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如何创造条件才能让人民批评监督政府

                 要如何创造条件才能让人民批评监督政府　　

                            陈 钰 堆　　

  “要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监督政府”—温总理在本次人大会议上这一承诺值得民众称赞！只有让人民真正当家作主，随时有权批评监督政府，才不至于一党制执政的政府陷入官僚腐败体制，走上违背绝大多数人利益而复辟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不归路！今年两会，全国民众都在关注代表，委员的提案和发言。那些能深入调查民意，提出事关保障民生，民权的提案和履行对政府监督职能的代表，委员已用言行赢得民众的赞扬与信任；而那些不深入调查民意，喜欢提些似是而非甚至远离民意的提案，发言或是甘当御用表决工具，无能为民参政，议政的代表，委员实让民众失望，其民望也一落千丈。要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监督政府就不能停留口头承诺，更需要立法具体保障，才不至于再度发生网民在网上批评政府也会受非法拘捕的事件；各级人大代表应向选民公布联系方法（电子邮箱或手机号码，每年年会前设立选民接待日）。要创造条件还需推行网络民主，建议中央及各省市创设社会主义民主评议网，民众可在此网发文批评政府（有事实就得允许发表），揭发腐败和提建议，官员财产申报也可通过此网向社会公布。　　

改革开放以来，有说不完的话题可供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写提案与发言，诸如：1）全国企业职工建国以来多年刻苦奋战，不计较长期低工资，为建立社会主义完整工业体系和国防建设作出巨大牺牲与贡献，而政府某个大领导居然忘恩负义，不经广泛民意听政就独断专横设计工资双轨制，制造建国以来社会分配最大不公平案，尽管当前政府有心要纠正这一失策，但不从宪法规定（“按劳分配”为主）去调整当前社会分配不公平问题，则此问题将越演越烈，永远得不到纠正。全国人大代表刘富才（广东省国资委主任）就说：国企老总在职时年薪是政府同级干部的几拾倍甚至几百倍，退休后要拉平退休工资岂不再制造不公平，说的也是，让企业老总年薪与普通职工工资相差几百倍甚至几千倍（如平安保险，多家银行老总，高管）本来就违反我国宪法规定，两会代表，委员理当提出限制企业最高工资和最低工资的相差倍数（比如不得超过三十倍）才对；2）我国至今还是穷人居多的人口大国，加上地域广，年年都有众多需政府救助的灾民，对于大学和中专毕业生毕业满一年后尚未找到工作的人也应列入政府救助的失业者；我国还有数以百万计为国捐躯先烈的遗属需政府优抚救助（从古至今各国都把优抚烈士遗属作为最直观爱国主义教育给予充分重视）；为此我国优抚救助款需求量特别大，国家财政部理当优先确保此项拨款的比例才有助于保障社会稳定，激发民众爱国热情。各国对优抚救助款的支出一般都占国家财政支出的10%以上，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优抚救助款额虽有所增加，但占当年国家财政支出比例几乎是零增长，多年来一直停留在2%左右（2005年国家财政支出3.4万亿元，当年优抚救助款支付716亿元，只占国家财政支出的2.1%，是当年政府三公消费的十分之一），已成为世界各国优抚救助款支出占国家财政支出比例最低的国家之一。