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平与效率略论--精英们提出公平与效率是矛盾关系是为掩盖剥削

公平与效率略论　　

公平即公正，平等，不偏袒。《管子·形势》中有“天公平而无私，故美恶所不覆，地公平而无私，故大小莫不载”。公平是反应社会文明进步的状态，它属于社会制度的范畴，是体现人与人在社会生产关系中的地位。在这里要说明的是公平不是平均主义。它是社会成员在社会中的关系及其地位，它包括社会成员对社会资源占有状况、对劳动成果分配状况、社会规范及其适用状况。它所体现的是一种人与人的关系。它是社会文明进步的表现，也是社会和谐稳定的晴雨表。　　

效率是指人类社会生产活动过程中投入产出的比率，它属于经济学的范畴。它是评价生产活动结果的标准，而决定效率的因素有生产者、生产工具和科学管理。效率体现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它反映是社会生产水平的发展状况。　　

社会公平关系到社会的平安与稳定，生产效率关系到社会经济的发展速度，在人类追求和谐和发展的今天，弄清它的关系显得尤为重要。在当今思想理论界，由于受某些精英言论的影响，将公平与效率两个正向关系的概念说成了反向关系的矛盾。可以说是指鹿为马，混淆视听，遗误社会。　　

为什么说公平与效率是一对正向关系的概念呢？所谓公平，在社会中应该分为三个层面，一是公共资源的占有公平，二是社会规范的公平，三是社会分配的公平。人类社会的进步状态是由这三个层面的公平状态所反映的。　　

第一层面，对公共资源的占有公平，是指某一区域共同体或集团的成员对共同体或集团内的自然资源及产品的共同占有。以及对社会公共产品（包括社会公共设施、教育、医疗、保险、就业、住房等）共同占有，这是社会真正公平的基础，也最容易被人们所忽视。　　

第二层面，社会管理规范的公平，是指将社会成员平等对待，为其参与社会活动的成员提供一视同仁的条件，没有种族、等级和阶层的限制，这种公平在资本主义初期为挣脱封建枷锁显得尤为突出，已成为资本主义社会所谓公平的核心。　　

第三层面，社会分配的公平，这一层面相对复杂一些。因为作为分配，有初次分配和再次分配。在初次分配中，社会主义公有制和资本主义私有制是完全不同的。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生产资料和劳动成果都是劳动者共同享有。初次分配和再次分配的比例对劳动者财富占有的结果在一般情况下不会有多大影响。这是因为社会财富的共有使得劳动者成了社会的主人，只要是为了祖国的建设，为了将来的幸福生活，为子孙后代，在人们能维持正常生活的前提下，是不会去过分在意初次分配的。同时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还将公平地享受免费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等（即再次分配）。所以社会成员认为社会是安全公平的，社会也是和谐的。　　

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社会，情况就不一样，因为劳动者除了劳动力是自己的，其他什么也没有，只有初次分配才能体现劳动者的价值和在社会中所占有的财富。因此，初次分配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显得更为重要。所以，在资本主义体制中工人不满低工资经常发生怠工、破坏机器、罢工、甚至自杀（如富士康的十三跳）等宣泄自己的不满。尽管在资本主义社会也存在着再次分配，实施社会救济，但它的主要对象是失业者和社会边缘人物（老弱病残），对于在职的工人是不救济的。私有制企业中出现怠工、罢工等宣泄自己的不满，其实质，是职工的公平感失衡所表现出来的一种状况。我曾写过一篇有关社会公平与社会稳定的文章（发表于《求索》2003年第四期）将对社会的公平感失衡所带来的负面影响进行了详细论述。　　

效率，它表现为生产过程中投入与产出比率，而影响投入产出比率的主要因素是生产者和生产工具。虽然生产工具的改进可以带来生产效率的提高，但严格的讲，决定投入产出比率的决定因素还是生产者。因为，其一，先进的生产工具，也是一种脑力劳动者的物化劳动。脑力劳动者的劳动只不过是通过新的劳动工具来体现。其二，一个企业要长期获得超过社会平均生产效率的效率，最终不能由生产工具来决定。这是因为先进的生产工具不能为一家企业长期独有，所有生产工具都是一种社会化的工具；并且任何先进的生产工具都需要劳动者来操作，越是先进的生产工具就越需要有责任心的高技能人员来操作，而责任心的形成必须是主人翁意识的发挥。有的说管理出效率，不错，管理得好是可以出效率，但是我们想一想，管理的办法是怎么出来的？管理办法的执行和管理对象又是什么？这些都是人——劳动者，所以严格地说影响生产效率的决定因素只能是劳动者，而非别的什么东西。生产企业的生产效率要达到最佳效果，只能是劳动者的主观能动性——即潜在能力的充分发挥。　　

