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要中国站起来？还是要精英站起来？--读摩罗新书

是要中国站起来？还是精英站起来？--我看《中国站起来》一书

【按：摩罗曾经是个真诚地迷信美国迷信西方的自由派。“文革”理想破灭后，全世界思潮向右转。中国也从八十年代以来产生了西化派自由派群体，此群体中有两类人：第一类是真诚信仰西方的体制与文化，认为引进西方资本主义可以救国救民。第二类人其实本身没有什么信仰，他们只是被西方收买的汉奸，他们执行西方垄断资本布置的战略任务，意图将中国误导到西方资本主义体系中，变中国为西方殖民地。第一类人早在90年代就完成了转型，历史与现实教育他们西方自由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因此回归马克思回归毛泽东，回归社会主义，这类人就是新左派群体。摩罗《中国站起来》一书的出版的最大的价值是证明了--这个当年最顽固的西化派自由派也终于认识到了西方思潮的危害性。如果说在八十年代，西方社会的真相及中国与西方接轨的恶果尚未充分展露的时候，自由派群体中的确有很多人属于第一类人。而到了2009年，这是一个中国与西方全面接轨彻底失败的时代，也是整个西方资本主义体系全面步入危机的时代，此时此刻，连摩罗也幡然醒悟，那些仍然顽固坚持西方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理念的知识分子及官僚（吴敬琏、高尚全、吴建民、张维迎、茅于轼、杜导正、吴思、李锐、杨继绳、徐友渔、贺卫方、余杰等人），则只能是第二类人，他们自身的利益决定了他们的思想取向——这与人们看到的一系列事实是相符的——自由派们在赤裸裸地为中国及西方的资本家集团服务，从而获得物质利益。在这个意义上说，摩罗是一个坐标，对自由派而言，是揭露他们伪善的面纱、将他们打回原形的一个危险的坐标。】

新年伊始，中国除了天气有点冷之外，其余的都很热。开会热，评奖热，拆迁热，建房热，售票热，春运热，维和热，救援热，捐款热，扶贫热，腐败热，反腐热，等等等等，总之，一切都很热。不仅经济政治热，而且思想文化也很热。眼下，一部名为《孔子》的大片就正在热映，一部名为《中国站起来》的“大作”也正在热销。　　

《孔子》这部电影，虽然号称大片，实际上却没有任何的新意。可《中国站起来》这部书则完全不同了，洋洋洒洒十几万言，不仅语言气势非凡，而且还充满了新意，这部书新就新在不仅要彻底颠倒“五四运动”以来的中国历史，而且还要把“五四运动”所砸碎的，进行彻底地修复。　　

《中国站起来》这部书的名字非常响亮，非常直观形象。“中国站起来”，更符合中国人的愿望，可该书的内容却只能令绝大多数的中国人失望。作者在该书中所表达出来的唯一愿望，就是要中国的文人和精英站起来，而不是要中国站起来。这一点，如果结合该书的作者于去年十月将该书的一部分内容登载在《环球财经》报上时所命名的《五四所砸碎的，我们必将修复》这个标题来看，就会使人更加明白。 　　

如果站在美国人，日本人或者是印度人的立场之上来看，该书确实不失为是一部好书，但是如果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上来看，尤其是站在中国工农劳苦大众的立场上来看，则完全就会是另外一种感受了。该书的最大特点，就是误读历史，割裂历史，歪曲历史、颠倒是非，倒因为果。作者摩罗先生真正的目的，就是要为孔孟之道翻案，希望能够重新确立儒家思想在中国的统治地位，使儒家思想站起来，而不是要“中国站起来”，更不是要中国的工农劳苦大众站起来。　　

