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映真：学习杨逵精神

学习杨逵精神

陈映真

　　一九五○年朝战爆发前后﹐在全球冷战体制下﹐国民党当局颁布各种包括“戒严令”﹑“惩治叛乱条例”﹑“匪谍检束条例”在内的各种反共“国家安全”法令﹐和战后亚洲及拉美广泛对美扈从国家一样﹐形成“反共‧国家安全‧法西斯政权”﹙anti-communist national security fascist states﹚﹐以极端反共主义的“国家安全”体系﹐严厉限制一切公民自由权利﹐破坏民主法制﹐推动有组织的﹑国家政权发动的﹑蹂躏人权﹑对进步势力横加的“清洗”运动。就在这战后冷战史的过程中﹐台湾被组织到美帝国主义东亚冷战战略的最前线﹐纳入东西对峙和国共对立的世界冷战与国共内战的双重构造﹐展开了台湾在一九五○年代后的战后史。

　　从而﹐自二十年代到一九三○年代初日据下台湾民族﹑民主运动传统和一九四六年迄一九五○年代初在台湾新民主主义运动的组织﹑人脉﹑连带一切进步社会科学﹑哲学﹑思想和文艺都遭到彻底破坏和摧残。中国三十年代以降的新文学作家﹑作品﹑文论和台湾在一九三○年前后的左翼作家﹑作品和文论的传统﹐都被强权禁刊和抹杀。

　　因此直到一九六八年我入狱之前﹐虽然知道杨逵先生的大名﹐但一直没有机会读到以《送报伕》为首的他的小说﹐也不知道他在我大学毕业的一九六一年从十二年囚禁中获释。等到听说杨逵先生在台中东海大学周近开闢了“东海花园”不久﹐我已在一九六八年入狱。

　　一九七三年﹐我在狱中读到畏友尉天骢兄寄到狱中的﹑由他主编的《文季》季刊上﹐初次拜读了杨逵先生的力作《模范村》﹐震动很大。一九七五年我出狱后﹐杨逵作品曲折地﹑陆陆续续地﹑由官方和民间文学媒体和民间出版社零星或选择性地公刊。直到二○○一年﹐由台湾的彭小妍教授﹑日本的河原功先生等人合力编辑的十四卷版《杨逵全集》问世﹐学界和世人终于才有全面一窥杨逵先生文学﹑思想堂奥的机会。伴随杨逵作品出土﹑相关资料的新发现﹑和海内外杨逵研究的进展﹐人们对杨逵文学成就和思想维度在很大范围内增进了认识﹐从而增进了对这位优秀﹑勇敢﹑人格气节始终一贯的台湾文学家﹑社会活动家和思想家由衷的敬佩。

　　我是台湾文学研究的门外汉。我只能以一个微末的台湾文学后辈作家的身份﹐说一说我对杨逵先生的认识﹐体会和崇敬之情。

甲﹑杨逵先生的文学

　　一九二四年﹐杨逵先生到日本勤工俭学﹐接触了进步的社会科学理论。一九二七年﹐二十二岁的杨逵参加了在日朝鲜劳动者的示威被日本当局拘捕。九月﹐杨逵在日本发表的文章是一篇为社会运动服务的纪实报导《自由劳动者之生活断面》。同年九月﹐他应台湾农民工会﹙“台湾农民组合”﹚的召唤﹐毅然返台。十二月﹐由他执笔起草《台湾农民组合第一次全岛大会宣言》。一九二八年﹐因方针路线的矛盾斗争﹐杨逵被迫离开“农组”。一九二九年﹐任左倾后台湾文化协会中央委员会主席。一九三一年﹐日本发动进攻中国东北的战争﹐同时全面镇压岛内一切反日民族民主运动。就在这暗澹的一年的前后﹐杨逵在十分艰难的物质生活中﹐汉译并发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第一部分﹐也汉译了其他多篇重要的马克思主义实践运动的论文。这简要的编年﹐说明杨逵手上的笔和心中的志业﹐首先并不是文学﹐而是改造和批判的进步事业。

