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淡水暖：她们没有自愿——上海“禁娼运动”57周年祭

她们没有自愿——上海“禁娼运动”57周年祭

云淡水暖

　　打完后写几个字给版主：今天有人“祭”了一个“运动”，版主没有疑义，草民也“祭”一个“运动”，也望版主没有疑义，高抬贵手，草民感谢不尽。

　　可能有人会说这个标题的“样式”有“剽窃”之嫌，因为今日论坛内有一位“资深”明星先发了一个标题的帖文，叫做《我们没有自愿——“上山下乡”运动四十周年祭 ( 疯疯癫癫僧 08-10-31 11:12:51 )》，但看跟帖“用转帖最好注明，别用转帖蒙混骗你的主子的钱，做人至少要讲职业道德吧?至于知识青年下乡，你根本拿不出合法证据证明他们不是自愿. ( 韭菜 08-10-31 13:26:58 )”，觉得恐怕是这位“资深”明星 “剽窃”原作者内容在先，草民“剽窃”其标题样式在后。看了跟帖，无非是30年前开始的哭诉，其实，与《蹉跎岁月》、《孽债》、《今夜有暴风雪》等等“伤痕文学”比起来，这声哭诉来得要晚一些。

　　草民也“被迫”下过乡，草民的兄弟也“被迫”下过乡，也觉得苦，也觉得蹉跎，但是话说回来，人家农村的孩子就不苦？人家农村的孩子就不蹉跎？如今还在苦，还在蹉跎的农村孩子也大有人在。在一个大的时代背景下看，跟农村的孩子一起劳动几年，客观上也为农村的农田水利建设，为农村的文化水平的提高，为改革开放的工业化物质基础建设尽了绵薄之力，何必没完没了地哭诉个不停。

　　把话题转到本原，以国人的传统道德观，“禁娼运动”本来是挺值得正面纪念的，怎么要用个“祭”字呢？盖因为这场“禁娼运动”与“上山下乡运动”一样，已经被颠覆了，如果说终结“上山下乡运动”是一种主动的“纠错”，那么，颠覆“禁娼运动”，就是一种表面无风无浪，暗地汹涌不停的“复归”。

　　一直对新中国前27年颇有微词的《凤凰周刊》，公开发表过一篇报道“中国禁娼黄皮书”（http://www.xici.net/u3558008/d9637642.htm），此文的曲笔是在鼓吹“娼妓合法化”，作为“娼妓不可禁”的论据，该文作者总结道【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北京政府查封妓院、改造妓女，仅用几年时间彻底根除了旧中国遗留的娼妓制度。但自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地下卖淫现象死灰复燃，中国政府不得不重新开始20多年的禁娼运动，但收效甚微，卖淫嫖娼人数及伴生的性病、爱滋病仍以惊人的速度增长。…中国的卖淫业并没有因为1949年新中国废除公娼、铲除妓院而关门大吉。…1979年，中国销声匿迹20多年的卖淫嫖娼活动重新出现在最早改革开放的南方城市广州，警方抓获卖淫嫖娼人员49人。1980年，广州卖淫活动开始蔓延到周边城市，福建省也发现了暗娼13名，全国性病发病统计为8例。】

　　草民注意到这句“中国销声匿迹20多年的卖淫嫖娼活动重新出现在最早改革开放的南方城市广州”，草民还注意到这句“中国政府不得不重新开始20多年的禁娼运动，但收效甚微”，为什么“收效甚微”，草民觉得，其中第一个重要原因，可能应该算在被禁的娼妓“没有自愿”这点上。草民想，如果一个人、一个群体能够“自愿”配合去“禁”什么，不会出现所谓“20多年禁娼史：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凤凰周刊》语）的情况吧。

　　但是，正如《凤凰周刊》也承认的事实是，新中国“仅用几年时间彻底根除了旧中国遗留的娼妓制度”，而根据记者的考证，这个“旧中国”的跨度，竟然长达2600多年，自春秋战国时代始，致新中国成立止。那么，既然“仅用几年时间彻底根除了旧中国遗留的娼妓制度”，是不是当时的娼妓制度的从业者也是受害者们，是“自愿”的，才导致如此迅速地解决卖淫嫖娼的社会毒瘤的呢。事实的答案是否定的，草民的猜想被史实所颠覆。据史料记载，在当年的上海禁娼运动中，娼妓们开始是“她们没有自愿”的，反而是抗拒的。

