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对杂文争鸣中的“语言霸权”

反对杂文争鸣中的“语言霸权”　　

梁 新　　

笔者所说的“语言霸权”不特指任何派别任何人和任何特定的文章，只是指一种现象。这种现象在什么政治倾向性的人群中都有存在，并非某种政治倾向性的人所特有。但是由于在我们杂文圈里面，已经形成一个“主流杂文家”群体，他们的倾向性往往比较统一，不仅人数多、地位高、资格老，往往垄断了杂文界的话语权。因此，在杂文圈里的争鸣中，他们或者他们的支持、拥护者往往自觉不自觉地表现出一种“语言霸权”，人为地制造一种不平等、不对称的对话环境，给杂文圈中的“异见人士”一种无形的压力，给争鸣的正常进行设置了一种无形的障碍。当然，在与他们观点、立场完全对立的另一方也有这种情况，而且程度也不低于他们。但是由于我现在说的是杂文界里面的事情，所以就只在此范围内就事论事。　　

这种“语言霸权”有两种表现形式：一、把自己单方面认同的某些价值观念强加于人，为问题的争论定调，并且控制着这种价值观念的解释权，使其自己既是争论中的一方，又是争论的裁决者。二、为具体的“论敌”和“敌论”贴标签，他可以不加论证地把你或者你的论点往某种被否定的东西上面“挂靠”，这种做法虽然与扣帽子和谩骂有一定区别，但毕竟还是属于一种变相的“扣帽子”。他不是通过科学、逻辑的论证，证明你的某个观点不成立或者进行直接反驳，而是不加论证地确认你或者你的观点就是“假想敌”，然后加以“消灭”。面对这种情况，如果你也像他这样干，就会变成一种对骂或者无谓的“口水仗”。当你不愿意用他们的这两种方法进行论辩的时候，你就跟他处于一种不平等、不对称的地位，使争论无法正常进行。　　

这使我想起两件“文革”往事：往事一，两派斗争，其中一派得到过“中央文革”的支持，于是就把这当成了“上方宝剑”，由于“中央文革”在“文革”期间的特殊地位，于是对立派不敢得罪，于是曾经得支持方便成为了“常胜派”。往事二，不同派别的两个红卫兵辩论，其中一个在辩论中用了“修养”两个字，结果被另外一派的那个红卫兵揪住不放，穷追猛打。他的理由是，当时正批判刘少奇的所谓“黑修养”，你用了“修养”的词就说明你肯定“修养”，就说明你肯定刘少奇，就说明你是反革命，结果那个提到“修养”两字的红卫兵不仅败下阵来，还被本派开除出红卫兵组织。　　

在杂文圈的争鸣中，笔者属于另类和少数派，面对的往往是在杂文界垄断着“话语权”的“主流杂文家”及其支持者，相对比较孤立。而之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还坚持开展争鸣，看中的是杂文界大多数是知识分子而不是政客，他们一般不会指鹿为马，相信他们会以理服人，有理就服人。但是有时候我发现自己错了。某些“主流杂文家”指鹿为马或者强词夺理起来，不亚于某些政客。　　

“主流杂文家”中很多是信奉所谓“普世价值”的，作为个人对一种政治观念的信仰，这无可指责，但是不应该抱团成派，更不应该以“普”划线论是非。因为所谓“普世价值”只是“百家争鸣”中的一家，其正确性尚有待论证，你拿来当自己的旗帜无可厚非，但拿来“律人”就有点不讲道理了。说到这里，我不能不提到一个人，并且对他表示敬意。前不久，我曾经在网络上发表《现代版的“叶公好龙”》一文，一位网名叫“落桂闲人”的网友质疑我的观点，并且与我一来二去地进行了几轮争论。很明显，他是信奉“普世价值”的，但是他始终没有拿他的价值观念强加于人，而是自始至终在一种双方认可的语言环境中进行辩论，虽然最终“求”不了“同”，就只好“存异”。既各自保留看法，也维持了对对方的尊重。那场辩论获得了其它网友的肯定，认为是在当今文坛上不多见的。他的身上，也体现了“我坚决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坚决维护你讲话的权利”。他是在“主流杂文家”中不多见的一位。　　

我曾经多次在杂文中发表过这样的观点：杂文的争鸣，只是杂文家之间的思想碰撞，而不是作为不同政治阵营的代理人之间的对决。因为涉“普”的争论已经不是一般的思想碰撞，已经表现为一种政治倾向性的宣示以及对此的不认可，用民间俗语说，就是“尿不到一个壶里”的。一些“主流杂文家”之所以常常请出“普世价值”的“上方宝剑”，一是因为他的确对此信奉；二是一种实用主义的做法，因为他们认为西方现在比较强势，搬出这个就可以产生狐假虎威的效果；三是当抽象地谈民主、自由、人权的时候，往往会陷对方于一种不利的境地，因为你反对他的观点就等于反对民主、自由、人权，就像“文革”中某些造反派自封“最最革命”，你反对他就是“反革命”一样。面对这种“拉大旗作虎皮”的现象，本来我也可以拿出中央的某些精神与之对抗，但是我不愿意这样做，这并不是因为底气不足，而是我根本对他们这种狐假虎威的“话语霸权”很不屑，不愿意像他们那样讨论问题；二来不愿意让思想碰撞变成政治斗争；三来会吓着一些胆小的旁观者，以为我也是跟那些“语言霸权”者是同样的货色，以后不跟我玩了。　　

另外一种“语言霸权”现象就是给“论敌”和“敌论”贴标签。比如我同某些文友争论问题的时候，提出了一些事实，但是对方既没有通过类比论证证明我的观点同某段时期的错误观点如何如何一样，也没有用比较新的大家认同的事实来纠正我原来所列举的事实，而是断言我的信息渠道停留在某段时期。这就奇了怪了，我们摆事实、讲道理，就是看有还是没有某种事实，在事实的基础上，你再判断某个问题是“是”还是“非”。跟什么时期一点关系没有，难道“文革”期间，太阳从东边升起现在改从西边升起了？难道“文革”期间是女人生孩子，现在改男人生孩子了？起码目前没有吧！这种“贴标签”的辩论法恰恰表现了一种不自信和底气不足，有点像走夜路唱歌――给自己壮胆。我很佩服某些古代的军人，抓到一些俘虏要对其进行处决的时候，喝退左右，还给俘虏武器，和他单挑，让他败得和死得心服口服。而我们那些贴标签者也许如果不贴标签就难以表达自己的观点，这就难怪他了。其实，我也可以“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但是我也不愿意这样做，原因之一是我不屑于使用这种下三烂的手段；原因之二是就像我们不能因为日军杀害我军战俘我们也杀他们的战俘一样；原因之三就是假如这样做，争论就成为了网络谩骂，成为了一场没有赢家的混战，那么我们就都不是什么关心世界和国家大事的文化人，而都成为了骂街的泼妇了。但是你不贴，他要给你贴，只好退避三舍，不跟他玩了。　　

上述的“语言霸权”现象，虽然不是存在于所有的“主流杂文家”的文章中，但的确很多人在使用这一招，而且是常常在情况不妙的时候就使用，当成救命稻草一样。对这种“语言霸权”现象，我一是坚决反对，二是极端不屑和鄙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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