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老子与中国政治略谈

伟大老子与中国政治略谈　　

探索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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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开中国自秦汉以来两千多年的历史，不难发现，有许多开明的封建专制帝王，为了其统治的长治久安，都曾把老子的“无为之治”当作一剂治世良方，而作为其封建专制统治的补充。汉、唐、清等诸朝都对老子和其《道德经》很推崇。在中国历史上，被视为封建社会的黄金盛世的所谓“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和“康乾之治”，其皆源于老子的“无为之治”。　　

一、       汉朝的“文景之治”　　

经历秦朝暴政和楚汉相争的政军之灾，汉初实行“与民休息”政策，崇尚“无为自化，清静自正”的“黄老之术”（《史记·太史公自序》）“黄”，指黄帝；“老”，即指老子。刘邦做了皇帝（公元前202年）之后，为了教育其子孙和大臣，利用在洛阳南宫举行盛大宴会庆祝胜利的机会，让大家总结他兴业立国的经验。众人纷纷发言。最后他说：“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运筹策帏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擒也。”（《史记·高祖本纪》）此后,他又指示陆贾总结秦朝失天下的教训和历代帝王治天下的经验，撰成《新语》十二篇。他认识到秦朝之所以灭亡，是由于统治者对人民残暴统治和残酷剥削，沉重的徭役，残忍的刑罚，逼得人民走投无路，才有陈胜、吴广的“揭干而起”。为了接受秦朝灭亡的教训，防止人民造反，他采取了“反秦之弊，与民休息”，与民生养的政策。他首先歼灭了众异姓王，消除内部的不安定因素。其次，为了安定边境，对匈奴采取“和亲”政策，并且开放“关市”。当时人民，饱经长期战争之苦，迫切需要休息生养。长期的连年战争，造成赤地千里，生产凋零，粮食奇缺，物价飞涨。他颁布诏书，主张对人民的经济生活不加干涉。鼓励士兵回乡生产，免除他们的田租徭役。减轻赋税，改秦时的十收其五为十五税一。受灾地区还可以免收租税，允许百姓把儿女卖到四川、汉中去找饭吃等等。这与老子在《道德经》中所主张的“无为之治”有些相似。据说老子之学源于黄帝，故当时又称其为“黄老之术”，或“黄老政治”。　　

刘邦死后，其子刘盈（公元前195年）继位,是谓惠帝。据史书记载他是一个不喜欢权术，而讲究实际的皇帝。他在相国曹参的协助下,继续推行刘邦的治国方针，轻徭薄赋，获得人民的欢迎，推动了社会经济的发展。据《史记·曹相国世家》载：曹参任国相后，推荐和选拔了一大批务实而不图虚名的官吏，用以代替那些不干实事而又好生事端的官吏。从此，一些具体的事务他就不再过问，整天在家喝酒闲聊；公卿大臣去找他请示政事，他也借故岔开，待之以酒，使其喝得酩酊大醉而归。惠帝见他整天不理政事，就让曹参的儿子窋（zhú）去问他。为此，他把儿子痛打了一顿，并骂道：你懂什么！国家大事岂用得着你多嘴！惠帝知道后便直接把曹参找去，亲自询问。曹参恭恭敬敬地问道：请问陛下，你与先帝相比，谁更英明？惠帝说：我怎敢和先帝相比？曹参又问道：我与萧相国相比，谁更贤良？惠帝道：似乎卿不及萧相国。曹参说：陛下说得很对。既然陛下不及先帝，我又不及萧相国，先帝和萧相国平定了天下，又制订了一套完备的法令政策，我们认真遵守，继续推行不是很好吗？惠帝听后，称赞道：很好！曹参根据“黄老之术”，认为只有当政者清静无为，简政安民，才有国家安定，百姓富足。这种思想正适宜于经过秦朝暴政和长期战祸之后，人民渴望国家安定的需要。　　

