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虽是“人民公社”推动者也是问题的发现者

            在第一次郑州会议和武昌会议的基础上，1958年11月28日至12月10日，中共中央在武昌召开八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这是人民公社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文件，它强调：农业社变为人民公社，不等于已经把农村中的集体所有制变成了全民所有制，要在全国农村实现全民所有制，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由集体所有制变为全民所有制，并不等于社会主义变成共产主义，由社会主义变为共产主义，比集体所有制变为全民所有制，需要经过更长的时间。企图过早地否定按劳分配的原则而代之以按需分配的原则，企图在条件不成熟的时候勉强进入共产主义，无疑是一个不可能成功的空想。

           接着，中共中央于2月27日至3月5日在郑州再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重点研究人民公社问题，史称第二次郑州会议。毛泽东在讲话中强调，在分配中要承认队与队、社员与社员的收入有合理的差别，穷队和富队的伙食和工资应当有所不同。工资应当死级活评。公社应当实行权力下放，三级所有，三级核算，并且以队的核算为基础，在社与社、队与队之间要实行等价交换。

         第二次郑州会议后，各省、市、自治区相继召开五级或六级干部会议，传达会议精神。毛泽东为了把郑州会议的精神贯彻下去，在此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他四次致信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并且连续批发广东、山东等省六级干部会议的经验，对一些关于人民公社整顿的材料作出批示。毛泽东写的这些党内通讯、批示，主要涉及基本核算单位和要不要算旧账两个问题。他指出，人民公社要以生产队，即原高级社为基本核算单位，并且要通过算旧账的方式对人民公社化运动以来的“共产风”进行认真的清算。

         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领导下，人民公社经过几个月的整顿，逐渐剥去了一些空想色彩，刹住了急于向全民所有制和共产主义过渡的势头，“共产风”得到了初步的遏制，平均主义的分配方式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变，基本核算单位大体上回到了原来高级社的水平，生产小队得到了一定的自主权，许多混乱不清的政策问题得到了明确，大兵团式的劳动协作基本终止，党同人民的关系有了改善。中共中央、毛泽东以及各级党的组织，为纠正人民公社化过程中的“左”倾错误作了大量的努力。所有这些，都是值得肯定的。

         这里有一个问题，既然1958年底到1959年上半年，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为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左”的错误，做了大量工作，那为什么1959年庐山会议后“左”的东西又重新抬头，并较之1958年有过之而无不及，原因何在？这是由于第一次郑州会议以来毛泽东所领导的人民公社整顿工作，总体上是在保持1958年“左”倾指导思想的大框架内进行的，其前提是肯定人民公社的大方向完全正确，所存在的只是一些具体政策问题。当时毛泽东认为，只要对这些具体政策作了调整，人民公社就能健康发展，就能实现工农业生产的更大跃进。因此，庐山会议前人民公社整顿中的纠“左”是很不彻底的，没有完成指导思想上的纠“左”。结果，由于庐山会议上彭德怀等人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问题的批评，超过了毛泽东所能允许的限度，于是在全党范围内错误地开展了“反右倾”运动，从而使庐山会议前的纠“左”努力付诸东流。一时间，急于实现两个过渡的思想重新抬头，一度解散的公共食堂重新开办并将之上升到“社会主义阵地”的高度，平均主义的供给制艰难维持，“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等“五风”再度泛滥，使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受到极大挫伤。加之从1959年起我国出现较为严重的自然灾害，粮食产量连年下降，导致不少农村出现了浮肿病和非正常死亡。

         在严重的困难面前，发热的头脑开始冷静下来，并对出现困难局面的原因有所反思。从1960年10月开始，中共中央部署整风整社，要求彻底肃清“五风”，并开始调整农业政策。在广泛调查研究的基础上，1961年3月，毛泽东在广州主持起草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共六十条。此后又继续进行调查研究和征求对条例的意见，同年5月21日至6月12日，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对《农业六十条》作了重大修改，形成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随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又根据各地的意见，再次对《农业六十条》进行调研和修改，在1962年9月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正式通过，最终形成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发至全国各地执行。

        《农业六十条》在起草和修改过程中，对人民公社原有的体制作了相当程度的改变，其主要内容是：（一）缩小社、队规模。到1961年8月，据全国27个省、市、自治区的统计，共有公社55682个，比调整前增加30478个；生产大队为70 9万个，增加22 5万个。（二）下放基本核算单位。在公社化之初，是以公社为基本核算单位的，后来下放到生产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1961年9月，毛泽东根据几个省的意见，认为以生产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导致了以腰为基础，而不是以脚为基础，仍是闹平均主义，建议“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即基本核算单位是小队而不是大队。八届十中全会通过的《农业六十条》修正草案中明确规定：“生产队是人民公社中的基本核算单位。它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直接组织生产，组织收益的分配。这种制度定下来以后，至少三十年不变。”（三）取消供给制和公共食堂。《农业六十条》起草后，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领导人在调查中发现，群众纷纷要求改变供给制，解散公共食堂。在1961年6月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中，删去了原草案中关于供给制的条文。对于公共食堂，也规定办还是不办完全由社员自己决定。（四）恢复自留地和家庭副业。《农业六十条》草案中专门列了一章讲家庭副业问题，并且强调“人民公社社员的家庭副业，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的补充部分。它附属于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是它们的助手”。

         执行《农业六十条》修正草案后的人民公社，已经不再被认为是“建成社会主义和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最好形式”，而被明确定位于“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在农村中的基层单位”和“我国社会主义政权在农村中的基层单位”。这是一个重要的改变。这个定位，使人民公社在所有制、生产经营管理、产品分配、公社与生产大队及生产队的关系上，都发生了一系列变化。人民公社虽然仍是“政社合一”的体制，但它更多的是承袭了作为农村基层政权的职能。

        柳建辉：1958年生，吉林大学法学硕士，现任中央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中国共产党历史经验特别是执政经验、中国共产党建设史、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史等研究。代表作：《毛泽东建党思想研究》、《任弼时与中国青年》、《中共党建史（1949—1976）》、《接轨—当代中国全方位开放的历程》、《中国政治通史—开天辟地的新中国政治》、《科学发展观战略研究》等学术著作；主编《毛泽东大典》、《中国共产党的历程》（第3卷）、《国是——半个世纪中国大事本末》、《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的邓小平》、《中国共产党执政经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与经验》、《中国改革开放30年史》等著作或教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