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见林:市场让我们远离幸福?
市场让我们远离幸福?
刘见林
《富裕带来的的挑战:1950年以来美国和英国的自制和福祉》(The Challenge of Affluence : Self-Control and Well-Be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Britain since 1950)艾夫纳·欧弗尔(Avner Offer)著,牛津大学出版社2006年4月27日出版,精装本472页,定价45美元。
我们的生活水平在不断地提高,我们的娱乐方式在不断地丰富,我们的寿命也在不断地增长--对此,一个铁证如山的证明似乎是,古代最奢华的帝王所能得到的物质享受也难以和现在的哪怕是一名中产阶级相提并论(人们总是信誓旦旦地那么宣称)!然而,倘若我们扪心自问:富裕之后的我们幸福了吗?恐怕很少有人能给予一个肯定的答复。事实上恰恰相反,富裕后的我们似乎变得更加空虚和孤独,更加烦躁和不安。这是一个多么大的讽刺!
尤其是在当前的中国,在这个正在热火朝天地进行着无论从速度还是从规模上都几乎是史无前例的工业化建设的国度,虽然其国民生产总值得到了巨大的提高,并挤身为全球第四大经济体,但同时也出现了非常悬殊的贫富差距、城乡差距以及地域差距,教育、医疗和社保的不完善,以及那让人发疯的交通堵塞、那无休无止的噪音、那恶劣的空气质量,还有那不时来光顾一下的沙尘暴……所有的这一切,使得整个社会陷入了一种烦躁不安的状态,所谓的幸福根本无从谈起。
面对此困境,我们的思想家和学者的看法不尽相同:主流经济学者会认为它是社会进步所需要付出的代价,或者说,是社会进步中必不可少的一个阶段;而那些富有批判传统的人文学者,以及一些非主流的经济学者则更倾向于持悲观态度,他们认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消费社会(consumer society)是对人性的腐蚀,带给我们的只能是慢慢地毁灭。牛津大学经济史教授艾夫纳·欧弗尔就属于后者。这位出身于以色列,既当过兵,也做过农民、做过工人的非正统经济学者对所谓“市场选择是个人和社会福祉的最好保证”的说法怀有强烈的质疑。
经典经济学认为,自由市场是国家富裕的前提,而个人选择是自由和幸福的保证;但欧弗尔却不这么认为。他在《富裕带来的的挑战》一书里指出,虽然从1950年以来,美国和英国的物质财富大大提高了(相比1950年,增加了三倍多),但与之相伴而生的是一系列的个人和社会问题,包括:往日亲密的家庭成员之间联系渐少,亲友之间的感情日益疏淡,离婚和家庭破裂开始变得越来越普遍;空虚的人们逐渐沉溺于电子游戏、赌博,甚至吸毒;肥胖症增加了,精神错乱增加了,暴力与犯罪也增加了;贫富差距扩大了,经济上的不安全感增大了。总之,往日那些温馨的社会共同体在消费社会的侵蚀下开始解体了,人与人之间信任度下降到了最低点。
那么造成这一切的原因何在呢?欧弗尔给出的答案很简单:虽然主流经济学家信誓旦旦地表示市场选择是理性的,但实际上个体消费者是非常短视的,很容易就被一时之利诱惑,因此从根本上讲个体消费者都是只图“今朝有酒今朝醉”的;社会变得越富裕,那些保证和维护长期利益的习惯和机制就越受到破坏。在欧弗尔看来,美英获得富裕的一个沉重代价是整个社会失去耐心--失去耐心即意味着失去了幸福,这是所有一切问题的根源所在,它给我们人类的伤害是致命的,永恒的。
可以看出,欧弗尔的观点并没有很多新的东西,归根结底在于:市场是好还是坏,是好的地方多一点还是坏的地方多一点,我们应不应该要市场这样的问题;主流经济学家认为,市场好处大于坏处,必须坚定的实行,而欧弗尔则认为市场虽然可以一时带来好处--尤其是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到从根本来说是有悖人性的,所以不能一直实行。
这样的辩论实际上从资本主义诞生以来便开始了。二战之后,尤其是苏联解体和东欧巨变--意味着人类的共产主义实验以失败告终--之后的历史似乎都在证明,市场是惟一可行的道路,此外别无其它选择,用邱吉尔的那一句看似谦逊实则骄傲的话说,“最不坏的选择”。这几乎已是不证自明,毋庸怀疑的了。
但同样毋庸怀疑的是,富裕之后的我们并没有得到那种向往的幸福生活,恰恰相反,我们得到的却是空虚寂寞和惶惶不安。难道我们人类真的是有着原罪,是没有资格,也没有能力去追求真正的幸福吗?如果不同意这一点,那么,欧弗尔的质疑就值得我们沉重地去深入思考和探索,而不是仅仅以一种优越的态度轻松地去驳斥。
属于主流经济学之内却向来懂得中庸之道的《经济学人》杂志对《富裕带来的的挑战》一书的评论是这样的:市场之外确实别无其它之选择;但政府--已富裕国家,即发达国家政府--之政策应该更专著于治理那些社会病症,譬如吸毒和精神错乱,而不能再象以往那样一心只顾着考虑如何去促进经济增长。如此长期努力,幸福或者可以离我们愈来愈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