惠帝根据曹参的无为而治的思想，继续推行与民休息生养的政策。他奖励人口增殖与土地开垦，规定民女15岁至30岁如再不出嫁，就要罚款。他注意减轻百姓的徭役和赋税，两次修长城，每次只征民工十四五万人，每次每人不超过30天，把刘邦时的十五税一改为三十税一。他继续贯彻与匈奴和亲的政策,而获得了一个安定的边境。当时，百姓歌曰：“萧何为法，顜（jiǎng）若画一；曹参代之，守而勿失。载其清净，民以宁一。”太史公曰：“参为汉相，清静极言合道。然百姓离秦之酷后，参与休息无为，故天下俱称其美矣。”　　

刘盈死后，间经短时期的吕后听政后，刘恒（公元前180年）即位，是谓文帝。文帝继续执行刘邦的方针，推行一系列的治国利民政策，开创了“文景之治”的“盛世”。据《史记·孝文本纪》载：他选贤治国，大度安邦。他任陈平为相国。在一次朝会间，文帝问陈平：全国一年要审理判决多少案件？收入支出多少钱粮？陈平道：这些事都有主管的官吏。文帝问：主管的官吏是谁？陈平道：陛下要了解审理判决案件的事可问廷尉，要了解收支钱粮的事可问治粟内史。文帝又问：既然如此，那么要你干什么？陈平道：作为相国，上辅佐天子理阴阳顺四时，下抚育万物之宜，外镇抚四夷诸侯，内亲附亿万百姓，使公卿大夫各尽其职。文帝听后乃称善（《史记·陈丞相世家》）。　　

他对边境上外邦的骚扰，采取以安抚为主，辅之以武力的政策。公元前184年，桂林南海一带的南越王赵佗称帝，进攻长沙等。对于南越的骚扰，文帝并没有采取兴师征讨，而是采用安抚的办法。他一方面派人给赵佗修理祭祀在真定（今河北省正定）的祖坟，又派赵佗的好友陆贾带着书信和厚礼去见赵佗。文帝在信中说：得了你的土地、财富，汉朝也大不了、富不了。以后服岭（今大庾岭）就由你管理吧。然而，你称皇帝，势必形成天下有两个皇帝并立，你再不派使者来说明，就必然引发争端。有了争端，相争而不相让，仁德之人是不取的。为此，我愿与你消除争端，也希望你以后不要再来犯了。从而使赵佗取消帝号，向汉称臣。　　

他与民休养，轻徭薄赋。文帝十分重视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他曾多次讲：农业是天下的根本，百姓有吃有穿，天下才会太平。他即位后的第二年，免去田租的一半；13年后，完全免去。每年春天，他亲率大臣耕作，生产用作祭祀的粮食。他规定农民种地没有种子，由各县借给；没有口粮，由各县贷给；发生天灾，由各县账济。　　

他减免酷刑，带头执法。他废除“连坐罪”。有一次文帝问众大臣说：法律是治理国家的依据，用其来禁暴止乱，引导人们尊崇善行。然而现在，不仅犯人要被定罪惩处，而且还使他们无辜的父母妻子受株连。我很不赞成这种做法。你们对此是如何看待的呢？众大臣说：百姓不能自己管理自己，所以要制定法律来约束他们。制定连坐的刑罚，使其父母妻子受刑，以威慑百姓的心理，使得他们不敢轻易触犯法纪。这种做法由来已久，还是切实可行的。文帝说：我听说法律公正则百姓忠厚，刑罚得当则百姓顺从。更何况，管理百姓并引导他们向善，是官吏的职责。现在官吏既不管理又不引导百姓向善，只知用酷刑苛罚对待百姓。这样不仅不能禁止百姓违反法纪，还可能促使他们违反法纪。我看不出这种办法有什么可取之处。我希望你们能再认真地考虑考虑。众大臣说：皇恩浩荡。我们是不及的。那就让我们遵照陛下的旨意，废除一人犯罪，株连其父母妻子的法令。　　

