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董必武领导我们进行夺取重庆《商务日报》的战斗

           周恩来、董必武领导我们进行

                  夺取重庆《商务日报》的战斗

杨培新

（前记）  我１９４３年进重庆《商务日报》，１９４６年飞往上海筹备上海《商 务日报》，１９４７年结束筹备工作，参加上海《文汇报》。为《商务日报》工作了四  年多。这是在周恩来、董必武同志亲自规定方针政策经由鲁明同志直接联系下，在《商  务日报》内有有军统、中统、康泽系统，外有国民党巨大压力的情况下，夺取该报实权  ，并运用它支持工商界反对四大家族、为党扩大对工商界的统一战线搭桥铺路的岁月。  《新华日报》纯阳洞１０号宿舍是鲁明、乔冠华、龚澎等同志在市内的住地和活动点之  一。此处靠近中苏文化协会、抗建堂剧场、中国电影制片厂，车水马龙，鱼龙混杂，熙 熙攘攘，便于进出，但也是特务盯梢的重要目标之一。我们经常有时深夜到鲁明同志住  处汇报，要冒被特务盯梢的危险。报馆内，特务横眉竖目，动不动甩出手抢，拍桌大骂  。生活又是艰苦的，除了供三顿霉米饭，发不出工资，囊空无洗，连搭公共汽车和上茶  馆的钱都没有。赶不上饭，能吃一碗担担面，就算是美味佳肴。有家的同志养不起妻子  儿女。我们当时都是二十出头的青年，初出茅庐，无论政治历练还是业务水平都远远不  够，却要在国际风云聚会的战时陪都，改造《商务日报》，挤入《大公报》、《新民报》、《中央日报》、《扫荡报》大报之林。我们在周恩来、董必武的关注下进行的这段  工作复杂、曲折、微妙，带有传奇色采。董老是南方局、中共代表团几位领导中一直坐  镇在重庆的。鲁明同志既是中共参政员驻会委员董必武的政治秘书，又是《新华日报》  首席记者和陪都记者联谊会常务理事，对记者群中的左、中、右有不同程度的交往，拥  有各方面的统战关系，有很多的机会和场合，可以进行公开的与隐秘的、地上与地下相  结合的联系和领导。夺取《商务日报》斗争其传奇色彩，在于他是在党的最高领导人周  、董直接领导指点下，在国民党、三青团、特务窝子里斗智斗法，夺取阵地的。徐逸安  和我都是皖南事变中紧急疏散出去，不久又因工作需要而投入这场特殊的战斗的。凡是  抗战期间在国民党反动统治地区，经过第一、二、三次反共高潮斗争的同志和朋友，是  能够理解这种斗争所采取的方式和方法的。但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却被造反派斥之为天方  夜谭，把《商务日报》工作过的人打成投身“反动报纸”的叛徒、特务。

几十年来，我们一直“向前看”，紧张的工作，没有时间反思和总结。周恩来同志  、董必武同志都十分重视《商务日报》这段工作。董必武同志１９４６年在南京梅园，  几次向鲁明同志提出要总结《商务日报》工作的经验教训，并要鲁明同志专程由南京去  上海，找到我们。因为董老认为《商务日报》这段历史是运用党的自区工作路线，取得  很大成果的典范。我们也认为这段工作确是董必武同志的神来之笔。南汉宸同志在延安  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财政厅长期间，曾听到周恩来同志说：“最近重庆《商务日报》被  我们争取过来，他在团结大后方的工商界孤立国民党反动派方面作了大量的工作，他所  起的作用不亚于八路军的一个旅。”（见《南汉宸传》第２５４页）周恩来同志１９４  ６年亲自批准，由广大华行卢绪章出面，投资５００万元法币，为上海《商务日报》提  供筹备经费。北平解放后，董必武同志担任华北人民政府主席兼财委主任，领导南汉宸  同志创办中国人民银行，发行人民币。董老嘱咐南汉宸行长，找我谈话，要我担任南汉  宸行长的政策秘书。１９４９年我经由鲁明同志给周总理送关于香港工商界动态的书面  汇报，周总理很高兴的说：你们在《商务日报》动员工商界反对四大家族，团结了工商  界，我党的统一战线更扩大了。１９５２年我起草莫斯科国际经济会议中国代表团南汉  宸团长发言，周总理要亲自审定。南汉宸同志说，这发言稿是我起草的，由我代表他去  听取总理的指示。我到西华厅总理办公室，刘昂同志说：“这是《商务日报》杨培新同  志。”总理点头说：“我知道。”

文革期间，我在人民银行总行，程光锐在《人民日报》，这两处的造反派组成联合  的《商务日报》专案组，并找到当年的《商务日报》。他们声称，《商务日报》是反动  的，出举一个标题：“陪都一片和平气氛，绥远一片戡乱之声，”认为最早提出了戡乱  。其实当时这个标题是讽刺国民党采取了两面手法。四川何乃迪同志是当年的校对主任  ，解放后当了中学校长。他的专案组查到军统局渝区档案，原来军统局对《商务日报》  很搞了一些情报，侦知我们这些人左右这张报纸。因此，四川来人找到我们，想弄清原  委。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鲁明同志找徐逸安和我，写了“《商务日报》争夺战，”发表  在《红旗飘飘》第２２期，其目的是为了对文革时的诬蔑作出回答，以正式听，并帮助  对参加《商务日报》的同志落实政策。回忆往事，感慨万千。往日战友，渐次凋零。１  ９９１年重庆《新闻志》来京组织座谈并函电催促，而徐逸安、钦本立、刘火子、马锐  筹、王思曙、谢牧等同志已经相逝世。鲁明同志认为，认真总结这段历史，已刻不容缓  。他１９９２年十一月亲自动手写了《周恩来、董必武与商务日报》，这是迄今为止最  权威的描述。重庆《新闻志》肖鸣锵同志１９９３年又专程来京分访有关同志，鲁明同  志为此邀集早期参加《商务日报》编采两部的程光锐、夏宗禹、张光琛同志和我座谈。  我原想让谢牧同志执笔，但他已病逝。我责无旁贷，决心抽出时间写出这段历史。因为  ，徐逸安的不避艰险、无私无畏；程光锐同志在《商务日报》因为发不出薪水，妻子离  他而去的牺牲精神，许多同志含辛茹苦，在极端贫困、十分危险的情况下坚持工作、默  默奉献，所有这些动人心魄的往事，使我觉得迫切需要把这段历史记载下来。

当时党对《商务日报》的领导，很微妙。《商务日报》没有我党支部，仅有单线领  导，但是实际上却由周恩来、董必武同志亲自决策、具体策划，通过鲁明同志对徐逸安  和我的单线联系，实行了强有力的领导。彭友今同志则由董必武同志安置在《商务日报  》从事对民主党派的统一战线工作，徐淡庐同志与南方局军事组薛子正同志有联系，梁  柯平由董老安排进《商务日报》，以记者身份从事妇女运动。在《商务日报》内部相互  不谈历史，从来不正式传达领导人指示，而是通过个人联系意会言传，从各自不同的角  度相互配合。正是这种灵活、隐秘、不现形迹的单线领导方式，使我们能够在国民党特  务林立的《商务日报》虎口拔牙，占领阵地。

