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学记
抗日风云(三) 第13章 湘西会战 芷江受降 美军战舰 日本署降(1-11)
抗日风云(三)
希特勒自杀 日本投降
王先金 编著
第十三章 湘西会战 芷江受降
美军战舰 日本署降
1945年8月15日这一天 (1)
中日湘西会战
湖南芷江，是通往祖国大西南的“滇黔门户，西楚咽喉”。这里青山叠翠，古树参天，画眉闹林，侗歌嘹亮。
1944年，我国全民抗战已进入第七个年头时，为实施对日军的战略反攻，在芷江修建了一座大型机场，占地二千多亩，可同时容纳五百多架飞机。机场进驻了中美混合空军第一团，该团不断轰炸日军军事目标，特别是它的远程轰炸机B29的轰炸，致使日军在湘桂、粤汉铁路线陷于瘫痪，整个长江航运受阻。同时，中美空军远程轰炸机已飞临日本本土作战，甚至连日本皇宫也遭到袭击。此时，中国军队已取得了制空权。
1945年1月，日本终于摸清了湘西芷江是当时中国空军最大的机场。29日，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在南京召开紧急会议，制定夺取芷江机场的作战目标。
企图垂死挣扎的日军视芷江机场为心腹大患，准备于1945年4月，发动一场以夺取芷江机场为目的的“芷江作战”的战役，史称“湘西会战”。日寇调集了两个军团、六个师团和三个独立旅团，另加伪和平军第二师和飞行师团等，共计兵力八万余人，分别在湘西集结，蠢蠢欲犯。日军作战司令官是坂西一郎。他们兵分三路向湘西雪峰山地区发动大规模进攻。
4月上旬，何应钦在芷江召开军事会议，调兵遣将，布阵于湘西雪峰山东麓。形成阻止日军西进芷江、伺机全面反击的态势。
为了反击敌人的进攻，保卫芷江机场，我方为湘西会战做了精心准备。担任保卫芷江空军基地任务的是：国民党陆军王耀武的第4集团军、李玉堂的第27集团军、王敬久的第10集团军的一部，以及驻扎在芷江机场的国民党空军第1大队、第4大队、第5大队（即中美混合大队）和美军第14航空队一部，共8个军23个师10万余人。为确保这次会战必胜，又调胡琏的第18集团军集结于澧县、常德、桃源，还将全副美械装备的新6军由昆明空运至芷江待命，准备随时投入战斗。
战役于4月9日打响。日军采取积极的攻势，中国军队主要是进行梯次抵抗，侧重确保纵深防御。双方激战几个回合后，日军发现中国军队大部分已配置了美式装备，不仅作战骁勇，而且作战能力比往日大大增强，其火力甚至已超过日军，战场上的主动权开始转向中国军队。
4月13日，日军实施全面进攻，在一千三百余里的扇形地段上分三路进犯。驻守在芷江边雪峰山地区的我部则采取梯形防御及诱敌深入的战术阻击日军，并乘机快速运动至敌军侧背，利用天险及有利地形，将敌军分割聚歼。从四月中旬到五月底，中日双方二十多万军人拼杀在湘西的崇山峻岭间，枪炮声响彻山谷。
4月15日，菱田四郎接替岩永旺担任日军第116师团长。他上任十天后，发现战况不妙。菱田四郎决定，先歼灭宝庆至洞口公路以北和沅江以东地区的中国军队，这样既可解第109联队之围，又可牵制中国军队的主力，以图摆脱目前的困境，使之能按计划进攻芷江。于是，他命令第109联队击溃中国守军之后，向新路河一带推进。
4月25日，日军第109联队开始按计划突击。
当时挡在日本第109联队正面的中国军队是第74军的51师，南侧是第100军的63师，北侧以及东面是第100军的19师。这些部队利用山地有利地形，修筑了坚固的工事，击退了日军数次进攻，并组织有力的反击，使得日军伤亡惨重，几乎失去了进攻能力。
同时，中美空军出动数十架飞机，轮番轰炸日军的炮兵阵地，扫射日军集结点。战斗进行到傍晚，日军第109联队不仅没有任何进展，反而受到严重伤亡。
加川胜永的第133联队根据师团4月27日命令，由洪口向北攻向龙潭镇，以图解第109联队之围。途中，第133联队又遇到老冤家74军57师的英勇阻击，部队被打得七零八散。
日军第116师团菱田四郎所谓新的作战部署，基本上是破产了。
至4月底，日军虽然进入到中国防御纵深地带，占据了深入芷江的重要公路，但在中国军队层层抗击下，日军伤亡巨大，可以说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巨大代价。
中国芷江作战总指挥何应钦在日军连连受挫，进攻已陷入极度疲倦的有利形势下，向湘西各作战部队发出了准备反攻的命令，总攻时间定在5月8日。
5月8日，中国军队展开了全线大反攻。清晨，雨过天晴，芷江机场几乎所有的飞机都出动了。轰炸机、歼击机带着巨大的轰鸣声，呼啸着盘旋在日军阵地上空，俯冲扫射、投弹，一轮又一轮。顿时，日军阵地火光冲天，硝烟弥漫。
5月15日晚，极度悲观的第109联队残部，试图拼个鱼死网破，借着夜色掩护，强行向山门方向突围。直到5月16日上午，侥幸逃出来的一部分兵力才在山门西南与前来接应的第133联队会合。
5月18日，日军第109联队再次遭到中国军队的猛烈攻击。饭岛大队这支进攻芷江的急先锋，伤亡已过大半，早已失去了原先的锐气。大队长饭岛已负伤躺在担架上，中国军队发起攻击时，他命令部下将他绑在担架上，然后把担架竖立起来。但当他举起望远镜观察时，一颗流弹飞来，击中了他的脑袋。联队队长泷寺保三郎在向第116师团司令部报告饭岛死讯后的次日凌晨，正带着他的卫兵视察阵地，一枚加了定向器的炸弹，像长了眼睛似的，呼啸而来，将他炸得体无完肤，当即倒毙。日军第109联队除了数十名残兵冲出中国军队重围，其余全部被歼灭。
为彻底截断日军后方交通，协同友军全歼日军，中国军队第18军11师在师长杨伯涛率领下，向南攻击前进，以图截断邵阳至洞口的公路。杨伯涛估计日军必定拼死杀出一条血路，他与副师长王元直商议，无论如何要堵住日军，来个关门打狗。
这是两个国家之间最后一场恶性角逐。一方要攻占芷江，夷平美空军基地，将“大东亚圣战”进行到底；另一方要死守芷江，歼灭来犯之敌，迎接全国大反攻。在湘西那些起伏的丘陵山地，到处可见成群的地堡，到处可见黑黝黝的炮筒。田野边随时可以听到战马的嘶鸣，林间的空地伸出无数的枪剌和钢刀。两边的战士都象土拨鼠一样，用镐用锹，不停地掘出一道道战壕，把自己的身体隐蔽起来。成捆成捆的手榴弹都去了安全帽，以便随时向外掷……
每名冲锋的日军士兵，都发狂地高呼着“万岁”，眼中流露着一股不顾来日的可怕神色。冲啊，让一切立着的东西都倒下来！冲啊，冲进芷江县城，烧光，杀光，抢光！
但这已不是1937年。
进攻的日军还未冲出半里远，中国守军已进行猛烈还击。隐蔽在山恋林间的成群炮队，顷刻间就织成一扇死亡屏障，轻、重机枪射出的子弹，犹如伏天的瓢泼大雨，简直让日军无处躲藏。那些不知是谁扔出去的手榴弹，好比秋后的阵阵冰雹……美军第14航空队和中美混合大队的战鹰，密匝匝地飞来，铺天盖地，炸塌了道道山梁，炸哑了日军的炮兵阵地；新六军的坦克也开足了马力，活活辗死拥来的日军。在前沿阵地上，中国守军已与日军展开了肉搏……从那高耸入云的石壁，传来阵阵充满血腥味儿的怒吼：杀绝鬼子！杀绝鬼子！……
5月20日，中国军队已将被堵在雪峰山区的日军分割包围成一个个孤立的小块，逐一展开歼灭。中美空军根据地面部队的标志，对日军进行轮番轰炸，配合步兵进攻。
可以说芷江战役已胜利在握，捷报早传到已重庆。此时，蒋介石电召坐镇芷江指挥的何应钦回重庆，让他亲自在大会上报告湘西大捷经过。何应钦觉得芷江战役还没有完全结束，日军仍在顽强抵抗，此时去报告大捷，似乎不太好。他想在23日动身去重庆，而在此之前，要全部结束战斗。
24日，湘西会战基本结束。到6月2日，中国军队全部收复了日军占领的地区。
湘西会战，这场被外国友人称之为“小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的战役，最终以日军的惨败（日军死12400多人，伤23300余人，生俘744人；中国军队伤亡近二万人）和中国的胜利而告结束。湘江会战胜利的消息，很快便传遍了全国。
蒋介石派密使阴谋与日本媾和
就在湘西会战初期，1945年3月18日，蒋介石派出的密使缪斌到了日本，首先拜会的不是日本首相，而是日本皇室成员的东久迩宫稔彦。东久迩宫稔彦当时非常吃惊：“首相叫你去，你为什么先来和我见面？”缪斌说：“蒋主席已经不相信日本的政治家和军方，只尊敬和信赖天皇陛下。”
在会谈中，缪斌向他表示，1943年，斯大林、罗斯福和丘吉尔在德黑兰举行会议。这次会议却没有让中国参加。事后蒋介石发现将中国排除在德黑兰会议之外的是美国总统罗斯福，便对美国非常不满。而且，在这次会议上，斯大林答应向日本关东军开战，蒋介石也非常担心“满洲”将由此成为“共产党的天下”，中共的军队可能因此得到大量的武器而变得强大。
因此，缪斌来日本的目的，就是希望能够促成蒋介石与日本媾和。蒋介石尤其希望已经日薄西山的日军赶紧把“满洲”交给国民党军队，以避免苏联军队进入。同时，作为交换条件，蒋介石答应在盟国内部帮日本“多多美言”，使日本能够以比较体面的方式结束战争。
在会谈的最会，缪斌还露骨地表示：“蒋认为应该迅速恢复日本和中国之间的和平，尽早结束兄弟篱笆相争。”
日本内阁获悉此事后，在御前会议上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很多日本政界高级人物认为：“缪斌没有官衔，也没有蒋介石的委任状。不能和这样的人物进行和平交涉。”不过日本可以对他进行进一步试探，最好能够套取一些有用的情报。
于是，东久迩宫稔彦再一次与缪斌会面。在这次会谈中，缪斌为表示诚意，甚至将苏联即将出兵东北的情报也透露给了日方：“重庆方面的意向是，冲绳沦陷后，苏联就会侵入满洲，日本和支那实现和平刻不容缓。”
之后，御前会议再次就此事展开讨论时，内阁的分歧依旧严重：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陆军大臣杉山元虽没有表态，但暗地里是反对与缪斌进行“和平交涉”的；而军部作战部长石原莞尔以及后任陆军大臣的阿南惟几大将都认为可以与缪斌进行初步的交涉。而且日本首相小矶国昭和外相重光葵就此事也产生了分歧，最终导致4月5日日本内阁因为“意见不统一”而总辞职。
石原莞尔对缪斌表示了充分的信任，并于4月4日找到阿南惟几。阿南惟几表示“可以让陆军配合缪斌的工作”，并且答应从中国撤军。
但由于日本多数政客直到那时仍然不肯与中国媾和，最终，阿南惟几的承诺不了了之。缪斌的这次日本之行毫无收获。
二战结束后，美国驻日本占领军在接收日本战时内阁档案时发现了日本内阁讨论缪斌活动的一些档案。在东京审判时，日本方面举出的辩护材料“木户日记”中也有缪斌工作的记录，此事立即引起各方面的关注。苏联指责：“重庆政府联络美国派遣缪斌到日本，策划对日本妥协。”中国共产党也严厉批评“蒋介石利用缪斌，策划投降”。麦克阿瑟也询问蒋介石此事是否属实，还准备传缪斌去东京作证人。为防止事情败露带来麻烦，蒋介石立即下令逮捕了缪斌，并在草草审讯后，于1946年初，以“汉奸”罪名处决了缪斌。
日本宣布投降
1945年7月26日，美中英三国签订、后又有苏联加入的《波茨坦公告》发布，敦促日本无条件投降。在美国向日本投掷了两颗原子弹和苏联出兵我东北后，日本政府不得不接受无可挽回的败局，于8月10日向美、中、苏、英四国发出乞和电文。
1945年8月6日美国在日本广岛投掷了原子弹，《解放日报》在头版头条进行了报道，8月10日第三版又发表原子弹炸长崎的消息，并报道同盟国敦促日本投降，夸大原子弹的作用，称为“战争革命”。毛泽东看到报纸后便找《解放日报》总编辑余光生谈话，说“这样宣传是政治上的错误”。毛泽东说美国的原子弹对广岛与长崎的杀伤力大，但是广岛与长崎还是日本的，日本并没有投降。8日苏联对日宣战，9日一百多万红军挺进我国东北，势如破竹，击垮日本精锐的关东军，日本10日宣布无条件投降。我们把原子弹看得神乎其神，是受了资产阶级的影响，你们这样是错误的。
1945年8月10日下午，东京广播：“日本政府准备接受中美英三国政府领袖于1945年7月26日在波茨坦所发表其后经苏联政府赞成之联合宣言所列举之条款......”日本政府分别电请瑞典、瑞士，将投降之意转达中、美、英、苏四国，“日本政府决定投降”的消息通过无线电波迅速传遍了全世界。
下午6时许，在中国的战时首都重庆，广播电台一遍遍地播送着这个消息，山城变成了欢乐的海洋。到处是鞭炮的声音，到处人山人海，比过春节还热闹。不少人都喝醉了，大喊：“日本鬼儿子要投降了！”
诗人艾青在《人民的狂欢夜》中写道：
日本投降了！
没有话比这
更动人
更美丽！
美、中、苏、英四国部署接受日本投降事，划定了受降区，其中规定：中国战区（东三省除外），包括台湾、澎湖及越南北部的日军，向中国政府投降。
但是，尽管发出了投降照会，日本政府中的战争狂人们“继续战争”的叫嚣仍不绝于耳。14日晚上，这些死硬分子甚至发动叛乱，企图夺走第二天即将广播的天皇停战诏书的录音盘。
日本投降诏书的炮制
1945年8月6日,美军在广岛投下原子弹；8月9日,苏联宣布对日作战,百万红军出兵中国东北,同时,第二颗原子弹也在长崎上空爆炸。负隅顽抗的日本陷入绝境。在日本政府和军部紧急召开的最高战争指导会议上,交战派和主和派激烈争吵，首相铃木只得向天皇请求召开御前会议。在御前会议上，昭和天皇最后做出裁决：接受7月26日同盟国发表的《波茨坦宣言》，无条件投降！
御前会议结束时已经是8月10日凌晨两点多，内阁书记官长迫水久常立刻着手起草停战诏书。
早在会议之前，迫水就已经意识到，无论这次会议的结果是什么，都需要形成一份重要的诏书。因此在开会的时候，他努力将天皇的每一句话都铭记在心。现在，他赶紧将自己头脑中所记下来的内容写到纸上。日本停战诏书的初稿就这样形成了。
11日一大早,一夜未眠的汉学家川田送来了修改成形的诏书草稿,这被称为“迫水内阁书记官长第一稿”。
11白天，迫水又请来几位具有相当文学素养的官员和学者，经过一整天的讨论和修改，形成了第二稿。
12日一大早，迫水又请金鸡学院学监安冈正笃这个日本著名的法西斯理论家修改诏书。
安冈修改诏书的原则是：
第一必须要选择任何国家败降时所没有用过的、可以代表日本天皇权威的辞令。
第二不能显示出日本是因战败力尽、不得已而投降的；必须说是受道义之所存、良心之至上而做的决定。
在这个思路下，安冈对诏书进行了大量的修改。其中，安冈认为最重要的有两处：
其一，安冈将草稿中的“欲永远确保和平”改为了“为万世开太平”；其二，安冈在“朕欲忍其所难忍，堪其所难堪”一句前面加上了“义命之所存”。
安冈特别叮嘱迫水，这两处是全篇诏书的着眼点，一定不能再改。
8月15日正午，日本天皇向全国发表了停战诏书。“义之所存”一句被改成了“时运之所趋”，安冈在金鸡学院里听了广播，大为恼怒。他认为，如果说“义命之所存”，就是表明日本结束战争是出于道义上的考虑，而用“时运之所趋”，就等于直接承认了日本是战败而投降。
其实，无论用什么样的字词，日本战败投降的事实都是无法改变的。
抗日风云(三)
希特勒自杀 日本投降
王先金 编著
第十三章 湘西会战 芷江受降
美军战舰 日本署降
1945年8月15日这一天 (2)
1945年8月15日
重庆．晴
1945年8月15日晨5时15分，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用无线电动打字机通知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及中国外交部次长吴国桢，约定于华盛顿时间14日下午7时即重庆夏季时间15日晨7时，同时公布日本正式投降的消息。
早在8月10日，日本政府虽然乞求投降，因日本乞降时还附加着条件，因此遭到中美英苏的拒绝。8月14日23时，日本政府向中美英苏四国政府发出了投降照会，在此“照会”中日本只要求保留天皇制，美国政府首先表示同意，其他三国也就同意了，因此四国决定在同一时间发布日本正式投降的消息。 蒋介石发表讲话
“雾都”重庆战时的中国首都今天是个晴天。
7点左右，日本投降的消息被美国新闻处证实。美军总部的大孩子们首先跳了起来！
到处是“号外！号外！”的喊声，到处是人们的读报声：“日本无条件投降！”张贴着《中央日报》号外的墙前，万头攒动，连不识字的赤脚汉也挤在里面，雨样的汗水把每个人的衣衫和周围人的衣衫黏在了一起。
获知日本投降的消息，数以万计的重庆市民迅速拥上街头。
无论是锣鼓、喇叭、口笛、口哨、脸盆、手掌、嘴巴、铃铛，都为胜利发出了响声。有一个鞋店的店员，看着游行人群敲锣打鼓而来，急中生智，抓起一双皮鞋，当做打击乐器，尽兴而拍，啪啪作响，更加引起人群的欢笑。
满街的人好似潮水般的激流，随处在涌动。鞭炮声，像巨雷一样地响着，火花、鞭炮简直改变了初秋的的景象。
几年来警报频响、一日数惊的日子已经过去；灯火管制、恐惧难眠的黑夜已经过去。人们尽情地享受着胜利，享受着和平。
有一群老百姓，在重庆崇文镇的一家小杂货店外收听这消息。
那时收音机贵重罕见，住着不少官员和军政机关的崇文镇，竟然只有三四台。其中的一台，是一个爱玩弄机器的杂货店老板自己组装的，打开时“吱啦吱啦”响，勉强才能听清，平时几乎无人理会。可那天傍晚则不然了：
不一会儿工夫，商店门前，便被人群挤满，左三层右三层，大约有二三百人之多，引颈驻足，倾耳细听。因为是重复广播，而且声音急昂激动，所以人人听得清楚，人人面部表情在欢欣中有严肃。《大公报》的记者陈纪滢看到若干上了年纪的听众，一面听，一面眼中淌着眼泪，还有哭出声来的……
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写了一首《凯歌》：
胜仗！胜仗！
日本跪下来投降！
祝捷的炮像雷声响，
满街的爆竹，烟火飞扬。
漫山遍野是人浪！
笑口高张，热泪如狂。
向东望，
看我们的百万雄师，
配合英勇的盟军，
浩浩荡荡，
扫残敌，如猛虎驱羊踏破那小扶桑！
河山再造，日月重光。
……
我们一同去祭告国父，
在紫金山旁。
八年血战，千万忠魂，
才打出这建国的康庄。
这真不负我们全民抗战，
不负我们血染沙场。
在北平，大街小巷中到处飘扬起中国国旗，各日军机关门口的鬼子兵没有了往日的神气，无奈地望着在他们面前欢庆胜利的中国人。在上海，聆听了天皇诏书的日军已撤入军营，但却传来“二鬼子”伪军奉重庆当局命令出来“维护治安”的消息。在南京，城内各日军大院里傍晚时分冒出滚滚浓烟，日本人正在奉命“销焚可能成为战后审判证据的文件”……
延安．晴
1945年8月15日，延安艳阳高照。陕北的天好像从来没有这样蓝过。