此后，他又废除“诽谤罪”和“肉刑”。他说：古代治理天下，朝廷设有进献善言的旌旗和书写恶语的木柱。以此，使人们发表意见，畅通治国之道。现在法律上有诽谤妖言之罪，这就使得大臣不敢畅所欲言，皇帝也就无从听到自己的过失。那就更不能让远方的贤良到朝廷来做官了。应该废除这一法律。百姓中还有指责咒骂皇帝的人，他们当时约定互相隐瞒，可是到后来因故反目成仇，又互相揭发。官吏就认为这是大逆不道。如果还有其他言论，官吏又可认为是诽谤。这些都是百姓的愚昧无知。根据这些情况，就治其以死罪，是非常不应该的。从今之后，犯有这种罪行的人，就不要再审理治罪了。他下诏说：听说有虞氏时，画出犯罪人衣帽的图画，以其示众，使他感到羞辱，从而以后也就不再敢触犯法律了。这是为何呢？这是因为政治的极端清明。而现在，法律肉刑就有三种，而奸邪犯法之事仍然不能禁绝。问题在哪里呢？这不就说明我的德行浅薄，教化又不清明的缘故吗？这使我感到非常惭愧。训导失职，愚昧的百姓就要遭受刑罚之苦。《诗》说：“恺悌君子，民之父母。”而现在却是，事前不教育；等到他犯了罪，也不给其悔过自新的机会就刑罚加身。他想改过也没有机会了。我非常怜悯这些人。现在的刑法之重，轻则刻肌刺肤，重则斩肢断体。这是多么残忍而又缺德的事情啊！这哪里有半点“为民父母”的作为呢！以后，应该废除肉刑。　　

《资治通鉴》等中载：文帝不仅亲自过问法律的制订，对一些极端不合理的条文加以修改，而且坚持法律一经制订，就要人人遵守，皇亲国戚和他自己也无例外。如有一次，文帝外出路过中渭（wèi）桥（长安附近，渭水之上），恰巧一人从桥下走出，把文帝骑的马惊了。文帝一怒之下，很想加重制裁那人。廷尉张释之却对文帝说：法律对每一个人应该都是一样的，不应该以人的贵贱而变更。文帝称赞他做得对。结果按量刑标准，对那人只处以了罚金。他提倡简朴，反对奢侈。文帝一生简朴，这在封建帝王中是罕见的。他在位23年，宫室、苑囿、车马、服饰、用具等没有增加多少。一次，他想修建一个露台，找来工匠一算，需要黄金一百斤。他说：一百斤黄金相当于十家中业之家的产业，我奉守先帝的宫室，还常常惟恐有愧，再花这么多钱修个露台干什么？因此，也就放弃了这个打算。他经常穿着粗布衣服。他对其所宠爱的慎夫人也不许衣服拖至地面，不许在纬帐上加刺绣。他修建的霸陵全部采用瓦器，不许使用金银作装饰，不许建筑奢侈的陵墓。注意节省人力物力，不去侵扰百姓。他在遗诏中说：天下万物没有不死亡的。人的死亡是天下万物的规律，没有什么值得过分悲痛的。况且我生前不德，没有让百姓得到什么好处，死后再让百姓为我悲痛，就更使我深感惭愧了。给我送葬的车马，不许陈列兵杖；送葬人戴的孝带带宽，不许超过三寸。治丧期要短，期间不要禁止百姓结婚、祭祀、饮酒、吃肉。后宫夫人以下至小使，都遣散回家。　　

刘恒死后，其长子刘启（公元前157年）继位，是谓景帝。景帝继续其父文帝的治国之道。他发展农业，繁荣经济。虽然，他在即位的第一年，复收农田半租，坚持三十税一，但这仍然是很轻的税收。他又规定，男子20岁才开始服役，与过去相比，也推迟了几年。公元前142年1月，在一天之中，国内发生了三次大地震。他怕粮食短缺，命令内史、各郡县都不许用粮食喂马；裁减在京列侯，让他们回其封地。　　