“有过多少往事仿佛就在昨天，有过多少朋友仿佛还在身边，”当年艰险紧张的战  斗岁月仿佛就发生在昨天，当年赤诚相见、生死战斗中的同志犹如还在身边。我谨以这  篇个人回忆文字，纪念领导我们的敬爱的周恩来、董必武同志；纪念已经逝去的徐逸安  、钦本立、刘火子、马锐筹、王思曙、谢牧等同志，他们无愧于这个伟大的时代，已经  贡献了他们毕生的精力。

重返重庆

  轮船靠岸的笛声，提醒我已经到了重庆朝天门。１９４１年春节，皖南事变时周  恩来同志沉痛宣布：国民党关门擂鼓，我皖南新四军已失去无线电联络，孤立无援。我  悬念新四军里的同学，暗自落泪。当时我在南方局青委《战时青年》工作，青委书记刘  光把我紧急召唤到曾家岩八路军办事处，嘱咐我们当天必须紧急疏散，自找社会关系隐  蔽。当年就在特务密布的朝天门码头，乘船东下。现在，１９４３年，我终于回到重庆  ，要在国民党森严戒备的重庆找到我们的党。

我上民生路《新华日报》门市部，留函约见刘光同志。届时，我上楼会见刘光同志  并送上恩施所编的付刊，请求审查。刘光嘱咐朱语今审查付刊，并要我找职业安顿下来  。我由韩劲风介绍到重庆郊区莲花池的锺南中学教书。不久，郑之东同志（抗宣三队的  老战友）通知我，鲁明要找我谈话。

进《商务日报》

鲁明同志告诉我，董老长时间考虑，找不到一个适当的同志，去和徐逸安配合工作  。鉴于你有在《战时青年》和《新湖北日报》从事新闻工作的经验，特别是在抗宣三队  有“白皮红心”隐蔽工作和组织工作的锻炼，要你到《商务日报》这块复杂、艰险的阵  地上去工作。那是在敌人眼皮下，虎口夺食，不宜多头联系而要高度机密、机警、灵活  地配合，在党的总方针下，由你们去纵横捭阖作好这篇文章。党要我到重庆《商务日报  》去，任务是把这个报纸夺取过来，并改造和运用这个报纸。并告诉我立即到《商务日  报》门市部找徐逸安。对重庆《商务日报》我并不陌生，我早就看过这个报纸，它是一  个反共反苏、臭名远扬的报纸，我看到过他们咒骂邹韬奋的文章，也知道他们曾向共产  国际挑战。怎么能让我进这个报纸？新闻界知名人士萨空了，进《新蜀报》当经理，但  最后却被特务武装接收，撵出《新蜀报》。我只是２１岁的青年，我能进去做什么？但  是我知道这是党的决定，不能讨价还价，默默接受指示。

我立即到《商务日报》门市部找徐逸安。他机警的把我引出来，到一家茶馆密谈。  他的动作很神秘，我想可能是这几年的白色恐怖中锻炼出来的。他谈了《商务日报》的  人事情况：该报社长高允斌，早年参加过共产党，后来是康泽当年打进四川组成别动队  时的头目之一，现在是三青团的负责人。高和周懋植等夺取重庆市商会，高分得到了《  商务日报》的地盘。编辑部由军统特务金东平把持，林桂圃、刘光炎等反共文人担任主  笔。采访部主任是李朋，还有一个在自流井自称主任，骗得一个老婆的傅某。跑行情的  记者谢自强，也是军统特务。经理李景芳，他以报馆名义借银行的钱，自己经商赚钱。  这个报纸八仙过海，各显神通。金东平每发一次反共新闻，就可得到一份奖赏。李景芳  、李朋兄弟经商赚钱。而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给《商务日报》的津贴，因为法币贬值，只  能买到一盒香烟。社长高允斌被架空，既无权又无钱。国民党内派系林立，在《商务日  报》建立不起一个国民党区分部或三青团组织。高允斌的太太谭德芬，对李景芳的夫人  如此阔绰，愤愤不平，怂恿高允斌另找一帮人，帮他夺回实权。我听了以后得到的印象  是敌强我弱，对比悬殊。但是我还是答应立即搬进报馆。逸安很高兴，大有“吾道不孤  ”的心情。

《商务日报》社址设在林森路商业场，日本飞机轰炸后，成了废墟，只剩下左边的  一栋楼房。印刷厂则在曾家岩，挨近重庆曾家岩５０号著名的“周公馆”。我到报馆后  ，知道因为报纸名誉太坏，广告很少，订户不多，没钱买白报纸，对职工开不出工资，  已经成为十足的破落户。报馆只保证到时供霉米饭。至于工资，那是开不出来。宿舍很  简陋，我和白鸟、逸安同住一间房，他们两人都患肺结核，习惯于向天花板吐痰。我经  常身无分文。有一次到上清寺财政部采访，没钱坐公共汽车。时当酷暑，口渴难熬，这  才体会到口渴比饥饿更难忍受。好不容易走到民生路读书出版社，找到我在抗敌宣传队  第三队的战友汪静波，我向她要钱，出门买甘蔗汁，一连喝了三杯，觉得琼浆玉液也不过如此。

强我所难

鲁明同志讲，要我到《商务日报》当外勤记者，从跑经济新闻入手，在川康工商界  和迁川的大中小厂商中以文会友，广交朋友，并争取尽快成为名记者，凭本领、才能，  并利用对方诸多矛盾，把《商务日报》采访部主任的职位拿到手。

这真是强我所难。因为我当过青年救国团武昌区团组织部长，周恩来、郭沫若同志  领导下第三厅抗敌宣传队第三队书记，重庆《战时青年》社编辑，《新湖北日报》付刊  通讯室主任，搞的是青年运动和文艺。我原来读过一些经济书籍，也在中华大学念过工  商管理系，但并没有真正接触经济实际。要我跑经济新闻，那是完全外行。而且我性格  内向，见到生人就脸红，不善于应酬，不会“扯把子”。徐逸安陪我去旧货摊，买了一  套旧西装、一双旧皮鞋，算是有了“包装”，然后教我抽烟。我只学会了吐烟圈，但没  有学会抽烟。

我出席一次记者招待会，看到浦熙修（《新民报》）、子冈（《大公报》）、黄冰  （《新蜀报》）、毕群（《世界日报》）等许多记者在座，谈得非常热闹。但我一落座  ，大家就鸦雀无声。我这才知道《商务日报》记者分量如此之重，他们认定这个特务报  纸出来的不会是好人。我在抗敌宣传队的一位战友，还四处向老朋友打招呼，说我进了  特务报纸。这时，我才明白我已经掉进污水池，跳进黄河也洗不清。我只好暗下决心，  争取早日实现《商务日报》的改造，否则真是无面目再见江东父老。

“在商言商”

董老通过鲁明同志对我们实行单线领导。更多的是利用新闻记者招待会等公共场合  ，神不知鬼不觉地谈点私房话。话说的不多，但心有灵犀一点通。有时晚上把当天的经  济新闻稿发出去以后，就和逸安去找鲁明同志。那时街上行人少了，但纯阳洞周围还很  热闹，有卖炒米糖开水的，卖馄饨的，卖香烟的。有时我们发现有人盯梢，我们就利用  那里人多嘈杂、交叉小巷多的特点，把特务甩掉。有时我们还拉上谈得来的同行，一起去摆龙门阵，作为掩护。

