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泰特谈话-马克思的实践史观和谈中庸之道价值观

刘泰特谈话十-马克思的实践史观和价值理想

    信仰真理的绝对性和世俗真理即实践真理的相对性，两者之间的深刻矛盾，在一些伟大思想家的理论中都有表现，比如，黑格尔和马克思。
    马克思有几个基本的观点，深入分析，这些观点互相之间是有矛盾的，在实践中是相互否定的。
    马克思认为，人类的哲学认识史分成两大派别，即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马克思把自己的历史观称之为唯物史观，马克思甚至认为任何思想一旦离开物质利益，就会使自己出丑，因此，马克思的历史观主张一种经济史观，是一种经济决定论。马克思又认为，人类的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动力，马克思恩格斯还认为人类的历史也是广大人民群众越来越得到解放的历史，即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越来越提高的历史。综合这些观点来看，马克思的经济史观是人类的历史就是相互争夺物质利益的历史，这种争夺推动了人类物质文明的进步，由于社会整体物质文明的进步，越来越多的人提高了物质生活水平。马克思论证共产主义的实现，也是基于这样的理论，由于科学技术创造了巨大的生产力，物质变得极为丰富，而以前由于物质匮乏，所导致阶级存在的历史经济依据已不复存在了，也就是物质的极大丰富为共产主义奠定了经济基础。可见，马克思的唯物史观自始至终甚至预测未来，都充满着物质利益观，是基于经济实践的观点，是实证主义的分析方法。
    由于历史的局限，马克思没有面临我们当今人类所面临的矛盾，即人类物质利益的无限膨胀，导致整个地球物质资源供应的匮乏和瓶颈，产生了人类的物质利益和地球资源供应的尖锐的矛盾。马克思实际上有一种技术万能论，认为科学技术不仅可以解决人类的物质欲望无限满足的问题，还可以引发社会革命，自动和必然的帮助人类实现美好的制度，帮助实现每个人都成为博爱他人的君子。
    历史再一次证明，人类任何一种基于物质利益的认识，都是短视的，都是近视眼的。马克思逝世才一百多年，人类的科学技术万能论，却已成为人类将面临历史上最大灾难的肇因。
    马克思的思想在实践中是是矛盾的。一方面他用物质利益发展观作为自己理论的基础，另一方面他又把共产主义，即人类信仰的真理，如同宗教中的绝对的博爱和善，作为自己理想的实现目标。马克思提出了和基督教早期实践制度一样的思想，即财产公有制，这种制度，就如同宗教中的戒律，是对人物质欲望的一个制度上的约束和限制。这样，马克思就面临一个根本矛盾，一方面强调人类整体物质利益的无限发展，另一方面又想实现人人博爱、精神至善的社会理想。
    在宗教中，实际上对这两点看得很清楚，它们是根本对立的。
    比如，基督教根本否定人的欲望，所谓人的原罪，就是因为人的祖先不听从上帝的生死警告，打开了智慧及欲望的盒子，偷吃了禁果。因此后来的子孙种下了原罪（原罪要素：知识上不信与骄傲，意志上有与神同等的欲望，感情上放纵与放任），遗传了自私自大的欲望，于是上帝派耶稣来到人世间，宣传博爱和爱人如己，来帮助人类赎罪。在佛教中也是如此，佛教虽然没有预言人类将在追求物质的欲望中毁灭，但佛教宣传万物皆空，人的欲望是苦海无边，既然否定了人的欲望，也就否定了人与人之间因为物质利益而形成的身份等级，认为每人都有佛性，宣传众生平等。
    实际上差不多在同一个历史时期，即两千多年前，中国也出现了和基督教、佛教一样的对人的欲望的否定和批判的思想，这是一个很神秘的历史现象。中国的彻底否定人欲的思想，就是老子的理论。老子认为，社会的一切灾祸皆源于人的智慧和欲望，他主张人要摒弃智慧去除欲望，回到婴儿状态（圣人皆孩之）
，实行小国寡民，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他警告人类追求知识是徒劳的并且是危险的。
    老子绝学无忧的思想与常人追求的功利思想绝然相反，他说，“我独异于人”。老子的下述言论与宗教对人欲的绝对否定殊途同归。老子写道：
 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
