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历越高离老百姓越远的成因

《半月谈》曾有一项调查显示，一些国家部委出现“官员博士化”的现象，有的部委博士比例已占到了总人数的一半左右。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指出：“中国最大的博士群体并不在高校，而是在官场。”这传达出两层意思，其一，博士是术业有专攻的专业学位，培养目标应该主要是从事科学研究和教学；第二层意思是，这些科学研究和教学岗位虽然需要博士，却又留不住博士，是对社会价值的扭曲，实际上是一种人才浪费。　　

由于在官员提拔中存在重学历轻实际能力倾向，官员的学历越来越高，利用公权力占用社会教育资源的现象越来越盛行。但是，官员的学历越来越高时，往往与老百姓的距离却越来越远。这里所说“距离”，主要指高学历官员与社会底层群众心灵上的距离，对待民间疾苦的态度和看待民生问题上的距离。现在有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无论是在党政机关，还是在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往往制定政策方案，向上汇报，迎来送往，锦上添花的事，多由学历高的官员担当。遇到接访群体事件，处理棘手事情，往往要找学历不是很高，出身工农，从基层一步步干上来的干部来做。这么些年来，公众对于看不起病、上不起学、住不上房的抱怨，已经被公认为新的“三座大山”。然而一些高学历官员却不这么看，他们说走了世界很多地方，唯有中国看病最不贵最不难。还有官员说中国根本就不存在上学贵的问题。对民生问题高学历官员的看法与老百姓的感受如此不一样，好像就不是生活在同一个社会。从重庆打黑除恶，反腐肃奸揭露出的问题有力地佐证了这一点。据《财经报道》，　2010年10月10日晚　，重庆市广播电视集团总裁李晓枫与妻子一起，从家中被纪委带走。李晓枫是四川省岳池县人，学　历为　博士，为中国传媒大学博士生导师，并担任第十届、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重庆市高级法院副院长张弢是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法学博士后，还是西南政法大学兼职教授；还有“风水书记”重庆市江津区委书记王银峰，北京大学理学博士，中国科学院河南地理研究所副研究员，还曾到日本名古屋大学、歧阜经济大学讲过学，被尊称为学者型官员，等等。
　　官员的学历越高，相对来说接触工作实际越少，这是一个客观存在。但这并不是造成官员的学历越来越高往往与老百姓的距离越来越远的主要成因。主要问题还是出在干部的选拔培养机制上。在社会主义中国搞市场经济，势必要与以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主导的世界经济接轨，就要启用一大批接受并精通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官员。这些官员占据重要的国家经济运行部门，逐步影响着国家的经济决策。他们又与高盛、摩根大通等投资银行的高管、经济学家师出同门，相互借力。这些投资银行的高管、经济学家由于能“预知”中国经济决策的“未来”,一个个被省市高官、国企高管引为座上宾，“财神爷”。与此同时，又反作用于更加大量地选拔任用接受并精通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官员。而这些官员从思想体系上，就不会去体察民间疾苦，在面对民众感受到的苦难时，他们只会强调这是改革不彻底带来的阵痛，是改革必须付出的成本，“经济成果要靠进一步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来保护”。　　

再回过头来看看我们培养经济类硕士、博士的教材，几乎全部被资本主义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所挤占，马列主义经济理论课少得可怜。就是仅有的几节课，也被接受了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教授讲成了对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控诉课。值得警醒的是，近些年来，国家和一些省市成批量地把带有浓厚意识形态色彩岗位的党政官员送到资本主义国家去培养深造。目的是什么呢，这种向社会大众传递的信息和导向又是什么呢？　　

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爆发的金融危机、经济危机以后，全世界都在反思新自由主义经济的危害。香港是我国的特别行政区，也是世界公认的资本主义发达地区，代表香港社会良知的知识分子提出了香港社会正在往何处去，应该往何处去的问题。香港社会遇到的深层次问题，资本主义制度本身似乎很难解决。而香港又是深圳学习、赶超的标杆城市(深圳市委书记王荣语)。不容置疑的是，香港现在遇到的所有社会问题，在深圳都或多或少地客观存在。作为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深圳特区来说，现在不再是简单地向香港学习、看齐，而是要勇敢地跳出框框，率先进行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学习借鉴重庆经验，从干部选拔培养机制入手，探索经济发达后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模式。　　

相关链接：中国特区向何处去
      中国的特区不仅是指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经济特区，还应该包括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中国的特区如何发展，向何处去？我们先来听一听香港的社会良知怎么说。2009年6月29日日网络上发表了《為我们社会的未来建言——香港中文大学学生会告全港市民书》。提出香港社会正在往何处去，应该往何处去的问题。文中说：　　

