说的成份，但其中大意是不会假的，就是说，当时施氏族人为了布置新建的祠堂，确曾派了族中一个通文墨的青年到淮安去了一趟，根据历久以来比较可信的一则家族传说，去实地采访，于是采访到了一些说法，就写在了木榜上，布置在祠堂里。这次采访活动，是上述施氏族人大张旗鼓建祠、修谱活动中的一部分，同时证明着施氏重新认施耐庵为始祖是在咸丰二年。施氏族人在咸丰年间敢于这样大张旗鼓认著《水浒》的施耐庵为始祖，虽比乾隆年间风险少一些，也还是了不起的，也就是说，尚存些《水浒》的勇气。　　

　 　

9，“述元”是何人？　　

有关施耐庵的几件材料里，有个“述元”其人。明代王道生所撰《施耐庵墓志》（原名可能是《施子安墓志》）中写道，“去岁其后述元迁其祖墓葬于兴化大营，距白驹镇可十八里”。袁吉人所撰《耐庵小史》，说，“其孙述元，应士诚聘，至麾下，奉令招募，因见士诚骄矜，亦逸去”。 还有提及的，是《木榜文》，说，“述元归里，将先祖耐庵柩迁南去”。　　

这里，最重要的是没有写到“述元”姓什么。但人们易误以为“述元”无疑姓“施”，这就给理解造成了障碍。　　

王道生问这位述元家世情况，述元“讳不肯道”，问他本人的“志”，竟然“唏嘘叹惋”，问他的这位先人施耐庵，所回答的与王道生过去听罗贯中谈起的差不多。经过这三问，王道生于是大大叹息了一番。这位“述元”是在张士诚麾下供职过的，后来对士诚不满，跟施耐庵一样，也离开了张士诚。　　

《木榜文》与《耐庵小史》实为一个出处，即淮安“袁大人”。当时（咸丰二年）是施占鳌奉族人之命赴淮安采访施耐庵遗事，回来后将采访所获写成了《木榜文》供在施氏祠中，其中写到“袁大人唤后裔吉人，陪鳌公步达庵公书室”，此“吉人”大约即作《耐庵小史》的袁吉人，《小史》中耐庵的事情，当都是他的上人（父亲或祖父）“袁大人”所言，并命他执笔写给了施占鳌。　　

《木榜文》、《耐庵小史》上的“述元”，正好与《施子安墓志》上提到的“述元”呼应一致，如果确系施占鳌采访所获，当时族人将何等欢呼，因为这与《施子安墓志》相印证了，但如果是根据《施子安墓志》写进去的，则实际上没有提供新的佐证。　　

今所知的施氏族谱、出土砖刻等资料上，还没有发现施耐庵有这个孙子“述元”，而施耐庵的儿子施让洪武六年才出生，其时张士诚也已死六年，施耐庵的孙子无论如何不可能到张士诚手下去供职了，所以施耐庵不可能有“述元”这样大的孙子。　　

施耐庵的生卒年至今未有确定，可以假定的年岁生施让又太迟了些或不可能生施让，但施族的资料上又说施让是施耐庵生的，所以这里包含了多种可能性，比如，施耐庵的某位遗孀以同族他人的儿子施让继承为施耐庵的儿子；比如，施耐庵老年得子大约在六十六岁生了儿子施让；比如，施耐庵年岁其实不比张士诚大那么多，所以洪武六年时还正当中年，于是生了儿子施让；但这个“其孙述元”却从何而来？　　

如果施耐庵在张士诚活跃的当时确实还不曾有儿子，不管他是一个中年人，还是一个六十岁的人，他都是可能有侄孙的，这个“述元”可能就是施耐庵的一个侄孙，岁数上却相当于儿子，因为施耐庵尚无子息，“述元”其实是被当作继承人带在身边的，并且深受施耐庵影响，所以他才有可能在张士诚手下供过职，并且与施耐庵一起离开了张士诚。　　

如果施耐庵是六十六岁生了儿子施让，则他去世时，施让才九岁，没有能力到淮安去迁移施耐庵的棺柩，这件工作理所当然只有述元去做。但述元毕竟只是施耐庵的侄孙，所以后来的《施氏长门谱》上不可能把他作为施耐庵的孙子记载，又因他不是长门的，这个《长门谱》也不可能载有他的名字，造成了我们今天的迷惘。　　

因为施氏别种族谱或家谱现已不存，即使已经发现的在近几十年来又有湮没，所以述元到底是施家那一门的（施耐庵弟兄三人），就难以说清。　　

还有一种很大的可能是，“述元”根本就不姓“施”，他是施耐庵的一个嫡亲外孙或稍隔一层的外孙，施耐庵一直带他在身边，对他很是培养和依仗，当施公尚无子息时，或许会以他为继承人的，而此人也较有才干，耐庵去世之后，许多后事就当然是他来帮着料理了。因此应当注意到，上列几件材料里都没有提到这个“述元”姓什么，或许不是偶然，他本来就不姓施，要写他的姓又一时会造成行文的噜苏麻烦，但他毕竟也是施耐庵的孙辈，又是这样至密的关系，所以干脆含糊写为“其后”、“其孙”。　　