下午，日本投降的消息传来，中央军委总部正在召开会议。会议室里的人们抑制不住喜悦的心情，兴奋地跳了起来，尽情欢呼。
党中央早在8月10日就已经知道日本投降的确切消息。那天傍晚，新华社工作人员正在抄收路透社新闻，忽见抄报纸上出现一连串英文“急电”的字样，紧接着又有两个英文单词出现在眼前：“日本投降了！”
获悉日本投降，毛泽东欣然题词：“庆祝抗日胜利，中华民族解放万岁！”
15日晚间，日本投降的消息已传遍延安城。不用召唤，人群像潮水一样从各个山沟和窑洞里涌来。缺少柴禾的延安，人们寻找着一切可以燃烧起来当作火把的东西。有人毫不吝惜地撕下棉袄，扯出棉花，蘸了油，当作火把点了起来。
延安全城轰动，万众欢腾。无数火炬照亮山巅河畔，机关与群众的乐队、秧歌队纷纷出发游行，灯火彻夜未熄。
光明的河流在延安城内彻夜流淌。
《解放日报》这样报道那一夜的延安：“东南北各区到处举行火炬游行，一个卖果子的小贩，把筐子里的桃梨一枚一枚地向空中抛掷，高呼：‘不要钱的胜利果，请大家自由吃呀！’……”
这天晚上，美军驻延安观察组里中美双方人员，共庆胜利，开怀畅饮。
这一天的《新华日报》发表了诗人萧三的《延安狂欢夜》：
整个延安起了骚动。
男女老少涌出窑洞。
延河两岸岗山，
野火漫天通红。
（扫帚、草褥都拿来烧了！）
……
诗人艾青写了《人民的狂欢夜》：
感激传染着感激
欢喜传染着欢喜
……
所有的门都打开
迎接欢乐
款待欢乐
欢乐是今天夜晚最高贵的客人。
……
在敌后各抗日根据地，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和根据地政府迅速组织宣传队赶印号外和传单，飞送各地，传播胜利消息……
在河北的回民支队驻地，战士们彻夜欢庆。抗日英雄马本斋之子、日后成为海军少将的马国超当时只有6岁，妈妈拉着他的手，随着人流来到“本斋亭”。突然，欢呼停止了，战士们摘下军帽肃立致哀，为他们敬爱的司令员，也为千千万万没能看到抗战胜利的中国人……
同一天，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命令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及其所属的一切军队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投降。
蒋介石企图把八路军、新四军排队在一切受降仪式之外，遭到了敌后抗日军民的断然拒绝。山东枣庄，残留日军准备逃到徐州向国民党军队投降。当他们行驶出城后，却发现前面的铁路已被破坏，退路也被切断。携带上千支武器的日军，只得向不足百人的铁道游击队缴械投降。
华盛顿．晴
公布日本正式投降之时，华盛顿是8月14日夜间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上最惨烈的死亡与毁灭的汇集，今晚随着日本的无条件投降而告终。”这是美联社发出电文的第一句。报道接着说，“发疯”了的记者们涌进杜鲁门总统的办公室，把再也没有用的作战地图摔向墙壁。
美联社当晚收到的新闻报道来自世界各个角落，虽然来稿都很短，但记者们的兴奋之情跃然稿上。发自东京的一则报道说：“这是世界上最令人振奋的新闻，今夜我们有理由欢庆。”
在纽约，几十万欢庆胜利的人们迅速淹没了时代广场。胜利的欢呼把人的神经都要震麻木了。
全世界都在传播着日本人投降的消息。
南 京．烈日
8月15日正午，日本天皇向他的臣民和军队正式宣布投降《诏书》。所有的日本人都站着或是跪着，收听天皇裕仁广播《终战诏书》。冈村宁次带着侵华日军总司令部的全体人员，集合在广场前聆听天皇“玉音”。直到广播结束，这些曾在中国土地上骄横一时的侵略者，还目光呆滞地站在南京的烈日下。
东 京．阴
1945年8月15日，惶恐不安中苦苦度日的东京市民，迎来了又一个溽热的阴天。
一大早，广播电台就反复告知：“天皇陛下将于今日正午亲自广播，此乃最高之恩泽，举国臣民务必届时恭听。”
人们不知将有何事。虽然早在6天前(8月10日)，日本即将投降的消息就在全世界传开，但作为普通的东京市民，他们听到的仍然是充满“大捷”词汇的战报，不过“大捷”的地点离日本本土却是越来越近了。
东京时间中午12时整，收音机里传来了一个略微带些鼻音并有些发尖的男声：“战局未能好转，世界大势亦对我们不利”，因此“饬帝国政府接受联合公告”。半个小时后，广播员以清晰的声音说：“天皇陛下为开万世之太平，已于昨日通知美英中苏四国，接受《波茨坦公告》。”
东京市民们都不太清楚《波茨坦公告》的具体内容，但这一刻大家知道，日本真的已经战败了。
抽泣声、嚎啕声、呼天唤地的撞击声迅即在东京，在日本列岛，在日本所占领的亚洲各地响起。
在5个小时前，中、美、英、苏四国发表了“四国公告”，同意日本投降后，日本天皇才发布这个《诏书》，《诏书》中虽然没有“投降”二字，实际上是天皇要告知他的臣民，如何应付投降后的时局。
其 他
8月15日的《大公报》上用五个特大的字和一个惊叹号写着：《日本投降矣！》
剑外忽传收蓟北，
初闻涕泪满衣裳。
却看妻子愁何在，
漫卷诗书喜欲狂。
《大公报》用杜甫的诗句做了8月16日社评《日本投降了》的开头。
“日本投降了！在八年苦战之余，得见这胜利的伟大日子到来，我们真是欢欣，真是感激，在笑脸上淌下泪来。”
8月15日，当16岁的日本水下敢死队员门奈高一郎正在等待执行最终的自杀性任务时，上级命令他穿上正式的黑色制服，来到一张铺了白布的桌子跟前。桌上摆了一个收音机。门奈按照指示尊敬地鞠了一躬。静电干扰的电波，他听到裕仁天皇时断时续的讲话，其中提到“忍其所难忍”。这是天皇在宣布日本投降的决定。但门奈没有听到这些内容，信号干扰很严重。他以为天皇在鼓励将士们更努力地战斗。但随后有人奔走相告，说日本输掉了这场战争。门奈不知道应该相信什么。他仍然希望一场“神风”能把敌人吹跑。
那天下午，门奈坐在海边，呆呆盯着水面。突然，他发现有些渔民坐船入了他们平时训练所用的禁区海域。这些渔民看起来很高兴。这时的门奈才真正意识到，战争结束了。
还有一些平民也难以接受这个事实，感到十分愤怒。19岁的可野清子听到天皇宣布投降后她在日记中写道：“听起来好像休战了。我们都很失望。我们感到非常沮丧。”
“回天”鱼雷操控员金田寿治也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他想过要像他的同伴那样，穿戴整齐坐在自己的“回天”鱼雷里自杀。但后来，他内心升起了一个强烈的愿望，希望看看他的国家将如何渡过这场浩劫。没有自杀了。
天皇宣布投降之后，至少有500名日本官员自杀。
在关岛，彼得．贝尼纳托和其他海军陆战队员正准备向日本发起进攻。“我们不想杀进去。日本人会战斗到最后一个人不会投降。”接着他听说美国投下了两颗原子弹，完全摧毁了两座日本城市。他们面面相觑，惊讶一颗炸弹能有这么大的破坏力。当日他们听到了日本宣布投降的消息，他们都想狂欢一下。不知道啤酒是从哪儿弄来的，他们喝了很多。
和平到来的时候，唐．登克尔正在菲列宾，准备再次投入战斗。他是全连187名士兵当中毫发未伤的7人之一，全连共有50人牺牲。他和战友们的感觉是“解脱，只有解脱。就像死刑被解除了。”
抗日风云(三)
希特勒自杀 日本投降
王先金 编著
第十三章 湘西会战 芷江受降
美军战舰 日本署降
1945年8月15日这一天 (3)
日本《投降诏书》大有文章
人们听说日本投降了，都高兴得在欢呼。但对日本天皇发表的《投降诏书》的内容并不了解，即使知道一些，一时也难以细细琢磨。
日本天皇在1945年8月14日录制、8月15日中午对外广播的诏书被盟国拒绝接受。
仔细研究，人们就会发现，这份诏书是通过精雕细琢的，所用词语是非常讲究和精练的。在诏书开始，“朕”、“尔等忠臣良民”等称谓，尊卑分明，惯例依旧，纯属日本国内的特殊公文形式，就是专为天皇发号施令准备的格式之一。诏书的颁布和录音广播都日本国内的事情，并没有当作外交公文送达中、美、英、苏四国。
在这份诏书中，通篇没有一个类似于“降”、“败”之类的词语，全文贯通一个用词原则就是避讳“降”字，对投降之事，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投降内容成了隐含的潜台词。
日本在诏书中不仅没有对发动侵略战争有丝毫悔意，反而仍在颂扬法西斯侵略暴行，把侵略的目的辩护为“求帝国之自存与东亚之安定”，“解放东亚”。这些诏告也正被日后的日本右翼势力重复鼓吹。
从诏书中我们还可以看到，日本死不认输的思维逻辑是：之所以现在投降，并非因为现在日本已经战败，而是因为预见到“如仍继续交战，不仅将招致我民族之灭亡，且将破坏人类之文明”。明明是战败国，明明是日本破坏人类文明在先，遭到世界人民的共同讨伐在后，反而颠倒黑白说成是天皇为了挽救人类的文明而接受联合公告，这似乎是一份在没有失败的情况下接受的公告，连日本学者也承认这份诏书通篇也找不出一句“失败”的话。 日本投降诏书
最让人难以接受的是，诏书中继续顽固地仇视和轻蔑中国。诏书写道：“自交战以来已越4载。”其隐含意思是：日本根本不承认“九一八”以来的14年对中国的侵略和掠夺，也不承认“七七事变”以来的8年中日全面战争，而只承认“向美英两国宣战”以来的短短4年。此种说法的意思是想告诉日本国民，所谓“收拾时局”，就是收拾向美英两国宣战以来的4年战争的时局。
当侵华日军占领南京以后，日本就宣布不再将中国国民政府作为对等的对手，说中国国民政府已沦为“地方政府”，公开否认有抗日的中国政府和中国军队。尤其是在扶持汪精卫伪政权登台以后，日本所有官方文书、大本营军令都把南京汪伪政府称为“中国政府”，把伪军称为“中国军队”。即使是战败投降之时，日本对我中国之心态依然是傲慢和轻视。这种态度在诏书中暴露无遗。
日本“八一四”诏书广播一公开，其内容大大出乎世界各国的意料，自然受到了舆论的强烈谴责。无奈之下，在盟军总部的安排之下，裕仁天皇被迫于1945年9月2日，即东京湾签降的当天，又发表了“九二”诏书一份真正意义的《投降诏书》。
直到60年后，在日本人编写的史书中，只字不提“八一五”四国公告，更不提“九二”诏书，却竭力提高“八一四”诏书的地位，称之为“战争终结之诏书”，把二战终结的大功放到日本天皇的头上，其用意更是昭然若揭。
其实，日本的无条件投降是中、美、英、苏四国同时宣布的，1945年8月15日早上，在中国的重庆、美国的华盛顿、英国的伦敦、苏联的莫斯科，由四国领导人同时宣布。至于日本诏书的广播相隔四国公告整整晚了四个小时。战争已经停止了四个小时，再由日本天皇来广播“终战”，岂不是笑话？
汪伪专机“建国”号起义
1945年上半年，抗日战争处于全面大反攻的前夜。汪伪的军队系统人心动荡，纷纷自找出路。在汪伪空军供职的少尉飞行员黄哲夫和少校飞行教官周致和，心里已认定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队伍无疑是将来中国的希望。于是，经过多次秘密商量，两人决定由黄哲夫去找共产党，周致和设法将汪伪国府的专机搞到手。
黄哲夫通过多方联系于7月份来到新四军苏浙军区司令部。当时粟裕司令员、刘先胜参谋长、钟期光主任十分热情地接见了黄哲夫。黄哲夫将来意和汪伪空军情况向他们作了汇报。粟裕听后十分高兴，说：“欢迎你们起义。不过，这是一件大事，我马上报告给军部和延安党中央。”
三天后，粟裕黄哲夫，党中央已经复电“待机而动，配合反攻”，并介绍了延安的地形情况：“那里有一个飞机场，很少有飞机来往。因为延安有个美军观察组，有时有飞机去送给养。”他要黄哲夫改个名字与他联系，并告诉黄，自己化名叫“左如”以及他在南京和扬州的联络人、联络地点。黄哲夫想了一想说：“叫‘于飞’好吗？”粟裕微笑点点头说：“好!就叫‘于飞’吧!”此后，黄哲夫就用“于飞”这个名字同共产党联系，并说是“左如”同志介绍来的。
7月底的一天，于飞在南京珠江路的珠江饭店二楼租了个小房间。周致和、白景丰、吉翔都来了。于飞先将粟裕司令员的指示、中央的复电和扬州分区程明政委的具体意见都作了传达，然后大家一起讨论了飞延安的计划，并议定起飞地点，一是南京，二是扬州，相机而动。周致和负责将飞机搞到手，并任正驾驶，于飞当副驾驶、领航，并负责同共产党联系。
8月12日，周致和在南京明故宫机场，他想借给汪伪专机“建国”号检查时，把飞机弄到手。周致和懂日语，又是奉伪军委的命令，因此，机场的日本人只打电话核实了一下，手续便办完了。就这样，周致和轻而易举地把飞机弄到了手。
8月19日，飞机加大油门直飞扬州。周致和到扬州后即与于飞联系，并告知速给延安发报。于飞即将情况向程政委汇报，并拟好电报请他代发给毛主席、朱总司令。电文是：日内有飞机来延安，万勿误为敌机。
第二天，8月20日，扬州机场上，“立川”99式双发动机单翼运输机“建国”号已整装待发。周致和等人随即登机。
马达轰鸣，“建国”号从跑道上腾空而起。此时，于飞的心情才稍微舒松了一下。他们告别了浩浩长江，展翼北飞。
航线上有几个是敌人机场的空域，飞机容易被敌机发现和拦截。所幸那天云海茫茫，成了他们的空中保护伞。他们靠飞机上的磁罗盘保持航向。
当飞机到了洛川转向北飞，他们远远地就看见了那著名的延安宝塔。于飞在机舱里大声喊道：“哎!到延安了!”延安地区，群山起伏。由于他们下降高度过低，被那些山头遮挡了视线，没有看到机场。此时，他们已经飞了6个小时，油料快用完了。周致和焦急地对于飞说：“糟糕，没有机场呀!”“不会没有的，粟司令员说有机场，不会错，爬高些再找找看!”飞机爬高后，他们看到了河边有个土机场。飞机急速转弯，下降，终于安全着陆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
“建国”号是8月20日飞抵延安的，因此，改名为820号飞机。这是八路军接收的第一架飞机，隶属于八路军总司令部。
抗日风云(三)
希特勒自杀 日本投降
王先金 编著
第十三章 湘西会战 芷江受降
美军战舰 日本署降
1945年8月15日这一天 (4)
日军芷江乞降
1945年8月15日，日本正式宣布投降。
当日中午，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蒋介石，向在南京的侵华日军最高指挥官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发出电令：中国战区所有日军停止一切军事行动；所有武装及装备保持现有态势，听候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的命令；不得破坏任何装备、物资；负责维持所在地秩序与交通。催促其赶快派代表到江西玉山机场洽谈受降事宜，后因玉山机场跑道损坏，又通知冈村改到湖南芷江机场。
冈村宁次接到电令后，于8月17日复电，称将按中国统帅部的命令执行准备派代表到指定地点洽谈投降事宜。
18日，蒋介石再次急电冈村，指令其派代表在8月21日到湖南芷江机场，并对日方代表的人数，乘坐飞机的型号、标识，飞行时间、航线、高度降落顺序，以及应带之文书等，一一作了规定。对日方受降使节及至芷江的注意事项，提出了七项要求。并要求冈村接到此电后，须于8月19日午后6至8时在南京无线电台以波长5400KC答复。
冈村宁次于19日下午6时依限复电：“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蒋中正阁下，今井总参谋副长一行率同参谋二人，翻译一人，乘中型双引擎飞机飞往指定地点。一切行动，依照尊电办理，但机身标志红色带改为系在尾部……。驻华日军最高指挥官冈村宁次。”
日本侵略军要来芷江乞降的消息传出后，人们欢欣鼓舞，奔走相告。家家户户挂起了国旗，商店酒家门前悬起了彩灯……
为何选择芷江为日军洽降地？
当时新六军驻守在芷江。担任中国战区美军司令的魏德迈向蒋介石分析，日军虽然接受《波茨坦公告》无条件投降，但不肯认输，仍然很傲慢，而新六军在缅甸彻底打败过日军精锐之师第18、第56、第53、第49、第2等师团，在日军中影响很深，很有威慑作用，所以让日军代表到新六军军部芷江洽降。
另外，芷江有湘黔公路的便利交通，有美国人援建的机场，而且是新生武力核心之一，数百架飞机银翼相接，极为壮观。城郊新车奔驰，新装备之战士荷枪站立，一派朝气。日本人见此，必因中国实力而有所畏惧，这也是国民政府选择芷江作为受降地的用心所在。
还有更为重要的是，战争结束前四个月，冈村宁次为争夺该地发动了大规模的“芷江作战”，即“湘西会战”，结果受到了新六军等中国军队的严厉打击，以死伤近两万多人惨败，被围歼的残存部队竟落到了以蛇鼠充饥的地步，芷江因而被称为“日军葬身之地”。
8月19日，蒋介石召见陆军总司令何应钦，授权何为中方洽谈全权代表，并急电驻守芷江一线的第四方面军王耀武、新六军廖耀湘等人加快准备。何应钦立即召集有关人员进行讨论，确定以陆军总部、军委会、行政院顾问团、各大战区长官以及美军驻中国作战司令部的高级军政人员，组成庞大的洽降代表团，并邀请昆明、重庆、贵阳各大报社派出记者前往芷江，让全体中国人分享百年来中国人初次受降的喜悦。
20日上午，接到通知的各战区长官张发奎、卢汉、汤恩伯、杜聿明等陆续抵达芷江。下午，何应钦率同廖耀湘、郑洞国、张治中等文武官员分乘四架运输机，由重庆抵达芷江。考虑到日军降使是副参谋长级别，因此决定安排由陆军参谋长萧毅肃出面受降。
中国战区的受降洽谈使节，是一个由中国战区陆军总司令何应钦率领的四十人代表团。各战区司令官张发奎、汤恩伯、王耀武、卢汉、杜聿明等也先后赶到。中国陆军总部东迁芷江，以及中外记者接连不断的到来，大增加了芷江古城的欢乐气氛。
何应钦到达芷江后，当晚无法合眼，他最担心的是中国军民对降使的过激行为和由此而引起的降使自杀事件发生，从而影响受降的顺利进行。21日零时，为做到万无一失，何应钦主持召开有关人员参加的“零点会议”，作了三条保护降使安全的规定：
一、降使住址对外严格保密，内外三层岗哨；
二、没有陆军总部的“特别通行证”，任何人不得进入降使住地；
三、对降使严肃、冷淡。不准握手、欢呼、签字留念，严禁凌辱性的举动。
可没想到，还是让厨师和招待员钻了“空子”。
8月21日的芷江，天气晴朗，彩旗招展。人们一大早就从欢笑中醒来，向受降的芷江机场走去，他们要把日本侵略者前来乞降的历史性场面永刻在心中。
