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子的孤愤与孔夫子的中庸

《孤愤》篇很有名，因为司马迁在《老子韩非列传》中写道：

人或传其书至秦，秦王见《孤愤》、《五蠹》之书，曰，嗟呼，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李斯曰，此韩非所著书也。

那么韩非子有何“孤愤”？他想要怎样？

《孤愤》篇开头一句话，就为他认为国家最需要而他最赞赏的人，高标出一种了不起的性格特点，或者说是政治品格：

智术之士，必远见而明察，不明察，不能烛私；

能法之士，必强毅而劲直，不劲直不能矫奸。

我们知道，这种“明察，劲直”的品格，有可能会遭到另一种形容：

阴贼险狠，与人异趣。（苏洵《辩奸论》）

往往可以用这样的可怕的古语来评论、劝说，以至指责他们：

诗曰，相鼠有体，人而无礼；人而无礼，何不遄死？

书曰，恃德者昌，恃力者亡。

（《史记》之《商君列传》，赵良引用来劝说商鞅。）

还是要看具体“明察”到了什么，对这些该不该“明察”？该不该“劲直”地予以矫正？

首先，韩非子针对可能有的对于“明察”而“劲直”的“智术之士，能法之士”的指责，作了一个严正的回答：

人臣循令而从事，案法而治官，非谓重人也。

什么样的人才是真正的“重人”？韩非子说：

重人也者，无令而擅为，亏法以利私，耗国以便家，力能得其君，此所为重人也。

既然如此，为什么“智术之士，能法之士”反而会被污蔑为“重人”呢？因为他们：

明察听用，且烛重人之阴情；劲直听用，且矫重人之奸行。

所以，他们是严重对立的：

智法之士与当途之人，不可两存之仇也。

韩非子这一描述，至少可以说，反映了战国时代诸侯国中的普遍现象，还可以向前延伸说，是春秋战国以来各国都存在的常见现象，而不只是他所在的三晋之一的韩国才有的现象。“凡法术之难行也，不独万乘，千乘亦然。”

那么，“重人”是怎么“亏法以利私，耗国以便家”的呢？“重人”在四个方面得到助力，叫做有“四助”，所以他们才“重”起来，“力能得其君”，“外内为之用”：

1,诸侯不因，则事不应，故敌国为之讼。（外国要来办事，也要通过他才行，要不然办不成，于是引起与诸侯国的争端。）

2,百官不因，则业不进，故群臣为之用。（百官靠他才得上升，为他所用。）

3,郎中不因，则不得近主，故左右为之匿。（国君的左右近臣也为他所用。）

4,学士不因，则养禄薄，礼卑，故学士为之谈也。（知识精英也为他所用。）

造成了这样的结果:

人主不能越“四助”而烛察其臣，故人主愈弊，而大臣愈重。

这整个说的是“人主”大权旁落，奸臣盘根错节当道的情况。

如果“人主”与“重人”本是一致的，“重人”就更“重”了，得国君之“信爱”，“官爵贵重，朋党又众”，举国没有说他不好的，那么这种情况对“智术之士”当然十分不利，有“五不胜”：

1，以疏远与近爱信争；

2，以新旅与习故争；

3，以反主意与同好争；

4，以轻贱与贵重争；

5，以一口与一国争；

不利的情况还不止此，“智术之士”往往成年累月很难见到“人主”，而“当途之人”正好相反，他们能“旦暮独说于前”。

“智术之士”处于以上所说这样糟糕的境况下，与“当途之人”是“资必不胜而势不两存”，“焉得不危”？

于是迫害也就随之而来：

其可以罪过者，以公法而诛之；其不可被以罪过者，以私剑而穷之。

韩非子指出：

当途者之徒属，非愚而不知患者，必污而不避奸者也。

这些人上下一起，使“国家危削”，真是“大罪”，而又“弗禁”，则为“大失”，这样“国之不亡者，不可得也。”

以上，就是韩非子的“孤愤”。对于如何消除上述严重弊端，从而不再使“智术之士”产生“孤愤”，他没有拿出好办法，唯有劝说“人主”能够有英明的见解和相应的措施，并且用“国家危削”来对“人主”猛敲警钟。他尽了他的所思所能。