他继续减轻肉刑。文帝时废除肉刑本来是个好事，可是改打板子后，有的犯人被打至500板子或300板子时，就被活活打死了。景帝即位不久，就有被打死的犯人家属进京告状，说：为什么没有死罪，却遭到死刑呢？于是，在公元前156年5月，景帝下令重新修改条律：把打500板子改为打300板子，300板子改为打200板子。但是，这样仍然还有被打死的。因此，在公元前144年4月，景帝又下令修改条律：把打300板子改为打200板子，200板子改为打100板子；并规定，只许打屁股，不准打其它地方。这样以来，就再也没有出现被打死的情况了。　　

由于景帝体恤民情，发展生产，使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把文帝开创的安定富足局面又推进了一步，出现国家安定、百姓富足的景象。史称“文景之治”。据历史记载：当时，百姓的骡马拴满街巷。地方官府的仓库里装满了钱粮。陈粮还没用完，新粮又进仓了，仓里存不下，只好堆放在露天任其霉烂；串钱的绳子因年久烂断，铜钱散落满地，无法清点。小吏任职长的，竟做了一辈子。因此，竟使一些官吏把其官号变成了姓氏。当然，官方史书不可能没有水分。对此，司马迁也做了一些交代，诸如：他说文帝在其元年就宣布废除“株连罪”，然而，他又说也就是这个文帝在其十七年，因发现新垣平“欺骗”了他而诛灭其三族。他说景帝爱民如子，然而他又说也就是这个景帝嫁祸与人，残杀晁（cháo）错及其全家以推委己过。　　

  老子的清静无为思想支配汉朝竟达六、七十年之久，直到汉武帝才倾慕儒术。西汉王朝经过高祖、惠帝，特别是“文景之治”，使经济出现巨大的发展，达到其繁荣昌盛的顶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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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唐朝的“贞观之治”　　

唐代，唐高祖、唐太宗认老子为先祖，封其为“祖神”、“族神”。在乾封元年，唐高宗亲至亳州（今安徽省亳县）“老君庙”祭拜，追号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仪夙三年，高宗诏《道德经》为“上经”，规定百官皆要习诵《道德经》，并作为考选官员的科目之一。唐玄宗开元二十一年，诏令全国各地每户必备一部《道德经》，每年贡举人量减《尚书》、《论语》两策，加《老子》策；开元二十五年，诏两京及诸州各置“玄元皇帝庙”一所，并置“崇玄学”，令生徒诵习《道德经》、《南华经》（俗称《庄子》）等道家诸子；天宝元年，诏《汉书·古今人物表》玄元皇帝升入“上圣”（《旧唐书·礼仪志四》）；天宝二年，追尊玄元皇帝为“大圣祖玄元皇帝”；天宝八年，亲谒（yè）太清宫，册圣祖玄元皇帝尊号为“圣祖大道玄元皇帝”；天宝十三年，亲朝献太清宫，上玄元皇帝尊号为“大圣祖高上大道金阙玄元天皇大帝”，颁御注《老子》并义疏于天下；甚至还亲受道教法箓（lù），成了道士皇帝（《旧唐书·玄宗纪》）。老子成了“圣祖”—— 大圣祖高上大道金阙玄元天皇大帝，《老子》成了“圣典”——《道德真经》。　　

李世民，公元599年即位，是谓太宗，年号“贞观”。太宗是中国历史上杰出的政治家，封建社会中少有的有建树的皇帝。他在位23年中，政治清明，经济繁荣，被誉为“贞观之治”。　　

