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东民：“反帝除奸，救党保国”的口号对不对？

        “反帝除奸，救党保国”的口号对不对？

           ----当前左派应弄清的五个事实

                       卫东民

由张勤德执笔起草的《09建言》提出 “反帝除奸，救党保国”[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并以铲除汉奸卖国集团为突破口打倒现代修正主义来挽救党，从而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建设和保卫祖国，实现社会主义的伟大复兴]的口号后，被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者视之为“左”，极力加以打压。同时也被左派内部的一些同志视之为右即在搞改良主义，进行了批判。并且，他们对几年来在转基因、金融、物价、网络、重庆模式等等一系列问题上为反帝反修，实现社会主义复兴伟大事业做出突出贡献的张宏良教授，进行了猛烈批判，说他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穿西服的宋江”。这从一个方面说明，在我们党内右倾机会主义依然是主要危险，必须重点反对，但对教条主义思潮也不能过度容忍，以免使我们的事业受到损失。

从当前的实际情况看，认为在现阶段不应当提出这一口号的有教条主义倾向的人员中，只有极少数是别有用心的顽固不化者，绝大多数同志是受了教条主义的一些影响或有点左倾幼稚病，就是说属于思想认识问题。要解决这种问题，必须弄清以下基本事实：

 其一，当前中国社会的性质和主要矛盾是什么。现在中国3万亿美元左右的外汇储备，大多买了西方国家主要是美国的债券，起着支援他们进行国家建设的作用；西方国家及其附庸在中国的资产也达3万亿美元左右，控制着中国28个主要产业中的21个；中国的经济增长74％依赖出口，西方国家通过进口廉价商品已攫取中国数十万亿元的老百姓血汗钱。中国在海外上市的几乎所有网络集团公司，都被西方国家控制。“几乎中国所有的国内或国外政策都深受美国影响，基本上所有的政策都要考虑美国的反应，这是我国决策的一条隐形线索”[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乔良，乌有之乡网，2009年7月18日]。在省部级以上干部中有相当多以老子官僚、儿子老板、孙子海外的形式存在的隐性官僚买办。“从1995到2005年，我们有118万官员配偶和子女在国外定居”（云南信息报，2010年3月11日）。毛主席1965年就说过“我们这样的条件搞资本主义，只能做别人的附庸。”[《前奏》，第16页] 从上述情况中不难看出，中国确实已成为毛主席所说的附庸资本主义，或者说正在成为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新型殖民地。可以说，全世界大多数人都是这么看的。连美国人都承认，已出现的“中美国”，就是“依附于美国的中国经济体”[华盛顿邮报，2008年9月21日]。中国特色附庸资本主义，当然具备一般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其中包括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这一点。但是在一定时期内和特殊情况下，它的附庸特色也会表现得比较明显。在“三年决战”时期，这种特色自然特别突出。正因为这样，中国人民和帝国主义及其代理人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矛盾，正逐步成为当前的主要矛盾。忽视或不承认这种附庸特色，把革命导师关于社会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的论断当作教条照搬照抄，表面上很革命，实际上对革命事业并不真正有利。

其二，西化派和补课派谁是当前的主要危险。这里所说的补课派，指的是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当作补资本主义课的阶段的那些人。由于他们主张搞一段资本主义，自然属于右倾机会主义即现代修正主义者。他们和西化派的区别，当前突出地表现在对待西化式政改的不同态度上。正因为这样，补课派在《人民日报》等主流媒体上，对“西化政改救国论”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批判。而西化派则对补课派进行了相当激烈的反击。例如，杜导正在《炎黄春秋》2010年第6期上公开说：“中南海不可能是铁板一块，……在意识形态上各种各样的禁令，多是保守的、倒退的声音”。在北京召开的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座谈会，则给党的一把手扣上了“中左”的帽子。辛子陵2010年春节在上海的谈话中提出，他主张允许同样主张推翻权贵资本主义即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和现行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基本框架的“左派，作为多党制下的一个党派参与竞选”。 不难看出，这些西化卖国派最怕左派根据毛主席的策略原则把打垮西化卖国集团作为突破口，最希望“左派”和他们联合起来推翻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以便他们混水摸鱼，搞乱社会，分裂祖国。所以，他们确实是当前的主要危险。

