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姓“社”不姓“资”的讨论

“特区姓‘社’不姓‘资’”吗？！　　

思 恩

1992年1月18—2月21日，权威人士《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中说：

“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创，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对办特区，从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担心是不是搞资本主义。深圳的建设成就，明确回答了那些有这样那样担心的人。特区姓‘社’不姓‘资’。从深圳的情况看，公有制是主体，外商投资只占四分之一，就是外资部分，我们还可以从税收、劳务等等方面得到益处嘛！”（×选3—372）　　

这样，“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自己承认：在“经济特区”，存在着大量的资本主义企业。——在深圳特区，撇开内部资本不说，“外商投资”开办的企业就“占四分之一”。在承认这一点的前提下，他又断言：“特区姓‘社’不姓‘资’。”

显而易见，这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那些外资在中国深圳开办的“存在雇佣劳动关系的经济成份”的企业，必然是“姓‘资’”的；那些中国资本在深圳开办的“存在雇佣劳动关系的经济成份”的企业，必然也是“姓‘资’”的！！！“经济特区”这么多的各种类型的资本主义企业，“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首创者一句十分简单的断语——“特区姓‘社’不姓‘资’”，就可以旋转乾坤，使“特区”所存在着的全部“‘三资’企业”改变性质，由“姓‘资’”变成“姓‘社’”。这在严肃的科学理论问题上太随意太随便了吧！！！

1. 什么是资本主义呢？马克思主义（科学共产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唯物主义的批判的社会主义、现代社会主义、现代科学社会主义、现代的国际社会主义）赖以建立的两个重要根据——唯物主义历史观即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和剩余价值理论即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在资本主义社会的表现形式）告诉我们：雇佣劳动和资本即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资本家私有制是资本主义。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定义呢？因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就在于：物质的生产条件以资本和地产的形式掌握在非劳动者的手中，而人民大众则只有人身的生产条件，即劳动力。”（选3—13）　　

2. 什么是社会主义呢？马克思主义（科学共产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唯物主义的批判的社会主义、现代社会主义、现代科学社会主义、现代的国际社会主义）赖以建立的一个重要根据——唯物主义历史观即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告诉我们：联合劳动和劳动者共同占有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即以联合劳动为基础的公有制是社会主义。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定义呢？因为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就在于：“物质的生产条件是劳动者自己的集体财产”。（选3—13）——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集体的、以共同占有生产资料为基础的社会”，（选3—10）是“以生产者自由平等的联合体为基础的、按新方式来组织生产的社会”，（选4—170）是“一个自由人联合体，他们用公共的生产资料进行劳动，并且自觉地把他们许多个人劳动力当作一个社会劳动力来使用”，（23—95）“雇佣劳动，也象奴隶劳动和农奴劳动一样，只是一种暂时的和低级的形式，［在德文版中是：“低级的社会形式”。］它注定要让位于带着兴奋愉快心情自愿进行的联合劳动。”（选2—133）　　

不言而喻，我们对“姓‘资’……的问题”的判断，不能离开雇佣劳动和资本即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资本家私有制；我们对“姓‘社’的问题”的判断，不能离开联合劳动和公有制即以联合劳动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一旦离开了它们，就离开了马克思主义赖以建立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而离开了这两个重要根据，什么是资本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就失去了判断的基准，就说不清楚了，就道不明白了。对于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来说，在“党和德国社会主义科学之间哪怕是有一点不协调，都是莫大的不幸和耻辱，更不要说分离了。”（38—88）　　

毫无疑问，不管雇佣劳动和资本多么多么多么地“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无论我们“从税收、劳务等方面得到的益处”多么多么多么地丰厚，但是，它们仍然是雇佣劳动和资本即仍然是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资本家私有制。换句话说，所有这一切都不能使雇佣劳动和资本即资本主义变成联合劳动和公有制即社会主义。

因此，无论是“外部资本”家还是内部资本家，都会首先毫不留情地要从在他们哪里“拿回工资”的中国雇佣工人的身上榨取剩余价值。因为“工资按其本性来说，要求工人不断地提供一定数量的无酬劳动。”（23—679，着重号系引者加）也就是说，中国的雇佣工人必须首先给中外资本家无偿地提供剩余劳动以创造剩余价值，然后才能“拿回工资”。——雇佣工人要想从资本家哪里拿回一根小香肠，必须首先进行劳动给资本家生产一个大火腿！