他以隋为鉴，纳谏如流。他即位以后，非常重视从隋末农民大起义中，吸取隋朝灭亡的教训。以隋亡为鉴，“夙（sù）夜孜孜，惟欲清静”，“居安思危，戒奢以俭”，“俭以息人”，使“百姓安乐”。他注意选用廉吏，惩罚贪官，减轻剥削，与民休养。他经常对大臣讲：隋炀帝总是不满足，到处搜刮民脂民膏，最后导致家灭国亡。而我总想清净寡欲，不去扰乱百姓。君王只有能约束自己，百姓生活才有保障，天下才有太平。他非常信从老子的“我无为而民自化”，“多言数穷，不如守中”。他说：“君无为则人乐。”（《贞观政要·务农篇》）“朕每日坐朝，欲出一言，即思此一言于百姓有利益否。所以不敢多言。”（《贞观政要·慎言篇》）他还告诫儿子：百姓犹如大海，君王犹如大海中的一只船。大海既能载船，也能翻船。知道耕种的不易，才可能常有饭吃；知道马的劳累，才可能常有马骑。天子者，有道则人推而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　　

他对百姓的剥削较有节制，继续推行均田制。他能虚心接受臣下的意见。他问魏征：皇帝怎么才明？怎么才暗？魏征答：兼听则明，偏听则暗。他很赞成这句话。他和宰相研究国家大事时，都让谏官们参加，鼓励他们发表意见，指出过错。他说：自古以来，君王一生气，便随意杀人。夏朝的关龙逄，商朝的比干，都是因谏被杀；汉朝的晁错，也是无罪被杀。我总是提醒自己，以其为戒。为了国家的利益，请你们经常指出我的过错，我一定认真接受。他告诫大臣：中书、门下都是执掌机要的机关。诏书敕（chì）令中，如有不便执行者应该提出异议，而现在只见顺从，不见反对。如果单做行文的事情，谁不会做！何必要选拔人才来做官！他为了集思广益，设立了议事制度。规定凡国家大事，中书省的各官员，都要先用自己的名义提出主张，再共同讨论各抒己见；经中书省长官中书令核准后，再由门下省审议驳正；最后奏请皇帝裁决。这样，军国大事不易出大错。魏征就是一个主张以“无为”治国的名臣。他说：“无为而治，德之上也。”（《贞观政要·君道篇》）“将以道德教民，使质朴不伪诈也”，“使智慧之人治国，必远道德，妄作威福，为国之贼。不使智慧之人知国之政事，则民守正直，上下相亲，故为国之福也。”（《群书治要》）当唐太宗听说魏征病死时，痛哭失声，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明兴亡；以人为镜，可以知是非。魏征的死，使我失去了一面镜子。　　

他知人善任，整减刑罚。他在即位时即向臣下阐明了自己的用人标准，他说：君王必须大公无私，才能得天下的民心。我和你们每天的衣食，都是取自百姓。所以设置的官吏，就得为百姓办事。应该选用贤才为官，不应根据关系亲疏、资历深浅决定官职的高低大小。如果疏人新人是贤良，亲人旧人是庸劣，就应该舍弃庸劣而举拔贤良。又说：为事择官，不可草率。用一个好人，其他的好人也来了；用一个坏人，其他的坏人也来了。又说：用人如器，各取所长。只要留心就可以从新人、疏人，甚至敌人之中，发现文武奇才。他用人的标准，一是道德品质，二是工作能力，三是实际表现和公众的反映。他不同于隋文帝“事皆自决”，而是“择天下贤才，置之百官，使思天下之事”（《资治通鉴》），集中众人的智慧治理天下。为了更多地选拔治国人才，他十分重视推广和完善隋朝所创立的科举制度。当他看到参加竞考进士的举子们鱼贯走进考场时，高兴地说：天下的英雄尽入吾彀（gòu）中矣！　　

为了巩固政权，他非常重视法律建设。从即位开始，他就组织人才多次对法律进行修改和编撰（zhuàn）。经过十多年的实践和修改，在公元637年（贞观十一年）正式颁布唐律12篇，亦称“贞观唐律”，共500条。刑罚有所减轻，内容比较完整，条目比较简要，体式比较严整，司法机关的职权和办案人员的职责比较清楚和明确。他重视人命，严格命案的审理和判决。贞观五年开始命令对天下的死刑犯必须经过三次检验申请，在京各司要经过五次检验申请，执行的这一天，尚食局供应的只有蔬菜，内教坊和太常寺不许奏乐。　　