秦始皇读到韩非子这样的文章，说，“嗟呼，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说明秦始皇与韩非子大有同感，说明韩非子所言确实不是孤立现象，而是普遍现象，并且是一种难以克服的顽症，秦国也不会例外。

这些且不说它。我们要考察一下，孔夫子有没有这种感受？他持什么态度？从这种比对中可以得到什么样的启示？

首先，孔子是巨儒，“礼”的大专家，其政治理想是“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追求夏商周三代强盛时那样的“君君臣臣”，天下一统，不满于天下的分崩离析、争强欺弱、诸侯争战，这个心情和要求，不能说完全不对，只是他要通过“克己复礼”的途径来实现，精神上虽有“唐吉诃德”式的伟大之处，事实上却是一种倒行逆施和空想，行不通，没有人会听他的。

略去孔子政治思想的主要内容，从形式上看，韩非子感受到的，孔子也有感受，只是对待的态度，与韩非子是两样。韩非子认为“不可两存”，非此即彼，而孔子主张的是“中庸”之道；韩非子认为不是放弃真理，就是迎刃而上，孔子认为可以有一条中间道路。

《孔子家语》的《三恕》篇，记载“伯常骞问于孔子”：

敢问正道宜行，不容于世；隐道宜行，然亦不忍。今欲身亦不穷，道亦不隐，为之有道乎？

这里提出的，是一种“二难”或“进退两难”的问题，并且是“士”们都会面对的一个大问题。这个问题，与韩非子所说的“智术之士”面对的困境，撇开具体内容，是形式一致或有相通之处。但“伯常骞”却没有表现出韩非子那样的“孤愤”，他似只是左右为难、郁闷而已，应该说，这是意味深长的。

孔子如何回答？他先是大叹“伯常骞”的这个问题提得辩证，说得明白：

善哉，子之问也。自丘之闻，未有若吾子所问辩且说也。

然后就说了一大篇话，从中可以看出，这个恼人的“二难”问题，夫子也一直多方面思考着的，考虑来考虑去，还是只有遵循一条“中庸”之路为宜：

1，丘尝闻君子之言道矣，听者无察，则道不入，奇伟不稽，则道不信；

2，又尝闻君子之言事矣，制无度量，则事不成，其政晓察，则民不保；

3，又尝闻君子之言志矣，刚折不终，径易者则数伤，浩倨者则不亲，就利者则无不敝；

4，又尝闻养世之君子焉，从轻勿为先，从重勿为后，见像而勿强，陈道而勿拂。

此四者，丘之所闻也。

可见，孔子考虑来考虑去，认为取“养世”的态度最宜，就是不管“世”是什么状况，“君子”最终要立足于“养”好自己，根据“世”的情况，来把自己“养”得安安全全逸逸当当。方法就是所谓“从轻勿为先，从重勿为后，见像而勿强，陈道而勿拂。”，要晓得轻重，有时不要走得太前，有时也不要走得太后，要察颜观色，适可而止，聪明乖觉，真是“明哲保身”。

《家语》中这个意思，在《论语》中是可以找得到佐征的：

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

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

礼之用，和为贵。

用之则行，舍之则藏。

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

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

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

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则止，无自辱焉。

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孙。

不在其位，不谋其政。

贤者辟世，其次辟地，其次辟色，其次辟言。

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

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

无可无不可。

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

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有趣的是，《家语》中的主张“中庸”的孔子，最终竟然走进了老子境界：

子路进曰，敢问持满有道乎？

子曰，聪明睿智，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让；勇力振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谦。此所谓损之又损之之道也。

用孔子的这些主张，可以去说服韩非子从“孤愤”中解脱出来，当时定然是有人这样劝告过韩非子的。

孔门记载孔子的主张，还可见于《中庸》，是与《家语》一致的：

仲尼曰，君子之中庸也，君子时而中；小人之反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

君子依乎中庸，遁世不见而不悔。

《大学》：

好人之所恶，恶人之所好，是谓拂人之性，灾必逮夫身。

总之，“明哲保身”一语虽不出自孔子，孔子的主张中却是充满这种“中庸”之道的。但是，孔子也就是“明哲保身”而已，他是讲究“君子”的品格的，他与不讲品格的一切划清了界限，我们不当忘记他的名言：

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雕也。

从这句名言来说，孔子与韩非子是高度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