　　香港是一个可悲的城市。我们物质富庶，在世上数一数二，但只有很少人可以快乐自在地生活。我们大多数人，日夜处于激烈竞争中，超时工作，用健康换取微薄酬劳，弄得筋疲力竭，连身边人也关爱不足，别说关心其它事，其他人。我们的感觉开始麻木，见到长者拾荒、流浪汉露宿街头和失业男女一双双彷徨的眼睛，都无动于衷；察觉到发展商霸占公地、建屏风楼、滥伐树木及胡乱倾倒废料，都坐视不理；就算知道有基层市民要出动子女帮手做清洁工才仅堪糊口，亦不会觉得是雇主无良还是这些家长残忍。　　

　　在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掌管舆论的影响下，我们都以為以上种种问题都是自由市场的事，不关乎社会公义，乃社会不断发展下的正常现象。要发展，要进步，要丰衣足食，便要竞争；讲竞争，自然讲求效率，自然有所牺牲。优胜者，有丰厚的物质回报；失败者，只有遭市场淘汰一途。个人如是，草木如是，整个城市亦如是。只要让市场自行调节，问题便终必解决，便合乎公义，政府及其他人无须操心，更不宜插手。我们都认定这套自由市场理念是香港和香港人的成功之道。我们都被教导：我们要相信市场，别质疑它，彷彿一切為市场所作的牺牲，姑勿论是个人的还是社会的，都万分值得。　　

　　可是，一场金融海啸，却把这个神话拆穿了。我们社会的繁荣富裕，不过是一部分建筑在对落后国家及地区的剥削和压榨之上，一部分则依靠经济泡沫的财富效应来催促和支撑。房地产及金融界的金钱游戏便最明显。它鼓吹无节制的借贷，製造资產会不断增值的假象，诱使市民押下老本，争相高价买入成本其实不高的砖头及随时一文不值的债券。一班房地產大亨、投资银行和基金经理、跨国企业总裁就乘机上下其手，愚民而自肥。但信贷泛滥所造成的经济泡沫，在爆破之后，对这批始作俑者来说影响甚微，受害的反而是社会上大多数踏实工作的人。　　

但我们的社会却似乎没有人去追究他们的行径，甚至不觉得他们有错。到底是甚麼东西作怪，令这些地产商界权贵巧取豪夺而毋须负责，埋下全民遭殃的祸根；使我们过去甚至把他们捧上天，任由他们支取与其能力不成正比的巨额收入呢？　　

就连毕生信奉自由经济的前美国联储局主席格林斯潘也承认，这种市场环境，得力于一群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者和评论员到处散播市场放任主义的意识形态，早已在全球各地开花结果。这种标榜低税率及资本自由流通的政策，要把整个城市的发展路向及各种社会、经济、文化资源交到商家手上，用企业管理思维治港，广泛推行外判及合约制，并把公共资产和事业全面私有化。也就是说，在市场放任主义之下，我们整个社会的各个部门都应该服膺商业逻辑，以谋利為第一目的。我们因此不应以社会公义為原则调配社会资源，而应只着眼如何谋利，应尽量避免社会福利，避免以税制作社会再分配，而应把我们的社会资源，都交在大商家、大财阀的手中，由他们去自由竞争，社会资源就会被好好运用，社会就会进步。　　

　　香港多年来都受到美国右派智库的青睞，获封為世上经济最自由的城市，我们不少人也引以自豪。但事实上，这只是一个崇尚弱肉强食的“森林法则”的代名词。我们固然没有最低工资、最长工时、集体谈判权、公平竞争法或反垄断法。主流经济学认為这会妨碍市场的正常运作，市民因而受尽大商家大集团欺凌和剥削；政府亦没有好好监督那些垄断了公共民生事业的大财阀，遏止它们想方设法搜刮民膏、疯狂加价。我们生活中的一切，包括福利、医疗、教育、环保、文化、社区发展等等，统统以经济利益為先。在这裡过活的人，有工作的没工作的，都要尽办法增值和提升所谓竞争力，免遭淘汰，生命尽受所谓自由市场的主宰，活得一点也不自由。　　