 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 。  民之难治，以其智多。
 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
 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复，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
 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
 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  
 见素抱朴，少私寡欲。   知足不辱，知止不殆。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
    老子的思想是朴素的，由于中国历史原因，老子的思想没有发展成一种严密的宗教思想体系，但老子的思想和基督教及佛教相比有一样的深度，有一样的历史远见性。正因为此，老子的思想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部分。
    从历史结果来看，人类经历了几千年的人欲发展和膨胀的历史，享受着人欲各种新内容和新成果带来的幸福，到今天人欲的发展可能已到了顶峰，各种自然生态灾难在挑战着人欲经济，宗教思想所宣传的终极真理的报应是否要十分警惕呢？
    马克思理论的矛盾和局限，根本的表现在其研究方法是唯物实证和务实的，而其理想目标是真理信仰性质的。这两者是不可能调和统一的，而马克思想把它们统一在一起。但也正是这种务实和理想的结合，使马克思主义一经产生，就对人类的历史产生了重大的影响。马克思务实的研究社会经济矛盾，切中时弊，提出了阶级斗争理论，成为社会主义革命产生和胜利的理论依据。马克思的理想价值，又为社会主义成功的经济原因增加了精神的伦理道德的价值，使马克思的经济史观如虎添翼。但也正是马克思学说的唯物实证和价值信仰之间的内在矛盾，而使后来马克思主义信仰学说遭遇一系列的失败，一些国家依据马克思学说而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也纷纷改弦易辙。
    因为，在马克思的思想中，有经济发展决定论的思想，而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在公有制的基础之上，它的经济效率肯定不如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在宗教思想中，实质上早已穿透性的看到了这一点，宗教认为人的欲望一旦打开，一旦物质利益成为社会追求的目标，不管这个目标是私人的，还是人类整体的，人类都将面临万劫不复的毁灭。基督教早期实行的公有制，不是帮助人类实现更大的物质利益，而恰恰是相反，消灭私有制是为了约束人类对物质的无限追求。
    资本主义制度，创造了人类追求物质的最大的能量和最高的效率。如果说在资本主义以前，还只是少数人享受着物质和精神上的封建特权，而这些少数人对大多数人实行一种克制欲望的道德说教。到了资本主义社会，则变成政治上人人平等，每个人都公开平等的要求自己欲望的实现，也称之为平等、自由、人权、个性解放等等，而传统的节制的道德观念，被视为保守的不道德的落后的束缚人性的精神枷锁。整个社会物欲横流，被认为是天经地义。资本主义有句口号，叫人人为自己，上帝为大家。因此，资本主义制度造成了人欲的最大的解放和膨胀。而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对人欲有根本的限制，它的经济效率是不可能超过资本主义的，因此，在经济发展上是比不过资本主义的，因此，马克思预言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比资本主义更能推动生产力的发展，是不能实现的，这种经济发展上的失败也很快的历史的发生了。正是由于这种经济上的失败，导致了很多国家放弃了社会主义制度。
    马克思信仰的共产主义，信仰的财产公有制，必须打破唯生产力论的思想，必须破除物质崇拜观，这种物质观不论是个人的还是整个社会的。其实，毛泽东晚年的文化大革命就是这个方向的一个尝试，但是很不成功。正是由于这种巨大的失败，产生物极必反，中国的经济走向了另一个更大的物质化的极端。