上午9时，机场附近已经汇集了许多人，一百多辆吉普车以及其他一些军车排列在路两边，更多的车辆还在源源不断地驶来。热情的美国军人也充满了胜利的喜悦，他们也急于想看看昔日不可一世的凶残的敌人是怎样低头认罪。 前来投降的日方代表团
11时15分，在芷江机场担任警戒的中美官兵以及正在等候的中外记者、四周观望的民众约五千人，已听到隆隆机声破空而来。少倾，四架飞机出现在机场上空，其中三架是盟国银色战斗机，一架是漆着日本国旗的双引擎运输机，它们按照规定依次降落。特别引人注意的，是日机的两翼尖和尾端挂着的那三条红布，这是中方指定的作为降机的标志。
日机在跑道上停下后，站在机场四周的人们象决堤的洪水冲过警戒线一拥而上，把日机紧紧围在中央。
机门打开了，日本驻中国陆军副总参谋长、投降代表今井武夫以立正姿势站在门口对我陆军总部接待人员陈祖贻少校说：“请问我可以下机吗？”陈少校答：“可以。”于是日本投降代表依次下机。
首先下机的是一个穿着青色西装的日本翻译木村喜男，接着便是头戴拿破仑帽、佩少将军衔、蹬马靴、着草绿色哗叽翻领军服的今井武夫。他面带愁容，缓慢地从舷梯上下来。跟在他后面的是随员陆军中佐桥岛芳雄和少佐前川冈雄。他们一共8人，有参谋、机长、驾驶员、译员。他们下机后并排肃立在舷梯旁，接受陈参谋查阅名单和证件。
机场围观的军民高呼：“日本鬼子滚出去!”“向今井讨还血债!”日本乞降使今井等人听了，胆战心惊。
陈少校检查了他们的名单和证件，中国宪兵检查了他们所携带的5口皮箱，并指令他们分乘两辆插着白旗的吉普车。陈少校率领着宪兵班，分乘在他们前后的吉普车中，押护着他们在人群中缓缓前进。这时，摄影记者的照相机不停地在今井面前闪动，人们也竟相观看日本降使的“尊容”。这个双手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刽子手如临绝境，如丧考妣。记者此前已接到通知，禁止对日本降使作现场采访，所以没有人向他提问。
今井武夫1918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后又毕业于日本陆军大学。抗战爆发后，今井参与策划成立汪伪政府，后成为冈村宁茨的重要幕僚。
今井武夫被引到一辆插有白旗的美式吉普车上，坐在前排司机旁，后面坐着前川、桥岛和翻译木村。另一辆也插着白旗，载着其余四个日本人和行李。陈祖贻少校率领担负警戒的宪兵班，分坐在最前后的两辆车上。四辆车成纵队缓缓驶出人群，向住所开去。
今井武夫(右)
从机场前往住所的几公里路上，挤满了人群，不断有人高喊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审判罪犯”、“血债血还”等口号。争相观看日本降使的人群仍然不断涌向路中间，阻挡了车队的前行，汽车就这样开开停停。有的老百姓无法接近日本人，干脆从地上拣起石块砸在吉普车上“叮当”作响。这时的今井武夫一行从刚下飞机的面无表情，变成脸色惨白。
不久，今井乘坐的汽车停在一所凹形木板平房前面，灰色墙壁上写着两个白色的大“十”字，这就是日本洽降使的住所。住所共有六间，每室备有未加油漆的木椅、木桌各一张，红色门帘、被单皆系新置。进食处在其左右，且有休息室，朴素而整洁，连日方投降专使人员都觉得中国方面宽大优遇。
今井武夫走进住房，身子像散了架似的倒在床上，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死鱼似的眼睛瞪着天花板，流出了两行浊泪：“知有今日，何必当初……”
片刻，招待员领他们去用餐，今井一行七人鱼贯而行，进入餐厅。只见四方桌上摆着一大盆面包，四瓶“威士忌”，四瓶香槟，数样中国菜。一股清香，诱得他们直咽口水。自8月15日日本天皇下停战诏书以来，他们就没心思吃过一顿饱饭。今井示意大家坐下，他用颤抖的手打开酒瓶，给每人倒一杯，然后举起杯说：“诸君，今日有酒，今日醉吧。”说完，“哧”地喝得杯底朝天。他的部属也照样杯底朝天。 受 降 堂
今井武夫抓了一个面包一分为二，吓了一跳，忙问：“什么的干活？”原来，面包里露出一只喷香的螃蟹。“不是肉馅，是螃蟹馅。”翻译官木村辰男说。
螃蟹馅子难看，吃来蛮脆、蛮香。顷刻，面包一个不剩，盘底露出两个醒目的中文字：“横行”。
望着“横行”二字，今井突然想到了什么，他凄楚地低下了头。六人见今井满脸不高兴，都缄默无语。食毕，他们怏怏地回到住房。参谋桥岛芳雄、前川冈雄和木村挤在今井房里，三人不解其意。
今井叹气说：“中国人的，嘲笑的我们。”
前川说：“中国人没有同我们进餐，你说他们嘲笑？”
木村猛地醒悟：“妙，妙，他们用螃蟹作馅子，让我们吃了，盘底写二字，意为日本人吃螃蟹----横行!用心良苦，用心良苦。”
吃过午饭，今井武夫等在宿舍休息。
下午3时20分，今井一行四人乘吉普车从住所前往四公里外七里桥的受降会场。
受降仪式的地点设在机场附近的空军第一招待所。这里原是一座西式平房，东西两头有出口及休息室，正中部为会场。会场前有一旷地，左右皆有马路可通。路口各扎松柏牌楼一座，左边入口处缀“公理”两字，中间“Ｖ”，上扎有“和平之神”；右边缀以“正义”两字。会场前旷地高竖中、美、英、苏四国国旗。
招待所的设备简单而整齐，气氛庄严而肃穆。在招待所的大门上扎了点柏枝，贴上了“和平永奠”四个大字。受降仪式是在两排营房末端的一个小会议厅里举行的。会场室内东面墙上，印有大红色“Ｖ”字，两边各悬四国国旗。西墙上悬挂着一口大钟。会议厅内右边正中墙上，挂着一张很大的孙中山半身像，像前是排成弧形的几张桌子，上面铺着洁白的桌布，颇似法庭的案台。在案台前约两米处，摆着四张漆黑的椅子，这是投降代表的座位。在会议厅的另一端，西墙大钟下，摆了一张大餐桌，其旁有些椅子和凳子，这是为中外记者预备的旁听席位。会场的一切布置得很简单，桌上没有花瓶，也没有烟茶。
受降开始前，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参谋长肖毅肃中将等先来到受降会场。肖中将坐正中，其右为中国战区美军作战司令部参谋长柏德诺准将，左为总参谋部副参谋长冷欣中将，高级将领杜聿明、汤恩伯、张发奎、王耀武、卢汉及翻译等坐在一旁，中外记者坐于旁听席上。
首先，肖将军站起来宣布“约法三章”：第一，今天在场的中外记者都不得发问；第二，当日本降使进来时大家应安坐不动；第三，所有中国方面的发言，都先译成日文再译成英文，而所有日本方面发言，都先译成中文再译成英文。 肖毅肃将军首先来到受降会场
下午3时40分，今井等被带入会场。今井的态度故作傲慢，而随员则惶惶不安。当行至会场中央时，他们立正、脱帽，向肖中将行鞠躬礼。肖将军冷漠地说了声“请坐”，他们便坐于肖毅肃的对面。此时一片寂静，人们睁大眼睛，看着这历史性一幕的开演。
肖将军对今井说明自己的身份并介绍其他中美代表后，说：“请贵官说明身份，出示洽降的授权证明。”
今井略为犹豫，随即表示目前尚未接到东京大本营(参谋本部)的正式命令，尚无正式文件，冈村给他的任务只是洽降联络，而不是签字代表，所以仅带来冈村的“特别命令”，而没有身份证明书。接着，将冈村的命令交随员转呈给肖将军。肖看过后，问今井带没带来日军在中国大陆、台湾及越南等地的位置、兵力等图表，今井说只带来日军在中国大陆战场上的部署图，台湾、越南则非日派遣军总司令官管辖。说完即将所带地图呈肖。此时，摄影记者一片忙碌，几十个镜头，纷纷对准所呈地图和降使的脸部。
此后，肖将军与今井一问一答，极为紧张严肃。肖将军问话严谨，而今井则一副狼狈相。
肖将军将何应钦致冈村的备忘录一份，交与今井，要他带转冈村。该备忘录共五项，令冈村遵照执行投降诸事宜，并说明，中国战区陆军总司令部副参谋长冷欣将去南京成立前进指挥所，何总司令将不待日军正式签字投降，即空运大军接收上海、南京、北平三地，令冈村知照并做好准备。
今井在签具收据时说：“本文件中有显然难以执行之处，希望在此陈述。”
肖将军说：“我看不必。有困难，留待以后再联系。”
于是，今井执毛笔签字并盖章。今井头上直冒虚汗，当他用颤抖的右手在收据上写下“今井武夫”这几个歪歪斜斜的字时，左手却不时用白手帕去擦拭他那光秃的额头。
洽降仪式进行了两小时，双方交换了无线电联络时间和呼号波长表，今井呈交有关图籍表册，肖毅宣读了何应钦致冈村宁次的第一号备亡录。会见中由中方翻译王武少校译述，中外记者纷纷拍照，还拍了记录电影。
这天晚上，今井向南京的冈村宁茨发电，报告芷江洽降的经过，并转达中国陆军副总司令冷欣将军即将飞往南京成立前进指挥所。
芷江受降过程中，何应钦身居幕后，俟今井离去，何应钦立刻出现在大厅中，听取萧毅肃的报告，检视今井所呈文件，对受降过程感到满意。
事实上，受降仪式只不过是走走过场而已，受降典礼结束后的当晚就转入实质性会商受降条款。
惊、险、恐，一天中，今井武夫出了几身汗，回到住所，他开始泡在浴缸里洗澡。突然，有什么东西在他背后撞了一下，今井武夫急忙用手捞，那东西光溜溜的，“嗖”地从他手中滑脱。他转过身一看，惊得一跃而起，跳出浴缸，惊呼：“蛇，蛇!”可定眼一看，不是蛇，是条拇指大、尺许长、棕色背的鳝鱼。他跳入气急败坏地在水中追抓那条鳝鱼。费了好大劲儿，今井武夫才抓住鳝鱼，将它狠狠地甩在地上。鳝鱼抽搐了一下，便气息奄奄了。浴缸里怎么会有鳝鱼呢，肯定是招待员搞的恶作剧。半个小时后，桥岛、木村、前川等出房都说了同样的奇遇。
招待员放鳝鱼有何用意？四在面面相觑。突然，今井武夫醒悟了，十分忧伤地说：“大日本帝国是长形国土，四周有水，中国人喻日本是鳝鱼，中国是干地，鳝鱼只有回到水里才有活路……”
“今井说得对，今井说得对!”
“什么人说话？”四人一听，回头到处寻找，不见人影。正在诧异，刚才的话又响起在耳边：“今井说得对!”他们沿声看去，原来天树枝上的鹦鹉，它望蓝天，还在福气地说：“今井说得对!”
“唉，帝国圣战的气数已尽!”今井武夫小声地哀叹着。
晚上，按中方规定，10点钟今井武夫一行必须进房安睡，可今井武夫哪里睡得着呢。他端坐灯前，拼命抽烟，思虑明天在何应钦召见时谈话的内容，会谈及一些什么内容？正在他聚精会神地思考时，有一个小动物爬上他的脚背，冰凉冰凉的。他惊得一跺脚，那动物落在地面。今井武夫仔细一看，见是只夏天在房前房后阴沟里常见的癞蛤蟆。这只癞蛤蟆鼓着腮，瞪着眼，望着他。今井不由火起，一脚将癞蛤蟆踢个肚朝天。癞蛤蟆肚朝天，四肢乱抓，欲翻转身来，可使了半天劲，不能如愿。今井倒可怜起它来，蹲下身想助它一臂之力，不料发现癞蛤蟆肚下捆有纸条。纸条？招待员又在耍什么新招？今井急忙从癞蛤蟆肚下拿起纸条，就灯一看，是一张中国与日本相对的地图。在中国地图上画着一只雪白的天鹅，曲颈长伸；日本的地图上，画有一只难看的癞蛤蟆，癞蛤蟆鼓眼望天鹅，作欲跳状。图下是一句中国俗话：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空费心。
今井武夫心里像吞下只苍蝇似的难受，本想撕它个粉碎，刚举手又停下。他将纸条折好，塞进内衣口供，又双手捧住地上的癞蛤蟆，到房外放掉说：“中华民族智慧并不比大和民族差!嘲弄的深刻，却又不失礼仪。聪明，大大的聪明。”
23日下午1点，何应钦在陆军总部的一间会客厅召见日本乞降代表。今井武夫等四人由陈少校引导，仍乘插白旗的吉普车前往。正要进入会客厅时，何应钦传出话来，只今井武夫一人入见，参谋两人与翻译就留在了门口。
今井武夫脱帽而入，向何应钦鞠躬，黯然肃立。何应钦也未叫他坐，问：“21日派肖参谋长面交的备亡录收到没有？”今井回答：“收到了。”何应钦又说：“请转告冈村宁次将军，对备亡录必须切实执行，本总司令定于本月26日以后三天里，向南京空运部队要求冈村宁次将军准备一切。”今井武夫：“知道了。”何应钦最后说：“你们今天就可以出发回南京去。”于是今井鞠躬退出。会见只是短短的几分钟。2时15分，今井等人搭原机离去，结束了在芷江52小时的停留。
这天傍晚，何应钦将军代表陆军总部在受降会场前广场欢宴中美军事首长、新闻界友人，庆祝芷江受降顺利成功。
芷江受降这一重大历史事件，震撼中外，为世人所瞩目。当时国内各种报纸，均在头版头条对此报导。事后，有许多人建议以各种形式对其做永久性纪念。
1946年冬，当时任湖南省主度的王东原，主张将芷江修建为“受降城”，得到各界人士的赞同。
但由于那时“蒋委员长”正忙于打内战，军费开支巨大，无意花许多钱于此。可民意又难违，于是，国民党政府于1947年2月，在原受降旧址芷江古城的七里桥(沅)水河畔，修建了一座“受降纪念坊”。从此，这座纪念坊便成为中国人民浴血抗战胜利的见证，成为伟大的中华民族击败外国侵略者的历史丰碑。
“受降纪念坊”为四柱三拱门牌坊式建筑，高8.5米，宽10.64米；中拱宽3米。坊基为水泥筑石墩，上砌大理石柱，柱面各宽1.16米。正、背面均镌刻有国民党军政要员的题额、题联。
蒋介石题有：“震古铄今”（正面中门上端）
“克敌受降威加万里 名城揽胜地重千秋”（中柱题联）
于右任题：“布昭神武”（东拱额联）
孙科题：“武德长照”（西拱额联）
李宗仁题：“得道胜强权百万敌军齐解甲 受降大典千秋战史记名城”
王东原题：“万古流芳”
居正题：“名垂青史”
王云武题：“气贯长虹”
抗日风云(三)
希特勒自杀 日本投降
王先金 编著
第十三章 湘西会战 芷江受降
美军战舰 日本署降
1945年8月15日这一天 (5)
国民党接防南京
1945年8月，日本即将投降。当消息传出后，南京乱成了一锅粥。而此时最急的人，当数蒋介石了。日本人投降了，这上百万军队和数不清的装备要接收，沦陷区的财政要接管，这么大的地盘要派兵驻守……而“中央”远在重庆，新四军则近在咫尺，一旦落入共军手中……这一切都不堪设想。此时，蒋介石只有寄希望于远在南京的“二周”了。这“二周”就是周佛海和周镐。
8月12日，蒋介石任命周佛海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京沪行动总队总指挥，周镐为南京指挥部指挥。
8月16日，周镐自作主张地在新街口闹市区的原伪中央储备银行内，先行成立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京沪行动总队南京指挥部”，并于当天就强行接管了电台和主要报纸《中央日报》，宣布全面接管汪伪政权。周镐还通宵达旦地起草给冈村宁次的受降书和其他有关文件。这些行动，并没有请示蒋介石和戴笠。
第二天，电台广播了汪伪政府已被接管的新闻，报纸也套红发布了周镐的公告。
第三天，周镐派出财政部卫队和部分陆军部队，在南京全城开始行动。首先控制了车站、码头及交通要道，又派人占领伪政权的各个重要机构，同时抓捕汉奸。一天下来，就逮捕了汉奸40多人，昔日的市长、部长们，统统关押在中储行，几十个人挤在地下室的一间小房间里。
在抓捕伪军政部长肖叔萱时，遇到了卫士们的反抗，枪战中，肖叔萱被击伤，结果不治身亡。伪考试院长陈群受到惊吓，竟然自杀毙命。伪政府代主席陈公博也是惊惶失措，不知如何是好。
周镐的行动，打乱了蒋介石的部署。蒋介石任命周镐为南京指挥的本是，在南京一带维持现状，防止新四军进城，以等待正规军的抵达。而同时有好几支伪军部队都接到了蒋介石的委任……没想到，周镐的行动太过火了。更令蒋介石不能容忍的是，周镐居然搞出个让冈村宁次投降的受降书，如果冈村宁次真的向周镐投降了，那以后中国战区的受降仪式还怎么搞!这些，都犯了了蒋介石和军统的大忌。
于是，蒋介石又下达了命令：南京的治安暂由日本军队来维持。
18日，日酋冈村宁次派出重兵，开到市中心包围了中储行。周镐受到两面夹攻，只得随小笠原一同前往日军总部，刚一到就被扣押。军统局人马到达南京后，周镐即被押往南京警备司令部，后又押解上海。
“周镐事件”后，国民政府立即准备接防南京。
关于派遣中国陆军中的哪支部队正式进入南京接防，国民政府内部意见并不统一。蒋介石向美国军方的魏德迈将军征求意见，魏德迈认为以新六军最为合适，因为新六军在缅甸打败过日军精锐的第十八师团，在日军中影响很大，虽然南京的日军很傲慢，但新六军对日军有很大的震慑作用。另以汤恩伯第三方面军空运上海，二方面军接收广州，四方面军接收长沙和武汉。蒋介石采纳了魏德迈的建议，立即下令由新六军这支嫡系部队接防南京。
在新六军到达南京之前，第十战区司令长官李品仙下属的徐启明部一个团已从安徽先期抵达浦口，并于8月24日进入下关。这时日军尚未解除武装，看着这支中国军队全副武装地进入南京，两军官兵均侧目冷对。这是自1937年12月南京保卫战后，中日两军第一次在南京正面相遇，也是抗战胜利后的第一支进入南京的中国军队。
从8月30日起，全副美械装备的新六军，从芷江陆续空运南京，到达后即分批进入各自的营房。9月5日，“陆总“立即电令日军冈村宁次转知南京日军8万余人，在南京就地集结，交出南京城防的警备任务，次日必须交接完毕。
9月5日，新六军举行了盛大的入城式。 冈村宁次走入会场
新六军军长廖耀湘到南京后，立即派出一批谍报人员潜赴新四军活动地区进行侦察，严防新四军人员进入南京城。
何应钦南京受降
1945年8月27日午后2时，冷欣一行飞抵南京，在原立法院长孙科公馆里设置前进指挥所。第二天上午，冷欣约会冈村宁次，告诉他：“本人奉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上将之命，在南京设置前进指挥所，在何总司令未莅之前，由本人随时传达何总司令命令，并作一切必要之准备，望贵官切实协助。”冈村宁次表示：“一定遵从。”
9月3日，中国国民政府下令举国庆祝三天，并从第二年开始开始每年9月3日作为抗战胜利纪念日。1951年新中国重新将抗战胜利纪念日定在了每年的9月3日。后来，这个日子被全世界公认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日。
1945年9月8日正午12时，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在蔡文治、钮先铭、张廷孟等人陪同下，由芷江飞抵南京。同机到达的还有谷正纲、李惟果、丁惟汾、贺衷寒、葛敬恩等政府要员。接着，美军少将麦克鲁，参谋长柏德尔等也相继飞抵南京。
当何应钦的专机降落时，先期到达南京的军政要员萧毅肃、冷欣、汤恩伯、李明扬、郑洞国、廖耀湘、王懋功、彭孟缉等及各界100多人，齐集大校场机场迎候，其规模之隆重，仅次于蒋介石到达南京时的场面。