国家财政部除了应按实际需求增拨优抚救助款之外，还应确保由民政部发行的福利彩票能专款专用，全额交给民政部用于优抚救助和社会福利事业，但近年来国家财政部的做法实在太不近民情，从2005年起竟规定发行福利彩票的总金额要50%上缴中央财政，上缴款多数用于补充社会保险基金而不是用于社会福利事业，这显然有悖于福利彩票的发行性质；改革开放以来，一方面是优抚救助款支出占国家财政支出的比例几乎是零增长，另方面政府行政费用支出占国家财政支出的比例却是大幅增长：据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迟福林的统计，从1978年至2006年我国政府行政费用支出占国家财政支出比例猛增143倍，平均每年增长19.4%，大幅超出同期我国GDP和国家财政收入年均增长速度（同期GDP年均增长10%，财政收入年均增长13%）；据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的推算：2007年国家行政费用支出占国家财政支出比例至少是30%，说明改革开放以来，政府行政费用开支没受任何约束，已疯狂增长两百倍以上！年年两会代表，委员都有人对此腐败现象提出批评与制约建议。回顾1952年至1979年这28年期间，我国行政费用支出占国家财政支出的比例都能控制在3.89%至8.45%的范围之内（有十三年只占5%以下，只有两年稍微超过8%）。为此，要根治这一腐败现象，唯一办法就是全国人大要立法制止，依法规定政府行政费用支出不准超过国家财政支出的10%，优抚救助款项不得少于国家财政支出的5%，教育费用不得少于4%等等；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成为全球暴富产生亿万富翁速度最快，数量最多的国家（现有富翁总数仅次于美国），中国富豪榜上前100名的资产净值已从2008年的894亿美元增至2009年的1700亿美元，几乎是翻倍增长，同期美国前一百名富豪的净资产总值却下降18%，这充分说明改革开放后迅速暴富的多数中国富豪绝不是依靠他们的特殊才能与勤奋，而是充分利用“中国特色”的国有资产私有化改制，运用官权与私有资本相结合手段，制造国有资产破产假象，特低价大肆收购，掠夺全民共有的国有资产；另方面利用“中国特色”的股市乱像，采用全球最高市盈率核定发行价和肆意拉大一，二级市场差价等手段，通过发行新股和解禁大小非，大小限兑现等非法掠夺广大投资者手段迅速制造大量超级富翁（每发行一个新股均可暴富产生几十个超级大富翁）；银行，保险和大型国企老总，高管自定几百万甚至几千万巨额年薪，让中国最低工资与最高工资相差几百倍至几千倍，成为全球工资差别倍数最大的国家；在上述三大因素作乱下，已导致中国社会迅速两极分化，只占总人口0.4%的中国富豪却掌控70%全国私人财富，至今我国基尼系数已超过0.5，是全球社会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发生这种严重状况是全国人大对改革开放以来所发生的种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问题没给予及时监督，问责与纠正；我国A股市场的利益集团拒绝学习香港股市的成熟经验，长期顽固坚持高市盈率核价发行和肆意拉大一，二级市场差价，目的全是为了向利益集团输送利益，导致A股市场的乱像至今得不到应有的纠正，全国人大理当深入调查，责令中国证监会学好香港资本市场的成熟经验，及时纠正A股市场的乱像；4）本次人大会有三个报告的表决虽算通过，但受到代表高票反对和弃权，说明代表对司法公正问题和政府财政预算透明问题有很多不满和疑问。司法公正关系到保护公民人权和社会的和谐，各级人大必须高度关注与监督。早在2002.12.22最高人民法院原院长肖扬在法院工作会议上就强调“人民法院重视人权的司法保障，确保无罪公民不受法律追究。”，为此对于公民的无罪申诉各级法院和检察院都应高度重视，不能推委“时隔太久，当年有当年特定的历史环境”而不依法受理或违法推委搪塞；政府行政费用支出无节制地疯增已引民怨沸腾（特别是三公消费），全国和各级人大务必督促财政部门尽早公布政府行政开支的明细表，公车必须大部分撤消，并对公车私用按盗窃行为论处，这是当代各国政府的管理惯例。　　