周恩来、董必武同志的战略是：我们要从组织上夺取《商务日报》，目的是：１  、不许再作反共宣传。  ２、为我所用。我们要在《商务日报》提出“在商言商”的方  针。董必武同志说提“在商言商”的口号，这是“社会习惯许可的范围，”可以团结中  间派，孤立顽固派。

《商务日报》内，我们人少力单，我们必须团结中间派。当时《商务日报》的总主  笔是王烈望，兼任主笔多是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和中央信托  局、邮金储金汇业局的专家学者。王烈望是马寅初的学生，写过《外汇概论》等书，担  任交通大学教授。他为人敦厚，有正义感，我们和他谈到报纸反共，尽造谣言，有损报  格，重庆哪一家报纸都不愿发表的诬蔑共产党的东西都塞给《商务日报》登载。我们是  重庆市商会报纸，应当“在商言商”，不刊登那些反共新闻和言论。他深有同感，公推  他出面向高允斌建议。高允斌同意，并下条子给主持编辑部的金东平，非经高允斌看过  ，不准发政治性的社论和新闻，只登经济社论。金东平虽然还根据国民党宣传部的意旨  ，不时登一些反共的东西，但数量上已大为减少。

调虎离山，占领编辑部

 １９４４年盟国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在坐，国民党中央宣传部迫于形势，组织中外记  者团访延安。金东平提出由他代表《商务日报》，以总编辑身份参加。金东平长一脸横  肉，谈话时动不动把手枪往桌子上一甩，是一付流氓面孔。我们赶紧向鲁明同志汇报，  我们是否要坚决制止他上延安。鲁明同志说：这问题我要请示。过几天，说领导人（董  老）说：延安已作好充分准备，不在乎多他一个军统特务。中外记者团也少不了金东平  这样的特务。对你们来说，金东平一走就为你们拔掉肉中刺。要我们怂恿高允斌派金东  平去，我们好乘机占领编辑部，把版面完全控制起来。这是由党中央承担风险，让我们  乘机占领阵地。

金东平一走，编辑部成真空状态。我们立即去占领阵地。金东平找来的一个校对主  任，对蒋介石的名字倒排了也没有校对出来。徐逸安提醒他说：你捅下了大漏子，很可  能会捉去枪毙。他连夜逃出重庆。这时，徐逸安和我，白天照常工作，晚上去编报，他  编一版，我编二版。徐逸安累得吐血，但他满不在乎，说：“你看，这就是红白豆腐汤  。”徐逸安１９４２年进《商务日报》，比我早一年。他在西安加入共产党，皖南事变  后疏散到重庆。他通过鲁明求见董老。他汇报了《商务日报》内特务林立、相互倾  的情况，认为有可乘之机。董老当时就形成派人打进去，把《商务日报》办成为工商  界的报纸的设想。这个报纸“在商言商”，只谈经济，不谈政治。国民党反共的文章不  登，共产党的文章也不登，政治态度绝不超过《大公报》，《新民报》。利用四大家族  和四川工商界、迁川企业家的矛盾，在工商界中扩大销路、争取广告、争取贷款、改善  报纸的经济状况，使高允斌有所依靠，对员工不欠薪、不断炊。董老认为《商务日报》  用人的原则，是“要有真才实学，不要表现激进。”徐逸安机智灵活，行动神秘，令人  莫测高深。高允斌也看不透他，曾对我说：“逸安是有老板的人，今晚他是汇报去了，  ”认为他是军统的人。高允斌的妻子谭德芬，对逸安很好，老缠着他，逸安对她事事奉  陪，目的在于通过谭德芬影响高允斌。大家有一点委屈，常常对他发泄，他默默承受。  逸安总是顾全大局，不讲工作条件，不要名义。他脑子快，为了达到目的，善于选择各  种手段，出奇制胜。他喜欢幕后策划，不喜欢出头露面。１９４６年我们同到上海，和  钦本立一起筹备上海《商务日报》。１９４７年他去解放区。１９５０年在《光明日报  》，在“肃反”和文化大革命中受尽折磨。彭友今同志担任政协秘书长时，请他筹备《  政协报》。后来患病逝去。逸安是最早向党提出改造《商务日报》设想的，当时看来有  点想入非非，但后来却一一实现。逸安是一个真诚的、善良的、机智的共产主义者。他  经过的磨难太多了，既有来自敌人的，也有来自自己人的，使他过早的离开了我们。

我们原来想让逸安同志当编辑部主任，但他身体负荷不了。因为《商务日报》不能  为夜间编辑安排好白天安静休息的环境。于是我们急于找人，组成夜间编辑部。我们找  到了程光锐，他是平安保险公司的职员，在鄂北编过报，为人稳重负责。他毅然舍去优  厚、安定的金饭碗来到《商务日报》。因为报馆发不了工资，老婆离婚他去，我们亏欠  他太多。后来，他到上海《文汇报》工作。１９４７年到解放区，参加《人民日报》工  作。他是一个默默无闻，甘于奉献一切，稳重踏实的共产主义者。后来，我把湖北恩施  《新湖北日报》资料室主任马锐筹找来，他是广东台山人，侨眷。他有正义感，在恩施  支持我的工作，并和青年和谐的合作，我们叫他“马老哥”。《商务日报》发不出工资  ，论条件远不如重庆任何一家报纸，但是他毅然前来，担任编辑部主任。他不多说话，  但讲的恳切、合理、使人心折，他成为编辑部中人缘最好、处事最公道、大家信服的班  长。陈国良同志由逸安推荐，担任编辑部付主任。陈国良同志参加过“一二九”学生运  动，懂得党的地下工作，老练沉着，深得编辑们的信任。雪牧是诗人，这时他来参加编  辑工作。他初来时，为苏军介放柏林，标上“红旗飘扬在柏林城头”的标题。金东平说  ：这比《新华日报》还利害。我们对高允斌打园场，说他是诗人性格。刘火子同志从桂  林撤退到重庆，经金仲华介绍到《商务日报》，他天真纯朴，他正在和金姑娘（金端苓  ）谈恋爱，真是一对大孩子。韩劲风、  静之随后也来当编辑。董必武同志安排彭友今  同志来编辑部，后来由他负责编辑部，他一直坚持工作到１９４９年重庆解放。编辑部  还组织一批青年做校对工作，何乃迪同志任校对主任，王原松等同志担任校对。

金东平从延安归来时，我们已组织好编辑部班子，严阵以待。这个班子执行党所提  出来的“在商言商”方针，坚决不发反共新闻、社论和文章。同盟胜利社的反共新闻，  刘光炎、林桂圃等的反共社论，全部扣下来，扔进废纸篓。金东平就住在夜间编辑部隔  壁，监听、骂街、捣乱。并和他妻子打情骂俏，肆无忌惮。金东平写出《延安归来》，  要求在《商务日报》刊登。我们让报馆拿钱替他印了几百本，由他拿去报功。金东平要  求上班，我们要高允斌抚慰他：“好好休息，工资照发”。我们自己发不出工资，但对  金东平却是准时十足发出工资，让他悠闲自在，养的肥头胖耳。久而久之，他就习惯于  照拿工资、不上夜班的生活了。我们执行了“挤”而不打的策略，把他们挤出岗位，但  挤而不打，避免狗急跳墙。因为我们当时在国民党特务窝子里活动，尽管在《商务日报  》内占居优势，但仍被国民党所层层包围。假如逼紧了，他们内外夹攻，就会误了我们  的大事。

