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向“中国工人”致敬，还是叫“中国工人”卖命！？

是向“中国工人”致敬，还是叫“中国工人”卖命！？

丑牛

美国《时代》周刊在2008年三月西藏骚乱时，把分裂祖国的罪魁祸首达赖·喇嘛作为封面人物刊登，并称“这位佛教领袖在为他的人民的命运而斗争，给他的人民带来自由”。话说得动听，实则却是想在中国煽动一场“颜色革命”。

事隔不到一年十个月，2009年十二月十六日，在美国经济危机还不见底的时候，这一期的《时代》周刊，却突然刊出一张“中国工人”的群体照片，并把“年度人物”的荣誉光环，加在他们一直叫骂的“血汗工厂”的“中国工人”头上，说了好多连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也从来未说过的颂扬之词。

作为这样的决定是因为正是千千万万中国工人的辛苦劳动才让世界经济度过难关。

我们找到了这些引领世界实现经济复苏的人们：中国工人。

一时，中国的一些主流媒体都刊登了这一“胜利”消息，对《时代》周刊把“中国工人群体”评价为“年度人物”感到兴奋，骄傲，津津乐道，受庞若惊。

于此同时，一个叫哈尼的美国人出了一本书——《中国价格》，作者认：中国价格在某种意义上体现了为全球化做出的一种牺牲。在她对英国广播公司的访谈中，把“中国价格”等同于“中国工人价格”。原来，《时代》周刊所颂扬的“向中国工人致敬”的潜台词是：“要中国工人牺牲”，用“黄鼠狼给鸡拜年”来形容《时代》周刊的花言巧语是一点也不过份。但中国的精英文人和一些主流媒体的声声喝彩叫什么呢？是“糊涂”？还是“里通”？

    现把关于此事的两篇国外报道转贴，供大家分析。

（一）美《时代》周刊向中国工人致敬

【香港《南华早报》12月17日报道】题:《时代》周刊向中国工人致敬在美国《时代》周刊“年度人物”评选中，美国的一位银行家高居榜首，不过第二名同样引人注目——“中国工人”群体。美联储主席本·伯南克16日被《时代》周刊选为2009年度人物。没有名字的“中国工人”被选为第二名。美国政要南希·佩洛西和牙买加短跑冠军尤塞恩·博尔特等鼎鼎大名的人物也榜上有名。

  《时代》周刊说，作出这样的决定是因为，正是千千万万中国工人的辛苦劳动才让世界经济渡过难关。这家杂志说:“在中国有一个说法叫‘保八’，即保持8%的年经济增长率，因为官员认为这对保持社会稳定至关重要。一年前，许多人认为，在2009年达到这一数字是幻想。可是中国做到了，而且今年它仍然是世界上增长最快的主要经济体——也刺激了其他所有国家的经济。”

  杂志说:“这是谁的功劳?首先是大量的工人，他们背井离乡，在中国繁荣的沿海城市的工厂中打工。在(深圳)附近的一家工厂我们找到了这些引领世界实现经济复苏的人们：中国工人。”

本文来自《参考消息》（2009年12月19日）

(二)“中国价格”：为全球化作出牺牲

《中国价格》2009年出版时增加了新的后记。

亚利桑德拉·哈尼的《中国价格》（The China Price - The true cost of Chinese competitive advantage）告诉读者，“中国价格”包含了零售商无情地压价，制造商不择手段，官员腐败和制度缺乏透明度；低廉的价格标签未能体现的，是对中国劳工的剥削和对中国环境的毁损。哈尼认为这些是“中国竞争优势的真实成本”。

《中国价格》2009年在英国出版，2008年在美国出版。从大量书评来看，哈尼平生写的第一本书可谓非常成功。

题材当然是个重要因素。在西方，跟"中国制造"相关的一个热议话题是"中国价格"，大致是质量和价格都低的同义词。

有评论人士说，任何自认为关心道义的消费者都应该读一下这本书，任何已经或者准备向中国外包制造业务的公司都需要读这本书，因为它揭示了这种商业安排中最严重的问题，以及这些问题是如何发生的。

