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泰特谈话30-毛泽东像谁(二）

毛泽东像谁(二）阶级斗争理论是毛泽东思想的核心

    “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这是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的核心所在。也是毛泽东，把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的实践，推向了全人类革命甚至政治经济生活的最高峰。
    在战争革命年代，毛泽东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著名口号，在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当中，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一再强调，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可以认为，阶级斗争理论是理解毛泽东思想的一把钥匙。
    毛泽东晚年会见了美国总统尼克松，在回忆录《领袖们》一书中，尼克松作了这样的描述：“如果没有毛泽东，中国革命之火可能不会燃烧起来；如果没有周恩来，中国的革命则可能会被烧毁，只剩下一堆灰烬”。笔者认为，毛泽东的这把火，就是发动阶级斗争的大火，但尼克松对周恩来作用的评价过高，毛泽东既是个理想主义者，也是个实用主义者，毛泽东实事求是的革命风格，注定了毛泽东是一个很灵活善变的人，即使没有周恩来，毛泽东也有能力不让这把火烧毁掉中国革命。尼克松最后还这样评论：“无论人们对毛泽东有怎样的看法，谁也否认不了他是一位战斗到最后一息的战士”。尼克松评述的语言不多，但他指出了毛泽东精神的一些最重要的特征。的确，毛泽东在生命的最后时间，还希望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过一些年，再来一次，呈现革命的历史周期运动。
    阶级斗争理论，是马克思思想的一个部分，但毛泽东把马克思的这一思想急剧放大，以致形成了中国式的马克思主义，即毛泽东思想，阶级斗争理论成为了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毛泽东是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这是一种空洞的书本式的提问思维，关键是要认识毛泽东是如何从马克思的理论中，找到对中国革命有用的东西。
    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是为消灭资本主义和实现共产主义的理想而服务的，进一步来说，是为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而服务的。但毛泽东把这一理论拓展开来，广泛的延伸到所有的被压迫阶级反对统治压迫阶级的斗争。这就是毛泽东革命理论对马克思主义实践性的创造性发挥。毛泽东对马克思革命理论价值的认识，非常简单朴素：马克思的革命理论就是代表穷人的利益，是穷人的真理，是穷人的理想。把马克思的理论应用到中国革命当中，就是让穷人翻身当家做主人。这样的革命思想，旗帜鲜明，通俗易懂，正中中国尖锐社会矛盾的要害，具有极大的革命影响力、煽动力、号召力和鼓舞力。
    自帝国主义入侵中国以后，中国的发展出路和政治前途问题，经历了长时期的曲折的斗争和探索。先有清王朝自上而下的戊戌变法，后有孙中山的辛亥革命，再后有袁世凯的大总统共和国政治，挂羊头卖狗肉，直至企图恢复帝制，帝制失败后又进入军阀割据政治。在这二十多年中，中国人民遭受多重压迫，多灾多难，统治阶级已经离心离德，分崩离析，被压迫广大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社会乱象丛生，社会革命一触即发。
    中国的革命一再遭受挫折，中国传统的文化面临全面危机，旧的政治统治力量四分五裂，广大百姓民不聊生，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解放革命风起云涌，资本帝国主义划分世界，日本帝国主义暴露出侵占中国的狼子野心，一句话，中国社会空前的内忧外患。但历史的规律无不表现出，当旧的政治文化走投无路时，新的政治文化理想就会展现在希望者的眼前。历史要求，中国社会必须重新选择一条路。这条路将会是什么样的路？历史需要大思考，大争论，中国的新文化运动责无旁贷的担当了这一重大的历史文化使命。如同中国古代的春秋战国，思想百家争鸣，中国近现代史上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中国新旧文化思想价值的大争论，五四爱国运动的爆发，又将这场文化革命推向全国，并且演变成全国性反帝反封建的思想政治文化运动。
    “五四”文化运动，主要是西方的新文化思想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斗争和批判。这场文化战役，自始至终西方的新文化思想处于压倒的形势。以孔孟之道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以前虽然也受到革新元老康有为和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的尊重和推崇，但是，与革命顽固对抗的旧势力，总是把孔孟之道作为维持旧政治统治的理论依据，特别是袁世凯复辟帝制，以及后来北洋军阀的黑暗政治，又重新将尊孔祭孔的传统文化推向顶礼膜拜的高峰。于是，激进的革命思想，痛定思痛，洗心革面，终于下决心与中国的传统文化彻底决裂，他们把孔孟之道视同是中国反动落后封建专制政治的同伙和帮凶，甚至是反动思想文化的基础和源泉。