我们总算完成了不让《商务日报》继续反共的第一个目标，第二个目标就是“为我所用”。

把矛头指向四大家族

周恩来同志、董必武同志是卓越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一贯实事求是，密切注视国  民党统治地区经济形势的变化。周恩来同志１９４１年７月７日就指出官僚资本“破坏  民族工业的正常发展”，“造成恶性通货膨胀”，我们要“集中火力反对这种危害最大  的官僚资本”，“保护民族工商业的发展，以大力扶持中小企业和合作企业，”看到了  民族资产阶级和我们党很可能结成统一战线。但是他们又看到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  性，敢怒不敢言，对党存在疑惧心理。党掌握《商务日报》，就是要把《商务日报》用  在这个战略方向。《商务日报》作为重庆市商会的报纸，有权利有义务支持工商界起来  斗争，其矛头必然逐步指向四大家族。在共同战斗中，为我们党扩大统一战线搭桥牵线  。这就要求我们在政治上保持灰色，经济上则放手干，要揭露通货膨胀，指出四大家族  不断降低工、农、知识分子实际收入，从而提高人民群众的觉悟；要揭露官僚资本的贪  污腐化；要揭露官僚资本利用统制经济（实行统购统销、食盐、食糖专卖，低价收购花  纱布和出口物资），掠夺民族资本，并鼓励民族资本起来斗争。政治上不出手，为的是  经济上大打出手，使国民党挨了揍，还难  于弄清是谁打了他，有利于我们隐蔽的、有  效的从经济上攻击国民党。于是，我们从下列三个方面展开了猛烈的攻击。

揭露国民党的通货膨胀

国民党的通货膨胀，从１９４０年开始，转入恶性阶段。法币发行日益增加，物价  猛烈上涨。马寅初１９４０年冬天，就在《时事类编》上撰文，指出过去几年是用发票  子，掠夺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公教人员的实际收入来打仗的。官僚资本却大发国难  财，做猪狗才做的黄金、美钞投机生意。今后要用富人的钱财打仗。周恩来同志曾让《  战时青年》社翻印马寅初这篇论文，扩大其政治影响。蒋介石极其敏感，立即逮捕曾经  为他和宋子文、孔祥熙讲过课的立法委员马寅初，押往贵州息峰集中营。马寅初在宪兵  团长宣布逮捕后，要求在重庆大学作完预定的讲演。马老带着夫人、孩子，让他们坐在  讲台上，指着他们说：我也有妻子儿女，但是我为了我们国家的前途，豁出来讲真话，  他再次谴责官僚资本利用通货膨胀掠夺人民群众，言词恳切，声流俱下。讲完以后，学  生列队欢送，哭声震野。报纸报道的标题是“马寅初挥泪别重大”。我当时在《战时青  年》社用钢板刻写蜡纸，翻印散发马寅初的文章，深为中国知识分子的铮铮铁骨所感动  。马寅初由于各民主党派一再要求释放，１９４４年出狱。他应星五聚餐会邀请，讲中  国工业化与土地改革。他针对胡西园讲：亚浦尔电灯泡现在滞销。只有中国土地改革了  ，农民有了钱，工业品才会有广阔的市场，全场热烈鼓掌。我把他的讲话记录下来，在  《商务日报》全文发表。在重庆时常去看他。在上海他参加民主运动，经济学家送他“  马首是瞻”的锦旗，推崇马寅初在经济舆论中起到中流砥柱的作用。我写《中国通货膨  胀论》，他为我作序。建国后，他主张节育，发表新人口论。康生１９５７年诬蔑马老  新人口论是宣扬马尔萨斯。马老声称属于马家，是马克思，而不是马尔萨斯。我对于举  国批判他，深感不解。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光明日报》邓家荣同志看他，他不见。  我写了一封介绍信，邓家荣同志才见到他。马老要求平反，《光明日报》内参登了，引  起领导人重视，才为他平反。周恩来同志一直关怀和尊重马寅初，马老受批评后，患直  肠癌，医院看他年老，不给他动手术。。周恩来同志批示北京医院，要尊重马老的要求  ，才动了手术。马老在中央领导人中，最崇敬周恩来。他在总理逝世时，抱病到灵前推  着轮椅，泪流满面，泣不成声，绕灵三周。

国民党政府军费开支庞大，再加上镇压人民的机构，包括军、警、宪、特盲目扩张  ，单是特务机关就有中统、军统、康泽系统、军队政治部、保安司令部侦察科等等，扩  大到数百万人。财政收入不足开支的十分之一，依靠通货膨胀来弥补财政赤字。由于物  价一日数涨，农民、职工、知识分子实质收入日益降低。职工和知识分子实际收入降为  抗战前的１０％。闻一多教授，战前工资４００多银元，这时实际收入下降，不能不依  靠卖衣物渡日，为人刻图章到深夜。如果说，抗战以前只有做生意的人关心经济新闻，  这时就是广大群众也关心通货膨胀和物价上涨。

《商务日报》用很大篇幅，报道国民党通货膨胀加剧、物价高涨、民不聊生的情况  。当时，中央银行里掌管法币发行的人，包括程其履等同志，经常抄送法币增发的统计  数字、中央银行编制的物价指数给我们。我们有根有据地暴露通货膨胀的真相。并指出  国民党怎样运用出售黄金来欺骗和麻痹人民。当时重庆其它报纸都不报导物价行市，《  商务日报》每天报导花纱布、日用工业品、工业原料上涨的动态，以及黄金、美钞黑市  领头暴涨的情况。使得升斗小民、家庭主妇不得不看《商务日报》。这就起到动员各阶  层群众反对国民党的作用。

暴露国民党的贪污腐化

通货膨胀带来统制经济，官员必然乘机以权谋私，而四大家族更是利用手中特权，  迅速形成中国有史以来规模最庞大的官僚资本。国民党反动政府内部派系林立，争权夺  利，互相倾轧，使这些贪污腐化案件不断暴露出来。孔祥熙所属中央信托局信托处林世  良运用职权贩运私货，就被军统抓住，告到蒋介石那里，最后不得不忍痛枪决。财政部  直接税署署长高秉坊及其家属贪污、贿赂案，也被军统逮住告到法院。重庆各报对此并  不重视。《商务日报》却抓住这个机会，到法院听审和调查，把全案揭发出来，对孔祥  熙施加压力。对农民银行囤积居奇案、黄金案等等也紧紧抓住，写新闻特写、专栏，把  矛盾指向四大家族。

                揭露国民党政府统制经济黑幕

                      支持和鼓励工商界起来斗争

首先接触到是古耕虞、范崇实、温少鹤、张禹九等猪鬃、桐油、生丝出口商对国民  党政府的不满。国民党政府向美国借钱，要拿中国特有的产品猪鬃、桐油、生丝还账。  于是，国民党政府规定这些出口物资均由官办的复兴公司统一收购出口。这就实行了出  口产品的统购统销，即强迫收购这些产品。古耕虞收购加工的虎牌猪鬃，张禹九的桐油  ，范崇实、温少鹤的生丝，都要卖给复兴公司，价格由复兴公司自定。这就是利用外贸  、外汇统制，低价掠夺制造和经营出口产品的企业使他们亏损。张禹九是张嘉