“按照现行的法规政策，外商总是要赚一些钱”，（邓选3—373）这些外商赚的钱是从哪里来的呢？他没有告诉我们。我们认为，从马克思主义（科学共产主义、社会主义）赖以建立的一个重要根据剩余价值理论出发看，这些钱只能是来自于资本家对雇佣工人的剥削，也就是来源于雇佣工人无偿地提供的剩余劳动所生产的剩余价值。——“生产剩余价值或赚钱，是这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绝对规律”。（23—679，着重号系引者加）不言而喻，只有在中外资本家占有中国的雇佣工人提供的无酬劳动所生产出来的剩余价值以后，中国政府才能够从他们哪里瓜分到一匙羹——“拿回税收”。

一个社会的性质，是由社会经济关系决定的。深圳特区不仅有“四分之一”的“外商投资”企业，而且还有中国人开办的相当一部分“存在雇佣劳动关系的经济成份”——“私营经济”。应该老老实实地承认，特区既有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也有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才是“头脑清醒”的表现，才是真正“实事求是”的表现；特区特在什么地方呢？就特在它存在着众多的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关系即雇佣劳动关系（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即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或生产方式）这一点上！！！　　

这套理论具有自相矛盾的双重性：

1. 一方面在口头上十分明确地承认：“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它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马克思主义的真理颠扑不破。”（邓选3—382）另一方面在实际行动上又彻底离开“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的“历史唯物主义”根据最顽强的历史事实和现实事实所确立的关于判断姓资和姓社的标准（雇佣劳动和资本是资本主义、联合劳动和公有制是社会主义），另立自己的判断姓资和姓社的标准——“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2. 一方面明确承认，深圳特区存在着大量的雇佣劳动和资本即资本主义；另一方面又认为，只要这些资本主义有利于社会主义，国家能够“拿回税收”、雇佣工人能够“拿回工资”、我们能够“学习技术和管理”、“得到信息、打开市场”，（邓选3—373）这些资本主义就“姓‘社’不姓‘资’”了，谁要是认为“多一分外资，就多一分资本主义，‘三资’企业多了，就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就是发展了资本主义”，谁就是“连基本常识都没有”。（邓选3—373）在这里，十分非常坚定明确地承认“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它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马克思主义的真理颠扑不破”的“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XXXX”，竟然完全彻底地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科学共产主义、唯物主义的批判的社会主义）赖以建立的两个重要根据（唯物主义历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关于资本主义的本质是雇佣劳动和资本即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资本家私有制，是任何一个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人在任何时候都绝对不能够不应该忘记的最顽强的事实和最基础的“基本常识”！！！！！

3. 一方面十分明确地说，“消灭剥削”是“社会主义的本质”（邓选3—373）包含的内容之一；另一方面又十分明确地说，资本主义剥削是有功的：当今中国所存在着的“‘三资’企业”即“外资部分”、“存在雇佣劳动关系的经济成份”即“私营经济”（内资部分），都“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有益补充，归根到底是有利于社会主义的”，（邓选3—373）从而极力坚决主张发展雇佣劳动和资本即发展资本主义剥削制度赖以生存的前提或基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生产方式）。

虽然雇佣劳动和资本即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资本家私有制，具有“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等等、等等的诸多诸多诸多的好处，但是，雇佣劳动和资本（资本家私有制）还具有十分非常极其严重地不“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的一面：发展资本家剥削雇佣工人的雇佣劳动制度，产生新的资产阶级；滋生极端个人主义、享乐主义、拜金主义；腐蚀公职人员的灵魂、导致权力腐败；败坏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蚕食和瓦解公有制，至少导致资本主义私有制（资本）在局部范围内的复辟（“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等等、等等诸多诸多诸多的坏处！！！　　

既然它承认深圳存在着大量的资本主义企业，那末，它就应该相应地承认深圳的经济基础中存在着大量“姓‘资’”的部分，这才是真正实事求是的、理论联系实际的、合乎逻辑的科学结论。“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把“经济特区”所存在着的大量的资本主义经济说成“姓‘社’”的辩护理由是以下三个：

