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田：社会主义制度、修正主义与阶层利益（文献摘录）

一、对于社会主义制度的不同理解？三篇文章摘要

根据《毛泽东传》第四十一章记载，1974年12月“二十六日那天晚上，毛泽东约周恩来作了一次单独长谈，直到次日凌晨。这也是相处近半个世纪的这两位老战友的最后一次深谈。据周恩来说，谈话涉及两个方面：‘一个人事安排，一个理论问题’。在周恩来后来整理并由中共中央印发的谈话要点中，毛泽东对‘理论问题‘主要讲了以下内容：‘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要写文章。要告诉春桥、文元把列宁著作中好几处提到这个问题的找出来，印大字本送我。大家先读，然后写文章。要春桥写这类文章。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我同丹麦首相谈过社会主义制度。（注：毛主席在一九七四年十月二十日会见丹麦首相保罗·哈特林时说过：总而言之，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因此，要多看点马列主义的书。’‘列宁说，‘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工人阶级一部分，党员一部分，也有这种情况。’‘无产阶级中，机关工作人员中，都有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毛泽东同周恩来的谈话记录《关于理论问题》，１９７４年１２月２６日。）

根据周恩来总理转达的意见，姚文元和张春桥分别写了文章，经过政治局讨论之后，发表在《红旗》杂志1975年的第3、4期。这两篇文章部分代表了毛泽东、周总理那一代共产党人对于社会主义制度及其历史任务的认识。后来，邓小平组织批判“四人帮”，也主要是针对毛泽东对于社会主义制度的认识来进行的。部分参加揭批四人帮的积极分子例如冯兰瑞等人，已经写了回忆文章，说她们当初按照邓小平的旨意批判四人帮的工作，实际上就是批判毛泽东的。

在按劳分配背后，涉及到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权力分配问题，把物质刺激绝对化并作为管理手段运用，显然就意味着对被管理者的生存利益的给予和剥夺是管理者的合法权力，被管理者的生存状况就受到管理层的无情操纵。同时，按劳分配绝对化，还意味着劳动者仅仅是作为工具的生产性效能而被衡量和看待，这实质上牵涉到公有制条件下劳动者地位是否存在着下降到雇佣化地位的路径问题。与此相关，毛泽东对于资产阶级法权概念的理解，相比较有所扩大和明晰化，他区分了政治和经济方面的法权，政治上的“高高在上”“把上下级关系变成父子关系、猫鼠关系”的资产阶级法权必须坚决破除，而经济方面的八级工资制还需要保留。但是，邓小平和冯兰瑞等人把按劳分配原则狭隘地解释成为“多劳多得”，荒谬地去批判一种实际上并不存在的“多劳少得”主张。

邓小平亲自主持的这个批判“四人帮”[1]的过程，实际上代表了精英阶层对于社会主义基本矛盾、以及制度建设的动力和阻力的不同看法，目的当然是要扩张管理层的权力和利益，否定革命时代扁平化管理成功经验和建设年代扁平化管理的管理实践，否定社会主义制度下人与人关系（特别是管理者和被管理者关系）建设的核心地位，从而把管理理解为一种管理者对于被管理者的权力强化的单向扩张过程，借以弱化被管理者的地位，最终达到放弃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目的。正如韩丁所言，中国改革家们，总是先找到社会主义体制中间的个别问题和困难，加以放大和渲染，以解决局部个别问题着手，达到拆毁整个经济结构的目的，这一手段屡屡得逞，知识精英就是以此去迷惑人民中间那些警惕的眼睛。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戴园晨先生说，在中国经济改革的问题上，为了减少阻力和磨擦，聪明的领导人只提市场取向型改革的方向，而不说明要达到的目的地。好比要去天津，只说往东走，顶多说到廊坊，而不提到天津；等到了廊坊再说要去天津。最有意思的是，冯兰瑞自己的观点演变结果，似乎恰好落入姚文元预先的计算之中。