其三，党内高层到底有没有社改派。资改派和社改派的根本区别，是坚持还是反对以公有制为主体。因为，这是现阶段区分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标准，自然应当用来区分这两派。用这个标准来衡量，便可看出一些同志把陈云、王震、宋平、邓力群、郑天翔、魏巍、马宾、李成瑞、刘实、韩西雅、刘日新、王子愷、谭乃彰等同志说成“资产阶级左派”即资产阶级成员，显然是不符合事实的。尽管他们不同程度的有这样那样的错误甚至严重错误，但他们都主张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就应当被划入社改派。再说，形势是不断发展变化的。由于30多年来腐败增多、分配不公、治安恶化等问题从总体上不但解决不了反而越来越严重，特别是买办资产阶级在党内代理人的卖国行径和美国等西方国家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已使不少同志有所警醒。全国政协副主席兼中国社科院长陈奎元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公开指出右已成为主要危险，并在中国社科院组织力量批判新自由主义、普世价值，提出要防止有人篡党夺权；一大批开国元勋的后代如毛主席的秘书胡乔木的女儿胡木英、炮兵副司令员苏进的儿子苏铁山等，都站在了反帝除奸、救党保国的第一线。山西省将多数私有中小煤矿收归国有，在恢复公有制主体地位上迈出第一步；福建在全省查禁转基因大米；黑龙江省提出要反对大量进口西方国家的转基因大豆，保护和促进我国的非转基因大豆产业，特别是重庆模式的产生和发展，就是明显的例证。重庆的“唱读讲传”召唤向红色经典的回归；打黑反腐剑指西化卖国集团和修正主义集团的社会基础；采取把公租房交由国企承建等办法使国有资产在近几年增长6倍以便尽快恢复公有制的主体地位；采取向豪华住宅征收房产税以补贴公租房等办法计划在近几年大大缩小贫富差距[使基尼系数由4.2降至3.5]；采取大量办实事好事等办法坚持“民生为本”；采取实行“三项制度”、“三进三同”等办法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采取逐步扩大人民群众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权力等办法推进大众民主的建设和改革，实质上是在恢复和根据新实践发展“革命民本主义”。尽管这是很初步的，不少方面仅仅是露出一点迹象，但它的发展趋势无疑应当得到我们适当的支持。以重庆模式为代表的这类现象，今后会越来越多。在这种情况仍断言党内高层没有社改派，恐怕有点武断和为时过早。当然，我们也不能对党内高层出现社改派抱不切实际的幻想，我们的根本希望、根本力量都在人民大众。因此，用适当的方式方法宣传、动员、组织群众，是我们工作的重中之重。

其四，当前矛盾斗争情况的复杂性。这种复杂性表现在许多方面，其中之一是西化卖国集团和修正主义集团极力推进的产权私有化、完全市场化、政府职能最小化所造成的腐败严重、两极分化和附庸资本主义复辟等等，整个地都扣在共产党头上，而把自己打扮成反贪腐、反权贵的英雄，以便彻底推翻社会主义制度，使中国进一步殖民地化。例如辛子陵就到处宣扬：“今天的中国共产党，在执政掌权60年之后，已经堕落成为一个反对民主是普世价值的党，一个贪官前赴后继的党，一个为维护权贵利益坚持专制独裁的党”，因此，“当前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全党全国人民和权贵资本主义的矛盾”[2010年春节在上海的谈话，乌有之乡网，2010年3月3日]。我们知道，贪腐严重、贫富分化等等，引起了人民群众的极端不满，加上在民主问题上有不少人被搞乱了思想，使党群关系、干群关系相当紧张。在这种情况下，西化卖国集团打出反贪腐、反权贵、反专制的旗号，显然用心极其险恶，就是要借此推翻共产党。秦晓们公开宣布要砍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推翻共产党，则更清楚地说明他们连修正主义集团也要除掉。如果在这种复杂的情况下反对以打垮西化卖国集团为突破口进而“打倒资改派，实现大转折”，却也主张打倒整个共产党，甚至提出“联合极右派，推翻共产党”的口号，显然有利于他们乱中夺权。并且，卖国求荣实质上是最大的贪污腐败；殖民地化是最残酷的私有化；受国内外资本的双重剥削是分配不公、两极分化的最大根源，买办资产阶级是最凶恶的权贵。由此可见，培植和导致以帝国主义为后台的买办资产阶级座大，是修正主义带来的最大恶果，狠狠揭露和打击这个阶级在共产党内的代理人西化派或者叫走殖派（打着改革旗号走新型殖民地道路的反动派），才能更充分地暴露修正主义路线的危害性，击中走资派的要害，更好地完成毛主席交给我们的反对资本主义复辟这一伟大历史任务。所以说，真正反腐败、反私有化、反分配不公、反修正主义，就不应当全盘否定把打垮西化卖国集团作为打倒修正主义的突破口的主张，称之为改良主义。