第一个辩护理由：“姓‘资’还是姓‘社’的……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按照科学社会主义赖以建立的一个重要根据——唯物主义历史观（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的理论表现），“姓‘资’还是姓‘社’的……判断的标准”，是看社会生产的两个因素即劳动者和生产资料以什么样的社会形式存在（分配）：如果二者以雇佣劳动和资本家私有制（资本）的社会形式存在（分配），就姓资；如果二者以联合劳动和公有制的社会形式存在，就姓社。　　

离开了雇佣劳动和资本，永远说不清楚什么是资本主义；离开了联合劳动和公有制，永远说不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

在这里，“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一方面，它十分明确地承认，“马克思主义的真理颠扑不破。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它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选3—382）另一方面，它又背离马克思主义赖以建立的一个重要根据——“历史唯物主义”（“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的理论表现）——关于什么是资本主义和什么是社会主义的科学的判断标准，来确立它独特的关于“姓‘资’还是姓‘社’的……判断的标准”。就是说，把唯物主义历史观关于雇佣劳动和资本是资本主义、联合劳动和公有制是社会主义，改换成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第二个辩护理由：“就是外资部分，我们还可以从税收、劳务等等方面得到益处”：“国家还要拿回税收，工人还要拿回工资，我们还可以学习技术和管理，还可以得到信息、打开市场。”“‘三资’企业受到我国整个政治、经济条件的制约，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有益补充，归根到底是有利于社会主义的。”（×选3—372、373）　　

按照唯物主义的批判的社会主义赖以建立的一个重要根据——剩余价值理论（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的理论表现），无论是外国资本还是中国资本，无一例外地都是通过从中国工人的身上榨取剩余价值来“赚一些钱”（邓选3—373）的！中外资本家离开了中国雇佣工人的无酬劳动所生产的剩余价值，是赚不到分文的！资本（资产阶级、资本家阶级）不从雇佣劳动（工人阶级、无产阶级、雇佣工人阶级）的身上榨取剩余价值，就不成其为资本了。因此，“生产剩余价值或赚钱，是这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绝对规律”。（23—679，着重号系引者加）只有在外国资本和中国资本从中国工人的身上榨取了剩余价值之后，工人才能“拿回工资”，而资本付给工人的“工资按其本性来说，要求工人不断地提供一定数量的无酬劳动”。（23—679，着重号系引者加）——工人要从资本家那里拿回一根香肠，必须先给资本家一个火腿！也只有在外国资本和中国资本从中国工人的身上榨取了剩余价值之后，国家才能从中外资本家那里分到一匙羹——“拿回税收”！

革命导师“马克思的第二个重要发现，就是彻底弄清了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换句话说，就是揭露了在现代社会内，在现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是怎样进行的。自从政治经济学提出了劳动是一切财富和一切价值的源泉这个原理以后，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一个问题：雇佣工人拿到的不是他的劳动所生产的全部价值量，而必须把一部分价值交给资本家，这一情况怎么能和上面的原理相容呢？不论是资产阶级经济学者或是社会主义者都企图对这个问题作出有科学根据的答复，但都徒劳无功，直到最后才由马克思作出了解答。他的解答如下：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以两个社会阶级的存在为前提的，一方面是资本家阶级，他们占有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另一方面是无产阶级，他们没有这一切而仅有一种商品即劳动力可以出卖，而他们是不得不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以获取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但是商品价值是由商品生产中、从而也是商品再生产中物化的社会必要劳动量决定的；所以，一个平常人一天、一月或一年的劳动力的价值，是由维持这一天、一月或一年的劳动力所必需的生活资料数量里面物化的劳动量来决定的。假定一个工人一天的生活资料需要六小时的劳动来生产，或者也可以说，它们所包含的劳动相当于六小时的劳动量；在这种场合，一天的劳动力的价值，还要表现为体现六小时劳动的货币量。再假定说，雇佣这个工人的资本家付给他这个数目，即付给他劳动力的全部价值。这样，如果工人每天给这个资本家做六小时的工，那他就完全抵偿了资本家的支出，即以六小时的劳动抵偿了六小时的劳动。在这种场合，这个资本家当然是什么也没有得到；因此，他对事情有完全不同的想法，他说，我购买这个工人的劳动力不是六个小时，而是一整天，因此他就根据情况强迫工人劳动八小时、十小时、十二小时、十四小时或者更多的时间，所以第七、第八和以后各小时的产品就是无偿劳动的产品，直接落到资本家的腰包里。这样，给这个资本家做事的工人，不仅再生产着他那由资本家付酬的劳动力的价值，而且还额外地生产剩余价值，这种剩余价值起先被这个资本家所占有，然后按一定的经济规律在整个资本家阶级中进行分配，组成为地租、利润、资本积累的源泉，即非劳动阶级所消费或积累的一切财富的源泉。这样也就证明了，现代资本家，也象奴隶主或剥削农奴劳动的封建主一样，是靠占有他人无偿劳动发财致富的，而所有这些形式彼此不同的地方只在于占有这种无偿劳动的方式有所不同罢了。这样一来，有产阶级的所谓现代社会制度中占支配地位的是公道、正义、权利平等、义务平等和利益普遍协调这一类虚伪的空话，就失去了最后的根据，于是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就象以前的各种社会一样被揭穿，它也是微不足道的并且不断缩减的少数人剥削绝大多数人的庞大机构。”（选3—42～44）　　