他有力有节，友好邻邦。唐朝初期，突厥是其边境上的主要威胁。在贞观四年，他利用突厥内部矛盾，不失时机地将其击败，使得西北诸异邦主动纷纷到长安朝见，尊太宗为“天可汗”。他发展西域的交通，促进边境贸易和文化的交流。　　

他知错改错，慎终如始。他在晚年，骄矜（jīn）享乐的思想有所滋长。贞观二十一年，他为避暑，下令兴建紫微宫和玉华宫，耗费巨大的人力和物力；他为了侵略高丽，广增赋税，逼得百姓变卖田宅，甚至卖儿卖女，造成物价上涨，社会骚动。然而，他能接受房玄龄的劝谏。房玄龄谏道：“《周易》曰：‘知进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丧。’又曰：‘知进退、存亡，不失其正者，惟圣人乎！’由此言之，进有退之义，存有亡之机，得有丧之理。老臣所以为陛下惜之者，盖此谓也。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谓陛下威名功德，亦不足矣。’”（《旧唐书·房玄龄》）他一旦觉察，能立即改正。为此，他曾对太子李治说：你应当从历史上寻找古代贤哲的帝王作为榜样，像我这样是不足以效法的。我即位以来，做了许多错事：锦绣珠玉不绝于前，宫室台榭（xiè）屡有兴作，犬马鹰隼（sǚn）无远不至，行游四方劳民伤财。这都是我的大错，你可不要跟着学。唐太宗经常以史为鉴，以“慎终如始”为座右铭，警戒自己。他给群臣说：古代帝王有的能平定境内，却不能征服境外的戎狄。我的才能比不上他们，可成绩却比他们大，这是什么原因？我成功的原因有五条：一是从前古代的帝王往往嫉妒有才能的人，而我视别人的才能犹如自己的一样。二是一个人的能力有限，不能样样都行，而我总是利用别人的长处，避免其短处。三是君王重用贤良的人，喜爱得恨不得抢到自己怀里来，然而不能正确地对待他们的错误；我不仅能正确地对待他们的错误，而且还使他们得到适当的待遇。四是君王常常憎恨正直的人，明杀暗诛，历朝都有，而我却能褒奖正直。五是自古以来，都是贵中华贱夷狄（dí），而我却没有这种偏见。因此，境外的邻邦都愿意来归服。　　

据史载：唐太宗即位不到几年时间，就使得农业连年丰收，流民都回归乡里，粟米每斗三四钱；监狱常空；牛马遍野；夜不闭户，路不拾遗；出门旅行，不必自带粮食，路上有人供饭。尤其是山东一带，对过路的旅客，除供给饭食，有的还赠送礼物。贞观四年全国被判死刑犯共二十九人。几乎达到可以放弃刑罚不用的地步。贞观五年十二月辛未，太宗亲自审查罪犯的罪状，遣返死刑犯二百九十人，命令他们第二年秋末自己回去受刑。后来因他们都能按期返回，为此太宗也就赦免了他们。当然，其中不免有溢美不实之词，但也确实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太平和繁荣。史学家称这段时期为“贞观之治”。　　

三、       清朝的“康乾之治”　　

爱新觉罗·玄烨（yè），公元1661年即位，是谓康熙帝，年号康熙。他在位六十一年，是中国历史上统治时间最长的一个皇帝。　　

在他统治期间，他重视农业生产，实行较开明的土地政策，曾多次下令将原明蕃王的土地，归当时的耕种人所有，并减免了若干年的租赋。他鼓励垦荒，把督垦荒地的多少作为奖惩地方官吏的一个标准，并限制满州贵族对土地的兼并，以缓和阶级矛盾。通过这些措施的实施，促使被长期战乱所破坏的社会生产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　　