的弟  弟，张肖梅是张禹九的妻子、经济学家，他们利用西南实业协会和他们组织的星五聚餐  会（每星期五中午聚餐），边吃边听报告，然后边发表议论。他们有政学系的支持，对  孔祥熙、宋子文发起猛烈的攻击。我参加星五聚餐会，并和他们交朋友，拿到翔实的材  料，在报上发表。这是施加舆论压力，使国民党政府被迫提高收购价格。工商界吃到甜  头后，更加自觉的运用《商务日报》来对国民党政府施加压力。西南实业协会是张群等  政学系头头支持的，他们和孔宋之间有长期积累下来的深刻的利益矛盾。张禹九、张肖梅邀请我到他们家。张嘉原来经营中国银行。蒋介石、宋子文对中国银行强行参股  ，并由宋子文出任董事长，张嘉被调任中央银行副总裁、铁道部长。张嘉对此  强烈不满。抗战期间，他到美国考察，美国认为他代表中国的自由民主势力，加以支持  。张禹九向他哥哥张嘉推荐，请我上重庆南岸黄山（那是蒋介石和其它要人居住地  区）张嘉住宅谈话并吃饭。张猛烈攻击当时孔宋的财政经济政策，我列举事实支持  他的观点，怂恿政学系向四大家族开炮。抗战胜利后，孔宋迫于舆论压力，先后辞去行  政院长职务，蒋介石企图运用政学系张嘉，拉拢民族资产阶级支持残局。我写了“  两张的财权”，指出蒋介石想重演１９２７年拉拢政学系，利用民族资产阶级镇压革命  势力的故事，劝张嘉不要跳入火坑。此文在《经济周报》上发表后，张禹九知道是  我写的，张嘉来沪后特地请我上张嘉公馆吃饭。我乘机分析政治经济形势，劝  他从中央银行总裁任上退下来。张嘉  后来没有跟蒋介石上台湾，而是到美国教书。全  国解放后，中国银行仍保留张嘉的理事席位。

四川企业家卢作孚办民生轮船公司，国民党军政部要他运兵运粮，但给的运费不够  成本。《商务日报》呼吁，迫使当局提高运费。接着四川的土财主，包括内江的糖商、  自流井的盐商，也来重庆找我们。他们认为国民党政府收购价格过低，要求提高。《商  务日报》帮他们开记者招待会邀请名单，帮他们准备材料。运用社会舆论压力，逼迫国  民党政府提高收购价格。当时只要单价提高一、两分钱，就可以为企业增加一笔很大的  收入。这就引起四川榨菜行业、酿酒厂等几乎三百六十行，行行都来请愿，要《商务日  报》包打官司。对重庆企业家胡子昂、四川省建设厅长何北衡，我们也建立了联系。国  民党政府在通货膨胀、物价高涨的形势下，实施统制经济，低价强制收购，高价卖出，  从中渔利。我们这样做，就起了瓦解官僚资本依靠统制经济欺压民族企业家的作用。

抗战爆发以后，沿海工业内迁，爱国的企业家和职工一起，在敌机轰炸下，千辛万  苦把机器设备内迁，有的搬往重庆一带，有的搬往桂林。在重庆，他们组成了迁川工厂  联合会和中国工业协会，例如范旭东、李烛尘、候德榜的久大、永利、黄海化学工业社  ，就受四大家族压制，他们所需要的资金和外汇不给解决，对其酸碱产品压价收购。他  们创办的内部刊物名为《海王》，志在成为渤海湾主宰，但在四川却被四大家族踩在脚  下成为泥  。我们访问范旭东，写成访问记，称赞了他和英国、日本化学工业的较量。  又访问了总经理李烛尘。李对我们大发牢骚，我回来发了头条新闻。李当时很惊慌，怕  国民党要跟他算帐。但是企业家称赞“烛老敢讲话”，国民党不但没动他，而且被迫提  高酸碱收购价格。李的胆子也就逐渐大了起来。我陪同《新华日报》记者李普去看他，  他也坦然接见。从此，他和共产党交上朋友。政治协商会议，要有工商界代表，共产党  提出由李烛尘担任。李烛尘认识到共产党并不青面獠牙，而是可以亲近，因此留在国内  ，当了轻工业部长。我们这就为党在工商界扩大统一战线通风报讯，铺路架桥，充当周  、董领导下的马前卒。吴蕴初的天厨味精厂，余名钰、胡厥文、吴羹梅的工厂，都是从  上海迁来的。当时通货膨胀和经济停滞并存，我们为他们呼吁，要求工矿调整处收购产  品。上海银行家陈光甫、王志

 等迁到重庆。陈光甫是卓越的银行家，他以五万元资  本创办上海银行，后来存款上升到几亿元。他和美国财政部长摩根

 是同学，实行法  币制度后，他赴美国商谈把白银换成美元，作为中国的外汇储备。抗战开始后，他赴美  接洽贷款，让美国出口汽车、汽油，中国拿猪鬃、生丝、桐油还债。陈光甫为“江浙财  团”的首脑之一。我去访问他，谈深后他说：现在通货膨胀如此严重，金融业怎么发展  得起来。对四大家族已经失望。同时他对共产党八路军深表关注。后来，他经冀朝鼎同  志安排，会见周恩来同志。解放战争期间，上海银行把资耀华总经理留在天津，和共产  党接触。后来，上海银行实行公私合营，陈光甫准备回到国内，但正在这时三反五反开  始，他中止回国。王志是新华银行总经理，周耀平（即中国语言学家周有光）是分  行经理。邹奋追悼会，黄炎培宣读祭文，“鸣乎奋”，情真意切，催人泪下。  王志是奋的老朋友，参加追悼会。我去访问他，谈的很投机。后来重庆成立征  信所，王志要我去筹办，我推荐一位同志去。到上海，他和耀平热情支持我们筹办  上海《商务日报》的工作。章乃器原来是浙江实业银行经理，他运用马列主义分析资产  主义经济危机，并据此作证券、外汇投机，为李馥荪（董事长）赚了很多钱。但他宁肯  放弃银行经理的地位参加救国会，成为七君子之一，被逮捕入狱。他写的《中国货币金  融问题》，我大约读过十几遍，认为是中国经济学界难得的著作。章乃器在重庆和陈光  甫合作，办上川实业公司，是迁川工厂联合会的主要领导人，他为工商界仗义执言，言  必中的。１９４８年我到香港创办《文汇报》，他是港九地产公司经理，帮助《文汇报  》和工商界建立密切联系。他回北京以后，担任中国人民银行顾问。他被错划右派，我  当时深为惋惜。据我所知，他除了从安徽返重庆时，对新四军个别人某些作风略有微词  外，一直是党的好朋友。对他的评价，几经反复，最后党中央还是为他平反昭雪。

军需署事件

国民党政府任命陈诚为军政部长，派庄明远为军需署长。《商务日报》记者接触田  钟灵等土布工厂，当时土布行业很大。他们倾诉军需署委托土布工厂代为织布，但克扣  工缴。孔宋手头没有枪杆，笑骂任你笑骂，好官我自为之。而陈诚手下的庄明远却炙手  可热。立即在重庆市党政军联席会议（各方特务头子都出席）上，提出要《商务日报》  道歉，承认造谣惑众，破坏军需生产，并惩办肇事人员。撤消高允斌的社长职务。高允  斌被吓破了胆，金东平提出把我们这些人撵出去，由他接替。军需署要举行记者招待会  ，当场宣布此事，羞辱《商务日报》，施加压力，逼迫《商务日报》改组。

