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看西方殖民掠夺的三板大斧：套路千千万，核心永不变

　　319年前，即1704年（清康熙四十三年），隶属于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武装货船“斯特里汉姆”号(Streatham)和飞剪快船“红色海盗”号(Red Rover)从加尔各答胡格利河(Hooghly River, Calcutta)启航，向中国输出了第一批鸦片大麻与烟草的混合物，这是史料中记载的英国首次对华贩毒记录。

　　鸦片毒性很强，本身不适宜吞服，生食鸦片能够吸收的吗啡量有限，不太容易上瘾，而且过量服用会导致中毒身亡，所以尽管鸦片很早就被发现，但其成瘾的危害并不为人所熟知。

　　根据《唐本草》的记载，有一种名为“底也咖”的药物，其主要成分与鸦片相同。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中对鸦片有明确记载，还详细记录了鸦片的采集与收取之法。不过，华夏在对鸦片的利用上主要是“医疗用途”，因为鸦片含有吗啡，具有镇痛作用。在炼丹时，也有道士尝试着将少许鸦片加入丹药之中，据说试服之后意外发现有“助阳之功”（也许还掺杂着部分幻觉），坊间便有传言称万历帝三十年不上朝就是因为服用了此类丹药，还将其命名为“福寿膏”。

　　这种经过炮制和提炼的丹药与鸦片本质上有着很大的不同。

　　清朝时，道光以及不少满蒙贵族都知道“福寿膏”的妙用，不惜重金求购，民间多有效仿，一时蔚然成风。

　　与此同时，随着西方殖民主义在全球范围内的大肆扩张，来自美洲的烟草与来自亚洲的鸦片在荷兰占领下的苏门答腊地区实现了完美结合，鸦片烟由此诞生。

　　1659年，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商船尝试着将首批产自天竺的鸦片从苏拉特港运往巴塔维亚（即今雅加达）。此后百年间，每年大约有100吨左右的鸦片会运至爪哇进行销售，让当地百姓染上了吸食鸦片的毒瘾，荷兰以此来统治和奴役当地百姓，并借机牟取暴利。

　　吸食鸦片的风气在苏门答腊和爪哇等地传播的过程中，当地人发明了一种将纯鸦片熬制成烟膏，再用火来灼烧烟管，并直接进行吸烟的方法。这种方法摄取吗啡含量非常高，极易上瘾，对人体的毒害很大，一旦沾染，则很难戒除。

　　西人又将来自美洲的烟草与鸦片进行混合，令人深恶痛绝的“鸦片烟”由此诞生。

　　18世纪初，这种将生鸦片、大麻、烟草在煮沸的锅中混合，再将混合物晒干打碎，装入烟管，使用椰壳纤维充当过滤嘴进行吸食的方法，被称之为“玛达克”(Madak)。

　　荷兰东印度公司将“玛达克”传入中国后，先是在广东、福建、台湾等地流行，由于早期吸食方法操作繁琐，故销量不高。1782年前后，荷兰东印度公司每年向中国贩售的鸦片已达2000多箱，峰值最高也就12吨左右。

　　雍正认识到“鸦片烟”的巨大危害，曾下令禁绝“玛达克”。常言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当“玛达克”被禁绝后，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商人伙同买办又开始推行了另一种直接吸食纯鸦片的方式——名曰“缠毒”（Chandu）。

　　但即便如此，鸦片烟的销量也相当有限，一直未能大规模铺开，——直到在清宫任职、熟悉明代历史的“中国通”传教士们给西洋商人提出了一个建议。

　　这个建议听起来十分简单，但却非常管用。

　　在清宫与王公贵族之间不断游走的传教士们对出自明代的“福寿膏”耳闻目染，早已“心有戚戚焉”，故西洋商人一听，便顿时两眼放光，很快就将鸦片烟包装粉饰为“福寿膏”，暗暗宣扬其飘飘欲仙、壮阳之功效，引得无数人好奇之下纷纷尝试。