《施耐庵墓志》与《木榜文》都是咸丰五年列在宗祠里的，当时《施氏族谱》早已有之，并刚刚重新过录增修一遍，请奉直大夫陈广德作了《序》，而早在乾隆四十二年修立的《施氏长门谱》也同时存在，上面都写着施让是耐庵唯一儿子，其所生的七个儿子一一有名在《谱》，都不见这个“其孙述元”，这样大的矛盾，施氏族人怎会有眼看不见，而情愿留着这些难以解释的疑问在新建的祠堂中呢？他们中的策划者、主持者、帮忙者、识字的人水平这样差，一点都没有发觉和指出吗？如果他们在咸丰二年至五年大张旗鼓修谱立祠建祖堂供施耐庵，是在假冒认祖，他们就做得这么笨吗？显然其中自有原因。我们今日所见的这个矛盾，在他们看来，是不成问题的，“其孙述元”是个什么人，在他们也是十分清楚、不存在疑义、无须说明的。可以肯定的是，“述元”并非施耐庵嫡亲的孙子，而是外孙、侄孙或别的类型的孙子，可以笼统称为“后人”或“其孙”，而与施耐庵最为密切。　　

　 　

10,《水浒》中的方言　　

《水浒》作者既然大半辈子生活在元代，则《水浒》中必有许多元代的独特语言方式和词语，这已在“成书年代”中有所揭示。另一方面，如上所说，《水浒》作者极可能是江苏中部的“施家桥-白驹”人氏，则《水浒》一书当有若干“苏中地区-泰州-兴化”方言的反映。经查，《水浒》中这种方言的存在，十分大量，并且至今活在当地人的口头上，这也就反过来说明着《水浒》作者的情况。当然，《水浒》一书流传已久，书中的语言也会反作用于社会生活，但何以泰州兴化一带的这种存在如此大量，却又值得我们要反过来想一想。　　

有语言学者俞扬先生研究说，通过考察《水浒》所用词语的方言特征，来考虑作者是谁，这个思路不能说不对。而《水浒》中的词语，确实有不少至今还活跃在泰州、姜堰、兴化、大丰、东台一带的口语中。虽然方言词的“今籍”不等于其“故籍”，但颜景常教授《古代小说与方言》一书，通过对“方言音韵”的科学研究证明，《水浒》的“基础方言”不属于狭义北方话，也不属于吴语，而属于元代的江淮官话。此外还有张丙钊、顾黔等人的研究有力支持颜景常的论点。所以，《水浒》的基础方言是江淮方言的可信度很高，甚至缩小范围说是通泰方言，似乎也没有多大问题，而施耐庵生活的白驹正在这个范围之内。既然《水浒》的基础方言是江淮方言，那么它的词语跟今天江淮方言间的共同点，比山东、杭州等地方言之间的共同点较多就是可以理解的。　　

何时、由谁来最终确认这一点，真是很难说。但有了“《水浒》的基础方言是江淮方言的可信度很高”这个结论，再参考其它因素，来给“《水浒》作者是谁”这个问题做个回答，也是可以的了。意大利哲学家维柯在其《寻找真正的荷马》中说，“几乎所有的希腊城市都声言荷马就生在它们那里……这是由于几乎所有这些城市都看到荷马史诗中某些词、词组，乃至一些零星土语俗话都是他们那个地方的。”这情况真令我们会心一笑，但维柯认为，这情况并不可悲，恰恰是“可以有助于我们发现真正的荷马”的。这说明通过语言的考证来求这个问题的解决至少也是科学途径之一。　　

现在，我们就做一个朴素的搜索，来看一看《水浒》的词语跟今天江淮方言之间的共同点是不是较突出。简列如下：　　

张。一为观看、偷看之意，二为设器捕捉之意。第二回，“谁在那里张俺庄上”，第四回，“只在门缝里张时”，第二回，“正在那山坡下张兔儿”，第四十三回，“你去张一张”。第四十五回，“随后跟出来，布帘里张看”，“石秀在布帘里张见”。　　

净手。第四回，“起来净手”。今人写为“解手”。金圣叹在第四回“侍者忍笑不住，等他净了手”后面批道“也要净手？鲁达坏了”，这是误批，“净手”并非“洗手”，这里是指鲁智深“在佛殿后撒屎”。　　

猴子，小猴子。第二十五回“武大看那猴子吃了酒肉”，“被这小猴子死命顶住”，第四十五回，“一个小猴子跟着出来赶早市”，第一百十九回“细人”。泰州兴化等地有时称大人也为“猴子”，称小孩为“细猴子”或“细人”。　　

买嘱。第三十回，“却央张团练买嘱这张都监”。　　

把。第三回“一时间把在县里看”、 “把荷叶来包了”、  第四回“有甚肉，把一盘来吃”。第五回 “这个女儿，被你把了去”、第二十四回“既然叔叔把与奴家”、“妇人常把些言语来撩拨他”、第三十八回 “宋江已把出来了”、“兄长已把在他手里了”      　　

对过，对门。第十一回“对过芦苇泊里”、第二十回“去对过茶房里坐定吃茶”。　　

此外还有：　　

第一回“约莫”，第二回 “可以容他在家里出入”， “你托谁的势”，“不想正属他管”，“整做了十数坛好事功果道场”，“没处走”，“伏侍”、“拴缚牢”、“打麦场”、“亲眷”、“失晓，好起了”、“倒不如你”、“风车儿”、“怄气”、“又没老小”、“乘凉”、“作怪”，（此外有“相脚头”一词是江南人语，可旁证施耐庵在浙江或苏州生活过），“吃碗酒”、“一向”、“惹他”、“罗唣”、“庄上打起梆子”、 “庄前庄后，庄东庄西”、“见座林子，奔到里面”、“路上不曾住脚”、“上墙打一看时”。　　