1945年9月9日8点半，中外来宾近千人络绎入场。日军签署投降书的代表7人，则由中方陆军司令部王上校引导，乘车入中央军校后，被传唤去休息室待命，他们是：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大将、总参谋长小林浅三郎中将、副总参谋长今井武夫少将、参谋小笠源清中佐、舰队司令福田良三中将、台湾军参谋长谏山春树中将、第38军参谋长三泽吕雄大佐。
8点52分，掌声响起，中国五位受降官员进场，入受降席就座，陆军总司令一级上将何应钦居中，左为海军上将陈绍宽、空军第一路军司令张廷孟上校，右为陆军一级上将顾祝同、陆军参谋长肖毅肃中将。
8点58分，日本投降代表随王上校走出休息室，一律摘帽在手，从正门步入受降会场，立时吸引了全场的目光。他们至受降席前，排成横队立正，齐向何应钦一鞠躬。何应钦欠了欠身体，算作还礼。
9时整，受降仪式正式开始。冈村宁次解下身上军刀，由参谋长小林浅三郎双手缴呈何应钦，表示130万侵华日军放下武器，向中国投降。冈村宁次低着头看完日本投降书，取笔蘸墨，写下“冈村宁次”四字后，从其上衣右方口袋内取出小型方章，轻蘸红色印泥后，盖于名下。由于手颤抖，他把章盖歪了。他好像很抱歉，向何应钦点点头。
现场不仅室内站满了人，连外头走廊也满是探头张望者，人人都想亲自见证这个中华民族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日本代表都剃着光头，脸色十分难看，以前那种嚣张跋扈的气焰不见了。
何应钦指示投降代表去投降席上坐下后，宣布照相五分钟。中外记者蜂拥而上，镁光灯闪烁，摄影机转动，冈村宁次等佯装镇静，却难以掩饰投降的沮丧与羞耻。
历史定格在此时，日本侵略者签字投降，中国抗日战争终于胜利了。
受降仪式9时15分结束。随即，中国陆军总司令、中国受降代表何应钦发表了广播讲话：“敬告全国同胞及全世界人士，我是中国战区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中国战区日军投降签字已于本日上午9时，在南京顺利完成。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有意义的一个日子，这是八年抗战艰苦奋斗的结果，这对东亚及全世界人类的和平与繁荣，亦从此开一新的纪元。”
在中国现代史上，中国与帝国主义强国签订了700多个条约，唯独这一次是胜利的、平等的。
中国战区日本投降签字仪式结束以后，当日中午何应钦在南京中山东路励志社举行酒会，宴请参加观礼和参加受降的人员，庆祝中国的伟大胜利。
9月9日的南京，街头巷尾欢欣鼓舞，兴高采烈，南京城都沉浸在一片欢乐的气氛中。
中国战区日军投降仪式结束后不久，蒋介石立即准备调新六军这支王牌前往东北内战前线，南京城防改由七十四军接防。
抗日战争的最后一战
“8.15”日本以天皇昭书宣布无条件投降，新四军按中共中央、朱德、毛泽东指示，从9月1日到11日上旬已扫清了长江以北、陇海路以南除徐州、南通、扬州、高邮等城以外的苏皖一大片地区，而高邮则是“运河大门上的铁锁”。
1945年12月初，冈村宁次密令高邮的日军1100余人和伪军4000人筑城固守，负隅顽抗。高邮城墙有10米多高，他们以为“固若金汤”、“万无一失”。
12月3日，张鼎丞、邓子恢、粟裕、谭震林、曾山等华中党政军首长五人，审时度势，主动请战，联名致电中共中央：“建议即集中（华中）野战军，攻占高邮……”
12月下旬，邵伯解放。粟裕司令从七纵赶来八纵，与八纵陶勇司令员兼政委、彭德清副司令兼参谋长共同研究攻城部署。
陶勇和彭德清提出：“敌人不投降，我们一定消灭他！坚决完成任务。”他们两人早已是以身许国的抗日名将。
12月25日夜，八纵在强大火力下动摇下，冒雨发起总攻。64、66、68团从城北、城东、城南三个方向向高邮城发起猛攻，64团一营二连指战员架起云梯从西城角的两侧向上爬，迅速跃上城墙，一营长邓若波（团突击队长）率领一连紧跟三连，巩固阵地，扩大战果……战至26日下午4时，三个团已合围日军司令部，在我军炽烈的火力压制下，日军驻高邮最高司令官岩崎大佐终于次日凌晨向我军投降。
高邮城东有一座花园，园中几幢楼房，日军占领后作为司令部。12月26日晚，66团姚力政委率部冲到这里，在一个像礼堂的大屋子前，二三百日军在地上烤火，姚政委命令日军立即缴枪。日军代表仍顽固地要同我军代表谈判。于是，华野八纵政治部主任韩念龙、副主任谢云晖奉命与日方代表谈判。日方大队长岩崎大佐十分狡猾地说：“我们旅团中心在南京，高邮城的弹药给养、重武器可以全交给你们，但轻武器我们要带去南京。”韩念龙严词驳斥：“你们只能无条件投降，你们天皇的命令也是无条件投降。我军纪律严明，投降后自然会按优待俘虏条例，保证你们及你们家属的安全和遣返。”
谈判当时，我方最高司令粟裕就在现场，正式受降时，我方代表向岩崎介绍说：“这就是粟裕司令，他是这次战役的最高指挥官。”这时，岩崎大佐才低下头来，交出身藏的祖传紫云刀，向粟裕投降请罪。
解放高邮一役共歼日军1100人，其中俘日军大队长以下891人；歼伪军3600人，其中俘伪42师师长王和以下3493人。从此，高邮古城回到了人民的怀抱。
抗日风云(三)
希特勒自杀 日本投降
王先金 编著
第十三章 湘西会战 芷江受降
美军战舰 日本署降
1945年8月15日这一天 (6)
密苏里号战舰上
日本签署投降书
为何日本投降仪式要在军舰上举行？
1945年9月2日，在东京湾的美国海军战列舰“密苏里”号上，举行了日本投降签字仪式。
8月26日，一支拥有383艘军舰、1300架舰载飞机的盟国舰队向东京湾挺进。28日，盟军先头部队开始在东京机场降落、登陆。30日，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到达东京，控制了东京的广播电台，建立自己的新闻局。
为什么日本投降仪式要在美国“密苏里”号军舰上举行呢？
“密苏里”号战列舰1943年始建，1944年6月11日服役，它的标准排水量3.5万吨，满载排水量4.6万吨，长270.4米，宽33米，是当时装甲最厚的水面战舰，足以承受一吨半穿甲弹的袭击。舰上最初装有3座三联装406毫米主炮，149门各种口径的副炮和高炮，还载有3架水上飞机。功率15.6万千瓦，最大航速33节。它以当时总统杜鲁门家乡的州命名，是太平洋战场关键一役中途岛之战的指挥官、美舰队司令尼米兹将军的旗舰。
原来，由于受降仪式地点的问题，麦克阿瑟和美国太平洋舰队总司令尼米兹曾进行过激烈的争论。杜鲁门总统已经内定，由麦克阿瑟以盟军最高司令官的身份执行对日占领。由他主持仪式，看来是顺理成章的。不过，这可惹恼了海军上将尼米兹。
尼米兹是在珍珠港惨败、美国海军最黯淡的时刻接任太平洋舰队司令的，他不仅很快重振了海军官兵的自信和斗志，而且在兼任太平洋战区总司令期间，出色地指挥了一系列有决定意义的海空战、岛屿争夺战和广泛的潜艇战。如今在凯歌高奏中却让麦克阿瑟喝头牌，岂不是对海军的大不敬？
这时，海军部长福雷斯特给杜鲁门出了个好主意：把签字仪式放在停泊于东京湾的“密苏里”号战列舰上举行。
签 字 场 所
1945年9月2日拂晓，天空阴云密布，“密苏里”号由几百艘海军舰船簇拥着，赫然耸立在东京湾。它的主桅杆上悬挂的那面国旗，是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被日军偷袭时，华盛顿国会大厦悬挂的那面星条旗。泊满东京湾的美国军舰，舰首、主桅也都高悬星条旗，炮口高仰直接对着日本本土。在战列舰上，美、中、苏、英、法五国的国旗迎风飘扬。炮口之下的日本军舰没挂旗帜，所有炮口都摇至甲板，战斗位置空无一人。ＵSS BB63“密苏里”号战列舰上，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尼米兹上将代表美国政府接受日本投降。
由于太平洋战争中国政府最先对日宣战，奋战时间最长、损失巨大，尼米兹安排中国代表最先入场。
上午9时左右，将在日本东京湾内美国超级战舰“密苏里”号上，举行日本签署投降书仪式。
那天，天刚破晓，新闻记者们便开始准备。中国《大公报》记者朱启平是在7点多钟随同记者团从另一艘军舰乘小艇登上“密苏里”号的。“密苏里”号舰的主甲板有两三个足球场大，但这时也显得小了。走动不开。到处都是密密簇簇排列着穿咔叽制服、持枪肃立的陆战队士兵，军衣洁白、折痕犹在、满脸笑容的水兵，往来互相招呼的军官，以及二百多名各国记者。灰色的舰身油漆一新。这天天阴，灰云四罩，海风轻拂。海面上舰船如林，飘扬着美国国旗。舱面上人影密集，都在向“密苏里”号舰注视着。小艇往来疾驶如奔马，摩托声如猛兽怒吼，几乎都是载着各国官兵来“密苏里”号舰参加典礼的。陆地看不清，躺在远远的晨雾中。
签字的地方在战舰右侧将领指挥室外的上层甲板上。签字用的桌子，是本舰士官室一张吃饭用的长方桌，上面铺着绿呢布。桌子横放在甲板中心偏右下角，每边放一把椅子，桌旁设有四五个扩音器，播音时可直通美国。将领指挥室外门的玻璃柜门，如同装饰着织绵画一般，装着一面陈旧的美国国旗。这面旗还是92年前，首次来日本通商的美将佩里带到日本的，在日本上空飘扬过。现在，旗的位置正下视签字桌。桌子靠里的一面是联合国签字代表团站立的地方，靠外留给日本代表排列。桌前左方将排列50位高级海军将领，右方排列50位高级陆军将领。桌后架起一个小平台，给拍电影和拍照片的摄影记者们专用。其余四周都是记者们的天下。
8点刚过，记者们都依照预先规定的位置站好了。海尔赛将军是美国第三舰队的指挥官，“密苏里”号是他的旗舰，因此从来客的立场讲，他是主人。这时他正笑吟吟地站在出入口和登舰的高级将领们一个个握手寒暄。接着，美国太平洋舰队总司令尼米兹将军到了，海尔赛将军陪着这位上司走入将领指挥室，舰上升起尼米兹的五星将旗。
代 表 到 来
8时30分，乐声大起，一位军官宣布，联合国签字代表团到。他们是乘驱逐舰从横滨动身来的。顷刻间，从主甲板大炮后走出一列衣着殊异的人。第一个是中国代表徐永昌（中国军令部长）将军，他穿着一身崭新的中山式毛哔叽军装，左胸上两行勋绶配上将军衔，向在场迎接的美国军官举手还礼后，拾级登梯一直走到舰桥右前方的上层甲板。紧随徐上将身后的是美国、英国、苏联、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荷兰、新西兰等九国的代表也陆续上来了。中国首次跻身美、英、法、苏四强之列，而且名次仅居美国之后。
一时间，中国话、英国话、发音语调略有不同的美国英语以及法国话、荷兰话、俄国话，起伏交流，笑声不绝。
8时50分，乐声又响彻上空，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将军到。他也是坐驱逐舰从横滨来的。尼米兹在舰面迎接他，陪他进入上层甲板的将领指挥室休息。舰上升起他的五星将旗，和尼米兹的将旗并列。军舰的主桅杆上，这时飘起一面美国国旗。
盟国九国代表及其他将领们相继走上甲板，九国代表是：美国代表尼米兹海军上将、中国代表徐永昌将军、英国代表福莱塞海军上将、苏联代表杰列维亚科中将、法国代表靳克莱、澳大利亚代表布拉梅、加拿大代表科斯格雷夫、荷兰代表赫尔弗里克、新西兰代表艾西特。
上层甲板上热闹的外交场面渐渐结束了。联合国代表团在签字桌靠里的一面列队静立。以徐永昌将军为首的50位海军将领和50位陆军将领，也分别排列在预先安排好的位置上。这时有人说，日本代表团将到。只见一艘小艇正向军舰右舷驶来。不久，一位美国军官领先，日本人随后，陆续从入口处来到主甲板。当年在上海被朝鲜刺客炸断一条腿的日本外务大臣重光葵在前，他臂上挂着一根手杖，一条真腿一条假腿，走起路来一跷一拐，吃力地爬上甲板，代表日本政府乞降。日军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前天津日本驻屯军司令，《何梅协定》的日方签订人）随后，一身军服，重步而行，他们共11个人，到上层甲板后，即在签字桌向外的一面，面对桌子列成三行，和联合国代表团隔桌而立。 麦克阿瑟走下飞机
日本投降签字仪式开始
9时整，盟国受降仪式开始。主持受降的麦克阿瑟和尼米兹、海尔赛走出将领指挥室。麦克阿瑟走到扩音机前，尼米兹则站在徐永昌将军的右面，海尔赛列入海军将领组，站在首位。麦克阿瑟执讲稿在手，极清晰、极庄严、一个字一个字对着扩音机宣读。日本代表团肃立静听。
不少在场的记者觉得麦克阿瑟的讲话不恰当，把一方求降一方受降的关系，说成是共同作出协定，恢复和平，太给日本留面子了。
麦克阿瑟读到最后，昂首向日本代表团说：“我现在命令日本皇帝和日本政府的代表，日本帝国大本营的代表，在投降书上指定的地方签字。”
重光葵一瘸一拐地走到签字桌旁，慌乱地摘下帽子和手套放在桌上，结果把手杖掉在一地上。他右手颤抖地拿起笔，迟迟疑疑好像不知道在哪里签字。麦克阿瑟转身命令自己的参谋长：“萨瑟兰，告诉他在什么地方签字。”在萨瑟兰的指点下，重光葵在两份投降书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梅津美治郎随即也签了字。他签字时没有入座，右手除下手套，立着欠身执笔签字。这时是9时10分。
麦克阿瑟继续宣布：“盟国最高统帅现在代表和日本作战各国签字。”
接着回身请魏锐德将军和潘西藩将军陪同签字。魏锐德是菲列宾失守前最后抗拒日军的美军将领，潘西藩是新加坡沦陷时英军的指挥官。两人步出行列，向麦克阿瑟敬礼后立在他身后。麦克阿瑟坐在椅子上，掏出笔签字。才写一点，便转身把笔送给魏锐德。魏锐德掏出第二支笔给他，写了一点又送给潘西藩。他一共用了五支笔签字，第三支笔交给美国政府档案馆，第四支笔送给他的母校西点军校，第五支笔留给他的夫人。麦克阿瑟签完字后回到扩音器前说：“美利坚合众国代表现在签字。”这时，尼米兹步出行列，他请海尔赛将军和西门将军陪同签字。
这两人是他的左右手。海、西两人出列后，尼米兹入座签字，签完字，就各归原位。麦克阿瑟接着又宣布：“中华民国代表现在签字。”徐永昌步至桌前，由王之陪同签字。这时，日本代表像木头人一样站立在那里。之后，英、苏、澳、加、法、荷等国代表在麦克阿瑟宣布到自己时，先后出列向麦克阿瑟敬礼后，请人陪同签字。
各国代表在签字时的态度以美国最安闲，中国最严肃，英国最欢愉，苏联最威武。荷兰代表在签字前，曾和麦克阿瑟商量过。全体签字毕，麦克阿瑟和各国首席代表离场，退入将领指挥室。这时，中国记者朱启华一看表是9点18分，他猛然一震，“九一八”！1931年9月18日，日寇制造沈阳事件，侵占我国东北；1933年又强迫我们和伪满通车，从关外开往北平的列车，到站时间也正好是9点18分；接着，又一步一步地向全中国发动侵略。现在14年过去了，没想到日本侵略者又在这个时刻，签字投降了。
按预定程序，日本代表应该随即取了他们那一份投降书（另一份由盟国保存）离场，但是他们还是站在那里。麦克阿瑟的参谋长苏赛兰站在签字桌旁，板着脸和日本人说话，似乎在商量什么。大家都不知道出了什么事，记者们议论纷纷。后来看见苏赛兰在投降书上拿笔写了半晌，日本人才点头把那份投降书取去。
原来是加拿大代表在日本那份投降书上签字时签低了一格，占了法国签字的位置，法国代表顺着签错了地方，随后各国代表跟着也都签错了地方，荷兰代表首先发现这错误，所以才和麦克阿瑟商量。苏赛兰后来用笔依着规定的签字地方予以更正，旁边附上自己的签字作为证明。
倒霉的日本人，连份投降书也不是干干净净的。
就在签字仪式结束时，太阳破云而出，犹如为饱经战争蹂躏的世界带来了光明的希望。
当重光葵拖着那条13年前在上海被炸断的残腿步履沉重地走下“密苏里号”战舰时，上千架庆祝胜利的美军飞机从东京湾上空呼啸而过。
在“密苏里”号舰桥右前甲板全船最高贵的位置，有一直径1米的黄金圆盘，用大写印刷体刻着英文：“1945年9月2日美国船‘密苏里’号在该点停泊，东京湾锚地坐标为：北纬35度21分17秒；东经139度45分36秒。日本国对盟国正式投降书在此签署。第二次世界大战到此结束。”
日本签字投降后的第二天，全世界的媒体都发表了有关文章。
美国《纽约时报》：战争结束了。
英国《泰晤士报》：日本人终于签字了！
苏联《真理报》：我们胜利了！文章中引用斯大林的话：“如今，在西线不会有德国对我们虎视眈眈，在东方不会有日本对我们垂涎三尺。世界迎来了期盼已久的和平。”斯大林在致苏联人民的宣言中说：“为了这一天的到来，我们期盼了40年。”是啊，40年前的日俄战争以俄国失利而告终，如今，旧日的失败终于得以雪耻。
日本媒体：悲哀、无奈、心有不甘。《读卖报知》这样写道：“这样，满3年8个月的大东亚战争本日完全终结，我帝国海军建军以来拥有的光辉历史和传统，到此闭幕，被解除武装遣散，回想起来，自支那事变（指七．七卢沟桥事变）以来满八年两个月，帝国以解放东亚为目标，勇战健斗，国民倾全力战斗，终因武运不兴，投降于敌人阵前，实在痛恨彻骨。国民今日不能只是悲哭，只有耐其难耐，忍其难忍，豁出命干，以再建日本光辉的未来为目标，在新生路上重新出发，才符合天皇的心愿，这里必须铭记。”字里行间对发动侵略战争全无悔意，仍坚持认为对亚洲各的战争和屠杀是对别国的解放，对失败心怀痛恨，很不甘心，带有复仇心理。
重光葵等日本投降代表走上密苏里号甲板
下面是1945年9月2日在“密苏里”号战舰上签署日本投降书的日、美官员的简历：
日本外相重光葵：生于1881年，1930至1936年驻中国公使。1932年4月29日在庆祝裕仁天皇生日的庆典上唱日本国歌时，一名朝鲜人向台上扔了一枚炸弹，重光葵因此失去一条腿。1936-1938年任苏联大使；1938-1941年任驻英国大使；珍珠港事件后，参加了南京傀儡政府；1942年任驻法国大使；1943-1945年任日本外相。战争结束后，因战争罪被监禁。获释后重返政坛，1954-1956年任副首相兼外相，1957年去世。
梅津美治郎：1882年生于日本大分县。1903年毕业于军事学院。在日俄战争中任下级军官，并先后在丹麦和瑞士任职。曾任天津卫戍区司令，迫使中国华北地方政府按有利于日本的方式改组。1940年晋升将军。1943-1945年任总参谋长。他为人冷酷、狡猾，而且咄咄逼人。他反对日本投降，并以自杀相威协。他被判犯有战争罪，于1949年死于癌症。 梅津美治郎