“这个问题的解答是马克思的著作的划时代的功绩。它使社会主义者早先象资产阶级经济学者一样在深沉的黑暗中摸索的经济领域，得到了明亮的阳光的照耀。科学的社会主义就是从此开始，以此为中心发展起来的。”（选3—243，着重号系引者加）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但是，却置马克思主义赖以建立的一个重要根据即剩余价值理论于不顾，在中国共产党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上，用似是而非的“非劳动收入”和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为资本剥削雇佣劳动作辩护的“风险补偿”理论，代替了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家剥削工人而榨取剩余价值的理论，从此以后，就再也不提资本家剥削工人了，而是只讲中外资本如何如何有利于社会主义，并且以这种有利为由，把它们说成“姓‘社’不姓‘资’”。　　

这是一个多么鲜明地对比啊！！！

社会主义是一个事物，“‘三资’企业受到我国整个政治、经济条件的制约，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有益补充，归根到底是有利于社会主义的”，是另外一个事物，二者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个事物，不能混为一谈！因此，无论如何，逻辑思维规律是不允许在二者之间画等号的！“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者的莫大的不幸和耻辱，就在于他在同他人“聊聊天”（邓选3—381）的时候，在二者之间随意画了等号！！！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科学理论著作，没有一篇象《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一样，是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同他人“聊聊天”聊出来的，无一例外地都是两位革命导师从错纵复杂的事实出发，经过踏踏实实地辛勤分析研究之后概括出来的！！！！！马克思说：“我写东西一向是深思熟虑的。”（45—716）恩格斯说：“马克思认为自己的最好的东西对工人来说也还不够好，他认为给工人提供不是最好的东西，那就是犯罪！”（37—433，着重号系引者加）“马克思在五十年代一个人埋头制定了剩余价值理论，［指马克思在1857年10月—1858年5月所写的经济学手稿］在他没有完全弄清这一理论的所有结论以前，他坚决拒绝发表关于这一理论的任何材料。因此，《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第二分册及以下各分册都没有出版。”（39—25）　　

第三个辩护理由：“更重要的是政权在我们手里。”（邓选3—373）　　

1861年8月—1863年7月，马克思在所写的《经济学手稿》中，引用丹尼尔·笛福《论借贷》（1710年伦敦版）中的话说：

“凡是问题涉及交换价值的地方，政治便微不足道。”（48—525）　　

确实如此！——虽然“更重要的是政权在我们手里”，但是，却无法保护雇佣工人被资本家收走身份证、夜间被关在无法自由出入的牢笼中被活活烧死，而是只能在事发后去追捕肇事的“‘三资’企业”主即资本家，替剥削雇佣工人的资本家去处理死者的各种身后事宜等等！！！虽然“更重要的是政权在我们手里”，但是，却阻止不了私有制瓦解公有制的事件的大量发生，遏制不了新生的资产阶级巧取豪夺、贪得无厌地疯狂劫掠和大肆侵吞公有财产而一夜之间暴富的触目惊心的事实的出现！！！

工人受资本家剥削的根源是雇佣劳动关系即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而掌握在资产阶级手中的政权保护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因此，工人要进行革命夺取国家政权。工人要国家政权干什么呢？为了摆脱资本家对自己的剥削即消灭“存在雇佣劳动关系的经济成份”。利用“我们手里”的“政权”鼓励发展资本和雇佣劳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替资本家剥削工人进行辩护、极力主张包括发展“存在雇佣劳动关系的经济成份”的“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选3—370～371）等等，是“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奇耻大辱，是确确实实地真真正正地“连基本常识都没有”（×选3—373）！！！！！