第三回“史进上梯子问道”、 “你是干净的人”、“负累了你不好看”、“把庄里有的没的细软”、“家私”、 “夹着屁眼撒开”、“吃个泡茶” 、“上街吃杯酒”、“打多少酒”、“摆一桌子”、“州南走到州北”、 “吃甚下饭”、“手里拿串拍板”、“切了半个时辰”、 “油酱铺”、“彩帛铺”、“硬到底”、“吃官司”、“也须教我父亲知道”、“府尹见说，且教监下”。　　

第四回“不瞒你说”，“亏杀了他”、“孤老”，“折杀俺也”、“都不要动手”、“不如就了这条路吧”、“礼数不到”，“多少钱一桶”，“杀了我也不卖”，“汉子见不是头，挑了担便走”，“牛屎泥墙”，“又不曾撩拨他们”，“熬得清水流”，“有甚东西买些吃”、“又不白吃你的”、“腮边新剃，暴长短须，戗戗地好渗濑人”、 “你也到口”、“尽使手巾盘头”。　　

第五回“间壁客店”，“赶不上宿头”、“日晚，来我庄上做甚的”、“讨死”、“俺又不曾说甚的”、“闹甚么”、“这头亲事，不是情愿与他的”、“不忌荤腥”、“选着今夜好日”、“黑洞洞地”、“熟鹅”、“把销金帐子下了”、“不怕你飞了”、“灯草”、“谁想你便下拳打他”、“也是一路”、“天晚”、“两个馒头，两块肉，一大碗酒”。 　　

第六回“不要高声”、“不曾有饭落肚”、“那里似个出家人”、“他两个并我一个”　　

第七回“不三不四”、“张三李四”、“一身臭屎”、“坏钞”、“我与你盘上去，不要梯子”、“智深正使得活泛”，“水牛大小力气”，“认得令尊”、“只见教头一口气不来”、“却回来他门前等了一晚”、“过房”，“乾鸟头富安”、“你要卖几钱”。　　

第八回“遭了横事”、“我终不成下得来将你再嫁人”、“有些兜搭”、“落得做人情”、“你也洗了脚好睡”、“嫌冷嫌热，好心不得好报”、“連手带脚……绑在树上”　　

第九回“做神做鬼”、“回些面来打饼”、“躲得身上干净”。第十回“招了小人做女婿，如今丈人丈母……”、“浆洗缝补”、“听了一个时辰”、“临了只见差拨口里应道”、“城里城外，小街夹巷”，“老军在里面向火”，“拽得一条絮被”、“牛肉下酒”　　

第十二回“杨志霍地躲过”、“与东京街上除了一害”，“齐臻臻地”。第十三回“霍地一闪”、“霍地把马一兜”。第十四回“你那作害百姓的腌臢泼才”　　

第十五回“千万犯了迷天大罪的，倒都没事”、“不是我坏心术”、“早望见晁家庄”。　　

第十六回“巴到东京时”、“我见你说好几遍了”、“便是村庄一个老的”、“你须是城市里人”、“要问我买些酒吃”，“凑钱买酒吃”、“把枣子过口”、“不把人当人”。　　

第十七回“东又不着，西又不着”、“不要怄我”。第十八回“推着七辆江州车儿”（泰州乡间百姓日常交通运载工具是手推独轮车，现仍在使用）、“做甚么恶人”。第十九回“桦楸”、“桨起五六把划楫”、“划出船来”。第二十回“做好事的”、“走头没路”、“做驴做马，报答”、“向后宋江不在时”、“和那小张三两个撘上”。　　

第二十回“蓦生人”，正标明着“陌生人”在泰州一带的实际读音。　　

第二十一回“两个耳刮子”，“槅子眼里张时”、“他又不瞎”，“张家长，李家短”， “努嘴”、“我不结果了你，不姓唐”。“只见说有撑船就岸，几曾见撑岸就船，你不来睬我，老娘倒落得”、“把婆子手一拆”。　　

第二十二回“地窨子”、“提碗灯笼”、“只见两三碗灯笼飞也似来”。第二十三回“醉倒人，没药医”。　　

第二十四回“家去”、“是必搬来家里住”、“众邻舍斗分子来与武松人情”、“武大叫个木匠，就楼上（“容与堂本”作“下”，改得对，也说明“容本”在后）整了一间房，铺下一张床，里面放一条桌子，安两个杌子，一个火炉”、“换了一双袜子”、“掇个杌子”、“那里敢再问备细”、“酒肉上楼来，摆在桌子上”、“未晚便归”、“我家怎地禁鬼”、“晏出早归”、“拿叉竿不牢”、“容得人”、“回头人”、“风婆子”、“朝着武大门前只顾望”、“请个裁缝”、“不成扯住他”、“下了一斤面”、“送终的衣裳”、“安排些点心请我”、“一递一句，说了一回”、“一钟酒落肚”、“坐在小凳儿绩绪”、“不要独吃自”、“凿上两个暴栗”、“老咬虫，我叫你不要慌”　　