　　《新闻午报》曾经发表过一篇报道，题为“妓女比例曾居世界首位 1951上海创下禁娼史奇迹”，描述了1951年11月开始的上海“禁娼运动”，文中举例说，英国社会学家甘博耳1917年对世界八大都市的公娼人数和城市总人口的比率作了调查，上海为1：137,居世界八大都市之首。还说1947年上海统计的娼妓数量达10万人。如果以1947年的娼妓为“不变数”，那么，上海解放后需要改造的娼妓群体也算是“浩浩荡荡”了。

　　从对当年参加改造上海娼妓的共产党干部的采访中，可以看到妓女们的抗拒态度，当解放军和工作人员把它们送到教养所之后，“当时的民政局局长曹漫之，他去妇女教养所开一个动员大会。到了那边，他就非常有意思地发现自己成了一个靶子，就是哭声抗议示威的一种靶子。…501位妓女在下面，他一进去，就有一个妓女站起来说：‘姐妹们，哭！’然后全场的妓女嚎啕大哭，哭了两个多小时。…那些妓女们说，因为一开始哭呢，是向你示威，等于就是有组织的。我们通过这个行为来抗议来示威来表达我们的不满，但是哭着哭着自己就觉得真的是很伤心，既为过去感到很伤心，也为将来感到很担忧。”

　　当然，后来的结果是共产党、解放军、管教人员用一系列的“人文关怀”感化了她们，比如用当时极为珍贵的抗生素为她们治病；比如使她们明白靠诚实、正当劳动谋生才是正道，比如培训她们具备劳动技能，比如给她们之后的生活找到可靠的劳动岗位…，所以，一些时髦文人老把“人文关怀”挂在嘴上，好像是他们的“专利”，或者是西方“普世”的“专利”，有点妄自尊大加自卑了。

　　然而，57年前的“上海创下禁娼史奇迹”，已成昨日黄花，退休后在上海“大隐隐于市”的“闲云野鹤”、自诩“受人民之托辅佐邓小平”的“辅佐家”皇甫平（周瑞金）先生，两年前已经在鼓吹娼妓“管理正规化”也即娼妓“阳光化”了。这表明，皇甫平这样的时代贤达，已经“不得不”默认或者说公开承认了上海“禁娼运动”的被颠覆，既然被颠覆了，那就没有所谓“巩固”、“发扬”、“坚持”等等，而只有站在历史的河岸边遥遥地“祭”上一“祭”了。

　　作为脚注，可以再看一些“她们没有自愿”的个案：2007年6月，《四川在线》报道，宜宾高县大窝镇还在读书的14岁少女小琴，因为想打工筹学费，被骗至宜宾城区南岸滨江路“蓬莱阁俱乐部”歌舞厅，40天内被迫接客近百人，警察和家人找到她时，“一个50多岁的老头正抱着她唱歌。”，受到极大摧残（染上性病）。2005年8月，《泉州晚报》报道，两个年轻女子，一位来自安徽农村、一位来自新疆（中专生）被拐骗挟持到南安市梅山镇一家按摩店，第一天她们便被强迫要求接客。每天接客从上午11点至次日凌晨四五点，时间长达十六七个小时。2002年，《长沙晚报》报道，湖南岳阳市华容县操军乡护安村13岁少女段英（化名），被拐骗胁迫到岳阳市著名的淫窝廖家坡，每天早上从７点起，到晚上１２点都得“做事”。每次都是由老板娘监押着来去，做完后回“门面”等下个“客人”，段英自己偷记在本子上的记录表明，3个月共被迫“做事”685次。“六一”儿童节这天总计被迫卖淫达12次。

　　在小琴们、段英们饱含血泪的经历中，人们读到了两个字“被迫”，用别人发明，草民“剽窃”的字眼儿说，叫做“她们没有自愿”，为了这些少女们已经过早地“没有自愿”、被禽兽不如地粗暴地夺走了的花样年华，57年前上海的“禁娼史的奇迹”是值得“祭”一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