　　一九三二年﹐当日帝将台湾抗日民族﹑民主运动摧毁后﹐在伟大的台湾新文学创建者赖和先生的关怀和支持下﹐二十七岁的杨逵开始执笔写他第一篇﹑也是对他而言和对台湾新文学而言都极为重要的小说《送报伕》。几经周折﹐这篇小说在一九三四年获选东京进步文学杂志《文学评论》的第二奖﹙首奖从缺﹚﹐从此展开了他的文学创作的生涯。

　　而纵观他的文学作品﹐杨逵以批判和改造的实践运动家迈开了他的革命的一生﹐而文学创作﹐究其实﹐也是他以审美的形式延续他的批判与改造的事业的过程中留给包括台湾文学在内的中国文学的极珍贵的遗产。

杨逵先生的文艺思想﹐归结起来有这几点﹕
　
一﹑人民文学论

　　首先﹐杨逵先生认为文学不能脱离人民和生活。一九四八年﹐杨逵在《台湾文学问答》这篇重要的讲话中说﹐文学工作者要深入人民生活“必须深刻地了解台湾的历史﹑台湾人的生活﹑习惯﹑感情﹐与台湾民众站在一起”。杨逵先生晚年不断强调了他的三点文学观﹕文学作品要识字的人看得懂﹐读给文盲听也听得懂﹔﹙文学作品﹚要让读者有兴趣﹙读﹚﹐那就得﹙描写和表现﹚现实生活﹔﹙作品﹚要表现“健康﹑积极和光明的精神与思想”。他又说作家要认识人民百姓的生活﹐“为人民找出路”。在《如何建立台湾新文学》这篇文章中﹐杨逵先生说“文学要表现人民真实心声﹐文学就有促进人民奋起﹑促起民族解放及国家建设的强大力量。”

　　杨逵先生的创作﹐忠实地实践了他的小说﹙文学﹚创作观。他的作品都充满了丰实的生活内容。在《送报伕》中﹐杨逵先生以派报站真实生动的生活材料描写了派报站老板在不景气下普遍失业的社会中诱骗失业青年﹑残酷剥削无偿劳动的黑暗﹐也彻底揭发了日帝统治下糖业帝国主义资本以暴力圈地﹐驱使失去土地的台湾农民成为农村低工资农业工人的绝望现实。在《顽童伐鬼记》中﹐杨逵以批判现实主义的手法﹐生动刻画了殖民地台湾由贫困台湾人﹑朝鲜人和低层日本人构成的﹑依傍在垃圾堆形成的贫民窟的生活﹐杨逵先生的写实主义﹐莫不经由厚实的真实生活表现出来。

二﹑新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

　　其次﹐杨逵先生的创作方法﹐是在传统现实主义的基础上﹐从批判和改造出发﹐辩证地综合了敢于追求和企望幸福﹑胜利﹑光明的浪漫主义的“新现实主义”。在《送报伕》中﹐杨逵以现实主义描写了资本主义对弱小者残虐的掠夺﹐但也描写了像田中﹑伊藤那样敢于斗争﹐并且取得了罢工斗争的胜利的人物。而在故事的结尾﹐也表现了决心自日返台的主人公为家乡的改造斗争﹐满怀希望和信心。在《泥娃娃》中﹐杨逵描写了一个亟思依靠日本势力去大陆昧着良心发战争财的人物﹐加以挞伐。而眼看着自己的稚儿稚女受日本军国主义宣传的影响﹐表现出日本军人的野蛮言行时﹐发出了这沉痛的悲鸣﹕“不﹗孩子﹐再也没有比让亡国的孩子去亡人之国更残忍的事了……”但小说绝没有在绝望中结束。可憎恨的现实生活反而激起作为作家的故事主人翁决心要“写出充满光明﹑喜乐的作品”和“讴歌人类健朗﹑勇敢和幸福﹑光明形象的作品”。而一场大雨﹐又把稚儿们表现军国主义意识形态的泥塑飞机﹑坦克和军舰“打成一堆烂泥”。

　　再次﹐杨逵先生的作品极其突出地表现了真诚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精神。

三﹑在创作与生活中体现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

　　在帝国主义时代﹐第三国际主张并实践帝国主义宗主国的共产党要反对自己国家的帝国主义﹐也要协助宗主国所统治各殖民地组建其共产党的族支部﹐共同反对宗主国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政府的殖民政策﹐以宗主国和殖民地无产阶级的跨国界大同团结﹐打倒帝国主义﹐争取殖民地的民族解放与国家独立。