 第二十五回“籴些麦稃”、“我特地来寻你”、“王婆老狗”、“在左近等我”、“这妇人巴不能够他出去了”、“你是个把舵的，我是个趁船的”、“把这矮子结果了”、“一把火烧得干干净净”、“死自死了，活的要过”。　　

第二十六回 “却似死人一般挺着”、“量酒的都惊得呆了”、“如今刮上了他”、“捋起双袖”、“你只直说”、“约在巷口取齐”。　　

第二十七回“黄牛肉、水牛肉”、“霸在那方落草”。第二十八回“到晚又是许多下饭”。　　

第二十九回“不要文文诌诌，只拣要紧的话直说来”、“我却不是说嘴”、“我却是没酒没本事”、“外乡蛮子”。第三十回“恶人自有恶人磨”。　　

第三十一回“解下腰刀，选好的取把”、“害疔疮”、“汤罐”、“埋冤”、“踏匾”、“戳死”、“不知向后的事”、“捱到天明”、“篾刺”。　　

 第三十二回“随即取套衣服”、“坟前化纸”。第三十五回“巴不得飞到家里”。第三十六回“你们且不要闹”。第三十七回“把橹一摇”、“我又不瞎”，“改日相见”、“赶些私盐”。第三十八回 “你明明偷了，如何倒来革争”、“如何恁么没出豁”、“喉急了”、“有在船头上结网的”、“竹篙撑一只渔船来”、“竹篙点定了船”、“便把竹篙往岸边一点，双脚一蹬，那只渔船，一似狂风飘败叶，箭也似投江心去了”。　　

 第三十九回“没头神”、“笑道，你倒说的好”。第四十一回“趁这个机会”、“不要等他做了准备”、“先得个人去那里城中探听”、“促掐”（是“掐”，不是“狭”，这个“掐”正是泰州地区乡音）、“只是不得个实信”。             　　

 第四十二回“不成我和你受用快乐，倒叫家中老父吃苦”、“哥哥前脚下得山来……便叫戴院长随即下来”、“续后不见了”、“那个不认得他是黑旋风”。　　

 第四十三回“怕你惹事”、“溪边淘了米，将来做饭”、“盛饭来吃了一回”、“连那座子掇出，前面石阶上一磕”、“舍命一戳”、“大男幼女，成群拽队”、“这般杀才”。第四十四“正是天幸，无心得遇”，“却在这里相遇着”，“见影也害怕”、“我家后门头”、“肉案”、“把猪赶在圈里”。　　

 第四十五回“纳定性儿过几时”、“不要疑心”、“说些风话”、 “早晨巴不到晚”、“了当一头事”、 “到如今未曾住歇”、“不叫你失了晓”、“是条死巷”、“舀碗水”、“一竹竿打到底”、“一个小猴子跟着出来赶早市”。　　

 第四十六回“起得早了些个”、“石秀笑道，你又来了”、“过了的事，只顾说甚么”、“你休要硬诤”、“你这婆娘心肝五脏怎地生着”。第四十七回“你这厮口边奶腥未退，头上胎发犹存”。第四十八回“不见了那碗红灯”、“直上直下砍将入来”、第四十九回“倒来就我现成”、“见没人”、“不要推聋装哑”。第五十一回“舍不得”、 “你这贱母狗”、“老大耳光子”、“孩儿既是要你抱”、“放河灯”。　　

 第五十二回“你咬我鸟”、“干我屁事”、“无儿无女”、“赶我老小那里去”、“京师也有大似他的”、“心慌逃走”。第五十三回“快教人去”、“脚不点地”、 “太莽了些”、“我都包办”、“公孙胜便起身”、“连晚下山来”。第五十四回“打铁出身”、“没下脚处”。第五十六回“梅香，你来与我折了衣服”、“一口气奔出城外”、“皮匣子放在他眼睛头”、“你也害得我不浅”。　　

第五十七回“夜间须小心醒睡”、“他是个直性的好人”。第五十八回“张狂”。第六十回“下次有事”、“水米不能入口”。第六十一回“后头一个跟的道童，生的渗濑，走又走的没样范”，“熟麻索”、“水篙”、“铁钻木篙”、“不是你，便是我”。第六十二回 “灰眯了眼睛”、“晓谕”。第六十三回“多时不曾发市”、“你好人不做”。　　

第六十四回“把细”，“霍地勒回马”（容本为“霍然”，但不应误解为“忽然”。王定六的绰号“袁本”写作“活闪婆”，“容本”写作“霍闪婆”。泰州兴化一带称天上闪电即为“霍闪”，形容人行事突然就说“霍地”，比如，“霍地又回到南京”）。　　

第六十五回“恨不得一口水呑吃了这婆娘”。第六十八回“段景住跑来”、“散伙”。第六十九回“吃了一惊，则声不得”。第七十四回“一把串鼓儿”、“取一床夹被”、“亚肩迭背”。    　　

第七十五回“展布”。第七十八回“瓶儿罐儿也有两个耳朵”。第九十三回“大笑道，快当快当”。第九十四回“东挪西撮”。第一百四回“也要去翻本”、“掀翻了抱鸡窝”。第一百十一回“村里望老小去了”。　　

　 　

又，《水浒》中还有一些语言，既是泰州-兴化人目前口头仍然存活的，也是在《元曲》中较多使用的，三者重叠，而若干生活语言至少在泰州地区数百年基本没有改变，这到底说明了一些什么，有待考虑。　　

