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韩非子的批评以至于骂

对韩非的批评以至于骂　　

司马迁的《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主写三个人，老子，庄子，韩非子。老庄写在一起，因为道家学派以他们两个为代表，在司马迁的当时，大约也早已经是社会的共识，至于把韩非子与他们写在一起，因为司马迁认为，韩非子的思想，“其归本于黄老”，即源于道家之学。　　

《史记·索隐》举《韩非子集》中有《解老》、《喻老》篇的事实，认为这是归韩非子于黄老的根据。这说得自然不错，但韩非子不仅仅在这两篇中专门谈论老子之学，在别的篇章中，是具体运用和渗透着老子思想的，比如，其在《主道》篇开宗明义、劈空一句就是：　　

“道者，万物之始，是非之纪也。是以明君守始以知万物之源，治纪以知善败之端。故虚静以待令。令名自命也，令事自定也。虚则知实之情，静则为动者正。”　　

高屋建瓴、势如瀑布的这么一段，老子那较为抽象而飘渺的“致虚静，守静笃”、“无之以为用”的思想，竟然就被直接具体地用于“明君”的治理国家了，而且自然而然、妙合无痕，韩非子思想的明快，论辩的犀利，果敢的风格，由此可见一般。　　

司马迁是欣赏韩非子的，一者欣赏韩非子是爱国忠臣，二者欣赏韩非子能自成一家之说，总的说来，韩非子表里如一，是一个真诚的人：　　

“非见韩之削弱，数以书谏韩王，韩王不能用。于是韩非疾治国不务明其法制，执势以御其臣下，富国强兵而求人任贤，反举浮淫之蠹而加之于功实之上。以为儒以文乱法，而侠以武犯禁。宽则宠名誉之人，急则用介胄之士。今者所养非所用，所用非所养。悲廉直不容于邪枉之臣，观往者得失之变，故作《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说难》十余万言……引绳墨，切事情，明是非”。　　

但是，第一个批评韩非子的人，大约也是司马迁，他说韩非子的思想学说不免有着另外的一面，就是：　　

“其极惨礉(he)少恩。”　　

司马迁不由得发出了很大的感叹，说，怎么从老子那“清静无为”的“道德之意”里面，竟然孕育、发展出了这样“极惨礉”的韩非子的呢？老子啊，真是“深远矣”！　　

司马迁说韩非子“极惨礉”的这句评论，后来大约成为对韩非子很负面的一个定评。学力所限，不能遍检古人这方面的评说，但随手之间，也就看到了两条。比如，从《古文辞类纂》里，见有苏东坡《韩非论》说：　　

“商鞅韩非著书，言治天下无若刑名之贤，及秦用之，终于胜广之乱。教化不足而法有余。秦以不祀，而天下被其毒。……敢为残忍而无疑。不忍杀人而不足以为仁，而仁亦不足以治民。则是杀人不足以为不仁，而不仁亦不足以乱天下。……此其所以轻杀人欤！”　　

不仅如此，苏东坡还进一步批评到韩非子的老根子上，把老子庄子也刺了一通，说：　　

“老聃庄周论君臣父子之间，泛泛乎若萍游于江湖，而适相值也。夫是以父不足爱而君不足忌。不忌其君，不爱其父，则仁不足以怀柔，义不足以劝，礼乐不足以化。此四者，皆不足用，而欲置天下于无有。夫无有岂诚足以治天下哉？……庄老之后，其祸为申韩，由三代之衰至于今。凡所以乱圣人之道者，其弊固已多矣。”　　

苏东坡对韩非子的切齿批评，已经到了“骂”的程度。　　

所谓“骂”，就是不太讲理。首先，是对老庄的理解很有偏颇，他说老子庄子列子这几位，在圣人面前，是：　　

“异端”，　　

“天下之乱所由出”，　　

“为虚无淡泊之言，而治其猖狂浮游之说，纷纭颠倒，而卒归于无有。由其道者，荡然莫得其当。是以忘乎富贵之乐，而齐乎死生之分。此不得志于天下，高世远举之人，所以放心而无爱，虽非圣人之道，而其用意，固亦无恶于天下。”　　