麦克阿瑟将军：1880年1月26日生于阿肯色州小石城。他父亲曾在美国南北战争和西班牙美国战争中担任军官。他本人在1903年以出色的成绩毕业于美国西点军校，曾任美国总 统西奥多．罗斯福的助手。1918年普升陆军中将。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两次负伤。曾担任西点军校校长。1937年退役，珍珠港事件后又应征入伍。1942年3月由于日军的进攻，他被迫撤出菲律宾。他当时发誓：“我一定会回来的。”此后，他指挥西南太平洋战场作战，吕宋血战后实现了他的诺言。1944年12月他任太平洋盟军司令，指挥对日本本土的进攻。他领导过侵略朝鲜的“联合国司令部”，但由于对杜鲁门的政策提出疑问而被撤职。1964年8月5日去世。
←麦克阿瑟
切斯特．尼米兹海军上将：1885年12月24日生于得克萨斯州弗雷德里克斯堡。1905年以全班第七名的成绩毕业于安纳波利斯的一所学校。此后他参加了海军，1938年成为海军少将，担任航海局负责人。珍珠港事件后指挥美国太平洋舰队。他少言寡语，曾参与了太平洋战争的指挥。战后曾担任海军作战司令，后来又成为联合国的亲善大使。1966年2月20日去世。
尼米兹海军上将
抗日风云(三)
希特勒自杀 日本投降
王先金 编著
第十三章 湘西会战 芷江受降
美军战舰 日本署降
1945年8月15日这一天 (7)
命丧中国的日本六大将
庆祝会上乐生悲
白川义则，日本爱媛县人。1921年3月任日第11师团长，1923年10月任关东军司令官，1925年3月晋升为陆军大将，1928年6月间策划了刺杀张作霖事件。
1932年2月底，白川义则就任上海派遣军总司令官，指挥部队在浏河登陆，向上海方向发起了进攻。在中国军队停战撤军的情况下，仍然疯狂地向浏河镇、嘉定一线入侵，后迫于国际联盟的压力，无奈撤返。
1932年4月29日是日本的“天长节”日本天皇生日。白川义则为庆祝其侵略活动的胜利，在日租界的虹口公园举行了盛大的“祝捷”阅兵大会，在与会日军齐唱日本国歌《君之代》之际，上海抗日敢死队派出的朝鲜革命党志士尹奉吉，在同伴掩护下，连续向白川义则站立的主席台扔去了两颗烈性炸弹，白川义则被炸得奄奄一息，送往医院三天后咽气。这个杀人魔王终于得到了应有的下场。
伶仃洋上送鬼神
大角岑生，日本爱知县人。历任海军省副官、海军省军务局局长、第3舰队司令官、第2舰队司令官等职。1931年4月晋升为海军大将。
1941年初，大角岑生来华，代表日本最高军事当局策划扩大侵略战争，并准备赴海南岛就任南太平洋舰队司令官。2月5日凌晨，大角一行从广州乘海军巨型运输机起飞，由6架战斗机护航，飞往海南岛。在途经伶仃洋上空时遇到旋风，飞机引擎发生故障，被迫折返珠江口西岸。当地中国第三游击区司令袁带发现后，立即组织密集的机枪火力进行扫射，该机在弹雨中坠落于黄杨山。事后，第四战区第三游击区官兵赶到现场，不仅证实了大角岑生的死亡，而且从飞机残骸里搜出的大批绝密文件中，获悉了日本准备南进发动太平洋战争的企图，中国政府果断地向全世界揭露了日军这一阴谋。
筋竹冲里“烤黄鱼”
冢田攻，日本茨城人。历任关东军作战班长、课长，参谋本部第三部部长等职。“七．七”事变后任日军华中方面军参谋长，是主张侵华的激进分子，曾参与指挥日军进攻上海、南京的行动，是日军南京大屠杀的元凶之一。1942年7月，冢田攻调任侵华日军主力部队第11军司令官，其首要任务是准备执行进攻重庆和西安的5号作战计划，企图将侵略魔掌伸向中国的战略后方。
正当他野心勃勃地准备大动干戈之时，南进日军在太平洋的瓜达尔卡纳尔遭到美军严厉打击，日军大本营为此不得不召集冢田攻等赴南京商讨5号计划是否继续执行的问题。会议结束后，冢田攻于12月18日乘79式飞机返回汉口，途经安徽省西部太湖县境上空时，被驻守大别山区的中国军队第5战区138师高炮部队击中，坠毁在弥陀区田家乡筋竹冲，冢田攻当即毙命，机上10人无一生还。事后，附近村民将10具“像烤焦的黄鱼”一样的尸体推在一个大坑里。
老鼠岛边葬鱼腹
山县正乡，日本山口县人。历任航空兵本部总务部第一课课长、“凤翔”号舰长、第3联合航空队司令官等职。1943年11月升任联合舰队第4南遣舰队司令官，率部在太平洋地区对美英军作战。
1944年3月，美军在太平洋战场上迭获胜利，继攻占马绍尔群岛、加罗林群岛和马里亚纳群岛后，又占领了关岛。美军的强大攻势，使日军惊恐不安。为保住日本在中国东南沿海的滩头阵地，稳定其太平洋战场的后方补给线，决定在广州召开紧急会议。山县正乡作为守备台湾海峡及日本海域的最高海军长官出席了会议。会后，山县正乡率随员乘坐日本最新研制的巨型水上飞机从广州飞返基地。岂料飞机升空后被美机发现拦击，其座机惊恐地逃至浙江止空时已是机油燃尽，误降在中国军队控制的海门老鼠岛江面，被我浙江省外海水上警察局第2大队6中队及浙江东护航总队官兵的密切火力击中起火，并于一小时后沉没。机上除5人被俘外，山县正乡等4人皆葬身鱼腹。
多行不义必自毙
安藤利吉，日本宫城人。历任参谋本部部员、第5师团参谋长、步兵第1旅团团长、陆军教育总监等职。
1938年5月，安藤利接替板垣征四郎任日军第5师团长，率部参加徐州会战，尔后南下进攻广州。同年11月，升任第20军司令并继续在广州境内作战。1939年11月至次年初，安藤指挥第15师团等部进行南宁作战，在昆仑关一带遭到中国军队的沉重打击。1940年2月，安藤利吉出任新编华南方面军司令官，1941年至1944年12月又先后出任日军台湾军司令和台湾总督，1944年1月晋升为陆军大将。日本投降后，在战犯审判中，安藤因被中国军事法庭确定为战犯嫌疑而关押于上海监狱。1946年4月19日，他写下了给冈村宁次的遗书后服毒自杀。
上海囹圄命归西
冈部直三郎，日本广岛人。历任关东军参谋、陆军大学教官、关东军炮兵联队长、上海派遣军高级参谋等职。“七．七事变”后，任日军华北方面军参谋长，辅佐方面军司令官寺内寿一大将不断扩大侵略战争，先后侵入河北、察哈尔、山西、绥远、山东等省。1938年7月，他调任关东军第1师团长，大肆镇压黑龙江民众的抗日斗争。1939年9月，转任驻蒙军司令官，曾遭到八路军和傅作义部的沉重打击。1940年9月，冈部奉召回国，任参谋本部部附，1943年2月晋升为陆军大将，1943年10月出任关东军第3方面军司令官，次年11月任第6方面军司令官，驻武汉。
日本投降后，1946年7月，囚禁在武汉大学内的冈部直三被中国军事法庭确定为战犯嫌疑转押至上海。同年11月28日，冈部直三因精神紧张突发脑溢血，在战犯医院中死去。
日本真是无条件投降了吗？
盟国接受日本投降那天，随行记者手上都没有投降书全文的复印本，但都报道日本无条件投降了。可是其后细看投降书才发现，其中并没有“日本无条件投降”的字句。
为什么到日本正式投降之日，无条件变为有条件，废除军国主义的日皇体制变为保全日皇裕仁的地位呢？
日皇裕仁于1945年6月22日召集重臣及军方首脑，面谕开始讲和工作。当时日本的败局已定，裕仁寄希望于苏联出面“调停”，交战双方达成“荣誉的和平”。当时的苏联对日本来说还是个中立国，并且曾和日本签订过中立条约，但是已于1945年4月5日宣布废除此约。
7月27日，日本驻苏联大使佐藤第二次奉命请求苏联出面调停时，中、美、英三国向全世界播放了《中美英三国促令日本投降之波茨坦公告》，其主要内容是：日本政府应立即宣布无条件投降；《开罗宣言》的条件必须实施，日本的军队必须完全解除武装；日本军国主义必须永远铲除；日本战犯将交付审判，阻止日本人民民主的所有障碍必须消除；不准日本保有可供重新武装的工业。
《波茨坦公告》还警告日本政府，如不接受上列条件，日本将面临迅速而完全的毁灭。
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约日本驻苏大使于8月8日晚会谈。6日，日本政府正在盼望不久有好消息从莫斯科传来之时，他们听到的却是美国在广岛投下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声。广岛全市顿成废墟。裕仁到此决心从速结束战争。因此更焦急地等待苏联的复音。佐藤8日得到的答复却是，苏联当天对日宣战。
8月9日，美国在长崎扔下了第二颗原子弹。
8月10日，裕仁在御前会议决定，在不改变日皇体制的前提下，接受《波茨坦公告》的条件。8月12日，美国以公开广播的形式答复日本：“自投降之时起，日皇及日本政府之国家统治之权限，为实施投降条件起见，应置于采取其必要措施的盟军最高司令官限制之下。”
美国这样答复就等于同意不废除日皇，而只是使他们的权力在必要时受制于盟军最高统帅。这完全违反了《波茨坦公告》中两大受降条件：日本军国主义必须永久铲除，日本战犯将交付审判。
日皇是三军统帅，各次侵略战争，从侵华至偷袭珍珠港，无一不是他决定进行的。日皇本来无法逃脱战争罪犯应得的审判，但是美国在他还没有投降前就答应他可以继续高高在上当“天皇”。
裕仁得知美国答应他保存皇位，便又狂妄起来。14日他向国内人民颁布“终战”诏书，竟一字不提向盟国投降，而只是接受中、美、英、苏的共同宣言，并且把日本的侵略解释为“当初开战是为了自存与东亚的安定”。日本政府直到今天不肯承认曾侵略中国，就是以此为根据！
盟国在受降书上，把原定要求“日本国”无条件投降改为“日军”无条件投降，但事实上进驻日本的美军也没有监督日军无条件地投降。
日军参谋本部命令部队烧毁一切机密文件，仅东京市谷区一地焚烧文件的黑烟弥漫天空达三天之久。这样，日军毁灭了它在侵略中施行毒气战、细菌战、“三光”政策等等罪行的记录。
销毁罪证就是掩护战争罪犯，这也是明目张胆地抗拒盟军受降的一个条件：审判战争罪犯。
受降书另一规定：严禁日本拥有军事工业。但是，日本政府和军部下令把军需物资“紧急和秘密”地转为民用。盟国原来指定把日本850个军需工厂作为赔偿中、美、英、苏四国之用，但独揽统治日本大权的美国竟把这些工厂先后归还日本政府或私营企业。
不久，美国不顾盟国的反对，扶植起日本重工业。这是因为美国要使日本成为它称霸全球的一个卒子。
台湾人民庆祝抗战胜利
注：朱启平(19151993)晚年侨居美国，原是《大公报》的名记者，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太平洋战区唯一的中国随军记者，1945年9月2日，他亲眼目睹中、美、英、苏等国代表在东京湾美国军舰“密苏里”号上接受日本政府投降签字仪式。《落日》是当年发表在《大公报》上传颂一时的名篇。
抗日风云(三)
希特勒自杀 日本投降
王先金 编著
第十三章 湘西会战 芷江受降
美军战舰 日本署降
1945年8月15日这一天 (8)
陈仪台湾受降
1895年4月17日，清政府在甲午之战中战败，被迫接受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条款之一，是割让台湾和澎湖列岛给日本。自此，台湾宝岛与祖国分离，沦为日本的殖民地。
民国以来，历届政府，或以媚日为快事，或一味妥协，莫敢言收回台湾。
1941年12月7日，日军偷袭珍珠港，挑起了太平洋战争，陷入空前孤立的境地。借此有利国际形势，国民政府开始通过《战争布告》，公开声言收回台湾：兹特正式对日宣战，昭告中外，所有一切条约、协定、合同，有涉及中日关系者，一律废止。根据这一布告，《马关条约》在废止之列，台湾也就应该归还中国。
1943年12月21至26日，中、美、英在开罗会议上发表的《开罗宣言》中，明确提到了战后台湾的归属：我三大国此次作战之目的，在于制止及惩罚日本之侵略……在于使日本所窃取的中国之领土，例如满洲、台湾、澎湖列岛等归还中国。
抗日战争胜利前夕的1945年7月25日，中、美、英三国政府签署的《波茨坦公告》，对此再作重申。不日，苏联也加入了《波茨坦公告》。
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以广播《终战诏书》形式，宣布向盟国无条件投降，接受《波茨坦公告》中所有条款。
《开罗宣言》一经发表，中国政府即着手收复台湾的准备。任命陈仪为“台湾调查委员会”主任。陈仪曾两度留学于日本士官学校和陆军大学，抗战以前任福建省主席，抗战期间调任行政院秘书长，对台湾颇有研究。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后，国民政府即公告中外行将接收台湾：本年8月14日，日本政府已答复中、美、英、苏四国无条件投降。依照规定，台湾全境及澎湖列岛应归还中国，本政府将派行政及军事各官吏前往治理。凡我在台人民，务须安居乐业，各守秩序，不得惊扰滋事。所有在台日本陆海空军及警察，皆应听候接收，不得逾越常规，危害民众生命财产……
1945年8月18日，蒋介石以中国战区最高统帅名义，任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为中国战区受降主官。8月26日，何应钦发布命令，公布中国战区受降区的划分，指令各受降区主官，其中台湾地区，以陈仪为受降主官，接受日本驻台湾军队的投降。该区日本投降代表为台湾总督兼第十方面军总司令安藤利吉。接着，陈仪受命为台湾行政长官兼警备总司令。
8月15日，在日本投降之后的数天内，台湾有可能独立。
日本内阁在1945年8月14日决定由昭和天皇在15日对外发表“诏书”，宣布投降。当天透过当时的日本“同盟通讯社”向朝鲜、台湾及其他所有日本占领下的当地媒体通知，第二天的8月15日必须刊登昭和天皇的降书。朝鲜的《京城日报》头版依照指令在8月15日刊出，但是台湾的《台湾新报》则在过了一天后的8月16日才见报，前一天的版面仍然照常刊登日军的战况，甚至找不出日军笃定战败的内容。也就是说，在日本占领下的台湾人民，到1945年8月15日还不知道台湾已经回到台湾人手中。
扣留天皇的诏书属于重罪，而当时只有一个人有权隐蔽天皇的诏书对外发表，此人即为最后的台湾总督兼日本第十方面军(台湾军)司令官陆军大将安藤利吉。
诏书延后一天发表是总督府的指示。安藤利吉为什么要扣留天皇投降诏书？有两个可能，一是安藤想争取时间，在混乱还没有发生之前把台湾交给独立派统治，不希望中国战区的国民党军前来接收，等于是一种类似的“战后处理”；二是安藤利吉有可能与日本本国划清界线，以自己的势力在台湾建国。
不甘投降而留在台湾的少壮派军官中宫悟郎等人，在暗中策划台湾独立。
当时爪哇和台湾的情形一样，天皇的降书也被扣了3天，8月15、16两天，爪哇的日本 军司令官曾一度拒绝接受投降的现实，策划在当地独立建国，但是后来不知何故由苏加诺在8月17日对外发表独立宣言，翌日才正式发布天皇诏书全文。
台湾的安藤利吉之所以无法将诏书继续扣留下去，完成其将台湾交给台湾独立派的愿望，是因为麦克阿瑟掌握战后处理决定权，指定中国战区蒋介石率领的军队前来接收台湾。
9月3日，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以“中字第18号备亡录”至冈村宁次，“奉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蒋委员长命令，派陈仪为台湾及澎湖列岛受降主官”。9月9日，侵华日军中国战区投降签字仪式在南京举行，国民政府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主持受降，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秘书长葛敬恩作为台湾省代表参加了签字仪式。日方由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茨代表签字投降，驻台第10方面军参谋长谏山春树是投降代表之一。当晚，冈村宁茨下令，在中国包括台湾澎湖列岛的全部日军和警察，一律向中国政府投降。当时在台湾的日军和警察有20余万人。
国民政府从1944年7月就开始着手准备接收台湾的工作，蒋介石之所以任命陈仪承担此重任，是因陈仪为人正直清廉，时任福建省主席，做事能干，是最适当的人选。
此外，陈仪了解台湾总督安藤利吉的为人。陈仪早年在日本学习军事，与安藤利吉差不多同期出身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
陈仪首先成立“台湾调查委员会”，负责搜集台湾在日本统治下的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等资料，又培训大批公职人员，物色大批台胞加入接收队伍，为政权交接做好准备。
日台军官“惜别宴”上交火
安藤利吉是侵略中国的急先锋。1944年9月，安藤利吉出任台湾第十方面军司令官，同年12月被日本当局任命为台湾总督。
1945年9月初，安藤利吉考虑到日军即将被解除武装，而军中的部分台籍官兵也要离队，于是决定在台北市东门町兵营大餐厅搞“惜别宴”。他的主张得到参谋长谏山春树中将的赞同。
安藤利吉立即把总务长官须田叫来，让他迅速筹办此事，并特别嘱咐，不能让参加宴会的台籍军官与日本军官同席。
当时，日军中的台籍官兵人数并不多，对日军搞“惜别宴”，大多数台籍军官不愿参加。他们认为，日本已经战败，台湾的日军也将听候中国政府发落，不存在“惜别”的问题。更何况，日军中的高级军官过去根本不把台籍官兵当人看，台湾官兵对日军将领也没有好感。
台籍军官的代表把自己的想法告知了日方，安藤利吉非常生气，他立即召见须田，要他说服台籍官兵参加。抵挡不住日军的再三邀请，台籍军官勉强答应了。这次参加惜别宴的台湾军官约50人，日军军官约100人，由于当时日军尚未解除武装，参加惜别宴的日籍、台籍军官仍然穿着军服，并携带有武器。
9月初，“惜别宴”按期举行。当台籍军官走进兵营时，负责筹办宴会的一名日本军官让他们全部坐在左边，而日籍军官则被安排坐在大厅的右边。台籍军官坐下后，发现左右两边不但酒菜不一样，甚至连桌椅板凳和碗筷也相差甚远。于是，他们开始质问筹办宴会的日军负责人。
日本军官忙着找借口说，因为参加“惜别宴”的日方人数较多，级别也较高，所以办了两种酒菜。他们还说，尽管酒菜不一样，但意义是一样的，希望台籍军官不必计较，有吃有喝就行了。
听完解释，台籍军官不能接受。他们觉得，日本人已经投降了，还用这样的态度对待台湾人，是对台湾军官的轻蔑和侮辱。几名台籍军官不想再呆下去，便借故偷偷地溜了出去。
这时，一位姓林的台籍准尉“噌”地站起来，突然走到安藤利吉的席边，气愤地质问道：“这个‘惜别宴’不是我们要你们办的，我们也不愿意来，是你们非要我们参加，你们为何对我们另眼相看？”
一名日本将官见此，也马上站起来，他对林准尉大声训斥道：“你是准尉，这一桌上有大将、中将，你在长官面前要有礼貌，赶快退下去!”
林准尉火气更大了：“我们不参加这种侮辱人的宴会，我们要退席!”