耍。无名氏《赚蒯通》“杀狗儿耍子”， “咱每看疯子耍子去来”。《水浒》第二回“你便下场来踢一回耍”，“较量一棒耍子”。　　

掇。乔吉《双调水仙子﹡赋李仁仲》“掇梯儿休上竿”。《水浒》第二回“那后生爬将起来，去旁边掇条凳子，纳王进坐”。　　

省的、省不的。邓玉宾《正宫叨叨令﹡道情》“你省的也么哥”，关汉卿《谢天香》“百般的省不的甚缘由”。《水浒》第一回 “你等道众，省得甚么”。　　

鸟。无名氏《争报恩》“大杆刀劈碎鸟男女天灵盖”。《水浒》第二回“你两个闭了鸟嘴”。　　

喝彩。无名氏《陈州粜米》“管着你们喝彩也”。《水浒》第二回“才踢几脚，端王喝彩”。　　

抢。无名氏《陈州粜米》“打了抢出去”。《水浒》第一回 “抢出一条吊桶大小雪花也似蛇来”。　　

唱喏。无名氏《鸳鸯被》“我唱喏”。《水浒》第二回“躬身唱个喏，起来立在一边”。　　

跷蹊（蹊跷）。杨显之《潇湘雨》“世不曾见这等跷蹊事”，杨景贤《刘行首》“我便缠杀人有甚蹊跷”，关汉卿《蝴蝶梦》“两回三次，这场蹊跷事”。《水浒》第二十回“宋江见了这个大汉走得跷蹊”，第四十六回“头陀尸首亦蹊跷”。　　

噇。关汉卿《玉镜台》“你吃了酒噇了食”　　

硬挣。秦简夫《东堂老》 “我腰里货不硬挣呢”，　　

左右是左右。马致远《汉宫秋》“左右是左右，将着这一轴美人图献于单于王”。《水浒》第四十六回“左右只是左右，不可放过了他”。　　

不当。吴昌龄《张天师》“早晚取扰，不当稳便”。《水浒》第一回 “恐有利害，伤犯于人，不当稳便”。　　

晓得。“人伦事不晓得甚的”。《水浒》第二回“王进道，颇晓得些”。　　

说谎。关汉卿《救风尘》“周舍说谎也”。《水浒》第一回“太尉再问道，你不要说谎”。　　

杀（煞）。马致远《南吕金字经》“困煞中原一布衣”，珠帘秀《双调寿阳曲》“憔悴煞玉堂人物”。《水浒》第七十一回“染做皂了，洗杀怎得干净”。　　

哄、家私。关汉卿《玉镜台》“倒说我要哄他家私”　　

睬。无名氏《争报恩》“那里边将他来睬、睬” ，秦简夫《东堂老》 “胡子传不睬科”。《水浒》第一回“道童不睬”。　　

通同。无名氏《赚蒯通》“你正是个通同谋反的人”。《水浒》第二十六回“因此官吏通同计较道”。　　

偌。无名氏《陈州粜米》“怎么少偌多”。《水浒》第二回“偌大一个少华山”。　　

团。无名氏《陈州粜米》“团鱼”，马致远《岳阳楼》“怎发付，团脐蟹一包黄”。《水浒》第四回“团鱼洒家也吃”。　　

捱（挨）。马致远《汉宫秋》“朕本意待尊前捱些时光”，无名氏《冻苏秦》“捱尽了十分蹭蹬”。《水浒》第二回“只得捱着病来”，第三十一回“捱到天明时分”，第四十回“强要挨入法场里看”。　　

缠。无名氏《冻苏秦》“又添个冤家缠定”。《水浒》 第二十一回“若不把他灌得醉了，他必来缠我”。　　

放你娘臭（狗）屁。无名氏《鸳鸯被》“放你娘的臭屁”。《水浒》 第二十一回“放你娘狗屁”。　　

老婆。无名氏《鸳鸯被》“这个是我的老婆”。《水浒》 第十回“自来门首叫老婆”。　　

随。无名氏《陈州粜米》“随你那里告我去”。《水浒》 第二回“随他性子”。　　

博。石君宝《曲江池》“博的一举及第”。《水浒》 第三十二回“博得个封妻荫子”。　　

打熬。李行道《灰阑记》“无钱的怎打熬”。《水浒》 第二回“每日只是打熬力气”。　　

年纪。无名氏《陈州粜米》“老汉活偌大年纪”。《水浒》 第八回“本人年纪又不高大”。　　

 小二。李文蔚《燕青博鱼》“自家店小二的便是”，无名氏《争报恩》“一卧不起，在那店小二哥家安下”。《水浒》第十回“因此林冲得店小二家来住”，“林冲大怒，离了李小二家”。　　

朴刀（读如帕，意即较宽大之刀）。无名氏《争报恩》“又不曾拿着粗檀棍、长朴刀”，《水浒》中“朴刀”是常用武器，比比皆是，如第三回，“史进提了朴刀，离了少华山”，第三十一回“两个鸟公人，也是一朴刀一个搠死了”。　　

不曾。秦简夫《东堂老》“老夫不曾延医”，《水浒》第二回“我又不曾亏了你”，第三十一回“不曾受害”，“只为恋土难移，不曾去的”，第十六回“要问我买些酒吃，我又不曾卖与他”。　　