姚文元：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

（载《红旗》杂志，1975年第3期）

列宁和毛主席的分析都告诉我们，对于社会主义制度下在分配和交换方面不可避免还存在的资产阶级法权，应当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以便在长期的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逐步缩小三大差别，缩小等级差别，逐步创造消灭这种差别的物质的和精神的条件。如果不是这样，相反地，要求巩固、扩大强化资产阶级法权及其所带来的那一部分不平等，那就必然会产生两极分化的现象，即少数人在分配方面通过某种合法及大量非法的途径占有越来越多的商品和货币，被这种“物质刺激”刺激起来的资本主义发财致富、争名夺利的思想就会泛滥起来，化公为私、投机倒把贪污腐化、盗窃行贿等现象也会发展起来，资本主义的商品交换原则就会侵入到政治生活以至党内生活，瓦解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就会产生把商品和货币转化为资本和把劳动力当作商品的资本主义剥削行为，就会在某些执行修正主义路线的部门和单位改变所有制的性质，压迫和剥削劳动人民的情况就会重新发生。其结果，在党员、工人、富裕农民，机关工作人员中都会产生少数完全背叛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新的资产阶级分子、暴发户。工人同志说得好：“你不限制资产阶级法权，资产阶级法权就要限制社会主义的发展，助长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当资产阶级在经济上的力量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它的代理人就会要求政治上的统治，要求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要求全盘改变社会主义所有制，公开地复辟和发展资本主义制度，新的资产阶级一上台，首先要血腥地镇压人民，并在上层建筑包括各个思想文化领域中复辟资本主义，接着，他们就会按资本和权力的大小进行分配，“按劳分配”只剩下一个外壳，一小撮垄断了生产资料的新资产阶级分子同时垄断了消费品和其他产品的分配大权。这就是今天在苏联已经发生的复辟过程。

对于机关干部加五七干校，林彪反党集团诬蔑为“变相失业”；精简机构、接近群众，被他们攻击为打击干部，他们认为干部应当是骑在人民头上的老爷。所以，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就变成“失业”。这是挑动机关工作人员中一部分想扩大资产阶级法权、做官当老爷、有严重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人，反对党的路线，反对社会主义制度。

对于知识分子同工农相结合，上山下乡、林彪反党集团诬蔑为“等于变相劳改”。一批又一批有共产主义觉悟的青年生气勃勃地奔赴农村，这是对缩小三大差别、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有深远意义的伟大事业。一切革命的人们都热情赞扬它，而受了资产阶级思想侵蚀特别是受资产阶级法权思想束缚的人则反对它。能不能坚持知识青年同工农结合，直接联系到大学教育革命能不能坚持走上海机床厂道路，学生不但从工农中来而且回到工农中去。林彪反党集团对此特别仇恨，不但表现了他们同劳动人民的对立，而且也暴露了他们利用资产阶级法权向党进攻，妄图煽动一部分受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影响较深的人，反对社会主义革命。他们的纲领是扩大城市同农村之间、脑力劳动同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把知识青年变成新的贵族阶层，想以此来争取某些受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影响较深的人对他们反革命政变的支持。

对于工人阶级发扬共产主义精神，批判修正主义的“物质刺激”，林彪反党集团诬蔑为“变相受剥削”。……他们表面上是主张用钞票去“刺激’工人，实际上是想无限止地扩大工人的等级差别在工人阶级中培养和收买一小部分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也背叛无产阶级利益的特殊阶层，分裂工人阶级的团结他们用资产阶级世界观腐蚀工人，又妄图把工人阶级中一小部分受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影响较深的人，作为支待他们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力量之一。林彪一伙特别注意用“工资”夹引诱“青年工人”，所谓“诱：以官、禄、德”就是他们的阴谋诡计，这从反面告诉我们：青年工人特别是当了干部的青年工人，必须自觉地抵制资产阶级的物质引诱和各种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捧场，要保持和发扬共产主义的为无产阶级和全人类彻底解放而英勇奋斗的革命精神，要努力用马列主义世界观武装自己，切不可被商品货币交换、庸俗的捧场、阿谀奉承、宗派主义之类的花花世界弄昏了头脑，以致上了林彪一类政治骗子或社会上地主资产阶级分子的当。他们以“关心”为名、实则“刺激”青年工人走资本主义道路，可以说是一种政治上的“教唆犯”。缺少经验的新产生的资产阶级分子在前面违法乱纪，老奸巨猾的老资产阶级分子躲在后面出谋划策，这是今天社会阶级斗争中经常见到的一种现象。