一些台籍军官立即跑过来声援，并继续质问日本人：“你们已经投降，为何还用这种态度对待台湾人？”
几名日本军官见状，也围过来辩论。他们说，台籍军官级别低，在宴会上吃差一点很正常。他们还嘲笑林准尉不知天高地厚，一个准尉要与大将、中将平起平坐。另一名日本军官还讽刺说：“你闹什么呢？你将来当了大将、中将，就可以与我们同吃同喝了。”
日籍军官的话再次刺痛了林准尉，他忍无可忍，一怒之下操起一个酒瓶朝那个日本军官砸去。日本军官向旁一闪，酒瓶砸到了日军的酒席上，玻璃碎片砸伤了席上的几名日军军官。
一名日本军官立即掏出手枪，朝林准尉射击，但未击中。台籍军官见日本人开枪打人，全都拔出枪来，朝着对面的日本人一通扫射。宴会厅里顿时枪声大作，枪声、喊声、哭声此起彼落，乱作一团。
安藤利吉、谏山春树、须田等日籍高级将领见势不妙，弯着腰从侧后门仓皇逃离。
双方激战十多分钟，导致宴会厅内，尸体遍地，血流成河。直到日本宪兵携带机枪和手榴弹赶来，场面才得到控制。
这次激战，日籍军官死伤30余人，台籍军官死伤20余人。因为参加战斗的台籍军官都是一线带兵的，年轻手脚快；而日籍军官，特别是那些中高级军官，平时养尊处优，反应较慢，故死伤较多。
中国国旗升在总督府上空
1945年9月16日和10月5日，中国政府先后派去两批接收人员。
这年9月17日，中国空军第一路司令张廷孟奉命携带国旗一面，从重庆单机飞赴台北，直抵日本驻台总督府。要日本总督安藤利吉让他挂上国旗。安藤不同意，后经力争，才将中国国旗升在总督府上空。这是中华民国国旗首次正式在台湾飘扬。张廷孟又要求把所有殖民地机构的日本国旗除下，代之以青天白日旗。台湾人民既惊讶又欢欣。
10月5日，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秘书长葛敬恩、范诵尧率领“台湾前进指挥所”官兵71人分乘5架运输机，于下午4时飞抵台北松山机场。10月6日，位于原台湾日本总督府的前进指挥所开始办公，并把一份箅忘录送交安藤利吉，要他做好政权交接准备。下午3时，前进指挥所举行了抵台后的第一次国旗升旗仪式。当青天白日旗缓缓升起、飘扬在宝岛上空时，在场的官兵无不热泪盈眶，心潮澎湃。
10月10日是中华民国国庆日。上午10时，台湾前进指挥部在台北市公会堂（后改名为中山堂）举行了盛大的台湾省第一次国庆庆祝大会。来自台湾的地方绅士和民众代表与前进全体官兵参加了庆祝大会，盛况空前。
这时，我军登陆艇从大陆直驶台湾，在航行中处于战斗状态，飞机在上空盘旋掩护，注意对岸情况。
当时，在台湾的日本三军，有二十万之众，据传日军中有人叫嚣与台湾共存亡，又有以牧译义夫、中宫悟郎为首的少壮派军官，与汉奸相勾结，策动所谓“台湾自治运动”。蒋介石于是决意派遣6个师、20艘军舰、2个飞行大队开赴台湾参加接收，坚决弹压负隅顽抗者及“台独”分子。
10月17日，入台接管的陆军第70军（军长陈孔达中将）和第62军（军长黄涛中将）先头部队第7 5师、107师、预备第9师，由70军副军长陈颐鼎率领，在美军的30多艘战舰和10余架飞机满载下分别在基隆、高雄登陆。
台湾人民预知中国军队到来，群情激奋，有的带着干粮、铺盖、顶风冒雨守候在码头。当专列从基隆驶向台北时，只见人头赞动，万众欢呼，有的互相拥抱痛哭，泪流满面。由于欢迎的人群众多，这段只有30公里行程的专列却走了四个小时。火车进入台北时，30万市民夹道欢迎，并高唱《欢迎国军歌》。
10月20日，陈仪离开重庆，经上海赴台受降。
侵台日军投降典礼在台北举行
侵台日军投降典礼，于1945年10月25日，在台北隆重举行。
1945年10月25日，是台湾同胞永远不会忘记的日子。这一天，在台北市公会堂举行盟军中国战区台湾受降仪式。
这天，台湾到处呈现出一片欢乐的景象，洗澡、看戏、理发全部免费，到百货公司买东西一律打八折。公会堂门外更是人山人海。
台湾自甲午战争沦落在日军手中后，日本派来大量军队和国民，在台湾实行殖民统治，推行日本文学，不准岛民说中国话，台湾青年从高中升专科学校时都要改用日本名字，并在青年中进行军国主义教育，强拉台湾青年充当炮灰。
战争期间，台湾成为日军南进的基地。
受降地点在台北公会堂（今中山堂）大厅，讲台上方高悬“和平永奠”四个金黄大字，后壁置孙中山先生遗像及国旗、国民党党旗，又有蓝底白字“Ｖ”形，象征胜利与和平。门前搭起庆祝牌楼，张灯结彩。公会堂内外，人山人海，除台北市民，许多人从外地赶来，等待着翻开台湾新纪元庄严时刻的到来。
台湾各市代表、各界知名人士，均穿戴修饰整齐，早早在观礼礼台上入座。美国总统杜鲁门的代表洛克，美军联络官柏德利也出席观礼。
8点55分，身穿崭新陆军上将服装的陈仪步入大厅。中国士兵手持冲锋枪，威严地站立在大厅两旁。陈仪身后，紧跟着台湾警备副总司令陈孔达、参谋长柯远芝、副参谋长范颂光、行政长官公署秘书长葛敬恩、70军副军长陈颐鼎、空军第一路军司令张廷孟、海军第二舰队司令李世甲、台北地区空军司令林文奎。陈仪在中，众人在左右，在受降席上坐定。
日军投降代表有日本台湾总督兼日军第十方面军司令官安藤利吉大将、参谋长谏山春树中将等五人，已奉命乘车到达，等候传唤。九点正，葛敬恩朗声宣布：“接受台湾地区日军投降典礼开始！” 陈仪与张群在日本投降仪式上
在中方人员引导下，安藤利吉一行五人低着头进入大厅，在大长桌前站定，向端坐受降席正中的陈仪敬礼，被命令坐于投降席。
9时整，葛敬恩宣布：“中国战区台湾省接受日军投降典礼开始。”
陈仪环视全场，以庄重的语调宣读受降书，大意为：中华民国三十四年九月九日，已在南京接受日本投降。本官奉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蒋中正之命，为台湾受降主官，兹以第一号命令，交与原台湾总督兼第十方面军安藤吉利。依照此项命令，台湾全境及澎湖列岛应交还中国，所有日本在台湾及澎湖列岛的陆海空军和警察，均应缴出武器，听候处理，希即遵行。
陈仪读毕，安藤利吉向陈仪等脱帽鞠躬行礼。随即将身上所佩军刀解下呈上，以示驻台日军全部投降。台湾警备司令部参谋长柯远芝，将中日两种文本的第一号命令，交给安藤利吉，命其签字。安藤利吉躬身接过，在文本上签名盖章。这时，中外记者的照相机， 不约而同对准了安藤利吉，镁光灯闪烁，“咔嚓”声不断。因心里紧张及羞于战败的缘故，安藤利吉手指颤抖，几至难以握笔。
待日军参谋长谏山春树把签了字的文本交陈仪后，葛敬恩宣布受降礼成，令日方代表退出。安藤利吉再向陈仪鞠躬，如逢大赦，快步出了大厅。
10点整，陈仪通过广播电台代表中国战区统率部向全世界宣告：“自即日起，台湾及澎湖列岛正式重入中国版图，所有一切土地、人民、政事，皆已置于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主权之下，这种具有历史意义的事实，本人特报告给中国全体同胞及全世界周知。” 安藤利吉向陈仪将军呈递投降书
消息传开，台湾全岛如海浪般喧闹起来，高山族同胞载歌载舞，居民们敲锣打鼓，燃放鞭炮，用各种形式欢庆这一幸福的时刻。
整个受降仪式进行了五分钟，五分钟结束了日本对台湾长达半个世纪的霸占！ 26日，首府台北及各县市，都举行了大规模的庆祝游行，各族人民以各自的方式欢庆胜利，兴奋热烈之情达于极点。
台北40万市民，“老幼俱易新装，家家遍悬灯彩，相逢道贺，如迎新岁，鞭炮锣鼓之声，响彻云霄，狮龙遍舞于全市，途为之塞。”
为永久纪念台湾从日寇统治下重归祖国怀抱，国民政府决定10月25日为“台湾光复节”。每年这一天，全省各地都要举行隆重热烈的庆祝活动，并放假一天。
10月25日台湾受降的当天，陈仪向安藤利吉下达第一号令：“本官奉令，接受台湾、澎湖列岛地区日本陆海空军及辅助部队之投降，并接收台湾之领土、人口、治权、军政设施及资产。”
安藤利吉在签具受领证中表示，他对本命令及以后一切命令负有完全执行之责任。安藤利吉是日军大将，当时61岁，早年曾任日军驻哈尔滨特务机关长。此时，末代总督已走到末路。安藤利吉在签字投降后不久被捕，列为战犯，押解到上海，关进监狱候审，于1946年4月19日在狱中服毒自杀身亡。他为什么要自杀？最大的可能性是，安藤判断审判中关于终战前支援台湾独立、扣留天皇投降诏书、企图将台湾政权交给独立派的问题将被询问。
抗日风云(三)
希特勒自杀 日本投降
王先金 编著
第十三章 湘西会战 芷江受降
美军战舰 日本署降
1945年8月15日这一天 (9)
台湾民众浴血抗日史
1895年4月17日《马关条约》签署后，对当时400万台湾居民来说，恍如午夜惊雷，人们奔走相千，闻者彷徨失措。
日军从北部基隆登陆，以为一举即可进占全台湾，不料遇到清军和台湾义军5万多人抵抗。7万余名日本陆军和海军40多艘战舰，从6月至11月，一直陷入苦战，日军死了4800人，另病殁和受伤者约6000人，比日军在甲午战争伤亡的2647人多出几倍。
台湾人在“反皇民化”运动及抗日殖民统治中也付出了巨大代价，累计死了约65万人。
1930年10月27日，雾社（今南投县仁爱乡）发生震惊世界的反日起义。当天上午，雾社公学校举行学艺会和运动会揭幕，有日本官员和名人出席。升旗礼之际，预先埋伏四周的高山族战士，在首领莫那鲁道指挥下，配备各种武器，一声呼喝杀出来，见日本人就斩杀，刀光血影之下，杀死134名日本人。另两名本地人因身穿和服，被误为日本人被杀。
日本军警立即增援镇压，后来更使用毒气弹，起义军与之进行殊死战，在两个月战斗中，1200多名起义壮丁死了644人。有人因弹尽无援而跳崖自尽，亦有妇女上吊自杀，包括莫那鲁道的妻子。莫那鲁道见大势已去，潜入深山自杀。起义军和居民在此役共死了900余人。台湾总督石冢英藏于第二年1月16日因“雾社事件”引咎辞职。
台湾原住民不满日寇残横暴行，滥伐山林，侵害高山族分支泰雅族祖先发源地，并使猎场减少，而日警权威又超越部落头目，更加不能忍受。原住民为民族尊严抗日起义虽失败，其精神永留史册。
日寇残杀台湾儿童
在《马关条约》签署7个月后的1895年11月5日，日本当局宣布，带领一个近卫师团登陆台湾的北白川宫能久亲王，于10月28日染患疟疾死于台南，享年49岁。北白川宫被明治天皇赐名能久亲王，他的死在台、日留下一个百年未解之谜。
实际上，能久亲王死于台湾义军之手，日方为了面子问题才佯称他病死。能久亲王被杀后，日军展开大报复，不论男女老少见当地人就斩杀，尸体抛入河中，一时血流成河，估计数千人被日寇屠杀。
日方公报说能久亲王死于台南，可是他的妻子事后两度到新竹祭拜亡夫，新竹还立了能久亲王纪念碑。日方还把10月28日他死亡日期定为“国际日”，台湾放假一天。
台湾光复时，600万人口中有30万是日本移民，另有日军约20万。台湾行政长官陈仪在遣返日本军民过程中，留用8000名日籍技术人员，使行政、医疗、社会服务及经济保持平稳运作。二战时，约30万台胞被日军强征往大陆及东南亚各地作战，其中10万人死亡。台湾光复后一年内，20万台胞重返家园。
国民政府于1946年1月2日宣布，自1945年10月25日台湾光复之日起，台湾人民应即一律恢复中国国籍。
日本占领台湾时期，竭力推行“皇民化教育”，企图割断台湾与大陆的历史和文化渊源。光复之初，台湾人不是讲闽南语就是日语，与大陆前来的人士沟通有困难，成为光复一大障碍。陈仪从语言开始，消灭“皇民化”。台湾一时出现“国语热”，国民教育迅速取代“皇民化教育”，这是陈仪对台影响深远的德政。
台湾光复初期，物资奇缺，经济千疮百孔，生活相当困难。偕同陈仪赴台接收的严家淦把台湾经济重建起来，他是台湾经济奇迹的缔造者。
严家淦生于1905年，早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攻读理论化学，后来成为有名的国际理财专家。1975年4月5日蒋介石逝世后，严氏继任“总统”，至1978年5月御任，1993年12月24日病逝。
陈仪在台任职期间，1947年2月27日，台北缉私人员执行任务时殴打一名女香烟摊贩，又开枪打死一名市民，激起公愤。2月28日，台北市民罢市游行，要求惩凶及取消专卖局等。事件闹大，续有市民被打死，全省爆发起义，与国军展开搏斗。作为战后台湾首任行政长官的陈仪下令血腥镇压，最后死了三万余人，“二二八”起义终告失败。
陈仪在“二二八”后被解职，1948年6月调任浙江省主席。1949年初，国民党在内战中节节失利，陈仪希望浙江省避免战祸，向陆军代理总司令汤恩伯进言，应接受中共和平主张。结果，陈仪因“通共”罪名又被解职，并被捕入狱，4月29日被押解到台湾，1950年6月18日被处决，死时67岁。
卢汉河内受降
卢 汉
1945年8月14日，日本天皇袷仁宣布无条件投降。15日，一架嵌着红色太阳旗的双引擎军用飞机飞临越南的老街、谷柳市上空，低飞盘旋。河口市民以为敌机又来轰炸，纷纷跑入防空洞或跑出郊外疏散。突然见这架飞机上散下许多纸片，飘飘然地落在河口市区。人们拾起来一看，原来是日本天皇无条件投降的命令传单。群众惊喜万分，纵情高呼“日本投降了！日本投降了！......”人们奔走相告，相互拥抱跳跃，顷刻鞭炮齐鸣，全市沸腾，震憾人心。
8月17日，盟军统帅军发布第一号命令，规定了各战区司令官受降地区范围。根据这个命令，中国及包括北纬16度以北的法属印度支那（含今越南北部、中部地区及老挝的大部）地区的日军，向中国战区总司令投降。8月20日，中国战区总司令命令第一方面军（以滇军为主）司令官卢汉上将为受降官，率所属4个军又3个师共20余万人，分别开赴越南、老挝接受日军投降。
云南第一方面军总司令卢汉奉命后，立即电告驻越南北部日军第38军军团长土桥勇逸，命他立刻派洽降代表携带一切证件及驻越南北部的日军人员、装具、武器、弹药、车辆、马匹及驻地表册等，按时来到云南蒙自联系，以便洽谈受降事宜。
蒋介石为什么要派卢汉河内受降呢？
还在4月份，蒋介石秘密召见昆明防守司令杜聿明，商谈解决龙云的问题，要杜在政治、军事、经济各方面作好准备。日本投降的消息还未正式公布，蒋介石又秘密电召杜聿明来重庆，面授机宜：日本投降后，调龙云的滇军主力（由卢汉率领的第一方面军）全部赴越南接受日军投降（以可得日军装备为诱饵），这样调虎离山，使龙云成为无兵之帅。蒋介石还命令杜聿明对昆明所有的通讯、交通设施都进行严密的监视和部署，严防龙云乱中逃跑。
蒋介石命令卢汉率滇军主力赴越南受降后，接着又以日军有阴谋，我军接收兵力不足，恐出意外为借口，要龙云把他留在昆明的护驾的家兵由龙云的两个儿子率领的滇军第十九师和第二十三师都调往越南。至此，龙云多年训练、装备起来的看家宝就只剩下儿子龙绳武率领的第二十四师，以及宪兵团和警卫大队了。
为了预防万一，在卢汉离昆前，龙云对他的表弟卢汉说，如果昆明有变，闻讯立即率部队回昆。但蒋介石早就料到这一步，在云南和越南交界处，早就布置了大量中央军。蒋介石还派何应钦飞赴越南，宣布任命卢汉为云南省主席（这个职位是卢汉早已梦想的），以示恩宠，并分化龙、卢的关系。不久，龙云就杜聿明挟持到了重庆，被蒋介石软禁了起来。
9月1日，驻越南河内的日军第38军团长土桥勇逸接电报后，无奈地派第38军参谋长酒井干城大佐为降军洽谈代表，第38军21师参谋长三好秀南少佐为代表团副团长，率陆军大尉高桥哲郎等人组成洽降代表团，于8月31日由河内乘美军军用飞机，由一位美军联络官员陪同直飞蒙自机场，然后乘车转往开远，到达第一方面军总部参见卢汉。
9月2日上午，中方第一方面军总司令部参谋长马瑛接见了日本洽降代表团，郑重地向他们宣读了《中国战区中国陆军第一方面军司令部备忘录（汉字第1号）》命令日军“各就所在驻地，候本司令所属之部队到达时，应立即命令负责交代地区后到达指定集中之地点，并妥善保管装备设施，听候我军接收。”接着，马瑛又将字第2至第5号备忘录4件交给酒井干城，指定日军陆军集中于肋波、河内以南、海防、东化地区；海军集中于海防；空军和各种战争物资集中于河内。
从1945年9月1日起，卢汉率领中国云南第一方面军所属部队第52军、60军、93军、暂编第19师等二十万人迅速进入越南，负责接收日军驻越北的第38军及其补助部队投降，并接收其武器、弹药、运输工具及其一切物资。
9月14日，卢汉、马瑛抵达河内，正式受理受降事务。中国政府还派出了顾问团到达河内，配合卢汉办理受降工作。
9月28日在河内总督府举行受降仪式。中、美、苏、英四国国旗挂于会场四周，正中高悬孙中山先生的巨幅画像。中国受降官卢汉肃坐于会场中央，马瑛、尹继勋坐于卢汉两侧，左为盟军代表席，右为中国高级将令席，后面为来宾，以及中外记者约五百人参加了受降仪式。
上午十时，受降仪式正式开始。日军在越南的人数多时近十万人，受降时仅剩下三万余人。日军第38军团军团长土桥勇逸、第21师团师团长三国直福、独立第3 4旅团旅团长服部尚志三人由我军宪兵31人押入，向卢汉总令官鞠躬致礼。土桥勇逸等人面北肃立，听候卢汉宣读《中国战区中国陆军第一方面军第一号训令》，宣布“自即日起，越南北纬16度以北地区的日军，完全接受本司令官节制指挥，办理日军投降事宜”。
卢汉宣读完毕，猖獗一时、不可一世的法西斯强盗土桥勇逸无奈何地在投降书上签了字，然后狼狈退席。
受降仪式结束后，受降工作全面展开。土桥勇逸等189名日军军官，经我方战争罪犯调查委员会调查及美、英、法各方所提名单验证，列为战争罪犯，押解广州审讯，其余官兵计29802人，全部遣送日本。
与滇 军进入越南的同时，驻守西双版纳的陆军93师，在师长吕国权的指挥下进入老挝，在永珍（今万象）接受侵老日军投降。
“八一五”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喜讯立即传遍三迤大地。经八年浴血奋战，作出了重大牺牲的云南各族人民，终于盼来了这一天！“小日本投降了！”从省会到边疆，一片欢腾。人们奔走相告，欢歌、跳跃，不相识的人在大街上拥抱，喜极而泣。不论城市农村、大街小巷，鼓乐喧天，人们甚至敲着脸盆、铁桶，在街上手舞足蹈。家家户户买鞭炮燃放，鞭炮声震耳欲聋，此起彼伏，一连三日三夜不绝于耳，蓝色的硝烟在城镇街道弥漫、升腾，经久不散。
省会昆明市沉浸在巨大的喜庆与欢乐之中。被日军飞机炸毁的断墙残壁历历在目，既是控诉日军的罪行，也是显示云南人民不屈不挠的抗日决心和爱国意志。人们拥上街头，以不同的方式表示庆祝，有的跳花灯，有的唱滇戏，有的踩高跷，有的豪喝痛饮，许多被日军飞机夺去了亲人，夺去了手脚的人们，相拥痛哭难以自禁。入夜，灯光闪烁，鞭炮炸响，人头赞动，大街上涌动着潮水般的人流。整个昆明沸腾了。
二战遗恨：中国未能收复香港
1941年12月8日，日本偷袭珍珠港的同一天，日军开始进攻香港。18天后，港督杨慕琦举白旗投降。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三天后，远东盟军统帅麦克阿瑟在杜鲁门总统的授权下，发布了第一号受降令：凡在中华民国（满洲除外）、台湾、越南北纬16度以北地区之日军，均应向蒋介石投降。
战争期间，香港地区隶属于中国第二方面军所辖的作战区，驻港日军应向中国军队投降，中国理应在此时收回香港。而蒋介石当时也的确打算借此良机收复香港。
蒋介石任命第二方面军司令张发奎为接收广州、海南、香港等地受降官，命其所部随时做好接收香港的准备。
对于麦克阿瑟的一号受降令，丘吉尔政府表示拒绝接受。
1944年初，英国政府成立了一个“香港计划小组”的机构，并确定了不惜动用武力占领香港的方针。为此，英国人还向香港派遣了大批间谍。
日本投降前夕，英国政府通过秘密渠道通知了尚在日军监狱中的前港英政府官员金逊，让他在日军投降后设法暂行港英政府管理权，直到英军到达香港成立军政府为止。金逊获释后即向日军提出建立临时政府的要求，并命令日军维持社会秩序，等待英军登陆。
张发奎迟迟等不到蒋介石的进军命令。原来此时的蒋介石早已失去了收复香港的热情，而将注意力转移到了发动内战上。
蒋介石知道，他要发动内战少不了英美的援助，而倘若此时出兵香港，则势必会与英国人发生冲突。为了换取英国人对他发动内战的支持，蒋介石连续两次声明中国无意以武力收复香港，幻想通过美国的干涉来实现香港的回归。
太平洋战争暴发之初，美国人是支持中国收回香港的。美国政府想通过此举鼓励国民政府继续对日作战，从而减轻美军在太平洋战场上的压力，同时趁机瓦解英、法在远东的殖民体系，排除英、法势力取而代之。但是，几乎是在纳粹德国投降的同时，美苏的“冷战”就开始了。这时，美国需要英国和他们站在同一个战壕里，所以杜鲁门政府在香港问题上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由支持中国收复香港转为支持英国收复香港，因此告知麦克阿瑟：“为了更顺利接受香港地区日本军人的投降，须将香港从中国战区的范围内划出来。”
对于美国人态度的大转变，正忙于乞求美援、准备大打内战的蒋介石只有逆来顺受，对美国人惟命是从了。但在放弃收复香港之时，蒋介石还想给自己争点面子。
1945年8月20日，在致杜鲁门的电报中，蒋介石仅仅要求“在未来的受降仪式上，驻港日军应向中国方面的代表投降，美国和英国均可派代表参加这一受降仪式。在受降仪式后，英国人将在中国战区最高司令的授权下，派遣军事力量在香港登陆。”
但是，美国人就连这一点面子也不给蒋介石，杜鲁门在回电表示：“美国不反对一名英国军官在香港接受日本人的投降。”面对美国人的强硬态度，蒋介石只得表示：“愿意授权给一名英国军官，让他去香港接受日本人的投降……”
