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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崛:社会主义发展性的科学思辨

火烧 2009-05-25 00:00:00 网友杂谈 1025
文章探讨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成就与问题,强调社会主义发展性,反思改革开放的主导权变迁及其对国家发展的影响,提出资源管理与政策调整的建议。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们国家在许多领域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这里面不仅包括物质层面上的发展,如基础设施的建设,也包括思想文化和民主政治的建设,我们都在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这是不容否认的事实。前阵子在央视播放的记录片《伟大的历程》,无疑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作出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是符合民心的,这是因为经过文革十年冲击,使中国变得日益封闭,我们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不仅与世界各国家的水平差距进一步拉大了,而且广大群众的思想出现了严重的混乱和僵化现象。那个时候,如果不解放思想,就没办法发展,而要解放思想,不进行改革开放也是不行的。因此,从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这个角度来说,实行改革开放确实是解决当时中国所面临的重重困难和问题的战略决策,是十分有必要的正确选择。因此,给改革开放三十年高度的评价并不过分,它确实大大改变了中国,促进了中国在某些方面的大发展。

但在肯定成绩之余,我一如以前的态度一样,要好好反思,在总结三十年成败得失之基础上进行深度的反思,以进一步搞清楚我们将来该何去何从。这也许才是改革开放三十年留给我们的并等着我们去开发的最大精神宝藏。

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的改革开放的决策后来被写进了宪法,成为了我国的基本国策,被世人提到与社会主义并列的高度,贯以“社会主义是立国之本,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之称号。从此,改革开放便成了肩负发展与强国两大使命的载体。在具体的实践中,改革开放一方面为一部分人用来发展经济和建设社会,并确实为一部分人或一定范围内的人带来了许多的实惠,使他们成为了改革开放以来的先富者或既得利益者,但另一方面它又被一些人用来谋私利或用来作为推卸责任的借口。在此过程中,甚至还有一些人打着改革开放的旗号,以跟国际接轨为借口,出卖和贱卖国家的利益,成为“沾改革开放的福”而暴富起来的群体,其中有部分已经或正在转变为中国新的买办阶级。

