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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非子的孤愤与孔夫子的中庸

火烧 2011-12-25 00:00:00 网友杂谈 1026
文章探讨韩非子《孤愤》篇中对智术之士与能法之士的推崇,以及其与重人之间的对立,分析其政治品格与法术思想,对比孔夫子中庸之道,展现战国时期政治斗争与思想碰撞。

韩非子的孤愤与孔夫子的中庸  

   

《孤愤》篇很有名,司马迁在《老子韩非列传》中写道:  

   

人或传其书至秦,秦王见《孤愤》、《五蠹》之书,曰,嗟呼,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  

   

那么韩非子有何“孤愤”?他想要怎样?  

《孤愤》篇开头一句话,就为国家最需要而他最赞赏的人,高标出一种了不起的性格特点,或者说是政治品格:  

   

智术之士,必远见而明察,不明察,不能烛私;  

能法之士,必强毅而劲直,不劲直不能矫奸。  

   

我们知道,这种“明察,劲直”的品格,有可能会遭到另一种形容:  

   

阴贼险狠,与人异趣。(苏洵《辩奸论》)  

   

往往可以用这样的可怕的古语来评论、劝说,以至指责他们:  

   

诗曰,相鼠有体,人而无礼;人而无礼,何不遄死?  

书曰,恃德者昌,恃力者亡。  

(《史记》之《商君列传》,赵良引用来劝说商鞅。)  

   

还是要看具体“明察”到了什么,对这些该不该“明察”?该不该“劲直”地予以矫正?  

首先,韩非子针对可能有的对于“明察”而“劲直”的“智术之士,能法之士”的指责,作了一个严正的回答:  

   

人臣循令而从事,案法而治官,非谓重人也。  

   

什么样的人才是真正的“重人”?韩非子说:  

   

重人也者,无令而擅为,亏法以利私,耗国以便家,力能得其君,此所为重人也。  

   

既然如此,为什么“智术之士,能法之士”反而会被污蔑为“重人”呢?因为他们:  

   

明察听用,且烛重人之阴情;劲直听用,且矫重人之奸行。  

   

所以,这种“士”与那种“人”之间,是严重对立的:  

   

智法之士与当途之人,不可两存之仇也。  

   

韩非子这一描述,至少可以说,反映了战国时代诸侯国中的普遍现象,还可以向前延伸说,是春秋战国以来各国朝廷都存在的常见现象,而不只是他所在的三晋之一的韩国才有的现象。“凡法术之难行也,不独万乘,千乘亦然。”  

那么,“重人”是怎么“亏法以利私,耗国以便家”的呢?原来,他们在四个方面得到助力(四助),所以他们“重”起来,“力能得其君”,“外内为之用”:  

   

1,诸侯不因,则事不应,故敌国为之讼。(别国要来办事,也要通过他才行,要不然办不成,于是引起与诸侯国的争端。)  

2,百官不因,则业不进,故群臣为之用。(百官靠他才得上升,于是百官为他所用。)  

3,郎中不因,则不得近主,故左右为之匿。(国君的左右近臣也为他所用,于是都在国君面前说他的好话。)  

4,学士不因,则养禄薄,礼卑,故学士为之谈也。(学士们也为他所用,要不然俸禄与地位就低,所以都异口同声吹捧他。)  

   

造成了这样的结果:  

   

人主不能越“四助”而烛察其臣,故人主愈弊,而大臣愈重。  

   

这整个说的是“人主”大权旁落,奸臣“一手遮天”以至盘根错节的情况。  

如果“人主”与“重人”本是一致的,“重人”就更“重”了,得国君之“信爱”,“官爵贵重,朋党又众”,举国没有说他不好的,那么这种情况对“智术之士”仍然十分不利,有“五不胜”:  

   

1,以疏远与近爱信争;  

2,以新旅与习故争;  

3,以反主意与同好争;  

4,以轻贱与贵重争;  

5,以一口与一国争;  

   