必须提到，哈尼书里披露的很多信息是她通过不同渠道，以秘密或半公开的方式获得的。

哈尼是美国人，曾在日本学习和工作，还曾经担任《金融时报》在日本和香港的记者，现住香港，从事商务咨询。

BBC中文网记者王荣通过电话与哈尼就她的这本书和“中国价格”现象作了的访谈：

问：哪些人不希望你写这本书？

答：我写的那些问题中国的记者也写过，而且中国政府也在设法解决。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本书对中国读者来说应该不是什么新闻或者让人惊讶的东西。但从另一方面讲，我觉得很多人跟我交谈，透露信息，是冒着风险的。有的工厂经理跟我说，"我们希望告诉你西方买家压价给我们造成了什么样的压力"。这种压力是这本书的主题之一，买家尽可能压价迫使中国的工厂为了生存可以不顾一切，这个主题在中国的制造业者当中能引起很大的共鸣。我们在西方谈起中国工厂时，感觉好像中国的工厂不费吹灰之力就能以极其低廉的价格生产出各种东西，他们似乎不得不出那么低的价格。但实际上，你看看力量对比就知道，世界上最大的那些零售商和品牌拥有者比中国的工厂强势得多。所以，谈判过程实际上是沃尔玛这样的跨国零售巨头迫使中国的工厂以"中国价格"来安排生产。

问：那是不是可以说沃尔玛这样的公司对你这本书出版不太高兴？

答：有意思的是到现在为止我还没有被哪一家零售商起诉。我在为这本书作调查研究、收集材料时的确有这种担心。围绕沃尔玛等零售商的调查有相当一部分是秘密进行的，比如参加这些公司和供应商的会议，有时不透露真实身份。我采访这类公司的一些前雇员，他们怕给自己惹麻烦而坚持不具名。这类公司最大的担心是他们在中国和其他国家使用血汗工厂的行为被公之于众。这本书出版后我觉得有些公司有所改进，但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问：写这本书的目的，根据你的介绍，似乎包含两层意思，一是个人原因，一是职业原因。你是英国《金融时报》的记者，报道中国制造和中国价格现象属于本职工作，而个人原因跟你童年时代对日本价格的记忆有关。是否可以解释一下？

答：这本书的目的是让西方消费者形象地了解中国工人为了生产西方人每天以很低的价格买回家的各种商品作出什么样的牺牲。当然，写这本书的想法确实可以追溯到日本。我曾经在日本给《金融时报》当记者，分管汽车行业。期间有一次到广州采访，在当地一家为本田汽车生产部件的工厂跟那里一些工人交谈，之后我意识到，在我有生之年，中国故事将比日本故事大得多。当时我已经学了日文，在日本生活工作了多年。但是，就在那个时刻，我明确了两点，第一，我必须亲自在中国，第二，我对这些工厂非常着迷。2003年我终于能够去中国了，是在香港。一次，我随一大批人去广东。我们到一家服装厂参观时，我遇到一名女工并跟她聊了聊。她跟这种工厂的无数工人一样，远离故乡，挣了钱要寄给农村的家人，自己剩下不多的生活费。我当时的感觉是，这个女工跟我这个消费者有一种直接的联系，跟我在美国的亲友都直接相关，我们都是她的劳动的受益者。且不提那些人们耳熟能详的反血汗工厂的话，我觉得我们美国人需要深入思考一个问题，即我们把制造业外包给其他国家，搬到我们看不见的地方，这么做是否可以持续。我希望鼓励美国消费者深入思考一下他们的消费方式，想一想中国，想想那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国家，美国经济的这个新的竞争对手是由什么样的人组成的。

哈尼毕业于美国普林斯杜大学。

问：不过，你在书里提出，劳工的牺牲和环境毁坏问题，中国政府要承担绝大部分责任。

答：任何国家法律的实施，本国政府当然承担首要责任。我在书里也写了，我们都知道美国和欧洲在劳工保护方面并没有真正实施相关法律，或者相当长时间里没有这种法律。但是，我也提出，我们所处的时代已经不同于美欧工业化的时期。中国跟美国、欧洲、日本和世界各地都有程度很深的联系。而且我们生活在一个透明度比以前高得多的时代。中国工厂发生的事情，几分钟之内就能通过互联网传到美国。今天的消费者受教育程度也更高，对商品的生产者更关注。这方面一个例子是围绕吃肉对气候变化的影响展开的辩论。这实际上反映了人们对消费品的一种思考角度。在同样的大背景下，我这本书提出的观点是，中国价格在某种意义上体现了为全球化做出的一种牺牲。