　　在日帝统治下的台湾新文学史中﹐以创作实践深刻﹑真诚﹑艺术地表现这种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感情和思想的作家﹐除杨逵先生的《送报伕》﹑《顽童伐鬼记》等之外﹐绝无仅有。不仅仅在文学创作上﹐杨逵先生早年和日本进步农民党派﹑及声援台湾农运的日本进步人士﹑律师间的团结﹐和日本警察入田春彦之间凄烈的友情﹐都体现了这国际主义的信念和思想。

四﹑杨逵先生的民族主义文学

　　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把帝国主义各国的垄断资产阶级﹑帝国主义的政策及其实践﹐辩证地和宗主国和殖民地被压迫人民分别开来。宗主国和殖民地被压迫人民要团结起来﹐共同反对帝国主义宗主国的垄断资产阶级和殖民地自己的买办资产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因此杨逵先生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者﹐也同时是最坚定不移的反日民族文学家。终其一生﹐杨逵先生都以文学创作﹑文学评论﹐先后坚持反对日本和美国帝国主义﹐反对民族分裂主义﹐并与之做针锋相对的﹑坚毅不摇的斗争。

　　一九四三年代初﹐日帝动员在台“皇民文学”总管日人西川满等﹐企图将台湾人的抗日文学杂志收编﹐为“皇民文学”服务。在一个会议现场中﹐杨逵先生和黄得时先生不顾战时台湾法西斯气焰正炽之际﹐公开起而与西川满等力争﹐抗拒收编。

　　一九四三年﹐代表“皇民文学”一方的西川满﹑滨田隼雄和叶石涛写文章辱骂台湾作家的抵抗现实主义﹑不理会“皇民”叫嚣的文学作品与思潮为“狗屎现实主义”﹐而代表抗日﹑反法西斯一方的杨逵先生﹙署名“伊东亮”﹚﹑世外民﹑吴新荣等人公开发表文章犀利反驳。其中杨逵先生的驳论《拥护狗屎现实主义》一文﹐尤为深刻。文章娴熟地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辨证唯物主义的严密逻辑﹐以日常生活为例﹐灵活地阐释现实主义与积极浪漫主义辩证综合的理论﹐最后对西川满殖民文学中充满的腐朽﹑唯心主义的﹑异国风情﹙以今日语言说便是“东方主义”﹚的“浪漫主义”痛加批评与嘲笑。

　　光复前杨逵先生所留下的小说﹑评论等﹐无不在坚决揭发日帝统治下台湾人民的苦难与殖民地生活的黑暗﹐无不以新现实主义表现不屈的抵抗﹑和敢于斗争又敢于胜利的革命浪漫主义精神﹐在艰难险阻中坚持反帝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精神不动摇。

五﹑坚持省内外同胞的民族团结

　　台湾光复以后﹐于一九四七年发生了二月不幸事件﹐造成无法避免的在台省内外人士间的“鸿沟”。这时﹐杨逵凭借其长期人望﹐和因《送报夫》早已经由胡风翻译﹐而广为大陆进步文坛所认识﹐在二月事变后﹐自然成为推动省内外有志之士相互理解﹑克服“鸿沟”﹐力争民族团结的核心人物。在一九四七年十一月到一九四九年四月间﹐有关“重建台湾新文学”的长期论议中﹐杨逵先生起到了指导和团结的作用。杨逵先生一仍以他清醒的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的逻辑﹐深刻阐述了“台湾﹑台湾文学是中国﹑中国文学的组成部分”﹔倡言台湾文学固不能自外于中国文学﹐但在二月惨变后﹙一九四七︱一九四九﹚的特殊历史时期﹐为了鼓吹作家﹑文化人深入台湾人民及其生活﹐从而为人民创作﹐表现台湾人民的思想感情﹐以弥合因二月事件造成的省内外同胞间不幸的芥蒂﹐克服民族反感﹐增进民族团结﹐而特别强调此一意义上的“台湾文学”概念。此外﹐杨逵先生早在一九四八年就敏锐地认识到美国和日本借着“独立”﹑“托管”阴谋﹐要把台湾从中国分离出去的图谋﹐公开抨击“如其台湾的托管派或是日本派﹑美国派得独树其帜﹐而产生他们的文学”﹐此种文学就是“奴才文学”﹐他们“虽有主子的支持鼓励而得天独厚”也不得人心﹐“不得生存”……