1886年初，革命导师恩格斯在经典科学论著《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文中，十分明确地说：

“在现代历史中至少已经证明：任何政治斗争都是阶级斗争，而任何争取解放的阶级斗争，尽管它必然地具有政治的形式（因为任何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归根到底是围绕着经济解放进行的。因此，至少在这里，国家，政治制度是从属的东西，而市民社会，经济关系的领域是决定性的因素。从传统的观点看来（这种观点是黑格尔所尊崇的），国家是决定的因素，市民社会是被国家决定的因素。表面现象是和这种看法相符合的。就个别人来说，他的行动的一切动力，都一定要通过他的头脑，一定要转变为他的愿望的动机，才能使他行动起来，同样，市民社会的一切要求（不管当时是哪一个阶级统治着），也一定要通过国家的愿望，才能以法律形式取得普遍效力。这是问题的形式方面，这方面是不言而喻的；不过要问一下，这个仅仅是形式上的愿望（不论是个别人的或国家的）有什么内容呢？这一内容是从哪里来的呢？为什么人们愿望的正是这个而不是别的呢？在寻求这个问题的答案时，我们就发现，在现代历史中，国家的愿望总的说来是由市民社会的不断变化的需要，是由某个阶级的优势地位，归根到底，是由生产力和交换关系的发展决定的。

但是，既然甚至在拥有巨量生产资料和交通工具的现代，国家都不是一个具有独立发展的独立领域，而它的存在和发展归根到底都应该从社会的经济生活条件中得到解释，那末，以前的一切时期就必然更是这样了，那时人们物质生活的生产还没有使用这样丰富的辅助手段来进行，因而这种生产的必要性必不可免地在更大的程度上支配着人们。”（选4—247～248）　　

坚持现代科学社会主义的人们都承认，经济关系决定社会性质，是“颠扑不破”的“马克思主义的真理”之一。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总还是应该坚持经济关系决定社会性质这一“颠扑不破”的“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吧？！凡是总得有个限度！！！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但是，无论如何，总不能把现代社会主义“发展”到政治权力决定社会性质的“新阶段”上去吧？！？！？！　　

历史上，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著名人物中，戚廉·李卜克内西没有弄明白经济关系决定社会性质这一基本原理！

1868年10月14日，恩格斯在致马克思的信中说：

“威廉的小报［李卜克内西负责编辑的《民主周报》］本星期出了多么愚蠢的一号！他把你关于希尔施的文章［《关于国际工人协会和英国工人组织的关系》］搁下不登，却塞进一篇下流的短文，这篇文章的意思归结起来就是，市民社会，或象他说的‘社会的’社会是由‘政治的’决定的，而不是相反。本性难移，几乎每篇文章都充满无稽之谈。”（32—171～172）　　

1868年10月28日，马克思在致齐·迈耶尔和奥·福格持的信中说：

“他不应当刊登有关《国家和社会》的蠢话，这是和我们的观点完全相反的。”（32—564）　　

1868年12月5日，马克思在致路·库格曼的信中说：

“这个我亲口教育了十五年之久的人（他一向太懒得读书了）怎么会刊登象《社会和国家》这类的东西。在这篇文章里，‘社会性的东西’（这也是一个好范畴！）被解释成第二位的东西，而‘政治性的东西’被解释成基本的东西。如果李卜克内西不是南德意志人，如果看起来他不是从来就把我同他的老上司‘高尚的’古斯达夫·司徒卢威［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8年4月和9月巴登起义和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领导人之一；在英国的德国小资产阶级流亡者的领袖之一。］混为一谈，这件事就会不可理解。”（32—569）　　

在这里，我们不仅要问“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首创者和热烈地拥护者们：是不是要向李卜克内西学习，也搞一个同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关系决定社会性质的“观点完全相反”的观点呢？！革命导师马克思在分析李卜克内西没有真正弄清楚经济关系决定社会性质的原因时，十分明确地指出了两点：