中国人都知道，“五四运动”是以爱国青年学生、先进知识分子和无产阶级为主掀起的一场拯救中华民族的爱国运动，是中国的无产阶级第一次登上中国的政治舞台，是一场中国人民挣脱儒家思想束缚的思想解放运动，是一场中华民族从帝国主义的殖民奴役的枷锁下挣脱出来的民族解放运动。“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主流直接促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导致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从而掀起了波澜壮阔的以工农劳苦大众为主力的反抗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残酷统治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实现了中华民族的真正独立，从而改变了中华民族的历史命运。至于胡适等人在“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期间，借打倒腐朽没落的儒家思想的束缚之机传播实用主义，无政府主义，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等，只能算是“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支流或逆流，且早已受到了“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主流的批判。而摩罗先生却不去予以分辨，把“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主流的爱国主义同实用主义，无政府主义，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等放在一起，在《中国站起来》一书中以大量的篇幅予以了严厉地谴责和无情地批判。特别是还以大量的笔墨重点谴责了“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领袖人物，重点谴责了鲁迅。“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根本没有，而且也不可能造成中国人精神的崩溃。根本没有，而且更不可能造成中国传统文化的崩溃。“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只是将中国人的思想从孔孟之道的束缚下解放了出来，因此才只造成了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统治思想的儒家思想的崩溃；“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只是将麻木已久的中国人唤醒了，积极投身到反抗帝国主义侵略与奴役的斗争洪流中，从而造成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统治的崩溃。如果说儒家思想是不是束缚了中国人思想二千年的精神枷锁这个问题还可以进行商榷，被砸碎的孔孟之道也可以修复的话，那么被中国人民砸碎的帝国主义奴役中华民族的殖民统治锁链也可以修复吗？早已被历史所淘汰的封建制度也应该恢复吗？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真理也要彻底否定？只有社会主义才挽救了中华民族的历史也要彻底颠倒吗？　　

对中华民族目前出现的严重危机，摩罗先生表现出了万分焦虑的关注心情，也表达了拳拳的爱国之心，爱中国之心。但是，如何看待目前严重危机产生的原因，摩罗先生却把它归罪到了“五四运动”上，归罪到了我们放弃了自己的民族文化上。至于如何解决目前的严重危机，摩罗先生也给出了治疗的药方，那就是“回归康梁”。“回归康梁”，就是要回归到“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洋务运动”道路上，就是要在思想和文化上向孔孟之道回归。摩罗先生在总结目前严重危机产生原因的这个问题上，明显地是在割裂历史。摩罗先生这么做，可能是在目前的语境下，有意地在回避着什么，也可能是还有更为深刻的用意。对于如何才能使中华民族摆脱目前的严重危机，不客气地说，摩罗先生开出的这张“回归康梁”的药方，还不及胡适的那张“全盘西化”的药方。胡适“全盘西化”的药方虽然拯救不了中华民族，更拯救不了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全盘西化”虽然必然会导致洋装穿在身，我心也不是中国心，但是如果搞得好的话，或许还能剩下一个中国身。如果“回归康梁”，回归“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洋务运动”道路，回归传统的孔孟之道，那中国人不用说中国心，就连中国身也必然保不住了，全体都将成为孔孟之道的“高尚”殉道者。对于目前中国出现的严重的思想文化和民族精神的危机，确实是由于我们放弃了自己的文化才造成的，这一点，摩罗先生看得很准确。但是，是由于我们放弃了哪种文化才产生了新的民族危机？是由于放弃了儒家思想还是由于放弃了毛泽东思想？从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直到“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这段期间，中国并没有放弃儒家思想，可中华民族的生存危机还是产生了。而放弃了儒家思想之后，由于找到了社会主义道路，由于诞生了毛泽东思想，中华民族才不仅摆脱了民族生存危机而重新站立了起来，民族的传统文化也得以恢复。而且，“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民族新文化也正在创造之中。这一次，中华民族在原本没有任何外来威胁的情况下，可由于放弃了毛泽东思想，民族危机不仅越来越逼近我们，并且还越来越严峻。而且不仅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出现了危机，甚至就连民族生存也面临着严重的威胁，所以才招致摩罗先生大声疾呼：“中国站起来！”至于如何才能摆脱危机，拯救中华民族。这张良方，中国人民早已找到并付诸实施过，而且还取得了巨大的疗效，这个救世的良方，就是毛泽东思想。只有毛泽东思想才能够救中国的事实和道理，地球人都知道，摩罗先生也不可能不知道。但是，如果按照毛泽东思想这个救世良方来救中国，那么中国的工农劳苦大众就将站起来。中国的工农劳苦大众站起来，中国的文人和精英也就等于倒了下去，因为中国的文人和精英是从来不屑与工农劳苦大众站在同等的地位上的。　　