既然劳动者是影响生产效率的决定因素，那么劳动者的心身健康、知识素质和对社会及单位的公平感将对劳动者潜能的发挥起着重要作用，而心身健康、知识素质是可以通过医疗和培训来解决的。只有潜能的发挥是由人的主观因素决定的，也就是说在人的潜能中最主要的是人的主观能动性，即工作的积极性、工作热情。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情况主要是由人的公平感来决定的。　　

社会公平具有两大功能：其一，社会公平对社会成员具有激励作用，它能激发人的工作积极性，工作热情，开发人的潜能和创造力。激励作用又能反过来激发人们对公平的追求。人类社会不正是在发展的过程中追求公平吗！一但人有了追求，就有了奋发向上的精神力量。这种精神力量一但转变为生产力就会变成无穷无尽的物质力量。其二，社会公平还具有一种合力功能，所谓合力就是一个团体或国家的向心力、凝聚力所形成的特殊型态的力量。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集体力量。集体力量的形成最基本的条件是团体或国家成员的团结。而团体成员间的相互平等、公平、认知和信任是构成团结的要素，平等、公平是基础，任何团体或国家一但合力形成，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就会克服一切困难，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所向披靡。　　

个体潜能的发挥只能产生局部的活力和单个的亮点，集体力量的形成就好比核聚变的冲击波，它能排山倒海，无坚不摧。　　

由此可见，劳动生产效率乃至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速度，都是由劳动者潜能发挥的程度和社会成员所形成的合力状况来决定的。也就是说社会的公平状况决定着社会的进步与文明，这也是与人类社会追求公正、公平、民主、自由、文明的目标是一致的。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公平和效率不是一对反向的矛盾关系，而是条件与结果的正向递进关系。就是说越公平的社会其生产效率高，社会整体效率也就越高。如果社会不公平，非但不能发挥绝大多数社会成员的潜能，还会产生一系列社会矛盾，甚至出现社会动乱以至暴力革命。一个矛盾突显的社会，其社会的管理费用（维稳）又要增加多少？如果出现社会动乱或革命，将对社会生产力又会产生多大的破坏？这些浅而易见的道理，我们很多的精英为什么不能够理解呢？　　

问题讨论到这里，有的人会对我提出两个问题：　　

第一，既然公平产生效率，我国前三十年怎么经济发展缓慢呢？到七九年，不是说经济已达到崩溃的边缘了吗？　　

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要全面清楚地回答这个问题，需很大的编幅，我在这里只厄要地进行阐述，清读者认真思考。首先，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应该是开始于1957年，按照制度的延承可以算到1978年，也就是22年。中国共产党接管政权时的中国，正于毛泽东主席所说的：就是“一穷二白”。农业落后，只能靠天吃饭，江河经常决口，时而赤地千里，每年有几千万人讨米，很多人都是衣不遮体。工业就更差劲，工业品都带着个洋字、洋油、洋火、洋瓷盆、洋布、洋铁皮、洋泥吧（水泥）等等，可见一斑，基本上没有民族工业。1949年刚解放，由于毛泽东主席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废除了一切与外国的不平等条约。这就损害了西方列强在中国的利益，接着就对中国进行封锁和打压。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在朝鲜战争爆发的同时美国就派第七舰队侵入我台湾。当侵略朝鲜的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进犯至鸭绿江边时，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为保家卫国，将敌人拒之于国门之外，毅然派兵入朝作战。打了三年，将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从鸭绿江边赶到三八线以南，确保了中国工业基地东北的安全，巩固新生的共和国人民政权，洗去了东亚病夫的耻辱，激发了中华民族热爱祖国建设祖国热情；接着，1958年为了支援中东炮击金门、1962年中印反击战、60年代的援越抗美、1969年中宝岛之战、1974年的南海海战，中国一直处在战争或准战争状态。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的长期封锁，加之国内反对势力的破坏捣乱，中国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解决了八亿人的吃饭，解决独立与尊严，解决了发展问题。毛泽东去世时，粮库里存了够中国老百姓吃三年的粮食，八万座大中型水库，不计其数的小水库和比较完备的水利设施，农村30%的实现农业机械化；建成了工业门类齐全的世界第六大工业国和庞大的基础设施，第三大军事强国，制造了二弹一星，不少科研成果领先于世界；世界110多个国家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美国总统亲自跑到中国套近乎。你说美国会与崩溃的国家交往吗？中国成为世界少有的一无内债二无外债，物价稳定，市场繁荣，社会和谐的国家。只有二十多年时间，中国跨越了资本主义一百多年的发展历史。请你们动脑筋想一想，我们速度是快还是慢，经济是到了崩溃的边缘吗？说崩溃的人是阴谋，是为了掌权的需要。人类社会经济发展最快的时期除血性掠夺型就是公有制，公有制最大的特点是公平，只有公平才能调动绝大多数人的主观能动性，充分释放绝大多数人的潜能。只有这样我们的生产效率才会高。前苏联的发展和我国前三十年的发展充分说明的这一事实。　　