我们已经碰到了硬钉子。这是一场生死搏击。如果战败，我们就全军覆灭。当即向  鲁明同志汇报，当场商定党尽最大努力动员重庆各报记者，于军需署开招待会那天，一  致刊登比《商务日报》新闻还详细并更尖锐的报导，以孤立军需署，逼迫它退却。鲁明  同志连夜分别向新闻界朋友打招呼，并通过章乃器、胡子婴、罗叔章等动员小厂家联合  会从旁呐喊。我们就具体行动。我们和各报记者已有比较深切的接触，徐盈、子冈、高  集、曾敏之等，《新民报》采访部主任浦熙修、《扫荡报》采访部主任谢爽秋、《时事  新报》采访部主任陈翰伯、《国民公报》采访部主任朱某、《新蜀报》记者黄冰、阚耀  南等都是记者群中很有影响的朋友。他们答应想方设法同时刊出新闻。

《商务日报》社长高允斌接到军需署通知，唉声叹气，他表示不愿受人当众羞辱，  并被迫道歉。他说：你们闯的祸，应由你们去担当。要我们代表报馆去挨骂。

我到军需署，看到庄明远对各报记者谦恭有礼，唯独对《商务日报》记者横眉竖眼  ，摆出“鸿门宴”的架势。我们不卑不亢，泰然自若，准备反攻。军需署长逐一看过当  天各报后，脸色逐渐变化，他知道众怒难犯，他要对付的，已经不是《商务日报》而是  重庆各报。他立即转寰，在会上道歉，说自己督促不严，希望各报不  指教。事后立即  提高织布的工缴。土布业在《商务日报》大登鸣谢广告，并誉之为“工商喉舌”。田钟  灵等后来参加发起民主建国会。

但我们自己却感到出了一身冷汗，这场遭遇战，几乎令我们全军覆没，前功尽弃。  党要我们扎住阵脚，承担战略任务，我门却无意中触怒了当时炙手可热的陈诚，这是一  场不应该打，而借助党的力量才打赢的仗。我们总结经验，今后要集中火力打击四大家  族，孔宋无兵无特务系统，应当而且也可以重点进攻；陈立夫、陈果夫拥有中统，要看  准了才打；对政学系官僚要分化、争取。对其它人不要轻易触动。为了便利考虑策略、  掌握分寸，由我审查和批发经济新闻，认真把关，从而避免四处放枪，到处树敌。

１９４５年前后，桂林撤退，国民党失地千里，民怨沸腾。民主运动活跃起来，社  会各界纷纷签名发表宣言，要求民主。刘火子等同志从广西撤退来到重庆。我们已经控  制了采访部、编辑部，青年同志要求我们刊登民主党派声明和民主人士的文章，以进步  报纸面貌出现。当时请示，党的指示是政治上仍保持灰色面貌，登中央社新闻，不登民  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的文章，政治上不出手，是为了经济方面大出手。这种政治面貌，使  工商界不生疑惧，敢于和《商务日报》接近，便利我们对民族资产阶级做工作，从经济  上挖国民党的墙脚。切忌为了一时痛快，暴露自己的政治倾向，给他们抓住把柄，立即  反攻，夺走阵地。由于马锐筹、陈国良、彭友今同志在编辑部把关，才顺利执行了党的  决定，解除了我们的后顾之忧。

“黄金案”后出现的转折

国民党政府１９４５年３月２９日调整黄金价格，由每两二万元调到三万五千元。  调价前一天，重庆、昆明等地多卖了一万多两。这显然是事先泄漏消息，是一件重大的  贪污案，多方喊打。有一天，《国民公报》采访部主任带他的夫人来看我，那位龙小姐  在中央信托局储蓄处当小职员，那天她也买了几两黄金。中央信托局决定把她抛出来，  当替罪羊。她心中气愤，就把中央信托局怎样做手脚、怎样分赃和盘托出。这位龙小姐  确实买了几两黄金，分了一点残羹剩饭，但还不构成贪污罪犯。就建议她找沙千里律师  辩护，并答应我们在舆论上给以支持。我想只要把“黄金案”的首犯揭露出来，把矛头  指向孔宋，象龙小姐那样的零星小户、升斗小民，就不会成为主要目标。

我拿到龙小姐提供的材料，立即赶到财政部，要求会见孔祥熙财政部长。但他们的  回答是：“孔部长赴美，现由俞鸿钧代理部长”。我说，就见俞部长。但他们去问后，  答复是俞部长正在开会，不能接见。我说：“好，你今天不见，我明天和你报上见”。  然后我到财政部钱币司看戴铭礼去了。不一会，看到有几个人跑步过来，“请杨先生回  去”。

俞鸿钧部长已在办公室等我，他笑着说：“不知杨先生有何见教？”我说：“您刚  代理财政部长，就发生黄金案，你责无旁贷。我已掌握材料准备明天见报”。他说，“  既然杨先生已经掌握材料，我可以开诚布公地讲明真相。那天，是宋子文院长主持会议  ，有中央银行业务局长郭锦坤、钱币司长戴铭礼等和我参加，当天作出提高黄金价格的  决定。至于那天多卖了多少两黄金，我可以把重庆、昆明等地销售数字摊给你看。”我  迅速的摘抄了主要数字，其中以银行转账通知书买黄金的，每笔５００两黄金，显然这  就是知道消息后抢购的大户。

俞鸿钧说：“杨先生今年几岁？”我说：“今年２２岁。”他说：“我青年时期也  当新闻记者。圣约翰大学毕业以后，参加孙中山委托陈友仁办的英文报纸。”他以精通  英语见长，后来当了上海市政府外事处长，升为副市长、市长。上海沦陷后当财政部次  长，现在以常务次长身份代理财政部长。政学系讲究才华，是吴铁城当上海市长时，把  他破格提拔的。我了解党的政策是集中攻击四大家族，对政学系官僚采取分化政策。我  说：“俞先生既然开诚布公，我在新闻发表时会注意分寸。”我发表时不强调俞鸿钧的  责任，而直指宋子文行政院长。俞鸿钧对此深深感激。以后，我到财政部只要一递名片  ，他立即会见。在他办公室里，我批评国民党的财政政策，他不以忤。我批评国民党的  黄金政策的失误，对美国罗斯福总统批准的对华贷款，孔祥熙买成黄金经过驼峰运中国  出售，企图缓和通货膨胀，但黄金投机烈，反而成为通货膨胀中鼓动物价上涨的带  头羊。此文发表后，俞鸿钧认为揭出他所不知道的历史，分析透彻。有一天，他提出要  我当他的政策秘书，专门研究财政政策。我知道，这个岗位上可以接触到国民党内各项  机密。但我汇报后领导人说：你现在正处在一条重要的战线上，不宜撤出。我婉言谢绝  ，俞鸿钧说：“你不帮我忙，大概准备将来自己当财政部长。”他邀我到他家吃饭，那  天只有我们俩人，他家中陈设简朴，俞夫人亲自下厨。当时不愿当官的人不多，这引起  财政部次长、四联总处秘书长、中国农民银行总经理顾翊群的注意，约我见面。顾翊群  见多识广，也邀我到他家中吃饭，顾的家庭比较洋化，甚为阔绰。俞鸿钧曾交代秘书黄  祖耀（即书法家黄苗子）说：“杨培新不愿当秘书，今后他办任何事，我们都给帮忙。  ”解放后，我问苗子，当年俞先生是否知道我的情况。他说：俞鸿钧说，杨是人才，应 尽量帮助。

