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谈强：右派的文化攻略：“去意识形态化”

右派的文化攻略：“去意识形态化”

——从贺卫方在“西山会议”上的张狂说开去之三

陈谈强

历史不会重演，而历史往往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中国新世纪发生了一起历史事件：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2006年3月间在北京西山杏林山庄召开“中国宏观经济与改革走势座谈会”。这个会势必为马克思主义史家称之为新的“西山会议”，同国民党右派1925年11月间在北京西山碧云寺召开非法的“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即史称“西山会议”的“清共”反共，何其相似乃尔！当代右派先生们在新的“西山会议”上，把从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攻略秘籍”和盘托出。那速记文本传了出来，谴责声浪甚高，理当令人发指。

笔者一而再、再而三从北京大学教授贺卫方在“西山会议”上的张狂说开去，回应右派先生们的挑战。此前，两篇已发表的文章主标题是：《右派主张的政治体制改革，要害就是反对共产党执政》、《右派精英们搞“静悄悄的革命”，“和平演变”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现在，发表主标题为《右派的文化攻略：“去意识形态化”》的第三篇文章，旨在将“西山会议”上那帮先生“去意识形态化”的文化“攻略秘籍”晒晒太阳。

高分贝喧嚣去意识形态化

新的“西山会议”上，中国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高尚全先生有一点说得对：“现在到了改革决定中国命运这样的关键时期。”(见会议速记文本，以下引语未另加注的，均同)而他那个“三不要”：“不要争论，不要搞分裂，不要分左派、右派”，却暗藏着文化攻略杀机。他鼓动“站在右边”的先生们“要有理论的勇气”，把“姓资姓社的争论一下子瓶颈下来”。这位原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副主任，面对当今这场争论忧心忡忡的是什么呢？他的一个副手——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石小敏深知底里，说“高主任很担忧”的是，展开争论的“第一个层面是在旗帜的层面，在意识形态的层面，是新自由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不要“争论”云云，主旨就是“在意识形态的层面”，坚持新自由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抛弃社会主义，实行资本主义。

高氏首先“重点发言”，登高一呼，响应者众。于是，新的“西山会议”上，发出高分贝的噪音：“去意识形态化”。与会先生们，把“意识形态”一词多作贬义看待，谈到这个词就嗤之以鼻，认为“意识形态”与科学、“理性”绝然对立。

“投笔从商”的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兼金融研究所所长、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研究生部教授印谢平先生说：“金融改革”的争论和“大的争论有没有关系”，“有没有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可以分析。我感觉多少有点联系，因为最近一段时间对国有银行的改革争论比较大。”在辩护“中行、建行、工行三大行在外国上市，为什么不在国内上市，有人认为是卖国主义”之时，这位先生说：“这里有意识形态的问题，就是所谓的改革的成果，应不应该国内的股民分享”。“我们提出来好像这个银行让外国人持股会影响国家的金融安全，这个命题本身有一点意识形态的内容。”这位先生还说什么“该不该把一部分的股权卖给外国人，听起来有点意识形态的味道。”“卖给外国人的价格是不是太低了，所谓的贱卖，这也有点意识形态的味道。”曾受训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华盛顿)“金融规划和货币政策”高级培训班这位先生，在会上的发言倒也真“有点意识形态的味道”，打上了“华盛顿共识”意识形态烙印。试问，“国内的股民分享”“所谓的改革的成果”哪有“不应该”的道理呢？在戴了有色眼镜的先生眼里，对国有银行股权“贱卖”给外国人，是不能提出异议的。否则，就是有了“意识形态味道”而没有了“理性”。

那个接受美国福特基金会资助“从经济、社会、文化权利的角度对我国公共治理进行研究”的所谓“民营”研究机构——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长兼学术委员会主席张曙光先生，是新的“西山会议”的座上宾。这位先生说：这场争论的“两个特点：一是打着意识形态的招牌，二是这场争论其实来源、根子在高层，是高层挑起的利益争论。”他倒说得直白，认定这场争论是“打着意识形态的招牌”、由“高层挑起的利益争论”，矛头指向路人皆知。同时，这位先生还把话挑明了说：“我们这套意识形态，这套东西，说实在的连最上层都把它当做弃物在里面。”可以断言，拿美国佬银子搞所谓“学术研究”的先生们，其实必定无疑要把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当做弃物”的。