第二，新中国前三十年不是大锅饭绝对平均主义吗？　　

首先要说明一点，公平不是大锅饭，不是绝对平均主义。前三十年也不是大锅饭，不是绝对平均主义。我之所以这么说，因为我是过来人，有亲身体会，城市和农村都是执行国家 “按劳分配”政策的。　　

在农村，首先是口粮指标的分配，是按人头和工分以及上缴的肥料来分配，一般是人头占60%（是为了照顾士属户），工分与肥料占40%；其次在工分评定上，一般采取现场评定、包工、定量计工等方式，也不是大锅饭。特别要指出的是“现场评定”，即由参加某项生产劳动的所有成员，在当天收工后坐下来根据劳动者当天的表现〔即出工出力情况〕进行集体评议，以确定每个劳动者所获得的工分值。当时的农村确保了奖勤罚懒，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有效保证了按劳分配政策的执行。当时的劳动日单价低，这也是事实，但这是由于当时农田水利建设的任务巨大以及公共积累造成的。因为当时农田水利建设和其他的公用及建设事业是没有效益的，但又都要计工分，这就摊薄了产值的劳动效率。这几十年农民的生存和发展都是吃的过去水利及基本建设的老本，不信你可以到农民中间去问一问。所以过去的农村根本就不是大锅饭和绝对平均主义。又有人会说，那为什么到了分田到户就能吃饱饭呢？其实能吃饱饭并不是分田单干的原因，大家去查一下分田前后的粮食产量你就清楚了。因为分田单干后，粮食产量并没有大幅度增加，并且有限的增产也是由于化肥和良种的推广造成的。还有农民单干后就不再进行农田基本建设和水利建设了，这样农民的劳动似乎都是有效劳动，效率也就提高了。　　

在城市，过去也不是大锅饭，干部有廿五级工资制，工人有八级工资制，参加工作时不象现在大学毕业生与农民工同等待遇，过去大学毕业生一年以后每月就可以拿得40多元，普工一年以后每月只能拿到20多元；并且每次加工资也不是普加，只有20—40%的指标，指标分到车间或科室，根据工作业绩和现实表现，由大家面对面公开评定。这样真正达到了激励先进，惩罚落后的效果。而现在企事业单位的一般职工才是真正的大锅饭。一加工资，就是你有我有大家有，干好干坏一个样，基本没有什么区别。加之现在私有制的大量出现，官商勾结，腐败横行，导致了人们公平感的失衡，影响了人们的工作积极性与工作热情，也就更谈不上发挥绝大多数人的潜在能力了，所以也就致使当今社会的生产效率的整体下降。这种整体降下，我们可以 两个方面直接感觉得到，其一，我们在工作中最怕的是什么？是外出找人家办事。大部分单位都是不负责任，部门繁多，相互推诿。老百姓概括为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有时一点小事要跑好几趟，求好些人还办不好，真是极度的效率低下。其二，我们可以查找一下，过去在生产过程中每投入壹元钱和现在每投入一元钱其产值是多少，就知道公平与效率是什么关系了。当然，在只注重效率不计公平的社会也能带来社会的发展，也能调动一小部分人的工作热情和主观能动性。但它产生的效率是有限的，是少数人力量大？还是多数人力量大呢？这不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吗！总之社会公平是提高生产效率的前提和条件，失去社会公平必将影响生产效率，甚至带来社会动乱。　　

既然公平与效率是这么显而意见的因果关系，但几十年来，为什么没有人来讨论这个问题，纠正其错误认识，以至于随声附和或肯定认可。这是因为在改革初期，精英们为了毁掉公有制，对中小企业进行釜底抽薪，停止国家投资，税费照收不误（内企是外企的两倍），不进行技术更新和大修改造；接下来就培养蛀虫，推行厂长经理负责制。过去的主人变成了打工崽，企业内部失去了公平，从而导致了企业效率低下以至亏损，无法经营。这时我们的精英学者们为糊弄百姓，说是大锅饭制度造成的。她们骗术真高，使大多数人信以为真，以致到现都认为企业难以经营是公有制公平造成的。精英们就以公有制、社会公平而造成企业效率低下为由，接着就是砸烂“三铁”、改制，全面摧毁公有制经济，推行私有制。当私有制促步形成后，为了加速资本的积累与壮大，就把公平与效率作为一对矛盾提出来。他们认为这是一对矛盾，实质上是把这两个正向概念定格在分配层面上。大家知道在私有企业内，对工人越公平，资本的效率就越低，所以我的精英们就提出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并且强调要保证投资者的效益。确认这对概念是矛盾关系，其实质就是掩盖资本家对剩余价值的剥夺，“效率优先”为中外资本家的残酷剥削提供了政策保障，所以出现黑砖窑，黑煤窑，富士康的十三跳也就不足为奇了。要资本家对工人公平，这不是要老虎不吃肉？真是天大的笑话。更何况为提高自己的效率还有大人们保驾护航呢！这些精英们真是灭绝人性，卑鄙无耻，下流至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