本文来自《参考消息》（2010年3月3日）

附：国内一些主流媒体关于这一“胜利”消息的报道：

《时代》让人想起了“中国工人”

    《时代》2009年年度人物揭晓，“中国工人”为今年榜单上的唯一上榜群体。《时代》称，在金融危机肆虐全球的时期，中国经济仍在高速发展，并逐步带领全球走出金融危机的阴影，功劳首先要归于千千万万勤劳坚韧的中国工人（12月17日《广州日报》）。

我不是《时代》的粉丝，也未必认同其所有价值观，但它对“中国工人”的关注与褒赏依然让人温暖。我认真看了下刊发在《时代》上的“中国工人”的照片，几个普通的年轻工人，穿着工装，容貌谈不上靓丽，也不是很有镜头感，却让人觉得这就是那群良善质朴的劳工群体。他们身上有青春的华彩，有坚韧的品质，有质地纯良的梦想。重要的不是他们是谁，而是他们创造并继续创造着这个时代，于危机中彰显英雄本色。

客观地说，“中国工人”的日子是比以往好过了些，但这个结论也只有纵向的历史意义。横向而言，“干得多，挣得少”，可支配性工资增速缓慢，已经成为消费型经济的根本性路障。

岁末年底，盘点回顾的焦点无非有二：一是成绩，各级职能部门忙着晾晒账单，检点宏观决策与微观监管的作为；二是问题，剖析危机下的民生压力，告诉大家做好过紧日子的准备。社会人文领域还可能搞一些排行榜，比如让人感动的、叫人心酸的、发人深省的，诸如此类。

而社会最终的出路，还是在脚踏实地的群体身上。所以，我们要珍惜“中国工人”这份殊荣，更要重视“中国工人”的权益保障。国家要强大，企业要兴旺，工会挺直腰杆，劳动法硬起来，“中国工人”的日子才会风生水起。（江苏南通市民）《楚天都市报》2009年12月18日

重新审视中国工人

    美国《时代》杂志今年的年度人物，给了自己人伯南克。而作为唯一入围上榜的群体人物，“中国工人”虽位居亚军位置，但《时代》给予很高评价：中国经济顺利实现“保八”，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继续保持最快的发展速度，并带领世界走向经济复苏，这些功劳首先要归功于中国千千万万勤劳坚韧的普通工人。 

外国人的致敬，提醒我们重新打量“中国工人”这个群体。我们熟知，工人是我国法定的领导阶级，是我们事业的核心，“我们工人有力量”。但不知从何时起，在公众视野中工人的身影在减少，工人的声音在变弱，工人的权利在流失。一些调查也显示，愿意当工人的孩子越来越少。再加上工人进入大众视野，往往伴随着下岗、工伤、矿难等“坏消息”，工人，似乎成了弱势、底层的代名词。 

　　另外一个需要关注的事实是，农民工已成为中国产业工人的一支重要力量。这期《时代》采访的几位中国工人，基本上都是从农村老家来到深圳、广州等城市打拼的农民工。他们虽然有了自己的一席之地，对未来满怀憧憬，但普遍收入微薄，缺乏完整的社会保障；高房价、看病贵、子女就学难等多重压力下，他们很难活得舒心…… 

　　这就是中国普通产业工人的群像。他们一方面努力支撑起“中国制造”大厦的脊梁，一方面又普遍陷入了“干得多、挣得少”的尴尬。“勤劳而不富裕”，这恐怕是当今中国普通产业工人的真实写照。 