泼。马致远《汉宫秋》“则被那泼毛团叫的凄凉人也”，无名氏《陈州粜米》“泼烟花王粉头”，杨显之《潇湘雨》“这泼性命休承望”，“左右，还有一个泼妇”，乔孟符《金钱记》“兀那泼贱人”，无名氏《鸳鸯被》“那泼书生”，“总饶你泼骨顽皮”，《水浒》第五回“腌臢打脊泼才”，第十四回“腌臢泼才”，第七十九回“泼贼，你走那里去”，第三十三回“兄长杀了一个泼烟花”，第三十四回“拿了刘高的泼妇”，第四十七回“早晌使个泼男女来这里下书”，第六十一回“乾坤生我泼皮身”。泰州方言以“泼风泼雨”形容一种气势，骂人语亦有“泼妇”。　　

着。杨显之《潇湘雨》“着他过来”，无名氏《陈州粜米》“着老夫再差一员正直的去陈州”，无名氏《鸳鸯被》“着他那小姐也画个字”，“我着刘道姑借钱去”，无名氏《争报恩》“着他小心在意”，吴昌龄《张天师》“着秀才过去”，《水浒》第六回“本师真长老着小僧投大刹”，第五十三回“着个出来”。　　

送。张养浩《中吕红绣鞋﹡警世》“只这的便是那送了人的根苗”，乔孟符《金钱记》“则被你送了我也花里神仙”，《水浒》第二回“我若送了你们，不是好汉”，第五十一回“一句话便送了我们”，第五十四回“当初也是你送了他”。　　

天色。杨显之《潇湘雨》“天色晚了也”，无名氏《鸳鸯被》“师父去了也，天色已晚”，《水浒》第七回“天色热”　　

数词“一”的省略。杜仁杰《般涉调耍孩儿﹡庄家不识勾栏》“浑身上下，则穿领花布直裰”， 《水浒》第一回“吃碗酒”，第二回“去旁边掇条凳子”第五回“掇张桌子”，“点碗灯”，第八回“头戴顶万字头巾，身穿领皂纱背子”，第三十一回“解下腰刀，拣好的取把”，第三十二回“随即取套衣服”。　　

婆娘。关汉卿《拜月亭》“我独自一个婆娘”，李行道《灰阑记》“那婆娘面子花花”，《水浒》第三十三回“和几个婆娘在里面看”。　　

帮。无名氏《杀狗劝夫》“你看他两个贼子帮着俺哥哥吃酒”，《水浒》第二回“高俅……只在东京城里城外帮闲，因帮了一个生铁王员外的儿子使钱”，第三十回“有两个人……见了公人监押武松到来，便帮着一路走”， 第一百十三回“鱼船一齐拢来，各自帮住大船”。　　

汤（扌党）。无名氏《杀狗劝夫》“将钟热酒来与小叔汤寒”，无名氏《冻苏秦》“这一杯酒，与兄弟汤寒”，《水浒》第十回“与小人扌党寒”，第三十二回，“且把酒来扌党寒”。此“扌党”当读如以上“汤寒”之“汤”，而不应读为“挡”，第八十九回写作“扌堂风”。又，杨显之《潇湘雨》“倒不如汤着风，冒着雨”，无名氏《鸳鸯被》“谁曾汤着他”。　　

抬举。《合汗衫》“抬举的你成人长大”，关汉卿《鲁斋郎》“抬举的孩儿们双长大”，《水浒》第二回“抬举高俅做到殿帅府太尉”。　　

隔壁。关汉卿《救风尘》“我这隔壁有个王货郎”，《水浒》第七回“高太尉家隔壁巷内”。　　

撞。李文蔚《燕青博鱼》“黑影里偏撞着俺泼燕青”，李致远《还牢末》“撞着这冤业难消”，《水浒》第二回“正撞着时常送物事来的小喽罗”，第四回“撞见一个京师古邻”，第三十六回，“小路过去，定不得撞着他们”，第三十九回，“合当受苦，撞了这个对头”。第六十二回“晦气，撞着你这穷神”。　　

撧。高文秀《黑旋风》“我把那厮脊梁骨各支支生撧做两三截”，《水浒》第四回，“似撧葱般”，“撧两条桌腿”。　　

撺掇、撺。石君宝《秋胡戏妻》“口口声声，撺掇先生”，《水浒》第二十六回“王婆一力撺掇”，第五回“又把禅杖也撺落去”。　　

脑杓子。无名氏《朱砂担》“我脚踏着脑杓子走”，《水浒》第三十二回“脚后跟打着脑杓子”。　　

幌子。吴昌龄《张天师》“装甚的谎子”， 《水浒》第二十四回“装你的幌子”。　　

赚。王实甫《西厢记》“虚名儿误赚了我”，《水浒》第六十一回“智赚玉麒麟”，第六十四回“夜月赚关胜”。　　

花花太岁。关汉卿《望江亭》“花花太岁为第一”，《水浒》第七回“叫他做花花太岁”。　　

一道烟。关汉卿《救风尘》“那妇人一道烟去了”，《水浒》第四回“赤着脚，一道烟走出僧堂来”。　　

发科。马致远《汉宫秋》“做下马科”“与旦打悲科”，《中国戏曲曲艺词典》“元杂剧剧本中关于动作、表情或其它方面的舞台提示，如笑科、打科”。《水浒》第二十一回“却才见押司努嘴过来，叫你发科”，第五十二回“有那等献勤的卖科”。“发科”一词也仍活在泰州人口头上，其意与古代同，因而兼有“令人发笑”之意。　　