　　更糟糕的是，大商家大集团掌握着无数经济及文化资源，可以开动各色宣传机器，进行疲劳轰炸，向市民大众贩卖无穷慾望，左右一般人思想、感情、良知、品味和创意，以至人生。明明现今社会的个人发展空间和机会给既得利益者霸占得七零八落，他们还以过来人的口吻，不断向年青一代和经济弱势社群灌输靠个人努力脱贫致富、自由市场没有限制因此机会平等的想法。明明社会贫富悬殊的程度比得上第三世界国家，跨代贫穷不禁令年青一代绝望，可耻至极；那些自由市场的信徒，仍在四处宣扬“贫富悬殊乃经济发达地区的必然现象，无须处理，以免妨碍社会整体的发展”。明明经济学教科书的理论与现实世界完全脱节，权贵的附庸和市场的信徒居然仍以“市场会自我调节’為由，阻止种种保护和关怀弱势的政策和措施上马。　　

為何活在香港这个经济自由之都的人，总是处于压力和忧虑中，一点也不自在呢？到底任由大企业与普通市民竞争的自由市场跟只讲弱肉强食的奴隶社会有何分别?你们口中所说的自由市场天堂究竟是甚麼模样的呢？这天堂又有甚麼我们非投奔不可的理由呢？还有，為何我们的社会根据自由市场理论发展多年，如今却一点天堂的感觉也没有？為何我们这个城市的面目和社会的精神面貌会越来越丑陋和畸形，越来越容不下追求不同生活方式的人，整体市民的平均快乐指数，亦远远及不上你们最看不起的北欧福利国家，或不丹这等欠经济发展的小国？　　

　　事实摆在眼前：唯有打破迷信市场的心魔，唯有对大财阀大集团施加更多限制，唯有更针对性地把社会的资源向中下层—而非上层倾斜，先大幅改善弱势阶层的生活和个人发展空间，再让经济增益的效果往上渗透，惠及全民；那在寻求香港出路之时，才不致蹈数码港的覆辙，名為重大建设，实在是向大财阀输送利益。事实上，我们亦不需要再追求大幅度的经济增长：这会造成不必要的巨大浪费，加剧对地球资源的虚耗和自然生态的破坏。我们社会本已有足够的财富，只是我们的分配是如此不均，财富都集中在少数人手上，社会大众却只能分享、互相争夺小部分的财富，资源都不能好好活用，社会发展才会走入死胡同。要扭转我们目前的困境，最有效及最环保的方法是重新分配社会严重不均的财富。　　

　　那香港应该怎样走下去呢？我们有十点具体建议：　　

　　一、早日落实双普选，打破现时政商权力结构，為人文社会奠基。　　二、打破土地垄断，减低营生成本，建构以人為本的经济空间。我们社会应放弃高地价政策，尽快增加土地、公屋及居屋的供应，打破地產商对土地资源的寡头垄断。此外，向位处公屋及旧区的小商户提供减租优惠；并尽快立法限制连锁式经营的大集团佔领匯租户的比例，以及设立加租上限，保障老租户的经营权益，减少小商户的营运成本。　　

三、修订税制和加强社会保障，以社会公义為社会再分配的原则，使我们的社会人人都有追求幸福生活的自由。政府尽快推出失业救济金，并增加标準税率及利得税，恢復遗產税，使社会的分配更為合理、公平。　　

四、重订企业在社会的角色，使他们除牟利外，亦负起為社会营生的责任。我们应尽快推动最低工资立法，保障工人权益。　　

五、改变市场文化，引入人文思维。政府可派发有特定使用限制的消费券，此券只适用於非大型商场内、非大型连锁店集团及租金低於一定水平—例如平均市值租金 —的小商店小商贩，以促进社区另类消费，保护有地区特色的小本经营者的经营权，保育各有特色的小社区经济。同时，推动绿色的、可持续发展的良心消费者文化，不再鼓吹等同浪费的消费。　　

六、规管公共事业，实际服务社会。立法收紧公共事业如港铁、巴士公司、煤气、电力公司、隧道公司等的利润，限制他们牟取暴利；这些公共事业都会直接影响到民生。现时对它们的利润和定价的限制根本过於宽鬆，使小市民营生的成本大大提高。　　

七、改变经济发展政策的思考范式，让资源落到基层手中。一直以来，政府各种促进经济发展的措施，都是以照顾上层利益為先。以大型基建為例，政府花巨大公帑，也只有少于三成的钱会创造惠及基层建筑工人的职位。其餘大部分的钱只会流进外国顾问公司、国内配件生產商及建筑公司中上层的口袋中。　　

八、人文规划城市发展，落实民主社区参与。我们主张城市的规划要有人文视野，以人為本。涉及到社区发展的工程，必须要照顾到当地居民生活模式和社区网络。我们尤应著眼保存不同社区的风貌和特色，透过提倡保育、推广自下而上的民主规划方式，建立和保存大小社群的社区网络。因此，我们的城市不应沦為地產商渔利的资本，不能成為他们交换利益的平台。　　