同样是贺氏同道的清华大学教授孙立平认为，当前这场争论应该仅仅是“基于利益冲突、利益关系之上的一场关于公共政策的争论”。这位先生说：“现在我看到了这样一场争论，产生了一个表象，就是一个带有很强的意识形态的色彩。”在他看来，带有“意识形态的色彩”是要不得的。

这位先生在接受《南方都市报》记者采访时说：“对改革本身进行理性、建设性反思是必要的。”“在这次有关改革的反思中，也经常有人将这次对改革的反思与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有关改革的论争相提并论。其实，……当时的争论是政治和意识形态性的。但这次的论争主要不是基于意识形态，而是基于利益关系。现在我们看到这样一场争论蒙上了一种很强的意识形态的色彩。这也是人们所担忧的。过于意识形态化的争论，会将对改革的反思引向一种危险的方向。”“要破解改革反思的意识形态迷雾，努力使得改革的讨论和反思保持在理性的层面。”于是，他提出“破解意识形态迷雾”需要“新的思维”新视角。他认为，“在围绕利益关系和与利益有关的公共政策发生冲突的时候，对立的双方可能都是对的，或者说不存在对和错的问题”，进而主张“就事论事的讨论方式。”(见2006年4月1日《南方都市报》)《新民周刊》转载《南方都市报》的这篇报道时，所用标题就是：改革之争应“去意识形态化”。互联网上有一网民贴帖盛赞这位先生也一语中的：“我们必须去意识形态化!”(见“好博网”中文博客，2006年4月29日)

贺卫方在新的“西山会议”上谈论“左边的朋友”时说：“涉及到改革的大方向的问题讨论中间，我们姑且用左右，左边的朋友他们旗帜鲜明，灵活执掌，把一些理论亮出来，比如说社会主义，……而站在右边的人，遮遮掩掩、躲躲闪闪，甚至个别的时候畏畏缩缩，因为有些话亮不出来，我们说图穷匕首现，我们的匕首是一大堆地图，把匕首包起来我们没有力量，我们天机不可泄漏，我们不敢说。到底往哪方面走？我们都有目标，这个目标就是实际上现在说不得，将来一定要走这个道路，比如说多党制度，比如说新闻自由，比如说这个国家的真正的民主，真正的个人的自由，整个国家的权利建立在保障每个人的自由的基础之上，比如说台湾现在的模式，我们现在想中国应该朝这个方向走，但是现在我们说不得。”贺先生“站在右边”“批左”，甚为不满“左边的朋友”“旗帜鲜明”地把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亮出来”，表明右派先生们追求的是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尖锐对立的别样的意识形态。

社会主义中国社会原有经济基础业已发生的巨大变异，有论者认为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和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已经或正在趋于丧失。这样，势必导致包括意识形态在内的上层建筑的剧烈震荡。当代中国再产生的资产阶级在经济、政治的诉求，鼓荡文化的流向，势必挑战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代表资产阶级右翼的高尚全、贺卫方诸“精英”先生，在文化攻略方向上，就是力图使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边缘化乃至“终结”，按照资产阶级自己的面貌改造整个中国，埋葬中国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去意识形态化”的高分贝喧嚣，盖缘于此。

意识形态的色彩极其浓重

右派先生们在“西山会议”上发出震耳欲聋的高分贝噪音：“去意识形态化!”其实，他们的话语和论说，就具有极其浓重的意识形态色彩。他们千方百计要“去除”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之“蒙蔽”，就是一心一意要“瓶颈”“姓资姓社”的争论，搞他们那套意识形态的话语霸权，抵制对新自由主义的批评，反对鞭挞资本主义改革观。一句话，就是竭力把马克思主义边缘化，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为敝屣必欲弃之。而在“西山会议”上，贺卫方先生的种种张狂，不过是故伎重演罢了。

2003年8月间，贺先生在题为《宪政路上的绊脚石与推动力》的演讲中说：“转型期的社会有些问题已经无法回避了。我们知道在传统的社会主义模式下，宪政问题是没法提出来的”，“这是因为我们找到了一种组织，这个组织可以带领我们走向康庄大道，走向共产主义。”“但是这样一种经典的社会主义理论，传统的社会主义政治哲学正在走向崩溃。我们一贯想象的光荣、伟大的组织的的确确犯了极其严重的错误。”“在社会主义国家里，人们谜幻般的、宗教般地充满了对未来天国的追求，在这种追求走向破产之时，政府统治的合法性越来越依赖于它对经济发展的推进。‘天天是个好日子’、‘永远跟你走’等等歌曲的传唱说明我们这个时代充满了一种功利性。”总之，在他看来，“经典的社会主义理论，传统的社会主义政治哲学正在走向崩溃”，即“在社会主义国家里”马克思主义作为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正在走向崩溃”，“光荣、伟大的组织”共产党“带领我们走向康庄大道，走向共产主义”罪莫大焉！“我们”中国各族人民对“站在右边”的先生的张狂，绝不能视而不见。请看，贺卫方先生的“意识形态味道”难道还不够浓吗？