中华民族长期挨打，尤其是近代严重挨打的事实早已告诉了人们，孔孟之道站起来，中华民族就得倒下去；文人和精英站起来，工农劳苦大众就得倒下去；中国的工农大众倒下了，中华民族也就倒下了；中华民族倒下了，中国的文人和精英却未必会倒下。先天缺钙，长了一身软骨的中国文人和精英们虽然撑不起中华民族的伟岸身躯，可是，由于文人和精英在长了软骨的同时，还长了媚骨，所以他们从来没有让自己倒下去。北宋末年到南宋初，当金兵打来的时候，军妓出身的梁红玉擂鼓战金兵，而进士出身的北宋王朝的高官张邦昌和刘豫却在金人的扶持之下，当上了伪楚和伪齐的儿皇帝，站到了更高的位子上；出身行伍、“尽忠报国”的岳飞冤死了，可卖国求荣状元秦桧却始终屹立于朝堂之上，并在金人强有力地支持下，还当上了终身的宰相。明末清初，当“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后中国人的血还在汩汩而流的时候，当民众的抗争还在持续的时候，当流亡缅甸的永历皇帝还在世在位的时候，熟知孔孟之道的一些身为明朝遗民的儒家读书人就踩着同胞的尸骨，开始赴清都赶考做官去了。抗日战争的时候，包括大字不识的少年王二小在内的工农劳苦大众冲杀在拯救民族危亡的最前线，无数人因此倒了下去，而满腹经纶的马一浮、熊十力和梁漱溟等人却跑到四川大后方继续“之乎者也”，徜徉于山水之间去了。文人和精英们之所以特别惧恨“国民劣根性”这个概念，之所以信口雌黄地硬说这个概念是西方殖民者和鲁迅等“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先贤们强加在中国人头上的，就是因为劣根性的这个概念彻底揭破了他们的老底；文人和精英们之所以特别憎恨鲁迅，就是因为鲁迅用他那如同匕首和投枪似的笔，把中国几千年来文人和精英的虚假画皮剥了个干干净净。　　

中国人有没有劣根性？有。中国人劣根性最明显的表现，就体现在一部分文人和精英们的身上。身为一个中国人，却说，“假如有来生，当兵就当美国兵”，“救美国就是救中国”。能说出这样话，是不是劣根性使然？爱国学生在法国严重侮辱我中华民族的时候，自觉抵制法国的“家乐福”，可有人却说“管好自己的事情就是最好的爱国”，这种话算不算是劣根性的标志？制定了“市场换技术，打工换外汇”策略的人，身上具不具有崇洋媚外的劣根性？将外国的垃圾文化和垃圾产品引入中国的，将洋节和洋教引入中国的，是不是文人和精英们干的？这些问题所体现出来的，是不是最典型的民族劣根性？这样说可能等于正好为摩罗先生的结论提供了依据：这些事情不都是发生在“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之后吗？所以，中国人的劣根性是“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造成的。那么，挽大明王朝于即倒的于谦和力抗满清的袁崇焕，功在民族，利在国家却遭人陷害而身死家灭；誉满江南但气节尚不如一个妓女的大儒钱谦益，在旧主尚在的情况下，主动背明降清。等等等等，这些难道不是国民劣根性造成的？这些也是发生在“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之后的事吗？　　

为了证明“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先贤们精神崩溃，摩罗先生竟然不惜这样来歪曲历史：“清末时期，中国受尽了西方殖民者的凌辱和掠夺，可是那几代人一直没有低下头来。无论是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还是光绪皇帝、慈禧太后，以及或开明或保守的各路大臣，没有人被西方殖民者所编造的意识形态谎言所诓骗。他们对于殖民掠夺者的丑恶行径具有清醒的认识，一直不接受西方人所建构的意在为其殖民掠夺服务的世界图式，一直把西方意识形态当作一种地方性知识拒之门外，而没有主动地将自己安放在西方意识形态给我们设置的屈辱地位。”