　 　

11，《水浒》中的九个“张”字　　

关于施耐庵与元末农民起义领袖张士诚的关系，有施为张用与施不为张用两种传说，但都是传说而已，也许就永无确证，只有凭着传说来分析了，此外，我们亦可试从《水浒》中寻找蛛丝蚂迹。　　

今见《水浒》中较令人注意的凡九次假冒“姓张”：一次是王进到了史家庄，自称姓张；二次是金老抱住鲁达口称“张大哥”，三次是林冲对朱贵自称姓张，四次是宋江对刘知寨自称郓城张三，五次朱贵拦腰抱住李逵，口称“张大哥”；六次是李逵说“我姓张，无名，只唤住张大胆”；七次是时迁自称小人姓张，排行第一，与一个“李三”到徐宁家中为盗，八次是吴用智赚卢俊义时，自称“姓张名用”，九次是燕青自称叫张闲，又自称张货郎，又自称小人姓张，排行第一。　　

时迁偏要说出“排行第一”，并且还有一个“李三”，而在上下文皆无说出“排行第一”和“李三”的必要。今查张士诚排行恰是第一，有弟恰是三人。民国泰州韩紫石主编《吴王张士诚载记》说：“元至正十三年正月，张士诚起自泰州。士诚小字九四，泰州白驹场人，有弟三人，士义、士德、士信，以操舟运盐为业”。还有，时迁说自己“泰安州人氏”，正好包容“泰州”二字其中。至今人们仍有将泰安（在山东）与泰州（在江苏）分不清的情况。《水浒》于闲笔中执着在这个“张”字上，大约不是无意识的行为或文字游戏，而“时迁”二字，也正是张士诚的命运，他败给了朱元璋，他的“时”是“迁”了，所以由时迁说出“排行第一，泰安州人氏”这些话来。徐宁说“这张一又走不动”，按《吴王张士诚载记》，张士诚败于朱元璋后，是“自缢死”的，这就与“张一”（或“张乙”）有点谐音的联系了。　　

王进为《水浒》中第一个出场英雄，引出了史进，然后英雄好汉纷纷登场，所以，王进有首倡之意，而他偏自称姓“张”，王进这个“姓张”的人，一去无影，神龙见首不见尾，史进也没有找到他。这些，都与张士诚之起事与最终失败暗合。至于“张大胆”，却也可用来形容张士诚，他揭竿而起、先后在高邮与苏州建立政权反抗元朝，是一个胆大之人。而“姓张名用”，是说张士诚“平庸”，张用，即“张庸”。况且由吴用说出，实为“无用”，败给了朱元璋。　　

张士诚其名实为张九四。据研究，元制庶人无职者不许取名，以行第及父母年齿合计为名，则张士诚出生时，其父母年齿合为九十岁或九十岁多一点，而他排行老四，故名张九四。明将常遇春曾祖名四三，祖名重五，父名六六，亦可为此说之证。至于张士诚三个弟弟依次名为九五、九六、九七，则其父母生弟时，年岁相加仍在九十至一百之间。《水浒》中给方腊起的名字是“方十三”，正巧是“九四”相加之数，并且说“方十三气数已尽”。作者可能以“方十三”喻张士诚之败，而张士诚的江南地盘亦大体与方腊同。　　

《水浒》中最像张士诚“操舟运盐为业”的，是李俊和张横张顺弟兄，他们“在江里赶些私盐”“做些私商”，张横是扬子江边“小孤山下人氏”。今地级泰州市下属靖江境内恰有一个小山，名叫“孤山”，原在江中，现已在市中心，靖江位在白驹以南百里。　　

《水浒》英雄里姓张的共有四人，张横、张顺、张清、张青。这横与顺，正是一对，可算是个文字游戏。他们两人的绰号也是一对，“船火（即伙）儿”与“浪里白跳（或条）”，都是“操舟人、弄潮儿”之意。而张清与张青，是同音，亦与“卿”同音，“张清张青”，就是“张卿张卿”。这四个人的星名依石碣天文顺序，是“天捷星、天竟星、天损星、地刑星”。天捷者，雄也。竟者，终了也（曹操诗句：神龟虽寿，犹有竟时）；损者，挫折也，殒落也。既然天竟天损，也就地刑了；反之，之所以地刑，皆因为天竟天损，是很可惋惜的。这些，既与张士诚弟兄始兴终败的命运相合，也与民间对张士诚长久的纪念相合（明亡之后，泰州东山寺内供起两尊“张王像”，其一“头戴乌巾，身服龙衣，腰系玉带，脚着靴履，手执纸扇，龙目海口，英姿飒爽，洵偏霸之主”，此像在“迎张王会”时庄严隆重抬出游行，称为“行坛”；其二为金身像，貌与前同，称为“住坛”，左右有对联，是“国士无双，护南国山河之界；英雄第一，增东山俎豆之馨”）。　　