　　可是，这玩意儿根本就不能尝试，一试就会上瘾，欲罢不能。等发现后就算想要戒掉，已经悔之晚矣。

　　敢问，有谁听闻某位传教士吸食鸦片了吗？

　　在近代的上百年时间内，不知多少人因鸦片而遭受毒害，不知多少财富因此被人攫取，不知多少家庭因此变得支离破碎。

　　笔者祖上也是因鸦片而深受其害，家道中落，跌入谷底。清末，高祖在当地也算家境殷实（祖上是《长安三万里》中提及的一位，其子孙在四川成都、南溪等地为官），传至曾祖时还给他谋了个正六品的小百户，却因染上鸦片毒瘾名扬十里八乡，最后变卖家产，甚至把祖屋都抵给了别人，害得从祖父起全家都没地方住，只能用泥砖墙砌屋，再搭几个小的茅草屋将就着对付。

　　曾祖卖光了家里几乎所有值钱的东西，由于交不起学费、更请不起私塾老师，害得笔者爷爷连上学的机会都没有，因此成了目不识丁的“白丁”。虽然，最后由于表现良好，被评为入党积极分子（家里穷得都揭不开锅了，他都没有拿过群众的一针一线，思想纯粹，绝对忠诚），还配了枪、当了生产队副队长，却因为文化低、没有学历，终其一生也只能止步于此。

　　所以，你若问我，你对鸦片有好感吗？我会斩钉截铁地告诉你，没有。

　　你若问我，你对传教士有好感吗？我也会斩钉截铁地告诉你，没有。

　　纵观历史，传教士绝大多数都是肩负窃取情报、科技、知识的任务而来，并且还在鸦片战争中充当西方列强侵华的急先锋。

　　鸦片战争之后，大批传教士蜂拥而至，除了四处传教外，还大力开办教会学校。

　　为了壮大自己的力量，他们广收门徒。而门徒的来源其中之一便是收留一些孤儿和弃婴，其中以残疾婴童和女孩居多。

　　这些儿童的成长都是“教会式”的培养，注意照片中的那句话“耶稣临世以救罪人”。

　　但仅凭收留孤儿和弃婴发展太慢，还必须借助其他的方式。而最有效的方式就是打着治病救人、化身为“医护天使”的名义进行传教。

　　乘坐马车外出宣教的女传教士

　　渐渐地，队伍开始变得有些庞大，且看看这张圣母院仁慈堂修女与孤儿们的合影。

　　1828年，英国传教士高立支在澳门开设了第一个教会医院。

　　1834年11月，美国传教士伯驾在广州开办了眼科医院，后改称博济医院（伯驾此人在此前的文章中已经详细介绍过了，此处不再赘述）。

　　鸦片战争以后，打着教会名义的医院数量猛增，至1949年时已达340余所,可谓遍布全国各地。至于教会学校那就更多了。

　　其实，教会医院的目的和教会学校的目的都是一样的，针对同一个目标。他们推行的都是“精神鸦片”，对中国实施的是“文化侵略”和“思想毒害”。

　　除了杰克·伦敦外，英国作者詹姆斯·希尔顿（James Hilton）于1933年4月出版的《消失的地平线》也被捧得很高。书中所写的一个藏族小伙，不惜付出生命的代价，将英国领事（康维）和传教士（布琳克罗小姐）劫持而来，目的就是想让他们来接管（中国的）香格里拉。书中满族姑娘被让给了西人，汉族小伙只是仆人……究其本质，阐述的核心寓意便是：一个带路党希望，西人和基督教接管中国。

　　如果大家以为传教士们只在庙堂之上那就大错特错了，实际上，这些身负使命的先锋军走遍中国，不但了解人文、地理，还会进行测绘，以便将来不时之需。

　　许多人可能很难想象，在四川海螺沟磨西小镇这么偏远的地方都会密布西洋传教士和教堂。

　　磨西小镇附近有一个麻风村，而康定天主教堂的神父则经常去这个村子看望病人，并利用自己手中的“特效西药”为其治疗，再进行宣教。

　　麻风病是一种慢性传染病，曾在近代中国多地流行。

　　那么麻风病全部都是自然而然产生的吗？

　　先来看看霍乱。

　　众所周知，霍乱是舶来品，是从国外输入的。

　　清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全球首次古典霍乱从海外输入中国沿海地区。光绪二十八年夏，广西榴江发生霍乱，死亡两千余人。