对今年两会遗憾的是：对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让外资和私人资本大肆低价收购国企，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结构问题没人出面揭露与质询，反倒有人要兴师问罪“国进民退”，政府发言人还再三表白“并没有搞什么‘国进民退’”，真是咄咄怪事！广大民众要理直气壮地呼喊：在事关国家经济命脉和大众民生的领域只能由社会主义公有制绝对垄断，决不能允许私人操控社会多数人的经济权益（如供电，水，气，石油与煤矿开采业，稀有金属开采业，军工制造业，城镇居民保障住房开发）。真正遵循马克思主义确立的生产关系，是当代促进生产力大发展最有效途径，苏联第一个五年（1926—1930）建设期间工业平均每年增长22%，而同期资本主义却爆发经济大危机，工业生产大幅下降—美国下降44%，英国下降20%，德国下降45%；而我国在建国初三年（1950—1952）工农业总产值（达810亿元）比1949年增长77.5%，年均增长21.1%，是同期全球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之后是部分企业滋生官僚主义，未能遵循马克思主义的管理体制，导致经济增速下降，但从1950年至1980年这三十年期间，我国工农业总产值仍然增长30多倍（总产值从574.8亿元增加到6619亿元），年均增长8.5%，这充分说明社会主义国家只要真正遵循马克思主义管理制度，就一定能建立最和谐的生产关系而促进生产力大发展！马克思所创立的社会主义制度的核心就是在生产资料收归全民共有后，必须让全社会劳动者联合起来共同管理生产与分配（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一文中对社会主义制度论述说：“…对一切公职人员实行全面的的选举制和撤换制。……从公社委员起，自上至下一切公职人员，都只应领取相当于工人工资的薪金。国家高级官吏所享有的一切特权以及支付给他们的办公费，都随着这些官吏的消失而消失….。”；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一书把马克思对建立社会主义国家机关具体阐述为“对一切公职人员毫无例外地实行全面选举制并可以随时撤换，把他们的薪金减低到普通工人工资的水平，所有这些简单的和‘不言而喻’的民主措施完全可以把工人和大多数农民的利益结合起来，同时也就会成为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桥梁。这些措施关系到社会的国家改造…..”）。我国建国后所建立的国有和集体企业，有的越办越好，有的却兴盛一段后就日渐衰退直至倒闭！这绝非公有制的弊病，而是一党制执政下的政治体制，某些领导滋生官僚腐败作风，把国有经济蜕化变质为官有经济，违背马克思主义的主张—让劳动者联合起来当家作主，参与企业管理与分配，使国有和集体企业缺乏应有的监督机制而挫伤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毛主席在经历三年“自然灾害”（实为官僚浮夸风，虚报风的人为灾害！）的惨痛教训后才深感官僚腐败体制是摧毁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根源，为此决定在全国国企和人民公社广泛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1961年对企业管理制定了《工业七十条》和《鞍钢宪法》（提出“两参一改三结合”），对农村制定《农业六十条》，体现在毛主席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敢于知错认错，自我否定三面红旗，走群众路线，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制定出顺民意，得民心的工业和农业一系列政策。毛主席的伟大在于他能全心全意为绝大多数人利益着想，从不利用特权为子女谋权牟利（有些人表面看算是两手清风，其实他早已利用特权为家人谋上年收入几千万的富豪位置。）。无私才能无畏，毛主席善于领导全民族勇斗任何侵犯我国国家利益的外敌，而决不会为了保自身权位，放弃国家主权利益去搞什么“韬光养晦”。毛主席强调“让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各种企业，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权利，最根本权利。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权利就没有保证。”。遗憾的是当年毛主席想以整风运动来确立社会主义民主管理体制根本办不到，因无法冲破官僚既得利益集团的锁链，惟有立法才能保障劳动者参与管理与分配。

资改派只敢妖魔化毛主席，但为了掩盖他们终极复辟目标，还不敢明目张胆攻击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那好，就先从邓小平论说中国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文章说起：“社会主义的经济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生产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的物质，文化需要，而不是为了剥削。由于社会主义的这些特点，我国人民能有共同的政治经济社会理想，共同的道德标准。资本主义无论如何不能摆脱百万富翁的超级利润，不能摆脱剥削和掠夺，不能摆脱经济危机，不能形成共同的理想和道德，不能避免各种极端严重的犯罪，堕落，绝望。”（《邓小平文集》第二卷第167页）“国民党搞了二十几年，中国还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证明资本主义在中国是不能成功的。所以我们多次重申，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邓小平文集〉第三卷第62页）。要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监督政府，必须全国党，政，军，民都来学好马克思，毛主席，邓小平有关社会主义制度的论说，认清中国只有坚定不移走社会主义道路才能振兴我大中华！必须坚决清除党，政，军内部企图复辟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敌对分子，这样党政官员和人民才有共同语言，坦诚相见，无话不谈，否则就会“话不投机半句多”！　　