    马克思的科学价值在于他的实证研究，马克思的精神魅力在于他的理想价值。但是历史又一次证明了，理想的价值只能依靠真理信仰，而不可能依靠所谓人类物资利益发展的自动规律，去获得求证。由此来看，马克思的思想和资产阶级早期启蒙主义者以及社会主义空想主义者，其实是一脉相承的。他们都是在人类物质利益突然巨大爆发的新的历史情况下，思考一种新的人道主义，来应对人与人以及与物质之间的空前矛盾，直到现在西方的所谓人权价值观，都是这种人道主义的延续。但这些人道主义，还只是限于人类内部物资利益分配的问题，这个问题还远远没有解决的时候，人类又碰到更加致命的人的物资利益与自然存在的尖锐矛盾。
    今日世界，世俗的物质真理观已经发展到历史的尽头，因为人类的物质利益已经发展到顶峰，发展到地球不能够支撑，而是需要几个地球的资源来支撑，而恰恰是凭人类目前的能力，获取不到几个地球，人类将面临生存和死亡的选择。唯一能给人类指出前途的是，放弃几千年的世俗物质真理观，而去寻求信仰的真理观。但这种真理观必须抛弃人类务实物质主义的本性。这种真理观是不能用所谓普世价值的人权观以及其他功利的世界观去证明的。就如同柏拉图所比喻和揭示的，人类的洞穴认识的荒谬，人类处在山洞当中，背部对着洞外的世界，人类只能看到洞外的光线照射到洞中的一些影子，人类所谓的真实知识，不过是这些影子罢了。而洞外的世界，靠人类的经验是永远认识不到的，只能去信仰它。
    这正如中国的一个成语，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当今的人类，正如这个螳螂，而人类靠自己的感觉是认识不到，或者是自欺欺人不愿意面对后面的黄雀的，只有通过顿悟和信仰，人类才知道后面的黄雀与自己的生死利害关系。

 刘泰特谈话十三-谈中庸之道价值观

前面的谈话中，认为中国的主流文化的价值观是中庸之道，高楼对此很感兴趣，要与我讨论。本谈话对中庸之道作一个展开。
 中庸之道，顾名思义不偏不倚，即采取中间的立场。它的反义词就是过犹不及，过了就如同拔苗助长，不及就如同削足适履。
 其实，中庸之道远远没有这么简单，中庸之道是整个儒家文化的基础，儒家文化的博大精深，就在于中庸之道的理论，孔子讲的吾道一以贯之，这个一可谓之中庸。老子说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中国古代的大思想家，他们的理论之所以深刻，就是发现和指出了万物的本原，或称本命，这种本命也可以称之天命，或称之天道，用今天的话语表达，就是最基本的最普遍的自然规律。由于它的最高程度的抽象性、普遍性，因此，它体现出对万物认识的博大精深，无所不包，也因为这种最最普遍性，中国的儒家文化能够以开放和博大的胸怀，海纳百川，不择细流，成为一种普世价值，能够渗透和影响世界各个民族的文化。
    《中庸》第27章：“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学问，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中庸》是中国古代四书五经中的一书，是中国古代最高级别的思想文化理论，其认为人类的道德和学问，世界大到宇宙，小到精微的物质，贯穿于它们当中最最高明的理论就是中庸。
    所谓高明，我的理解有两个意思，除了这种中庸的理论自身很高明外，人类要达到中庸的境界，是极不容易的，是很艰难的。
 其实，中庸的大道理并不难理解，但中庸的普遍道理贯穿到万事万物当中，认识到我们身边经常的大量的事物中的中庸道理，是很难做到的，也是人们不懈追求的目标。
 所谓中庸，通俗的讲就是恰到好处。
   《周易》文：“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易经中的这个语录，是中国古代天人合一思想的最早和最经典的表述。天行健，日月循环，交相辉映，四时有序，上天意志强健而昭著，人类顺应天命当自强不息；地势坤，坤厚哺育万物，人类以天性中的仁爱厚德，才堪以承载万事万物中的人伦纲常。君子自强不息和厚德载物，就是一种中庸境界，是圆满的，是没有遗憾和缺陷的，是君子的理想状态。