“站在右边”的先生们“去意识形态化”的文化攻略，不禁令人联想到这帮先生们的在中国信奉西方自由主义的鼻祖胡适其人。顶呱呱的自由主义者胡适，是反对马克思主义的。胡适于1919年7月在《每周评论》第31期上发表了《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文章，矛头主要指向无非是马克思主义，反对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胡适坦言：“直到1919年6月中，独秀被捕，我接办《每周评论》，方才有不能不谈政治的感觉。……然而国内的‘新’分子闭口不谈具体的政治问题，却高谈什么无政府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我看不过了，忍不住了……才提出‘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胡适晚辈如贺先生其人，也有步其后尘反对马克思主义之勇，明目张胆地放言：“经典的社会主义理论，传统的社会主义政治哲学正在走向崩溃”。胡适文化攻略，真是香火传承不绝，贺先生倒也不丢掉“老祖宗”。

中国共产党人要“讲新话”，但是绝对“不丢掉老祖宗”，不能丢掉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贺卫方在演讲中讲到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时说：“马克思对历史的概括可能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放之四海而皆准”，他当然不以为然。贺卫方还假借已故亡人“梁漱溟先生”的名义，质疑“建立在阶级斗争基础上的、对西欧社会的观察形成的马克思主义提出了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非常重要的动力”，“非常明确地说马克思主义是在中国走不通的。”他还说：“在东方国家领导人时时刻刻都喜欢把自己打扮成为完美无缺的人，老是要人们接受他的思想，这样一来，他就变成导师了。当面林彪称毛泽东为‘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等等，但是，毛泽东说什么都可以不要，只要伟大的导师就行了。这就说明毛泽东喜欢把自己打扮成为一个道德上完美无缺的人，在这样的国家里，人民永远都是幼稚的、不成熟的，最后要对你耳提面命，使你洗心革面成为共产主义新人”。贺先生既已“站在右边”，也就自然要调侃贬损毛泽东思想、毛泽东同志，恣意否定毛泽东思想、毛泽东同志崇高的历史地位，肆无忌惮地“丢掉老祖宗”了。

贺卫方的意识形态色彩何其浓重，剥削阶级立场何其鲜明！他作宪政布道演讲，大讲特讲需要“私法体系的发达”。他说：“当国王的马匹不能随意在我们的土地上践踏的时候，当每个人对自己的私有财产的保护到了一种神圣的程度的时候，宪政就在一定程度上建立起来。”这里，令人又听到了2003年初春及之前那种“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入宪喧嚣的回荡声。

贺先生还说：“我觉得中国的传统社会对私有财产的保护，尤其是对土地所有权的保护向来处在一个不严格的状态，打土豪、分田地总在历史上不停地上演，总是要剥夺大户，剥夺豪门，我们把贫富差距总当成是一件不好的事情。”这位“站在右边”的先生，就是这样甚至连中国民主革命中“打土豪、分田地”也加以抨击。

2003年，贺先生在《宪法的命运》的演讲中又说：“过去我们对于封建社会阶级斗争的理解实际上是过于简单化了，因为它把本来十分繁复的社会结构简化为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之间的斗争，而且是不共戴天、你死我活的斗争”。“通常所谓‘两千年的封建社会’根本就是张冠李戴；自秦以降的两千年中国社会与马克思意义上的封建社会全然不同。”

2000年9月，贺先生在南京大学的一篇演讲中还说：“科举考试的一个很大的好处就是它是平等的，它是向每个人——当然，是每一个男人——开放的，……社会把官职向每一个人开放，使得社会的流动性增大，一些有活力的因素不断加入，有助于吐故纳新，另一方面，它破坏了中国的阶级结构，使得阶级处于不稳定之中，或许我们根本就没有阶级，我们今天耳熟能详的阶级概念可能是一个虚构的东西。……贵族制度在我国历史上早早地就被摧毁了，跟科举考试得以兴起的主流意识形态有密切的关系。”