1.“他一向太懒得读书了”。

2.“这个我亲口教育了十五年之久的人……从来就把我同他的老上司‘高尚的’古斯达夫·司徒卢威［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混为一谈”。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首创者不遵守经济关系决定社会性质这一基本原理，把“经济特区”那么多的资本主义企业（经济关系）说成“姓‘社’”的根源是什么呢？！就在他断言“特区姓‘社’不姓‘资’”的那个谈话中，他坦率地直言说：

“学马列要精，要管用的。长篇的东西是少数搞专业的人读的，群众怎么读？［在这里，“相信毛主席讲的实事求是”的“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的创立者，竟然忘记了一个不应该忘记的最基本最顽强的客观事实：马克思最“长篇的”不朽的科学理论巨著《资本论》，恰恰就是马克思为劳动者工人即“群众”所写的！怎么能说“长篇的东西是少数搞专业的人读的，群众怎么读”呢？！］……我的入门老师是《共产党宣言》和《共产主义ABC》。……我读的书并不多，就是一条，相信毛主席讲的实事求是。”（×选3—382，着重号系引者加）　　

十分非常极其不幸的是，他根本没有读懂《共产党宣言》！！！！！——如果他真正读懂了标志着马克思主义诞生的《共产党宣言》，就会接受社会主义社会必须消灭雇佣劳动和资本（资本家私有制）即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科学理论。

如果因为“更重要的是政权在我们手里”，就能够使体现“‘三资’企业”性质的资本（资本家私有制）和雇佣劳动“姓‘社’”的话，那末，历史上，“杜林先生作为社会主义的行家、同时兼社会主义的改革家”，反对经济关系决定政治，主张“政治状态是经济情况的决定性的原因”的下述理论就有可能是正确的；马克思恩格斯对杜林先生下述理论的下述批判和清算就有可能是错误的！

杜林先生说：

“在我的体系中，一般政治权利形式的关系被规定得如此肯定，同时，又是如此独特，因此，为了使研究易于进行而特别把这点指出来，想必不会是多余的。政治关系的形式是历史上基础性的东西，而经济的依存不过是一种作用或特殊情形，因而总是第二等的事实。有些最新的社会主义体系把完全相反的关系的一目了然的假象当做指导原则，他们认为政治从属似乎是从经济状态中产生的。当然，这些第二等的作用本身确实是存在的，而且在目前是最能使人感到的；但是本原的东西必须从直接的政治暴力中去寻找，而不应先从间接的经济力量中去寻找。”

我“从这样的原理出发：政治状态是经济情况的决定性的原因，相反的关系只是第二等的反作用……只要人们把政治分派看作不是达到自己的目的的出发点，而仅仅把它当做达到糊口目的的手段，那末不管这些人看来是多么激进社会主义的和革命的，他们总是包藏着一部分隐蔽的反动性”。（选3—198）　　

革命导师恩格斯在《反杜林论》这部重要的科学社会主义经典论著的第二编（《政治经济学》）的第二章《暴力论》中，对杜林先生的上述改革理论进行了详尽的分析和批判。（见选3—198～223）我们只引证其中的两段话：