其五，在当前西化卖国集团和修正主义集团的冲突中，应重点打击谁。据香港《苹果日报》报道，“2.20事件”即本月20日发生在北京王府井和全国十多个城市的“茉莉花革命”，核心口号是“启动政治改革，结束一党专政”；他们的基本方式，是“海外指挥、网络联动”。赵某某的秘书鲍彤马上表态，认为这“说明民众有（争民主的）正气，很可嘉”。一位“党内人士”立即发表谈话，鼓励这些“颜色革命”的斗士“要持续进行有关的行动并且建立发布信息的渠道等”；还说“我希望其它党内人士要认识到大局，给自己留条后路”；“连我这个老党员都对一党专政失去了信心，谁能保证共产党哪一天不会翻船呢？”美国一些媒体更是欣喜若狂，给予最坚决的支持。这种内外联动、搞乱中国的架势，最显著地表现在，美国驻华大使洪博培，竟然亲自赶到王府井现场助威打气，赤裸裸地呼应中国汉奸“带路党”[乌有之乡网，2011年2月23日]。不难看出，这场“颜色革命”的直接目标之一，正像格鲁吉亚通过“颜色革命”用西化派的代表人物取代修正主义者、时任总统的谢瓦尔德纳泽一样，是西化卖国集团的首领要夺取修正主义集团掌握的最高领导权。可见，这次“茉莉花革命”，实质上是西化卖国的反革命运动。在西化卖国集团和修正主义集团的这种斗争中我们应当重点打击谁？显然应当是前者。正像赶走了日本鬼子再“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那样，在首先打垮西化卖国集团之后，我们接着就要集中力量进行打倒修正主义集团的斗争。这已成为大多数人的共识，许多老前辈例如李成瑞同志就赞成这样做。

由于这场“决战”直接决定人民政权的生死存亡，并且在一年之内甚至几个月内便可能发生，为了确保必胜，我们一定要迅速发动多方面的战略进攻。这包括以下几点

[一]利用多种形式和手段，讲清腐败严重、分配不公、治安恶化和就业难、看病难、住房难、子女上学难等一系列问题，西化卖国集团都负有重大责任，并让人民群众都知道这一点。现在他们摇身一变，把自己打扮成人民救星，把屎盆子全扣在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头上，作为实行西化式政改即彻底推翻人民政权的借口，这证明他们是披着羊皮的狼。

[二]以无产阶级革命胆略和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采取适当措施收回所购美日等国的债券，主要用来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这样，全国平均每人将从这20多万亿老百姓血汗钱中，得到1万5千多元。

[三]擒贼先擒王。先把资改派的谬论和卖国行径及腐败行为揭透、批臭，使之成为过街老鼠，西化派就会陷入被动挨打的困境。

[四]毛派共产党人要亮出自己的旗帜，这就是毛泽东思想红旗；提出现阶段的纲领，这就是逐步回归科学社会主义[见“09建言”主张的三步走战略]；阐明所主张的革命民本主义发展观。

[五]要使当权者认识到，单纯依靠军警是非常危险的，教育、动员、组织群众保卫红色江山才是制胜之道。在这关键时刻，对那些仍然顽固坚持反人民立场者，应坚决采取适当措施把他们清理出去。

这样，我们才能适应形势发展，得到人民支持，稳操胜券。

毫无疑问，在街头政治的冲突中发生反革命暴乱时，我们必须进行武力镇压；在各地的反修造反革命行动受到修正主义集团镇压时，我们当然要进行武装反抗；在出现俄国1917年那类形势时，我们当然要进行新型的中国“十月革命”。毛主席当年通过反对左倾机会主义在遵义会议上挽救了党，挽救了中国革命；今天我们则要通过反对卖国主义、修正主义来挽救党、挽救中国革命，保卫人民共和国。我们把“反帝除奸，救党保国”作为现阶段的一个口号，本意就在这里。水陆洲等战友在《必须在思想上划清革命派与改良派的界限》一文中把这个口号简化成“保党救国”，是有一点误解的，故此详加说明。我们深知，水陆洲、马门列夫等战友多年来冒着极大的风险进行艰苦卓绝的反修斗争，为革命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实在可歌可泣！他们现在继续进行反修斗争，也完全必要，只是不应在这场“决战”的关键时刻反对重点打击西化卖国集团。因此，我们是多么渴望能和这些战友消除误会和分析，共同战斗，给敌人以致命打击，夺取社会主义革命的新胜利啊！

    根据大量事实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我们可以大胆做出三个预言：一是从现在至十八大的1年多时间里，西化卖国集团将和包括真共产党、党外马克思主义者、左派、人民群众、一切爱国者甚至补课派，发生一次决战。尽管形式会或明或暗、或文或武，但斗争不可避免。在这次决战中，西化卖国集团将遭到失败。二是在这个时期，会有越来越多的党员、干部、知识分子和普通群众，站到真共产党和左派一边。三是重庆将会在实现社会主义伟大复兴的事业中继续起带头作用，重庆模式的影响会越来越大，更多的省、市、自治区将走重庆之路，重庆的今天将是中国的明天。在这种形势下，绝大多数受到教条主义影响和有点左派幼稚病的同志，就会积极主动地投入到以打垮西化卖国集团为突破口进而打倒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当中。由于这些战友阶级立场特别坚定，勇于献身的革命精神特别强,因而特别能战斗，一定会为党和人民做出特别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