　　只有尽快改变分配失衡的状况，完善二次收入分配，广大普通工人才能更加挺起胸膛。《时代》周刊赞美中国工人，而善待中国工人要靠我们自己。 

（《新华每日电讯》12．18）

时代女工的2009：在坚守中等待幸福

左起：肖红霞、黄冬艳、彭春霞、邱小院

　　2009年12月16日,美国《时代》杂志揭晓年度人物，“中国工人”作为唯一入选的群体，排在亚军位置。

　　杂志的封面是一组黑白照片

代表中国工人新形象

　　照片中的女工是肖红霞、彭春霞、黄冬艳、邱小院。过去，各种印刷品和影视作品中，工人们的形象总是刚硬、强壮，即便是女性，也是“铁姑娘”。然而，这四位合影的女工，柔弱而镇定，没有任何时代感的动作，没有任何刻意的打扮——她们只是梳着马尾巴辫子，穿着褶皱的工作服，其中两个人还戴着近视眼镜。

　　“当时我连脸都没顾得上洗。”彭春霞说，自己拍片子时挺紧张的，人家问一句就说一句，人家怎么安排就怎么动作，“想不到自己会去代表一种中国工人的形象，那时候除了紧张，我想不到别的。”

　　这些工人都在深圳一家生产LED灯和节能灯的名叫“莱依迪”小厂子里上班。不过，拍照的地方不是在工厂里，而是在附近的一家饭店里。这些工人们当时也只是以为外国记者要关注一下中国的农民工生活和成长的历程，并没有更多的想法。直到12月的17日。

　　“我下班以后才知道的，也是有朋友跟我说，后来又上网看到了”，从这天起，肖红霞和她同事们的平静生活就被打断了，采访成为了她们不得不面临的“加班”难题。“很多人都说我们代表了中国工人的新形象，这有些夸张了，”肖红霞一边说着，一边哈哈大笑，“我们真没有那么大本事。”

　　“今年中国仍然是世界发展最快的主要经济体，对于任何人来说，这都是令人振奋的。谁有资格分享这份荣誉？是那些数亿的工人，那些离开故乡和家人，在日益发展的沿海城市的工厂里寻找工作的工人……”《时代》的作者如此写道。

彭春霞的坚守

　　2009年1~2月，当金融海啸影响到了中国大陆的时候，由于众多小企业的倒闭，就业机会的紧张，城市中掀起了一股工人返乡潮。但21岁的彭春霞没有退回湖南农村老家，而是选择了坚守在已经工作了3年的工厂。

　　彭春霞17岁就在姐姐的带领下来到了深圳打工，内向的彭春霞3年来一直和姐姐住在一起，从工作的选择到吃、穿、用，甚至挣的钱也都交给姐姐保存。对于她来说，姐姐是她的主心骨和管理员，“我也不敢找对象，因为要是跟姐姐说，她会把我骂死。”

　　然而，2009年的2月份，姐姐要跟男友一起生活了，她不得不独立地面对接下来打工生活的挑战。“我根本不知道怎么办，四处找房子，也不知道怎么谈价格，幸亏后来找到一个老乡帮忙，跟老乡一起住。”彭春霞说自己最初连订桶装水、买煤气罐都不知道怎么办。“我就感觉什么事情都不懂，也从来不主动跟别人说话。”

　　打工的生活显得很沉闷，钱没有以往多了：1500元，不包吃不包住。同时，自己的视力也由于每天要盯着显微镜而下降得厉害，坚守的日子让彭春霞有时感到了孤独。“我想如果有更好的工作，薪水更高的话，我也可能会跳槽吧，但目前我还是先做好眼前的。”而她最大的愿望便是能够找到男朋友，陪她一起迎接未来的风雨。

　　“山雨欲来风满楼”，希望到来之前总要经历一种沉闷的企盼：就在1月到2月间，国务院相继审议通过了十项重点产业调整和振兴计划，颁布了《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等一系列刺激宏观调控政策。

黄冬艳对英文犯难

　　黄冬艳到广东打工，她觉得自己很适应当工人的生活，每天干8小时，工资按照计件发放，回家什么都不用想，到2007年上半年，她工资最多时可以拿到2000元，工厂还管吃住。黄冬艳的打工生活变得安稳而愉快。

　　经济低谷来了，黄冬艳的收入降低了，但企业此时实行了按照工龄保底制的计酬方式。黄冬艳每月还是能够拿到1500元左右的薪水，用她的话说，生活并没有改变多少。不过，她的工友们却走了很多，企业的人数骤减到了五六十人，这里面也包括以前的生产组长。