九、大学要当社会的良心和知识的灯塔，引领社会走向前而非被市场牵住鼻子走。是故，应极力避免教育商品化和產业化，大学不是大小企业的人力资源培训所及赚取外匯收入的机构，而是付出持续的努力，研究香港在全球当中的战略价值和定位。　　

十、开放大气电波，打破意识型态垄断。我们亦不能忽略传播媒介对社会的影响力。开放大气电波有助使更多的人民电台和社区电台成立，打破现时主流媒体的垄断，使社会有媒体力量挑战主流意识型态。我们亦建议立法规定商营电视台减少供应鼓励变相赌博的财经资讯时段，改為播放及增加製作文化艺术节目，使我们不必再受经济至上的思维轰炸，可以接触更多的文化资讯，一方面推动香港的文化发展，一方面也能对我们的社会有更多的人文的反思。　　

我们的十点要求，只是我们的社会的重构、香港的重新定位的第一步。一个美好的未来，断断不可能在整个社会只懂、只能追逐金钱的环境下到来。我们应彻底拋弃以金融价值衝量一切的思维，不再让这套思想主宰我们的社会、不再让这套思想的鼓吹者指点我们的未来。　　

这是香港的社会良知深刻反思社会实际后，发出的时代呐喊。香港实行资本主义制度已有100多年的历史，是世界上公认的资本主义发达地区。而香港又是深圳学习、赶超的标杆城市(深圳市委书记王荣语)。香港社会遇到的深层次问题，资本主义制度本身似乎很难解决。不容置疑的是，香港现在遇到的所有社会问题，在深圳都或多或少地客观存在。作为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深圳特区来说，现在不再是简单地向香港学习、看齐，而是要勇敢地跳出框框，率先进行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有人不是高喊“不仅要推进经济体制改革，还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就会得而复失，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就不可能实现”吗？那么，他们所标榜的“政改”的目的是什么？有网友说，我们需要的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政治体制改革，“第一步应该是颁布《惩治汉奸法》和实行责任追究制度。对于近年来把中国600吨黄金运往美国、把9000亿美元外汇买成美国国债、让分裂国家罪证确凿的热比娅赴美国“保外就医”等汉奸行为进行调查审判。对于近年来2亿人失业、2000万妇女卖淫、三鹿奶粉受害儿童3000万、数十万亿人民的公共财产被少数人私分、食品住房价格飞涨的责任进行彻查”。进行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是一个纷繁浩大的系统工程，必须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这就是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公报中说的：“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按照这个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在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设立“政改”特区，可以实行以下“政改”试验。　　

一是在政治民主方面推行民主选举。民主选举县（区）乡（街道办事处）的行政主官，在党内实行党员差额民主选举县（区）委书记、乡（街道办事处）党委书记；在公办学校、国有企业、行政事业单位民主选举行政主官。对特区的立法，参政机构进行直选。　　

二是对医疗、教育、保障性住房的市场化过程中存在的弊端进行清理整顿，推行公共服务的均等化。　　

三是实行公共治理信息公开，建立阳光财政。行政机关的预算必须由立法机构审批，并严格进行监督，以推进建立廉洁的政府。　　

四是制定合理的官民比例，精简行政管理机构、精兵简政，建立廉价的政府。进一步压缩公共行政管理成本开支，可持续性地加大对教育、医疗、保障性住房和社会保障的财政支出。　　

中国现代社会的政治多元化，以及经济社会发展的多样性在世界发展史上也不多见。按照邓小平的理论，在中国大陆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100年不动摇；在香港、澳门和台湾实行资本主义制度，保持50年不变。这个理论的精髓就是社会主义制度必然要优于资本主义制度，取得比资本主义更快的发展速度。掌握了这个理论精髓，就要付诸于行动。在政治上，大陆和香港、澳门、台湾“两岸四地”实行不同的社会制度。大陆的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特区是实行社会主义社会改革的特区，香港、澳门、台湾是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特区，可以相互借鉴，取长补短，加快发展。但在经济上要一视同仁。对此，有网友评论说“对所有企业实行国民待遇很重要。现在的实际情况是，不管是港澳台，还是国外的企业，只要是资本主义的，都享受超国民待遇。有些人生怕资本主义干不过社会主义。很不正常”。 对现在实行不同的社会制度地区要施行同等的经济政策，包括财政、税收、海关、进出口贸易，承担国防开支等，也就是要在同等条件下，充分发挥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的优势，最终实现新的融合，进一步加快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