历史的真实状况如果真的如此，那“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这句话又是谁说的呢？曾国藩和李鸿章在西方殖民者的武力威胁面前真的没有低下过头吗？那就请去看看曾国藩和李鸿章在处理“天津教案”和处理“马嘉里事件”时的表现吧。　　

为了证明回归康梁，回归“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洋务运动”道路，回归孔孟之道能够救中国，摩罗先生在《中国站起来》一书中，以大量的笔墨，以高度的热情盛赞了“洋务运动”的主导人曾国藩、李鸿章等和推动了“戊戌变法”的康有为和梁启超。但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洋务运动”不仅没有挽救得了中华民族，反而还将中华民族推向了更加苦难的深渊。从此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这两座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大山之上，再加上了一座官僚资本主义的大山。摩罗先生如此地推崇“洋务运动”和急切地盼望“回归康梁”而拒绝毛泽东及毛泽东时代，是因为“西学为用”既可能使“中国站起来”，而“中学为体”又必然不会使儒家思想倒下去。但不应忘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洋务运动”及康梁主导的“戊戌变法”之所以遭到失败，就是由于他们不懂得“体”与“用”的相互关系，或是虽然懂得了“体”与“用”的关系，但为了维护本阶级的利益，也不得不这样做。“体”与“用”之间的相互联系是回避不了的，器物改变之后，必然会引起人们思想观念的改变。思想观念改变之后，必然又会引起社会结构、政治体制和传统文化的改变。　　

中国站起来，只有文人和精英的站起来是不够的，只有广大的工农劳苦大众也都站了起来，中国才算是站了起来。广大的工农劳苦大众只有精神上的站起来，也不能算是站起来。只有广大的工农劳苦大众在政治上经济上都站起来，才能算是真正地站了起来。衡量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是站了起来，还是倒了下去，有一个极为简单的标准，那就是看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的妇女是站了起来，还是“躺”了下去。在《中国站起来》一书中，摩罗先生说：“一九0九年，看不到中国崩溃的是有眼无珠；二00九年，看不到中国崛起的也是有眼无珠。”“一九0九年，看不到中国崩溃的是有眼无珠”这句话，摩　罗　先生说得非常的准确；可“二00九年，看不到中国崛起的也是有眼无珠”这句话，摩罗先生就有点信口雌黄了，或者是为了迎合什么。这句话可能连摩罗先生自己都不相信，而且在逻辑上也存在着明显的自相矛盾。中国都崛起了，还用得着你劳心费力地高叫什么“中国站起来”吗？在几千万工人失业、上亿的农民失地、大量的少年儿童失学、大量的官员失足、上亿的工人农民又重新沦为资本的奴隶的时候，在一个上千万妇女被逼迫得要靠出卖肉体来养家糊口，在一个黑心砖窑、杀人矿井、血汗工厂普遍存在的社会，在一个官员和普通的国民都争先恐后地往外国跑，青年妇女以争嫁外国人、甚至是外国的老头子都为荣的国度里，摩罗先生硬是看出了正在崛起，不知是具有怎样的“慧眼”？摩罗先生看到二00九年正在崛起的唯一依据，可能就是所谓的GDP增长。三十年来，中国的GDP确实是一直都在增长，可那付出的是怎样的一种代价？污染的天空、大地、河流、空气，何时才能恢复原有的洁净？血汗工厂、杀人煤窑、黑心砖窑，何时才能不再流血；光秃的山川，何时才能绿树成荫？工人和农民，何时才能不再受奴役？“躺”下去的姐妹，何时才能站起来？出卖而且还是贱卖给外国资本的工厂和矿山，什么时候才能回到人民的手中，战略资源的稀土，何时才能不再只卖个萝卜的价钱？靠这样的代价支撑起来的GDP增长，能够持续多久？　　