英国人得寸进尺，丘吉尔政府认为，作为中国战区最高司令的蒋介石，无权委派一名英国军官在香港接受日本人的投降。因此，英国政府宣称：它所能做到的，仅仅是欢迎一名中国代表和一名美国军官一起出席受降仪式，而且只能“以中国战区最高司令个人代表的身份参加受降，如果有什么文件需要签署的话，他们只能作为见证人而签字，除此之外，别无所为”。
面对英国人的嚣张气焰，自感脸面无光的蒋介石表示，中国方面要尽力避免与英国人在香港发生冲突；同时也做好了不惜武力抵制英国人在中国战区之内所采取的行动。
中国政府的这点强硬态度是英国人始料不及的，摆在宝安地区的国民党两个军也使英国人如芒在背。英国不得不接受蒋介石的建议，同意夏壳同时代表英国政府和蒋介石在香港接受日本人的投降。英国人作了点让步，蒋介石就拱手将香港奉上给英国人。
1945年9月1日，夏壳以驻香港英军司令的身份宣布成立军政府。同日，蒋介石派去的中国军事代表团与夏壳达成协议，让国民党军队从广州开到九龙，然后换乘轮船北上，从香港开赴内战前线。
在蒋介石的反共内战政策下，香港的回归祖国怀抱的脚步迟了整整半个世纪。
抗日风云(三)
希特勒自杀 日本投降
王先金 编著
第十三章 湘西会战 芷江受降
美军战舰 日本署降
1945年8月15日这一天 (10)
敌后游击战略是中共的伟大创举
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在1939年写的《坚持华北抗战两年中的八路军》一文指出，抗战两年来，仅八路军各主力在华北战场阵亡的将士计有1.5万余人，负伤4万余人。在这一伤亡总数中有百分之五十以上是共产党员。左权用这些数字，回应国民党方面某些人诬蔑八路军“游而不击”。
中国抗日战争分为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前者由国民党领导的政府军承担，以阵地战为主、运动战为辅；后者由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游击队承担，以游击战为主。
1945年4月25日在延安，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在中共七大上作报告《论解放区战场》，全面论述了敌后战场的创造、战绩、战略技术和政治保障。
朱德认为，1938年10月，武汉失守后，抗战进入战略相持阶段。他说：“构成这个阶段的特点，是敌人与解放区之长期反复的最残酷的战争。所谓相持阶段，实即解放区与敌人的相持。从武汉失守之后，一直到1944年日寇重新向国民党战场作了一次带战略性的进攻为止，其间共5年半之久；在这样长的时间之内，日寇在华的主力是在对着解放区作战，解放区战场抵抗的敌伪力量，到1943年，竟占侵华日军的64％、伪军的95％，而在这同一期间，国民党战场并没有严重的战争。这就是相持阶段的实际。”
他介绍：“1937年9月，八路军在毛泽东同志的天才的战略方针指导下，进入华北敌后，我一一五师进入晋察冀地区，我一二０师进入晋西北地区，我一二九师进入晋东南地区。1938年我军更向东进，一部进入冀鲁豫平原和冀鲁平原，一部进入冀中平原，一部进得更远，到冀东配合了20万人民的抗日大起义。1938年春，新四军继八路军之后开赴前线，进入华中敌后，在长江两岸发动抗日游击战争。同年冬，东江纵队于广州沦陷后在当地起义。1939年，琼崖沦陷后，当地人民在我党的领导之下组织游击队从事抗战。八路军初出马的时候，即在平型关进行了全国抗战中第一次的对敌歼灭战。”
朱德说：“由于国民党军队的溃败而瓦解了的华北、华中战局，立即由我党、八路军、新四军和人民合作，而迅速恢复起来。敌后变成了抗日战争的最前线了。”
“这样，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游击战争，从此在敌后代替了国民党之前的单纯的防御地位。”
“这样，解放区战场在抗日战争初期，便牵制了日寇很多兵力，造成了使日寇不能全力西进的形势，随后又变成为与日寇作战的主要战场。”
……
中国共产党迅速挺进敌后，担负起开辟敌后战场，创建抗日根据地，壮大人民抗日武装力量，在战场上配合正面友军作战的战略任务，与正面战场相结合，构成对日军两面夹击的战略布局。
敌后战场的开辟，钳制敌人大量有生力量，捆住敌人的手脚，遏制敌人战略进攻势头。这不但挫败了日寇“速战速决”的战略企图，挽救了抗战危局，促进战略防御阶段向战略相持阶段转变，而且打乱了日军作战前线与后方的划分，变战略内线为战略外线，变战略包围为战略反包围，构成了对日军两面夹攻的有利战略态势。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敌后游击战争担负起了抗击日军的主要任务，敌后战场成为中国抗战的主要战场。
1943年6月，日本华北派遣军总部公布：“从今年1月到5月与共产军交战次数为5524次之多，其兵力达567424人之众。”同样是华北派遣军司令部在当年的综合战果报道中指出：“敌大半为中共军。与蒋军相反，在本年交战1.5万次中，和中共的作战占七成五。在交战的200万敌军中半数以上也都是中共军。在我方所收容的19.9万具敌遗体中，中共军也占半数……因此，华北皇军今后的任务是更增加其重要性了。只有对于中共军的灭绝性作战，才是华北皇军今后的重要使命。”
1940年12月1日，抗日战争已经处于相持阶段，日军参谋总长在当天上奏改编预定在南方使用的兵团时，日本天皇裕仁曾担心地询问：“拿破仑入侵莫斯科败于消耗战和游击战曾有先例，日军会不会在中国陷于困境吗？”他的担心不是多余的，自抗战相持阶段开始，全民抗战已经让日军感受到了巨大在威胁，日军已经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
战后日本官方战史《大本营陆军部》记载：近来，我陆海航空部队猛烈轰炸重庆，迫使重庆方面和平气焰高涨，只有中国共产党军坚持反对议和。一向谋求保存和扩大自己实力的中共军，竟于1940年8月20日夜，在华北断然发动了号称“百团大战”的大反攻。日军《华北方面军作战记录》写道：此次袭击，完全出乎意料之外，损失甚大，需要长时期和巨款方能恢复。
在国民党军队的正面战场，上海、太原、南京相继失陷，八路军挺进到敌后，在华北开展大规模的游击战争，牵制了日军想要迅速占领武汉的企图。
八路军出征前蒋介石曾明令，八路军在抗日战场的作用是配合华北战场国民党正面的侧翼支援作战。然而，毛泽东及时准确地把握了局势的变化。就在太原失守当天，毛泽东致电周恩来和八路军总部朱德、彭德怀等明确指出：“八路军将成为山西游击战争之主体。应该在统一战线之原则下，放手发动群众，扩大自己，征集给养，收编散兵，应照每师扩大三个团之方针，不靠国民党发饷而自己筹集供给。”
在平型关之战后，八路军115师政委聂荣臻率领115师部分干部在山西、河北和察哈尔三省交界地带建立了八路军第一个根据地晋察冀根据地。1938年2月21日，毛泽东致八路军第115师、120师、129师和长江局的电报中，再次叮嘱各路即将出发创建根据地的指挥员“要像下围棋‘做眼’一样，在敌后发展游击战争，建立根据地。”
徐州失守后，对于未来战局的发展和八路军的下一步发展方向，党内出现不同认识。毛泽东的判断是：日军主力转向华北“这一步骤的到来将在稍后”。目前日军进攻的目标是武汉、广州，因此“华北游击战争还是广泛开展的有利时机”。毛泽东敏锐地抓住了战机，果断作出从华北山地进入到平原地区开展游击战的重大决策。
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对日军节节抵抗时，共产党的八路军来无影去无踪地在敌后开展游击战。日本战后官方战史《华北的治安及治安强化运动》中写道：“占领区的治安现状，按优劣顺序为：蒙疆、三角地带（长三角）、武汉地区、华北，其中以华北最差。”
共产党领导的游击战不仅仅只是在敌后的华北地区，在华东敌战区，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也非常活跃。伪南京国民政府在1941年5月16日公布了由汪精卫签发的《清乡委员会临时组织大纲》中写道：“被指定为第一期清乡地区的江南一带，此地自1937年末以来，已成中共及重庆方面游击队‘忠义救国军’（国民党领导的游击队）的游击根据地。”
日本人终于认识到，他们新的挑战，来自于共产党和毛泽东领导的游击战。
1943年，日军对解放区的“扫荡”更为频繁。仅晋察冀根据地北岳区一地，一年遭受到12次“扫荡”。
日本人长野朗写的《游击队与游击战》一书中说：“共军原是步兵枪也不多的军队，改编为八路军后并无多大变化，虽不断向蒋介石方面申请补给，蒋介石方面似乎给的不多，飞机、坦克和重炮共军当然没有，据说只有少量野山炮和迫击炮，基本上普及了步枪和机枪。”
这样装备的部队能够在敌后坚持下来，而国民党军主力从广大华北地区撤退后留下来进行游击战的部队，他们有飞机运送补给，还多少有些后方的接济，竟没有一支能够在敌后生存下来。
日本人称共产党领导的部队“有超乎寻常以外的坚强意志和严密组织……”汪伪集团却妖魔化地描写解释八路军的英勇和顽强：“不用枪，只肉搏，见到了对方的机关枪，那可红了眼，不管火力多么硬，不管火网多么紧，他们常硬着头皮冲上去……如果命令一下，干起来，向敌人冲去，即所谓‘光荣’的躯干倒在地上，也不要紧。后面马上实行‘同志爱’，为保护这流尽最后一滴血的遗体，也要保护着枪，使用绳子把他拉下火线，先是你拿枪，我解子弹，然后把尸首背回去……”
“我们既不是‘怪魔’，也不是‘愚笨’。”彭德怀在1944年对前往延安的美军观察组说，“而是因为缺乏武器弹药，不能不以血肉之躯与敌寇拼殴。”
日本陆军自卫队第80师团长本政登士，在战后所著《自卫队在前进》中写道：“共军的灵活机动和利用夜间行动，几乎可以说是神出鬼没。在谋略方面，共军同样有创造性的发展，使我们不得不甘拜下风的事例很多。日军部队为了讨伐共军，一到基地，居民手拿太阳旗在城门外列队欢迎。如果看不到居民，日军就要警戒，但军民如此热烈的欢迎，使日军疏忽大意进入城内。于是在城内同时受到四面八方的攻击，造成极大损失。这种例子在山西发生过多起。”
在历时8年的全国抗战中，敌后抗日军民共作战12.5万余次，歼灭日伪军170余万人，解放国土100余万平方公里，人口1.2亿，建立了遍及华北、华中和华南等19个省区的19块抗日根据地。
抗战伊始，毛泽东独具慧眼，充分认识到游击战争在抗战中的战略地位，较早地提出了“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战争”的战略方针。
1938年5月毛泽东发表《论持久战》。他在总结华北抗战经验的基础上，对八路军作战的战略方针作了概括，第一次公开提出“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方针。他还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全面地阐述了抗日游击战争战略方针的基本要素，真正把游击战提高到战略地位加以考虑和运用。
游击战作为一种作战形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遍及亚欧的近30个国家。但是，许多国家都把游击战作为小的战术使用。真正把游击战提高到战略地位的是中国共产党，是毛泽东。中国共产党运用游击战深入敌占区，开辟了大规模的敌后战场，发动全民，实行广泛的知后游击战，这在二战中及整个人类历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伟大创举，也是抗战胜利的一个重要原因。
中国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重大作用
中国的抗日战争，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一个战场，中国人民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1942年，英国首相丘吉尔说：“中国一崩溃，至少会使日军15个师团，也许有20个师团腾出手来。其后，大举进犯印度，就确实可能了。”“如果中国停止抵抗，我们将面临巨大的困难。”
1942年春，美国总统罗斯福说：“假如没有中国，假如中国被打垮了，你想一想有多少师团的日本兵力可以因此调到其他地方？他们可以马上打下澳洲，打下印度他们可以毫不费力地把这些地方打下来，并且可以一直冲向中东......和德国配合起来，举行一个大规模的反攻，在近东会师，把俄国完全隔离起来，吞并埃及，斩断通向地中海的一切交通线。”
西方的主要政治家，他们认识到了中国战场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所起的巨大作用。可是西方的历史学家们，在他们的二战研究资料和二战史著作中，却对此避而不谈。
世界史学界普遍将1939年9月1日德军入侵波兰作为二战的开始。其实自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就揭开了大战的序幕，1937年的“七七事变”标志着大战在亚洲爆发，而德军入侵波兰标志欧战爆发。他们的那种说法，要不是他们的无知就是他们的偏见。
反法西斯战争中的中国战场被他们遗忘了，这是什么原因呢？
应该说，原因大致有：一是当时的中国贫穷落后，原来又是内战不断，不为西方人看得起；二是抗日战争史料的缺乏，许多珍贵的史料都没有记录或保存下来；三是国民党和共产党互相抵毁在战争中的作用，国民党说共产党的军队“游而不击”；共产党说国民党军队见了敌人“望风而逃，一溃千里。”这些都影响到了外国人对中国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所起的作用的看法；再就是冷战的作用。
现在随着中国的掘起、强大，中国越来越为外国人所看重，2005年5月7日，英国伦敦王室学院的一位教授在《卫报》上发表文章说，是苏联和中国的牺牲让二战中盟军的胜利成为可能，然而，这一事实长期被排除在西方历史的表述之外。
中国在1941年12月9日继美国之后向日本宣战，在此前和此后的长期对日作战中，民众死伤惨重，国力消耗难以数计。事实上，正如罗斯福和丘吉尔所言，中国军队将日本军队牵制在中国战场，避免了两种难测的战争局面：日本北上与德国夹击苏联，或南进在太平洋战场投入更多兵力，甚至挥师经印度直抵中东，与德军会合。
实际上，尽管有这两位巨头的评价，但在冷战时期欧美的二战只研究中，除了苏联的作用和遭受的损失牺牲成为禁忌，“当苏联军队牵制住德国人，效率相对低下但人数众多的中国军队把日本人拖在亚洲。”英国教授这样说，“这又是个几乎不为西方所知的事实。”
1941年，德国入侵苏联前夕，希特勒亲自接见日本访德考察团团长山下奉文上将，告诉他，“请日本从满洲打进西伯利亚，在冬天以前会师西伯利亚。”但日本参谋长杉山元说：“日本现在中国使用的兵力很大，北进对苏开战实际上办不到。”
10月，德军兵临莫斯科城下。德国再次向日本提出从东西两面夹击苏联。但日本大本营统帅部回答：“不管德苏战争如何演变，日军只能放弃解决北方的企图。”苏联得知这一情况后，大胆地从远东调兵增援莫斯科。从1941年冬至1944年秋，苏联从远东地区抽调54.2万人的兵力、5000多门火炮和迫击炮、3300多辆坦克。对此，苏联元帅崔可夫曾以感激的心情说过：“甚至在我们最艰苦的战争年代里日本也没有进攻苏联，却把中国淹没在血泊中，稍微尊重客观事实的人都不能不考虑到这一明显而无可争辩的事实。”
整个二战期间，德意法西斯和日本法西斯未能实现其战略协同计划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中国战场的持久战，始终抗击和牵制日军主力，从而打破了日本的“北进”计划，遏制和迟滞了日本的“南进”步伐。
日本偷袭珍珠港得手后，制定了一个用五个师攻打澳大利亚、与希特勒在印度洋上会师的计划。当时英国首相丘吉尔忧虑万分：“中国一崩溃，至少会使日军15个师、也许会有20个师腾出手来……”但是，中国不但没有崩溃，反而愈战愈强，致使日军主力深陷于中国战场，使德日在中东会师的战略计划成泡影。
到1943年11月美军在太平洋战场开始战略反攻时，日本还有64％的陆军43个师另24个独立旅团、45％的航空兵计75个飞行中队被牵制在中国战场。而在太平洋上的日本陆军兵力则不足30％，计22个师；航空兵占44％，计72个飞行中队。日军大本营统帅部虽然深感以此微弱的兵力实在难以同美英军相对抗，但又无法从中国战场抽调兵力予以增援。1942年春，罗斯福曾庆幸地对自己的儿子说：“假如没有中国，假如中国被打垮了，你想一想有多少师的日本兵可以因此调到其他方面来作战？他们可以马上打下澳洲，打下印度他们可以一直冲向中东……和德国配合起来，举行一个大规模的突击，在近东会师，把苏联完全隔离起来，割吞埃及，斩断通过地中海的一切交通线。”
没有谁能否认，假如没有中国的持久抗战，那么，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必将是另一种写法。
抗日风云(三)
希特勒自杀 日本投降
王先金 编著
第十三章 湘西会战 芷江受降
美军战舰 日本署降
1945年8月15日这一天 (11)
国民党正面战场的历史地位和作用
中国抗日战争是在第二次国共合作条件下进行的。毛泽东肯定地指出：“国民党在1937年和1938年内，抗战是比较努力的，同我党的关系也比较好。”
在战略防御阶段，国民党正面战场先后进行了忻口、淞沪、徐州和武汉四次大规模的战略防御战役，对于打破日本帝国主义“三个月灭亡中国”的“速战速决”战略企图、消耗日军兵力和战争资源、迫使日军由战略进攻转为战略防御，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七七事变”后，日本侵略军轻而易举地攻占了平津地区，取得了进一步扩大侵略战争的前进基地。
8月15日，国民党政府下达总动员令。8月20日，国民党军事当局颁发《战争指导方针》，正式确定“以持久战为基本主旨，以空间换时间，逐次消耗敌人”的战略方针，以转换优劣形势，争取抗战胜利。为此遂决定在平汉、津浦两线设立三道防线，以阵地战阻击日军进攻；同时在上海开辟战场，迫使日军改变作战方向，避免侵华日军集中主力在华北与我决战。
1937年10月中旬的忻口太原战役，国民党第2战区集中了28万余人的兵力，在八路军的密切配合下，依托山地有利地形，与日军展开激战，歼敌二万余人，迟滞了日军沿同浦路南犯，营造了华北有利局势。
“八一三”开始的淞沪抗战，国民党先后调集64个师70余万人的重兵，抗击日军22万余人的进攻。国民党军对日军各据点发动多次围攻，战役中期坚决抗击日军以重兵切断宁沪铁路，从西南方向封闭上海的企图，并以6个师(旅)对日军实施了大规模的反击，作战中涌现了许多爱国将领和广大士兵与敌浴血奋战的英勇事迹。
太原、上海失陷后，中日战争的主战场转移到以徐州为中心的黄淮地区。1938年2月，国民党第5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采纳周恩来提出的阵地战与运动战相结合守点打援、各个击破的作战指导方针，采取“北攻南守”策略，集中67个师(旅)45万余人的兵力，从2月12日起，以两个集团军分别攻击济宁、邹县日军，歼敌数千人。3月中旬，日军第10师团逼进台儿庄，国民党军一部在台儿庄拼死抵抗，随后组织7个师对当面之敌进行反击，歼灭日军两万余人，迫使敌人放弃对台儿庄的攻击。4月中旬，日军采取南北对进、侧翼迂回的战法，对徐州展开进攻。国民党军进行了顽强的抗击，在伤亡近20万人、力量不济的情况下，最后放弃了徐州，但也取得了消灭日军3万多人的重大战果。
此后进行的武汉保卫战，国民党军在武汉地区坚守三个多月，毙伤日军两万余人。
从“七七事变”到武汉失守，历时一年四个月，国民党军共毙伤俘日军25万人，牵制日军70万人以上，同时付出了重大牺牲，其正规军损失达104万多人。它客观上也为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等抗日武装挺进敌后、开辟抗日根据地创造了条件。
国民党政府被迫迁都退守重庆，在15个月内丢失华北、华中大片国土和华南要地共13个省100多万平方公里土地。
正面战场在1939年至1940年的两年里，对日军的进攻仍进行了坚决的抵抗，共毙俘日军26万余人，自己也付出了102万人的重大伤亡。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民党蒋介石采取了“保存实力，等待胜利”的方针。相反，在反共方面却积极了。1941年1月，国民党军第3战区调集7个多师8万余人的兵力，发动围歼新四军军部的皖南事变，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从1943年6月开始，蒋介石先后调集第8战区5个集团军近50万人，扩大对陕甘宁边区的封锁，准备分9路闪击延安。只是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及时揭露和军事上的充分准备，才粉碎了国民党蒋介石的反共阴谋。