林彪反党集团在《“571工程”纪要》中提出的这些纲领，既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他们自封为“超天才”的头脑中所固有的，而是社会存在的反映。确切地说，从他们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出发，他们反映了只占人口百分之几的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的要求，反映了少数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和想利用资产阶级法权上升为新资产阶级分子的人的要求，而反对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革命人民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要求。他们用唯心论的先验论反对唯物论的反映论，然而他们本身反革命思想的形成却必须用唯物论的反映论来说明。

张春桥：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

（载《红旗》杂志1975年第4期）

我们还必须看到，不论是全民所有制，还是集体所有制，都有一个领导权问题，就是说，不是名义上而是实际上归哪个阶级所有的问题。

人们重视所有制在生产关系中起决定作用，这是完全对的。但是，如果不重视所有制是形式上还是实际上解决了，不重视生产关系的另外两个方面，即人们的相互关系和分配形式又反作用于所有制，上层建筑也反作用于经济基础，而且它们在一定条件下起决定作用，则是不对的。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是否正确，领导权掌握在哪个阶级手里，决定了这些工厂实际上归哪个阶级所有。同志们可以回想一下，一个官僚资本或者民族资本的企业，怎样变成社会主义企业的呢？还不是我们派了一个军管代表或者公方代表到那里，按照党的路线和政策加以改造？历史上任何一种所有制的大变更，不论是封建制代替奴隶制还是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都是先夺取政权，再运用政权的力量大规模地改变所有制，巩固和发展新的所有制。社会主义公有制不可能在资产阶级专政下产生，更是只能如此。占旧中国工业百分之八十的官僚资本，只有在人民解放军打败了蒋介石以后，才可能加以改造，归全民所有。同样，资本主义的复辟，也必然的先夺取领导权，改变党的路线和政策。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不就是这样改变了苏联的所有制吗?刘少奇、林彪不就是这样程度不同地改变了我们一批工厂企业的性质吗？

必须看到，我们的经济基础还不稳固，资产阶级法权在所有制方面还没有完全取消，在人们的相互关系方面还严重存在，在分配方面还占统治地位，在上层建筑的各个领域，有些方面实际上仍然被资产阶级把持着，资产阶级还占着优势，有些正在改革、改革的成果也并不巩固，旧思想、旧习惯势力还顽强地阻碍着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生长。随着城乡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新资产阶级分子一批又一批地产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还是很激烈的就是老一代的地主资产阶级都死光了，这种阶级斗争也决不会停止，林彪一类人物上台，资产阶级的复辟，仍然可能发生。

在《一八四八年至一八五○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中，马克思更具体地说，这种专政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差别，达到消灭这些差别所由产生的一切生产关系，达到消灭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一切社会关系，达到改变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一切观念的必然的过渡阶段。在这里，马克思讲的是一切，四个都是一切！不是一部分，不是大部分，也不是绝大部分，而是全部！这也没有什么奇怪，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要做到这一点，就只有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直到地球上消灭这四个一切，使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决不能在过渡的路上停下来。我们认为，只有这样理解，才算领会了马克思国家学说的实质。请同志们想一想，如果不是这样理解，如果在理论和实践上限制、割裂、歪曲马克思主义、把无产阶级专政变成一句空话，把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变成残缺不全，只在某些领域专政，不在一切领域专政，只在某个阶段(比如所有制改造以前)专政，不在一切阶段专政，也就是说，不是全部地打掉资产阶级的一切土围子，而是留下一些，让它再扩大队伍，那岂不是为资产阶级复辟准备条件吗?那岂不是把无产阶级专政变成保护资产阶级特别是保护新产生的资产阶级的东西了吗?一切不愿吃两遍苦受二茬罪的工人、贫农、下中农和其他劳动人民，一切决心为实现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共产党员，一切不愿中国变修的同志们，都要牢记马克思主义的这条基本原理：必须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决不能半途而废。不能否认，我们有些同志组织上加入了共产党，思想上并没有入党，他们的世界观，还没有跳出小生产的圈子，还没有跳出资产阶级的圈子。他们对于无产阶级在某个阶段某个领域的专政是赞成的，对于无产阶级的某些胜利是高兴的，因为这可以给他带来某种利益，而只要这种利益到手，他就觉得可以安营扎寨，经营经营他的安乐窝了。什么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什么万里长征第一步，对不起，让别人去干吧，我已经到站了，该下车了。