苏东坡对老庄的这番概括，触及到老庄的一些表面，而距离老庄的哲学层面与社会思想层面，不但较远，而且带着“圣人”之徒的偏激与虚伪，跟写下“壬戌之秋，七月既望，苏子与客泛舟，游于赤壁之下……”，浑身道气、遍体潇洒的苏东坡，判若二人。也许，当提笔写《韩非论》这类“正经”文章时，不觉就是一个“圣人”之徒了。　　

苏东坡的第二个不太讲理，在于把不是韩非子的东西强加给韩非子：　　

“不忍杀人而不足以为仁。……举天下为吾所为，刀锯斧钺，何施而不可。视天下渺然若不足为者，此其所以轻杀人欤！”　　

《韩非子集》中，是不可能有这些话，不可能有这些意思的。至于历朝历代朝廷内部为什么会有这些轻率而残忍的“刀锯斧钺”的现象，该另当别论，而不能往韩非子身上一推，然后拿他当靶子猛刺。　　

然而，把这层意思强加给韩非子，北宋的苏东坡是这样，明末清初的王船山，也是这样，可见这一见解的源远流长。他在《老庄申韩论》中同样把韩非子归于老庄，一起痛批，说：　　

“古之圣人，仁及万世，儒者修明之而见诸行事，唯此而已。求合于此而不能，因流于诐（bi，邪辟）者，老庄也。损其心以任气，贼天下以立权，明与圣人之道背驰而毒及万世者，申韩也。”　　

他认为历史上西汉初年的文景之治，从指导思想上看，是不对的，表面为治而其实为乱：　　

“师老庄以应天下，吾闻之汉文景矣。其终远于圣人之治而不能合者，老庄之乱也。”　　

然而，令王船山痛心的是，儒家者流并不争气，情况越来越复杂糟糕：　　

“自宋以来，为君子儒者，言则圣人而行则申韩也，抑以圣人之言文申韩而为言也。”　　

王船山说，这种外儒而内韩的做法，以“曹操之雄”与“诸葛孔明之贞”，竟然也是这样，结果呢，曹家的天下被司马氏“不劳而夺诸几席”，蜀汉也很快就“不能再世”。所以，申韩之术其实是没有用的。查一查这“申韩之术”，“三代以上，无尚之者也，仲尼之徒，无道之者也”，可是，“自申韩起，而言治者一不审，而即趋于其途。”真是令人痛心疾首而又无可奈何。王船山的理解，所谓“申韩之术”，也就是苏东坡批韩时所说的“刀锯斧钺”的手段：　　

“划之以一定之法，申之以繁重之科，临之以愤盈之气，出之以戌削之词，督之以违心之奔走，迫之以畏死之忧患，如是以使之仁不忘亲、义不背长。不率，则毅然以委之霜刃之锋曰，吾以使人履仁而戴义也。夫申韩固亦曰，吾以使人履仁而戴义也。”　　

王船山对外儒内法的这种很糊涂的现状，也没有根治的良策，只有发出他的忠言劝告：　　

“君子贵知择焉。弗择，而圣人之道且以文邪慝而有余，以文老庄而有老庄之儒，以文浮屠而有浮屠之儒，以文申韩而有申韩之儒，下至于申韩之儒，而贼天下以贼其心者甚矣，后世之天下死于申韩之儒者积焉。为君子儒者潜移其心于彼者，实致之也。”　　

看来，到王船山时，儒家的情况，比起往古，是很不纯粹很不理想的了，外儒内老、外儒内佛、外儒内法，简直浑沌一团，各行其是。王船山发出死亡警告，认为这其中特别不能有“申韩之儒”，即“外儒内法”是万万要不得的。　　

“申韩”这个偏正组词，主指是“韩”而不是“申”。其实韩非子不仅包括了“申”，而且包括了“商”和“慎”，他是采用了商鞅之“法”，申不害之“术”，慎到之“势”的学说，而形成了他的“法、术、势”镕铸于一体的学说，成为历史上法家学说的集大成者。司马迁很看不起申不害的，说“申子卑卑”。而《史记韩世家》说，申不害“相韩，修术行道，国内以治，诸侯不来侵伐。”是很有实际政治成就的，但司马迁仍说他是“卑卑”，是从学术上说的，由此可见，司马迁对韩非子评价很高，假如韩非子或执韩非子之思想学说而有申不害的执政机会，必定要超越申不害多多。难怪秦始皇读到韩非子的书，说“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　　

可是，韩非子的思想学说，怎么成了苏东坡、王船山这样痛恨的对象的呢？看来，这将是说来话长的事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