一九五九年﹐杨逵在狱中创作并演出短剧《牛犁分家》﹐表达民族不能分裂﹐分则两害的爱国主义思想。

乙﹑杨逵先生的政治思想

一﹑深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

　　一直到杨逵先生的晚年﹐杨逵先生都不惮于公言他是“人道社会主义者”或“社会主义者”。如前文论及﹐杨逵先生以政治活动家迈向人生青年期的步履。一九二七年受到故乡台湾激动人心的农民斗争的呼唤返台﹐投入实践﹐一九二八年入左倾后文协中央﹐同时从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哲学和运动实践理论的译介。一九三一年前后﹐杨逵先生汉译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劳动阶级阵线》﹑《革命与文化》﹙一九二九年﹚﹑《序说“思维的运动和社会的变革过程”》和《战略家列宁》。虽然其中只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公刊﹐但也很令人惊讶地看到杨逵先生对马克思主义相关理论的探索﹑研究和传播的深度与热情。这些遗稿的出土﹐具体地标示了三十年代台湾左翼运动理论的水位标高﹐也显示了杨逵先生绝不只是随着时代大潮漠然地“搞搞运动﹐写写小说”的“左倾青年”而已。当然﹐我们也从这些理论译作﹐打破了杨逵先生只能写日语﹐不能用汉语表达的刻板印象。

二﹑坚持“合法”﹑持续的公开斗争

　　文学创作之于杨逵﹐是政治斗争的另一个形式。一九三一年日帝全面镇压台湾的抗日民族﹑民主运动后﹐杨逵的抵抗改以文学创作为主要手段。文学斗争要争取在合法的方式和环境斗争﹔因此杨逵在晚年的回顾中﹐几次自称为了争取文学领域中合法的抵抗﹐他没有潜人地下组织而使自己非法化﹐致无法公开斗争﹐却机智和勇敢地利用一切哪怕是最小的合法性﹐进行果决不挠的文学创作和评论的斗争。今天我们读他《送报夫》以降《模范村》﹑《无医村》﹑《顽童伐鬼记》﹑《怒吼吧﹐中国》和《剿杀天狗》﹐不能不叹服杨逵在最恶劣政治环境中﹐力争利用“合法”的隙缝﹐以令人折服的机智和勇气持续创作﹐和法西斯进行公开持久的斗争的强大气魄。

三﹑《和平宣言》的重大现实意义

　　在政治上﹐杨逵先生不但勇于斗争﹐也善于团结。台湾光复后直到杨逵先生被捕的一九四九年﹐经历了不幸的一九四七年二月事变﹐杨逵不遗馀力地团结在台进步省外文艺界和文化界人士﹐力争民族理解﹐达成民族团结。二‧二八事变后﹐有感于省内外同胞间的误解与反感必须化解﹐杨逵先生和台中地区省内外文化界人士组成“文化界联谊会”﹐由杨逵先生起草《和平宣言》﹐并且为其文责﹐被捕入狱十二年﹗

　　一九四九年一月在上海《大公报》发表的《和平宣言》的主旨﹐是说为了达成中国在战后“和平建设”的目的﹐要“推进”五事﹕“一﹑协力消灭所谓﹙台湾﹚独立以及托管的一切企图﹐避免类似‘二‧二八’事件重演﹔二﹑政府从速还政于民﹕保障言论﹑集会﹑结社﹑出版﹑思想﹑信仰的自由﹔三﹑释放一切政治犯﹐停止政治性捕人﹐保证各党派依政党政治的常规公开活动﹔四﹑增加生产﹑合理分配﹐五﹑遵照国父遗教由下而上实施地方自治。”