 历史经验又告诉我们，随着无产阶级专政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资产阶级表面上也会装作承认无产阶级专政，而实际上干的仍然是复辟资产阶级专政。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就是这样干的。他们一不改变苏维埃的名字，二不改变列宁党的名字，三不改变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名字，而是用承认这些名字作掩护，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实际内容改掉，使它变成反苏维埃的、反列宁党的反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垄断资产阶级专政。他们提出了全民国家、全民党这样的公开地背叛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纲领。但是，当着苏联人民起来反抗他们的法西斯专政的时候，他们又打起无产阶级专政的旗号来镇压群众。在我们中国，也有类似的情况。刘少奇，林彪不只是宣传阶级斗争熄灭论，当他们镇压革命的时候，也是打着无产阶级专政的旗号。林彪不是有四个“念念不忘”吗？其中之一就是“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他确实念念不忘，只是要加“推翻”两个字，叫作“念念不忘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用他们自己的供词，就是“打着毛主席的旗号打击毛主席的力量”。他们有时候“顺”着无产阶级，甚至装得比准都革命，提一些“左”的口号，制造混乱，进行破坏，经常地则是针锋相对地同无产阶级斗。你要搞社会主义改造吗?他说要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你要搞合作化，公社化吗？他说太早了。你说文艺要革命，他说演点鬼戏也无害。你要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吗？他说这可是好东西，应当扩大。他们是一批维护旧事物的专家，象一群苍蝇，一天围着马克思说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和“弊病”嗡嗡叫。他们特别热心于利用我们的青少年没有经验，向孩子们鼓吹什么物质刺激象臭豆腐，闻闻很臭，吃起来很香。而他们干这些丑事的时候，又总是打着社会主义旗号。有些搞投机倒把、贪污盗窃的坏蛋，不是说他在搞社会主义协作吗？有些毒害青少年的教唆犯，不是打着关心爱护共产主义接班人的旗号吗？我们必须研究他们的策略，总结我们的经验，以便更有效地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

受这种妖风的毒害，有的人满脑子资产阶级思想，争名于朝，争利于市，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有的人己经发展到把一切都当作商品，包括他们自己在内。他们加入共产党、为无产阶级办事，不过是为了抬高自己这个商品的等级，不过是为了向无产阶级卖高价。那种名曰共产党员，实际上是新资产阶级分子的人，表现了整个资产阶级处于腐朽垂死状态的特点。在历史上，当奴隶主阶级、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处于上升时期的时候，他们还为人类作些好事。现在这种新资产阶级分子，完全走向他们祖宗的反面，对人类只有破坏作用，完全是一堆“新”垃圾。那种造谣要刮“共产”风的人，其中就有一些是把公共财产占为私有，怕人民再“共”这些“产”的新资产阶级分子或者想乘机捞一把的人。这种人比我们许多同志敏感，我们有的同志说学习是软任务，他们却本能地感觉到了这次学习对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都是硬任务。他们也可能真的刮点“共产”风、或者接过我们的某一个口号，故意地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搞点什么名堂，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冯兰瑞：改革开放初期理论界的拨乱反正

（本文发表于《领导者》（双月刊）2008/3、4月号）

“为了维护马克思主义理论，恢复马克思主义的本来面目，于光远组织了3个小组，研究三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个方面是按劳分配。……第二个方面说起来比较拗口，叫做‘批判‘四人帮’对‘唯生产力论’的批判’。 ……于光远说：‘我可以承认自己是‘唯生产力论’者’。这是第二个问题。还有一个问题是民主与专政的关系。实际上就是说，要批判‘四人帮’提出的，对资产阶级进行全面专政的谬论。当时就成立了这样3个组。我和苏绍智参加按劳分配组。第二个组批判对唯生产力论的批判，主要是林子力、有林。第三组有张显扬和王贵秀，他俩当时在北大，张显扬1979年调到马列所来了，王贵秀去了中央党校。”