　　根据民国《榴江县志》记载：

　　“言洋人放毒江河，欲害华族，以致水井多派人守护。倘旅客经过江边，即指为置药投毒，间有立毙杖下者。夏末秋凉，疫气渐除，其事遂寝”。

　　同年六月，湖南辰州霍乱流行，据民国《沅陵县志》记载：

　　“症极危，而传染又速。旬日之间，城厢皆遍，蔓延四乡。延至七月，疫不止，城乡死千余人。”

　　实际上，晚清时期发生了很多教案，坊间一直有传言，称传教士为了达到顺利宣教的目的，故意在当地井水中投毒，再施以治病，以此来招纳信徒。由此可见，洋人传教之“不择手段”。

　　网上有人洗地说，这些都是谣言，不足为信。

　　然而，真的是如此吗？

　　晚清末年，麻风病在西方业已灭绝，而诡异的是，中国的麻风病患者却越来越多，数量估计高达百万，而发病率最高的地方正是对外开埠的华南地区。

　　1891年，英国传教士傅特医生在英国万国麻风救济会的帮助下，在广东北海伦敦会医院附设了第一所麻风病院，收容了一百多名麻风病人，为其强行注射，据说成效显著，被治愈的病人很多都成了教徒。

　　1905年，德国长老教会的柯纳医生也获得英国万国麻风救济会的协助，在东莞开设了一所麻风病院，收容患者三百多人，广东省政府还按月津贴给予其五百元，传教工作得以顺利开展。

　　1907年，天主教康神父在广州石龙建筑麻风院，宣教工作也取得了较大的进展。

　　美国艺术与科学院、国家科学院院士、演化生物学家、生理学家、生物地理学家贾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1937年9月10日－)于1997年撰写并出版了其代表作《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一书。次年，该书荣获美国新闻界的最高荣誉奖——“普利策奖”以及英国科普书奖。此书详细分析了西方列强如何利用枪炮、病毒与钢铁去改变人类社会命运。

　　1519年，西班牙人派出携带天花病毒的600人踏上了南美洲的土地。彼时，南美洲人口大约数千万。不久，阿兹特克帝国一半人口死于瘟疫，就连新登基的皇帝也未能幸免。

　　1532年11月，西班牙探险家皮萨罗来到美洲，与印加帝国皇帝阿塔瓦尔帕相遇。

　　神奇的是，西班牙海盗仅仅带着169人，未折损一兵一卒就轻松打败了数万印加大军，不仅击杀了对方六七千人，还活捉了印加帝国的皇帝，抬轿的领主和大臣则全部阵亡。

　　活捉印加帝国的皇帝后，海盗皮萨罗索向其勒索一笔堪称历史上最高的赎金，——关押印加皇帝阿塔瓦尔帕的囚室大约为34平方米，高为2.5米，西班牙人要求是用黄金将囚室全部塞满，就可以获得自由。

　　然而，当贪婪的西班牙人拿到赎金后，他们并未放人，而是直接撕票，把印加皇帝绞死了。

　　1618年，西班牙人故技重施，又暗暗散播病毒，导致墨西哥人口从大约两千万锐减至160万左右。

　　正因为如此，贾雷德·戴蒙德才在书中指出：

　　“印第安人在病床上死于欧亚大陆的病菌，要比在战场上死于欧洲人的枪炮和刀剑下的多得多。”

　　这样的故事，只是在美洲大地上演吗？

　　不，也曾在神州大地上悄悄上演，并反复上演。

　　历史上，华夏之所以能从多次大规模瘟疫中硬挺过来，全是倚仗传承数千年之久的中医药。而西人之所以能在其他地方通过这种方式屡屡得手，是因为别的地方没有璀璨的中医药文化。

　　屡战屡败后，对手也学聪明了，懂得何谓“釜底抽薪”。于是乎，国内历史悠久的百年药企被外资屡屡收购，而且，在资本的围剿下，中药材价格开始不断上涨。

　　最近，每公斤70元钱的当归上涨至220元，涨幅超过200%；每公斤20多元的沙苑子涨到270元，暴涨十多倍；细辛从40元到400元，价格翻了10倍；黄连也从几十元涨到400元左右……

　　中药材价格失控，药材供应短缺之际，历史上曾经上演过的那一幕必将卷土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