“如果‘政治状态是经济情况的决定性的原因’，那末，现代资产阶级就不应当是在反对封建制度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而应当是封建制度自愿产生的宠儿。任何人都知道，实际情况正好相反。起初，市民等级是一个被压迫的等级，它不得不向统治的封建贵族缴纳贡赋，它由各种各样农奴和奴隶出身的人补充自己的队伍，它在反对封建贵族的不断斗争中占领了一个又一个的阵地，最后，在最发达的国家中取代了贵族的统治；在法国它直接推翻了贵族，在英国它逐步地使贵族资产阶级化，并把贵族同化，作为它自己装潢门面的上层。它是怎样达到这个地步的呢？只有通过‘经济情况’的改变，而政治情况的改变则是或早或迟，或自愿或通过斗争随之发生的。资产阶级反对封建贵族的斗争是城市反对乡村、工业反对土地占有、货币经济反对自然经济的斗争，在这一斗争中，市民的决定性的武器是他们的经济上的强大手段，这些手段由于工业（起初是手工业、后来扩展成为工场手工业）的发展和商业的扩展而不断增长起来。在这整个斗争中，政治暴力始终在贵族方面，只有一个时期是例外，那时王权利用市民等级反对贵族，以便利用一个等级去控制另一个等级；但是，自从政治上还没有力量的市民等级因其经济力量的增长而开始变得危险的时候起，王权又和贵族联合起来，因而起初在英国随后在法国引起了市民等级的革命。在法国，在‘政治状态’还没有发生变化的时候，‘经济情况’已经发展得超过了它。就政治状态来说，贵族拥有一切，市民一无所有；可是就社会状况来说，那时市民是国家里最重要的阶级，而贵族已经丧失了他们的全部社会职能，他们只是继续取得固定收入，作为对这些已经消失了的职能的报酬。不仅如此，市民等级在他们的全部生产中，还受到早已被这种生产（不但被工场手工业，而且甚至被手工业）所超过的中世纪封建政治形式的箝制，受到所有那些已经成为生产的障碍和桎梏的无数行会特权以及各地和各省的关税壁垒的箝制。市民等级的革命结束了这种状况。但是，革命不是按照杜林先生的原则，使经济情况适应政治状态（贵族和王权在长时期内正是妄图这样作的），而是相反地把陈腐的政治废物抛开，并造成新的‘经济情况’能够赖以存在和发展的政治状态。‘经济情况’在这个与之适合的政治和法律的气氛中蓬勃地发展起来，以致使资产阶级已经接近贵族在1789年所处的地位了：它不仅愈来愈成为社会上多余的东西，而且成为社会的障碍；它日益脱离生产活动，象旧时的贵族一样，日益成为一个只会收取固定收入的阶级；它不用任何暴力的戏法，而以纯经济的方法，实现了它自己的地位变革，并造成了新的阶级，即无产阶级。此外，它决不愿意它自己的行为和活动产生这样的结果，相反地，这种结果却以不可抗拒的力量同它的意志和愿望背道而驰地实现了；它拥有的生产力发展得超过了它的领导，好似以自然的必然性把整个资产阶级社会推向毁灭，或者推向变革。资产阶级现在求助于暴力，以挽救日趋瓦解的‘经济情况’免于崩溃，可是他们这样做只是证明：他们陷入了杜林先生所陷入的那条迷途，以为‘政治状态是经济情况的决是性的原因’，他们完全和杜林先生一样想入非非，以为用‘本原的东西’、‘直接的政治暴力’就能改造那些‘第二等的事实’，即改造经济情况及其不可避免的发展，而用克虏伯炮和毛瑟枪就能把蒸汽机和由它发动的现代机器的经济效果，把世界贸易以及现代银行和信用的发展的经济效果从世界上消除掉。”（选3—203～205）　　

“目前，［1876—1878年］暴力是陆军和海军，而我们大家遗憾地知道，这两者需要‘巨额的金钱’。但是暴力不能铸造金钱，它最多只能夺取已经铸造出来的金钱，而我们从法国的数十亿法郎［指法国在1870—1871年普法战争失败后根据1871年法兰克福和约的规定，于1871—1873年向德国缴付的五十亿法郎赔款。］同样遗憾地知道，这也不会时常奏效的。因此，归根到底，金钱还必须通过经济的生产才能取得；就是说，暴力还是由经济情况来决定，经济情况供给暴力以配备和保持暴力工具的手段。但是还不仅如此。没有什么东西比陆军和海军更依赖于经济前提。装备、编成、编制、战术和战略，首先依赖于当时的生产水平和交通状况。这里起变革作用的，不是天才统帅的‘悟性的自由创造’，而是更好的武器的发明和士兵成分的改变；天才的统帅的影响最多只限于使战斗的方式适合于新的武器和新的战士。”（选3—206）　　

在这里，“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能不能说杜林先生关于“政治状态是经济情况的决定性的原因”的改革理论是正确的呢？！？！？！能不能说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对杜林先生的这种改革理论的批判和清算是一个历史的过错呢？！？！？！　　

如果“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即“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所持的能够使资本主义企业“姓‘社’”的第一个辩护理由——“姓‘资’还是姓‘社’的……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确实能够成立的话，那末，马克思主义赖以建立的一个重要根据——唯物主义历史观（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就要不成立了。　　