不利的情况还不止此,“智术之士”往往成年累月很难见到“人主”,而“当途之人”正好相反,他们能“旦暮独说于前”。  

“智术之士”处于上述这样糟糕的境况下,与“当途之人”是“资必不胜而势不两存”,“焉得不危”?于是迫害也就随之而来:  

   

其可以罪过者,以公法而诛之;其不可被以罪过者,以私剑而穷之。  

   

韩非子指出:  

   

当途者之徒属,非愚而不知患者,必污而不避奸者也。  

   

这些人上下一起,使“国家危削”,真是“大罪”,而又“弗禁”,则为“大失”,这样“国之不亡者,不可得也。”  

以上,就是韩非子的“孤愤”。  

对于如何消除上述严重弊端,从而不再使“智术之士”产生“孤愤”,他没有拿出好办法,唯有劝说“人主”能够有英明的见解和相应的措施,并且用“国家危削”来对“人主”猛敲警钟。他尽了他的所思所能。  

秦始皇读到韩非子这样的文章,说,“嗟呼,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说明秦始皇与韩非子大有同感,说明韩非子所言确实不是孤立现象,而是普遍现象,并且是一种难以克服的顽症,秦国也不会例外。事实上,秦国后来就是被赵高与李斯这样的“重人”与“当途之人”给弄完了。  

这些且不说它。我们要考察一下,孔夫子有没有这种感受?他持什么态度?从这种比对中或许可得到某种启示。  

首先,孔子是巨儒,“礼”的大专家,其政治理想是追求夏商周三代强盛时那样的“君君臣臣”,天下一统,不满于天下的分崩离析、争强欺弱、诸侯争战,这个心情和要求,不能说完全不对,其中反映了时代问题,只是他要“克己复礼”,是倒退的,精神上虽有“唐吉诃德”式的伟大之处,事实上“退”的空想行不通,他那等级森然的“礼”的世界对于人们也并不美妙,没有人听他的。  

略去孔子政治思想的主要内容,从形式上看,韩非子感受到的,孔子也有感受,只是对待的态度,与韩非子是两样。韩非子认为“不可两存”,非此即彼,而孔子主张的是“中庸”之道;韩非子认为不是放弃真理,就是迎刃而上,孔子认为可以有一条中间道路。  

《孔子家语》的《三恕》篇,记载“伯常骞”向孔子提问了一个“中间道路”的问题:  

   

敢问正道宜行,不容于世;隐道宜行,然亦不忍。今欲身亦不穷,道亦不隐,为之有道乎?  

   

“身亦不穷,道亦不隐”,是“二全”,同时也就是“二难”,实为“进退两难”,是“士”都会有这样的幻想。这个问题,与韩非子所说的“智术之士”面对的困境,撇开具体内容,形式一致或有相通之处。但“伯常骞”却没有表现出韩非子那样的“孤愤”,他似只是左右为难、找不着出路。  

孔子如何回答?他先是大叹“伯常骞”的这个问题提得深刻:  

   

善哉,子之问也。自丘之闻,未有若吾子所问辩且说也。  

   

然后就说了一大篇话,从中可以看出,这个恼人的既要“二全”,又实为“二难”的问题,夫子也一直多方面思考着的,考虑来考虑去,还是只有遵循一条“中庸”之路:  

   

1,丘尝闻君子之言道矣,听者无察,则道不入,奇伟不稽,则道不信;  

2,又尝闻君子之言事矣,制无度量,则事不成,其政晓察,则民不保;  

3,又尝闻君子之言志矣,刚折不终,径易者则数伤,浩倨者则不亲,就利者则无不敝;  

4,又尝闻养世之君子焉,从轻勿为先,从重勿为后,见像而勿强,陈道而勿拂。  

此四者,丘之所闻也。  

   