崛起与崩溃，先进与落后，强大与弱小，富裕与贫穷，优与劣，这些概念都是相对的。没有对比，仅凭自我感觉就对自己崛起与强大做出的认可，与意淫相比又差了些什么。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在一个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中实现崛起，离不开一个全民族的共识，离不开一个正确的、完整的、长期的发展战略，离不开强大的民族凝聚力，离不开一个坚强有力的领导核心，离不开强劲的战略执行力，离不开超凡的胆魄与坚韧的意志。目前的中国是世界上唯一还没有完成统一的大国，不仅台湾离大陆越来越远，而且西藏和新疆也产生了越来越强烈的分离倾向。如果在我们的共识、战略凝聚力、胆魄与意志等方面还一切都正常的时候，台湾问题，西藏和新疆的问题也许不仅不能造成多大的麻烦，而且还可能早已解决了。可是看一看我们如今在处理上述这些问题上的表现，相信每一位真正的中国人不仅会对我们民族的未来产生深深的忧虑，而且可能更会感到深深的恐惧。　　

二0一0年一月六日，美国国防部宣布向台湾出售价值六十四亿美元的升级版的“爱国者”导弹。对“爱国者”导弹稍微了解的人都知道，升级版的“爱国者”导弹具有拦截对方弹道导弹的能力。拦截弹道导弹，离不开卫星的引导。台湾没有自己的军用卫星系统，若使“爱国者”导弹形成真的战斗力，那么就必须使用美国的军用卫星。因此，美国售台“爱国者”导弹，意味着要将台湾纳入自己的战区导弹防御体系，此举的政治意义要远远地大于军事意义，意味着美国将对台独势力提供更多更有力的支持，将给中国的统一制造更大的障碍。在美国宣布售台“爱国者”导弹之后，我们是否看透了其幕后的潜在用意？都采取了哪些有力的反击措施？我们的有关部门除了“表示强烈的不满和继续关注”之外，只进行了一次反导试验。对美国潜在地宣布对台湾提供军事保护，对如此严重阻碍中国统一的行为，我们的有关部门却只进行了一次防御性质的反导试验，然后便杳无声息了。一个男人，当流氓闯入其家，已经开始伸手侮辱他的妻子或女儿了，他却赶紧拿出一根松紧带，系在他的妻子或是女儿的裤脚上，然后大声高叫：“我要坚决保护你小腿的清白！”这样的保护与高声叫喊，有什么实质上的意义，对流氓是能起到威慑作用还是起到了纵容的作用？在如此严峻的国际局势面前，在国家的安全和统一面临如此严重的威胁的时候，凭着如此维护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的信心、决心、勇气和胆魄，就奢谈什么崛起，除了是意淫之外，还能是什么？　　

摩罗先生在《中国站起来》这部书里表达出来的爱国立场不会有任何的问题，摩罗先生的爱国激情可圈可点，可钦可配，可摩罗先生的认识，却实在是不敢恭维。立场的问题确立了之后，认识就成了解决问题的关键。中国人在认识的这个问题上，总是不时地就会出现一些问题，而且有时问题还很严重，甚至是致命的。中国人之所以在认识的这个问题上不时地就会出现一些问题，其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中国人长期养成的直线型的思维方式。这样思维方式的特点，就是不注重对事物内在运动规律的探究，不注重演绎推理，而只注重事物外部方面的直观变化，凡事总爱用事实和经验来说话。所以中国有句古话，叫做“不见棺材不落泪，不到黄河不死心。”这样的思维方式，难以对自然科学的发展起到根本性的推动作用。因此，中国古代只能产生算术，而产生不了数学，中国古代的自然科学的发展，只能靠经验的堆积而成，所以很难发生质的改变。而自然科学的停留与滞后，又反过来影响了社会科学的发展，从而使中国古代的社会科学在解释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上，要么是静止不变，要么就是玄而又玄，因而才导致了中国人思维方式的凝固，也造成了中国古代社会形态的相对稳定。在认识这个问题上，就连信奉辩证唯物主义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早期的时候，也经常犯路线上的错误。直到用几十万红军将士和共产党人的鲜血和生命交够了这笔学费，才认识到了毛泽东的正确，当时的中国共产党人才普遍相信了毛泽东思想才是真正的科学。对于中国目前为何会出现精神崩溃问题，摩罗先生把它归结为是由于那些精英和体制内的文匪们身上的“洋奴”情结造成的。这样的归结，摩罗先生做得很准确，但是，摩罗先生在总结那些精英和体制内的文匪们是如何产生浓重的“洋奴”情结时，可能是为了回避什么，却硬生生地将中国的历史割断了八十年，从二十世纪初直接跨越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这样的割裂，不仅能将当今中国精英和体制内的文匪们身上产生的“洋奴”情结，与“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联系在一起，而且也能绕过毛泽东与毛泽东时代。其实摩罗先生最想、也最应该割断的是从“五四运动”到毛泽东时代的这六十年，而这六十年，正是中国人民在“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启蒙与召唤下，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的率领下，进行艰苦卓绝的拯救中华民族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强盛中华民族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六十年，是中国人民走向站起来的六十年，是走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的六十年。在无法否定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性的情况下，只有割断这六十年的历史，割断中国人民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从而才曾经站起来过的这段历史，才能将中国重新引回到孔孟之道上来。　　