如果“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即“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所持的能够使资本主义企业“姓‘社’”的第二个辩护理由——“就是外资部分，我们还可以从税收、劳务等等方面得到益处”：“国家还要拿回税收，工人还要拿回工资，我们还可以学习技术和管理，还可以得到信息、打开市场。”“‘三资’企业受到我国整个政治、经济条件的制约，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有益补充，归根到底是有利于社会主义的。”——确实能够成立的话，那末，1956年，国家也能够从私营的资本主义企业中“拿回税收”，工人也能够“拿回工资”等等，“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什么要在十一届六中全会的决议中坚持认定，必须消灭它们即对它们实行“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呢？！　　

如果“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即“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所持的能够使资本主义企业“姓‘社’”的第三个辩护理由——“更重要的是政权在我们手里”——确实能够成立的话，那末，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原理，就要不成立了；另一方面，1831年和1834年法国里昂两次工人起义的不正确的认识——“无产阶级如果在政治范围内思考问题，那它就会认为一切罪恶的根源都在于意志，认为全部有效的办法就在于使用暴力，就在于把这种或那种特定的国家形式推翻”（1—486）的理论，就是最正确的科学理论了！

如果“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即“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真的承认“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它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的话，那末，“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就应该毫不犹豫地明确承认：“姓‘资’”的“判断的标准”是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资本家私有制（资本）；“姓‘社’”的“判断的标准”是以联合劳动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公有制；就不应该在马克思主义赖以建立的一个重要根据——“历史唯物主义”（“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的理论表现）关于“姓‘资’还是姓‘社’的……判断的标准”之外，标新立异地另立背离唯物主义历史观（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的“判断的标准”！！！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十分非常极其不幸的是，它一方面承认当今的中国存在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存在雇佣劳动关系的经济成份”，另一方面又断言“存在雇佣劳动关系的经济成份”属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构成内容，这是一个任何人都无法解决的理论矛盾！！！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十分非常极其不幸的是，它在承认“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它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的同时，在论述“社会主义的本质”和“姓‘资’还是姓‘社’的……判断的标准”的时候，背离了“颠扑不破”的“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所赖以建立的一个重要根据——“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的“历史唯物主义”，另搞了一套理论！！！！！　　

实事求是地说，理论联系实际地说，人们要“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十四大报告）必须坚持唯物主义的批判的社会主义赖以建立的两个重要根据——唯物主义历史观（关于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的科学）和剩余价值理论（关于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的科学），这是绝对必须的前提或基础！！！！！换句话说，人们要“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绝对不能违背马克思主义赖以建立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背离了唯物主义历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就从根子上背离了马克思主义！！！！！“政权在我们手里”，仅仅只是表示我们取得了消灭资本和雇佣劳动即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生产方式）的社会政治权力，而不能使我们有丝毫的可能在不消灭资本家私有制（资本）的前提下改变资本主义私有制（资本）即雇佣劳动关系的社会性质。因此，我们从“‘三资’企业”中得到的好处再多再多再多，也改变不了它的性质是雇佣劳动制度即资本主义经济基础这一严酷无情的最顽强的事实！！！“政权在我们手里”，然而掌握在“我们手里”的“政权”是站在资本方面还是站在雇佣劳动方面，或是站在资本和雇佣劳动两方面之上，这始终是有很大差别的：

政权站在资本即资产阶级方面，我们的社会就要彻底倒退到资本在经济上剥削雇佣劳动、在政治上压迫（统治）雇佣劳动的资本主义社会。　　

政权站在雇佣劳动即工人阶级方面，我们的社会就要倒退到资本在经济上剥削雇佣劳动、雇佣劳动在政治上压迫（统治）资本的过渡时期即无产阶级专政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并存的时期，就要对生产资料私有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　　

政权站在资本即资产阶级和雇佣劳动即工人阶级两方面之上，“我们手里”的政权就要暂时成为凌驾于资本和雇佣劳动之上的特殊力量，就要同时对资本和雇佣劳动实行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统治），最终将成为资本剥削雇佣劳动的工具！！！！！　　

因此，不言而喻，如果我们真的要“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话，那末，掌握在“我们手里”的“政权”，就既不能站在资本方面，又不能站在资本和雇佣劳动两方面之上，而是只能站在雇佣劳动即工人阶级方面，就只能成为消灭资本和雇佣劳动的社会政治权力！！！！！否则，掌握在“我们手里”的“政权”就要“和平演变”成不是为广大人民群众谋利益而是为少数剥削者谋利益的政治权力！！！！！　　

                                               1988. 4. 30—5. 3∕2006. 5. 20—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