乔冠华的鼓励和教诲

我写的“黄金案听审记”，对当时受审的中央银行业务局长郭锦坤桀傲不逊，杜月  笙大徒弟杨管北则“好汉不吃眼前亏”，一入庭就彬彬有礼，向法官诚挚地一再表示敬  意，出言谦逊。我效法鲁迅笔法，加以描绘，隐含讽刺之意。黄苗子说：乔冠华看到，  拍案叫绝，问这是哪个老记者写的。苗子说：是个二十出头的青年记者写的。乔说：我  要见他。苗子是著名漫画家，又是书法家，是一个才子。他的夫人郁风是郁达夫的侄女  ，是著名画家，常开个人画展。苗子在皖南事变时，看到国民党准备封闭八路军办事处  和《新华日报》的文件，就通知周恩来同志。毛主席发表谈话，公开加以揭露，使国民  党只好中止这项阴谋的实施。苗子约我每个星期天到他家会见乔冠华、夏衍、邓发、陈  家康、廖承志，当时称他们为“四大才子”。我向乔冠华同志说：我写的文章，有新闻  ，有分析、有文艺性的特写，属于“四不象”。他说：这在西方，称为专栏文章，塔布  依夫人在法国办《费加罗报》，她是专栏作家，她的一支笔推翻了和希特勒妥协的数届  内阁。美国李普曼写的也是专栏文章。我体会，他在《新华日报》写的“国际述评”，  也是这类文体，既有新闻，又有评论，又采取文艺笔法，引人入胜。发表国际述评那天  的《新华日报》往往多销好几千份，因为当时国民党官员也佩服他的见解。乔冠华是才  子，他在德国学军事，又担任过陈济棠的顾问，他又熟悉中国古典文学。他告诉我，文  章首先要写好题目，得分占一半，开头几句话又占一小半。他的国际述评，有一次用“  形势比人还强”为题，论述西方第二战场再也不会拖下去，因为苏联红军已占领东欧，  西方再不开辟第二战场，欧洲就没有美国的份了。他用于怀笔名发表以《方生未死之间  》为题的文艺论文，形象的讲述未死的拖住方生的。他用词很有内含，他用“铜山响而  洛钟应，”令人击节叹赏。所有这些，给我深刻的印象。他对我写的文章，多次指点其  中的得失。既增加我的信心，又使我有所增益。抗战胜利后，他要我把所写的文章剪贴  成册，送给他看。他亲自交给生活书店总编辑胡绳同志，以耕耘出版社名义出版。这本  书定名为《中国经济动向》。我在序文中，讲得到乔黄二兄的支持，乔指乔冠华，黄指  黄苗子。到上海我筹备《商务日报》，党给了创办经费，但不能发生活费。乔冠华同志  让我写书。我写了《经济新闻读法》、《新货币学》和《中国通货膨胀论》。是乔冠华  同志引导我走上理论研究的道路。到上海后，他住马斯南路，我住南市，他常到我住处  ，我打酒买上

 肉，闲谈半天。在香港时，他和龚澎同志约我同去九龙看望《自由丛  刊》林涧青同志。我代替徐铸成担任《文汇报》督印人后，我要求他直接领导《文汇报  》，并允许我回国参加实际工作。到北京后，由于隔行如隔山，我们久未通问。文革期  间，我写信给周总理，托他亲自转交，第二天他让秘书通知我，已经当面交给总理。对  许涤新同志的“解放”，他也尽了力。我认为，他仍然是重道义的知识分子。可惜的是  改革以来我忙于调查研究，总想再干出一些成绩后再见故人。不料他过早的离开了人世  。我认为，他是中国优秀的、最有才华的知识分子，从政以后虽然发挥了某些方面的才  能，但在学术上未能作出更多的贡献。三十年代、四十年代乔冠华的国际述评，仍然是  光华耀目，掷地有声，这对当代新闻记者是最好的教材。夏衍同志，他是我们第三厅抗  敌演剧队、抗敌宣传队的领导人之一，为我们所景仰。我刚回重庆时曾在一次话剧演出  的后台见到他，他嘱咐我不要进《新华日报》，因为进去就难于在蒋管区内活动。这话  对我影响至深。

俞鸿钧要我去当官，我没有去，引起财政部一些人的惊讶，他们很想见我。黄苗子  常约他们吃饭，也就通知我参加。鉴于军需署事件中，我们没有当权的朋友暗中支持，  感到孤立，也有意多交一些各方面的朋友。有一次，来客有中央银行的高方、李立侠、  国民党中央党部的汪公纪、军统局的王新衡等。王新衡挨着我就座。席间他邀请我星期  天到他家吃饭。难道是军统局得到有关我们活动的情报，他有意向我打招呼？是他对我  有所怀疑？我如果不去，是否反而引起注意？最后我认为应该去，无论是凶是吉，去比  不去好。那天，我十点多钟到他家。只见昆明等地军统负责人陆续来探望，并带来一些土特产。王新衡深得戴笠信任，主管机关事务。我为了避免谈自己的历史，就想主动询  问他的历史。  知他不等我问，主动介绍自己。他说，他是留俄学生，在中山大学参加  共青团，和蒋经国同窗。苏联肃反中，他被当作怀疑对象，开除团籍，遣送回国。到上  海后，生活无着。看到南京某机关招考俄语人才，他就去报考，后来才知道是戴笠招考  的，派他翻译苏联格柏鸟（特务机关）的书和资料，供戴笠建立特务机构的参考。戴认  为他为人老实，很信任。名次排在第三、四位。他和共产党情报机关潘汉年同志合作过  。他认为抗战胜利后，国民党的对手是共产党和苏联，他深知其利害，退避三舍。他经  过黄苗子已向俞鸿钧讨浙江省财政厅长当。他说俞部长器重你，还请你到他家吃饭，你  可否向俞鸿钧美言几句，促成其事。他并没有问我和《商务日报》的事。我这才放下心  事，并答应有机会就帮他忙。《商务日报》高允斌知道王新衡请我吃饭，认为我这个人  很不简单，对谢自强等军统特务也起了威慑作用。抗战胜利后，他去上海，名义是上海  市政府调查室主任，实际上是军统局上海站长。我们到上海筹办《商务日报》，到他的  杜美路住所拜访他。当时他是林月笙的座上客。敌伪产业管理局刘攻芸分配给我们一栋  汉口路门市房屋，是一位资本家因附逆嫌疑被查封的。我们估计到届时会有一番争执，  为顺利进入，请王介绍找上海市警察局黄浦分局杜醇局长（杜月笙侄子）。王新衡１９  ４８年到香港，他说不去台湾了。后来国民党特务谋杀他。蒋经国当权后，才接他到台  湾，据说他和蒋经国、张学良、张群过从甚密。