    和日本的现代化文化改革道路完全不同，成为社会文化新秀的中国激进的新文化力量，抛弃以前中国革命派的做法，不再愿意同母体的传统政治文化相结合，而且要急于摆脱和传统文化的联系，他们认为不破不立，不将旧文化彻底打倒，彻底埋葬，就不会出现一个新的文化世界。而在这场文化斗争中，中国旧的政治统治力量已摇摇欲坠，自顾不暇，他们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已爱莫能助，而革命阵营也开始思想分化，在这场文化斗争中，激进的新文化思想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中国的传统文化成为众矢之的，成为“落水狗”，成为中国封建政治的代名词和牺牲品，这是不是一个历史悲剧，或者说是一个历史冤案，有待人们评说。
    “五四”运动不仅具有重大的文化意义，更重要的这种文化意义直接决定了中国未来的政治前途，“五四”文化不仅宣传了资产阶级的文化价值观，而且还超越了前者，进一步跳跃的和西方社会主义思想文化结合，“五四”运动大大的增加了中国激进的左派文化的思想力量。
    “五四”后不久，中国共产党就宣告成立。“五四”和中国共产党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五四”时期，可谓天下大乱，众说纷纭，但最后的结果很简单：中国的文化追随世界大势有两种选择，要么追随欧美的资本主义文化，要么追随马列主义的苏俄的社会主义文化。中国共产党就是在后一种马列主义文化的社会潮流中建立起来的。
    毛泽东在《如何研究中共党史》（1942年）中这样说道：“说到革命的准备，一九二一年开始的第一个阶段，实际上是由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准备的。特别是五四运动，大革命的思想、干部、群众、青年知识分子都是这时开始的。所以严格地讲，我们研究党史，只从一九二一起还不能完全说明问题，恐怕要有前面这部分的材料说明共产党的前身”，“辛亥革命只是在政治上推翻了清朝皇帝，没有彻底”，“五四运动准备了大革命，没有五四运动就没有大革命。中国共产党是产生在‘五四’之后，五四运动又是产生在十月革命之后。中国共产党是在列宁的号召之下组织起来的，是共产国际派人来帮助组织的，在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就有国际代表到会。”
    可以发现，“五四”以后，中国的社会文化呈现十分左倾激进的发展状态，跨越资本主义而向往社会主义的文化，获得蓬勃发展。这种人心所向的文化现象，说明了中国社会的矛盾异常深刻和尖锐，不可调和，历史的规律是，矛盾越尖锐，革命也会越激进、越激烈、越极端、越跳跃。毛泽东1927年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用这样的语言表述了中国革命的特征：“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毛泽东认为革命就是你死我活，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
    毛泽东这种革命思想的原因，除了接受马克思的思想以外，更重要的是源于他对中国历史发展规律的深刻认识。中国历史上发生了无数次的农民起义，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规模之大，斗争之残酷，频率之高，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是远远看不到的。这就是中国的历史特点，是中国的国情，而这种历史特点又是由中国的文化所造成的。
    毛泽东中国社会革命的思想，本质上是和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的革命精神是一致的。毛泽东把马列主义理论中国化，毛泽东用这样浅显朴素的语言向中国人民宣传革命的道理，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毛泽东在精神感情上始终站在受压迫人民的一边，因此，他对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一直是高度赞扬。而中国的国情，百分之九十的人民是穷苦大众，毛泽东站在他们一边，就能赢得绝大部分中国人民的信任。特别是中国的社会革命在不可避免和一触即发的历史情况下，毛泽东站在受压迫人民的一边，就必然注定了毛泽东将赢得大多数中国人民的支持，将赢得社会政治革命的全面胜利，一句话，中国的历史必然会选择毛泽东。
    孙中山在生命的最后，曾觉醒要唤起民众，但是孙中山的继任者蒋介石没能赢得民众，更是不敢唤起民众，而恰恰是毛泽东创建的革命思想，赢得了民众，唤起了民众。
    “唤起民众”，只是认识到了革命成功的真理，但是要做到，却是要凭借对中国历史文化的深刻而又切实的认识。毛泽东天才性的创造性的做到了这一点，孙中山在世没有能够做到，而蒋介石更是赤裸裸的站到官僚地主买办大资产阶级的立场上来，完全代表了中国极少数特权统治阶层的利益。
 
    （待续）