　　《和平宣言》切合当时﹙一九四九年初﹚的历史形势﹐有的放矢。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一日﹐《宣言》发表于上海《大公报》时﹐国民党在东北和平津地方的三大战役中折损成百万大军﹐华北解放﹐蒋介石下野﹐国共和谈再启﹐杨逵先生的《宣言》才有“和平建设”﹑“国内战争已经临到和平的重要关头”的形势分析。而早在一九四三年二战结束前﹐日帝败相已露﹐美国军方和外交特工人员就觊觎台湾的战略重要性﹐主张美国应在战后以“托管”﹑倡言“台湾地位未定”论﹑“公民投票决定台湾前途”﹑“鼓励台湾自主”﹑“谨慎谋求与台湾人领袖接触﹐以便一旦时机成熟﹑有利美国国益之时﹐利用台湾自治运动”等把台湾从中国分离出去的阴谋﹐至今不息。杨逵先生非常敏锐地洞烛了当时强权对台湾的野心﹐把反对“台湾独立”和“台湾托管”列为《宣言》的第一条纲领提出。实际上少数政治目光和杨逵先生同样尖锐的台湾政治家﹐当时还有谢雪红﹑苏新﹑李友邦等人。今日回眸﹐杨逵先生的政治洞见﹐很有重大现实意义。

　　杨逵先生的《宣言》中﹐以明确的语言提出民主改革﹐保障公民权利﹑一切政治党派在政治地位和法律上一律平等﹑释放政治犯﹑“和平建国”﹑实践中山先生的充分地方自治。这些都是一九四五年国共《双十协定》中的共同纲领﹐也是一九四六年到一九四九年间﹐包括台湾省在内的全中国以“反独裁”﹑“反内战”﹑“和平建国”为口号的民主运动中共同语言﹐说明杨逵在光复后思想上﹑政治上﹑形势认识上和全国保持了相当的一致性。

四﹑“一统”论和“统一”论

　　在民族认同问题上﹐杨逵的民族统一立场直至暮年一向是鲜明而不动摇的。一九八二年﹐杨逵先生第一次放洋﹐参加美国爱荷华大学的“国际写作工作坊”﹐受到旅美台独派新侨的包围。他们逼杨逵先生在否认中国认同的“台湾人”认同问题上表态﹐杨逵公开回答﹐如果依台独派的定义﹐“我就不是台湾人”﹐使逼问的人们哑口。杨逵在两岸的前途问题上提出反对两岸任何一方片面将自己的主张强加于人者﹐叫做“一统”﹐他表示反对。两岸依民主协商和平讨论取得共识﹐叫做“统一”﹐他表示支持。用今天的语言﹐杨逵先生早在一九八○年代初就有两岸问题应该以民主和平的方式达成民族统一的智慧。

结论

　　杨逵先生的文学是他的政治思想和实践在审美上的体现。新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人民文学的文学观﹐反帝民族文学的永不动摇的创作立场﹐坚决主张台湾和台湾文学是中国和中国文学的一部分﹐力主通过“台湾文学”运动填平省内外同胞间的误解﹐促进民族团结。杨逵先生是日据下台湾文学中惟一突出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思想和母题的作家。在政治上﹐杨逵先生直至晚年都不惮于宣称自己是社会主义者﹐没有动摇过社会主义的思想立场。他敢于斗争﹐善于团结﹐热心指导和培养年轻的一代。他与反民族的分离运动鲜明对立﹐坚持克服民族反目﹐力争民族团结﹐不遗馀力。

　　作为杨逵先生后辈作家﹐我对杨逵先生的文学﹑政治和民族团结的坚持之敬佩和仰望之心﹐可谓与时俱增。我应以馀生更好地学习杨逵精神﹑做好杨逵先生的学生自勉。

参考书目
一﹑《杨逵全集》彭小妍主编﹐国立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台南﹐二○○一年十二月。
二﹑《一九四七︱一九四九台湾文学问题论议集》陈映真﹑曾健民主编﹐台北人间出版社﹐一九九九年九月。
三﹑杨逵“和平宣言”的历史背景﹕纪念“宣言”发表五十年﹐陈映真﹐一九九九年四月。
四﹑《噤哑的论争》﹐人间出版社﹐一九九九年九月。

2007年07月0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