这里谈什么“兴起的主流意识形态”，不承认封建社会存在“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只认为存在“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所谓“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经常处于一种流动状态”之论，实为一种形而上学的“流动”论。其实，“流动”是动态，是常态；不“流动”，是静态，是非常态。这是一个矛盾对立统一的辩证过程：“流动”中有不“流动”，不“流动”中又有“流动”。构成任何一个阶级的分子，无时无刻无不处于“流动”之中，生生死死，分分合合，继往开来，吐故纳新。阶级构成分子既是一个“变数”、又总保持一个“常数”，这是患上形而上学唯心主义偏颇症的先生大人难于理解的。有“流动”而无阶级之论，在“学理”上能站住脚吗？这样抹煞阶级的存在，甚至从上升时期资产阶级的阶级论倒退了，最终必然导致毁弃“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一句话，这样抹煞阶级存在的歪理邪说，就是一种麻醉剂式的意识形态。

上面引述的种种话语，载之于黑字白纸，足见“西山会议”上那帮先生意识形态色彩之浓烈。右派先生们文化攻略的“去意识形态化”之虚伪性、欺骗性，也就败露无遗了。

国际思潮剧烈激荡的回响

国中如此这般“去意识形态化”的喧嚣，是国际“去意识形态化”思潮剧烈激荡的回响。事实上，早在二战硝烟刚散的1946年，加缪就以为“意识形态已经走向了自我毁灭”。肇始于20世纪中叶的这一国际性思潮，盛行于八十年代、九十年代。更不用说美国总统尼克松1988年出版《1999，不战而胜》一书，不幸而言中瞬息间苏东巨变后的喧嚣了。

原来，在《1999，不战而胜》的论著中，尼克松宣称资本主义不费一枪一弹将于1999年战胜社会主义。而出乎所料的是，竟然屈指两三年间苏东剧变，成片社会主义大厦轰然崩塌。于是，国际反共浪潮汹涌，给社会主义事业带来极大冲击，世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陷于低潮：苏东地区9个社会主义国家改变颜色而分裂成27国，社会主义国家由15个减少到几个；西欧地区的共产党由30多个减少到20个，党员由200多万减少到不足100万；亚非拉地区一些原来试图探索实行社会主义模式的民族独立国家也改旗易帜；中越朝古等国受到以美国为首西方帝国的进逼和遏制。于是，“意识形态终结”、“历史的终结”之说不胫而走，意识形态领域燃起“无硝烟的战争”，新自由主义、乃至新保守主义作为炮弹“定点打击”之“点”，就是马克思主义这一无产阶级意识形态。

那个美籍日裔的大牌反共斗士弗朗西斯·福山，在苏东剧变之后的1992年推出了《历史的终结和末人》一书。书中说：“或许我们正亲眼目睹的事情不仅仅是冷战的结束，也不仅仅是战后历史中某特定时期的流逝，而是历史的终结：人类意识形态演变的终结”。福山声称社会主义的“失败”，妄图证明西方资本主义制度、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不可超越性。这里鼓噪的“人类意识形态的终结”，所要“终结”的、要“去”的，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而与之对立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历史长河，“亘古不变万世流”。

应声虫也发出“终结”的尖叫。2003年，贺卫方先生在题为《宪政的趋势：世界与中国》的演讲中就说：“在今天这样的放眼全球的时候，我们看到跟宪政相关联的一种趋势，由社会主义阵营跟资本主义阵营的两种阵营的对立不存在了，所带来了一种新型的发展。……我们说社会主义体制在过去的一个世纪的实验，我们现在来说是社会主义，这样的社会主义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宝贵的教训，我们说的是传统的社会主义，给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又说：“前几年我们经常会说13年以来，这其实意味着过去的这种姓社姓资的宗旨以后终结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争执不存在了，一定会在将来给我们未来的制度带来一个很大的发展。”

贺卫方先生的高调同国际思潮是合拍的，深层原因是“屁股指挥脑袋”。他与“抬头”的“私营企业主”同声息、共命运，屁股坐在“私营企业主以及整个市民阶层”坐的同一条板凳上，切望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变化”，即被边缘化乃至“终结”。