巩固《商务日报》阵地

《商务日报》一直很穷困，没钱买纸，没钱发工资。如果找不到支持，高允斌早晚  也会把报纸盘出去。徐淡庐同志对金融界有往来，但只能借钱周转。我们决定要找人支  持。最初想到的是中央信托局信托处长罗吟圃，他是国际问题评论家，在香港和乔冠华  很熟。鲁明同志委托乔冠华同志征询罗吟圃有无兴趣投资《商务日报》。罗拿孔祥熙儿  子的钱办大时代书局，出版一些进步书籍。后来罗婉言谢绝。俞鸿钧要我去当政策秘书  之后，徐逸安同志忽然想到可不可以通过他借一笔贷款。俞鸿钧是财政部长兼中央银行  总裁，下辖中央信托局，经营存贷款业务。政府银行贷款利息低，借到贷款买成黄金、  美钞，几个月就涨了一倍，归还本金后还能落下一批黄金、美钞，可以补贴报馆开支。  这事得到黄苗子的支持，我向俞鸿钧提出并安排高允斌出面会见，俞批给中央信托局办  理。中央信托局遵照办理，借了一笔巨款，买成数十根金条。其中，一部份分给了高允  斌，大部分留下补贴日常开支，报馆的经济情况开始好转。高允斌看到我们不仅能编好  报纸，使报纸信誉日隆，而且能够筹资，使他得到实惠，对我们言听计从，这时正式任  命我为采访部主任，马锐筹、陈国良为编辑部主任，徐淡庐为经理，吴清友为总主笔，  我们完全掌握了采访部、编辑部、言论部、经理部。

这时，我们为了增强实力，吸收了钦本立、王思曙、梁柯平、张孟恢、张光琛、夏  宗禹等同志当记者。由于鲁明同志严格审查我们进人，而且多方调查每个人的来历，宁  缺毋滥，因此，政治素质较好。《商务日报》穷的出名，贪图名誉、地位、金钱的人，  知难而退。《商务日报》内外斗争尖锐，胆小怕事的也不敢来。而且我们介绍情况时，  把丑话说在前头。我们当时进的人，多半是为了一个理想而来的，比较纯真的、有志气  的人。也就是董老说的，只吸收有真才实学的人。我们无形中形成自己的风格，这就是  不为名、不为利，主动为党设想，不放过一个战机，不发工资也照样干，感情融洽。人  穷志不短，物资生活穷困，精神生活丰富。新闻工作中我们崇尚实事求是，把问题搞深  搞透，观点鲜明，文字通俗，不搞“克里空”。谁有钱，就请大家吃担担面，其乐融融  ，胜似丰盛的宴席。为了便利记者在短时间内成为内行，我们实行分工负责。钦本立搞  工业、王思曙搞财政，梁柯平搞交通，张孟恢联系四川企业界。我们有很强的凝聚力。  例如马锐筹去了台湾，但随时等《商务日报》出版时回来。王思曙、程光锐、刘火子到  上海参加《文汇报》，也准备回到《商务日报》来。我和徐逸安、钦本立负责筹备工作  ，党给的创办费只准用于上南京活动和宴请有关人士，自己不拿生活费，靠写稿维持生  活。后来，我们参加上海、香港《文汇报》，仍然维持《商务日报》的传统。我们决定  重建《商务日报》董事会，我们不满足于掌握阵地，准备请何北衡、范崇实、温少鹤、  卢作孚、吴晋航等企业家投资入股，并请黄苗子进入董事会，充实报馆资金，采用现代  化设备，改善员工生活，建成一个现代化的企业。四川企业家，深感《商务日报》帮助  他们对国民党政府施加压力，合理调高生丝、猪鬃、桐油、酸碱、盐、糖的收购价格，  从而赚到了一大笔钱，也愿意拿钱充实《商务日报》。

正在这个关键时刻，抗战胜利了。就象３５９旅南下广东还没有来得及站住脚根，  就碰到抗战胜利一样，我们只得仑促应付局势。我们商量，抗战胜利后，上海重新恢复  全国经济中心的地位，我们一定要到上海去办《商务日报》。《商务日报》的特点是以  工商界喉舌面目出现，拿工商界的钱，办一个鼓励工商界对四大家族进行斗争的报纸。  既不花党的钱，又能发挥党报难于起到的作用，配合党迅速扩大统一战线。我们把这设  想向鲁明同志汇报，得到周恩来、董必武同志的肯定。这时，我们决定分批向上海进发  。徐逸安到武汉，马锐筹上台湾。我和钦本立、王思曙、刘火子、程光锐到上海。毛主  席到重庆，通知我们暂留重庆配合斗争。国民党企图拖延谈判，把毛主席

 留在重庆  。周恩来同志在八路军办事处招待中外记者，龚澎同志担任翻译，呼吁新闻界要督促国  民党拿出诚意来，让谈判取得成果。我们回到报馆，就写了一篇社论，警告美国在国共  谈判没有取得协议前，决不能给蒋介石贷款，否则就是助长中国内战，推毁中国经济，  打击民族工业。当时蒋介石急于拿到美国贷款，好买军火，大打内战。我们利用这点，  迫使蒋介石不能不作出妥协姿态。我们党机智灵活，提出用“国共会谈纪要”方式，写  明那些方面已取得一致意见，那些方面还要继续商谈。蒋介石同意，谈判有了结果，就  只好让毛主席飞返延安。我参加了毛主席在中苏文化协会会见民主人士和人民群众的酒  会，后来又参加了国民党在军委大礼堂欢送毛主席的酒会。张治中陪同送毛主席乘飞机  返回延安，我们心中石头落地，立即赶赴上海。

为了在上海打开局面，我找黄苗子商定请俞鸿钧、吴铁城写介绍信。请俞鸿钧写信  给上海吴国桢市长、社会局长吴开先、内政部长张厉生，说《商务日报》为工商界喉舌  对抗战建国有很大贡献，应该准予发给报纸登记证。并写信给敌伪产业管理局长刘攻芸  ，从没收的敌伪产业中拨给《商务日报》以营业部和宿舍。这些八行书由黄苗子执笔，  把我们的要求写的很具体实在。经黄苗子委托吴铁城秘书汪公纪，引见国民党中央党部  秘书长吴铁城，请他写八行书，要各方多多关照。那天，到国民党中央党部会客室中候  见的有十几个人。吴铁城问了我和黄苗子的关系，就嘱咐汪公纪写介绍信。黄苗子给《  商务日报》以无微不至的帮助，这主要由于他知道党对《商务日报》的期望，同时又因  为俞鸿钧曾经嘱咐：“培新兄办什么事，我们均给以支持”，因此放手帮助。

综上所述，《商务日报》的这段历史，在国民党统治地区实属罕见。这是由于周恩  来、董必武同志亲自掌舵，使我们这些初出茅庐的青年，才能在《商务日报》这块阵地  上去练兵取胜的。

回忆当年往事，感慨万千。鲁明同志写的“政策的力量是无穷的，”付标题为：周  恩来、董必武与《商务日报》，这是很中肯求实的纪述。正因为周恩来、董必武同志的  英明决策和循循教诲，才使我们这群新闻界中默默无闻的生手，发挥了一定的作用。由  此可见，政策的力量确是无穷的，这是对《商务日报》工作的最好总结，这也是董老一  直重视《商务日报》这段工作的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