 中国有句古话：“生死由命，富贵在天。”现在很多人认为这是一种迷信的说法，其实这句话也可以用中庸的思想去理解。一个人摆脱不了生死，生死是命中注定的，期望长生不老才是荒唐的。因此，要以平常的和平静的心态去看待生死。富贵在天的“天”，可以理解为天道的意思，天道决定人道，理解了天道，做到了天人合一，也就获得了最大的生命的智慧。天行健，人认识了天道，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就能事业有成。
 以上我对中庸的理解，是指中庸是事物存在的一种自然的圆满的状态，中庸是事物的一种自有的理想本性。
    “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以上思想表明，是通过至诚知性，参悟到中庸之道，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
 中庸之道是一种价值观。儒家的伦理思想，在说明人伦关系时错综复杂，但它的核心价值观也即依据是中庸。比如仁义礼智信，这个“仁”，是中庸尺度的“仁”，是不偏不倚的，是公正的，是恰如其分的。人的任何一种情志，都要以中庸为标准，去判断它的价值，而不能有失偏颇。因此，万事万物的判断，都离不开中庸的尺度。孔子有句名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中庸思想在人伦关系中的一个代表性的表述。它的前提是肯定每个人有一种主体性的自性，每个人尊重他人的主体性，就等于尊重自己的主体性。这种推己及人，就是人性中的一种中庸，就是对人伦关系的一种价值判断。
 中庸也是一种方法。作为一种认识方法，似乎很简单，也是人之常情，即看问题不能走极端。每个人或多或少自觉不自觉的在采用中庸的方法，去认识事物和处理事物。但作为一种价值判断，中庸之道的高低之分就会反映出人们认识水平上的很大的差别。
 中庸之道的价值判断，是恰如其分的认识事物的面目。比如，现在讲和谐社会，有各种和谐关系，有经济利益分配的、有政府权力分配的、有人与自然的、有民族关系的、有国际关系的、有物质利益和精神文化的、有地区与地区的，等等。不仅每一种关系之间有中庸之道，而且不同关系的互相之间所产生的间接关系当中又有中庸之道，要认识如此繁多关系中的中庸之道，那就是一个很困难的事，人们的认识往往是顾此失彼，所以古人称“极高明而道中庸”。
 再比如，孔子要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寥寥数语，却包含了很丰富的中庸的价值判断，即君主要像个君主，大臣要像个大臣，那么这里指称的君主就包含了中庸之道的价值判断，这种判断包括了君主在处理任何事情时所应遵循的原则，如果君主违背了这些关系原则，那么他就不像个君主，他没有资格做君主。以此类推，可知中庸之道的关系对象，是包罗万象的。
 所以，孔子的吾道一以贯之的“一”，可以用中庸之道去解释。而中庸之道作为一种价值尺度，其根基又是仁爱，仁爱也可以理解为公正心，仁爱又是基于人性的一种厚德。“厚德载物”，即人类社会的文明，是基于厚德，出自仁爱，以中庸之道去运筹万物。
 孔子讲，“克己服礼为仁”，所谓“礼”，是孔子心目中理想的也即符合中庸之道的国家制度，实现了“礼”，也就是实现了中庸之道，也就回归到了“仁”。孔子还从不同的角度阐述了“仁”，但是，孔子的思想始终一以贯之，他所有关于仁义礼智信的语录，都是和中庸之道相通的。

刘泰特谈话十四-中庸之道主体意识的强与弱

    昨天，谈了中庸之道的价值观。
    中庸之道，承认事物的矛盾，但它要化解这种矛盾，要让矛盾的双方取得统一性，形成共识，要致中和。比如忠孝、仁义礼智信，都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特定关系，既然有一种关系，就存在关系双方的矛盾，而依照中庸之道建立的忠孝观等，则努力排除和限制双方矛盾的对立性，而突出他们之间的统一性、互利性，并找出它们利益一致性的最佳位置。
 中庸之道的理论依据就是，既然矛盾双方又是相互依存的，那么它们之间利益的一致性就大于利益的对立性，因而双方都能很有诚意的泰然处之，否则事物就不可能廓然存在，这就是事物的原性。恰如程颐所说：“君子之学，莫若廓然而大公，物来而顺应”，君子最需要学习的，是应该知道顺应事物和谐本性的道理。
    中国的中医理论也是依据中庸之道的原理，中医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是把人的身体看成是一个相互有机联系的系统，相当于一个小宇宙，身体内的各种器官关系理顺平衡，就呈现健康状态，人之所以生病，是因为人的身体失去了内部的平衡，阴阳失和。所谓对症下药，就是找出不平衡的地方，进行治疗，以重新恢复平衡。