　　自称不求上进的黄冬艳不是没有想过回老家，但是老乡兼领导的肖红霞劝她相信，企业总有一天还会好起来的，再加上多年来的工友情谊，黄冬艳坚持了下来。凭借着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和自己的手艺，她被提拔为了组长。

　　从工人到“干部”的转型又让她有些不适应了。36岁只有初中文化程度的黄冬艳不仅要管着手下的工人，她还要管着那个自动化的生产线。她犯难了——由于很多按钮都是英文的，她不得不现学一些简单的英文。“幸亏我们有技术员，不懂的话我就向他请教，学起来也不是特别难。”黄冬艳对这次转型充满了信心，“现在感觉还不错，比较适应了”。

肖红霞首次回家

　　1994年，31岁的肖红霞到深圳来打工，经过了14个工厂以后，5年前来到了“莱依迪”公司打工。由于她以前做过LED灯泡和节能灯泡，有技术懂管理，因此到厂不久便成为了生产主管。

　　在2005年到2007年上半年，她着急的是大量订单积压，任务完成不了，人手不够，她要管着两条生产线，互相搭配着来。“那个时候真着急，总是在协调之中，很多人又不理解。”肖红霞说自己从来不跟别人抱委屈，实在忍不住了就在4楼楼顶上，趁着没人，偷偷哭一场。

　　然而，从2007年下半年以后，订单越来越少，现在她又不得不为这个而着急。但她更重要的一个工作便是想方设法地留住工人们。

　　在她的建议下，老板实施了根据工龄发保底工资的薪酬办法。这也是像黄冬艳这样的老员工感觉生活没有太大改变的一个重要原因。而同时，以前难得一见的老板，现在却能常常出现在厂子里，跟工人们坐在一起，了解他们的生活。

　　就在情况不断好转之时，肖红霞却接到了来自老家的电话：婆婆得了重病。从进厂到现在，因为各种各样的“忙”，肖红霞一直没有回去过，而现在她终于有时间回去一趟了。

　　一向乐观的肖红霞抽泣起来，她只是记得婆婆见到她时的喜悦，记得她和老公带着婆婆到村子的后山遛弯、谈心。肖红霞的言语中带着愧疚之情。

邱小院的事业

　　2009年7月份，邱小院的弟弟高考落榜，也从广东梅州的老家出来打工。邱小院虽然接受了这个现实，但言语中还是难以掩饰内心的失望之情。

　　邱小院自幼父母早亡，和弟弟在叔叔家长大。为了让弟弟将来上大学，1999年刚满16岁的她便只身来到了深圳打工。那时，她一个月只拿500元的薪水，却会给叔叔家寄去几乎一半。

　　她渴望弟弟能够上大学，对于贫困农村里的孩子来说，只有上大学才有前途。但今年弟弟高考落榜成为第二次现实。弟弟说他想去打工，邱小院同意了，但是她没有让弟弟到工厂里面去，而是让他去了广州，去学做饭。“工厂更适合女孩子，因为操作难度不大，全是手上的活，我想让弟弟学技术。”

　　现在邱小院把希望寄托在了自己女儿身上，尽管小孩只有3岁，因为家庭的未来已经是她必须要考虑的事情了。邱小院现在是公司的一个生产组长，不过她并不打算长期干下去，她希望干一番自己的事业。“我想未来会开一个小店。”邱小院说虽然自己文化程度不高，但经过了这么多年的打工磨炼，见识了许多，开一个小店并不是很难的事情。

她们的2010年

　　2009年12月7日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为2010年中国经济发展定下了基调：在中国经济企稳向好之际，明年经济增长将重点在“促进发展方式转变上下工夫”。而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说，中央对民营企业的发展给予充分重视，表明下一步中小企业有望得到更多政策支持。

　　这对于4个女工来说是一个利好的消息。她们知道即将到来的2010年应该会有个更好的前景。也只有这样，她们心中的“小九九”例如找个男朋友、开个小店、在深圳扎根等等，才有变成现实的可能，哪怕只是向前迈进了一小步。

（《北京青年报》2009.12.29　满羿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