总之，在《水浒》中九次冒认姓张这些“蛛丝蚂迹”，也很难说全是“牵强附会”。（此外，姓张的还有，如王婆隔壁住的是卖熟食的张公，与阎婆惜相好的叫张三，但这些张姓都是真实自然的，虽然在全书姓张的多得出奇，仍不特别令人注意）。九个“张”字，在七十回之后，是两处，在第七十二回，燕青在李师师家对李妈妈说，“小人是张乙儿的儿子张闲的便是”，在第七十四回，燕青自称“山东张货郎”、“小人姓张，排行第一”，一般对前七十回是施公“原作”没有争议，所以冒姓“张”的问题，我们亦可以七十回之前的七次作为典型事例。　　

有趣的是，在破辽之战中，立了头功的是张清，书中是这样写的：“宋江传令，教把番官尸骸烧化，功绩簿上标写张清第一功”，这是否暗记张士诚为反元首功呢？在第一百十回中写到张清的后事，他的妻子琼英为他生下一子，“取名张节”，“琼英氏老妪苦守孤儿”，后来这个“张节”还大破金兀术，得封官爵。而这“琼英”不是寻常女子，她曾“梦神人教授武艺”。这一切也与张士诚事迹有点联系，据说张士诚失败时，他的后人乱中逃离，隐匿名姓；张士诚身边也曾有一位奇女子李金儿，“有道术”，会医能卜，死后被封仙妃。　　

据研究，历史上的宋江遇害后，有张荣结集梁山旧部，发展到万众，以水上作战为主，成为南宋时抗击金兵的义军，并被封为“武功大夫忠州刺史”；张荣率数万义军南下，坚持在楚州境内鼍潭湖，“积茭以为城”，与楚州宋军遥相呼应，时岳飞驻泰州，为通泰镇抚使。楚州宋军被金兵击溃后，张荣难以孤守，撤至泰州方向，在泰州之溱潼湖与金兵遇，退于兴化之缩头湖，与金兵决战，大胜，缩头湖从此被民间称为得胜湖。张荣由刘光世推荐，被宋廷任为泰州知州。这刘光世，也是与宋江有关的一个人，据《三朝北盟会编》记：方“腊败走，入青溪洞，光世遣谍察知其要险，与杨可世遣宋江并进，擒其伪将相，送阙下”。《水浒》中刘光世为征方腊时的宋军“都督”，位在宋江之上。如果施耐庵的确就是泰州兴化白驹人，则北宋末年至南宋初年，发生在楚州、泰州、兴化水乡的这些历史故事，当会对他产生相当的影响，而这些，确实是与未来的《水浒》所描写的内容和水泊环境有着较深的联系。而《水浒》张清之子“张节”与“张荣”亦有可联想之处，作者可能借此表示对张荣的纪念。　　

《水浒•引首》开头“词曰”一篇，其最末有三句令人费解的话，“讶求鱼缘木，拟穷猿择木（‘容本’为‘择水’，似错），恐伤弓远之曲木”，我们若将这三句话与元末张士诚联系考虑，亦似可解，即：“讶求鱼缘木”，是作者叹息自己曾经误入歧途，竟想指望张士诚改天换地，其实自古“兴亡如脆柳”，“前王后帝”以及“虚名薄利”，皆如“新月下长川”一样终究无凭。“拟穷猿择木”，是说作者施耐庵自己在元末乱世之中，也就像一只穷猿慌忙不知所措；其“穷猿”二字，亦暗指元朝，说自己其实就跟到了末路的元朝一样慌乱，竟然曾想依靠张士诚来扭转乾坤（元朝遥封张为“太尉”，并从张士诚获得粮食接济，以苟残喘，张士诚之所以这样做，自有他的考虑。）“恐伤弓远之曲木”，其“弓远”二字，即“弓长”之意，可暗指张士诚，这张士诚目光短浅妇人之仁缺少谋略，终于失败，是个不材，也就是“曲木”。一段曲木是匠人弃之不取的废物，也是不能用来做成良弓的。自己本当远离这种无用的“曲木”，却竟然追随了一阵，落得个伤心的结果。“恐伤”是怕伤心却很伤心，另一方面也是为张士诚而痛惜。　　

然而，若依成语“惊弓之鸟远曲木”，则“求鱼缘木，穷猿择木，恐伤弓远之曲木”，乃属连用三个成语，当从这里面寻找合理解释：“求鱼缘木”，谁求鱼？求什么鱼？想到“高俅”里面正有一个“求”字，所求甚高，也甚大。则“求鱼缘木”是宋王朝想依靠高俅这些赃官污吏求得江山之太平稳固，正是“求鱼缘木”，大错特错。如果说是指梁山好汉“求鱼缘木”，则是说不该信仰宋江这样的人，他领着大家走了招安之路，是去送死，也是大错特错。“拟穷猿择木”，是说一种落荒而逃穷途末路的情况，“拟”者，有如、好比。可以指说宋王朝，也可以指说上了梁山的人们，都如穷猿之择木，最后都没有能解决自己的问题。最后一句“恐伤弓远之曲木”，当这样读：“恐伤弓，远之曲木”，是说面对惨烈的历史和命运，感到既惊心动魄，又无可奈何，唯有敬而远之了。　　

总起来，第一句可理解为指向宋王朝，第二句可理解为指向梁山好汉这样的人们，第三句是指向整个惨烈的历史和人类，正如此词前半阕所叹，“兴亡如脆柳，身世类虚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