   市场经济中的价值规律，也含有中庸之道。价格是围绕价值上下波动的，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价格和价值是背离的，价格等于价值的情况就是一种理想的中庸之道状态，但这种情况是很少见的，甚至是稍纵即逝的，但情况即使如此，价格还是始终围绕着价值上下运动。用这个比喻解释中庸之道，说明达到中庸之道的完美状态，是很难和很少做到的，能高明做到的，那就是圣人。人们围绕着中庸之道而展开活动，这个过程当中，存在过犹不及，也存在矫枉过正。有人说人类的历史就像一个人走路前进，走路要保持身体直立的姿势，但做到如此却要通过双脚一左一右来实现。这个用来比喻中庸之道的理论及其作用方式，倒是形象的和有说服力的。
    在佛教中，看到万事万物是矛盾的，是生灭的，是虚无的，因此佛教要追求一种永恒的没有矛盾和生灭的自性的圆满，但佛教采用的是一种出世的人生观来达到这一目的。老子看到世界万物的矛盾，生死转化，有无相生，提出虚其心，弱其志，让百姓守弱不争，无知无欲，回到婴儿状态，以避免对立矛盾的展开和激化。而儒家和他们截然相反，以天行健的世界观，以入世的态度，不回避事物中的矛盾，以中庸的价值观，自强不息，廓然大公，物来顺应，将矛盾中的不利因素积极转化为有利因素。
    儒家文化，是在承认并立足于事物矛盾的基础之上，顺应天道（中庸之道），以和谐矛盾的方式，积极有为的开创人类的文化实践活动。这是儒家文化不同于宗教和其他文化的主要实践特点。正是因为这个特点，儒家文化取得了重大的历史政治成就。
    儒家文化的中庸之道，没有偶像崇拜，不走极端，尊重主体意识，有平等观念，有入世的价值观，崇尚理性，遵循自然，因此与各种承载普世价值的其他文明相比，特别是与宗教文明相比，承载普世价值的儒家文化形式，更加超越了民族性，可能更加容易被全人类的文化所接受。在中国历史上，儒家文化曾几次被打倒，但很快又复兴，在历史的发展中，儒家文化显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包括外来统治民族也很快被儒家文化的魅力所吸引。
    儒家文化的中庸之道，深含有一种主体的意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是一种很普遍的个人的价值判断。儒家文化主体意识的最高境界，是实现大同社会。《礼记·礼运》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儒家的人生价值观，大同社会是儒家追求的理想社会。儒家的基本价值观是基于人的仁爱本性，和基督教中的爱人如己的博爱观念有异曲同工之处。
    但是，儒家的仁爱价值观，不像宗教中的那样，有很多严格的戒律或措施来确保其价值的信仰。儒家的仁爱信仰是通过自省的方式，这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是很难做到的。首先，中庸之道是一种极高明的认识水平，一般人难以达到；其次，要让他们以自觉反省的形式去接受自己所难以理解的道理，就更是难上加难，其结果往往变成形式主义，或者变成虚伪。不仅如此，中庸之道很难有个客观标准，这就给人一个很大的模糊空间，给混水摸鱼的投机分子有可趁之机，以致有人把中国人的思维叫做模糊思维，甚至推崇无是非、无原则的难得糊涂。这种模糊思维又将中国人引向价值信仰的丢失。
    由于，中庸之道对人的主体意识即主体价值观提出很高的要求，而一般人则达不到这种标准，结果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一般普通百姓反而丧失了价值是非观，而当一个社会没有宗教信仰价值观念的时候，中国百姓更是表现出普遍的价值缺失和道德沦丧。这在中国历史的分裂时期和社会矛盾激化的时期，表现的尤为突出。不仅如此，在残酷的利益斗争中，由于统治阶级利用了儒家思想为自己服务，儒家理论本身也受到经济利益的株连，在历史上屡屡遭到错误的批判，甚至被全面的否定。儒家理论这种体质虚弱的一面，值得我们去思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