二十世纪初，英国著名哲学家罗素就指出：“西方强国的繁荣是建立在弱国的痛苦上，经济的获得是建立在地球资源的掠夺和彻底破坏上。….西方的文明已成为对地球的最大掠夺，对人类永续发展的最大祸害！”，当年罗素就提醒中国不要步上西方国家的发展后尘，不要走上“竭泽而渔”的‘进步’死胡同。罗素对中华民族的文明史深有了解，他说：“中国的孔子和庄子的思想已深入中国人的人心，使中国人的人生比西方的残暴人生更文雅，更宽容，更多反省。中国传统文化一个致命弱点就是缺乏科学。”为此罗素建议说“假如中国人能自由地吸收我们文明中他们所需要的东西，而排斥那些他们觉得不好的东西，就会产生把我们的优点同他们自身优点相结合起来的辉煌成就。”。当年罗素来中国演说时就诚挚呼吁中国“如果中国的改革者在国力足以自卫时，放弃征服异族，用全副精力投入于科学和艺术，开创一种比现在更好的经济制度，那么，中国对世界可谓是尽了最恰当的义务，并且在我们这样一个令人失望的时代里，给人类一个全新的希望。正因为这一希望是能够实现的，所以中国人应该受到所有热爱人类的人们的极高崇敬。”。当代中国共产党只要真正遵循马克思，毛泽东，邓小平有关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科学论说，坚决屏弃复辟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邪路，中国共产党就一定能不负罗素所代表的世界民众的厚望，就一定能重振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在国际上的崇高威望 ！从这个意义上说，笔者希望中共不再提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因为马克思所主张的社会主义就是两大基本点：1）生产资料归全社会共有；2）劳动者联合起来共同管理社会生产与分配；这两个基本点才是当代人类的普世价值，只有坚持这两个基本点，才能使人类摆脱剥削与掠夺的残暴性，才能摆脱资本主义固有的经济危机，才能避免各种极端的犯罪，堕落与绝望，“让社会绝大多数人都能得到有尊严的生存条件，都能过上越来越美好的生活！”—这是人类共同的本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说辞可能变成资改派复辟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遮羞布，必将严重阻碍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的深化改革！ 我国改革开放是为了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决不能变成复辟资本主义！必须牢记罗素对我国改革的忠言：学好西方对我国完善社会主义制度有用的西方文明（如学好西方的科学知识与现代企业管理知识；学习日本让工人工资能随经济增长而同步增加的做法，学习日本与德国赋予工人的多种权利，使工人能与资方平等协商企业的利润分配，学习瑞典对个人所得税实行超额累进税制度和实施企业利润劳动所得与资本所得按3比1分配），而排斥西方资本主义腐朽的思想与行为，只有这样中国共产党才能吸收全人类最有用的文明，推进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创出全人类最好的经济制度！

近年来〈陈志武说中国经济〉（陈志武—美国耶鲁大学著名华人金融学教授）一书正风魔全国，书中极力建议我国创设〈国民权益基金〉—把总价值79万亿元的国有资产（土地50万亿元加国企29万亿元）纳入〈国民权益基金〉，以基金股票均分给全国13多亿国民，这79万亿元的国有资产每年会增值8万亿元，每个国民每年可分红利6000元。陈志武教授强调说他想推行的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私有化，而是将国有企业“全民所有制”中的“全民”作为财产所有者的身份落实，这倒是让全体国民有权参与国有资产管理与分配的好办法，全国人大应予认真研究，提供可行对策。笔者赞成把全部国有资产纳入〈国民权益基金〉统一管理，基金股东卡按实名制人手一份均分给全国国民，由基金会任命国企老总和制定年薪与分红办法。每个“国民权益基金会”股东都有权监督国企生产与分配，但笔者反对陈志武教授关于持有人可自由买卖〈国民权益基金〉股份的说法，有权分红但禁止买卖股份，才能防止有人恶意收购而破坏社会主义制度。全国人大和国务院要本着深化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出发，海纳百川，广开言路，吸取海内外一切有利于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改革建议，才能创设人类发展最好的经济制度，为全人类做出中国应有的贡献！　　

作  者：陈钰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