其实，不论是社会主义道路，还是孔孟之道，只要能够引领中华民族走向强盛，就不妨走下去；不管是毛泽东思想，还是儒家思想，只要是能够将中华民族凝聚在一起，我们都可以信仰。可是，历史已经充分证明了，孔孟之道不仅不能引领中华民族走向强盛，而且还只能导致中华民族走向衰落；儒家思想不仅不能将中华民族凝聚在一起，而且还只能使中华民族成为一盘散沙，导致落后挨打，因此才留下了直到今天还仍然需要摩罗先生在不断地发出《中国站起来》的呐喊。今天，为了证明中国的传统文化的先进与强大，在中国出现了一种奇怪的论调：“由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分被满清给过滤掉了，所以才造成了中华民族在近代的衰落。”当年，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满清统治者极有可能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精华部分过滤掉，然后塞进更多的糟粕。中华民族近代的衰落与挨打和满清统治者的腐朽昏庸与短视有直接的关系，满清统治者对中华民族在近代的衰落与挨打负有无法推脱的历史罪责。可是，宋明两代时期的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还没有被满清统治者过滤过吧，那宋明两代因何却亡了国？莫不是从唐宋明时期中国就开始自己过滤掉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分？　　

我们的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中有没有糟粕？中国人的国民劣根性与儒家文化是怎样的关系？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危机是因何产生的？是“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先贤们对国民劣根性的揭露和批判造成了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的崩溃，进而又导致中华民族遭到了西方和日本的侵略与奴役才产生了深重的民族生存危机？还是中华民族在儒家思想的束缚下，造成了日益衰落，从而在反抗西方和日本的殖民入侵屡遭失败的情况下，才产生了深重的民族生存危机？“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先贤们对国民劣根性的揭露和批判是为了进一步禁锢和麻醉中国人的思想和精神？还是为了通过对国民劣根性的揭露和批判，唤醒精神严重麻木、血性严重缺失的国民，在完成拯救中华民族的同时，进而完成拯救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历史重任？摩罗先生之所以生拉硬扯地将国民劣根性这个问题推到西方殖民者与“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先贤们的身上，声嘶力竭地否认国民劣根性的存在，硬说国民劣根性这个问题是西方殖民者与“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先贤们臆造出来的，是强加在中国人头上的。摩罗先生也应该知道，国民劣根性只能是客观存在的，而不是他人能够主臆想出来的，更不是外部能够强加的。只不过是在没有经过对抗和较量的情况下，国民劣根性显现不出来而已。在中华民族与西方民族以及日本的较量中，中华民族的劣根性不仅暴露了出来，而且还暴露出了其产生的原因。可是，这足以致中华民族于死地的劣根性在暴露出来之后，又被那些虚荣心极强，妄自尊大，善于自我掩饰的文匪们编织成了“皇帝的新衣”。为了挽救中华民族，鲁迅等“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先贤们不得不将其喝破罢了。鲁迅等“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先贤们喝破文匪们精心编织的这件“皇帝的新衣”，开展对国民劣根性批判的重要意义就在于找出了导致中华民族衰落的病根。并通过开展对国民劣根性的批判，将精神麻木已久的同胞从沉睡之中唤醒，勇敢地反抗西方殖民者的奴役，以挽救中华民族，而绝不是什么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自我丑化，更绝不是什么对中华民族精神的自我矮化。谎言编织着最怕与最恨的人和事，就是莫过于将其精心编织的谎言戳破了。　　