特别是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转入战略反攻，敌后战场已在华北、华中广大地区对日军实施大规模反攻的1944年，国民党军在日军打通大陆交通线作战（也称“一号作战”）中，迅即溃败，又丢失了豫、湘、桂等省的大部和洛阳、长沙、桂林等146个大小城市。这完全是国民党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政策的结果。
不过，国民党军对于与美、英盟军联合作战还比较积极，1943年11月至1945年3月，先后以8个军共22个师的兵力，在滇西、缅北地区与美军共同对日作战，歼灭了日军第18、56师团大部和击溃另两个师团各一部，毙伤日军4.8万余人，打通了中印和滇缅公路。
1944年底，国民党在昆明成立陆军总司令部，将机动兵力编成4个新的作战兵团。至1945年春，国民党军装备的美械部队已达35个师，并陆续得到外援，新编兵团已在西南省份编组和部署完毕。但是，国民党并未适时向日军发动战略反攻。4月后，广西日军向湖南撤退，国民党军还不敢追击。至5月后，国民党才以第3、第4方面军主力尾追日军，但仍避免与日军交战，5月下旬收复南宁，6月下旬收复柳州，7月下旬收复桂林。8月17日，国民党军收复全县，而日本政府已于8月15日宣布投降。
这时，正面战场国民党军在蒋介石的指令下，加速从西南大后方空运至华北、华中、华南抢占战略要地，对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游击队的对日大反攻不但不予配合，反而无理阻挠和破坏，甚至与日伪暗中勾结，进攻八路军、新四军，致使敌后解放区军民的大反攻作战在9月2日日本签订投降书后，还一直持续到1945年底。
整个8年抗战，国民党正面战场先后进行大规模战役22次，重要战斗3117次、小战斗38931次，毙伤日军85.9万余人，自己付出322余万人的重大伤亡。特别值得肯定的是，国民党军队广大爱国官兵在前线与日本侵略者奋勇作战，不怕流血牺牲，表现了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涌现出佟麟阁、赵登禹、张自忠、郝梦龄、戴安澜等为国捐躯的高级将领。一切与日本侵略者浴血奋战的爱国官兵都为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贡献了力量，都是值得全民族尊敬与纪念的。
中国战区日本俘侨大遣返
日本投降后在中国境内的战俘与侨民多达213.8万人。把数目如此庞大的日本战俘与侨民在短期内完全遣返回日本，对于当时中国疲惫不堪的运输力量，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为了推进遣返俘侨工作，中美双方于1945年10月25日27日在上海召开第一次遣送日本俘侨的联席会议，会议制定出《中国战区日本官兵与日侨遣送归国计划》。
该计划规定，除了炸药、弹药、军刀、照相机、望远镜、光学仪器、金条、银条、宝石、股票、艺术品等严禁携带外，日本官兵与侨民可以携带一件盂洗具、一件毛毯、三套冬季衣服、一件大衣、三双皮靴、三条短裤、三件衬衫、一件手提包、一件手提袋；对于携带的款项，军官可以携带500元(国民政府货币单位)，士兵200元，一般侨民1000元。
日本与中国隔海相望，船只成为运输的主要工具。中国大陆、台湾与日本之间由登陆艇运输，由美国第七舰队负责管制。中国政府不仅制定出庞大的遣送计划，而且在粮食供应上也有周密细致的安排。据估计，三个月内将为日本俘侨提供的粮食多达128.2万余包。
1946年1月5日，中美双方在上海召开第二次遣送日本俘侨联席会议。会议规定，中国战区美军总司令部协助中国把东北、台湾、海南岛及越南北纬16度以北地区的日本俘侨遣返回国。1946年2月6日《中国战区遣送计划》进一步规定，日俘、日侨在上船前一律接种伤寒疫苗，遣送船也要消毒。总的来看，中国政府对日本战俘与侨民遣送的组织准备工作是相当充分而严密的，也是充满了人道主义精神的。
在经过准备与部署之后，中国战区遣返日本俘侨工作全面展开。按照部署，日本战俘与侨民先集中到中国大陆的塘沽、青岛、连云港、上海、厦门、汕头、广州、海口、三亚、台湾的基隆、高雄和越南北部的海防12个港口，然后分乘美国第七舰队和舰船和日本的船只遣返日本。
中国战区等待遣返的日俘、日侨总数逾213万，如果把苏联接收的东北地区160万侨民加上，总数超过370万人。中国政府紧急调用了国内80％以上的运输力量，日夜兼程地把日本俘侨由各分散地集中到主要港口。中国政府专门组织了1.2万多副担架和2万余人的护送队伍，对伤病的日俘、日侨实行特殊护送。
1945年11月17日，第一艘载有数千名侨民和300余名日本伤兵的遣送船由天津塘沽港开出，揭开了中国战区遣返日本俘侨的序幕。随后，青岛、上海、广州等地的遣送工作陆续展开。经过一年多的紧张运送，到1946年底，中国境内的370余万日俘、日侨遣送完毕。
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中国把所有的日本在华俘侨全部遣送回国，而且整个过程没有出现大的人为事故。这一点，不仅为当时国际舆论所称赞，就连“中国战区日本官兵善后联络总部”部长冈村宁次也承认，中国人是友好的，没有采取歧视与报复。作为战败国的俘虏与侨民，可以携带衣服、被褥、粮食、现金回国，且途中受到医疗、饮食供应上的照顾，这在世界历史上也是空前绝后的。当时担任日本海外撤侨工作的大久保传藏，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从南洋各地，中国东北（当时由苏军占领）以及韩国遣返的军民，几乎全是赤裸裸的，光身一条，什么东西都没有带；相反，由中国大陆归来的，则不管是粮食、衣物，都带有足以暂时维持生活的行李回来。
日本侵略中国给中国造成巨大损失，严重地阻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然而，中国却以德报怨，1907年海牙国际公约规定，交战国可以利用战俘劳动力，根据其能力进行生产恢复。作为战胜国，中国羁留日本战俘修复被其破坏了的道路、桥梁、工厂并不为过。中国政府的做法使包括日本在内的几乎所有国家感到意外。
葫芦岛日侨大遣返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后44天，即同年9月29日，中美联合参谋长会议在致中国陆军总司令部的备亡录中，最早提到“东北（满洲）日本人遣送计划”。
1946年，经当时的“军调处三人小组”（美国马歇尔、中共周恩来、国民党政府张群）协调解决，除丹东的日本侨民7.5万人由东北民主联军负责经朝鲜遣返，大连的日本侨民27万人由苏联直接遣返之外，在东北地区的其余日本侨民全部集中到葫芦岛港进行遣返。
1946年5月7日，随着满载2489名日本侨民的两艘轮船鸣响汽笛，“葫芦岛大遣返”拉开序幕。到这一年年底，在不到8个月的时间里，经葫芦岛遣返的日本侨民和俘虏共158批，总计101.75万人(其中有日本俘虏16607人)。1947年至1948年，又分别遣返了国民党控制区内留用的日侨33498人。这样，经葫芦岛遣返的日侨和战俘就达到105.1万人。 葫芦岛上的日侨开始遣返
“葫芦岛大遣返”是现代史上不可忘却的一笔，重新回顾这段历史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葫芦岛大遣返表现出中国人民以德抱怨的伟大人道主义精神。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14年间，中国人民遭受到空前的民族大灾难。但是，在当时制定的《遣送东北共军管制区日人之协定书》上，第一条就是强调：“保证日人自所在地出发，至葫芦岛登船，沿途不受强奸、掠夺、侵犯、抢劫、勒索、恐吓或其他任何不法举动，其生命财产不受到侵犯。”这一点，就连日本人编写的《满洲国史》也不得不承认，战争结束后并没有发生对日本人进行民族报复的事情，倒是各地的中国人同情日本人的悲惨处境，救济危难，庇护安全，或者主动给以生活上的帮助的事例层出不穷。
二、葫芦岛大遣返彰显了中华民族内部不同党派之间求同存异、精诚合作的力量。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为控制东北争夺激烈，军事摩擦不断。但是在遣返日侨这件事上，国共双方以大局为重，相互协调，互为方便，没有趁机打击对方的军事行动。
三、葫芦岛大遣返是中美两国“二战”历史上的一次合作。在遣返日侨过程中，当时的美国政府做了许多协调性工作，包括为大遣返急调120艘船只，其中包括第六舰队的大型运输船。
四、葫芦岛大遣返揭示了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不仅使中国人民承受了苦难，也使日本人民承受了苦难的事实，可以促使日本政府以史为鉴，深刻反省。（只可惜日本政府一直没有反省）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后，日本政府曾不负责任地采取“弃民”政策，在东北的日侨当时处境十分困难，溃逃过程中自杀、饿死、病亡的人数达到17.4万人，其中“开拓团”的团民就死亡了78500人。
当时在哈尔滨日本难民联络会工作的村井光雄回忆：1945年10月以后，桃山小学难民收容所每天约有30人死于饥饿、寒冷和斑疹伤寒，男女老少的尸体都堆放在学校操场上，直到第二年5月，才用马车将这些尸体运送到公共墓地安葬。 葫芦岛上的“日本侨俘遣返之地纪念碑”
落 日 之 墓
据方正县外事侨务办主任王德君介绍说，那是冬天，死人就那么冻着，摆着，摞着。来年五、六月份开春了，天气暖和了，尸体开始腐烂，出味道了。这地方几千个日本人的尸体，老摆在那儿也不行啊。政府就招呼着当地老百姓，集中到个地方，堆上柴火，把尸体给烧了。随后埋了。
没有回到日本的日本妇女，叫作“残留妇”。这些人后来有嫁给中国人的。其中有一个叫松田千尾，1941年来到中国。战后，松田先后嫁过两个中国人。1963年，她和丈夫在吉兴水库附近开荒时，刨出日本人的遗骨。
松田到政府来，说是当年打仗什么都顾不上。现虽说是嫁了中国人，但总不能看到自己当年的“老人”就这么在野外，说刨就被刨到了，被扔了。要求把在方正死去的日本人，找个地方“安葬”。
在中国的土地上，安葬外国人，尤其是要安葬日本人，这件事情不是一个县政府可以决定的事情。方正县政府将松田等人写下的信件，呈送省里，省里再呈送国务院。经周恩来总理批准，同意建立方正地区日本人公墓。
最早建立的方正地区日本人公墓仅62平方米，到2004年末，公墓已经扩展到1.4万平方米。如此空旷的墓园，仅有一位守墓人。
方正地区日本人公墓葬的是日本人，到今天为止，前来参拜的、祭扫墓园的，都是日本民间团体和个人，日本政府从来没有来过一个人，发出过一次声音，更没有掏出壹分钱。
一位名叫奥村正雄的日本千叶县老人，曾来方正参拜公墓，见到了松田千尾。回到日本后，他写了一本书名曰《恨天咒地》，但出版社不给出版，他和老伴用打字机自己打印，每天“出版十本”，书里有这样一句话：“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为什么不去参拜中国方正的日本人公墓？”
注：《抗日风云(三)》就暂时发表至此。此书约90万字，有精美插图300多幅。下面是它的简章目录：
抗 日 风 云（三）
简单目录
第一章 罗斯福毛泽东互赠礼品 美军观察组到延安 --------------1
第二章 周恩来返回延安 赫尔利出使中国 --------------------------
第三章 中美英开罗开会 三巨头德黑兰会谈 -----------------------
第四章 史迪威率兵反攻缅甸 中国远征军攻克松山 --------------
第五章 蒋鼎文战败失洛阳 薛伯陵骄傲丢长沙 --------------------
第六章 衡阳城破方先觉被俘 枪伤复发汪精卫丧命 --------------
第七章 雅尔塔三国签协定 莫斯科中苏订条约 --------------------
美英苏召开雅尔塔会议 ------------------------------------
第八章 诺曼底登陆战 德累斯顿大轰炸 阿登战役 --------------
第九章 日军暴尸棉岛 中途岛之战 火烧东京
“神风特攻队”覆没 山本五十六之死 --------------------
第十章 朱可夫攻克柏林 希特勒自杀暗堡 --------------------------
第十一章 二战中的原子弹风云 美国首次使用原子弹 -----------
第十二章 苏联出兵东北 歼灭日本关东军 --------------------------
第十三章 湘西会战芷江受降 美军战舰日本署降 ------------------
第十四章 陈公博飞去又飞回 杨淑慧藏书救丈夫 ------------------
第十五章 麦克阿瑟受贿 东条英机翻供----------------------497-546
第13章 参阅资料
1.《(沅)水河畔受降坊 抗战胜利一丰牌》《中国测绘报》1995.6.23
尚尔广、肖跃环/文 (1995.07.22)
2.《日本投降书日美签字者简介》《参考消息》1995.8. (1995.09.24)
3.《接受日本投降》 陈鹤龄/文《春城晚报》1995.9.18
4.《云南抗日战争纪实》龙城 /文《云南日报》1995.9.
5.《滇军入越受降 扬我中华国威》《云南日报》1995.10.10 (1995.10.11)
6.《抗战胜利收复台湾始末》陆茂清/文《文摘旬刊》1996.11.28
原载《追求》1996.11 (1996.12.10)
7.《风流一代》 袁丹武/文 (1999.03.29)
8.《陈仪接收台湾纪实》陆茂清/文《作家文摘》2000.2.22
原载《上海滩》2000年第1期 (2000.02.26)
9.《中日军队最后一场大战》《文摘旬刊》2001.5.18
原载《文汇报》2001.5.9 (2001.05.25)
10.《日落记日本签字投降的一幕》朱启平/文《文摘周报》2001.9.3
原载《重庆经济报》 (2001.10.07)
11.《芷江受降的历史现场》徐宗懋/文《作家文摘》2004.11.16
原载《老照片》第37辑 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10 (2004.12.1)
12.《日本真的是无条件投降吗？》 《文摘周刊》2004.11.16
原载《党史信息报》2004.11.3 (2004.04.12)
13.《敌后游击战略是中共的伟大创举》资料室/文《作家文摘》2005.7.12
原载《凤凰周刊》 (2005.07.22)
14.《8月15日 我们胜利了》《作家文摘》2005.8.12
原载《中国战区受降纪实》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
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7 出版 (2005.08.16)
15.《胜利的回眸》、《最后的挣扎》、《“我参加了芷江洽降》 均据新华社
《都市时报》2005.8.15 (2005.08.16)
16.《芷江受降的历史现场》张志强、洪克非/文《文摘周报》2005.8.16
原载《中国青年报》 (2005.08.17)
17.《黎明前的残酷》作者 埃文．托马斯《参考消息》2005.8.17
原载美国《新闻周刊》8.15 (2005.08.17)
18.《60年前的“8．15”这一天》钱钢/文《参考消息》2005.8.18
原载香港《明报》2005.8.15 (2005.08.18)
19.《抗战胜利的钟声是几点敲响的？》 《作家文摘》2005.8.23
原载《新民晚报》2005.8.15 徐铁汝 金志刚/文
20.《五星海军上将尼米兹与“尼米兹”级航母》《作家文摘》2005.8.23
原载《我的诺曼底》唐师曾/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7出版(2005.8.25)
21.《落日记日本签字投降的一幕》《参考消息》2005.8.30
作者 朱启平 原发表于1945年11月2日《大公报》 (2005.08.31)
22.《日本投降仪式为何在“密苏里”号舰上举行》《文摘旬刊》2005.8.26
(2005.08.31)
23.《多行不义必自毙 命丧中国的日本六大将》华夏/文《文摘旬刊》2005.8.26
原载《纪实》2005.5 (2005.08.01)
24.《反法西斯战争的中国战场缘何被遗忘？》汪伟/文《作家文摘》2005.9.2
原载《新民周刊》2005年第33期 (2005.09.04)
25.《抗战时期国民党正面战场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作家文摘》2005.8.30
原载《环球军事》2005年8月号下 刘庭华/文 (2005.09.05)
26.《60年前的今天 日本繁体字投降》《都市时报·铁证》2005.9.9
(2005.09.10)
27.《密苏里号战列舰见证日本战败投降》李大光/文《作家文摘》2005.9.6
原载《北京日报》2005.8.31 (2005.09.10)
28.《1945年9月2日：历史的记录》《参考消息》2005.9.1 (2005.09.11)
29.《9月9日：侵华日军投降记》陆茂清/文《作家文摘》2005.9.9
原载《共鸣》2005年第9期 (2005.09.13)
30.《毛泽东领导的游击战》蔡伟/文《作家文摘》2005.7.29
原载《三联生活周刊》2005年第26期 (2005.09.15)
31.《“葫芦岛百万日侨大遣返”揭秘》魏运亨/文《文摘旬刊》2005.9.9
原载《记者观察》2005.8 (2005.09.16)
32.《落日之墓》陆辛生/文《文摘周报》2005.9.16
原载《新民周刊》2005年第36期 (2005.09.16)
33.《鲜为人知的“抗日最后一仗”》甄为民/文《文摘旬刊》2005.9.30
原载《扬子晚报》 (2005.10.05)
34.《中国开辟反法西斯东方战场》刘庭华/文《作家文摘》2005.5.24
原载《中国国防报》2005.5.10 (2005.10.07)
35.《二战遗恨：中国军队未能收复香港》张伟/文《作家文摘》2005.5.20
原载《法制晚报》2005.5.1 (2005.10.08)
36.《龙云被挟持到重庆以后》黎勤/文《作家文摘》2005.10.14
原载《纵横》2005年第9期 (2005.10.18)
37.《中国战区台湾受降始末》曹必宏/文《文摘周报》2005.10.25
原载《中国档案报》 (2005.10.27)
38.《19451946：中国战区日本俘侨大遣返》陈奉林/文《作家文摘》2005.10.28
原载《世界知识〈2005年第18期 (2005.11.01)
39.《台湾光复60周年纪实》作者 李集慧《参考消息》2005.11.1
原载香港《东方日报》 (2005.11.03)
40.《日本〈投降诏书〉大有文章》张志刚/文《作家文摘》2005.11.8
原载《环球军事》2005年10月上半月版 (2005.11.12)
41.《蒋介石密使阴谋与日本媾和》郭隽宁编译《作家文摘》2006.5.12
原载《上海译报》2006.4.20-26 (2006.06.08)
42.《汪伪专机“建国”号起义始末》叶介甫/文《作家文摘》2006.5.26
原载《中国国防报》2006.5.16 (2006.06.13)
43.《日末代“台湾总督”曾图谋“台独”》《参考消息》2006.8.22
原载台湾《自由时报》2006.8.15 (2006.08.24)
44.《日台军官“惜别宴”上翻脸》《作家文摘》2006.11.7
原载《世界新闻报》2006.9.29 汪幸福/文 (2006.11.21)
45.《给日军降使留下的特别机密》郝晓鹏/文《文摘旬刊》2007.3.30
原载《军事史林》2007.4 (2007.05.25)
46.《揭秘日本投降诏书炮制始末》陈涛/文《文摘周报》2007.9.4
原载《世界知识》 (2007.09.19)
47.《1945年，国民党接防南京一波三折》《作家文摘》2008.11.18
原载《世纪》2008年第6期 刘晓宁/文 (2008.12.03)
48.《报人余光生与毛泽东、博古的情谊》黎辛/文《作家文摘》2008.12.19
原载《解放日报》2008.12.4 (2008.1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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