可见,孔子考虑来考虑去,认为取“养世”的态度最宜,就是不管“世”是什么状况,“君子”最终要立足于“养”好自己,根据“世”的情况,来把自己“养”得安安全全逸逸当当。方法就是所谓“从轻勿为先,从重勿为后,见像而勿强,陈道而勿拂。”,要晓得轻重,有时不要走得太前,有时也不要走得太后,要察颜观色,看准风向,适可而止,聪明乖觉,真是“明哲保身”。  

《家语》中这个意思,在《论语》中可以找得到对应:  

   

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  

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  

礼之用,和为贵。  

用之则行,舍之则藏。  

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  

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  

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  

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则止,无自辱焉。  

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孙。  

不在其位,不谋其政。  

贤者辟世,其次辟地,其次辟色,其次辟言。  

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  

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  

无可无不可。  

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  

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有趣的是,《家语》中的主张“中庸”的孔子,最终竟然走进了老子境界:  

   

子路进曰,敢问持满有道乎?  

子曰,聪明睿智,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让;勇力振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谦。此所谓损之又损之之道也。  

   

用孔子的这些主张,似可以去说服韩非子从“孤愤”中解脱出来,当时定然是有人这样劝告过韩非子的。只不过韩非子将不会采纳。  

孔门记载孔子的主张,还可见于《中庸》、《大学》,与《家语》也是一致的:  

   

仲尼曰,君子之中庸也,君子时而中;小人之反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  

君子依乎中庸,遁世不见而不悔。  

好人之所恶,恶人之所好,是谓拂人之性,灾必逮夫身。  

   

当然,《三恕》中也写到孔子也曾主张“诤”:  

   

昔者明王万乘之国,有争臣七人,则主无过举;千乘之国,有争臣五人,则社稷不危也;百乘之家,有争臣三人,则禄位不替。  

   

但孔子这只是说的“昔者”,而不是他的当时,言下之意当时情况很缺这种“争臣”,这种“争臣”也不好做。《礼记》说:  

   

为人臣之礼不显谏,三谏而不听则逃之。  

   

在《孔子家语》之《辩政》篇,孔子把进谏分为五类,“一曰谲谏,二曰戆谏,三曰降谏,四曰直谏,五曰讽谏”,进谏者可以“度主而行之”。孔圣说自己“吾从其讽谏乎。”前四谏正是“显谏”,是不合《礼记》的。照此看来,有可能孔子连《礼记》所定的“三谏”也做不到。  

所以《孔子家语》的《三恕》篇接着就写了孔子答子路的话:  

   

国无道,隐之可也;国有道,则衮冕而执玉。  

   

干脆就不谏了,把自己好好隐起来最为重要,仍是《论语》中孔子“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的老话。到他们一旦出来做官的时候,“衮冕而执玉”,很神气的。  

总之,“明哲保身”一语虽不出自孔子,而出自《诗经》,孔子的主张却是充满这种“保身”之道的。但孔子也就是在“邦无道”的时候“明哲保身”而已,在平常他是讲究“君子”的品格的,与不讲品格的一路划清了界限,他有名言:  

   

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雕也。  

   

这句名言所体现出的品格,最能当之无愧的人,该是韩非子。

   

附:一则书讯  

   

作品简介  

《苏中风云录》27万字,写的是抗战时期一支国民党军队“鲁苏皖游击总部”在江苏中部地区兴起和消亡的历史,以及这支军队的首领李明扬与李长江个人命运的演化。本书风格雄浑,笔力文史兼具,对李明扬的政治智慧、李长江的草莽本色,刻画生动而又含蓄不尽,对当时苏中抗战的政治军事形势,作出了深度透视和鸟瞰式的勾勒。文学欣赏者,历史研究者,文艺创作者,都将从中有所收获。  

   

作者:沙黑  

   

   

目录  

   

序--------------------------------------------王干  

   

第一章   一方地盘,有一座古城叫泰州  

第二章   纷纭局面,有一种势力叫中间  

第三章   翻脸一战,十三个团十路进攻  

第四章   助陈抑韩,酝酿二对一的态势  

第五章   波峰浪谷,堂堂之阵败于骄狂  

第六章   易帜分道,不仅是智慧的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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