为何出现这样的问题呢?这可得从新中国改革开放的起源及其主导权变迁说起才行。现在国人都一致认为新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从十一届三中全会才开始的,我认为这大错特错。其实,新中国从她诞生那一时起已经就在不断地开展着改革开放了。对改革而言,最大改革莫过于新中国成立之初土改运动和社会主义三大改造运动,前者实现了千百年来中国农民耕者有其田的夙愿,后者则让中国基本确立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为中国以后的发展奠定了最基本的基础。就开放而言,尽管那时中国被西方资本主义所敌视并层层封锁,但我们还是先后与友好国家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在美苏争霸危及世界和平时期,中国没有倒向任何一方,而是保持中国特色的独立性。由中国首先提出并亲力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更是成为了一面正义旗帜,成为处理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就即便是在被世人所全完否定的文革时期,我们国家也以乒乓球外交成功打开了与美国冰冻多年的关系。在对外开放中,我们一贯支持第三世界国家发展壮大起来,而我国也在第三世界国家的支持下成功地恢复了在联合国上的合法席位,为第三世界争得联合国一个重要的话语权,使我国逐步成为第三世界国家的一面旗帜。这些一系列事实,无不是我们当时已经开始改革开放的最好证明。因此,本人认为,改革开放并非始于十一届三中全会,不是始于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而是始于新中国成立之初,始于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那么,改革开放始于何时这又跟1978年以后的改革开放中出现的问题有什么关系?当然有关系了,因为在这一历史变迁中涉及到一个主导权的问题,因为改革开放就像一把双刃剑,它是福是祸取决于掌握它的人,因而改革开放的主导权在谁手里关系着它是将发挥着什么样的作用。应该说,新中国的改革开放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毛泽东主政时期,当时的大部分参与改革开放并能发挥主导性影响的群体是中国的老红军老革命,他们的思想更接近共产主义者的水平,那时期他们过分地强调集体利益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而容易忽视了个人的正当利益,因此他们主导的改革开放从总体上对国家对民族对集体给予了充分的保护,而在具体的个人上则可能存在一定程度的不公或其他问题。现在我们都知道,人无完人,过分地压制人的本能尤其是正当的欲望,这样的做法是难以长期持续的,可当时革命前辈们大多数人就是能以身作则,确实给中国几千年的封建残余思想作了一次较为深刻的清洗,因此那时才会出现像雷锋这样的大公无私的共产主义战士。因此,在这一批人主导下的改革开放,自然问题少了好多。然而,文化大革命把这样的改革开放推向了极端,或者说把原来正确的改革开放给废止了。这样才有了后来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的新一轮改革开放。这波改革开放严格上来说应该算是新中国改革开放进入了第二个阶段,即由邓小平引领,并由江泽民、胡锦涛相继继承的新阶段。在这一时期,改革开放的主导力量不再是那帮老革命,虽然他们还有一部分在执政,但大多已经慢慢淡出了政治舞台。这时的主导力量已经复杂化了,既有纯出于强国富民之目的的,也有出于个人小算盘的,还有出于在文革中信仰信念不坚定者而投向西方的,等等。各个不同动机的主导力量在改革开放实践中开展着利益的大博弈,原来正统的人民性力量慢慢地被消耗掉。回顾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三十年,我个人认为:改革开放之初,由于文革的破坏我们的国力还十分衰弱,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以各种优惠的条件吸引外资来投资是完全有必要的,是没有错的,可是在我们经历了十年、二十年,甚至三十年发展之后,却还有人以超出国民待遇的优惠条件来吸引外资,这就不能不让人怀疑其动机是否是出于发展本国经济、是否为民族着想了。因为,小孩都清楚的事实是——外资来华的目的就是为了实现其利益最大化,他们绝不会是来帮中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的。三十年来,我们的GDP都以近两位数的年平均增长率增长,可我想问大家及你们身边的人,有几个的财富(包括精神方面的满足度)的增长有如此之快,或有GDP增长的一半快?那么,这些年年增长的财富不到我们的腰包又流到哪里了呢?不可否认,一部分流向了我们的基本设施建设尤其是城市建设,一部分流到了那些暴发户和贪官的腰包里,我想还有一部分流向了国外资本家那里了。外国资本家通过培育其国内的代理人、收买国内某些“地方诸侯”或贪官、高官以及其所谓的“知识产权”、“核心技术”和某些由他们所定的国际规则、标准等各种无所不用其极的手段,把中国日益演变成严重依赖外国的压榨本国劳工的“世界工厂”兼原料供应地、商品大超市,这也许正是始发于美国次贷危机的本轮金融风暴能够对我国实体经济产生如此巨大影响的根源吧。尤其令人悲愤的是,过去我们曾一边引进资本主义国家的“三高”项目或根本掌握不了其核心技术的组装、加工等项目的同时,另一方面却又大方地把国内市场拱手让给外国资本家,并以极低的价格转让我们的一些不可再生的重要矿产资源的开采权或低价出口我们的战略性资源。比如稀土矿等。据说GX的铟矿开采权承包给个体老板或私营企业,使得这一用于电脑及航天领域的战略性资源遭到严重的破坏,因为这些老板或企业为了其利益最大化,总会想方设法在可开采的时限内尽可能多地开采出最大量的矿产,他们恨不得把一天24小时当作48小时来开工,于是乎大大小小的矿难就成了家常便饭。而这样做一方面使本可影响国际定价的资源因一时产量过剩而自贬身价(据说日本从中国进口的铟矿储量已经足够其使用50年,而我们中国现有的铟矿资源还能够开采50年吗),另一方面也造成了极为严重的浪费和污染。这样的现象在中国太多太多了!!对于我们已经不太丰富的资源,我们为何不能学学美国呢,作一下规划,尽可能把发现的矿产资源封存起来,以备未来之需,这才是对子孙后代负责的态度。如果确实因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需要非要开采(因为我们原始积累不如美国,所以我们有时不得不这样做),那也绝不能交给私营企业,更不能交给个体老板来承包开采,因为矿产资源是属于全民所有的,任何地方政府或管理部门都不能把开采权承包出去,这只能由代表全国人民意志的全国人大代表大会来决定或由中央政府来决定,当然最好是交给有资质的国有企业或信誉好的集体企业,这样国家可以相对放心,百姓也相对放心。同时,我国必须尽快开征不可再生资源税,对于开采资源的企业或个人,要征收高额的不可再生资源税,以用于我们进口同类资源和用于开采后的环境恢复和治理。

三十年对于不过百年的个人人生来说是一段不长也不短的时间,而对于具有几千年文化历史的中华民族而言则是短短的一瞬间。在这个短短一瞬间里,有些东西我们失去了还会重新回来,而有些东西一旦失去,则再也不可能重新找回来了。比如我们错过的时间,我们浪费了的不可再生资源。三十年何其匆匆,我们要好好珍惜好现在还拥有的,以免在失去后才后悔莫及!! 所以,我们要更自学地更主动地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只有按照科学发展观要求的那样的发展,才是真正对中国人民负责对中华民族负责对我们子孙后代负责的社会主义发展性所要求的发展。 

链接:广西铟矿资源储量占全国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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