“1958年，毛主席肯定了张春桥的《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的文章，这篇文章说，‘资产阶级法权的核心是等级制度’，必须破除。1974年，毛主席又说按劳分配和旧社会差不多。当时，我们不能批毛主席，我们只能批‘四人帮’。”“按劳分配的讨论，批的是‘四人帮’，实际上也是批毛泽东。因为是他讲的，按劳分配、八级工资制，和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嘛！”

冯兰瑞和苏绍智在1977年8月9日《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叫做《驳姚文元按劳分配产生资产阶级的谬论》。这篇文章发表以后，政研室将它送给邓小平。邓小平看了，说，文章观点是正确的，但是作者的思想还没有完全放开，还需要再写一篇大文章，展开来，堂堂正正地把问题说清楚。邓小平跟政研室的领导说了，跟于光远他们说了，那天我正好是和苏绍智在我家里写另一篇文章，于老就到我家，给我们两个说了这个意见。1977年晚秋，因为有小平的指示，胡乔木就布置写作。指定林涧清牵头，苏沛、滕文生、林子力和我，我们四五个人一起，写了一个来月。文章写出来了，题为《坚持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领导不满意，决定不以特约评论员署名，用了笔名严实之送给《人民日报》，于78年2月27日发表了。

之前林涧清和于光远商量了，决定从人民大学把对工资问题有研究的赵履宽借来参加。这个调查组就是我们三个人：赵履宽、胡冀燕和我。1978年5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的那篇，署名本报特约评论员的文章。接着，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单行本，新华书店发行，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用现在的话来讲，就是所谓“轰动效应”吧，一时间成为普遍学习的文献。例如：在当年召开的全国劳动局长座谈会上，召集单位劳动总局就把这篇文章作为会议文件，发给代表学习，讨论。我作为特邀代表出席了这个座谈会，也得到了一份。持续近两年的按劳分配讨论，批判了“四人帮”的谬论，实际上冲击了“两个凡是”。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观点从提出到展开有一个过程，……实际上，这也是针对毛泽东的思想的。因为他搞“大过渡”。1978年前，对过渡时期问题已经讨论过好多次了。大致有三种意见，一种是小过渡，也就是马克思讲的那个过渡时期，很短暂的，无产阶级专政是短暂的过渡时期的需要。到了社会主义就不需要无产阶级专政了，国家就要逐渐走向消亡，这个叫小过渡。中过渡时间要长一点，即不发达的社会主义，也还是过渡时期。大过渡就是说整个社会主义都是过渡时期了，一直到共产主义到来之前，都是过渡时期，一直要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进行激烈的阶级斗争。而且，毛泽东把这个观点写到《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建议》那篇文章里面去了，还说是马克思和列宁都讲过的，强加给马克思和列宁。

赵紫阳起草十三大报告的时候，在1987年3月21日，给邓小平写了一封请示的信，说十三大报告打算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作为整个报告立论的根据。因为初级阶段的提法，在我们党中央的文件里，已经正式出现过3次了。但这3次都没有发挥。如果您同意，我们十三大报告的起草工作就循着这个思路来展开。邓小平批示：“这个设计很好。”

从我的研究当中，感觉到马克思有些东西确实是过时的，是不能实现的。比如拿按劳分配来讲，在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我们拼命维护按劳分配。

到1990年代，1991年我出版那本论中国劳动力市场的书，主张劳动力的价格由市场调节，那就不是按劳分配了。从不完全到完全不按劳分配，是因为工资由市场调节。为什么说实行不了按劳分配呢？因为劳动力的价值和价格没办法衡量，劳动没有办法计量，劳动力的价格离开了市场，也没有办法计量。

所以我就觉得劳动和劳动力是没法计量的，按劳分配就分不成了。于是，我就从维护按劳分配走到否定按劳分配了。这是我的思想的发展。当然我写的东西比较含蓄一点，我从维护按劳分配，走到不完全按劳分配，到市场调节。我就没讲完全不按劳分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