国民劣根性的产生，只能是传统文化及社会经济架构和政治架构造成的。中华民族产生了如此深重的劣根性，孔孟之道难辞其咎。摩罗先生拒不承认中华民族存有劣根性，并说劣根性这个问题是西方殖民者与“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先贤们主观臆造出来并强加给中国人的。这种说法，真是即为孔孟之道进行了开脱，又给“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先贤们泼了脏水。这样的篡改历史，真是起到了一箭双雕的功效。　　

正如摩罗先生所说的那样，国民劣根性的问题是任何民族都存在的，而不是中华民族所特有的。中华民族在与其他民族的对抗中表现出来的最明显的劣根性，也是导致中华民族在与其他民族对抗中落败的主要原因，就是我们这个民族缺少血性。由于缺少血性，才导致了我们一贯逆来顺受，唾面自干，进而才造成了民族精神的麻木。由于缺少血性，才造成了我们认识上的混乱；由于缺少血性，才使我们中华民族遭受了如此多的苦难。因此，毛泽东的一生才要殚精竭虑地恢复中华民族的血性，鼓励人们的“反潮流”精神，提升中国人民敢于反抗的勇气。可惜的是，随着毛泽东的逝世，此举也就人亡政息了，中华民族在毛泽东时代恢复起来的那些血性，也被当做是“文革”差不多都被清洗掉了。至于如今我们这个民族的血性还残存了多少？这个问题不好回答。但是，只要我们中华民族还有一个妇女要靠出卖肉体来养家糊口，那就是中华民族全体男人的耻辱。只要看一看如今我们这个民族有那么多的妻子女儿和姐妹竟然要靠出卖肉体来养家糊口，而我们中华民族的男人又是怎样的一种表现，就知道我们这个民族的血性还残存多少了！　　

中华民族的命运可真苦，中国工农劳苦大众的命运真是更苦。中国有句古话：百年一轮回。可只有几十年，中华民族就走完了一个轮回。在火车都提速的时代，社会变革也随之加快了。曾经令中华民族差点就亡国灭种的孔孟之道，而且如果站在汉民族的角度去看，曾经真的令汉民族虽未灭种但也曾两度亡了国的孔孟之道，直到今天还能令某些人如此的痴迷，这就难怪那个连巫婆神汉都不如的李洪志也竟然能够拥有如此众多的誓死追随者了。在国力蒸蒸日上时候，凭借“三个世界理论”，手握“两弹一星”在国际上纵横迟骋的中华民族、乘坐着“运十”大飞机在蓝天上自由翱翔的中华民族竟突然自我阉割、自我矮化、自我殖民、自甘下贱，不仅雄鸡从此变成了草鸡，而且还自我产生了一大批的洋奴和买办，甚至是汉奸，莫不是中国人都成了《法门寺》里的贾桂？这一点，还真让摩罗先生说着了。至于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可绝不是摩罗先生所说的那个原因，借用一句广告词，那就是：“地球人都知道”。　　

中国要站起来，中华民族要崛起，中国的工农劳苦大众就必须要尽早觉醒。只是，前途虽然是光明的，可道路也往往是曲折的。中国人民曾经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率领下，踏着成千成万的先烈的血迹站了起来。如今中国人民要再度站立起来，那就必须还要沿着毛主席指引的道路走下去才行，只是但愿这条道路上别再洒满烈士的血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