请听，在2003年初春及之前“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入宪的鼓噪声中，贺卫方及其同道的大合唱。《南方周末》2003年3月间提供“讲坛”邀集贺卫方等几位先生做宪政布道，于是有了“聚焦两会”文章《宪政之路：从尊重宪法开始》的连载报道。报道载明，当有人论及“经济改革的结果是私有财产的出现，这个财产需要保护”之时，贺先生接茬说：“ 还有一个方面是私营企业主以及整个市民阶层的抬头，形成了新的社会结构。……还有意识形态的变化”。这一唱一和，颇耐人寻味。他们对“意识形态的变化”的追求，就是执意“去”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他们主张“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入宪，就是代表“抬头”的“私营企业主以及整个市民阶层”、即当代中国再产生的资产阶级自觉性政治诉求。

在思想文化史上，“意识形态”是使用频率高而容易歧义大的一个范畴。马克思主义事实上在三个层面上定位意识形态：一、意识形态是统治思想，即在一定社会占统治地位的统治阶级的思想。二、意识形态是思想武装，即在一定历史阶段争取成为统治阶级的革命阶级自觉的思想武装。三、意识形态是“虚假意识”，即在马克思所处时代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用“掩盖真像的纯粹辩护伎俩”而形成的“虚假意识”；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副题就是“对费尔巴哈、布·鲍威尔和施蒂纳所代表的现代德国哲学以及各式各样先知所代表的德国社会主义的批判”，书中作为贬义用的“意识形态”术语，是指资产阶级的、宗教的意识形态，并由此推演出“意识形态之外有意识”。列宁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意识形态理论的宝藏，他甚至认为没有争夺统治权的阶级意识的社会集团，“否认或不了解领导权思想的阶级”，不能称之为阶级。他说：“列宁从马克思主义观点看来，否认或不了解领导权思想的阶级就不是阶级，或者还不是阶级，而是行会，或者是各种行会的总和。列宁 从马克思主义观点看来，否认或不了解领导权思想的阶级就不是阶级，或者还不是阶级，而是行会，或者是各种行会的总和。”(见《列宁全集》第20卷第111页，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右派先生们“去意识形态化”的文化攻略，本身就是搞意识形态，反映出当代中国再产生的资产阶级已是地地道道的、“完整”的阶级了，由“自在”而“自为”了。

国际，国内，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势态是严峻的。从本质上看，全球化是以美国为头儿的西方帝国图谋推行霸权，以实现其对异类国家的渗透，使之“转型”成为服务于他们利益需要的附庸。山姆大叔塞给乞儿的糖果其实必定是苦果，更加现露出文化帝国主义的狰狞面目，日益彰显其意识形态领域的凌厉攻势，凸现其去意识形态化的文化攻略的咄咄逼人。

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必须勇于和善于迎战。唯有在迎战的斗争实践中，才能坚持与发展马开拓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新境界，不丢掉老祖宗而又说新话。在一定意义上讲，包括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在内的哲学社会科学理论，的确是灰色的，不可能清澈透底地、一劳永逸地开出包治社会百病的普世良方；而实践之树常青。马克思主义没有穷尽真理、终结真理，而是开辟了不断发现真理的坦途；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当在社会实践中敢于和善于应变，以不变应万变，而万变不离其宗。马克思主义所坚持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所坚持的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的方法，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丢弃。

在以抽象人性诉求为特征的西方新自由主义、乃至新保守主义国际思潮扑面而来之际，绝不能随波逐流而自我解除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武装。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两大基石，不能爆破、不能修正，不能丢弃。对于当代中国社会中那实行野蛮剥削、残酷压迫的权贵资本及其墨客帮闲，必须揭露，予以谴责。否则，就是理论上的堕落，就是政治上的背叛。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大道其道，因变其变，即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之大道“不变”，因应世界潮流瞬息“万变”之变局，满怀自信地对应中国社会主义革命与现代化建设实践中之“万变”，永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青春魅力和战斗张力。

一言以蔽之，在实践斗争中能否搞好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建设，兹事体关系重大，直接关乎确保中国共产党的旗帜颜色能否又红又鲜艳的大问题，直接涉及能否塑造党和国家良好形象以求天下归心的大问题。的确，正如本文开头所引述的那样，“现在到了改革决定中国命运这样的关键时期”，这场“反思改革”的争论，“第一个层面是在旗帜的层面，在意识形态的层面”；“旗帜”就是“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就是“旗帜”。当前，需要正确把握意识形态领域里的反倾向斗争，主要反右，同时反“左”。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结合在一起，直面国际反动势力和国内那些“站在右边”的先生们“去意识形态化”的文化攻略，必须对新自由主义、乃至新保守主义进行艰苦卓绝的、未有穷期的批评与斗争，必须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高高举起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旗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