他平定了西南藩政，消灭了台湾的郑氏政权，统一了中国版图。他先后两次带兵亲征，平定了噶尔丹叛乱，派兵击败了入侵黑龙江流域雅克萨等地的沙俄军队，签订了《中俄尼布　　

楚条约》。维护了国家的主权和领土的完整。　　

玄烨死后，其第四子胤（yìn）浈（zhēn）公元1722年即位，是谓雍正帝，年号雍正。他在位13年勤于政务，实行徭役摊丁入亩的制度，无财产者不出丁银，以减轻劳苦大众的负担。　　

胤祯死后，其四子弘历，公元1735年即位，是谓乾隆帝，年号乾隆。他在位的六十年中，继承和发展了康熙和雍正所苦心经营的繁荣局面，使其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最繁荣的时期。　　

他继续注重农业生产，减免租赋，账济灾荒，兴治水利，促进农业经济的发展。他注重对西北和西南边疆地区的治理，平定了新疆和西南地区的叛乱，并迁徙内地人到当地垦荒屯田，开发边疆，巩固和发展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他重视文化的发展，下令编撰《四库全书》，使许多重要的史料得以保存，开创了一代“乾嘉朴学”学风。　　

虽然前有康熙帝的大兴“文字狱”，后有乾隆帝的奢侈无度，六次南巡，耗资巨大，但从总体上来说，在他们统治时期，还是曾经使社会出现过安定和繁荣景象，因而史学家把康熙和乾隆时期合称为“康乾之治”。然而，由于乾隆晚年宠信贪官和珅（shēn），致使官场营私舞弊，贪污盛行，而使清王朝从此开始走向了衰落。　　

何谓“无为”？尊道循德之谓也！所以“无为之治”，即遵循“损有余而补不足”的“天之道”也！　　

在中国历史上，被视为封建社会的黄金盛世的所谓“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和“康乾之治”中的“无为之治”，其实也并非真正的“无为之治”，当然也不是“损有余而补不足”的“天之道”，仍然是“损不足以奉有余”的“人之道”，只不过是减轻了对人民大众的压迫剥削的某种强度而已。从本质上看，封建社会就是为少数“官”“富”者谋求利益幸福的社会，并且凡是为少数“官”“富”者利益的社会，都必定是对绝大多数“民”“贫”者谋图压迫剥削的社会，都必定是“损不足以奉有余”的“人之道”的社会。“损不足以奉有余”的“人之道”是现人类“私欲”的“自然”。　　

 “天之道，其犹张弓欤！高者抑之，下者举止；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牺牲绝大多数人的利益幸福，而服务于极少数人的利益幸福的社会是不合理的社会；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幸福的社会是合理的社会。而那极少数人的利益幸福，也就存在于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幸福之中。“天之道”的社会，符合于人的“理性”，但是有悖于人的“私欲”。要使人的“私欲”与“理性”一致起来，却需要今人向未人有意识的提升。因此，由“损不足以奉有余”的“人之道”，向“损有余而补不足”的“天之道”转变的过程，必定也是一个不断地克服“私欲”而提升“理性”，达到“理性”普遍“自觉”的过程。“损不足以奉有余”的“人之道”，是人类“私欲的自然”；“损有余而补不足”的“天之道”，是人类“理性的自觉”。　　

老子说：“孰能有余以奉天下？惟有道者。”只有那些“孔德之容，惟道是从”尊道循德的人类，才能在自己的社会中和在与自然界的关系中实行“损有余而补不足”的“天之道”。要实现这个课题，不能设想只靠几个“圣人”的恩惠、几十年的奋斗就可以解决；而是要靠数代、数十代人的长期奋斗，它有待于今天的人类普遍地整体地向“圣人”层次上的飞跃。在此，笔者之所以说“不能设想只靠几个‘圣人’的恩惠”，不仅仅是《国际歌》上说的那个意思，还在于“大家的事，要大家干”，谁也不应该“不竭尽全力而只坐享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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